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
一部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九·一八”事变以后，便是一部关东军的发展史。日本的陆军，支配了日本的政治，而关东军则支配着陆军；从“五·一五”事变（一九三二年）到“二·二六事变”（一九三六年）这都是关东军所谓少壮军人对陆军元老的清算。关东军所制造的伪满帝国，取得了政治上的作用；接着利用满铁经济，操纵东北所有工矿业及产业开发，对日本国内抬高了军人发言权。民政党政友会渐渐失了活动地步，后来东条英机以现役军人兼任首相与陆相，乃为关东军独霸军政的全盛时代。
关东军之始，原是驻在关东的军队，范围非常之小。日俄战役时，野战部队二师团，师团司令部设辽阳，“九·一八”事变后迁至沈阳，伪满建国后移至长春，建筑巨大的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全东北的日本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关东军约有七个师团，兵力近二十万人。其后军备逐渐扩张，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依据新军备建设大纲，扩充兵员，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又经一度大扩张，成立关东军管区，兵力渐增至六十万人以上。关东军的人物之中，“九·一八”以前任司令官的白川义则，便是淞沪战役指挥作战的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是日本福冈军阀出身，他的弟子之中，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华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指挥杭州湾上陆作战的柳川平助师团长，都和侵略战有密切关系。“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司令官，如本庄繁、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以及关东军参谋长，如三宅光治、小矶国昭、坂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秦彦三郎、饭田穗，无不与侵略中国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战犯，从其渊源来看，也都是关东军的人物呢！
关东军攻占“满洲”以后，为求发挥经济与军事的价值，为着进一步的大陆发展，便积极发展“满洲”的铁路网。从军事意义上看：一为对苏联的进攻，以黑河、同江、虎林为中心；一为向关内的军事发展，以山海关、承德直通平津为中心；一为向内蒙古的发展，以赤峰、开鲁索伦为中心。民国二十二年以后的日军行动，也就是顺着这三个方向来推进。淞沪战事，结束不久，日本的军队又移向东北集中，接着乃有榆关（山海关）与热河的战事。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元旦，日本驻榆关宪兵队长前河忽通知日侨于五小时内全数退入兵营逃难；是晚，九时，日军即开始行动，向榆城炮轰。我地方当局当即向日军提出交涉，日军反称系自卫行动。大批日军，随又从锦州陆续增援，并得海空军之协同，猛力攻击。其时，我榆关守军不过一旅之众，众寡悬殊，苦战至三日下午，榆关即告陷落。日军既占榆关，即由万家屯继续西侵，十二日又占我长城要隘之九门口；华北门户，乃遂洞开。
榆关既失，热河遂孤悬塞外，形势危殆。当时日军主要目标在侵吞热河，而攻击榆关，乃是牵制我军，使我军急于保平津，不敢作积极的援救。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假“伪满”名义向我军致最后通牒，限我军于二十四小时中退出热河。日方于致国联照会中，乃作如次的借口：“热河省内，张学良及其他反满军队之存在，不但与‘满洲国’主权抵触，且妨碍热河省治安秩序之恢复。故此次‘满洲国’实行肃清该省内匪贼及兵匪余党，日军乃基于‘日满议定书’之规定必须予以协助。日本军之行动，在确保该省之保安，此外并无他意。原则上日军仍将留驻于‘满洲国’领土以内。惟张学良及其他反满军队，如必出于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延及华北。”从这一照会，我们明白日军以援助“伪满”为借口，要占领热河，而且明白表示日本军队之行动，将及于华北。
从军事地理上说，燕山长城，为平津京畿之屏蔽（金梁襄所谓“居庸、古北、杉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而热河又为长城口外之辅翼。（大宁、开平为燕京之羽翼。）平津天险，自中日、日俄战后，旅顺、威海卫租与他国，渤海藩篱尽撤。《辛丑条约》后，沿海要塞被毁，且各国均可利用北宁路运兵，秦皇岛尤利于外国舰队之活动，平津门户洞开，早已无险可守；今敌军既入热河，则长城之险与敌相共，防御上益臻困难。日军之急于攻占热河，盖其图我平津之野心已一发不可遏止了。从另外一方面说，东三省北部（黑龙江地区）我游击部队的活动，在马占山、唐聚五、苏炳文诸将军指挥之下，一直不曾停止过，关内外的交通，每借道于热河的山陵间道；日军一入承德，则关外义勇军之运输线中断。所以热河失守，军事上的情势为之一变。
以热河之形势论，崇山峻岭，不利于日方重兵器的运动，预料可以作持久的防御，可是从敌军开始攻击，到热河全境沦陷，先后不过二周，这当然是人事上的过错。一则久据热河的旧军阀汤玉麟，昏庸老朽，本无战意，而士兵之腐化，更不足以应战。其退入热境的奉军，如万福麟、张作相的部队，号令不统一，军备不充实，也无作战的一贯计划。二月二十三日，日军三路进攻，北攻开鲁，中攻北票、朝阳，南攻凌源，凌南奉军迎风而溃，凌南、朝阳相继失守。万张两部也曾策划反攻，于兆麟将军殉难，而敌军轻骑已入承德，兼程猛进，三月三日便已攻占赤峰、平泉与我军相峙于长城边缘上。
日军进占热河，已经对国际明白表示诉之于武力，不复以虚伪的外交面具来相肆应。三月二十七日，便正式通告退出国联。我国也从这苦痛的教训中，明白国际间矛盾的加深，国联对于侵略国一切行动之软弱无能，乃改取“自卫”与“自决”的新方针。三月九日敌军进攻喜峰口，我二十九军宋哲元、冯治安两将军奉命防守此线，敌军先据高地，以密集炮火制压我军。宋部冒死挺进，仅持大刀与手榴弹冲过炮火线，突入敌阵，与敌军作肉搏，毙敌千余；大刀队之威声乃与十九路军之斗笠齐名。喜峰口之捷，也和淞沪之战同样增强了抗战的士气。其时，中央调集商震、关麟徵二部驰援，绕攻敌后，乃有冷口之捷。三月下旬，敌以长城各口之战，难于得手，乃由榆关攻滦东，我军腹背受敌，遂相继放弃诸口，退保密云、玉田一线。敌军复追踪进迫，滦河东西二十二县又形成了割据，平津之险全失（热河既失，察省亦有唇亡齿寒之危，敌国之军事、政治、经济势力也随浪人而深入张垣），华北之危机也与日俱深。
这时，我政府的外交方针，也有了重大的转变：一则敌人的武力进攻，得寸进尺，靡有止境，我们的准备尚未完成，惟有含忍退让，争取“重整军备”的时间；二则国联既未能采取有效的制止行动，我方便不能回避直接交涉的机会。长城之战，先后支持了九个星期，卒由英使蓝浦森出而斡旋，与日方进行和平谈判。五月三十一日签订停战协定于塘沽，这便是著名的《塘沽协定》（日方代表为冈村宁次少将，我方代表为熊斌将军）。协定共五条如次：
一、中国军即撤退在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位，尔后不越该线前进，亦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予以保护及便利。
三、日军确认中国已撤至第一项规定之线时，不再超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规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域内治安之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五、本协定签字后即发生效力。
上述条文，其性质纯属临时军事协定，并未涉及政治问题，可是日方嗣后每以协定为借口，甚至曲解条文，限制中国主权之行使。二十三年以后的华北，事故迭起，又非我当局签约时所料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