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家在报告中提出，徐志摩离开中国前往西方的时候，和其他同一社会阶层的年轻人没有两样。时值二十二岁的他，正在寻求救国之道。他本来打算放洋归国之后，要接管家中事业，或加入政府官僚体系。可是，根据这位史家的看法，徐志摩此番西行，也在内心注入了改变个人作风的欲望。他信奉着自己心目中西方的精髓，并致力于成为他所推崇的西方优点与特质——爱、热情、坦白——的活化身。
我常问幼仪：“难道你不气徐志摩吗？”
我知道自己左右为难。我对他对待幼仪的态度很反感，但又不能自控地崇拜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他是某个精英同志会的一分子，其中成员都是改变中国旧貌、身为过渡一代的学林俊彦。而作为张家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我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成为同时接受中学与西学灌输的人。
可是，幼仪并不承认她的感受，我猜是因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国女人不应该心生怨恨。
徐志摩怀着进入金融界、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抱负，远渡美国。这期间，他甚至给自己取了“Hamilton”这个洋名。他在克拉克大学那自我约束的日程表，一显雄心大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六时起身[同居五人一体遵守]，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徐志摩“激耻发心”，或者说是号召本人和同侪一起行动的欲望，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在历史课本里读过中国人的国耻观念，并得知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理：儒家思想不能抵御外侮、保护中国。我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自己的种族身份又遭人取笑过，因此对羞耻心毫不陌生，但也惊异于这种感觉何以与徐志摩相仿，竟然大到可以让我想象自己堪为我这代华裔主要先声的程度。
徐志摩以优异成绩自克拉克大学毕业后，于1919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修习政治学。然而，他发现美国不合他性情，便于1920年中途辍学，冲动地转赴英国。他写道，那是我“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没过多久，他就强化了自己那套将对幼仪造成激烈影响的爱情信条。
我儿子徐积锴出世以后，徐家对他宠爱有加。用上等棉布做成的襁褓包着他的身体；他刚哭个几下，用人或奶妈就会过来安抚。他头一个玩具，是一根象牙刻的小如意，如意就是“如君之意”的意思。他爷爷奶奶声明，他们这个独孙比世界上所有的大财大富加起来还要宝贝，而且用一百个徐家亲戚送的贺仪，给他打了把小铁锁。这把用金链子挂在他脖子上的“百家锁”代表的意义是：以一百个亲人的祝福，把他的命“锁”好；也告诉大家他带给家人的喜悦。
我们给他取名叫“积锴”，“锴”是“良铁”的意思，因为铁这种金属象征刚强、正直、果断、公平。他事事好问的天性，逗得家里每个人都很欢愉，所以“阿欢”（意思是“开心”）很快就成了他的乳名。徐家老奶奶一定要我们常带他回去探望，老太太也不再天天缝鞋子，而改缝娃娃的衣服了。
我生产以后身子虽然很虚，但是不久就恢复了元气，而且等着照顾自己的儿子。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母亲的角色受到了严格的限定，就和我在徐家应对进退的行为一样。阿欢是属于徐家的，老奶奶、老爷，还有老太太要监督他的养育过程，只准我偶尔照顾。我抱他的时候，公婆就纠正我的姿势；我给他洗澡的时候，保姆又在我身边晃来晃去。到了夜里，还有个奶妈睡在他小床边的地板上。
妈妈告诉过我：“到徐家后绝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所以我并没有反抗公婆的做法。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为了讨好公婆放弃了一切，包括出门、求学，甚至育子。我很庆幸我儿子和儿媳妇现在住我附近，而且我们可以时常见面。可是在阿欢生命里的头七年，我没有按照一个母亲应当的做法给予阿欢照顾。
阿欢出世百日那天，有个用人在他面前摆了个盘子，里面装着一把量身尺、一个小算盘、一支徐志摩的毛笔，还有一些铜板。我们围在阿欢身边，看他第一个会抓起哪样东西，从而预想他日后的方向。起先，阿欢好奇地盯着整个盘子，他的眼睛几乎还分不清什么是什么。然后，他瞪着算盘（商人算账的工具）发呆，又瞧了瞧那把裁缝师用的量身尺。最后，他的目光盯住盘子正中的一样东西，着迷了一会儿，就伸手去抓。那是徐志摩的毛笔。
多聪明的男孩子啊！我感到很自豪。他刚才的举动意味着他以后要成为一个读书人，就像徐志摩和我的兄弟们一样。
老爷突然兴奋地把阿欢腾空举着荡来荡去说：“又一个读书人！我们家孙子将来要用铁笔啰！”他引用重要政府文告里常用的一句话，对老太太夸口说：“铁笔不改。”他的意思是希望阿欢有朝一日会撰写政府律令。
几个月后，也就是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又庆祝了一番。二哥自德国归来以后，在上海办了一份独立的报纸；1919年，他与梁启超等人打算组成非正式代表团开赴巴黎，为和会做些工作。我正好回娘家探望父母，所以在二哥行前不久见到了他。
二哥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西方与徐志摩团圆呀？”
我听了诧异地看着二哥。徐志摩去美国已经半年了，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
“你已经对徐家尽到责任了，”二哥这么说，好像他听到了我的想法似的，“现在你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学。”
像新式女子那样到西方求学？像徐志摩和我哥哥一样学习外文？这意见引起了我的兴趣。然后我想到了公婆。徐家会让我去美国吗？他们会替我付学费吗？于是我告诉二哥，只有在徐志摩来信要我去的情况下，徐家才可能让我去，因为他们不会拒绝儿子。
二哥向我打包票说：“徐志摩会来信要你去的，他会希望你了解西方。”
二哥和徐志摩是挚友，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话，而且兴奋地怀着憧憬，回到硖石。我嫁到徐家差不多四年了，而徐志摩放假时我和他共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个月。我渴望能像跟哥哥弟弟聊天那样，和徐志摩交谈；我想帮他忙，助他得到成功与荣誉。有一次，我幻想我们像伙伴一样待在简朴的家中，他正研究学问，我准备两人的饭食。还有一次，我幻想自己穿着西服，抱着书本，和徐志摩并肩走去上课，就像以前我和大姐在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一样。
现在，每次家人朗读徐志摩的家书时，我就等着听他在结尾提到我的部分。他的来信上头收信人总是写着父母的大名，在信尾才问起我和阿欢的近况。这是很孝顺的做法，因为夫妻在公婆面前应当保持距离。有一回，徐志摩要求我整天跟着阿欢四处转，然后写下他说的或他做的每件事情。还有一回，他要求看看阿欢的画和他刚开始学写的毛笔字。可他还是没有来信要我们去。
1919年春天，中国得知了在巴黎协商的和约条款：作为同盟国之间秘密协定的一部分，山东（孔子的出生地）将被割让给日本。中国多年来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憎恨，因为同盟国背信弃义事迹的败露而被触发。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拒绝接受和约条款。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抵制日货！”
第二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当地的示威行列，广泛的抗议工潮也随之形成。爱国主义的浪潮就此席卷全国，数以千计的工人碰面讨论抵制日货事宜。6月5日这天，上海大约有两万名工人号召罢工，这事件波及许多企业，日本人拥有的一些棉纺厂也跟着遭殃。
老爷暂时关闭了上海的几家店铺，待在硖石家中阅读报上的报道。学生和工人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同时表示中国不接受这项和约。
从欧洲回来的二哥对示威活动的成果感到兴奋。后来他问我：“徐志摩来信要你去了没有？”
我摇摇头。
他说：“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二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对我说过一些话，那时我还没怀孕。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愈发屈从于旧习俗。他好像被关在笼里的动物那样踱来踱去，说他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我记得我虽然对他这番说辞感到吃惊，可是我既不担心，也不懊恼。我小时候听说过的离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或没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我还听说，女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娘家会不想让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个选择：卖娼、出家和自尽。我不相信徐志摩会逼我走上这几条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也没把他的话当真。我以为他只是准备去西方了，所以假装表现得很西化。
可是，听二哥这么一说，徐志摩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学生示威活动，我明白徐志摩说的没错：一场推翻传统的运动正横扫全国。我以为徐志摩没有写信给我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不认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这“乡下土包子”带出国。
我从不敢问公婆我能不能到海外去，二哥就说他会帮我问问老爷。老爷到上海谈生意的时候，二哥经常与他碰面。在他们接下来一次碰头的时候，二哥就说：“如果徐志摩继续在国外读书，而幼仪留在硖石的话，他们两人的心就要愈分愈开了。”
老爷回答：“她要跟老太太做伴，还得照顾娃娃。”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让我到海外。他们认为我应该待在家里，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当然，他们这么想有一定的理由：一个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时时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这是过时的观念了。他们并不明白，如果我晓得一些事情的话，对他们的孙子会更有好处。如果我读些书的话，就可以将所学传授给我的小孩，做个更称职的母亲。
趁徐家人慎重考虑我该不该去西方的时候，我乞求老爷给我请个老师。老爷的哥哥有几个还没出嫁的女儿也想求学，我就和这三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课。徐家决定让我去和徐志摩团聚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年书，但这个决定和我进一步的学业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想，我公婆之所以决定送我出去，是因为他们也怀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业跑去欧洲，已经让每个人大吃一惊了。他的来信中透露出不安和忧郁，令他的父母感到忧心。
我为愿望的达成感到欢喜，只是得把两岁的儿子留在公婆身边。另外，徐家让我得跟着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单独远行已经不妥了，女人单独这样做就是涉险。幸好有个从西班牙领事馆来的中国家庭（先生、太太和两个小孩）准备前往马赛，于是我们搭上同一艘轮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只是坐在自己的舱房里。
夜里，我躺在船舱中的床上，琢磨着第一眼看到徐志摩的时候要有怎么样的举动。想起我与他之间长期保持沉默（他一开始就说我是“乡下土包子？”），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丈夫。我试着告诉自己，我们之间的距离还不至于隔得太远。在船上，我记起自己辛辛苦苦跟着老师上课的情形，心想也许徐志摩会注意到我现在的学识有长进。我也盼望能到西方努力求知，学习英文。
同船的其他乘客得知我出国是为了与丈夫团聚，都说我福气真好。他们说，你丈夫要你去真是太好了！我听了无言以对，因为我心里明白，徐志摩并没有要我去，我是被婆家送去的。我想，我公婆同意让我去的理由，只是在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
三个星期以后，那艘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码头。我在甲板上探着身，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我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同时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服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久到我差点儿忘了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将眼光直接掠过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在海上旅行了三个星期，我感到地面在我脚下晃动，可是其他事情一样也没变。等到我站在徐志摩对面的时候，我已经把脸上急切、快乐、期望等种种表情收敛住了。在那一刻，我痛恨徐志摩让我变得如此呆板无趣。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情况一直是这样。我凭什么以为我们会有话可谈，他会尝试让我觉得我是他世界里的一部分呢？
他说他想看看巴黎，于是我们就从港口直趋火车站。连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也很少交谈——大概稍微谈了点儿我旅行的经过和婆家的情形。我们抵达巴黎的头一站是家百货公司，他和售货小姐帮我选了些外国服装。而我从硖石的商人那儿千挑万选、上岸前一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在船舱里摊开打算穿的衣服，全都不对劲儿了。
我不晓得徐志摩讲的是哪国话——我猜一定是法文，虽然我不认为他懂法文——不过，他和正在为我挑衣服的售货小姐聊了起来。他一边摇头，一边冷冷地上下打量着我说，不行，那件洋装不好。另外一件怎么样？他把洋装贴在我身上——这是我抵达欧洲以后，他第一次碰我。当我看到镜中的自己穿着那袭修长的洋装，感觉到腿上那双线袜的触感和脚上那对皮鞋的紧密时，我都不认得自己了。我们还买了一顶帽子搭配这套服装。到欧洲的第一天，我穿着新衣，和徐志摩一起照了几张相，寄给老爷和老太太，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同幸福地住在异乡的模样。
接着，我们又搭乘飞机由巴黎飞往伦敦，那飞机小得我非与他双膝交叉对坐不可。以前我从没搭过飞机，因为晕机吐在一个纸袋子里。我并不害怕，那只是因为空气不好，机身又颠来颠去的缘故。我吐的时候，徐志摩就把头撇过去，嫌弃地摇着头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事实摆在眼前，我带着小小的怨气，轻声说：“哦，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徐志摩有两个朋友在伦敦机场和我们碰头。巴黎和伦敦之间每天的班机服务显然是在一年以前才开通，他的朋友急切询问我们这趟飞行感觉如何。徐志摩突然之间变得生龙活虎，兴奋地用英文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本来可以都讲中文的，可是徐志摩不想这么做，所以他们三个人就这样把我排除在了谈话之外。其中一个朋友每分钟都停下来把裤子拉高，另外一个朋友老是皱起半边脸，紧张地抽搐。
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我对徐志摩说：“这就是你朋友啊！”可是他又丢给我一个空洞的眼神，掉头走开了。
到了伦敦，我们住在一个俱乐部里，好像城里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儿了。那段时间，我们很多人都住那儿，大家互相熟识，都是为了某个理由来伦敦求学。那些认识徐志摩的人见到我都睁大眼睛，仿佛很惊讶似的。徐志摩这时候在伦敦已经住了一年，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课。
我们和每个人都讲中文，吃的也是中国菜，连徐志摩都好像脱去了那层洋里洋气的外壳。他会小口小口地喝茶，有时候还换上长袍到楼下吃晚饭，我们和其他中国人统统在那儿用餐。也许他在吃中国菜的时候比较喜欢穿中国衣服吧，我也搞不清楚。
饭厅的隔壁是间休息室，每个人吃过晚饭，都到那儿聊聊政府和政治，诗词和文学，其中也有少许几位女士。我话不多，就坐在那儿听人高谈阔论。有几个人知道而且景仰我二哥和四哥，就来告诉我。
还有一个人问我打哪儿来，我告诉他从硖石来，他就问我是哪个人家，我告诉他是徐府。他说：“哦，徐府有个叫作徐申如的人。”
我说：“对，他是我公公。”
他又说：“哦，徐府很有钱，是浙江省最有钱的人家之一。”
讲这种事情非常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谈论金钱是很没礼貌的。我不知该如何答对。
停了半晌，我才说：“大概是吧，我们年轻人不插手生意上的事。”
我知道，既然我到了西方，就可以改变我的行为举止了。我可以上街，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可是我没去。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何当时除了整天等着徐志摩，我什么事也没做。就算可以自主行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冲进冲出，安排这安排那。他就要成为康桥大学王家学院的文科特别生，打算搬到康桥去，要租房子，还要筹划旅行的事。徐志摩叫我待在房里别管他，所以我就坐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国人俱乐部里，觉得若有所失，因为其他中国人都有事情要办，有功课要完成，连女士们也一样，而我却无所事事。徐志摩隔一段时间会回房间，而他回来只不过是为了要再离开。每次他发现我还在那儿，就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心里应着：我会去哪儿？说不定他以为每次丢下我不管，就可以凭意志力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起先以为是我不能自立，才让徐志摩对我退避三舍的，可是事情并不如此单纯。他每天早上都穿着浆得笔挺的尖领衬衫和钉了三颗扣子的毛料夹克，行为举止也像这些穿着一样洋化。对我来说，他就是个外国人：言谈间加重语势时，手里拿的是一根燃着的香烟，而不是一把折扇；喝的也是加了糖和奶的淡色浓茶。
有一次，徐志摩把一个名叫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人带回家，称他为“Goldie”。我知道这是安排徐志摩到康桥大学读书的人之一。当他用英文和狄更生交谈时，他的确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总是那么样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别喜欢狄更生，虽然我只看过他们两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听到他言语中满是崇敬。当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里面对我的时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于是我对徐志摩起了反感。虽然他从不辱骂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兴看到我在那儿。当阳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我摆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态度。到了黄昏时分，某种忧郁的神情仿佛无可避免地降临到他脸上。当黑夜来临，他向朋友道过晚安之后，他好像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厮守的命运。自从我到欧洲以后，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成为没有感情的夫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并对我们要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
早在伦敦时期，我就怀疑徐志摩有女朋友了。有一次，我们搭乘一辆公共汽车——我想是前往南安普敦（Southampton）访友时搭的那辆吧——我一个人坐在靠近车尾的位子上，徐志摩和一位男性朋友坐在车子前头离司机不远的地方。从司机那面大型后视镜反射的影像中，我可以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正在深谈。在某一时刻，徐志摩一边示意他朋友别开口，一边指指坐在后面的我。而我直到那时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观察他们。我想知道，徐志摩还有什么想瞒着我的事？
同时，我也好奇，他为何会为了瞒住我这件事而心浮气躁。也许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是很西化的，但在中国，男人纳妾是很正常的事。他父母替他挑选大太太，也就是原配夫人，他自己物色小太太，也就是妾——至于娶几个，就看这男人有多大财力了。原配夫人不能反对他娶小老婆，她其实有义务欢迎小老婆入门。“妒”是“七出”（男人可以休弃女人的七个理由）之一。
男人纳妾的理由有二，主要理由是大太太不能生儿子。就拿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做例子吧。她没生儿子，只生了个女儿，生的时候年近四十岁，正和梁启超住在日本。由于无法履行对梁家的责任，她就回国挑了个小老婆，带着这个二太太一起回日本。这位大太太被教养得很正统，知道她对梁家的责任。
男人纳妾的第二个理由是他想拥有她。老爷就是想拥有很多女人——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正如徐家用人说的那样。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邀请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到家里和我们住在一起，而接受她则是老太太的责任。
那天坐在车上，我讨厌自己心里难以平抑的失望，试图盯着车窗外的风景看。我早该料到徐志摩有女朋友的，要不然过去他在国外那两年，为什么没来信要我去呢？
美国政治家。——译者注
英文版作“with four chinese roommates”，台湾智库版无此注释，此处以英文版为准。——编者注
见《我所知道的康桥》。初载于1926年1月16日、25日《晨报·副刊》。——编者注
指刘崇杰一家。刘崇杰（1880—1956），字子楷，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人，1920年开始担任中华民国驻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兼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中作“刘子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