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春天，我远赴上海追寻幼仪的过去。我想看看她走过的街道，住过的房子，搬过的地方。若不是深受她过去那段故事的感动，我几乎不会到纽约拜访她，也就不会见识到那个每天早上起床做早操、吃维生素、以崭新面貌面对一天的八十六岁高龄老妇。而当我和她一起生活时，却只看得到她的过往，脑子里呈现的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影像，残缺不全的抽象概念，周而复始的话题，还有关于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柏林和上海的种种。
我并不了解故事全貌。幼仪把徐志摩形容得这么像个伟人，起初她以为他和她离婚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到最后又觉得是因为他尊重女性，不希望见到她们妥协的缘故。哪一点才是真的？难道幼仪在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他后，又把怒气扭转成爱意与欣赏了吗？
当我把她留在纽约，自行飞往上海之后，她对离婚的诠释更加令我困惑了。在上海，我遇见了四伯祖的一个儿子，他还记得一些老地方。我们找到一辆车和一名司机后，一早就沿着外滩壮观的三线林荫大道而行。外滩沿着上海东边的黄浦江伸展，现已因纪念孙中山之故改称中山东路，依然是上海市的主干道。我们经过了人民公园，这里曾是英国公园，里面竖了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然后我们继续顺外滩而行，看到四伯祖曾任总裁的中国银行，隔壁的沙逊大厦（Sassoon House）是他以前午睡的地方。
如今上海所有街名都不一样了，我膝上摊开一张地图坐着，一手拿着一瓶立可白修正液，将生硬的以字母“X”和“Z”打头的汉语拼音以及新街名抹掉，在原来的地方描上外国租界的边界，写上Lafayette、Bubbling Well、Joffre之类的名称，又在上海图书馆、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的位置，画上一度坐落于英租界和法租界转角的俱乐部和赛马场。
多亏有堂伯父带路，我们才找到幼仪经营的服装行和银行，前者现在是家复印店，后者现在是家五金行。堂伯父找路的时候，只有老路的方向和转弯之处才成问题，街名不成问题。我们随着脚踏车潮离开市中心后，便前往上海市的住宅区，那儿的房子与宽阔的街道有段距离，外缘是倾斜的弯曲围墙。堂伯父指着法国租界爱多亚路上的一栋小房子，说那正是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过一阵子的地方；他说他们当时是赁屋而居。我拿着地图坐下来，画上“Y”代表幼仪，又在这字母当中画上“H”代表徐志摩。
最后，我们来到幼仪从前英租界的住宅，现在有一部分是一家部队医院了。站在范园的空场上，我依然感受得到往日那种优雅气氛，柳树招拂的枝条，还有中国庭园的艺术气息。上海有种几乎让人觉得诡异的时间停滞感，这点是我始料未及的。过去的那些精魂似乎并未消失；而那天早上，他们的存在感愈来愈盛，带着我退回数十年前。当我踩着幼仪在范园里特有的足迹时，我才明白，我有必要依照她希望的方式，接纳她的故事。
我最后一次看到徐志摩，是在1931年他死于意外的前一天。那天他来店里跟八弟打招呼，然后问我他要裁缝师替他做的那几件衬衫的事。他刚搭飞机抵达上海，准备带人去看一个朋友打算出售的住宅。他充当中间人，如果替朋友卖掉这房子，就可以赚些佣金。
尽管当时搭飞机旅行还是件危险的事，徐志摩照旧经常飞来飞去。虽说外国公司的飞机比中国公司的要安全，可是徐志摩讲，他之所以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是因为他有一本免费乘机券。徐志摩写过一篇描述飞翔的著名散文，中国航空公司想利用他做一部分广告。
那天下午，他说他得马上赶回北京。我就问他为什么非这么赶不可，他可以第二天再回去。我还告诉他，我觉得他不应该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不管是不是免费。他像平常那样大笑着告诉我，他不会有事的。
当天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里摸了几圈麻将，很晚才回家。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我半睡半醒间听到有个用人进来告诉我，有位中国银行来的先生在门口想拿封电报给我。
电报说，徐志摩坐的包机在飞往北京的途中，坠毁在山东济南；机上唯一的乘客徐志摩和两位飞机师当场死亡。
我穿着长袍，完全不敢相信地站在玄关。我刚刚见过的徐志摩还是活生生的。
“我们怎么办？”中国银行来的那位先生一语点醒了我，“我去过徐志摩家，可是陆小曼不收这电报。她说徐志摩的死讯不是真的，她拒绝认领他的尸体。”
我想到陆小曼关上前门，消失在鸦片烟雾里的情形。她出了什么毛病？她怎么可以拒绝为徐志摩的遗体负责？打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共有的那种爱情了。
我让那信差进到饭厅。一个用人为他端了杯茶，我在一旁整理思绪：阿欢必须以徐志摩儿子的身份认领他父亲的遗体，而且必须有人和十三岁的阿欢一起料理后事，那个人应该是陆小曼，而不是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八弟。我告诉他这个噩耗的时候，他开始在电话那头啜泣。
我问他：“你明天能不能带阿欢去济南一趟？”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控制自己的情绪说。
第二天早上老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告诉他有架飞机失事了。我根本不必讲谁在飞机上，因为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徐志摩定期搭飞机。
老爷就问我那乘客的状况。我不敢当场告诉老爷实话，我怕他这么大的年纪会受打击，所以我就假装徐志摩还活着的样子说，他在医院，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老爷说，他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到医院看他儿子。他要我去，然后回来向他报告。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老爷问我：“有什么消息吗？”我低头看着盘子说：“他们正在想办法，可是我不晓得他们能怎么样。”
隔天老爷又打听了一次消息，我终于像头一次听到噩耗的时候那样，哭着说：“没指望了，他去了。”
这时候，我看到老爷脸上有好多内容：哀痛、难过、悔恨。他把脸别过去说：“好吧，那就算了吧。”
虽然说起来这事很可怕，可是徐志摩太让他伤心了，而且他对徐志摩娶陆小曼进门这件事很生气。
后来，有支搜索队被派到撞机的山边寻找尸体。徐志摩的遗体在离撞机地点不远处被发现，虽然尸首不全，而且严重烧焦，不过还是认得出来。
后来他的遗体先放在济南，中国银行在当地为他举行了公祭和丧礼；其中有阿欢和八弟参加。老爷也作了一副挽联致哀。他在挽联中，大胆将徐志摩与历史上两个著名诗人相比拟：一个是公元前3世纪的楚国诗人屈原，他因为君主不信任自己而投湘江自尽；一个是唐朝诗人李白，据说他在醉酒的时候，因为想抓住水中的月亮倒影而淹死。
考史诗所载，沉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
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
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我也想在丧礼中说些话，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起头表达我的哀伤。二哥的朋友就以我的名义，作了一首挽联，其中提到济南地区的候鸟大鹏，这种鸟的背非常宽大，每年都会迁徙到天池。
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
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
徐志摩死后的公祭仪式举行完半年，中国银行终于安排用一节火车车厢把他的遗体从济南运到上海，再运到硖石安葬。当时运送工作困难，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正在那个地区打仗。八弟带着阿欢去上海迎接已封盖的棺材。
虽然我连去参加上海公祭的打算都没有，不过还是准备了一件黑色旗袍，以备不时之需。公祭那天下午，家里电话铃响了。
“你一定要来一趟。”一个朋友说。
我问为什么。
“你来就是了。”他说。于是我去了公祭礼堂一趟。徐志摩的灵柩已经打开，安置在花朵中，他的脸被黑丝袍衬得十分惨白浮肿，一点儿也不像他。我深深鞠了三个躬，向他致敬。他才三十五岁，这么年轻，又这么有才气。
我从灵柩旁走开以后，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朋友出现在我身边。他强调说：“你一定要帮忙，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寿衣换成西装，她也不喜欢那棺材，想改成西式的。”
八弟在中国银行的协助下，帮徐志摩用传统的寿板订制了一口棺材。这种棺材有一面是圆的，形状很像树干，而不是长方形的盒子。
把徐志摩的遗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想法，教我觉得恶心；把他的寿衣换掉也是。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再承受更多折磨？
我说：“就算他是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现在也一切难改了，何况他是在这种意外状况下死的……”
我不想见陆小曼，也不想跟她说话，更不想跟她吵架，就下了个结语说：“你只要告诉陆小曼，我说不行就好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以防万一陆小曼出现。后来我听说他们还是让徐志摩穿着中国寿衣躺在中国棺材里。我搞不懂陆小曼，难道徐志摩洋化到需要在死的时候穿西服吗？我可不这么想。
不管他的思想有多西化或多进步，我都认为他是中国人，他所追求的西式爱情最后并没有救他一命。去年我才读到他死前写给陆小曼的信。徐志摩从没跟她一起过过家庭生活。她拒绝搬到北京，因为住上海鸦片比较容易到手。徐志摩为了供养她，老是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飞来飞去。读到他最后的生活情形，我非常难过。
你晓得徐志摩为什么在他死前的那天晚上搭飞机走吗？他要赶回北京，参加一场由林徽因主讲的建筑艺术演讲会。他当年就是为了这个女朋友跟我离婚的，到头来又是为了林徽因——从住沙士顿的时候起，经过他们与泰戈尔同游，甚至在她嫁给梁思成以后，都是这样。她、徐志摩，还有她丈夫，是知心朋友。徐志摩的飞机在山东撞毁的时候，梁思成正巧到山东，所以梁思成和他朋友是搜索队里的第一批人员。
我1947年的时候见过林徽因一次。当时我到北京参加一场婚礼，有个朋友过来跟我说，林徽因住在医院，不久以前才因为肺结核动了一次大手术，可能不久于人世；连她丈夫都从他任教的耶鲁大学被召回。我心里虽然嘀咕着林徽因干吗要见我，可还是跟着阿欢和孙子去了。见面的时候，她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望着我们，头转到这边，又转到那边。她也仔细地瞧了瞧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后来林徽因一直到1954年才死于肺结核。我想她当初之所以想见我，是因为她爱徐志摩，想看看他的孩子。尽管她嫁给了梁思成，她还是爱着徐志摩。但如果她爱徐志摩的话，为什么她在他离婚以后，还任由他晃来晃去？那是爱吗？
人家说徐志摩的第二任太太陆小曼爱徐志摩，可是看了她在他死后的作为（拒绝认领他的遗体），我不认为那叫爱。一个人怎么可以拒绝照顾另一半？爱意味着善尽责任，履行义务。
而且，他们两人没有一起过过家庭生活。陆小曼的鸦片瘾把徐志摩弄得一穷二白，老是得向朋友告贷。他也会跟我借钱。可是如果我从自己的腰包掏钱给他，我就会说：“这是你爹的钱。”
徐志摩本人并没有恶习。他不喝酒，也不吸鸦片，甚至一直到死前一年左右才开始抽香烟。他有一种极好的个性，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受人喜爱。
我这辈子都在担心有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连离婚以后我都还在照顾徐志摩的父母，因为我认为这么做是我的责任。我为徐志摩、他家人，还有儿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
徐志摩还在世的时候，老爷每个月帮他忙，供他三百元生活费。徐志摩死后，老爷还是每个月给陆小曼三百元，因为他觉得照顾她是他的责任。他把那三百元直接存到她银行户头里，这样他就不必看到她了。老爷在徐志摩身故后又活了十三年，那些年他都跟我住，而且每个月帮陆小曼的忙，甚至在她公然与情人翁先生同居以后也一样。翁先生和陆小曼无名无分地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于1961年去世为止。他比陆小曼早死六年。而这期间，翁瑞午是已婚身份。我真为他太太和女儿难过。
1944年老爷辞世以后，我继续每个月放三百元到陆小曼户头里，因为我认为供养她是我儿子的责任。过了四五年以后，翁先生跑来见我，告诉我他卖了好几吨茶叶，现在的财产足以供养陆小曼和他自己了。从此我才不再寄钱。
现在，我的故事接近尾声了。就某一方面来讲，你就是我的故事结局，因为你是头一个听我诉说毕生故事的人。可是你有兴趣听，而且想知道我的身世，所以我真心觉得我一定要把我的故事和盘托出。你老是问我有没有时间再跟你谈，现在我所拥有的就是时间，我有的是时间坐下来回想过去。
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为我家人和徐志摩家人做尽了一切，因为我一向关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尽管我离了婚，我和徐家，甚至和徐志摩的关系，始终还是很近。打从开始，我的相命婆一直就喜欢徐家。
你曾问我，既然我有能力经营一家银行和一间服装行，怎么还对徐家二老和徐志摩这么百依百顺。我想我对徐家二老有一份责任在，因为他们是我儿子的爷爷奶奶，所以他们也是我的长辈。我就是伴着这些传统价值观念长大的，不管我变得多么西化，都没办法丢弃这些观念。
所以，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前几个星期我在一份台湾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讨了十八个老婆的男人。他说有这么多老婆好得很，有什么好烦心的？他也举了些充分的理由。他说，他所有老婆都有薪水，吃得饱，又独立自主，每个人哪有什么问题？他解释得很清楚，说这些理由符合任何宗教，为什么一定要制定反对多配偶制的法律？
他家每个老婆都很快乐，没有一个发牢骚，只有第十九个老婆例外。他准备讨第十九个老婆的时候，女方的妈妈很气，就把这件事情在报上披露。你晓得，我觉得这种事情非常有意思，真的可以让人省思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徐志摩死后，我在上海住了将近二十年。那段时间，中国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后来又是到1949年才结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
我在这段漫长的战乱时期运气很好：生活没受干扰，又赚了许多钱。我买了两箩染军服需要用的染料，等到价钱涨到一百倍，而且再也没法从德国进货的时候才卖掉。有了这笔资金，我又开始投资棉花和黄金。服装行所有的人当中，只有我赚了钱，别人都没赚到。
有一年，有个人称宋太太的女士对我做的每笔生意如法炮制。她每天早上都来我家，我打电话给我的买卖中间人，她也跟着打电话给她的买卖中间人。她现在住在香港，总是来信告诉我，她最高兴的日子，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一年。
那些年间我最坏的遭遇，发生在1937年夏天日本人入侵上海的时候。当时女子银行差点儿倒闭。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街上尽是逃出城的人潮。好多顾客跑来银行，我的现金准备短缺，不得不请求大一点儿的银行接受我们银行那栋建筑的所有权状，作为现金预支的抵押品。接着就有个顾客跑进服装行找我，要提光我才想尽办法为银行保住的四千元。
我就走到后面找经理说：“如果这个人把四千元都提光的话，明天银行就开不成了。我们的银行会关门大吉。所以我想提议为他担保这笔钱。你能不能替我作保？我们放在保险押金箱里的钱够不够？”
经理向我保证，如果银行关闭的话，他会先把我那四千元留起来。我就叫他把这句话写下来，然后走到那顾客面前，问他愿不愿意考虑接受担保。
虽然我们是女子银行，可是这位顾客是位男士。他说：“如果是你张幼仪告诉我，你担保这笔钱，那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别人的话，可是你讲的话我信。”
于是，我们写了张契约，说明我在六个月内连同利息把这笔钱给他。我以这个方法解救了银行。接下来那半年，我一直亲自带着那张保证书。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希望发现我的人知道，我对这位顾客有责任。
我儿子阿欢1939年的时候满二十一岁。自从我由德国返国以后，我一直监督他的学业，而且看到他跟他父亲和舅舅们一样中学与西学兼备。我不希望他在完成学业以前结婚。他满二十一岁的时候，我问他有兴趣娶谁做太太。我想帮他找个合适人选，免得像我一样，过着完全暗无天日的婚姻生活。
他跟我说：“我只对漂亮姑娘感兴趣。”
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我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父亲。我一直觉得他父亲要的，是个比我更女性化、更有魅力的女人。
不过，我从麻将朋友那儿听说了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漂亮小姐，就请她和她母亲吃晚饭。阿欢看看她，和她说了几句话，就喜欢上她了。那年，他们完成了终身大事，婚礼上有一千位来宾到场祝贺。
后来他们的日子一帆风顺。小两口1947年移民后，一直住在美国。我有了四个孙子，甚至还有个曾孙。起先我很担心我儿媳妇，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我不希望她在婚姻方面遇到和我一样的麻烦，所以供她同时上英、法、德、中等国的文学课程。这么一来，她不只能够满足阿欢的审美眼光，也可以满足他的知识品味。
我是1949年4月离开上海的，刚好是在共产党进入上海前一个月。每天，我都会注意登在报纸头版的共产党节节推进形势图。我们离开的时候，中国内地的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人人能做的就是逃跑。我极其幸运地在飞机上得到一个位子。在飞往香港的班机上，我们还得当心轰炸机。
除了大哥、七弟、大姐和三妹以外，张家所有兄弟姐妹都离开了中国大陆。我们选择不跟国民党领导人到台湾，而尝试在西方为自己找到安身之地；最后大半手足都落脚美国。可是在这以前，我们散布世界各地：四哥先去澳大利亚；二哥先到香港，再到印度；八弟先往日本，再赴巴西。这三个兄弟最后都选择加州作为他们的家。四妹和我在香港住过一阵以后，先后来到纽约。她1956年来，我1974年来。
我1953年嫁给一位苏医生。他住在我香港家里的楼下，有四个十来岁的小孩。我是通过朋友的关系认识他的，他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这婚姻行不通的话，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件很糟糕的事。他也离过婚，我想他太太已经改嫁了。
于是我写信给我哥哥，因为我什么事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也征询了我儿子的看法，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
四哥从澳洲写信来说：“让我考虑考虑。”
二哥也决定不了我该不该再嫁，我今天会接到说“好”的电报，明天又会接到说“不好”的电报。我哥哥太爱我了，他们不希望看到我再受伤害。而且，中国人有种想法，认为一个孀居的女人不应该再婚，因为这会让娘家失面子。可是徐志摩早在他遇难前就和我离婚了，所以我觉得假如我再婚的话，并不会让家人蒙羞。
一直告诉我要重视自己内在感受的二哥，后来来信说：
兄不才，三十年来，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未克稍竭绵薄。今老矣，……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我儿子阿欢也回信说：
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我儿子迁居美国以后，从事的是土木工程师的行业。可是他写那封信给我以后，每个读信的人都说，从那封信看得出来他是徐志摩的儿子。
虽然四哥始终没给我答复，可是我儿子同意了，二哥也不反对，我就嫁给了苏医生。那我爱不爱他呢？这我没办法讲。我嫁他的时候，心里这么想：我能不能为这个人做什么？我有没有能力帮助他成功？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每天晚上一吃完晚饭，他儿子和三个女儿就会赶快离开饭桌。我一直好奇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在几杯啤酒或是葡萄酒下肚以后，老是和他们争吵，所以他们想赶在他发脾气以前，离开饭桌。
我把这件事告诉苏医生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自己并不晓得这回事。我就跟他说：“你别再喝酒了行不行？这样孩子们就会留在饭桌旁边了。”
从那天起，他就把酒戒了，从此滴酒不沾。他这点我非常欣赏，有那样的习惯以后，说戒就戒。此后，孩子们都留在饭桌旁了。
和苏医生在一起，我可以同他聊天，商量事情，还可以帮他忙。他刚搬到香港的时候，必须考取开业执照，我就在他研读那些厚厚的医学书籍的时候，陪他熬通宵。后来他开了两家诊所，早上看诊的那家在港口对面的九龙，另外一家在香港。我负责替他登记所有看诊和预约的时间。如果有人打急诊电话来，我就搭车去天星码头和他碰面，再告诉他去哪儿赴诊。
1967年的时候，我甚至和苏医生一起回到康桥、柏林所有我住过的地方。他大半生都在日本度过，从不曾到西方旅行，我就带他去看看。他和我坐在康河河畔，欣赏这条绕着康桥大学而行的河流。这时我才发觉康桥有多美，以前我从不知道这点。我们还从康桥坐公共汽车到沙士顿。我只是站在我住过的那间小屋外面凝视，没办法相信我住在那儿的时候是那么年轻。
我们到柏林以后，看到整座城市都不一样了，很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毁，我连要走去布兰登堡大门或者菩提树下大街都没办法，因为那儿正好在柏林墙后面。不过，我还是想办法站在一两栋建筑外头看到了我以前和彼得、朵拉住过的家。
走访过这些地方以后，我决定要让我的孙儿们知道徐志摩。这很重要。所以，我请一位学者，也是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的同事梁实秋先生，把徐志摩全部的著作编成一套文集。我提供了一些我的信件，由阿欢带去台湾见梁实秋。我希望留一些纪念徐志摩的东西给我儿子和孙子。
苏医生在1972年过世。他和我在德国生的儿子彼得一样，肠子出了问题。他得的是肠癌。6月中旬有一天，我在码头和他碰面，看到他的汗水从毛呢夹克渗了出来。后来医生跟我说：“你还有半年时间，得准备准备了。”
他去世以后，我们把他葬在香港。
苏医生死后，我就来美国依亲，离儿孙近些。现在，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做四十五分钟体操；然后坐下来吃早饭，喝一碗麦片粥，或是吃颗煮了两分半钟的蛋。为了保持健康，我一直服用维生素和一汤匙加在橘子汁里的啤酒酵母。我喜欢看报，探望我的家人，甚至还上了一些我所住的公寓提供的课程。我可以学习德文、有氧体操，或是钩针编织，这些都是给老人家上的。我现在每个星期还打麻将，准许自己一年有二百美元的输赢。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分别为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编者注
应指《想飞》，载1926年4月19日《晨报·副刊》，后收入散文集《自剖》。——编者注
原文如此。林徽因实于1955年去世。——编者注
原文如此。陆小曼实于1965年去世。——编者注
计量单位。1箩相当于12打或144个。——编者注
译者注记其名曰“苏记之”，另有称其名为“苏季子”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