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日之间的纠纷，与时俱增，而且逐渐严重化。可是太平洋早已成为国际的太平洋，国际每一脉搏的跃动，就和中日两国呼吸相通；而中日之间，每一纠纷，无不掣动着国际间的神经。“世事之变，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我们从国际全局来俯瞰中日间的斗争之迹，会有更深切的理解。
和太平洋的局势关系最深切的，莫如英国。英国的海外拓殖事业，虽是比葡萄牙、西班牙晚了半个世纪，但他们殖民政策的进步，与收获成果的确实，远在葡、西两国之上，比荷兰也高明得多。十九世纪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它以灵敏的手段，用航运公司做引线，在宝藏似的太平洋及远东的港岸中，增加了国家的权威。从一八四一年起逐渐在中国占了优越的经济地位。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又先后成了英国的属地。在美国征服了菲律宾向东亚开始积极活动之先，英国在太平洋已达到了饱和点。因此他们的外交方针抱定两个目标：甲、“不列颠的政策，就是不列颠的商业。”必须保障已得的权益。乙、英帝国领土遍于世界，取得联络，保障交通，是帝国安全上的必要工作。适应这两个目标的外交策略自必趋于圆滑，对于变化倏忽的国际风云，每喜零星应付，或疾或徐，充满着机会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帝俄向外发展的野心（一面由黑海南进，要想冲出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威胁着英国的近东权益，一面从西伯利亚东进，向辽东半岛找寻海口，又威胁了英国的远东权益），使英国非常警觉，它找寻中国的友谊而不可得，于是伸手给日本，缔结同盟，扶起日本，用之为对帝俄侵略的防御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保持印度的利益，依旧借重这个盟友，来做太平洋上的守卫者。日本方面，便利用英国和帝俄在远东的矛盾，把自己实力充实起来，夺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道，还用手段占取了朝鲜，一下子变成了亚洲大陆的横行者。日俄战争可以说是英日同盟的后果，而日本的胜利，又成为侵略中国的主因，日英同盟便间接打击了中国。
法兰西在远东也有极大的利益，不过它是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外交活动，集中于欧洲，其远东政策，常受欧洲的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以欧洲的恩怨，确立在远东的友敌。譬如英法联军之役，可说是克里米战役后，英法同盟在远东之延长。及至一八八一年以后，英法以希腊问题，情感冷淡。一八九一年，法俄又成立同盟，法国远东政策，转与俄合作而不满英国。甲午战役，它曾不顾英国意见，联合俄、德，干涉还辽。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成立，法俄曾发表“反对宣言”与之抗峙。后来以专力抗德，又要与英协调，一九〇四年成立协商。翌年在远东成立银行团，在经济上求合作。不久，它又拉拢英、俄，于一九〇七年成立协定，又调协日、俄，成立谅解。自己又与日协调，希图构成自欧洲以至远东的孤立德国阵线。法国所采取的这样的远东政策，对于中国也是十分不利的。
十九世纪后期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来求发展。合并了夏威夷，掠取了菲列宾，又占有了沙姆岛。自从巴拿马运河凿成，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疆土取得密切的联络，它将一切希望和理想，放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洋上。可是等到它来过问太平洋的权益，欧洲列强已经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了。美国不愿或许是不能参加分割中国的企图，国务卿海约翰，便在一八九九年发出“门户开放”的宣言，希望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来实行他的经济政策。（美国在东太平洋所需要的是保障领土的安全，在西太平洋所需要的是维持和平发展的权利。）它要阻止任何国家独霸东亚的企图。十九世纪末年，帝俄势力从西伯利亚向满洲猛进，而且以权力操纵朝鲜；那时，白宫政策，便针对着俄国。老罗斯福总统多方鼓励日本与俄国抗争，且坦白自承“为英日同盟精神上的友侣”。在日俄战争中，美国曾给日本以不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协助。及至帝俄战败，日本一跃而为东亚强国，美国便转变方向，处处防止日本，阻挡它独霸东亚的企图，并制止任何破坏远东均势的集团。一九〇七年以后，日俄之间，曾缔结了数次密约，划定它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美国便在一九〇九年提出满洲铁道国际化的计划，来反对日俄两国的共管制度。至于英日同盟，美国原表同情，俄国战败，原来作用已失，美方乃一致要求取消英日同盟。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即与英合作（拆散了英日同盟），取消日本大战中所获取的地位，恢复了战前的远东均势。一九一〇年，日俄共同侵略满洲时，美国务卿洛克斯声言：“我能深切信仰最美善方法，来维持我们的利益，是坚决保持着我们已经确定的政策，即指‘门户开放’。”当日本势力侵入华北时，美国国务卿斐利浦斯（Philipps）又郑重声明：“门户开放主义绝不放弃。”（一九一四年七月，日本借口攻德，占我山东，美国即通告日本：“美国承认日本依英日同盟之精神，对德宣战，则必能尊重中国之门户开放主义，领土完整，绝不欲对中国有侵略土地之心。”其次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美国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美政府之不得不向中日二国声明，如中日所订条件，其有妨害美国在中国条约上之利益，或使中国领土之完全及门户开放主义有害者，美国政府一律不承认。”）
帝俄政治上、军事上对于远东的野心，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表现得非常积极。一八五八年，订立了《爱珲条约》，渐渐扩充势力向太平洋滨海地区前进，三年之后，便到达海参威了。这对于维新以后的日本，是最正面的威胁。日本侵略朝鲜，俄使便在幕中支持韩王，并为其教练军队。甲午之战，我国外交当局，误认帝俄为可靠之盟友，轻率宣战，事实上并未得俄方的援助。日本方面，则认为从朝鲜逐出中国的势力，便是对帝俄的间接打击。《马关条约》，日本迫我割让辽东半岛；中俄又作进一步的联络，当时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仍本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认为与其被日人之近攻，不如受俄人之远略。因此，求得俄方的援助，由圣彼得堡发出抗议，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其理由则谓日本占有此地，显将妨碍远东的均势。俄方提出抗议，法国首先赞成，德国也连同抗议，所谓“三国干涉还辽”。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如上所说，引起了英国的疑忌，促成英日由接近而联盟。而一八九六年的《中俄条约》，中国允许俄人于军事期间，得以旅顺及其他口岸，为战争之用，不啻为军事上之同盟，又为日俄战争的伏根。各国乘机要索，德租胶州，法租广州湾，英租九龙及威海卫，造成了分割的新局势。日俄战后，俄国以战败而退保西伯利亚，对于我国，尤为不利。日俄在满洲角逐，我国首蒙其害，而本世纪日俄对东北的相互谅解，我国更受宰割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帝俄颠覆，大革命期间，日本在东北造成独占优势，于是关东军大陆侵略之势焰日张，又为“九·一八”事件之伏根。到了苏联国力渐复，重新调整远东的国防，日苏的势力冲突，又回到日俄冲突的旧情势，我国的处境，也日益困难了。
总之，我国不能自力竞存，成为太平洋上的安定力，远东问题乃成为国际间变乱相争的因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要想“以夷制夷”，结果反为“夷”所制，我们要想利用国际的矛盾，结果，牵入国际的纠纷圈中而不能自脱了。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几年间，世界各国政治家，曾把战争看作一种无法补偿的灾祸，想以集体的力量来保全国际间的永久和平。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他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那著名的“十四条和平条件”。这篇文书并未提及均势，霸权吞并或赔款赔偿和报复等字样。它的使命，乃是要解除各民族的武装，而求其解放；使经济的相依法则得在任何地方充分实现其作用，以便防止各民族间的经济冲突，使各国互相联合以便使他们的主权发生中和作用；使那互相猜忌而毫无拘束的自主国统受一个总主权机关的裁制。从这个和平理想，产生了“国际联合会”。盟约的开头便声明“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协同行事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宁起见，特允：承受不事战争之义务，维持各国间光明平允荣誉之邦交，确守国际公法之规定，以为各国政府间行为之规范，于有组织之民族间彼此待遇维持公道并恪遵条约上之一切义务”的神圣诺言。盟约中规定加盟国应尊重彼此领土之完整，政治之独立，以防互相侵略。国联行政院对于侵略情事之发生，有筹谋应付之义务，以是国联对于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危险，不论其涉及联合会某一会员国与否，均认为系有关国联全体之事，应即采取迅捷有效之办法以弭止之。会员国对于足以牵动国际关系，扰乱国际和平之情势，亦有提请国联予以注意之权。万一会员国间竟发生争议势将决裂时，两国应依据盟约之规定，提交公断，或依法律手续进行解决，或提交国联行政院审查，为公允之处理。在提交公断进行法律解决，或行政院审查处理之规定限期以内，当事国不得从事战争，其有不遵盟约之规定而从事战争者，会员国对之应具敌忾同仇之意，协力实施经济制裁之办法，立即断绝与该破坏盟约之国家各种商业上或财产上之关系，甚至与其人民之各种往来，亦概于禁阻。至于各有关会员国间，则应彼此互助，使彼此之困难与损害得以减少。行政院遇有此种情事，并得向有关各国建议各出陆、海、空军，组成国际军队，实力维护盟约之实行。（盟约第九条至第十七条）这些冠冕近于理想的盟约，后来虽显得十分脆弱，没有力量，在当时却也对于远东局势有了重大影响。中国和日本，都是加盟国，至少受了道义上的约束。在集体安全制度下，日本军阀也曾稍戢侵略的野心。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这是华盛顿会议召集之年，远东局势又有其新的转机。其时，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开始对于太平洋的一种新计划。此计划承认日本为一强国，同时依于太平洋上美国有切身利益的原则，以求建立一个新的势力均衡。俄德两个有力的角逐者，这时已经从舞台上退出。法荷仍占不重要的地位。太平洋上形成两个壁垒，英美集团和日本，中国则成为双方角逐的焦点。英美集团的目的，是在把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出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英国的自治领，非常关心中国问题，它们特别敏锐地感到英日同盟有结束的必要。于是由华盛顿首先发动，邀请关系各国——英、日、法、意、比、葡、中、荷、美等各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正式建立太平洋上势力的新均衡，限制海军军备，并讨论太平洋及远东诸问题。军缩委员会商议结果，海军主要国家，英、美、日三国协议成立五∶五∶三之比率，此后三国海军军备各按其国防需要，依此比率维持实力，以免相互竞争。远东委员会协商结果，日本允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海关全归中国管辖，所有德人前在山东之优先权，日本一律放弃；中国允将胶澳自开为商埠，烟潍铁路由中国集资兴筑，若用外资亦归国际资本团承借；青岛及胶济铁路日军限期撤退，胶济沿路各矿由中国特许之公司承办，青岛盐场由中国备价赎回；胶济铁路亦由中国以库券赎回自办——《九国公约》，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变成大家接受的国际主义。日本吐出了一部分战利品，但也保证了它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在另一方面，如果它有新的侵略企图，它将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在当时，这似乎是阻止了日本向大陆的扩展，而日本人民也如此的解释；日本代表回国时曾受群众攻讦和指摘；日本军人说及这次会议，之气，溢于言表。
继《国际盟约》与《九国公约》之后，美国国务卿凯洛克，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于一九二七年间，讨论巩固世界和平的方案，彼此磋商缔结非战条约，斥责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继又双方协议扩展范围，邀请英、意、德、比、日本、波兰、捷克诸国参与商议。协商结果，决定缔结《非战公约》，以各该国人民之名义，郑重声明，不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斥责恃战争以解决国际争端之方法。遇有争端发生，不论其性质如何，因何发端，只可以和平方法解决之。公约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签订于巴黎，世界各国先后加入盟约的，共四十四国，我国和日本都为加入签字的国家。世界和平的正流，在那一时期，似乎有了相当保障；而集体安全制度的远东，也暂得相安无事。这相安情势，一直维持到“九·一八”，才为日本军阀侵略大陆的新攻势所撕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