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原是按期刊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的,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他的文艺创作和杂感文,也就从《北晨》副刊作多方面的发展;后来,才有《语丝》和《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原由孙伏园主编,到1921年10月12日起,扩充篇幅,每日增出半张,改成横幅。这便是新型副刊的开头。(那时,上海《民国日报》有《觉悟》,《时事新报》有《学灯》,也是这一型的副刊。)据鲁迅自述:他是孙伏园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可是,如他所说的好景不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晨报》馆原是研究系的政论机构。)

后来,孙伏园的离开《北晨》副刊以及创办《语丝》周刊,和转入《京报》副刊,依照鲁迅自述和孙伏园的追记,都说和鲁迅的一首小诗《我的失恋》有关的。(孙伏园曾于《从〈晨报〉副刊到〈京报〉副刊》详详细细说到这件事。)据鲁迅说:“‘我辞职了,可恶!’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刘勉已)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孙伏园有一大段解释的文字;还有,他为了这首诗的被抽,和刘勉已大闹一场,也是很热闹的。)

以下,便是鲁迅说到《语丝》的产生了,他说:“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书本,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即此已可知道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语丝》周刊在中国新文学进程上,的确是一方纪程碑;《语丝》所无意中形成的文体,也给新文学以清新的风格。周氏兄弟,的确是《语丝》的支柱,(实际上,周作人在编稿。)不过,当时攻击周氏兄弟的,称之为“语丝派”,称之为青年思想导师,所以鲁迅故意把自己写得不足轻重似的。他说:“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thustra》(苏鲁支语录)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 在五四文化运动低潮之际,《语丝》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鲁迅的《野草》中文字,大都在这周刊刊载的。)

从1918年到1926年,这八年间可说是鲁迅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呐喊》《彷徨》中的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那时期,他在《北晨》副刊、《京报》副刊、《语丝》《莽原》这些报刊上所发表的散文小品,也是他一生的力作,虽不像他晚年所作杂文那样尖锐,却是十分圆熟,晶莹可爱。他晚年所投掷的是匕首,那时期,却是孙大娘所舞的长剑。

《语丝》这小小刊物,它是那一时代的标志,也创造了时代。有人说他是青年导师,他是讨厌这顶纸糊帽子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这可以说是鲁迅在《语丝》时期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语丝》的共同态度。他们并无意于做青年的导师,和后来有人俨然要做青年导师,要改造别人的思想,那是大不相同的。

鲁迅的思想,以及文章风格,受尼采的影响那么深切,这也是我所说过的。也许各人对于鲁迅的作品,各有所好,我的选择,却要举出《野草》和《朝花夕拾》来。前者便是刊在《语丝》上的散文(近于诗的散文),后者则在《莽原》上连载的;而他的《野草》,可说是最近于尼采的,也正是和《苏鲁支语录》相比并的哲理杂感文。

鲁迅只是一个凡人,他怎么能够预言?他是抓住了一个时代的气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时代的启示。这一点,也是在《野草》中最可以体味到。那篇《好的故事》,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而《淡淡的血痕中》则是时代的漫画,他说:

目前的造物主,还是一个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须使一切也欲生;他还没有灭尽人类的勇气。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了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空虚,各各自称为“天之僇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新的,这就使他们恐惧,而又渴欲相遇。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这样。

鲁迅在那一时期,有这么一个“预见”与“期待”: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物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这是道道地地的尼采精神,我们用不着曲解为社会战士的!

那时,《新青年》的一部分战士,就在这一旗帜下集合拢来。鲁迅在追记《语丝》社的始末,就说:“《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盈余。于是(李)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鲁迅的话,笔者以为不要呆看,他那时和周作人的情感不很好,所以故意避开说他的弟弟主持编务的话。)那时,刘复(半农)有一信写给周作人,就说:“《语丝》毕竟把诸位老友的真吐属,送到我面前;虽然其中也有几位是从前不相识的,但将来总是很好的朋友。”“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垂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他们当时的想法的确如此。

我说鲁迅当时还是一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至少是《语丝》社那一群人有这么一种趋向。)我们且从钱玄同回答刘半农的信中可以看到所引用易卜生的一段话:“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底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我们不要以为个人主义的战士,就比社会主义战士逊色些。鲁迅所叹息的,乃是战士们不够强韧,他对于《语丝》社的朋友也有同样的感想。他说:“《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当时林语堂对于《语丝》,也有过评语,他说:“半农想念启明之温文尔雅,先生——即玄同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考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激昂慷慨,《猛进》也,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者,《独立评论》也。”《语丝》原是温文尔雅一路。那时,《语丝》已经开始提倡“幽默”,尚未成为林语堂的专卖品。此所以他于《语丝》以外,帮着青年们创办更激进一点的《莽原》半月刊了。那时林语堂的主张:(1)非中庸,(2)非乐天知命,(3)不让主义,(4)不悲观,(5)不怕洋习气,(6)必读政治,并未提倡闲适情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