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借口，突向沈阳及其附近之中国军队轰击，立即占领沈阳全城；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便揭幕了。从日人在“满洲”的种种军事布置看来，“九·一八”乃战神翼下孵化出来的必然后果，一切出于预谋，不足为异的。（日本前首相冈田启介在国际法庭供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间，陆军方面认为除以武力在东北树立日本之傀儡政府外，别无解决东北问题之途径。一九三一年初，接获关于陆军企图在东北谋划事件之报告，大川周明当时从事支持该项行动之宣传运动。一九三二年，本人就任斋藤内阁之外相时，知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事件，系关东军之一部所计划准备者。一九三一年初，日政府方面即推测陆军将以武力占领东北，确系时间问题。故继沈阳事变之后占领东北时，聪明之官吏，并未惊讶。”）
“九·一八”以前，日人制造了无数事件以为借口（日人向国联报告中所谓“五十三悬案”，大部分属于这类事件，而以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为最严重），到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一日本军官旅行“满洲”内地时，为中国兵士所杀，从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应看来，已经进入非常严重阶段了。当年，李顿《报告书》对于这事件曾如此叙述：“中村事件较之其他任何单独事件，实更使日人之愤恨加增，自更激起日人用强硬手段，解决‘满洲’中日现存之困难。”“上尉中村震太郎系日本现役军官，据日本政府所承认，且系奉有日本陆军之使命，从事某种工作。当其经过哈尔滨时，中国官吏查验其护照，渠自称为农业专家，中国官吏当即予以警告，谓彼所欲游历之处，乃系匪区，并将此项事实，载其护照之内。该上尉携有武器，且带有成药。据中国方面所述，此项药品，有非为医药用之麻醉品在内。日本方面力斥杀死中村上尉及其伴侣之不当，且为对日本陆军及国家之大不敬。”这套日本军阀所表演之魔术，在当时造成了那么严重局势，而且激起了日人那么普遍的愤怒，而且日本的外交家在国联会议席上那么振振有词；到了今天，拆穿了西洋镜，不独日本人士自己承认一切都出之于预谋，而中村震太郎本人从“满洲”重归东京，尤足使世人明白日本军人当时手段之毒辣。
说：“中日双方军队间情绪之激昂，实无可怀疑。本调查团曾闻一可靠之说明：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争。此计划准于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之夜，迅速见诸实行。中国方面遵守上方之训令，并无在该时或该地攻击日军，或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于日军，亦并未奉命或联合攻击。故于日军之突击，及其以后之行动，莫不惊异。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时至十时半，约在路轨之上，或附近之处，发生炸裂之事，确属实情。然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无碍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该车经过所谓铁轨破坏之部分，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李顿爵士曾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发表公开演说，谓“余愿为诸君言者，余之所知，吾人在《报告书》中，未曾一言涉及九月十八日之事变，其所以未述及此者，因依吾人意见，究竟此事变曾否发生，殊为可疑。”）又据美记者鲍威尔氏在国际法庭作证，谓：“那年九月二十三日欧美记者团行抵沈阳，时沈阳市已完全为日军所占，并由土肥原出任‘代理沈阳市长’。往晤土肥原时，见日军本部前堆积铁路被炸毁时之物，并出示该处照片，见该处业经清扫，破坏地点已另易新铁轨，枕木两根亦已更换，仔细察看，并无证据可寻。离炸毁处铁轨五十米至百米处有中国兵尸体三具。据称彼等系炸毁铁路而企图逃逸者，但尸身上并无血渍。”这种种，都证明了日本军人所谓“事件”，是他们自导自演的“魔术”而已。
不过“魔术”只是“魔术”，无论他们表演得巧妙或拙笨，我们还该注意他们的实际行动，把那晚以后的日军行动详细说一说：我们推寻日军准备军事行动的痕迹，大约“九·一八”的前一年，已经着手布置。一九三〇年一年中，旅大租借地区，各仓库、兵工厂等种种军事工程，均大加扩充。沿南满铁路各大站，假商用仓库之名，实行建设营房以为驻军之用。各铁道桥梁所在地，建筑堡垒式之防御工事，名为哨所。（每站均筑有炮台一座。）（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本陆军杂志出版社，印一秘册，题曰“满蒙悬案与吾等军人之觉悟”，主张以武力侵略东三省，凡属军人均各分给一册。其后八月四日，陆相南次郎于东京召集全国师团长及各军司令官会议席上，宣称：“欲解决满蒙悬案，非下最后决心不可，并谓各军队均须准备。”云云。会后日本各报，均有详细记载。）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日军在朝鲜鸭绿江江岸练习驾筑浮桥。同月下旬，南满铁路护路队纷纷调防，有由公主岭调本溪抚顺者，有由大石桥调昌图者，有由山海关调长白者，其军事初步布置已完成。同时，南满路运到航空机三十余架，野战重炮二十余门，控置于苏家屯及南满浑河车站附近。沈阳日韩居民，日军发给枪械，组自卫警团，共六百三十组。这便已到了剑出鞘的局势了！
九月十八日晚间十时许，沈阳东北方，闻有猛烈轰炸声，全城为之惊恐不已。当时，市民还以为是日军的夜间大操演，不认为情势十分严重。日军的大操演原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心理进攻，他们要以示威的方式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东北人士几乎司空见惯，认为日人的攻击，也只是夜间演习。其实，日军的攻击行动，早已安排停当，那一声轰炸，乃是通知各部队依照命令攻击前进，开始其以沈阳为目标的包围行动。当时，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闻声四探军情，确知日军已在进攻北大营，即向留平的张副总司令学良请示，张氏随即训令荣氏遵照“鱼电”，令其不事抵抗。（张氏于九月七日曾电边署：“查现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顺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荣氏即转令驻扎北大营王以哲旅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抵抗。荣令甫发，而日军攻击迫击炮厂及在工业区之火药厂之警讯又至，荣氏还是依照不抵抗的命令，听任日军分别攻占。日军进攻北大营时，驻营我军（第七旅）仓皇退避，伤亡惨重。（六二一团损失最大，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氏收集部队，突出重围，退向东山咀子，损失较少。）
事变初起时，荣参谋长立即电请臧主席往日领事馆探询日军此事真意安在。日本领事答称：彼亦正向当地日军司令部，作同样之探询，故未能即时答复。嗣我方即告知该领事，兵工厂及迫击炮厂内存有黄色炸药数百吨，如不采取必要预防，全城将受灾殃。限日方于五分钟答复。日领事支吾其词，久延未覆，仅谓：“日军之动作，无权过问。”到了十九日晨二时，所有城外各处，均被日军占领。我方派员向之探问实情，据谓日军绝不入城，可是三时以后，日军又向城西小西门及城墙西南角开始进攻了。其时北大营火势渐猛，重炮又自西关南满铁道仓库发射，杂以密集枪声，居民极为惊骇。盖我方奉命不加抵抗，日军迅即迫近城下；拂晓，日军遂从城西南角倾圮处攀登城上，突入占我无线电台。晨六时，日军自小西门入城，搜抄帅府及边防公署。未几，日步兵一队随以装甲车相继入城，即时占领东三省官银号，中交边业各银行，并辽宁省政府公署及其余政府各机关。八时至十时，兵工厂、粮秣厂、各仓库、航空处、讲武堂、弹药库均相继被日军所占领。日军既以强力占我沈阳，全城遂陷于纷乱恐怖无政府状态中了！（据森岛守人，他当时在沈阳总领事馆任职，后任驻葡公使，在国际法庭作证，称：“当时此辈关东军激烈分子之领导人有坂垣大佐、石原中佐及花谷少佐。彼等企图占领东北，树立傀儡政府，使与中国脱离，而为日本之附庸。九月十八日午后十时三十分，接特务机关电话，谓南满铁路被炸毁，乃于关东军本部晤见坂垣及花谷，坂垣谓：‘中国正规军炸毁南满路，侵略日本之重大权益，日本须行使武力，采取适当防御手段。’余欲劝其采和平手段，不图花谷即拔刀谓：‘无论何人，干涉陆军之指挥权者，杀之。’林总领事由十八日晚迄十九日屡通电话求坂垣大佐以和平交涉解决事件，同时将事件交由总领事办理。然坂垣未允其请。十八日夜中张学良之最高顾问亦频来请求总领事劝告日军停止攻击，以作和平交涉。此等请求虽经通知日军，但无效果。东北全体日军乃开始行动，朝鲜军亦渡鸭绿江，加入战斗。”）
日本选择一九三一年开始军事行动，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那年长江中流发生空前的大水灾，社会民生非常困难；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也遭遇了若干困难，内部的意志并未统一，而江西共军的活动，几乎消耗了政府大部的兵力与物力。日本看清楚这些弱点，认定有攻必破，我方绝无还手之力。国际方面，苏联正埋头去完成它自己的五年计划，无暇东顾；英国正在经济大恐慌之中，也无力干涉远东局面；美国的孤立派也抬了头，不愿意过问美洲以外的事故；至于欧洲各国都以自国的政治经济的困难而烦恼，对远东更不感兴趣。从日本立场看，这是国际压力最轻的时期，把握时机，快然一掷，在当时确是日本军人认为最得意之笔呢！
日军进占沈阳之次晨（十九日），长春日军亦闯入城北中东路特区界，宽城子站包围我驻军，扫射焚掠，竟午未止。南岭我炮兵亦被围攻杀害，二城同日均被占领。总之，日军的一切行动，事前已有布置，事后都已如愿，便积极以整个“满洲”为目标，开始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了。关于日军的行动，李顿调查团曾作如次的综论：“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大部地域，强行占领，使与中国分离，事实俱在也。”“日本军队自‘九·一八’夜之始，即按事前预定之计划而实行，日本军队行动之迅速以及其他各部队之同时出动，虽无其他证据，已使人置信：在九月十八日以前，日本军队亟欲于适当时机，将满洲置于日本实力控制之下，而又以其所认为最好之理由，决定于九月十八日夜间出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