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仪在法国乡下经历的这个人生转折点，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爸提过的所谓“关键时刻”理论。幼仪在她一生当中的某个重要时刻跳脱了绝望，她本来可能选择自戕性命，但她选择了坚忍不屈，我很为她骄傲。
徐志摩本人也有过类似的觉醒。他在与幼仪分居和离婚后，似乎获得了解脱。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这篇散文（1924年发表）中说，他初到剑桥之时，对剑桥几乎一无所知。可是，1921年秋天，他独自回到剑桥，度过整整一学年。事后他写道：
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他徜徉在剑桥大学的后花园（即“Backs”），赞赏剑河（Cam River，一称康河）的景致；他与狄更生、福斯特还有文艺评论家瑞恰慈一起消磨光阴，甚至和他们合组了一个正式的“中英会社”（Anglo-Chinese Society）。
在他的早期诗篇当中，有一首写于1921年11月23日的诗稿，部分内容如下：
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嗤嗤！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
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
融合琴瑟箫笙的音韵，
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在将种种痛苦加诸爱他的每个人身上以后，徐志摩怎么还能创作出这么轻快、灵动的诗来？在他灵感迸发的时候，他的妻子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再度问起幼仪是否生徐志摩的气，她始终回答：“事情就是这样嘛！”要不就说：“文人就是这德行。”
我觉得幼仪对文人的观感（她认为他们不是活在现实的人）和徐志摩对自己身为诗人的看法似乎相差无几。他写道：“真诗人梦境最深——诗人们除了做梦再没有正当的职业——神魂远在祥云漂渺之间那时候随意吐露出来的零句断片……”
徐志摩那天下午在柏林告诉幼仪，他必须立刻敲定离婚之事，是因为林徽因要回国了。而我在阅读林徽因的相关资料时得知，林徽因和他父亲在徐志摩离婚的时候已在国内；他们大概早五个月就离开英国了。那徐志摩告诉幼仪的是什么鬼话？难道他在骗她吗？还是他打算一回国就对林徽因展开追求？徐志摩一直拖到1922年10月（距他离婚七个月后）才束装返国。其间，他重回剑桥大学，最终蜕变为一名诗人。
听到幼仪说她因意识到林徽因的存在而不认为徐志摩和她离婚是项壮举的时候，我为她感到骄傲，那表示她真正了解这桩离婚事件的意义。
我自己对这件离婚案深恶痛绝。在撰写幼仪生平故事的过程当中，我沉浸在她的经历中，以至看到其他一些展现在她面前、有别于既成事实的机会和选择。在我的想象中，幼仪的一生披上了一层如真似幻的色彩。她为什么非离婚不可？如果幼仪和林徽因一样有学问的话，情况会怎样？徐志摩会转而爱上幼仪吗？
依我自己对离婚的研究，二伯祖当初说的没错，徐志摩和幼仪很可能是根据《民律草案》离婚的。《民律草案》说，如果夫妻不合，双方可同意离婚。但因徐志摩未满三十岁，幼仪未满二十五岁，双方还必须获得父母同意才得离婚。
既然幼仪并未得到父母首肯，这桩离婚案还合法吗？虽然我没找到原始文件，但我觉得他们双方对这件离婚案的态度，比它的合法性来得意义重大。幼仪和徐志摩在协议书上签字后，就认为彼此已经离异了。幼仪并没有把她始终没拿到那五千元赡养费这件事挂在心上，她有骨气地说，她在可以要求离婚赡养费的时候，“没拿徐家半个子儿”。就这点来说，幼仪的确是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了。
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离婚以后，我在德国待了三年，学到当幼稚园老师这一技之长。除了在汉堡住的几个月，我和我儿子，还有一个名叫朵拉（Dora Berger）的德国朋友都住在柏林。1925年春天我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个比过去坚强很多、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在德国的日子让我受惠良多。刚离婚的时候，因为身边有个那么小的小孩，我对自己即将要一个人过日子感到非常紧张。我甚至想过要回硖石和幼子住在那儿。可是我已经对自己许下诺言，要尝试自己站起来，而提供这种训练的最佳地点就是欧洲。再说，我是在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离婚的，这个时候马上回家，是很莽撞的举动，也等于藐视自己不孝的事实。我曾经告诉我父母，徐志摩与我分居，是因为我们求学的志趣不同。所以我心想，过了几年以后，我父母就会习惯我独居欧洲这件事，然后我再回去告诉他们实情。
事后证明，我一个人在欧洲度日，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一直到我回国以后，还有人在议论我离婚的事。你能想象吗？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德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恐怕没法子忍受大家对我的注意，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是离婚的罪魁祸首，抬不起头来，而不会为自己熬了过来觉得自豪；更会因为别人议论我而懊恼，而没办法不把他们说的话当一回事。我忍受过的最糟的情况发生在我坐火车的时候，当时我刚好坐在两个正谈论我的女人对面。
其中一个人说：“张幼仪一定长得很丑，而且思想非常落伍。”
另外一个人附和说：“要不然徐志摩干吗离开她？”
这两个人并不知道我就坐在她们对面，否则她们早就难堪死了。当时，我已从德国回国：我心里有数，她们讲的只是部分事实。
我是1922年在柏林住下的，在这之前的两年，大柏林地区才刚扩建完成，合并了八个城市、大约五十个乡村社区，和将近三十个农镇与村庄。所以，柏林今天才会变成欧洲大陆最大的工业城，商业、银行、股票交易重镇，最重要的铁路转接站，以及德国第二大内陆港。我到柏林那年，全长十八公里的高速公路（AVUS）刚刚建好，旅馆、咖啡屋、百货公司和餐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林立。
四年以前，德国才刚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损失惨重，政体从帝国变成共和国。魏玛政府倒台，造成马克迅速贬值，早上可以买件毛皮大衣的钱，到了晚上只能买条面包。当时马克币值低得不得了。老爷每个月从国内寄给我相当于二百美元的支票，我就把支票兑换成小面额的美元，只要用一块美元就可以买很多东西。老爷的钱供我付房租、菜钱、学费，还有朵拉（她后来变成我最亲密的德国朋友）帮我照顾孩子的费用。
朵拉是个四十出头、为人亲切、说话轻柔的女人，也是二哥1913到1915年在柏林大学读书时期的朋友。朵拉说她愿意帮二哥的忙，与我同住，在我初到德国的时候带我见识见识柏林。
我不晓得要是没有她帮忙的话，该怎么办。她帮我找了个德文老师，而且帮我申请到裴斯塔洛齐学院（Pestalozzi Furberhaus）就读，这是一所以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齐的研究为基础的师范学院。我先密集补习了几个月德文课才开始上学，所以在入学的时候就可以听得懂大部分内容。另外，我选择上幼儿园老师这一级的课，因为这个课要求的语言能力最低。
我在裴斯塔洛齐学院读的幼儿园老师培训班大概有五十个女生，因为我要和这些女生长时间一起上课，而且不希望老是得绞尽脑汁编谎话，所以如果她们问起来的话，我就告诉她们我离婚了。她们听了，态度都非常友善，从没说过任何难听的话。她们大都没结过婚，所以一发现我要单独照顾一个幼子，对我就更友善了。每天下午四点喝咖啡的时间一到，她们总会过来坐到我旁边问候我。
裴斯塔洛齐是一位瑞士教育改革家，他信奉的是一种和我几个兄弟所受的儒家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他认为每个孩子的个性都应该受到尊重，而且儿童是通过以爱心和理解为基础的训练来学习，而不是依靠死记硬背。所以裴斯塔洛齐学派的老师要鼓励儿童通过本身的感觉经验来吸收知识，然后根据儿童本身的经验和观察来教导他。
我在班上表现很好，做起玩具或是剪起纸型来，手指比其他多数女生要灵巧。有一天，我们正学着用火柴盒做玩具车，老师在教室喊我名字，示意我到教室前面，然后把他的火柴盒塞进我手里说：“喏，我不在的时候，你来教她们做。”
每天早上我去上课的时候，朵拉就照顾我的孩子。她愈来愈爱他，视如己出，从他出世以后就把他当成德国小男孩教养，所以他只讲德文，只吃德国菜。我给他取名叫“彼得”，听着很像德文里的“Peter”；而且“得”字是从“德国”的“德”字这个音。但我们一直叫他“Peter”，因为他是生长在西方的孩子。朵拉每天买完菜以后，就带着彼得到提尔公园（Tiergarten）散步。我下午下课回到家以后，朵拉总会告诉我彼得那天做了哪些妙事，像是对卖面包的人笑啦，对猴子打喷嚏啦。
她对彼得疼爱有加，总是陪他玩，告诉他她有多爱他。有趣的是，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对孩子说爱，反而经常责骂他们，用这种注意孩子的方式来让他们知道大人对小孩的爱。我喜欢看朵拉和彼得玩耍，她把一切事情都变成游戏。
除了我家人以外，朵拉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朋友，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后来失去她的音讯了。虽然我想写信给她，可是用德文写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们租的是提尔公园北边一栋大宅的三个房间，房东是个上了年纪的寡妇。客厅保留给房东用，朵拉、彼得和我住在和玄关有段距离的房里。我们和房东共用洗手间，还有一个有自来水和热水器的澡缸。我们把食物存在自己的房里，不过常在厨房里煮东西、吃东西，偶尔会和房东一起在公共饭厅用膳。
和朵拉一起住对我有好处，因为我觉得一个只身拖着孩子去找房子的中国女人，说不定会吃闭门羹。我们搬过几次家，因为朵拉对住非常讲究。要是有东西不干不净，或是房东对她的中国房客和小孩有怨言的话，朵拉就不愿意忍受，结果是我们搬家了事。
我们在柏林大概住过三四个不同的公寓，而且在每个房东面前编过不一样的故事，比方说彼得的爸爸死了，或者我在德国工作期间他爸爸正在英国完成学业。我们甚至对其中一个房东说了实话，告诉她我离了婚，可是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犯人似的，那态度让我很不舒服。起先我德文讲得不好，所以不得不忍受那些人在朵拉面前说我长短。她们老是担心我付不起房租，我们就说我家很有钱，会供养我们两人，要不就说我享有中国政府提供的大笔奖学金，所以钱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提前或是在当月第一天付了房租，那些房东就不再发牢骚了。
朵拉来自维也纳，年纪四十开外，可是一直没结婚。我在德国看过不少那样的女人。她以前的事情，我从不过问太多，因为觉得与我无关。不过，有一次她告诉了我她的身世：她一直在等一个青梅竹马的情人；他到外地做生意的时候，把她留在家乡；后来他娶了另外一个女人，直到很多年后她老得嫁不掉时才告诉她。
彼得是个漂亮的小孩，有大大的眼睛和黑黑柔柔的头发。我们带彼得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总有人凑过来。他最喜欢各式各样的音乐，只有京戏除外。我一拿留声机放京戏听，他就用两只手把耳朵捂起来；可是朵拉放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时，他就心满意足，甚至想用我买给他的一根真的指挥棒来指挥。彼得哭闹的时候，我一打开留声机，他就马上停止哭闹专心听。我们家附近住了个钢琴家，他练琴的时候都开着窗子，要是朵拉带彼得出去散步回来晚了，我就晓得他们大概是在钢琴家的家门口逗留得太久了。
我全部的时间都是和朵拉、彼得一起过，因为我觉得柏林其他中国人都太有学问了。有一两次我试着和这些人一起去听歌剧或到万湖（Wannsee）泛舟，可是我不属于他们那群人。我懂的事情不够多，所以不能和他们讨论政治和文学。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找我，仅仅是因为我和徐志摩离婚的关系。
有一次，有人介绍我认识某君，他开口说：“噢，你就是张幼仪啊。”如果我还是徐志摩的太太，他就会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因为我不如徐志摩有学问。现在因为我离了婚，我也成了新潮的人。
我和这些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在西方可以表现得狂放不羁，可是回家以后又过着从前那种日子。而我因为离了婚，所以我不晓得回国以后要住哪儿，要怎么生活。我在德国的时候，老爷之所以资助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徐家的子嗣。可是我回国以后，会是什么情况呢？我得把彼得交给徐家，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吗？要是我想和我两个儿子住一起的话，徐家二老在徐志摩和我离婚的情况下，还会把我当徐志摩的太太吗？
柏林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有个人待我特别好，他叫卢家仁，有一双好大的手，上面毛茸茸的像熊掌一样。他每个星期都来看我好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以前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猜想他是来看彼得的。卢家仁来的时候，彼得就和我们一起待在起居室，其他客人来的时候，我就叫彼得到别的房间和朵拉玩。
有一天，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我们坐着喝茶，卢家仁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
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大概才二十三岁，可是四哥写信告诉过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叫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
而且我明白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我一直没教过他；在我善尽做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
所以，我没敢把卢家仁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里，而是看着自己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
卢家仁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那个下午之后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我对卢家仁问起我结婚打算这件事感到别扭，我从没说过任何鼓励他问我这种事情的话。也许我当初根本不该让他来看我的。难道他一直在追求我吗？那就是“自由恋爱”进行的方式吗？他爱不爱我呢？我没办法相信有人会爱上我。也许他只是想出出风头，才企图娶我？
这段时间，我按时与老爷和老太太通信，以这种方式得知徐志摩的消息。1923年4月，徐志摩和二哥联合邀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头衔的孟加拉语诗人、印度神秘主义者兼教师泰戈尔访华。他游华的两个星期，都由徐志摩和林徽因陪同，做他的翻译。国内大小报纸都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形容他们是“岁寒三友”：林徽因是“梅”，徐志摩是“竹”，留着长髯、穿着长袍的泰戈尔是“松”。
听到从国内来的这种消息，再加上心里明白自己也可以待在国内，我觉得怪怪的。
“回来吧，你怎么不回来？”老太太在信里头这么写，好像啥事也没发生似的。
虽然我丈夫不要我，可是我公婆要。“我不能回去。”我告诉他们，“我是离了婚的人。”
“可是你还是我们的儿媳妇，我们收你当干女儿。”老太太总是这样回信。
这时候我才弄明白徐志摩提议我做徐家儿媳妇，不做他太太的意思。就老爷和老太太这方面来说，我还是他们为儿子挑选的那个女子。我尽心侍奉过他们，又给他们生了两个孙子；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一切。徐志摩公然违抗他们的安排，让他们震惊、愤怒、难堪又伤心。可是我没办法跟公婆解释徐志摩的居心，也说不清楚我并没有抛下他们。
最后我说：“我不能回去，我会觉得别扭。”
彼得满周岁不久就开始发病，他腹泻得厉害，呼吸也困难。朵拉和我带他去看人家推荐的海斯医生（Dr. Hess）。起先，他查不出彼得的毛病。可是，1923年的春天，彼得一岁半的时候，海斯医生和其他大夫发现他小肠里有条寄生虫，他们说彼得是从不新鲜的牛奶里感染的。它的位置正好在肠子和皮肤中间，所以没办法抓出来。海斯医生建议我们去瑞士一家诊所就诊，可是他告诉我医药费十分昂贵，而且不敢保证一定医得好。
中国人认为肠子是怜悯与慈爱所在的部位，所以像彼得这么可爱的孩子在这部位染上疾病是很悲哀的事。可能是因为我没喂他吃母乳，他才生病的，这点我没把握。于是我写信给老爷和老太太，把医生的诊断告诉他们，请求他们帮我做决定。老爷和老太太回信说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的钱不够送彼得到瑞士医病。我公婆是非常有钱的人，所以我始终不明白这件事。说不定老爷在军阀割据中国的情况下赔了钱，这我不得而知。要是他们见过彼得，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但他是我的孩子，是一个再也不能亲眼看看中国的西方孩子。
到了1924年的冬天，彼得白天晚上都睡不安宁，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痛苦，真把我吓坏了。他不用力就没办法呼吸。为了安抚他，我们放留声机给他听，一直放到同样的曲子在我耳边回荡不已，邻居也来抱怨夜里太吵了为止。他先是吃不下肉，然后吃不下面包，到后来连汤也喝不下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肚子愈来愈大，愈来愈肿，身体其他部分却愈来愈瘦。
有天晚上，他已被病痛折磨了好一阵，我听到他尖叫的声音，醒了过来。我以为他做噩梦，就冲到他床边，发现他清醒得很。他紧抓着肚皮用德文对我说：“妈咪，彼得痛痛。”
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儿童医院，由原先诊断出病因的海斯医生负责照料。后来，彼得死于1925年的3月19日，距离他三岁生日不到一个月。虽然朵拉和我在他大半生中已经知道他难逃一死，可是当事情终于发生的时候，还是感到震惊。我们几乎欲哭无泪，更别说行动、饮食了。
我们把彼得火化以后，给他举行了一场丧礼，大约有三十个人来参加，来者有卢家仁、二哥的几个朋友、我同班的一些女生，甚至还有一个朵拉和我经常在公园看到的女士。他们是怎么听到彼得的死耗的，我不得而知。
朵拉和我把骨灰坛子留在殡仪馆。在搬到汉堡完成裴斯塔洛齐学院下一阶段的学业以后，我重回柏林取回骨灰坛子，再带着它和我一起回硖石。
丧礼之后那天晚上，我从黑暗中醒来，因为我听见另外一个房间里朵拉的哭声。她埋头在枕头里哀泣。当时我才发觉她爱彼得之深与我不相上下，我们三人始终是一家人。
彼得不在了，朵拉就回到维也纳娘家。我们分手以后，我没再和她通过话，甚至没写过信给她。虽然我德语讲得流利顺口，可是德文写得不好，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不过我收过一封她写来的信，信里是一封短笺和一张她家书桌的照片。起先我觉得她寄给我这么张照片很奇怪，后来才看到她在所有纪念品当中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张彼得的大照片，由此可见朵拉有多爱他。
若干年后，我已经回到国内，才听说朵拉去世的噩耗。彼得死后，她身心俱裂，染上肺炎，从此没有康复。我在德国的那个小家庭只维持了短短的一段时间。
徐志摩在1925年3月26日抵达柏林，离彼得过世的日子正好一星期。自从离婚以后，我就没见过他，这时候见面，已经事隔三年。他神采奕奕，而失去彼得的我，显得瘦小又虚弱。自打我们离婚后，徐志摩的好事一件接一件。他1922年10月就回国了，后来出了一本诗集，担任过泰戈尔的翻译，晚近又主编著名刊物《晨报》的副刊。
当然啦，看到徐志摩，我吃了一惊。他说老太太非常担心我在彼得死后的情况，所以催他来看我。我带他到殡仪馆的时候，他紧抓着彼得的骨灰坛子掉眼泪。我是根据中国习俗要求将彼得遗体在他死后三天内火化的。要是早知道徐志摩会这么快就赶到的话，我说不定会等到他看过遗体再说。
原文如此，不确。《我所知道的康桥》于1926年1月16日和25日分两次发表于《晨报·副刊》。——编者注
诗名为《草上的露珠儿》。——译者注
见《话》，初收散文集《落叶》（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6月初版）。——编者注
此系音译，英文版作“Lu Jiaren”。——译者注
徐志摩出版诗集《志摩的诗》、主编《晨报·副刊》均在1925年3月之后。——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