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幼仪去世前一夜还看到她，那是1989年1月20日。虽然她还待在家里，可是大半时间都躺在床上受支气管炎的折磨。孙女安琪拉不眠不休地照顾她。由于安琪拉生日将至，我便事先做好陪伴幼仪的安排，好让她和先生、儿子一块儿出去吃顿晚饭。
在这前一年，我曾经梦到幼仪死去。那是一场噩梦。梦中的她缩在床边，为了吸取空气，弄得喉咙哽塞、喘息不止。而看到她此时虚弱与萎缩的形貌，我却惊得目瞪口呆。我还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她眼中曾经透出犀利的目光，此时却淌满泪水。当她不断以面纸轻按双眼之时，我分不清她是在哭，还是在忍受病痛。她又经常咳个不停，每回气管一抽搐，就涌出大量黏痰。
我们坐在进行访谈时常坐的那张柚木桌旁，我的身形显得比她大得多。她胃口很小，只吃下半碗饭。吞服药丸她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不得不把药丸放在她舌头上，并握着一杯水贴在她唇边。进食的时候，她被一粒米哽到喉咙。那情景是那么的可怕，那么的真实，就像从我梦中跳出来一般。那阵痉挛耗去她那么多体力，我生怕她会当场死在桌旁。
那顿饭剩余的时间，好像在伤感地提醒我们共度的时光。我洗碗的时候，她无精打采地坐在一旁。然后，我引领她扶着助行支架走到浴室，最后是床边。她已经没办法轻而易举地更换衣服了，于是我慢慢帮她套上睡衣，她也小心翼翼地努力抬起胳臂和双腿配合。她坐在床上让我为她扣好上衣扣子的时候，我感觉得到她已筋疲力尽，完全顺从。
当我谨慎移动她的身体，好将被盖拉开，协助她躺进被窝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以沙哑却是当晚最有力的声音对我说：“你晓得，我真高兴你在这儿。”
我对她点点头，亲了她一下，向她道晚安。然后我让自己舒服地躺在她那单房公寓另一边的沙发上，听到她最后一次滑入梦乡，发出深沉、吃力的呼吸声。
几天以后，幼仪的丧礼在九十一街（Ninety-first Street）和公园路（Park Avenue）交叉口的红砖教堂（Brick Church）举行。出席的人数之多（大约二百人）令我吃惊。我看到她的家人，还有来自公寓大厦的熟面孔——和她一起用餐、练习德文的邻居。素来与幼仪亲近的安琪拉指出其他一些人，包括幼仪的麻将朋友以及聚会教友。丧礼的气氛庄严却有朝气，仿佛每位出席者都知道幼仪走过的是长寿又成功的一生。
安琪拉的丈夫先站起来说话，表达他钦佩幼仪的活力与能干。我看到有些面孔因为共识而精神一振，因为她是一个人人熟悉，而且又开放、果决的女性，也是一位社区教师。安琪拉要我也讲几句话。当我凑近麦克风的时候，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礼堂内回荡。我提到这些年来我和幼仪共处的情形；我怎么样在大学读中国史的时候，首次在一个附注中看到她的名字。我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拜访幼仪，请她告诉我她的故事。
我站在众位来宾面前，与他们分享幼仪鲜为人知的往事：她怎么样一度嫁给徐志摩，忍受离婚之苦，然后变成一位兼具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坚强女性。从来宾的反应，我看得出来很少人知道幼仪与徐志摩的关系，以及她为了自力更生、寻求自我所做的奋斗。看着我周遭的人，我明白幼仪的故事已经带给每个人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这时我才发觉，她送给了我一份厚礼。
我跪在爸妈家的桃花心木箱前，紧握着幼仪每天穿的黑旗袍，仿佛那衣衫可以召唤我姑婆似的。嵌织着莲花纹样的平滑织物，看起来仿如星光点点的黑色池塘。幼仪说她之所以喜欢这种质料，是因为它耐穿又看不出皱褶。她还把那种窄窄的传统旗袍改成适合自己的裙装，改法是去掉一些褶裥，而双开衩，让身体有较多活动空间。注视着幼仪这件定做旗袍上独特的剪裁线条，我怀着激赏的心情，忆起她讲求实际和独立自主的个性。
我来到箱前，为的是把两件衣服和幼仪的旗袍并置箱中。那是我的两身结婚礼服。第一件是我在婚礼宣誓的时候穿的，也是我美国式童年里梦寐以求的白纱花边礼服；第二件是一袭鲜红的及地修身丝质旗袍（中国人以红色代表喜事）。我这件苗条合身、领子坚挺的旗袍，是照着幼仪和妈穿的旗袍式样缝制的。虽然我打破了传统，在我父母的祝福下嫁给了外国人，可是当我换上这件旗袍参加喜宴的时候，心里有股悸动和骄傲，觉得自己霎时成为孝顺的女儿和自立的妹妹。
徘徊在箱前，我想象了一会儿幼仪在我身边的情景，然后仔细地将我的白纱礼服、红色旗袍，还有幼仪的黑色旗袍叠在一块儿。我抚平它们之间的棉纸夹层，再把几件衣裳放在一起，静静地关上了家中那口满载回忆的箱子。
此处为公历纪年，书中其他处（1988年）为阴历纪年，不再统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