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从敌人进攻沈阳那天起，中国民众心理，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的记者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和这歌相应的，还有一首题名《松花江上》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开头是：“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接着说：“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最后发出了几乎绝望了的叫喊：“爹娘呀，爹娘呀，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这虽是一首无名氏所作的歌曲，却正代表了千千万万沦陷区全体流亡人民的哀嘶！这份情绪，日本人称之为排日的情绪；他们的外交家曾经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席上振振有词，替他们的军事侵略作辩护，说是这样的“排日情绪”，应该“膺惩”。
中国的民众，农民本来占绝对大多数，几乎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他们是忠实的土地儿子，安土重迁，世界观很狭小；由于他们生活不够水准，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由于他们承袭着过于丰富的传统观念，像蜗牛一样，背着过厚的壳子，难于翻身；对于近百年间世界的变动以及产业革命所泛起的经济洪水，是不十分理解，而且也不知道如何去应付的。他们虽归之于“命运”，但生活的压迫一天一天加重了，逐渐形成了一种“排外”的情绪。（他们很笼统，以为使得我们穷困，都是由于中国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负；修铁路，开矿山，把我们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设教堂，把我们的神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们一天穷困一天，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穷困，非把一切洋人驱逐出去不可。）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义和团之乱，不知演了多少幼稚可笑的“排外”的悲喜剧。不过创巨痛深的《辛丑和约》，也使中国社会起了彻底的转变；庚子以前，中国的士大夫，这群政治社会的基层人物，大部分还和幼稚的排外反动心理相一致，也曾起了领导作用。辛丑以后，士大夫心理有转变，知非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着手不可，无论康（有为）梁（启超）两氏所领导的新政，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以及五四运动以后的思想革命，都可以说是士大夫群的醒觉。
正当我们士大夫觉醒之际，国际情势又有了剧烈重大的变动；一则远东势力范围的划分，更使中国难以竞存，二则旧俄的倒败，与苏联的新生，更增加远东的错综性；三则日本的侵略更积极，更表面化，使人有“国亡无日”之感。因此“排外”情绪转变而为“救亡图存”的自觉心，孙中山先生所谓“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便代表了我们的共同意向。他的遗嘱中，指示了两个方针：“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自由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面领导民众，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一面从国际上找朋友，想从错综的远东局势中打开出路。（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蒋委员长向五全大会作外交报告，谓：“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从日本的事实表现，《民四》向我提出“二十一条件”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灭亡我们的国家，侵犯我们的主权，危害我们的生存，尤以“九·一八”以后的行动为更毒辣，显然成为我们所不能不抵抗的最主要的敌人。从日本军阀看来，国民党的政治统一与军事改进，妨碍他们的鲸吞企图，也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一九三六年，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所发的小册子有“究竟帝国打倒蒋介石乎？抑蒋介石及其一党打倒帝国乎？”之语。）
可是在国内，士大夫群对于国民党的要求，最初期待过高，后来弄得失望；北伐未成功而国共先分家，党派间的摩擦，消耗了无限精力。而且国民党内部也并不一致，青年学生以及大部分文化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外交，认为软弱无能；尤其对于“九·一八”以后的外交表示不满意，认为辱国丧权；政府忍辱签订的《塘沽协定》，更为朝野所共同攻击。民国二十年冬天的学生请愿，与二十四年冬天，平津学生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反伪自治的示威运动，都在敦促政府对日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民众要“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压迫政府采取最后手段。（“中国人民之情绪已达沸点，不能抗日之政府，绝不能继续当政。即对中国军事在物质上的大缺点认识最清楚之人，亦明白此为千载一时之良机。军事上，中国如不战而失华北，亦将陷于无可救药地步。日本既称霸于黄河以北，则随时可征服长江流域以至华南。此次中国如仍不抵抗，则以后将不再有可抵抗之信念。”）二十四年二月，上海文化界人士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所组织的抗日救国会，提出主张七点：一、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二、坚决反对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动组织，三、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四、要求即日北兵讨伐冀东（五、六、七从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及陶行知四氏，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中有“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也正是民众情绪激昂，与政府步骤不能一致之处。
直到抗战以后，我们才看见种种文件，知道当时蒋氏对于对日作战，确已下了决心，做了种种切实准备；苏嘉路、浙赣路的修筑，东南各省公路网的布成，事后证明都和军事有密切关系，在当时却未为一般民众所了解。当年，他说了“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话，大家都认为只是一种词令，并不体味到其用心之苦。尽管政府忍辱负重，咬紧牙龈，肩着铁门，并不能获得一般士大夫与民众的谅解。因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随外患之严重而加深。一般士大夫，虽不明白军备应如何调整，国防线上应该如何配置，敌我实力悬殊到什么程度，而慷慨激昂的论调，正足以转移一般人之视听。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既愈来愈远，乃产生了二十五年冬天有名的七君子案。（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邹韬奋、史良七人，以救国会事在沪被捕，后移押苏州高等法院。）我们从事后看来，一般士大夫的用心并不坏，但激昂的情绪，未始不足以误大事；政府的苦心，可以谅解，但对于民众情绪的处置，每不得其宜，甚至使用权力，也超过了限度了。
战争发生以后，真正在苦痛中历练的，却是那占最大多数的农民；他们——
忍受被希望之神认为无穷尽的灾难；宽恕比死亡或黑夜更为残恶的暴行，对似乎万能的力量挑战。
相爱并容忍；希望着，希望着，直到希望之神，从它自己的残骸上创造出它思及的东西来，不变动，不犹豫，不悔恨。
一个英国记者说：“一切日本的计划，显然忽略了一点，中国民众的长期抵抗，日本只能在中国中止战斗时，可得胜利，但中国民众将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