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说穿来只是“盘辫子”与“剪辫子”的革命，其使我们失望，那是必然的。那时的鲁迅，已经到了北京，看了走马式的政治局面，他摸到了病根所在，便沉默下去了。《两地书》中，他在一封复许广平的信中提到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好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而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他对于中国的民族性从社会根底上看，可说是十分悲观的。而民初的社会政治，都使他十分失望。
他在另外一篇《灯下漫笔》中，有更深切的剖析，他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掉；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宋末元末的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以上奴隶的轨道。“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规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腾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因此，他下十分沉痛的结论：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其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鲁迅在他的《呐喊·自序》中，说过民初那一时期的心境：“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段话的暗示性非常强，因此，有人要讨论鲁迅抄碑文的心境如何？目的何在？方法如何？等等了。
民初，袁世凯政权下的政治空气，那是十分低沉的；鲁迅那时在教育部做事，住在S会馆补树书屋，抄点古碑，表示对世务不闻不问，这种消极方式，可以避免当局的注意，也是我们所了解的。S会馆，便是绍兴县馆，原名山（阴）会（稽）邑馆，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这地段不算很好，因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国以后不在那里杀人了，所以出入总还是自由清净的。会馆在路西，进门往南是一个大院子，正面朝东一大间，供着先贤牌位，便是仰蕺堂。堂屋南偏有一条小弄堂，通到堂后的小院子，往北跨过一个圆洞门，那里边便是补树书屋了。补树书屋本身是朝东一排四间房屋，在第二间中间开门，南首住房一间，北首两间相连。鲁迅住时，只使用迤南的三间。鲁迅抄碑就在补树书屋那两间房里，当初是在南偏，后来移到北边的一间去了。据周作人的说法，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系统，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等如何办法，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张，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地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不少罢了。
后来帝制失败了，袁世凯也死了，鲁迅还是继续抄下去，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这是他抄碑的进一步的成就。
鲁迅校勘碑文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的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这样的校碑工作，不仅养成他的细密校勘修养，而且有积极的一面。
我们且看鲁迅生平知己许寿裳先生的追忆：自民二以后，他常常看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其序文有云：“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着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并作《逸文考》《着余考》各一卷附于末尾，便可窥见他的功夫的邃密。许氏说：“鲁迅对于魏汉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此外，鲁迅搜辑并考证历代小说史料，计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部，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副册，搜罗的勤劬，考证的认真，允推独步。近年来研究小说者虽渐次加多了，宋以后的史料虽有所获了，但是搜辑古逸之功，还未见有能及鲁迅的呢！
许氏说到鲁迅中年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如《南齐吕超墓志跋》，便见例。这一篇墓志跋，乃是鲁迅所编汉魏六朝石刻研究中的一节，书未完成，所以全集中未收入。据许氏所知，吕超墓志石出土以后，便为许氏至戚顾鼎梅所得，藏在杭州。顾氏及鲁迅均有跋文，考证详明，两人不谋而合。
考证校勘之学，在清代原是朴学家的主要功夫。宋明理学家治儒家的经学，考证校勘，乃其旁枝，不过朱熹弟子如王伯原，便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清初经学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有所考订，已开朴学之先河。到了皖学（戴东原）吴学（惠氏父子），对于考证，训诂名物，尤见功夫。考证学所研究的虽是纸片上的文字，而其方法与近代科学逻辑相合。清代大师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都是在考证校勘上下过功夫的。这一方面。鲁迅也还是朴学家的正宗，继承章太炎这一脉而来的。不独他个人的兴趣，在考索上有所表现，即其审慎严密的态度，也和清代朴学家相一致的。胡适从美归国，从新考证学广大了皖学的门庭，汲取西方科学方法以充实考证的技术；他深深佩服鲁迅的考订功夫，鲁迅也推许胡氏的小说考证，这都不是政治偏见所可抹消的。清代思想家，视野广大了，宗派的偏见冲淡了，章太炎的弟子，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都不拘于今古文的门户之见，也可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新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