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期，仅仅三四十年之中，日本便成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发展得真是快极了。工业革命以后荷英法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了一个半世纪，德美两国也经过了一百年以上的孵化期，只有日本，走得这么快，跨得这么远。可是我们仔细比较一下，这期间，就有显著的差别。像欧洲那几棵资本主义的大树，它们的根伸在非、澳、南洋群岛、印度、印度支那半岛、南北美洲那些丰沃的殖民地上，用那殖民地的膏血滋养自己的花果。日本资本家并没有这样优越的机会，只能伸根到自己的农村里去，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农民的困苦越加深。“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除一部分为国有外，其余大部分已变成为私有，地主、富农据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多数零散小农，所有的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这些小农，为了生存，事实上变成半佃农，全日本农户，半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纯佃农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佃农的收获，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得付给地主。地主兼为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每每用投机的方式来赚取农民的生产品。地主对于农产经营既缺乏兴趣，农民大众，苦于生活，对于生产技术之改进，“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虽已成为工业国，农业生产，还是停滞不进。（只有富农耕地，使用着机械动力。）日本农民的贫困和节俭，几乎使人难于置信，这样还不能生存下去，于是把他们的女儿出卖——支持这个“现代日本”的“妇女奴隶”。一方面农民又为日本的唯一兵源。在日本军队中，平均五个士兵中，有四个是农民的儿子。真如席勒所说的：“这一对难姊难弟，都是生长在原始社会的土地上的——这个国家，‘一面配备强劲的军队，并对人民施以普及教育，然教依有崇拜迷信，用重税来粉碎农民，一方面却容忍富人用屠杀农民儿子的手段，使他们格外变成富有。’”
美国《幸福杂志》记者说：“日本，是私人独占的典型。”“日本半数的金融资本，握在几个财阀的手中，其组织纵横交织，层层相叠，构成了帝国中的帝国。”这著名的财阀，只有四个，“三井”是最大的一个，他掌握着日本进出贸易的百分之四十，伪满贸易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致力于工业的经营，主要的如煤矿、铁矿、重要的炼钢厂、冶铁厂和最大的军械厂。此外还兼营造船、营造、化学、水电、棉织、面粉、水泥、人造丝、造纸、炼糖，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他们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工厂，并且开设更多的新厂，每不惜以战争的代价来扩张领土。“三菱”公司则以经营商业贸易为主，他们的日本邮船会社，包办了大部分对外贸易。他们也大规模从事制造军火，从无畏舰到潜水艇，从机关枪、大炮到渡船、桥梁、机车及海底电线，包揽了大部分的军备供应。“住友”也经营军火业，“安田”则是银行业的魁首——这些寡头财阀，便成为了一架制造战争的自动机器了。
这儿，我们得提醒一句：日本的资本家并非如欧美各国一样，是一种新兴阶级的人物，而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官僚的化身；“天皇”本人是大资本家，“三井”也是旧时的侯王，日本的资本主义乃是典型的官僚资本。现代欧美的民主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中坚；日本便缺少这个中坚的力量，因此，日本的议会政治，有如昙花一现，便萎谢掉了。而官僚工业资本的发展，对工人的剥削，对农民的掠夺，和对鲜、台殖民地的抢劫，造成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因之，只有找寻特殊的机会，即“战争”来作有力的推动。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是军备订购，另一方面是因胜利而获得巨额赔款，即以投入工业机构中，助其发展。
进一步，我们再检讨日本工业的内幕。日本工业中最大缺点，便是重工业非常落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领导的工业部门，总是五金、机械制造、化学、采矿等工业，而日本则以纺织工业领头（一九三三年，纺织工业占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贫困的农民和工资低微的工人，连许多轻工业产品也无力购买，所以日本的国内市场纳胃非常微小，因之不得不争夺国外市场。日本在国外市场上和他国在竞争，最有把握的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所需资本很少，创办也很便当，熟手工人也容易找，又容易利用妇女和儿童的便宜劳工。日本又有最靠近的广大市场——中国和印度，这两国人口众多而贫乏的国家，正需要便宜的纺织品，乃使日本的纺织业顺利发展。（为着准备侵略战，这次战争的前夜，日本的重工业也在飞跃发展，但用以和纺织工业相比，还是落后得多。机器制造工业，较之别的工业国，也十分落后，且不说美、德、英、法，连意大利也赶不上。）
关于这一点，小泉八云在描画日本文化的特质时，有一段很好的说明：“若把‘资本’这一个字广义地解释起来，日本是没有资本而在生产的。日本在本质上没有变成机械底和人工底而变成产业底。如果你到京都去问那世界上著名的磁工场，要定做一些东西（他们的出品，在伦敦、巴黎，比在东京还要著名），你便会发现着他们的工场是一个美国农夫都不愿意住的木造小屋罢。那在日本工业产品中最好的丝带，而且名闻全国，是在建筑费值不到五百块钱的一间屋子里织成的。有时候，除开你实在能够认识园门上的汉字以外，你便只能由机器的声音，才辨别得出一个工场和一间旧式的房子来。我们自己（小泉自称）建筑上的怪物和机器的巨塔，是由产业的资本的大结集而实现的，像这样的结合，在日本并未存在着，我们总要想，凡是真正的进步，伟大的发展，是必得在相当安定的状况中进行的，可是日本正在和我们相反的情况下发展着，不断地移动着，就好像沙和水被风所吹动一样。”这是在利于平和的社会状态中存在的，然而日本军阀却不断要冒险，要发动战争，“这样脆弱的工业基础，耐不住持久的全面战争”的，于是一座璀璨的宝塔就在“战争”中倒下来了！
如世人所共知，日本军阀，乃是决定日本国运的主要因素。而日本军阀与官僚间的矛盾，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尤为拖累日本之主因。日本投降以后，《每日新闻》记者森正藏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中日战争初期，蒋百里氏所说的话：“何以见得日本必败呢？这是因为日本是三分的民族：一是陆军，二是海军，三是官僚，三者互相斗争，日本无有不败之理。”（蒋氏本来的话，说得比较委婉，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陆海军何以彼此相克，“在一个屋檐下却发生了无数次的骨肉相斗呢”？森正藏说：“用星和锚来象征日本陆海军是充分表示了黑白不相容的对立性格。因为陆军是以陆上作战为主眼所建立的军队，由其性格必然尊重独断独行的训条。上至一个司令，下至一个小兵，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而采取独断的行动，日本陆军教育的根本精神亦即在此。此种独断独行的思想，失却了适当的制驭手段，却流为独断专制，而形成作乱的危险。然则海军又如何？这可从相反的环境中看出。海军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对一定型的强制，这是由海上生活特殊环境的关系，例如在军舰内，自舰长至水手，各循着秩序井然的命令系统而行动，在自己义务范围之外，绝对不许可有擅断行动的。可是因为过分受统治的结果，不免趋向于保守和定型性格，失却了通融性，而发生了责任的回避心。在海军中所以没有政治家，即由于此。”日本的海军，要想效法英美，从第三位爬上第一位，不仅要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向彼岸逞雄，陆军又要效法德法，保持他在世界上唯一的荣誉，实行他的大陆政策；因此在预算上彼此竞争，各不相下，政府对于他们，谁也不敢偏袒，弄得国力凋蔽，而竞争并无止境。（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补新器具，预算并未因此而减少，结果却招了陆军方面的切齿痛恨。）这样矛盾冲突，在战争中反映得格外明显，于是蒋百里所说的“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成为先知的启示了。
根据日本的帝国律例，陆海军不受议会或政府的任何干涉，无论关于其内部组织、构造及规程等等。（海陆军预算由海陆军大臣自己编制，不受大藏省的拘束；海陆军大臣向议会解释自己的预算，如果不能通过，便以辞职为手段来颠覆当时的内阁。）又在内阁组织法中，确定了海陆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这条例，替军人开了操纵内阁的捷径，只要军方不同意的内阁，便可以共同拒绝到职，或由一个大臣辞职来强迫内阁的改组或执政；军人操纵政治，乃成了日本政治的惯例。（有时候，前线的将领也学了这种榜样，如果紧急军事局面需要一种新的行动，即使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国策或修改一个老的国策，他们亦准备加以接受。既经决定以后，这也许要牵涉到别的国家，并且有很深远的影响，则在他们已经决定之后，就不许有任何变动，即外务省也无权去过问了。这便造成军人独断独行，军权高于一切的畸形状态了。）日本政治家的命运，都是不幸的，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第一个政治元勋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自杀于战场，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亦被认为国贼而遭暗杀。大隈既以外交问题遇了炸弹，伊藤又在哈尔滨遇刺而死。再如政友会，日本的最大政党，而首领几乎个个不得善终。原内阁是政党政治极盛时代日本人所艳称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车站。田中以陆军大将为党魁，出组内阁，下野不久，一夜间猝死；是否自杀，迄成疑问。民间出身、一时奉为宪政之神的犬养毅，苦斗了六十年，当了首领，做了总理，竟被士官生击死于首相官邸；身隶政党，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界元老高桥，以七十八岁的高龄亦被军人击死。六十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得保善终，生前也曾经了几次危险。至于相对立的民政党，出任首相的滨口、藏相井上和财阀元老团乃至超然的海军大将斋藤，都同犬养一般的命运。再如次级的有力人物，如军务局长永田，中国公使佐分利也遭遇了知名或不知名的暗杀。”军人宰割政治，又演出了这样的悲剧。（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变，和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变，是最好的注解。）
日本的外交，也是在军人支配之下进行着，所谓“二元主义”的，一般人早已看清了日本的两种声调：文治政府诚心采取缓进政策，而陆军的极端派则自行其侵略政策。无疑的，职业外交家和文人政客对于陆军活动派的冒险表示骇异；无疑的，如果军事当局能受文治政府完全支配，则日本陆军不致入侵满洲、内蒙和华北各地。但从他方面看，我们不应忘记，在日本实际上有两个政府：文治大臣，连着首相在内，常受陆海大臣的支配，而自大战以来，则未尝有首相支配陆海军的事。日本政策，所以有两面的表现，其一种解释即因政出两头，虽然这不是唯一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进行的是什么，外交家的一切计划，每每被军人行动所动摇呢！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日本军阀所以冒险侵略而终于失败的原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