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就在那年9月底,又离开广州北行,到上海去,他在广州差不多住了九个月。这九个月,他的精神也不怎么愉快。最近,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了一封鲁迅那时写给章川岛的信,倒可以简括说明他的处境。信中这么说:

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阴历正月三日从毓秀山跳下,跌伤了,躺了几天。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他在广州的生活,他自己写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夜记说得很有趣,也很悲凉。他在中大的职务是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本来想做点事,他曾对许广平说:“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还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当然,这一希望也就很快地幻灭了。

他到中大,住在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只,也许二十多只罢——老鼠出现,驰骋文案,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搅得他晚上不能够睡觉。到清晨时,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他听不懂的歌。那时,访问他的青年很多,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他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他回答得很技巧,说他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我们且回想一下,那一年春天,国民革命军已击溃了孙传芳的军队,攻占了南京、上海,广州这个革命的后方根据地,其实已经十分沉寂了。

他当时的广东印象是这样:“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们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这又是一份淡淡的哀愁。

鲁迅在广州的不快意的生活,由于《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参加中山大学,重开“厦大”式小圈子里的派系争斗,他只能先离开中山大学的钟楼,接着便离开广州了。不过,鲁迅在广州,有几回虽是并非出于他的乐意的演讲,却是十分出色的。一回是在黄埔军官学校所讲演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回是在广州暑期学术演讲会所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都是独抒卓见,为一般文士所想不到、说不出,而且也不敢说的。那年2月间,鲁迅还到香港讲演过两次;两次都在青年会;一次题为《无声的中国》,一次是《老调子已经唱完》,都是针对着现实的批评。我以为鲁迅的文字,就批评现实的匕首作用说,晚年的杂文自是强韧有力。但要理解他的思想体系,说得完整一点的,还得看他的几篇长的论文和讲稿的。

那时,鲁迅对于革命和文学,有着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如后来那些所谓鲁迅的信徒一般,硬拉入另一种面孔中去的。在广州的青年,引了拉狄克的话:“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来鞭策他,他说:“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能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这一看法,他在后来另一讲演,题名《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有更详切的说明。(这一篇讲稿,系笔者所记录,鲁迅认为可收入他的文录,见《鲁迅书简》。)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我们从他这一观点来看他当时的言论,那就可以了解得清楚一点了。

鲁迅在广州所看到的是“奉旨革命”,虽说,前几年他在北方常常看到压迫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就看不见。后来他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广州和其他城市一样,“革命”后也并没有多大的进步。他说:“我听人家说,广东是很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既然这样奇,这样可怕,我就要来看,看看究竟怎样;我到这里不过一礼拜,并没看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可怕的。据我两只眼睛所看见的,广东比起旧的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并不见得有两样,我只感觉着广东是旧的。”

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说:“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 这些话,都说得很切实,很对症,但和一般人的想法都是相反的。

那一时期的鲁迅情怀,我们倒可以从他的另外几篇短文中体会更深刻一点。他到了广东,看见了所谓革命策源地,有了种种感慨。他说:“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他有几句辛辣的讽刺的话: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这是一部中华民国革命史的总结论,哀哉,中国老百姓的劫运!

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是颇悲观的。他在香港青年会的第一次演讲,说道:“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他知道大家正在走前一条路。他在第二次演讲,就指出老调子没有唱完。他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他是希望一般青年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那些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旧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没有用处了。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是逆耳之言呢?

那回,鲁迅在香港的遭遇是有趣的,他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他讲演中几次提到了元朝,有人就有些不高兴了。)至于,鲁迅在广东,他自己也有了幽默的譬说:“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 他在寂寞的南方,又经历了一番世故。他也曾幽默地写信给李小峰说:“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 【他指出(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二)要他作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他的题签,已经撤换。(三)报上说他已经逃走或者说他到汉口去了。】他就是这么寂寞地离开广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