日本驻瑞士公使天羽英二曾经策划中国内部的分裂与混乱，说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算不得一个国家，用作武力侵略的理由。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这幅混乱的图画，不过这是一幅油画，迫近去看，只见其凌乱淆杂；若推远一点看，则脉络分明，生气蓬勃，一点也不凌乱。
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从黄埔练兵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这一段时期所表现的活跃是可惊的；十六年定都南京十年间，虽有国共分裂，日本强占东北及不断干涉华北行政等事实，在经济、军事与政治统一诸方面，仍有迅速的进步。十六年之初，仅有五省完全属于中央的统治，到了二十六年，除了日本用武力所压迫造成之华北特殊化以外，所有省份均在中央管辖之下，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边远的各省，还有半独立的状态，可是因为交通与运输的进步，币制的统一，省军的改编，以及民族观念的勃兴，离心的力量逐渐消失了；即北方各省军阀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不但未因中央加强统治而与日本勾结，反而向往于中央的保护以抵抗日本的压迫。真如英记者尤脱莱所说的，“日本的侵略对于中国的统一与团结，直接间接，为助甚多”。换言之，中国在国难严重的时期中，有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
“国共分裂”这件不幸的大事，真使写史者停笔叹息，呼天欲问。从这两党的发展，以及共患难期中的呼吸相通，向同一目标做革命工作；加以两党分子的气味相投、出身相似，即不说是同胞兄弟，至少和表姊妹那么亲密。然而两党分裂了，便干戈相见，十六年以后，国民政府的大半力量就用以对付瑞金为中心的红军，就在江西境内，双方伤亡的数目，当以百万计；内战之惨痛如此，实在不忍重说。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些微妙的关系；后来在抗日的军事工作上有所表现的部队，早已在“剿共”战争中显出成绩，中共军队所擅长的游击战，也在江西战场显其身手，这场惨酷的内战，又像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二十四年年底，红军放弃江西的根据地，经西南各省，跋涉二万五千里远征西北，进入陕、甘、绥的边区，另建“赤都”于延安；政府军的追剿，也紧紧跟在后面，踏着长征的踪迹以入西北。却也似乎很巧，红军做了统一西南的先锋，政府也就跟踪完成民国以来所未有的统一局面。红军到了西北以后，其时，日军从热绥侵入了华北，红军恰巧安排在他们的左翼。有一次，红军曾经渡过黄河进入关闭了二十多年的山西；政府军队也就跟踪前进，替后来的山西战局布了伏线。种种方面看来，这两种相反的力量，有意无意之间，又似乎在那儿相互为用。
“西安事变”，那出喜剧性的“政变”（也可说是“叛变”，也可说是“兵谏”），恰在那样情势下结束了十年来的国共内乱，由分裂而后归于携手。蒋夫人宋美龄氏身与其事，于其回忆录中说：“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其情状之复杂，绝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烈性蓄积于其间。”（英记者勃脱兰说：“如果把过去七年的历史缩短一下，我们就是说：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炮，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间沈阳发射的；至于中国开始抵抗日本的第一炮，不是在东三省或上海或华北前线发出的，而是在陕西华清宫那片西铺满了积雪的亭台外面射出来的。这次事变的结果，使十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得到第一次谅解，中国的内战因此停止了，‘全国统一阵线’也在短时期内完成了。”）
发动这次大政变的主角，是张学良将军，他的悲剧性的性格，上面略已提及了。他的优柔寡断，容易感情冲动，和蒋氏的沉毅果决正是最明显的对比（蒋氏曾对张氏作如此批评：“汉卿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沈阳失陷后，国人对之甚为苛责，汪精卫也曾与之正面冲突，乃去国避谤。二十四年归国，仍任军职，国人对之仍无好感。他去国以前，身体很坏，因之精神颓丧；海外归来，却恢复了健康的身体，颇欲有所作为。其时，东北军旧部，亦进入西北任“剿共”任务，而关外风云日恶，华北局势益非，家国身世之感交集，东北部属心理上有了变化。张氏本身也正十分苦闷；左右的心理变化，立刻影响到他的意向，乃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政变”。
“政变”的始末，有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及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记之甚详。当时参与政变的，张学良外，还有西北军人杨虎城将军；环绕张的左右，有东北少壮派军人和思想庞杂的青年群，后者的激愤情绪，煽起了张氏的“兵谏”行动。（张自谓“来临潼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二、入山为匪云云”。）由张氏卫队发难，围劫蒋氏，自临潼送往西安绥靖公署安住；张自谓以“兵谏”为手段，强欲委员长容纳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发生，世界震动，举国惶如，中经端纳（澳人）、宋子文诸氏奔走疏解，张杨憬悟，卒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由张学良陪随蒋氏飞归洛阳，一天云雾，立时消散；蒋氏出险消息四播，全国为之欢腾。
此次事变，表现蒋氏的精神，于危难之中，刚毅不屈，他面告张氏，“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西安之变，格外增加了蒋氏的威望。国人心目中，也有了共同的信念，知道蒋氏为撑持危局的唯一领袖，即劫持蒋氏的唐旅长君尧，也明白“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张学良的行动虽甚幼稚，但从国家民族的出发点，亦不可厚非；憬悟之后，便随同入京待罪，其勇于负责，亦与其他兵变不同。（张自谓：“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惟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自信动机确系纯洁。”）而当时在西北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共首要，并未利用这次事变，收渔翁之利，且明白表示：“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西安事变所以迅速转变，化凶为吉，亦中共人士明达事理有以助成之。这种种，都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征象；一个在政治上统一的中国，终于出现了。二十六年春间，中国不但是四川至沿海各省，自广州至黄河，成了一个行政统一的国家；就是各政治党派所表现的密切团结，也为十五年（北伐开始）以后任何时期所未有。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之争的停止，其意义，事实上远过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和解。西安事变，把政府人民重新结合起来了。（这时候抗日的民主力量，在学生及知识分子，最为活跃，已不再被压迫而有领导全国的趋势。）
尤脱莱说：“从日本人的观点看来，最理想的是中国政府，一个或数个，其岁入刚刚足以维持其对于领土的有效的控制权，但是这政府并无充足的资源可使其完成近代化的过程和推动中国工业的发展。这样的政府，对外很弱，决无力量抵抗日本的‘势力’，对内却很强，足为日本商人的利益而维持法律与秩序。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的最初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政策，表示决无夺取中国领土的野心。它希望蒋氏回到‘必先安内’的主张，换言之，就是与共产党重启战祸。日本如能使中国内战重新爆发，同时使英国相信它已放弃了侵略政策，那末，日本既能向中国要求获得华北的铁路特权，又可以向英国借款，开始建筑。如此一来，华北不用武力就可以到手了，而中国其余部分则稍缓数年。等到日本将华北资源开发完竣的时候，再来对付。”（日本的自由主义记者穗积尾崎便在太平洋国际关系讨论会说过这样的话。）他对于当时日本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心理反应，分析得颇为正确。然而西安事变的后果，和日本人的意愿大相径庭，国共合作不仅可能而且实现了，于是武力进攻的行动，在日本军人心目中认为是必不可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