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在《鲁迅逝世五周年杂感》中,有这么一段话:“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所谓‘托尼学说’,‘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这两个人都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极宏富,对于社会的影响深而且大。鲁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深,自然与他们相比也很恰当。而鲁迅先生在学生时代,很受托、尼二家学说的影响。托、尼二家的学说,一般的说法,是正相反对的。尼采的超人论,推到极端,再加以有意无意的误解,在德国,便成了第一次大战前的裴伦哈特的好战论,和这纳粹主义的侵略论。鲁迅先生却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例如《苏鲁支语录》,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而他的学说的精髓则在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顿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精神,与后来思想上的平民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国际平等主义,都有精神上的联系。直到二次大战时的反侵略阵线,例如对于欧洲被侵略的各小国,虽然它们的军事势力已在国内早被侵略国家所摧毁,还尽量地设法支持它们反侵略的微薄势力,以期共同消灭侵略国家的暴力与野心,这还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托、尼学说的内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先生却同受他们的影响,这在现在看来,鲁迅先生确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地避免种种的矛盾,不使有一点罅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这一段话,对于了解鲁迅早期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不过笔者所知道所了解的,和孙氏的观感颇有距离,因此,对于孙氏的说法作相当的保留。

原来,19世纪的哲学,从叔本华到尼采这一派悲观哲学,导源于佛学,脉络非常鲜明。叔本华生于1788年,卒于1860年,正当19世纪前半叶,德国承康德之后,哲学鼎盛,名家辈出之时。“叔本华虽自命为康德嫡嗣,而其学乃似教外别传,与同时哲人如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相较,颇有空谷佳音、遗世独立之慨。叔本华近承康德,远绍柏拉图,旁搜于印度佛说,遂自创为一家之言。其所以异于并世德国诸哲学家者,特征有四:当时诸哲人,其思想渊源纯出于西方,而叔本华则兼采佛学,有东方之色彩,此其一;当时哲学上传统之假定,以为就根本言,人生乃谐合者,而叔本华则以为人生乃凌乱忧苦,故持悲观,主解脱,此其二;当时哲人多为唯理主义者,重理智与概念,而叔本华则兼尊直觉,此其三;当时哲人,其天性率近科学,运思密栗,而文辞质朴,甚至于晦涩难读,而叔本华则有文学之天才,其文章特为清美朗畅,亹亹动人,此其四。叔本华早年英发,才气甚高,而禀性孤僻,与世寡谐,沉忧善感,易伤哀乐,其论述哲思之书中,时有郁轖之情,孤愤之语,故叔本华可谓诗人式之哲学家。”我们仔细对比,鲁迅的思想、性格,正有着叔本华的影子。鲁迅接受尼采学说,也正是接受叔本华与佛家的悲观哲学,那是不待言的。

章太炎先生以治佛学,讲因明唯识,完成思想体系,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方面,鲁迅也受了太炎的影响。许寿裳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曾对许氏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他对于佛经,是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的。

依笔者所了解的东西文化思想相互影响的迹象来说,16世纪以后,泛滥于欧洲的自然主义哲学,导源乃由于老庄道家思想的西行,其影响所及,在政治则有法卢梭之《民约论》,在自然科学则有英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说是无政府主义全盛时期,溯其源也和老庄思想有血缘上的关系,而叔本华、尼采的个人主义哲学,也和道家哲学相通。鲁迅笃好魏晋文人的文字,其于嵇康阮籍的思想,有最深刻的研究;对于他的爱好赫胥黎《天演论》,笃信尼采学说,可说是相反而实相成的。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出于佛家思想,也是治托氏学说所共知的。(印度的甘地主义,正是托氏大爱主义的实践。)无政府主义固是社会主义的一派,却是极端尊重个人主义,和尼采思想相通。所以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矛盾的;从无政府主义观点看来,却正是相互发明的,这是笔者和孙伏园氏所了解的不同之点。

鲁迅早期的宇宙论、社会观、人生观,略见于《坟》中所辑集的文字中。(《坟》,鲁迅的散文集,所集系1907至1925年间的文字。)其中介绍进化论学说的有《人之历史》;他说:进化之说,创始于希腊哲人德黎(Thales),至达尔文而大定。他说,德国的黑格尔和赫胥黎一般,都是达尔文学说的讴歌者。关于这一方面思想的发展,他说到瑞典的林那(K.Linne)、法国的兰麻克(J.D.Lamarck)和德国的歌德(Goethe)。他是研究生物科学的,所以条秩源流,非常明白,并不像若干社会科学家,或主黑格尔(如陈独秀),或主达尔文(如胡适),建立不要融合的宗派。

鲁迅并不自悔其少作的,他的《文化偏至论》,便是提倡极端个人主义的。他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涨,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黮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非超越尘埃,解脱人事,或愚屯罔识,惟众是从者,其能缄口而无言乎?物反于极,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这是鲁迅五十年前所说的话,到今天看起来,不是更切中时弊,批评得最切当吗?

个人主义哲学,自以叔本华为宗匠;鲁迅说:“勖宾霍尔(叔本华)(A.Schopenhauer)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信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那时至丹麦哲学家契开迦尔(S.Kierkegaard)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易卜生)(Henrik.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 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后来胡适在《新青年》介绍易卜生主义,也就是这一种个人主义。

鲁迅推尼采为个人主义哲学的杰出之士。他说:“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这便是震惊欧洲思想的超人学说,对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作最猛烈的抨击。因此,反唯物主义的倾向,也和反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相呼应。鲁迅介绍主观主义,说:“如尼怯(尼采)、易卜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这种说法,和其他学说一样,各有所独至,却也是一偏之论。清末民初,绍介欧西学说的,几乎各宗各派都介绍过来,有的提倡社会主义的,骨子里还是个人主义;有的以民主政治相号召的,满脑子仍是英雄观念,这都是不足为异的。鲁迅的思想,受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影响,在他自己乃是顺理成章、井然有其一贯体系的。

另外一篇,题名《摩罗诗力说》,提倡浪漫主义的文学,也是鲁迅的前期文艺观。(“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琼,和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诗人歌德至崇为两间之绝唱。”)浪漫主义,本来和返诸自然的人文哲学精神相吻合。鲁迅说:“尼怯(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 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与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 这一说法,和他晚年的文艺观,颇有出入;但其发挥文艺的一方面意义,也和晚年所发挥的另一方面意义,同为真理之一面,有同样的价值的。

晚清文艺界,最激动国人心灵的诗篇,乃是英国诗人拜伦的《哀希腊》,而拜伦的浪漫主义色彩及其传奇性的行为,尤足以鼓舞人心。鲁迅也是推介拜伦的浪漫文学的,他说:“裴伦(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 这是民初的文艺空气,也是鲁迅性格的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