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饭，一直谈到深夜。他是善于谈话的，忽然在一串的故事中，问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他正看到我书架上有一堆关于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接着，我们就谈到路特微喜（Emil Ludwig）的《人之子》（耶稣传记）。路特微喜把耶稣写成为常人，并不失其为伟大；说圣玛利亚是童贞女，由天神给她孕育这么一救主，也不见得增加耶稣的光辉。老老实实说玛利亚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给罗马军官强奸了，孕生了这样一个反抗罗马暴政的民族英雄，也不见得有什么丢脸。因为是“人”，所以不免有“人”的弱点。这一方面，鲁迅比萧伯纳更坦白些，他并不阻止我准备写他的传记。（当晚，我并不想到他很快就老去了，所以许多关于他的史料，不曾向他探问明白。这一部分的缺憾，而今已经由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来填补起来了。）我们又谈到孙中山传记问题，那时，中山文化教育馆正在征求《孙中山传记》的稿本；有人希望我也动手写写看，我说我不能，因为你们要奉孙中山为神明，而实际的孙中山，也只是一个凡人，平凡得很的人，叫我怎么写呢？最后，我说：“你是写《阿Q正传》的人，这期间，也有着你自己的影子，因为你自己也是中国人。”说鲁迅是阿Q，也并不损失鲁迅的光辉，他毕竟是创造阿Q的人。
那时，我们那一群人，相约不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我也并不想说“我的朋友鲁迅”，我也不是他的门徒。有人以为我到上海卖文，是借着鲁迅的光；抱歉得很，鲁迅是1927年到上海，那时我在上海报刊写稿已六七年了。（我承认邵力子、陈望道二先生是汲引我的人，却不是鲁迅。）前些时，香港一些论客，深以我是鲁迅的朋友为恨；我也有这么一种牛性，他们要来“钦定”的时候，我偏要他们看看《鲁迅书简》，使他们哑口无言。十年前，宋云彬先生在桂林医院中养病，他从头至尾，把《鲁迅全集》看完了，辑出了一本《鲁迅语录》。他对我说：“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他看见鲁迅骂过许多人，连郭沫若、郑振铎、傅东华、徐懋庸都在内，不独对陈西滢、梁实秋那么刻毒的。）其实，鲁迅对朋友并不那么刻薄的，许多人不曾受过他的讥刺，连对易培基都不曾有过微词，大家可以意会的了。我和他之间，有一段极机密的交游，我此刻并不想说出来，留着将来，作为“逸话”罢。
1934年冬天 ，为了群众书局出版《海燕》的事，我和Y君闹得不十分愉快。（Y君 为了此事，一直在骂我，却不曾把真相说出来。）鲁迅先生写信给我，劝了我一阵，说：
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指Y君）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指笔者）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这是鲁迅对我的暗示，要我不计较Y君的坏脾气。）
1936年10月间，鲁迅去世了。当时，我就着手整理史料，准备写传记，工作进行了一半，而淞沪战争发生，除了一部分史料已在《鲁迅手册》刊出，这本鲁迅所预料的“鲁迅传”，迄今并未出版。我也期待了许广平、许寿裳、孙伏园诸先生的“鲁迅传”出来，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写的。谁知忽忽二十年，依然没有影子。坊间，只有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而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不仅侮辱了鲁迅，也侮辱了读者。因此，我要试写这一部《鲁迅评传》——不是鲁迅所预料的“传记”。
目前所见的写“鲁迅传”的人，都是没见过鲁迅，不了解鲁迅的人，而和鲁迅相熟，了解鲁迅的人，所写的都是鲁迅传记史料，并不是“鲁迅传”，这也可见“鲁迅传”之不容易写。……而鲁迅的朋友中，年纪一大，都明白这件事的复杂性，抱定了“最好还是不必过问”的态度，那是必然的。而捧的骂的或利用的都已失去了对象，也是使大家不敢动笔的因由之一。
中国的士大夫，自来有三种意愿：一种是希圣希贤，宋明理学家，一开口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把颜渊当作模范人物，要寻求孔颜乐处在哪里。一种是要做英雄豪杰，像项羽那样，要学万人敌，读兵法，要做“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大梦。又一种则是酸风溜溜，要做八斗才的才子，吟风弄月；诗酒傲王侯。而写传记的人，胸中先有这几种轮廓，就在规矩中做起文章来。可是，这些帽子都不合乎鲁迅的头寸，那些捧鲁迅的，一定要把鲁迅当作完人来写的，要让他进孔庙去，那当然可笑的。然而鲁迅虽进过水师学堂，如他自己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也毕竟不像一个海军上将，他也不想立赫赫之名。鲁迅也会作作旧诗词，他的骈俪古文，也作得不错。但他并不带一点才人的气息，也不想做空头文学家。他是道道地地的，在做现代的文艺作家，比之其他作家，他是超过了时代的。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我曾对朋友们说：“我们都是不敢替鲁迅作特写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份胆识，所以替鲁迅写印象记，如马珏（马衡的儿子） 是个小孩子，如吴曙天，是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如阿累，一个电车卖票员，他们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才敢来动笔。而且，他们敢写得真实，才显得亲切有趣。还有那位攻击他的陈源（西滢），也着实抓到了痒处。”
鲁迅是谁？何凝（即瞿秋白）曾引用过一段神话：“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了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两兄弟一出娘胎就被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吃奶，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惨得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了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很久地在孤独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样的譬喻，颇有意义，鲁迅之为鲁迅，并不一定要把他当作战斗的英雄的。
当年我准备替鲁迅作传记，着手搜集材料之初，首先想写成的乃是《鲁迅年谱》。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章实斋，这一位近代大史学家，他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曾说：“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而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胡适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而他所写的《章实斋年谱》，更可以算是进步的新传记。
一、他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
二、章氏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他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也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
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他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
我理想中的《鲁迅年谱》，也就是这么一部史书。其实，王士菁所写的也就是这么一部传记，就因为他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而许广平不懂得史学，不独不会修正，连批评也不中肯。但我毕竟放弃了《鲁迅年谱》，固然因为抗战时期，奔波南北，无暇及此。最主要的，我要写一本通俗的鲁迅传记，而不是一部专家的著述。在今日，写《鲁迅年谱》最容易，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国藩的传记还充分些，就看鉴别史料有没有眼光，组织史料有没有能力。
我对于传记文学的兴趣，近十五年间，很快就从梁胡二氏的典型跳过，进入新的传记文学的圈子中去。我所仰慕的乃是路特微喜（德）、莫罗亚（法A.Maurois）和斯特莱基（英D.Strachey）。路特微喜的《耶稣传》《俾斯麦传》，可说博大精深，自是大史家的手笔。德国人的著作，总是那么精深的，他的传记，直透到传主的灵魂深处。莫罗亚所作的传记，如《少年歌德之创造》《密查郎支罗传》《伏尔泰传》《雪莱传》《提斯雷利传》《拜伦传》，都是带着生动活泼的法国作风。斯特莱基的《女王维多利亚传》，取材之丰富，断制之谨严，文字之简洁，不愧是晶莹的艺术品，我们可以用得上“叹观止矣”的赞词了。他也不愧是英国史学家，一个敦容的绅士风格。魏华灼先生译莫罗亚的《雪莱传》，曾于序文中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界发生变化的事件很多，传记也是其中之一。过去的传记，有的只是引证、笺疏、书目等的堆积；过于是纪念的、颂赞的、教训的，其中所描写的人物，只是英雄的雕像，美德与成功充分的扩大，内心冲突与失败，尽量的隐匿，结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画像，全是光明，毫无半点黑影。现代的传记，就不同了。就一般而说吧，每本分量较少，题材较为连贯，结构上较富于戏剧性，形式上类似小说，只为的使读者欣赏传神，不是强读者作枯燥的研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生物。最要紧的是传记家写传记，就是制造一件艺术品。
我所写《鲁迅评传》，当然不敢追迹斯特莱基和路特微喜，如能写得像莫罗亚的《雪莱传》，在我已经十分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