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神国之称，是一个不让别人去了解的国家。他们编造自己的历史，延伸得比任何民族都要古远，描写得比任何民族都更优越。他们的古代史上说，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开始有天地时，天皇已经居于中央。（日本史是从太阳火残王子天照神武天皇开始的。）不管这些神话怎样荒唐可笑，但在日本人民心理上有着最深固的根底，正足以满足其夸大心理，助长其征服世界的侵略野心。
现在，我们撇开那些神话，且从可信的故实说起。原来构成日本民族的主要成分是大和族；他们的祖先，原住在热带的南洋群岛，属于马来族的一族，后来逐渐北迁，移居于“日出之岛”。“凡在日本住过的人，都可以觉得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热烈的南方人气质，这可从某种习惯来加以证实，特别是语言、居住和饮食。”（萨松：《日本文化史略》）“其间当然也有一部分从‘北方’，中国山东与高丽的移民，但这并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风俗，在日本是看不见的。”（蒋百里：《日本人》）这个民族北移，进入本州和九州两岛的中部和南部，大约是纪元前七八世纪的事（日本的第一个天皇，系于纪元前六百六十年即位）。那时，日本本土早已有虾夷人居住着，虾夷人勇猛剽悍，是第一流的战士，和大和族斗争了一千年之久，且战且退，到后来只能局居于北海道的一角上。近五十年间，人口有减无增，现存不过一万五六千人，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过着渔猎时代的生活。
经过了这段长期的抗争生活，日本人从虾夷人那边传染了一种剽悍的习气（关于古代虾夷人剽悍的遗迹，仍旧保存于每年仲冬的熊斗中。在熊斗时，先令狗去惊醒穴中的巨熊，把它扰得发怒，然后由一个虾夷人单身走进盖满了雪的洞窟，只带了一把小刀，与之决斗。日本传说中，有一首古代天皇所作的歌，赞美虾夷人的勇敢，说他们一个人可以抵挡一百人），承受了他们世袭的武士阶级和军人政体。如毕萧泼博士（Dr．Bishop）所说的：“日本的种族错综体里，添上一个最有价值的成分，并且获得了使日本成为现代强国主因的战斗精神——构成大和魂之一面。”
这个南方来的日本民族，在海岛上过了二千年的封闭生活，又受了深切的地理影响。“日本的气候风景，真可以自豪为世界乐土，但它缺少了国民教育上的两种本质。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它缺少了伦敦的雾，日本人要实行它的大陆政策，但它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时时要注意，却从繁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们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
日本的地震与火山，为世人所习知。地理学家说：“加增人类不安全的各种自然现象中，地震以其影响于生命之丧失及其发生之突如其来而言，确是最严重的。在地震以前，大气之变动，确能立即袭击人之神经系而直接损害智力之运用，它们所引起的恐惧，激起痛苦的想象，迷乱判断力，而使人偏向于迷信的幻想。最奇怪的，是地震的一再震动，非但不会麻木人们的感觉，且有加强感觉的力量，于是心情常常陷于畏怯而焦虑的情形中；人们见到这些不可避免及难以了解的严重危险，每深印着自己能力薄弱及方法应付之竭尽的观念，于是相等比量的想象被引起，而神力干涉之信仰亦因以很活动地增进着。”（博克尔Buekle：《英国文化史·绪论》）日本人所以忧郁、敏感、惶惑、悲观，近于哈姆来脱型（Hamlet）的性格，即在于此。
五世纪后半期，日本人开始和高丽、中国相接触，经过了六、七两世纪，弥漫于大陆的“佛教”，也浸浸深入日本的社会。（纪元后六一六年，当时日本的文明之父圣德太子，在奈良附近，为“人类光荣长兄”的佛祖，举行圣庙奠基典礼。）佛教之传入日本，不仅是一种宗教的媒介，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媒介；它使这个敏感的民族，获知了艺术，引起了对文明的热望；输入了教育和医药，创造了不少民谣和诗歌；深切地影响到政治、社会和智识活动的各方面。而且佛教的人世苦的悲观哲学，正与其忧郁惶惑的性格相拍合，从大陆的佛教还原到印度佛教的本色。（小泉八云说：“宇宙是一个梦幻，人生不过是无限的旅程中的一瞬间的驻足，对于人，对于地方，对于事事物物的一切的执著充满着悲哀，只有压伏一切的欲念，人类才能达到永远的和平，这种教义，的确和这个民族的感情相和谐。虽然他们对于外来的信仰的深奥的哲理，未尝用心研究过，但那无常的教义，在长期间，已深深感化入于国民性中了。”）
佛经中的“无常”观念，我们可以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遍看到。那位久旅日本而且归化了日本的小泉八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为着永久，而日本人则为着一时。在日本的日用品中，很少有为着耐久做出来的。草鞋穿破了，在每个旅站便可以再换上新的，衣服是把几小幅的布帛轻轻地缝上了便可以穿，简单地一拆便可以浣洗，在旅馆中是每次新来的客可以用到新筷子，轻快的幛子框是可以当做窗子用，也可以当做墙壁用，而一年要重新糊纸两次，席子是每逢秋季便要换新。普通的日本住宅是怎样建造出来的呢？当我早上离家走过那和我的住街交成十字的下一条街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人在那儿的一块空地上安插竹竿。过了五点钟回来，我便在同一的空地上看到一个两层住宅的骨骼了。到翌日的午前，我发现那住宅的墙壁差不多要完成——用烂泥夹杂稻秆涂着。到日落的时候那屋顶便完全盖好了。再到次日的早晨，我便看到席子已经铺下，而内部的涂抹已经完工。在五天的中间，那屋子便全部造成了……无论何时何处我们所称为坚牢的事物都完全没有，这个无常的特征，在日本国民的外部生活的几乎全部的事物上都留着记号似的。”（在日本历史所记录的比较短期间中，日本有过六十以上的首都，而其中大部分已经全部消灭了。）
我们明白了贯彻这“无常”的悲观性的日本情调，就可以了解几种象征日本的事物。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日本流行的古格言中，有“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之语。因为樱花，当它开得灿烂喧闹之日，便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也是如此，当他在沙场效命的时候，也正是他最光荣的结局。他们对于樱花的赞美，也正是“死之赞美”。古代日本，曾节取中国的文字，来做字母，那五十个字母曾由空海和尚写成一首诗，开首是“色香俱散”，结尾是“人事无常”。直译起来，便是“色与香都要散的啊”，“我们的生命，谁能维持永久呢？”也就是“死之赞美”呢！
日本人标榜自己的“武士道精神”，也便是他们从虾夷那边传染来的剽悍习性，一种好义轻生的“鲤鱼精神”。（每逢儿童节，凡是有男孩子的日本人家，就要在天空中升起一条纸做的鲤鱼，以象征倔强的鲤鱼精神；这孩子就具有这种“鲤升”的精神。日本人会告诉你，鲤鱼是作战最烈最久的鱼，而且一旦被捉住，能坦然横在刀下的，也唯有这鲤鱼。）一个武士的儿子，自幼要被训练得很严酷。在他第一次穿长裤——当时的一种大仪式——之前，他已经就尽可能地和温柔的恩爱断绝关系，而被教训得抑制童心的种种自然冲动了。一切悠闲的娱乐，在教养上是被严禁着，又除开患病以外，并不准他有什么舒服安适，几乎从他会说话的时候，人们便教训了他，使他想义务是人生的先导，自制是行为的第一条件，而苦痛和死亡在自己一生是不关重要的事情。除开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训以外，还有更严厉的一面，他们要使儿童们看惯了流血的事。一个男孩长大起来，他便不得不在那作为武士不断为战争准备的体力训练中去找他们的游乐，如射箭骑马，角力和击剑等，武人阶级特殊的仪礼的训练，则更要严酷。人们很早就要教他知道那插在腰带中间的小剑，并不是装饰品，也不是玩具。人们要教他怎样使用它，怎样按着武人阶级的规矩，于必要时，须得泰然自若地切腹自杀。一个青年武士，就这样地长成了，勇敢、谨慎、克己、轻蔑快乐，而且准备着为爱为忠为名誉而即刻可以牺牲他的生命的。（蒋百里说：“从表面看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朴俭、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于女性观念，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
“武士道”精神，见之于行事，乃有著名于世界的“切腹”。——自杀最可怕的形式是“切腹”。切腹的方法，即将一柄匕首刺入腹部的左面，向右腹勒去，于是在创痕的末端迅速向上一转，再将匕首拔出来，从后颈直刺至喉头。有时旁边立着一个帮忙的朋友，执刀在手，等自杀者以匕首刺入自己的腹部，便立刻将受难者的脑袋砍下来。有许多人根本不用别人帮助，尤其当临死向“大名”的暴虐表示抗议时。“切腹”自决成为武士制度之一部分，因此在战阵上发生得最多；古代兵败之将或失城之主，往往直冲敌阵，自寻死地。到了十五世纪，武士犯罪，赐切腹已成为一种通例。武士之子女，幼时即令学习自杀（男子切腹，女子割颈）。一旦奉命自裁，或有污声誉，即可从容就死，不稍迟疑。在另外一面，他们认为有勇气把握自己的生命的，便能把握别人的生命；所以以生命为儿戏，任何残酷的暴行都能从武士手中做出来了——站在边上看一看，他们都是哈姆来脱型的人物，串演着一幕最可怕的悲剧。蒋百里说：“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召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有之。”
日本社会文化和民族性，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是多方面的，本非短短篇幅所可完全描述。但日本是我们的邻邦，也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得在“知彼”上多下一番工夫，从日本的民族性上去明白日本侵略狂与酷虐狂的根源。我们还该明白：中国与日本既非同种，亦非同文，而教育文化的出发点尤其不同。（蒋百里说：“‘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们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谚云“不打不成相识”，经过这次战争，我们对于他们该有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