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公元前126年的春天,一辆马车,载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驭者不断挥动丝鞭,四匹雪白的骏马撒开着腿飞跑,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著名城市。

这个青年生得眉清目秀,长身玉立,衣着朴素整洁。随身带着许多竹简、木板,准备把所看到听到的事情,随时记录下来。他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访求古代史书,向老人们访问古代遗事,调查了解各地情况,是一次学术旅行。

他叫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人。父亲司马谈,做汉朝太史令的官。太史令在政府中是专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一家从很古时代就专管天文历法,到周宣王时代(前827—前782)还兼管周朝历史资料的保管和编写。到了司马谈,除了继承世代相传的天文历法和历史的家学以外,又跟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天文,有名的学者杨何学《易经》,黄子学道论。精通各家学说,学问很好。他很钟爱这个儿子,一心一意要教育司马迁继承世代相传的家学,亲自讲授指点,在闲暇时,还和儿子讲论诸子百家流派,所见所闻的史事。司马迁读书非常用功,儿童时从师就学会了当时所通行的文字,十岁就念古文—《左传》《国语》《世本》等书,到二十岁时已经博通群书,有了广泛的知识,很扎实的基础了。

这一年,司马谈为他儿子安排了一次学术旅行,接触实际,扩大眼界,增长知识,结交朋友。

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里有关这次旅行的记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他到过长沙,在《屈原贾生列传》里说:我读了《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很为他的志向所感动。到了长沙,又亲眼看了屈原投水自杀的地方,想象中有这么一个形容憔悴、满腔抑郁的爱国诗人,在这儿行吟、踯躅,他忠于君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却落得这样下场,徘徊沉思,不禁伤心落泪。顺便看了九嶷山,传说中舜安葬的地方。到江西庐山,考察了夏禹疏浚九江的情况。在山顶独坐,恍惚看到平原上浊流滚滚,洪水滔天,老妇幼儿,随波呼号,牲畜家具,互相挤撞的惨象。一会儿又看到一群短衣赤脚的汉子,其中有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人在指手画脚,他摩顶放踵,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采用疏浚的办法,导水入河,终于战胜了洪水,这是何等的勤劳、智慧和毅力啊!接着到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参观传说中的禹穴。(1)到江苏姑苏(今江苏苏州),游览了五湖,领略了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的内湖景色。(2)参观了楚国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发出“宫室盛矣哉”的感慨。(3)到淮阴,当地人民说:淮阴侯韩信在当老百姓的时候,志向就和众人不同,母亲死了,虽然很穷,备不起棺椁,却找了一个高敞空旷的地方葬下,准备日后在墓旁可以安置万数人家。司马迁听了,就跑去看,果然是这样的情况。(4)

北上到山东,沿途考察了许多河流的水利情况。在过去齐国、鲁国的都城,和一些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大的衣袖的学者商讨学问,反复辩论,观察孔子的遗风余韵。到曲阜时,还看了孔子的庙堂和保存着的车服礼器,看到学生们在那里按时学习礼节,仪容端正,队伍整齐,看了又看,竟舍不得走。(5)在薛,看到地方上的青年人,大多数有点粗野,和邹、鲁地方文绉绉的风气不一样,便打听缘故,说是从前孟尝君在的时候,招致了各地方任侠的有各种本领的人到薛来,有六万多家。从这件事证明,孟尝君以好客自喜,确是名不虚传啊!(6)在汉高祖发迹的丰、沛地区,访问了许多老人,谈了旧事。还看了汉初功臣萧何、曹参、樊哙、滕公等人的故居,他和樊哙的孙子他广是朋友,他广也告诉了他汉初功臣许多逸事。(7)西向经梁、楚,这是战国时代战争频繁的地区。在大梁之墟,访问信陵君时代的夷门,原来就是城的东门。徘徊门下,仿佛想见当年信陵君亲自执辔,车骑簇拥,夷门监者侯生,一个七十岁白须白发的穷老头子,在车上高坐,信陵君执礼愈恭,路人聚观,从骑窃骂的情景。(8)当地人都说,秦国攻魏国的都城,引河水灌城,城墙坏了,守不住了,魏王只好投降,秦就灭掉魏国。人们的意见,认为因为魏国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家削弱,以至于亡。司马迁研究了当时历史情况,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秦灭魏是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必然结果,魏王即使有伊尹那样的贤臣辅佐,也还是抗拒不了的。(9)

在《史记·龟策列传》里,司马迁说:我到江南,了解南方人的生活习惯,访问了许多年纪大的长老。他们说沿江一带人们有养龟的习惯。很有意思,我也是南方人,四十年前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看到院子的水池里就养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龟。隔了两千多年了,江南人民还保持着这种习惯,可见司马迁观察事物是很细心的。

在山东地区游历的时候,他从泰山一直到琅琊,东到海边,看到这一带两千里之间肥沃的土壤,和当地人民接触,发现他们很有气概,不大暴露聪明,他认为这是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10)

在这次旅行以后,不久他就做了郎中的官,有机会跟从汉武帝到各地游历。公元前112年,他跟皇帝西到空同(今甘肃岷县西)。公元前110年又奉使到四川南部,看了秦时蜀郡守李冰所凿的离碓(今成都都江堰)。回来复命后,又跟皇帝东封泰山,从碣石一直到辽西一带,经过北边九原(今内蒙古乌拉特、茂明安二旗之地),回到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在这次旅行中,他观察了秦朝将军蒙恬所修的长城和秦朝所修从九原到甘泉的直道(公路),在《史记·蒙恬列传》里说:我到北边,从直道回来,看到蒙恬所修筑的秦长城和亭、障,他们把山凿开了,把谷填平了,工程非常浩大,所用的人力可真是不少啊!第二年又跟皇帝到河南、山东,上泰山。这一年黄河决口泛滥,水灾严重,汉武帝亲自在河北濮阳县黄河决口处主持堵口工程,随从人员从将军以下都参加劳动,背着柴木堵口,司马迁也参加了。决口堵塞以后,汉武帝很高兴,就在堵口处建造一所宫殿做纪念,叫作宣房宫。通过这次实践,司马迁认识了水的利和害两个方面,后来就特别在《史记》里写了《河渠书》的专门记载。公元前107年,又跟皇帝到河北涿鹿,和当地父老们谈论古代黄帝、尧、舜的传说。(11)

司马迁一生所游历的地方很多,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有一定的目的—做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注意地理环境、人民生活习惯、历史传说和著名人物的逸闻逸事,他到处访问地方长老,随时记录,很用功,也很细心,观察力又很敏锐,就这样,通过长期的多次的游历,不但丰富了文章的辞藻,壮大了文章的气势,展开了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自己的心胸,也积累了无数的宝贵的历史资料。

为了求得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还通过和史事有关人物的谈话,来核对史实。例如赵王迁的情况,在《史记·赵世家》里,司马迁说:我听冯王孙说,赵王迁的母亲原来是妓女,赵悼襄王很宠爱她,把嫡子嘉废了,立迁为王。赵王迁品德很不好,又喜欢听一些没有根据的话,把最好的将军李牧杀了,用无能的郭开做将军,结果,赵国为秦所灭。这段故事指出了赵国宫廷的情况和赵王迁的家庭教育影响。又如荆轲刺秦始皇的真实情形,当时目击者有秦始皇的侍医夏无且,司马迁父亲的朋友公孙季功、董生都曾和夏无且交游,《史记》这部分记载看来就是司马迁从父亲那儿听来的,所以写得非常生动,精彩。又如《史记·郦生陆贾传赞》说:平原君(朱建)的儿子和我是好朋友,所以我才能谈论这件事。《田叔列传赞》说:田叔的小儿子田仁是我的好朋友,我所以一并谈论他。《卫将军骠骑列传赞》说:苏建对我说,他曾批评大将军(卫青)地位那样高,可是国内的贤士大夫没有称道大将军的。希望大将军能够像古代名将那样注意选择贤人,结交朋友才是。通过卫青部下将领苏建的话,指出卫青的短处。有些历史人物的特征,则是听朋友说的,如《项羽本纪赞》说:我听周生(周霸)说,舜的眼睛重瞳,项羽也如此。留侯(张良)的相貌,则是看了他的画像,《留侯世家》说:我以为这个人的相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知道看了画像,样子像个漂亮的妇女。孔子说过,用相貌来衡量人的品德,对子羽(澹台灭明字子羽,是孔子的学生,长得很丑,品德却很好)就不适用。我看留侯也是这样。有些历史人物则是根据他自己的直接接触来描写的,例如《史记·李将军(李广)传赞》说:我看李将军,样子老老实实像个庄稼人,嘴里说不出话。司马迁和李广的孙子李陵同为郎官,所以有机会见到李广。又如《游侠传赞》说:我看郭解,长得不比平常人好,谈话也不怎样出色。但是全国不管是好人、坏人,知道他和不知道他的人,都仰慕他的名声,讲游侠的都拿他做榜样。司马迁是夏阳人,郭解也曾经逃亡在夏阳住过一个时期,因此,司马迁不止认识郭解,了解郭解,还替他写了传,通过对郭解的叙述,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愤慨。

在到处游历访问的同时,司马迁还跟当时著名的学者受学,例如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做博士(教授)的时候,司马迁向他学习古文《尚书》(《尚书》有古文、今文两种本子,今文是汉朝当时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是蝌蚪文字。学者讲解两种本子,各有流派师传)。《史记》里所记《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这些篇,用的都是古文家说。又如董仲舒是当时著名的《春秋》学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孔子作《春秋》的缘故,就是听董仲舒说的,可见司马迁也是跟董仲舒受过教的。在朋友中,贾谊的孙子贾嘉最为好学,和司马迁通信;壶遂是个天文学家,和司马迁同事,讨论过历史问题。

公元前110年,司马迁从四川奉使回来,这时汉武帝正要东封泰山,司马谈是太史令,照例是应该从行的。不料生了重病,留在洛阳。司马迁回到洛阳见了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哭着说:我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远祖专管天文历法,很有名气。后来中间衰落了。你如能够再做太史令,那就可以继承祖先的事业了。我死后,你一定会做太史令的!做了太史令,不要忘了我想要讨论、著作的事。做一个好儿子,首先是对父母好,其次是对君主好,但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堂堂的人,能够站得住。要做好事情,使声名传到后代,使人们知道这是他父母的好教育,这是最大的孝。人们都在歌颂周公,因为他做了好事,表达了他先人的成就。以后到孔子,论《诗》《书》,作《春秋》,讲学问的人到现在还以他为榜样。孔子死后四百多年了,各国互相兼并,历史也没有人记载了。现在汉朝建立,全国统一,有多少应该记载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啊!我做太史令多年,可是没有着手做,让国家的历史断绝了,我非常着急,恐慌,你要记住这件事才好!司马迁低头流泪,对父亲说:儿子虽然不成才,一定要把祖先和你所谈论的记录下来,不让它有一点遗漏。他对父亲立下了编写国家历史的庄严誓言。

不久,司马谈就死去了。两年以后,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果然继承了父亲的工作,做了太史令。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八岁。

石室、金匮是国家藏书的地方,司马迁做了太史令,尽情阅读了国家的藏书,特别是古代各国的史记,他的历史知识越发丰富了,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也日益成熟了,做了编写《史记》的充分准备工作。这里应该指出,远在两千多年前,那时候,纸和印刷术都还没有发明,所有的书都是用竹简或者木板抄写的,抄写一部书要用很多时间,费用很贵,数量也很大。一般人读书只能听老师口授和笔记,要读很多部书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司马迁生在世代掌管编写历史的家庭,有特别优越的条件,能够阅读家藏的史书,现在又有更多、更好的机会阅读国家藏书了,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除了他的家庭教育、好学勤读、游历访问、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工作之外,指出这一点也是必要的。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和公孙卿、壶遂建议改定历法,奉命造太初历,这个历法也就是“夏历”,一直通行到今天。从这一年开始,司马迁用全部力量编写国家的历史,从有史以来一直到当代的通史,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学、科学、艺术等各方面活动的经验。

五年以后,公元前99年,汉将军骑都尉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汉武帝,被处宫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勇敢果决,善于作战,奉命率领五千步卒出击匈奴,在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土喇河及鄂尔浑河之间)为匈奴骑兵三万所包围,全军力战,杀伤匈奴兵几千人,且战且退,原来配备的援军没有来到,匈奴方面又增加了八万的兵力,经过几天的激战,又杀伤了匈奴兵几千人,最后退入山谷中,匈奴骑兵从山上射箭,矢如雨下,李陵军士卒死伤惨重,箭射完了,援兵还没有影子,势穷力竭,投降了匈奴。李陵战败的消息到了长安,满朝官员都骂李陵辱国,汉武帝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以为李陵兵力少,和兵力大十几倍的强敌死战,转战千里,后无援兵,杀伤敌兵近万,这样英勇,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然力竭投降,还可能找机会立功报答国家的。李陵投降敌人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司马迁根据敌我情况,做了如实的说明,他不是肯定李陵,而是希望李陵以后能有机会做出报效国家民族的表现,不料汉武帝大怒,以为司马迁替李陵说情,立刻把他关进监牢,处以重刑(下蚕室,去掉睾丸)。

司马迁的身体虽然残疾了,汉武帝还是爱惜他的才学,改官为中书令,这个职务掌管接收百官报告,转达给皇帝,是个宫廷的机要工作。

李陵案件,对司马迁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没有灰心,下定决心要活下去,无论如何,要完成国家历史的编写工作。公元前93年,他在答复朋友任安的信里说道:我受了这样可耻的重刑,所以隐忍苟活是有原因的。多年来收集全国历史事迹,考察比较,研究其成功、失败、兴起、灭亡的道理,写了一百三十篇,目的是要弄清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阐述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变化,建立一家之言。不料工作还没有完成,便遇到这件惨祸,为了写完这部书,便只好忍受这种刑罚。反之,假如早已成书,传布开了,就是死一万次,也是不会后悔的。信写得十分愤慨激昂,非常动人,说出了司马迁对历史著作的严肃、郑重、负责的态度,和百折不挠完成事业的奋斗精神。

司马迁的卒年,历史上没有记载,根据史料估计,大概死在公元前86年,存年约六十岁。

司马迁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前140—前87)。经过秦朝末年农民战争的历史教训,汉朝初期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让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经过几十年的统一、安定局面,经济发展了,社会繁荣了,国家富足了,军事力量强大了。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在这个基础上,几次出兵打败多年来经常侵扰北方边境的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和西方许多部落建立了联系,交换了物资。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扩大了国家的疆域。把煮盐、冶铁、铸钱三大工业收为国有,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汉武帝在位的时代是汉朝的全盛时代。

也正是这个时代,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地主无休止地剥削、兼并农民,地主愈富,农民愈加贫困;商人囤积货物,勾结官吏,放高利贷,剥削中小地主和农民。封建统治集团也越来越腐化了,官吏欺凌、奴役人民,老百姓有冤无处诉,社会上出现一些游侠,为受苦难的人们打抱不平的人物。

司马迁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忠实地、科学地用富有文采的动人描述,概括地记录了这个时代。他同情农民战争,歌颂陈胜、吴广起义;对项羽和刘邦的斗争,感情也是偏向项羽一面的。他谴责酷吏,赞扬游侠。对皇帝的缺点,从汉高祖的无赖到汉武帝的妄想长生、封禅、求仙,都直笔不讳。对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一再表示同情。特别是对封建官僚的龌龊生活,寡廉鲜耻的行为,“侯之门,仁义存”,只有做官的人才有道理的不平现象,予以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通过人物、事件本身的叙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也通过历史家的笔法,用自己的口气,“太史公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评价。他注意社会生活、活动的各个方面,对当时经济情况做了详尽的记录和分析,也注意到人和人的关系,对那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发出了忧时的感慨和愤怒。他的爱和憎是分明的,对是和非是毫不含糊的。在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歌颂,也对坏人、坏事做了有力的暴露和谴责。

他的著作原名《太史公书》,后人称为《史记》,内容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的学术地位是极高的,汉代大学扬雄推许《史记》为实录,实录是真实的记录,是历史著作的基本要求。史学家班固说:刘向、扬雄两人都博览群书,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以称为实录。宋代史学家郑樵更是推崇,说司马迁继承孔子的意图,把有史以来下至秦、汉的历史,编成一部通史,分成五种体裁:本纪是帝王的编年史,世家是诸侯的家族史,表扼要记事,书记典章制度,传详叙人物,这五种体裁的奠定,后代的历史家都不能改变。学者离不开这部书,六经之后,只有这部书!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司马迁自己说写这部书是述而非作,其实是以述兼作的,是有创造性的。赵翼说《史记》是史家的最高准则,在过去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曾经超过《史记》。这些评论都是公允的,符合实际的。

当然,也还必须指出,《史记》不只在历史著作方面占有极高的地位,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是有其光辉灿烂的成就的。他写人物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写事件简明扼要,生动活泼。《史记》不只是一部极为优良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极为优良的文学作品,在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都占着历史时期第一流的地位。在我国的历史著作中,史学和文学一向是统一的,这个优良的传统,经过司马迁的努力而更加发扬光大,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学习和敬仰。

司马迁是我国的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

曹操

一、谈的意义

这些天来,一碰见人就谈曹操,大家兴致很高,甚至在会场上、会前、会后、中间休息的时候,谈的都是曹操。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是坏人,也有人说,一半好人,一半坏人。议论很多,文章也不少,人人各抒己见。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了谈曹操这样一个好题目,学术界也在百花齐放了,春色满园关不住,好得很。

好人坏人的争论,不只是曹操,历史上许多人物都有。不只是大人,小孩子也有。小孩看戏,红脸白脸上场,故事没看懂,先问这是好人坏人,弄清楚了再决定喜欢哪一个。有些剧中人,凭脸谱可以信口回答,但是一问到曹操,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历史上著名人物很多,数不清,也记不清。有些人物尽管大,但是人们还是不熟悉。曹操可不一样,名气最大,从北宋一直到今天,数他的熟人多,从小孩到大人,从城市到乡村,只要听过故事看过戏的,谁都认得他那副大白花脸。风头最足,挨骂也最久。“说曹操,曹操就到”这句话,在哪儿都可以听到。

记载曹操事迹的书,主要是《三国志》,但是看的人不很多。自从北宋的讲史,说三国故事,元明以来的《三国演义》,清朝后期的三国戏流行以后,曹操便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了。印刷术和戏剧事业发展了,识字的人看小说,不识字的人看戏,通过这些,广大人民汲取了有关祖国发展的历史知识。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逐步地塑造成功现代舞台上的曹操脸谱,使曹操这一名字在群众语言中有了特定的含义。

描写曹操的小说、戏剧,成功地影响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爱憎又反回来影响了小说、戏剧,这种不断的反复影响,曹操在人民群众中成为定型的人物、坏人的典型。说也奇怪,尽管坏,却并不讨人厌,人们喜欢看曹操的戏。

我们的祖先骂了曹操一千年,如今,我们却来翻案。

这个案不大好翻,因为曹操有悠久的深远的广大的群众基础,小说和戏文已经替他定了型,换一个脸孔,人家会不认得,戏也不好演。譬如《捉放曹》这出戏,曹操如改成须生出场,便只好和吕伯奢痛饮三杯,对唱一场,拱手而下,没有矛盾了,动不得武,杀不得人,还成什么《捉放曹》?

不好翻则不翻之,乱翻把好戏都翻乱了,要不得,我看,旧戏以不翻为好。况且,何必性急,曹操已经挨了一千年的骂,再多挨些年,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一个办法,唱对台戏,与其改旧戏,何如写新戏,另起炉灶,新编说曹操好话的戏,新编我们这个时代的曹操戏,有何不可。

另外,说不好翻,也好翻。我们需要一本好历史书,历史上有许多许多问题都需要翻案。应用新的观点,从历史事实本身,重新估价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作用,研究曹操,研究三国时代的历史,发表些文章,写些书,逐渐改变人民群众对曹操的看法,不也就翻过来了?

再过些时候,舞台上的曹操也会跟着起变化,我相信会是这样的。

从曹操这个人物的重新评价开始,将会引起历史上其他人物的重新评价,从讨论曹操这个人物开始,将会引起人们对祖国历史的学习兴趣,那么,为什么不谈呢?

二、奸雄、能臣

最早对曹操评论的两个人,一个是桥玄,另一个是许劭。桥玄称他为命世之才,能安天下。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两人的说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总之,都很佩服他。

奸雄这一鉴定是许劭的创造,后来许多关于曹操的评论,大体和这一创造有关。

这两句话的意义:第一,治和乱是相对的,能臣和奸雄却指的是同一个人。第二,无论乱世治世指的都是曹操所处的时代。第三,曹操的人格有两面性,有能臣的一面,有奸雄的一面,也就是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有优点,也有缺点。

我基本上赞成他们的话,认为公道。问题只是一个奸字。

奸是对忠而说的。对谁奸、忠呢?从当时当地的人来说,对象是汉朝皇帝,是刘家。从当时当地汉朝的臣民说,对汉朝、对刘家不忠的是奸臣。但从整个历史,从此时此地的人来说,一非汉朝臣民,二非汉帝近属,硬派曹操奸臣帽子,为汉献帝呼冤,岂非没有道理之至。

但是,问题也不简单,尽管过了多少朝代,甚至到了今天,还是有人对曹操夺取刘家政权有意见,岂不可怪。

说怪,其实不怪,其中有个道理。

原来国家这一观念是近代才形成的,古代的人对国家的观念并不那样具体。比较具体的象征是皇帝,有了皇帝,也就有了政府了,有了法制了,也就会有统一的安定的局面。没有皇帝,没有政府,没有法制,天下就大乱了。因此,忠君爱国四个字总是连用的。要爱国就得忠君,不忠君也就是不爱国,皇帝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忠、爱的对象,也就失去了和平、统一、安定的秩序。至于皇帝是什么人,什么样子,那倒关系不大。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和法制。

从秦始皇统一以来,二世残暴,统治时间短,秦亡,没有听说有人要复秦的。但从汉朝起,情况不同了,刘家统治了几百年,维持了几百年和平、统一、安定的生活秩序。在这几百年中,在人民中建立了这样一个信念,要生活安定,就得统一,要统一就得要有皇帝,而且只有刘家的才算。王莽也做过皇帝,但是不行,搞得天下大乱。后来刘秀起来了,是刘家子孙,又维持了许多年代。东汉末年,政治腐烂得实在不像话,人民忍受不住,起来闹革命,黄巾大起义,被政府军队和地主武装残酷镇压,失败了,造成地主武装割据地方,连年混战的局面。到处是屯、坞、堡、壁,这一州,那一郡,这一个军事集团,那一个军事集团,打来打去,百姓流离,饿死道路,妻离子散,田畴荒芜,人民吃够了苦头,普遍的要求是统一、安定和平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皇帝这一象征成为人民向心的力量。忠于皇帝也就是爱国。

曹操掌握了汉献帝这一工具,组织了强而有力的政府,颁布限制豪强的法令,也就适应了广大人民要求统一和平的愿望,符合了时代要求。当时的中原豪族,衣冠子弟,中小地主都被吸引在曹操周围,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了瓦解敌人的军事优势,壮大了力量,巩固了统治。同时,通过这一工具的利用,也继承了汉朝的政治遗产,利用了汉朝的政治机构和人才,逐步建立安定的秩序,颁布法律,发展生产,得到人民的拥护。

同样,江东孙权这一家,虽然割据江东,却还用汉朝官号,用这块招牌办事。四川的刘备更是自称汉朝子孙,用这牌号来骂曹操是国贼。直到曹丕称帝以后,这两家才先后称帝。

以后历史上,唐朝亡了,少数民族的李存勖还称唐;宋亡后几十年,韩林儿起义还冒称是宋徽宗子孙;明亡了,鲁王、桂王还在沿海和西南地区继续抵抗,并且都取得人民支持,道理就是这样。

要说曹操挟汉帝就是奸臣,那么,反过来,曹操不挟,汉朝早完了。曹操用上这块招牌,从196年到220年,汉朝多延续了二十五年。要是曹操不挟,如他自己所说的,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局面延长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

正因为人心思汉,汉家这块牌号还可以继续利用,曹操一生不称帝,周文王是他的榜样。到曹丕继位,经过曹操二十多年的经营,内部巩固了,另外,吴、蜀一时也打不下来,才摘了旧招牌,另起牌号。

总之,曹操这顶奸雄帽子,是扣死在和汉献帝的关系上的。过去九百多年都骂他作奸臣,是由于过去的封建体制、封建道德所起的作用。今天,评价曹操,应该从他对当时人民所起的作用来算账,是推动时代进步呢,还是相反?

我以为奸雄的奸字,这个帽子是可以摘掉的。这个案是可以翻的。

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镇压、屠杀黄巾是坏事,是罪恶。但是,也应该分别来看,第一,不能以曹操曾经镇压黄巾就否定他在这一时代所曾起的作用;第二,曹操的对手刘备和孙家父子都是镇压黄巾起家的,人们骂曹操,却同情刘备、称孙家父子是英雄,同样的凶手,袒刘、孙而单骂曹操,这是不公道的。

除此以外,曹操还犯了不少罪,一是攻伐徐州,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屠虑、睢陵、夏丘诸县;二是官渡之战,坑杀袁绍降卒八万人;三是以私怨杀崔琰、华佗等人。

至于《捉放曹》杀吕伯奢全家这一件恶名昭著的坏事,倒应该有所分析。据《三国志》注有三说。一是《世语》,说吕伯奢不在,五个儿子在家招待,曹操疑心他们谋害,夜杀一家八人逃走。二是孙盛《杂记》,说是曹操听见吕家吃饭家具响声,以为要暗害他,就杀人逃走。还自言自语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捉放曹》是综合这两说编成戏的。其实孙盛的话就有漏洞,人都杀光了,自言自语的两句话是谁听见的?三是《魏书》,说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抢劫曹操的马匹衣物,被曹操杀了几个人。这一说对曹操最有利,但偏偏不用。从历史事实说,裴松之是很小心的,把《魏书》的说法引在第一,三说平列,不加论断。从时代先后说,孙盛是晋朝人,他记的史事一定就比《魏书》正确,也是值得怀疑的。

三、统一的努力

从秦到汉末,四百多年时间,全国的经济中心是中原地区。不论是农业生产、水利、蚕桑、冶铁等方面,都占全国较大的比重。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也相应地提高,讲经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人才荟萃,汉末的郑玄、卢植、蔡邕、管宁、邴原等人都是门徒千百数,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成为一时的学术中心。政治中心如洛阳、长安、邺、许都在北方,集中了全国各方面的人才。

东汉后期的政治局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两个集团的互相倾轧。一个集团是宦官领导的,有些寒门的地主阶级分子在他们的周围,极盛时连名门的人也钻进去了。另一个是地方豪族、名门和太学生,名望高,人数众多,却没有军事实力。曹操、袁绍、袁术等人都参加了后一集团。袁绍、袁术家世显贵,是名门豪族,号召力量很大,曹操的家世虽然有人做官,却因为出自宦官,算不得名门,有点寒碜,抬不起头。名门豪族有政治威望,有的要自立门户,有的勉强敷衍,不肯和他合作。以此,曹操有了军事实力以后,便有意识地打击当时的名门豪族,扶植培养寒门子弟和中小地主,作为他依靠的力量。

曹操的军事力量,主要的是他自己的部曲。公元189年他东归到陈留,散家财,合义兵,陈留孝廉卫兹也以家资帮助,有兵五千人。其中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名将都是他的亲戚、子弟。其次是各地地主的部曲,如李典从父乾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吕虔将家兵守湖陆,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这些地主都是和黄巾作战的,打不过就投奔到武装力量较大的曹操这边来。部曲战时从征,平时的给养得自己想办法,不归郡县管辖,称为兵家。还有一支较大的兵力叫青州军,是把黄巾军改编的。跟他打了二十多年仗,220年曹操死,青州军惊慌失措,以为天下又要大乱了,打起鼓来就向东开发,回到老家去,差一点出乱子。

总之,曹操的军事力量是由部曲为主组成的,部曲首领都是地主,数量最大的是中小地主。

吴、蜀的情况也是一样。

吴、蜀地区和中原相比,是比较后开发的地区。从汉武帝以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在逐步上升。黄巾起义以来,中原残破,中原人士成批地流亡到南边来,人力的增加和生产技术、文化、学术的传播都促进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东吴开发山越地区,政令直达交州,有海口,发展对外贸易;刘蜀安定后方,取得少数民族支持,屯田前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站得住脚了。

这样,曹操统一的努力,就遭遇到极大的阻力。打了三十年仗,只能够完成部分的统一事业。

中原地区的农民是渴望统一的,不但是为了安定的秩序和正常的生产,也为的是不打仗了,可以不服兵役,可以减轻军事供应负担。上层的文官谋士是要求统一的,不但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他们来说,统一也只会带来好处。部曲主是坚决主张统一的,统一了会更壮大自己的队伍,提高地位,有利于部曲的给养。农民、豪族、官僚、武将虽然彼此间的利害不同,但是对于统一的要求是一致的。

吴、蜀的情况正好相反,换了一个新主人,当地的农民已经有了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了。部曲主则坚决反对统一,因为统一的结果将使他们丧失部曲和分地,将使他们送家小到曹操那儿做抵押,离开故乡故土。吴、蜀的统治者也是一样,失去统治地位,听人安排。只有一部分从中原来的文士官僚们,他们在哪儿都做官,投降了还可升官封侯,因之,他们是主张投降的,但数量很少,形成不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曹操努力统一全国的事业,虽然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支持,但是,面对着吴、蜀的坚决抵抗,终于不能成功。

尽管曹操不能及身完成全国统一事业,但是,他毕竟在他所统一的地区做了不少好事,不但安定了秩序,也促进了生产,繁荣了文化,推动了时代进步。

和袁绍相比,袁绍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曹操正好相反。袁绍宠信审配、逢纪等人,这些有权势的人拼命搜括,邺破时,这些家都被抄家了,家财货物都以万数。曹操指责袁绍:“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他制定制裁豪强兼并之法,并规定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棉二斤。其他的不许擅兴发,责成郡国守相检察。百姓很高兴。

曹操安定冀州的例子,说明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基本措施。当时农民从大地主的兼并下解放出来,有了定额的租赋,无论如何,比之过去代出大地主租赋,郡国守相要什么就得供应什么的情况,是不同了,这对于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除在政治上抑豪强之外,他还进行了许多增产措施,如屯田,如推广稻田、改进工具,等等。

从196年开始,曹操大兴屯田。募民许下耕种,得谷百万斛,以后逐步推广到沛、扬州、淮南、芍陂等地;郡国创制田官,有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等,专职领导,自成系统。“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明帝时人追说屯田之利说:“建安中仓廪充实,百姓殷足。”屯田的成绩不但供应了前线的军食,还增加了生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节省了农民远道运输的劳力。百姓比以前富足了。

和屯田并举的是推广稻田。如郑浑在下蔡,课民耕桑,兼开稻田,又于阳平、沛二郡兴陂堨,开稻田,功成后亩岁增租八倍。刘馥在扬州,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刘靖在河北,修戾陵渠大堨,灌蓟南北,种稻田,边民蒙利。后来皇甫隆在敦煌,教农民用水灌溉,做耧犁,省了一半劳力,增加了五成收成。

生产工具的改进,如监冶谒者韩暨改马排为水排,省马排用马百匹,利益三倍于前,等等。

这些措施都是对人民有利的。

在这基础上,202年,曹操下令兴建学校,县满五百户,置校官,也正是在这基础上,他奖励文学艺术的创作,召集文士。他自己手不释书,白天讲武,晚上研读经传,登高必赋,制造新诗,被之弦管。建安文学的形成,他是有诱掖奖进的功劳的。

在政治上,他也采取抑豪强的方针,东汉两个最大的家族,袁杨两家,都是四世做公的。袁家兄弟破灭,杨家杨修有才,又是袁家外甥。孔融是孔子之后,也有重名,都借细故把他们杀了。相反,不是名门大族出身的广陵陈琳为袁绍作檄文痛骂曹操,连祖宗八代都臭骂一通。后来陈琳投降,曹操对他说:“你替袁本初骂人,骂我也就可以了,恶恶止其身,怎么连祖宗八代都骂起来呢?”陈琳谢罪,也就算了。还重用他,军国书檄,多出陈琳手笔。

用人只挑才干,不问门族品德,他有意识地反抗汉末说空话的风气,几次下令求贤,提到不管什么生活不检点的,即使偷窃、盗嫂的都可以用。如满宠出身郡督邮,张辽、仓慈、徐晃、庞惪、张既都出身郡吏,都做到大官。汉末三公充位,政归台阁,秘书(中书)监、令掌管机密,最为亲重。刘放、孙资都不是名门大族,用为监、令,曹操极为信任。

曹操有意识地打击豪门,用人唯才,不管家世,用有才干的人管机密,做郡国守相,加强了统治机构的力量,也有效地贯彻了他的治国方针,发展了生产,巩固了统治。从政治制度上说,曹魏的秘书(中书)监、令,一直继续沿用到元朝。明清两朝也还受到影响。

曹操这个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诗人,此外,他还是艺术家,写一笔好草字,懂音乐,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刘备、孙权都远不如他。

他对当时人民有很大功绩,他推动了历史进步,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也犯了不少罪过,这些罪过排列起来一条条都很大。但就曹操整个事业来说,却是功大于过。

曹操是个当时杰出的大人物,有功劳,也有罪过,绝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十全十美的完人,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我的意见是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在历史地位上应当肯定,应当在历史书和历史博物馆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但是,历史人物的讨论不应该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来,旧戏中的曹操戏照样可以演。某些已经定型的曹操戏最好不改,而且,与其改也,毋宁新编,历史题材多得很,何必专从改旧戏打主意呢?

夫人城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妇女英雄人物,她们以自己的勇敢、智慧,反对侵略,保卫人民利益,在战争中立了功劳,为当时以及后代人民所尊敬怀念。夫人城的故事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4世纪后期,南北分裂,北方的前秦苻坚建都长安,军事力量十分强大,东晋建都南京,军力衰弱。

太元三年(378)二月,苻坚发兵包围东晋的军事要地襄阳,统帅是尚书令苻丕,率领部将慕容、苟苌等步骑兵七万为主力,大将杨安领樊、邓一带军队做前锋,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大将慕容垂、姚苌出南乡,大将苟池和强弩将军王显带劲卒四万从武当继进,诸军大会汉阳,驻师沔水之北,准备进攻襄阳。

东晋襄阳的守将是南中郎将梁州刺史朱序,义阳(今河南新野)人,他父亲朱焘做过南蛮校尉、益州刺史,是个有名的将军。朱序世代将门,立了不少战功,坐镇襄阳。他得到前秦大军压境的消息,知道前秦军队没有船只,过不了沔水,也就不放在意下。谁知石越的骑兵竟自游马过沔水,攻陷襄阳外城,俘获了一百多条船,苻丕大军陆续乘船过沔水,攻破外城,朱序只好固守中城,等待外援。东晋派车骑将军桓冲领兵七万声援,看到前秦军队强大,不敢进兵。

朱序的母亲韩夫人当年跟着朱焘打过仗,富有军事知识和经验,襄阳一被围攻,她就亲自登上城墙,观察形势,检查防御工事,走到西北角的时候,看出这一段形势不好,是防御的薄弱环节,最容易被敌军突破。便立刻带领家中一百多婢女和城中的妇女一起,在西北角的内线,再斜筑一段二十多丈的城墙,由于她亲自带头,城中妇女十分上劲,不多几天便修成了。过了些日子,西北角果然被敌军突破,襄阳守军坚守新城,敌军累攻不下,只好退兵,襄阳人民喜欢极了,叫这段新筑的城为夫人城。

朱序守军屡次战败敌军,西北城一战,苻丕战败退兵,朱序便骄傲起来,认为敌军不会再来进攻,放松了警戒。

前秦方面,苻坚因为苻丕率领大军久攻襄阳不下,派黄门郎持节到军中,严厉谴责苻丕,并且说:“来春再要攻不下,你便自杀,不必再见我了!”苻丕大会诸将,决定战略,把大军团团围住襄阳,阻绝外援,断其粮运,昼夜攻城,前仆后继。

太元四年(379)二月,正在前秦激烈进攻的时候,朱序部将督护李伯护阴谋投降,开门引进秦军,襄阳遂为前秦所占,朱序被俘送到长安,苻坚用为度支尚书。李伯护自以为有功,苻坚命令斩首示众,以为不忠之戒。

朱序陷身前秦,设法潜逃南归,没有成功。

383年苻坚亲自率领百万大军南攻东晋,攻陷寿春,兵临淝水。苻坚派朱序到东晋,劝说东晋主将谢石投降,苻坚原来是要朱序夸耀兵威、不战服人的。朱序却告诉谢石,苻坚主力尚未到达,要是全军到达,无论如何是敌不住的。现在应该趁这机会,要求速战,只要挫败他的前锋,便可决胜。泄露了前秦的军事机密。到两军交战时,苻坚前锋稍为退却一点,朱序便在军中大呼,苻坚打败了,前秦军队惊惶失措,一齐溃退,苻坚军大败。朱序乘机回到东晋,重新带领军队。393年死。

朱序的母亲韩夫人建立夫人城的史实附见于《晋书》卷八十一《朱序传》,她的事迹留传下来的虽然只有这一件事,但是,也可以想见她的英雄气概。从朱序的经历看来,365年以前朱序已经升迁到鹰扬将军、江夏相,年纪不会很小了。十三年后他奉命守襄阳,至少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从朱序的年龄推算,这年韩夫人大概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以六十高年的妇女,在敌军围城的时候,亲自检查防御工事,看出缺点,并且亲自带头,领导家人和城中妇女增建防御工事,在旧城被突破后,便凭着这新建工事坚守,并且挫败敌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是韩夫人的功劳,也是襄阳妇女的功劳。这种英勇抗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是我国人民光荣的悠久的传统,不仅在无量数的英雄人物身上体现出来,也在韩夫人和襄阳的广大妇女身上体现出来。

其次,襄阳的失陷是由于内部李伯护的叛变,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朱序被俘后仍然千方百计要逃回来。到被派劝降谢石时,他报告了前秦的军事机密。到两军交战时,又大喊苻坚军败,动摇和破坏前秦士气,造成溃败形势,终于脱身重新回到东晋。就朱序的经历看来,他的一切军事活动是和韩夫人这样一个英雄母亲的教育分不开的,韩夫人是英雄,也教育儿子成为英雄,母子都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值得后人怀念和尊敬的。

宣文君

宣文君是苻坚时代的女学者。宣文是宣扬文化,君是尊称。前秦时的学术界拿这个称号来称呼一个高年的妇女,正可以说明被授予这称号的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首先应当提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经典著作的流传只能靠抄写、靠记诵,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抄写、记诵都需要较长的时间,一般靠自己劳动过日子的人们是很难做到的。这样,就出现了一批抄写记诵的专家,精通一经或几经的学者。学生向学者受学要送学费,有一些学者就靠学费过日子。

其次,当时没有印出的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等设备,学生受学只能通过学者的面授、口授。不同的学者对某些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看法,这样,也就形成了师承、家法以至学派,等等。

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况,假如某一地区某一经典失传了,没有人能加以讲解,这门学问也就绝了、失传了。反过来,如有人能够加以传授,这门学问也就保存下来了,宣文君在前秦时期之所以被人们重视,其道理就在于此。

宣文君姓宋,名字失传了,连什么地方人也不清楚。据记载,前秦皇帝苻坚亲临太学在362年(东晋穆帝隆和二年(12)),这一年她已经八十岁了。她生在283年(晋武帝太康四年)。

她家世代都研究儒学,从小没有母亲,由父亲亲自抚养教育。到成人时,父亲传授她以《周官音义》,并且告诉她:“我们家是世代研习周官的,代代相传。这部书包括了许多政治理论、制度。我没有儿子可传,你要认真学习,不让它绝灭才好。”

这时,天下大乱,不断的战争使人民无法安居乐业,可是宋家父女还在坚持学习,不肯间断。后来被羯族首领石虎强迫搬家到山东,宣文君和她的丈夫韦某推着鹿车,背着父亲给的书,到冀州,投奔胶东富人程安寿,安寿见她有学问,很照顾他们。

宣文君的儿子韦逞,年纪很小,宣文君白天上山斫柴,晚上纺织,成天劳动,还教育韦逞学习,程安寿看了很感动。韦逞由于母亲的认真教导,有了学问,成了名,做前秦太常的官。

362年,前秦皇帝苻坚很注意提倡学术文化,亲自到太学了解情况。太学博士卢壶对他说:“学校荒废已久,书籍不全,经过这些年的搜访、编缀、撰述,正经差不多了。只有周官礼注,还没有合适的人可以讲授。太常韦逞的母亲宋氏是周官专家,承受了她父亲的学问,有《周官音义》一书。今年虽然八十岁了,眼睛耳朵都好,除了她,谁也讲不了这门课。”苻坚就派了一百二十个学生,在韦家建立讲堂,请宋氏主讲传授。大家都尊称宋氏为宣文君,周官学这门学问从此又流传开了。

当时人也叫宣文君作韦氏宋母,名气很大。

从宣文君的一生看来,家庭困难没有妨碍她学习,在战争环境中,她坚持学习,她不但自己白天黑夜劳动,还在劳动的间隙认真教育儿子,最后到了八十高年,还能够开立讲堂,传授绝学,使这门学问能够全部保存并流传开来,她个人对学习的努力、对劳动的态度和对文化学术的贡献,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的。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

《敕勒歌》是歌唱我国北部朔漠风光的绝唱,歌词是这样的: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原歌是用鲜卑语唱的,记录时译为汉字,歌唱人是敕勒部名将斛律金。

斛律金(488—567)生性质直,不识汉字。原名敦,官做大了,要用汉字签署文件,嫌敦字难写,才改名为金。可是写金字也还是有困难,同事司马子如教他,金字像个房子,照房子那样画就行了,才学会了写这个字。

斛律金擅长骑射,善于用兵,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一看尘土,就能知道敌军骑兵、步兵多少;一嗅土地,就可判断敌军距离远近。北魏封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到京师朝见,春天回到部落,号为雁臣。后来跟随鲜卑化的汉人军事首领高欢打仗,立下很多战功。535年,北魏分为东、西魏。537年西魏宇文泰率李弼等十二将攻东魏,东魏高欢将兵二十万迎击,渡黄河,涉洛水,两军会战于沙苑。西魏兵少,东魏兵争先进击,无复行列,西魏李弼等率铁骑拦腰截击,东魏兵中绝为二,全军崩溃。高欢还想收兵再战,派人拿兵簿到各营点兵,无人答应,回来报告说:部队都跑了,兵营全空了!高欢还不肯走,斛律金说:“军心离散,不能再打了,得赶紧撤到河东!”高欢还据鞍不动,斛律金就用马鞭赶马,这才撤退。这一仗丧失了八万甲士,要不是斛律金坚决主张撤退,几乎要全军覆没。

东魏武定四年(546)九月,高欢率大军进围西魏重镇玉璧(今山西稷山县西南),西魏名将韦孝宽坚守不下。高欢用尽一切攻城之术:断水源,起土山,凿地道,用攻车,烧城楼。孝宽随机防御,东魏苦攻了五十天,士卒战死和病死的七万人,高欢弄得智力交困,气得生病,只好解围撤兵。回师后军队中讹传韦孝宽以定功弩射中高欢。西魏知道了,也趁机会造谣,发布命令说:“劲弩一发,凶身自殒。”东魏军心越发不安,高欢只好勉强起来,和诸大臣将领见面,叫斛律金唱《敕勒歌》,这个须发斑白的老将军,用苍劲高昂的音调,唱出这首质朴、自然、优美的歌词。唱完了,所有的人都被这首歌的情调迷住了,不出一声。高欢也用鲜卑话和唱了一遍,哀感流涕。

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欢病死。临死前吩咐儿子高澄:敕勒老公斛律金生性遒直,可以依靠。你所用的汉人很多,有说这老公坏话的,千万不要相信。七年(549)八月,高澄正准备做皇帝,在密室议事时被俘虏的奴隶刺杀,弟高洋继位,550年废了东魏皇帝,自立为帝,国号为齐。557年西魏宇文觉也废了西魏皇帝,自立为帝,国号周。

高洋篡魏称帝,他母亲很不赞成。高洋派人征求斛律金的意见,斛律金亲自来见高洋,竭力反对。高洋不顾一切,还是做了皇帝,封斛律金为咸阳郡王,以功升右丞相,迁左丞相。高洋晚年昏暴,任意杀人,有一次忽然骑着马,手执长矟,三次奔向斛律金,要刺杀他,斛律金挺立不动,高洋只好作罢。567年斛律金死,年八十。

斛律金有两个儿子,长子光,字明月,次子羡,字丰乐,都是当时名将。两人从小就跟父亲学习骑射,每次出去打猎,回来后斛律金检查猎的鸟兽,小儿子猎得多,却总是挨打,大儿子猎得虽少,却被夸奖。旁人看了不懂,就问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斛律金说:明月猎得虽少,他射的鸟总是背上中箭;丰乐不然,是随处下手的,猎得虽多,不如他哥哥远矣。有一次叫子孙一起练习射箭,看完以后,斛律金禁不住哭了,说:明月、丰乐用弓不如我,诸孙又不如明月、丰乐,我这一家一代不如一代,看来要衰落了。斛律光有一回跟皇帝打猎,天上有大鸟飞扬,斛律光引弓一射,正中其颈,大鸟盘旋落地,形如车轮,细看原来是个大雕,当时称为落雕都督。

斛律光(515—572)长得马面彪身,不多说话,也不轻易发笑,以军功积官到大将军,父死袭爵咸阳郡王,拜左丞相。在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的战争中,他多次领兵作战,军营未定,不入幕帐休息,有时整天不坐,不脱盔甲,打起仗来,总是在前敌指挥。士卒有罪,只用杖挝背,从不乱杀人,以此士卒都乐意服从指挥,勇敢作战。他从青年时代参加军队,从未打过败仗,深为北周将士所畏惮。居家严肃,虽然官位很高,门第极盛,一家里一个女儿做了皇后,两个女儿做了太子妃,娶了三个公主,子弟都封侯做将军,却生性节俭,不营财利,杜绝贿赂,门无宾客。平时很少和朝士交谈,也不肯干预政事。有会议时,总是最后发言,讲得都有道理。570年周军围洛阳,斛律光率步骑三万大破周军。第二年又大破周韦孝宽军于汾水,得了四个周军要塞。凯旋回邺城,大军还在路上,齐帝高纬便下令把军队解散,斛律光认为军队刚打了胜仗,还没有慰劳赏赐就散了,很不好,写了报告,请求仍让军队回京,一面整队前进,驻营近郊待命。高纬知道大军已到郊外,心里很疑忌,派人召见了斛律光,同时遣使慰劳,解散军队。这样,斛律光就触犯了皇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由此一步一步地深化了。

高纬是个极端昏庸无能的皇帝,宠信小人祖珽、穆提婆等专擅政事,政治腐烂,贿赂公行。祖珽品德卑劣,朝野不齿,斛律光很讨厌他,有一次远远看到就骂:多事乞索小人,又要做什么坏事?又曾和诸将说:“以往边境消息,军事处分,政府经常和我们商量。自从这个盲人(祖珽眼睛坏了)掌管了国家机密以后,就全不商量了,怕会误国家大事!”斛律光有一次在朝堂,垂帘而坐,祖珽不知道,骑马经过,斛律光大怒说:“此人敢如此无礼!”又一次,祖珽在朝房高声说话,斛律光恰巧走过听见了,又大发脾气。祖珽知道斛律光生气,就用钱买通斛律光的家奴,家奴告诉他,从祖珽当权以后,斛律光经常叹气,说盲人当权,国家要完了!祖珽由此下了决心,要害斛律光。

穆提婆也恨斛律光,他求娶斛律光的庶出女儿,斛律光不答应。

高纬赐给穆提婆晋阳一片田地,斛律光说:这片土地从高欢以来都栽植饲料养马,要是给了人,军事上不便。高纬又赐给穆提婆邺城的清风园,这个园子原是公家种菜的,穆提婆租给了别人,公家没有菜吃了。斛律光说:“此菜园赐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赐提婆,便百官足。”话传出去了,穆提婆越发恨死,便和祖珽勾结,专等机会陷害斛律光。

斛律羡从564年任都督幽州刺史,当着抵御突厥入侵的军事任务。他把边境两千多里间,凡险要处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设立了五十多个军事据点。又兴修水利,导高梁河的河水北合易京,汇于潞河,灌溉田地,公私都受到利益。在州养马两千匹,部曲三千,突厥人很害怕他,称为南面可汗。他生性谨慎耿直,因为家门太贵盛了,不但不骄傲,反而时常忧虑,怕出事故。570年上书皇帝请求解职,不许。这年封荆山郡王。

在齐、周两国交兵对峙,战争不断的情况中,高洋在位初期,军力强大,周人怕齐军在冬天偷渡黄河,常在冬月椎黄河冰。到高纬时,政治紊乱,凿黄河冰的不是周人,而是齐人了。只是靠着有斛律光这样名将,经常在边境经营军事据点,统军防御,才能勉强支持。北周名将韦孝宽要拔掉这个前进的障碍,便编造了谣言:“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举。”派间谍到邺城传播,街上小孩到处歌唱。祖珽趁机会对高纬说:百升是斛,明月是斛律光小字。斛律家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娶公主,谣言很可注意。又使人诬告斛律光要造反。并叫一个丞相府的小官密告,上次斛律光西征凯旋时,不肯散军,原来是要造反的,只是皇帝派人去慰劳、下诏解散,才没有成功。现在他经常和兄弟丰乐、儿子武都处有信息往还,阴谋起事。外边的谣言和祖珽的阴谋,就决定了斛律光家族的命运。武平三年(572)六月,祖珽叫高纬赐斛律光一匹骏马,第二天斛律光到宫中道谢时,力士刘桃枝从后面扑击,斛律光挺立不动,回过头来说:刘桃枝常做如此事,我不负国家!桃枝和力士三人用弓弦绞杀斛律光,这年斛律光五十八岁。同时派使臣到幽州杀斛律羡和他的五个儿子,光子武都镇守外地,也被杀害。

斛律光死后,祖珽派郎官邢祖信抄没他的家产。祖珽问抄了什么东西,祖信说:得弓十五张,宴射箭一百,贝刀七口,赐矟二张。祖珽又厉声问还有什么,祖信说:得枣子枝二十束,凡是奴仆和人斗殴的,不问曲直,就用以杖之一百。祖珽满面羞愧,只好大声说: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邢祖信出来时,人家说他太直了,祖信说:好宰相都死了,我何惜余生!

周武帝听见斛律光死了,极为高兴,下诏大赦境内。577年周军灭齐,占领邺城时,追封斛律光为上柱国崇国公,周武帝还指着追封诏旨说:“此人若在,我怎么能到邺城!”

斛律金家族的命运,也代表着封建帝王统治下良将忠臣的命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调和的。唐朝的郭子仪只是因为一味退让,不过问国事,才幸免于祸;宋朝的岳飞一心要恢复中原,迎还二帝,结果就非死不可。

一千三百九十年过去了,斛律金父子的事迹似乎也不大被人知道了,但斛律金所唱的《敕勒歌》,却在我国文学史上,永葆其灿烂的光辉。

洗夫人

洗夫人是6世纪时南越的杰出领袖,她有谋算,勇敢,善于用兵,一生坚持和汉族团结友爱,保障地方秩序安定,从梁大同初年(535年前后)到她的孙子冯盎死时(唐贞观二十年,646)止,一百一十年中,广东南部一直保持安定局面,她的功绩是值得后人纪念的。《隋书》卷八十和《北史》卷九十一都有她的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六三、一六四、一六七、一七〇、一七七,都有关于洗夫人的记载。)

她的生卒年都不清楚,只知道她于梁大同初年结婚,陈永定二年(558)她的丈夫冯宝死去,儿子冯仆才九岁。隋仁寿初年(601年前后)洗夫人死。估计她结婚时为十八岁,到601年死,存年当在八十三四岁(518—601?)。

她是广东高凉(今广东阳江市)人。世代做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有十几万家。唐杜佑通典》卷一八四说:“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洗家是越族的大姓,洗夫人在父母家的时候,就很贤明,善于筹略,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帅,压服“诸越”,是个少年女英雄。

她虽然很能干,英勇,却喜爱和平生活,总是说服族人做好事,很得到本地人民的信任。越族各首领经常互相攻战,洗夫人的哥哥南梁州刺史洗挺倚恃富强,侵略旁郡,使人民生活不能安定,洗夫人多方规谏,解仇息兵,海南岛的黎族一千多洞都来归附。

535年前后,罗州(今广东化州市)刺史冯融听说洗夫人的声名,为他儿子高凉太守冯宝求婚,她便嫁给冯宝,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冯融是北燕冯弘的族人,冯弘失败逃奔高句丽,派族人冯业带三百人浮海南逃到宋国,留住广东新会。从冯业到他的孙子冯融,世代做罗州刺史。冯家虽然几代都做大官,因为不是本地人,号令不行。从洗夫人嫁给冯宝以后,便约束同族,服从地方政府命令。她自己和冯宝一起审判案件,越族首领犯法,即使是亲戚也依法处理,从此冯家才能施行政令,谁也不敢抗拒了。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反。大宝元年(550)高州刺史李迁仕派人叫冯宝去见他,冯宝正准备出发,洗夫人劝他不去,说:“刺史无缘无故,不会找你去。一定是要你和他一起造反。”冯宝说:“你怎么知道?”洗夫人指出:“刺史奉召援救南京,可是称病不去,一面又铸造武器,集合人马。找你去,无非是把你扣留,作为人质,调发你的部队。且不忙走,过几天看形势发展再说。”不到几天,李迁仕果然反了,派大将杜平虏领兵北上,和梁都督陈霸先的部队交战。冯宝听到消息,洗夫人出主意:“杜平虏一时回不来,李迁仕在州出不了什么花样,你自己去,必然会打起来,不如卑辞厚礼,说你一时离不开,让我代你参见,他必然不会防备。”洗夫人就带了千把人,挑了礼物,说是到州送礼。李迁仕很高兴,叫人侦察,果然都是挑着担子的,便不设防了。洗夫人的人马进了城,便发动攻击,迁仕大败逃走。洗夫人乘胜和陈霸先会师,回来告诉冯宝:“陈都督不是常人,很得众心,一定能够平息叛乱,你要好好交结他,大力供应物资才是。”冯宝从此和陈霸先友好。551年陈霸先擒杀李迁仕,557年陈霸先称帝,是为陈朝。

陈永定二年(558)冯宝死。这时广东一带地方秩序混乱,洗夫人团结百越,地方安定。派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各酋长到丹阳朝见,陈霸先封冯仆为阳春太守。

太建二年(570)二月广州刺史欧阳纥反,陈朝派车骑将军章昭达讨伐。欧阳纥派人召冯仆到高安,要他共同起兵,冯仆遣使告诉洗夫人,夫人说:“我忠贞报国,已经两代,不能为了你,就有负国家。”立刻部署军队拒守,并带领百越酋长迎接章昭达,内外夹攻,欧阳纥的人都溃散了,欧阳纥自杀。陈朝因为洗夫人立了功,封冯仆为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派使持节册封洗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送她绣油络驷马安车一乘、鼓吹一部和麾幢旌节,卤簿和刺史一样。

584年前后,冯仆死。589年陈为隋所灭。岭南地区几个郡共举洗夫人为主,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隋文帝派柱国韦洸来安抚,陈将徐璒拒守,韦洸不敢进。隋晋王杨广叫陈后主叔宝写信给洗夫人,告诉她陈国已亡,要她投降隋朝,并把她先前送给陈叔宝的扶南犀杖和兵符作为信验,洗夫人得信,知道陈朝已亡,只好召集首领几千人,哭了整天,派孙子冯魂迎接韦洸到广州,岭南安定。隋朝封冯魂为仪同三司,册封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番禺少数民族首领王仲宣起兵抗隋,岭南各族首领大部分起兵响应,包围南海,韦洸战死。隋文帝派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到了南海。洗夫人派孙子冯暄带兵救援韦洸,冯暄和王仲宣部将陈佛智是好朋友,不肯进兵,洗夫人大怒,逮捕冯暄囚于州狱。另派孙子冯盎带兵进攻,杀了陈佛智,会合隋军击败王仲宣,广州终于保全了。洗夫人亲自披甲,骑高头大马,张着锦伞,带着骑兵,护卫裴矩巡抚诸州,各地首领都来参拜,受隋朝官爵,岭南地方从此安定。隋文帝极为惊异,封冯盎为高州刺史,并赦免冯暄,封为罗州刺史。追封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许其发部落六州兵马,如有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书。还写信表扬她的功绩,送丝织品五千段。独孤皇后也送她首饰和宴会服装。洗夫人把这些东西都装在金匣子里,和梁朝、陈朝所送的东西,分别收藏在库房里,每到过年过节,把这些东西陈列出来,训示子孙,要他们忠于国家,并说自己经历了三个朝代,只是一味好心,所以能够保存这些东西,子子孙孙都要这样做才好。

番州(今广东广州)总管赵讷贪财残虐,俚族、僚族人民忍受不了,纷纷逃亡。洗夫人派长史张融到长安,提出安抚各族人民的意见,并指出赵讷的罪状,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事的。隋文帝派人查办,证实了赵讷的罪行,依法处死。就便派洗夫人安抚各族人民,洗夫人亲自拿着诏旨,自称使者,巡历了十几个州,慰问各族人民,俚、僚各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归附隋朝。这时洗夫人已经八十多岁了。隋文帝很高兴,赐她临振县(今海南岛)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并追封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仁寿初年(601年前后)洗夫人死。隋朝送赙物丝织品一千段,谥为诚敬夫人。

孙冯盎英勇善战,隋亡,尽有广州梧州海南岛一带两千方里的地方,有人劝他自立为南越王,坚决不肯。唐武德五年(622)以岭南二十州地归唐,唐高祖任为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或为东合州刺史。智戴也知名当世,勇而有谋,官至左武卫将军。

唐玄宗时的宠臣高力士,本来姓冯,是冯盎的曾孙。

洗夫人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越族的著名领袖,她的一生,少年英雄,老当益壮,英勇善战,沉着有谋,致力于和汉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事业,对内部主张和平安定,劝阻各族互相攻战,对叛乱和贪残官吏则绝不容情,加以讨伐和揭发。在她一生从领兵到死亡的七十年中,是广东南部维持安定和平的主要力量,她做了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事业。由于她的教育和榜样,她的子孙也都是英勇善战、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名将,从她到冯智戴的一百十几年中,冯家的历史是和广东南部各族人民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历史分不开的。由于她和她子孙的努力,安定了地方,发展了生产,对祖国的民族融洽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洗夫人是我国越族的杰出人物,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之一,她对当时当地的人民生活安定和生产发展有贡献,对祖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有贡献,这样的人物是应该肯定的,应该歌颂的。故事剧里有《穆桂英挂帅》《佘赛花》《百岁挂帅》《杨门女将》等剧目,我要向戏剧家们建议,为什么不写洗夫人呢?她的一生是值得也应该写成历史剧的。我这样要求,也希望戏剧家们会接受这个建议。

隋末农民领袖窦建德

隋朝末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

起义的目的是推翻隋炀帝的残暴统治。爆发的导火线是隋炀帝动员全国力量对高句丽进行的战争。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二月命令在山东东莱(今山东莱州)海口造大船三百条,官员们亲自监督,工人白天黑夜都站在水里干活,死的人多到百分之三四十;征调各地军队,不管远近,都在涿郡(今河北涿州)集中;征调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小矟手三万人。五月,又要河南、淮南、江南造兵车五万辆作载运盔甲帐幕之用,都要兵士推车。发河南、河北民夫替军队运输。七月间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运粮食到涿郡,船跟船接着有千把里长。来回在路上的经常有几十万人,道路上走满了人,白天黑夜不断,民夫们因被虐待、饥饿和疾病,到处是死人,臭气触鼻,全国骚动。

这时,山东、河南都闹大水,有三十几个郡受灾。

运粮到前方去的,往往连车连牛都回不来,兵士也死亡过半。种田地的农民被征发去当兵当民夫,田地无人耕种,很多都荒废了。加上又闹灾荒,粮价飞涨,百姓活不下去了。

在这样骚乱的时刻,隋炀帝又调发六十多万民夫,两人推一小车,运粮三石到指定地点,路途很远,三石米还不够两个人在路上吃的,到达以后,交不出军粮,就只好逃亡了。加上隋朝官吏的贪污残暴,百端勒索,百姓穷困,饥寒交迫,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唯一的活路是参加反隋的起义军。

窦建德就是当时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

窦建德(573—621),贝州漳南(今山东武城县)人,家世务农,他身体好,力气大,会武艺,答应了的事一定做到,爱打抱不平。有一天,他正在耕田,听说同村子的人死了父亲,穷得买不起棺材,他很感慨,手头没有钱,便把牛送给这家子办丧事。有一晚,强盗来抢他家,建德毫不惊慌,站在大门背后,强盗进来一个打死一个,一连打死三个,剩下的不敢进来了,哀求把死尸还给他们,建德想了一想,知道有诈,便叫他们丢绳子进来收尸,建德抓住绳子跳出,又杀了几个。从此,他仗义勇敢的名声便四处传开了。

大业七年(611)隋朝政府募兵到辽东作战,建德被派为队长,带两百人,准备出发。

同县人孙安祖的家被水淹没,老婆、孩子都饿死了。县官看上安祖骁勇,硬派他从军,安祖诉说家庭穷困,备不起军装行粮,县官不由分说,把他打了一顿,安祖气极,刺杀县官,投奔窦建德家。建德劝安祖:“看天下情况,必然有变。丈夫不死,当立大功,逃来逃去中甚用?附近的高鸡泊有几百里宽,芦苇丛生,可以隐蔽,何不到那里去,看局面变化,再做计较。”替他招集逃兵和无业贫民几百人,带着到高鸡泊(在山东武城县西北)起义,孙安祖自称将军。

这时,到处有起义队伍,张金称聚兵万余人沿清河立寨,高士达聚兵一千多人在清河边界活动。这些起义队伍到处杀富济贫,打家劫舍,只是不犯窦建德的家乡。地方官认为他一定和起义军勾结,便把他全家杀光。建德正在河间,听说一家子都被杀光了,立刻带领部下二百人投奔高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不久,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部下几千人都来投奔建德,部队扩大到一万多人。建德和士卒接近,同甘共苦,同劳共逸,士卒很喜欢他,只要一声命令,便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士气极为旺盛。

大业十二年(616)隋朝派兵万多人来攻,高士达自己认为智谋不如建德,请建德做军司马,统兵迎敌。建德设计大破敌军,斩杀敌将。不久,隋朝大将杨义臣攻杀张金称,乘胜进攻高鸡泊。建德劝士达:“杨义臣很会用兵,如今乘胜而来,其锋不可当。不如避免接触,使其求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再乘便袭击,可以取胜。”士达不听,率兵迎击,打了个把小胜仗,就摆酒席庆祝。建德说糟了,东海公轻敌如此,必然大败。便留人守塞,自己带精兵守住险要,接应士达。过了五天,杨义臣果然大破高士达军,士达战死。隋军乘胜进攻,高鸡泊守军溃散,建德只带了百多个骑兵逃到饶阳(今河北饶阳),发现饶阳城没有守军戒备,乘机攻陷,招集当地贫民和收集散兵,又建立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自称将军。

当时,各地起义军抓到隋朝官吏和士族子弟,一律诛杀。建德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这些人加意款待,分别任用。得饶阳后,待饶阳县长宋正本为上客,和他商议军机。这样,附近各地的隋朝官吏纷纷投降,疆土日广,声势日盛,兵力也发展到十几万人,成为一支可以独立作战的军事力量了。大业十三年(617)正月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建立了政府机构。

接着又用计击败来攻的三万隋军。建都乐寿,号为金城宫,唐武德元年(618)建国号称夏。

唐武德二年(619),杀害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在魏县(今河北大名)称帝。建德发兵攻擒化及,把这一批叛乱的首恶都杀了,被宇文化及裹胁的隋朝的官员很高兴,有不少人在夏国做官。八月,取洺州(今河北永年),迁都洺州,号为万春宫。建德重视农业生产,劝导百姓种好庄稼,栽桑养蚕,政治清明,境内安定,没有盗贼,做买卖的和来往旅客都可以放心在田野过夜。境土日益扩大,西接洛阳王世充,并和唐朝通好。

武德三年(620)七月,唐秦王李世民率兵进攻王世充,王世充向夏国求救。有人建议,如今唐在关内,王世充在河南,夏有河北山东,形成三方鼎足之势。唐攻河南,王世充挡不住,唇亡齿寒,接着被攻的必然是夏国。应该出兵救援王世充,两家合力,必败唐兵。再看形势,吃掉王世充,进攻关中,可以取得天下。四年(621)正月,建德打败了另一支起义军孟海公,增加了军事力量,出兵三十万,西救洛阳。

建德生活朴素,不喜欢吃肉,吃的是粗米饭蔬菜。攻下城市,所得财物都分给将士。喜欢倾听别人意见,很得人心。缺点是好话坏话都听,晚年听信谗言,杀了勇将王伏宝和敢说直话的宋正本,从此,打仗不那么顺利了,官员们也不敢提意见了。新破孟海公以后,将士骄傲起来了,和唐军对垒两个月,不能前进,士卒也日夜想回家,士气低落。谋士凌敬劝他全军渡河,直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州),过太行,入上党,抄唐军的后路。这样有三个好处,第一乘虚突击,可保万全;第二开拓领土,增加人口;第三洛阳之围,不救自解。建德认为是好主意,准备接受。王世充的使臣日夜哭求进兵,部下将士得了王世充使臣的贿赂,主张决战,建德只好改变主意,听从诸将的意见,进攻虎牢关,连营二十里。唐将李世民按军不战,建德的军队列阵半天,士卒又饿又倦,坐在地下抢着喝水。李世民趁这机会,亲自带领轻骑冲锋,大军随后,漫山遍地响起一片杀声。这时,夏国的许多官员正在建德处议事,唐军突然冲到,官员们纷纷挤到建德周围,建德下令叫骑兵迎敌,骑兵来了,被官员们挡住过不去,建德又令官员们避开,一来一往之间,唐军进入阵后,高举唐军旗帜,夏军望见,惊惶溃退。建德受了伤,被唐军俘虏。七月,被杀于长安。

窦建德之死,离开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四十年了。一直到今天,河北曲阳还有他的庙,说明人民对于这个了不起的农民领袖的怀念。

杰出的学者玄奘

唐僧取经的典故,由于吴承恩的《西游记》的渲染,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尽人皆知的故事了。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作为一个著名的旅行家,唐僧的声名是无须介绍的。但是,作为一个勤勉努力,用毕生的力量追求知识,在哲学领域内达到很高成就的学者,一般人就比较生疏了。神话小说的《西游记》描写了唐僧的宗教热诚和旅行艰苦方面,至于学术成就方面,根本没有提到(也无须提到),我看,这就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的唐僧,不甚为人所知的原因。

不止如此,唐僧的性格,如《西游记》所描写的,忠厚老实,耳朵有些软,打不定主意,容易偏听偏信,有时也会发一点牛脾气,就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来说是很成功的。但和历史人物的唐僧则恰好相反,历史人物的唐僧是非常坚强的、勇敢的,不怕困难,不怕艰险,百折不回,是个仁慈,厚道,博学多能,辩才无碍的英雄人物。

“取经”这一个大家熟悉的名词,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常被引用。一般的理解是对某一方面的知识不懂或不够,去向懂的人或知道较多的人学习。这样理解当然不错,但还不够确切。从唐僧的历史看来,应该是已经对某一方面知识做了专门的研究,学得越多,积累的问题便越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丰富和提高知识,学术水平,才下决心去取经。相反,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研究所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应该和必须解决的问题,遇到困难,一开口便是取经,无的放矢,这是种懒汉态度,是取不到经的,即使取到了,也会驴唇不对马嘴,没有用处。同样,取了经以后,放在一边,或者没有研究、消化,囫囵一口吞下去,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那样,也是无益的。唐僧把取来的经用半生的精力把其中主要的译为汉文,成为自己的东西,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不谈宗教徒和旅行家的唐僧,谈学者的唐僧。

玄奘法师(602—664)俗姓陈,名袆,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市)人。少年时家庭贫困,二哥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把他带在身边,诵习经典。十三岁这一年隋朝政府在洛阳度僧,名额很少,学的经多来考试的有好几百人,他学的经少,站在门外很羡慕,刚巧被考试官看见,一谈话,发现他有志气,聪敏,便录取了,出了家。

净土寺有位景法师讲《涅槃经》,玄奘跟着学习,连吃饭、睡眠都忘记了。又跟严法师学《摄大乘论》,越学越喜欢,听一遍就差不多记得,再读一遍,就完全掌握了。老师叫他上讲台复讲,讲得抑扬流畅,大家都很佩服。

隋末战乱,玄奘和长捷离洛阳到长安,经子午谷到成都,从道基、宝暹二法师学《摄论》《毗昙》,从震法师学《迦延》。他爱惜寸阴,努力学习,在两三年时间里,掌握了佛教哲学的基本知识。

二十一岁时在成都学《律》。这地方的著名经师他都已经受过教了,有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便想再到长安访师求友,但哥哥不答应,他便偷偷和商人结伴,逃出成都,乘船过三峡到荆州,在天皇寺讲《摄论》《毗县》各三次,很受欢迎。北游到相州,从休法师学《杂心》《摄论》,质难问疑。到赵州,从深法师学《成实论》。到长安,从岳法师学《俱舍论》,都是听了一遍就完全懂得,读了一遍完全记得。那时候我国的雕版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研究学问的方法一是听讲,二是抄写,其他的办法是没有的。玄奘不但勤听勤抄,还能够在领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见解。

接着他又从当时最有名的法常、僧辩二大师学《俱舍》《摄大乘论》,从玄会法师学《涅槃经》,学问日益精进,名誉日渐传开了。

贞观元年(627),他学得越多,便越不满足。因为所学经论,不同的经师有不同的理解,传抄的经典也有讲不清楚的,他要“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便决心到印度游学,解决疑难,求得《十七地论》(《瑜伽师地论》),提高学术水平。困难是语言、文字的隔阂,一个穷和尚到外国去,怎么可能有翻译人员帮助工作呢?下定决心学习梵文,当时长安有很多外国人游学、经商,他跟着学习语文,专心致志,不久就学会了。

贞观三年(629),玄奘二十九岁,约了几个同伴,写信给皇帝请求出国。这时,国内经济还未恢复,边境也还不十分安定,政府命令禁止百姓出国。请求被拒绝以后,别的人都放弃了,玄奘奋勇不回,政府不许就私逃,同伴没有就一个人走。他知道路上是十分艰险的、十分困难的,便假想种种苦难,自问自答有把握一定可以克服,下定决心出发。

他从贞观三年(629)八月离开长安,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过玉门关,渡莫贺延碛(沙漠),到高昌,历经西域诸国,游历了今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诸国,经过一百几十个地方,历时前后十七年,到贞观十九年(645)才回到长安,这年他已经四十四岁了。

途中的困难,正如他所预料,是数说不完的。到凉州时,凉州都督要强迫他回长安,便连夜逃走,昼伏夜行,到了瓜州。好容易找到一个引路的,在玉门关上流偷渡过去后,引路的怕艰险,又跑掉了。剩下孤身一人,偷渡边界五个烽火台,骑马通过沙漠。在沙漠中看到回光反影的幻象,千奇百怪,他虽然错认为妖鬼,却毫不动摇。莫贺延碛长八百多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也没有水草,一人一马走了一百多里,找不到泉水,喝带来的水,不料一失手,皮袋掉在地下,水全倒掉了,前面还有七百里沙漠,没有水是走不过的,只好折回取水,走了十几里,又一转念,立下誓不到印度,终不东归一步,如今一遇挫折,便走回头路,怎么可以呢?又折回来,继续前进。在途中晚上看到的是幻影的火光,白天呢,惊风拥沙,口眼难开,四五天没有水喝,人马都困乏不堪,走到第五夜半,实在不行了,躺在地下,天快亮时,忽然有凉风吹来,通身轻快,马也能起来了,勉强前进,走了十几里,发现有青草、泉水,人马大吃大喝一顿,休息了一天,装满了水,又走了两天,才走出沙漠。

经过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得到高昌王麹文泰资助盘费、随从和马匹,还写了许多介绍信,要求所经诸国给予方便。但不久又遇到困难,过葱岭时,高山冰雪皑皑,风雪杂飞,蹊径崎岖,寒冷彻骨,悬釜而炊,席冰而睡,走了七天才出山,随从的人员冻饿死了将近一半,牛马死得更多。又过大雪山,凝云飞雪,途路艰危,比葱岭更险。

入北印度境波罗奢大林中,碰着五十几个强盗,一行人的衣服资财全被劫夺,被赶到一个干枯的池子中,要加杀害,玄奘和一小沙弥从水穴逃出,奔告村人齐来解救,同伴才幸免于死。

在殑伽河船行时,又被十余贼船抢劫,这些强盗是信奉邪神的,每年秋天要杀一个相貌端美的人祭神,看见玄奘仪容伟丽,便在树林中辟地设坛,两人拔刀牵玄奘上坛要杀,忽然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只漂覆,强盗很迷信,问玄奘从何处来,众人说是从中国来求法的,大吃一惊,连忙把玄奘放掉,把抢走的东西也都还给本主。自然气候的变化,救了玄奘的命。

玄奘经历了无数艰险,百折不回。同样,对于安乐的环境,也不肯久留,过高昌时,高昌王要留他住下,劝其不必西行,愿以一国供养,玄奘坚决不肯。高昌王威胁要么留下,否则就送回长安,玄奘痛哭辞谢,绝食三天,到第四天还不肯进食,高昌王才许他西行,请他复食,玄奘不相信,高昌王和他约为兄弟,要求回来时留住三年,才资送玄奘西行。(640年唐灭高昌,玄奘回来时,高昌已灭,不能践约了。)

在印度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伽雅城的西北)两次留学七年,学问成就以后,准备回国,寺中同学反复劝说,要他就住在印度,不要回国了。玄奘坚决不肯,最后同学闹到长老戒贤法师面前,戒贤问玄奘意见,玄奘说:“这个地方我并非不喜欢。只是我的来意是为求得学问,从到寺以后,蒙法师讲授《瑜伽师地论》,解决了疑难和各学派深奥的道理。私心非常高兴,没有虚此一行。现在我要把学到的东西,回去翻译,让别的有疑难的人,也能够得到学习,报答老师的教诲,因此不愿留在此地。”戒贤听了很高兴,说:很对,这也就是我所期望于你的。叫诸人不要苦留,让他回国。

在十七年的旅行中,他随时随地访求著名学者,虚心学习。(13)

在那烂陀寺,请戒贤法师讲《瑜伽论》《顺正理》《显扬》《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论》《百论》等论,学婆罗门书,钻研各学派经典和学梵文,历时五年;

又到伊烂拿国,从怛他揭多鞠多、羼底僧诃二师学《毗婆沙论》《顺正理》等论;

到南萨罗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从读《集量论》;

到驮那磔迦国,从苏部底、苏利耶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他们也从玄奘学《大乘》诸论;

到建志补罗,遇到僧迦罗国(锡兰)的和尚,就问《瑜伽》的要义;

到钵伐多罗国,住了两年,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又回到那烂陀寺,从般若跋多罗学《声明》《因明》,从胜军论师学《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和《瑜伽》《因明》等疑义,首尾两年。

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经过六代国王的不断营建才建成的。僧徒主客常有万人,研究《大乘》兼十八部,以及《俗典》《吠陀》等书,语言文字学、逻辑学、天文学、医学、术数等科。寺中通经论二十部的有一千多人,三十部的五百多人,五十部的十人,其中之一就是玄奘。长老戒贤法师是印度当时最伟大的学者,精通一切经典,玄奘从他受学,成为高足弟子。

玄奘回寺后,同学师子光讲《中论》《百论》,破《瑜伽论》,玄奘兼通二论,和会二宗,著《会宗论》三千颂,戒贤法师和全寺同学都齐声道好。有一个婆罗门外道立义四十条挂在寺门,并声明有人能破一条,斩首相谢。玄奘叫人把榜取下撕掉,和他辩论,立义明确,婆罗门理屈词穷,说我输了,把头给你。玄奘说不必,你跟我为奴吧,婆罗门很喜欢。玄奘研究小乘所制的《破大乘义》七百颂,有几个地方有疑问,就问所伏婆罗门有没有研究过,说听过五遍。玄奘就要他讲,弄清楚了,写成《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申大乘义,破小乘义,戒贤法师和全寺同学都称赞“以此穷核,何敌不亡”。玄奘便赦免了所伏婆罗门,让他自由。婆罗门到东印度,向鸠摩罗王宣扬玄奘的德义,鸠摩罗王很钦佩,立刻派人来请玄奘去讲学。

玄奘在鸠摩罗王处住了个把月,戒日王也发使来邀请,问到秦王破阵乐,玄奘一一陈说。又读了玄奘的《破恶见论》,非常欣赏,叫全国学者讨论,无人能破。便决定召集诸国学者,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巴雷利城)举行辩论大会,讨论玄奘的著作。

这个会规模非常大,有十八个国王参加,大小乘学者三千多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两千多人,那烂陀寺也来了一千多人。请玄奘做论主,宣扬大乘,并由那烂陀寺明贤法师当众宣读《破恶见论》,又写一本挂在会场门外,征求不同意见,一直过了十八天,没有一个人发言。最后按照当地习惯,玄奘乘大象巡游会场,随从高唱:“中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过了十八天,没有不同意见,大家要知道。”到场学者替玄奘起名字,大乘学者称为摩诃耶那提婆,汉译大乘天。小乘学者称为木叉提婆,汉译解脱天。中国学者在国外得到这样高的学术荣誉,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玄奘在印度所发表的论文都是用梵文写作的。马鸣的《起信论》有汉文译本,印度倒失传了。玄奘答应印度学者的要求,把汉文本的《起信论》译为梵文,流传五印度。回国以后,又奉唐太宗的命令,译《老子》为梵文,玄奘邀集了许多道教学者,讨论研究,译成梵文,流传印度。

贞观十七年(643)玄奘辞别戒日王归国。戒日王除了供给沿途费用以外,还派人通知所经各国供应人马,一直到达唐境,归途比之来的时候是顺利多了。到于阗后,派人送信到长安报告唐太宗以归国情况,唐太宗很喜欢,要他立刻回长安,沿路都着地方官迎候。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回到长安,百姓听说他回来了,夹道欢迎,万人空巷,连路都走不通了,只好住在城外,第二天才能进城。他带回来经典五百二十箧,六百五十七部。

从贞观十九年(645)三月起,一直到麟德元年(664)二十年中,玄奘用全力做翻译工作。唐朝政府从各地调来证义学者通解大小乘经论的十二人,缀文学者九人,字学学者一人,证梵语梵文学者一人,和记录、抄写人员,帮助他工作。显庆元年(656)又特派朝廷大官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杜正伦等帮助看阅译文,有不稳便处,随手润饰。范义硕、郭瑜、高若思等文人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玄奘对工作非常认真,爱惜时间,连一分钟也不轻易放过,每天都按计划工作,万一白天有别的事延误了,一定要在晚上补足。晚上睡得很少,五更便起床读梵文原本,用朱笔标点次第,准备好当天的译文。到黄昏时,还对学生讲授新得的经论。

翻译的方法也有了改变。过去译经的办法,梵文是倒写的,第一步照样直译,第二步再把文字倒过来,符合汉文语法,第三步由文人整理词句,往往任意增损,有时会把整段或者主要的意思漏掉。玄奘对汉、梵文都有很高的造就,翻译时由梵本口授汉译,意思独断,出语成章,文人笔录,便可披玩,不但正确译出意思,文辞也斐然可观,翻译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对梵文底本也采用多本互校的方法,如《大般若经》梵本总有二十万颂,玄奘得到三个本子,翻译的时候,遇到文有疑错,便用三本互校,仔细对比,方才定案,这种审慎的态度,也是前人所不曾有的。

他所译的《大般若经》一共有六百卷,耗费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译完了这部书,又开始另一部大经典的翻译,他感觉到精力不行了,译了一部分,实在支持不下去,只好叹口气停笔,和同事们告别,不多几天就死去了。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玄奘译出经论七十四部,总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就译书的数量说不只是空前的,在他以后的翻译家,也很少有人能够相比。

玄奘用一生的力量学习和介绍佛教哲学思想和语言文字学、逻辑学等学问。他在取经以前,用十七年的时间,奔走各地,求师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学习梵文,排除语文隔阂的障碍。在这个基础上,发现了经论中许多问题,为了解决问题,提高知识、学术水平,下决心去取经。在出国往返的十七年中,克服了一切困难,到处努力学习,勤学勤问,解决了疑难,求得了新知识,发表了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取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为祖国争取了荣誉。取了经回国以后,又以二十年的时间专心一意做翻译工作,就质量数量说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通过他的努力,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对哲学、语言文字学、逻辑学、文学各方面都起了有益的作用。此外,他的游记《大唐西域记》翔实地记录了经行各国的各种情况,对研究这个时期我国新疆境内各民族和葱岭以西诸国的历史、地理、物产、交通、宗教信仰,等等,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是他又一方面的贡献。

玄奘是虔诚的佛教徒,当然是唯心论者,这一点应该说清楚。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对当代文化提供了有益的贡献,对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做出巨大的成绩,他千方百计寻求知识,永远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正视困难,勇于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终于取得胜利,这种顽强、勇敢、聪明、智慧的美德,体现了我国民族的优良传统。他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者,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

武则天

武则天(624—705)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对她所处的时代起推进作用的人物。但是,由于封建礼教作怪,她被不少卫道的“正人君子”所辱骂,名誉不好。郭沫若同志的新作《武则天》五幕历史剧,替武则天翻了案,我双手赞成、拥护。

本来,我正在研究武则天,用充分的史实肯定武则天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个工作牵涉面很广,引用史料很多,得要几个月工夫才能完成。在工作进行中,读到郭沫若同志《武则天》的初稿和改定稿,非常高兴,有话要说,写《谈武则天》。

《武则天》这个历史剧中的人物都是实有其人的,所涉及各个人物的故事也都是有文献根据的,沫若同志尽可能忠实于历史,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通过艺术手法,把武则天这个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的形象更加强化、集中,和现代人见面了。

《武则天》历史剧的主要根据是旧、新《唐书》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裴炎、程务挺、徐敬业、骆宾王、上官婉儿、明崇俨等人的传,参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全唐诗》《骆宾王集》等书。

关于裴炎和徐敬业通谋,裴炎的阴谋在成功以后自己做皇帝,这一故事也是有出处的,唐张文成《朝野佥载》卷五: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蹈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灵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女伎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十二月,鹅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

司马宣王即司马懿。这段故事司马光是看到的,收在《资治通鉴考异》(14)里,但他不相信,认为“此皆当时构炎者所言耳,非其实也”。不管怎样,当时有过这样传说,则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裴炎这个人的评价,除了新、旧《唐书》以外,明朝末年人王夫之读通鉴论》二十一说他:

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马懿、桓温、谢晦、傅亮、徐羡之托以仇其私。裴炎赞武氏,废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不然,恶有嗣位两月,失德未彰,片言之妄,而为之臣者遽更置之,如仆隶之任使乎?炎之不自揣也,不知其权与奸出武氏之下,倍蓰而无算。且谓豫王立而己居震世之功,其欲仅如霍氏之乘权与懿、温之图篡也,皆不可知。然时可为则进而窥天位,时未可,抑足以压天下而永其富贵。岂意一为武氏用,而豫王浮寄宫中,承嗣、三思先己而为捷足也哉!其请反政豫王也,懿、温之心,天下后世有目有心者知之,而岂武氏之不觉耶?家无甔石之储,似清;请反政于豫王,似忠;从子伷先忘死以讼冤,似义。以此而挟滔天之胆,解天子之玺绂,以更授一人,则其似是而非者,视王莽之恭俭,诚无以过。而武氏非元后,己非武氏之姻族,妄生非分之想,则白昼攫金,见金而不见人,其愚亦甚矣。

不只是这些主要人物和故事有出处,连次要人物也是有根据的,如剧中的赵道生杀明崇俨,见《通鉴》卷二〇二,洛阳的宫殿名称是根据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的。

我对武则天的看法。

我认为武则天是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从她参与政权到掌握政权的五十年中,继承和巩固并且发展了唐太宗贞观治世的事业,足食安民,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发扬文化,为下一代培养了人才,下启唐玄宗开元时代的太平盛世,就唐朝前期历史说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就整个我国历史说,她也是封建统治者中的杰出的人物。

不说别的,单就她在位时期,文献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记载这一点来看,和历史上任何王朝,任何封建统治者统治时期是有所区别的。这一点说明当时的人民是支持她、爱戴她的。宋朝人修的《新唐书》骂她骂得很厉害,但是,宋祁在大骂之后,也还是不能不说一句公道话,“僭于上而治于下”。从今天来说,僭不僭不干我们的事,“治于下”三个字却是武则天的定评,我看,评论武则天要从这一点出发,也就是从政治出发。从她当时对百姓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出发,她对生产的作用是推进还是阻碍出发。

武则天在杀裴炎、程务挺,平定徐敬业以后,曾经召集群臣讲过一次话,这番话实质上是对她自己的评价。她说:“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爵位富贵,朕所与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先帝弃群臣以社稷为托,不敢爱身而知爱人。今为戎首者皆将相大臣,何见负之遽乎?且受遗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有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有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能过彼,则蚤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自悔也!”这番话明朝末年人李贽逐段加以批点,“忧劳天下”,批“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批“真”!“不敢爱身而知爱人”,批“真”!从当时情况看来,武则天这段话确如李卓吾所批的都是真话。

反对她的是些什么人呢?是一部分老臣宿将和勋贵子孙,她做了皇帝以后,是一部分唐朝宗室。她曾经两次大规模杀人,杀的就是这些人,政治上的反对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中,武则天是很坚强果断的,她消灭了所有反对她的官僚和贵族,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女婿、孙子、孙女和孙女婿,不仅杀李家人,也杀武家人。道理很简单,不杀这些人,这些人就会推翻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沫若同志的剧本通过太子贤、裴炎等人和武则天的斗争,很突出地阐明了这一历史情况。

她杀了不少李家人,还曾经把第三个儿子英王哲从皇帝宝座上撵下来,废为庐陵王,幽禁在房州十五年,照理说这个儿子应该恨她了,但是不然。705年的宫廷政变,武则天下台,庐陵王做了皇帝,是为唐中宗。同年武则天死。景龙元年(707)二月唐中宗下诏把诸州纪念他重做皇帝的中兴寺、观,一律改为龙兴,并禁止说他的再次做皇帝是中兴。《唐大诏令集》一一四载他的诏书说:

则天大圣皇后思顾托之隆,审变通之数,忘己济物,从权御宇,四海由其率顺,万姓所以咸宁,唐周之号渐殊,社稷之祚斯永……朕……事惟继体,义即缵戎……中兴之号,理异于兹,宜革前非,以归事实,自今以后,更不得言中兴。

表扬武则天在位时忘己济物,万姓咸宁,他是继承武则天的统治的,不能说是中兴。岂但不恨,还十分尊重呢!当时还有人建议:“神龙元年(705)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意思是说705年的命令规定政治措施都要学贞观时代,也就是废除则天时代的成规,这是不对的。怎么可以把近时母亲的行政作为抛弃,去学习遥远的祖父呢?中宗很赞成这个意见,写信表扬。由此看来,则天时代的某些政治措施是和贞观时代有所不同的。她根据时代的进展,规定了自己的政策方针。

不止她的儿子,以后唐朝的历代皇帝也都对她很尊重,没有说过什么坏话。

同样,唐朝的大政治家如陆贽李绛都对她有很高的评价。陆宣公《翰苑集》十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说:

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弘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说她善于用人,严于课责,不但当时称为知人,还培养了下几代的人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把唐太宗和武则天并举,要当时皇帝“法太宗、天后英迈之风”。李绛也说她用的官虽然稍微多了一些,但“开元中名臣多出其选”。指出开元时代的名臣大多是她培养的。

宋人编的《新唐书》骂武则天很凶,但洪迈赞扬她是明主:“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15)明人李贽更称她为圣后。(16)清人赵翼说她:“纳谏知人,自有不可及者……别白人才,主持国是,有大过人者。”还替她分析,回击那些“正人君子”对她的恶毒诬蔑,他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至千百。后既身为女主,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无足深怪,后初不以为讳,并若不必讳也。”结论是“区区帷薄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不下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17)赞扬她是英主,指出她的政治成就是根本的、是主要的,私人生活是末节、是小事,而且,在封建时代,男皇帝可以有千百个小老婆,女皇帝有几个男宠,又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呢!这是对武则天最公平的评价。

当然,骂武则天的人更多,特别是明朝人骂得多、骂得狠。例如,胡应麟骂她为“逆后”,连她的朝代也骂为“牝朝”。(18)王夫之骂她为“淫妪”,为“妖淫凶狠之武氏”(19)。专门攻讦她的私人生活,不谈政治,只攻一点,不及其余,这种评论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攻击是女人不该做皇帝,管政治,就像母鸡不能司晨,从骆宾王的檄文“伪临朝武氏”一直到胡应麟的“牝朝”,都攻的是这一点。这种维护封建秩序、男尊女卑、不许妇女参加政治生活的论调,到今天应该用不着反驳了。相反,我们应该说,武则天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当然,武则天绝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相反,她是有不少缺点的。例如,她杀了许多政治上的反对派,其中有一些人看来是不应该杀的。此外,当然她也具有一般封建统治者所共有的某些缺点。在这篇短文中,就不一一谈到了。

论奴才—石敬瑭父子

奴才之种类甚多。就历史上已有的材料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形逼势紧,国破家亡,身为囚虏,到了这步田地,不肯做也得做,做了满心委屈,涕泪交流,有奴才的形式而未曾具备或者养成奴才的心理的。这一类例子,如南宋亡国,太皇太后谢道清领着小孙子,寡妇孤儿,敌人兵临城下,军队垮台了,大臣跑了,大势已去,没奈何只得向元将伯颜递降表,一家儿被押送到北方,朝见忽必烈大汗。也幸亏是寡妇孤儿,免去了告庙献俘那一套。可是,如词人汪元量《水云词》所说“臣妾签名谢道清”,这滋味也就够了。又如西晋末的怀、愍二帝,北宋末的徽、钦二帝,这两对历史人物,真是无独有偶。都做过皇帝,相同一也;都亡国被俘,相同二也;被俘后都被逼向新主人青衣行酒(穿上奴才的服装,服侍主子喝酒),相同三也;而且新主子都是被发左衽的外族(外国人),相同四也;而且,都有看了受不了,跳起来把外国人骂一顿,因而被杀的忠臣,不肯做外国奴才的随从,相同五也。读史的人总是悲天悯人,同情弱者、失败者的,虽然自有其该被诅咒被清算的道理在,不过软心肠的人,读了这些翔实刻画的记载,还免不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冲淡了亡国君主的罪恶,替他们想想,倒也上算。

另一种则是很不好听的了。一心想做主子,奴役众多的人民,而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做事不得人心,夺取或者维持政权的武力又不大够,于是只好掸掸土,打点青衣,硬跪在外国人面前,写下甘结,卖身为奴。偏偏外国人有的是俘虏,愿做奴才可做奴才的甚多,一两打也不在乎。于是,只好更进一步,硬装年轻,拜在脚转弯下,做干儿子,做干孙子,具备了丰富了奴才的全部的一切的心理形态,求得番兵番械,杀向本国,当然还得有番顾问番将军指挥提携,圆满合作,完成了统一大业,坐上金銮宝殿。对内是大皇帝,对外,当然是儿皇帝、孙皇帝了。这一类的例子也有的是,著例是晋高祖石敬瑭父子。

当然,那时代的世界不很大,契丹、女真之外,实在也找不出别的列强。要不然,价钱讲不好的时候,多少也还可以撒一下娇,由冯道一流人物,用委婉的口气,诉说假如再不支持我,那么,我只好重新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话。不幸而历史事实确是如上所说,无从考虑起,真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石敬瑭的脸谱是值得描画一下的,《旧五代史》七十五《晋高祖纪》说:

清泰三年(936,晋天福元年)五月,(唐末帝)移授(敬瑭)郓州节度使(敬瑭原为太原节度使,驻晋阳)……降诏促赴任……(敬瑭)遂拒末帝之命……寻命桑维翰诣诸道求援,契丹遣人复书约以中秋赴义。九月辛丑,契丹主率众自雁门而南,旌旗不绝五十余里。是夜(敬瑭)出北门与戎王相见。戎王执敬瑭手曰,“恨会面之晚”。因论父子之义。十一月戎王会敬瑭于营,谓敬瑭曰:“我三千里赴义,事须必成,观尔体貌恢廓,识量深远,真国主也。天命有属,事不可失,欲徇蕃汉群议,册尔为天子。”敬瑭饰让久之。既而诸军劝请相继,乃命筑坛于晋阳城南,册敬瑭为大晋皇帝。(《辽史·太宗纪》,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为晋王,十一月丁酉册敬瑭为大晋皇帝,薛史及《通鉴》、欧阳史俱不载先封晋王事。)文曰:“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咨尔子晋王神钟睿哲,天赞英雄……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是用命尔当践皇极,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旗,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

石敬瑭生于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景福元年为892年,到清泰三年是四十五岁。他的“干爸爸”辽太宗耶律德光,生于唐天复二年,902年,到清泰三年是三十五岁,整整比他的儿皇帝小十岁。父亲三十五,儿子四十五,无以名之,学现代名词,称为政治父子吧!

干爸爸支持干儿子做皇帝,君临中国人民的代价:“是日,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许之。”也就是历史上著称的燕云十六州,包括现在以北平和大同为中心东至榆关北迄内蒙的一片广大地区,更主要的是长城原为中国国防险要,这片地一割,契丹军力驻在长城以南,北宋建国,北边就无险可守了。辽亡,这片地归金,金亡归元,一直要到1368年,明太祖北伐,才算重归故国,统计起来,沦陷了差不多四百三十二年!

闰十一月甲子戎王举酒言于帝曰:“予远来赴义,大事已成,皇帝须赴京都。今令大详衮勒兵相送至河梁,要过河者任意多少,予亦且在此州,俟京洛平定,便当北辕。”执手相泣,久不能别。脱白貂裘以衣帝,赠细马二十匹,战马一千二百匹,仍诫曰,子子孙孙,各无相忘。

由这一史料说明,敬瑭入京都主要的军力是契丹军,也就是援晋军,契丹资助物资最主要的是战马。至于执手相泣,有人说是矫情,其实并不见得。何以知之?因为一个是平白做了中国皇帝的父亲,喜欢得掉眼泪;另一个呢,凭着干爸爸平步登天做皇帝,“庙堂初入”,皇基大奠,又怎能不感激涕零呢!

做了七年儿皇帝,石敬瑭死时年五十一。

编历史的人—史臣对石敬瑭是不同情的,旧史不同情他召外援,残中国,说:“然而图事之初,召戎为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连祸结,卒使都城失守,举族为俘,亦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饥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

其实,做人家的干儿子,奴颜婢膝称臣纳贡,到底也不是什么痛快事。表面上石敬瑭恭恭敬敬侍候恩人大契丹皇帝,到清夜扪心,良心发作时,也还是不快活的。《旧五代史》八十九《桑维翰传》说:“高祖召使人于内殿,传密旨于维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可是自作自受,无法反悔,也不敢反悔。到了下一代,受不了这口气,就不能不变卦了。

敬瑭死,侄子重贵即位,称为少帝。景延广当国执政。《旧五代史》八十八《景延广传》:“朝廷遣使告哀契丹,无表。致书去臣称孙。契丹怒,遣使来让。延广乃奏遣契丹回国使乔荣告戎王曰: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为臣之理。且言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由是与契丹立敌,干戈日寻。”原来少帝和景延广的看法,称臣和称孙是有区别的,当干孙子是自家人称谓,耻辱只是石氏一家的事。称臣则是整个晋国,包括大臣和人民在内的耻辱,就与免于国体有关了。

晋辽战争的结果,开运三年(946)十二月晋军败降,契丹军入大梁。少帝奉降表于戎王道:“孙男臣重贵言:擅继宗祧,既非禀命,轻发文字,辄敢抗尊,自启衅端,果贻赫怒,祸至神惑,运尽天亡……臣负义包羞,贪生忍耻,自贻颠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食息。翁皇帝若惠顾畴昔,稍霁雷霆,未赐灵诛,不绝先祀,则百口荷更生大德,一门衔无报之恩,虽所愿焉,非敢望也。”皇太后也上降表,署名是晋室皇太后媳妇李氏妾言,谢罪求生,大意相同。次年正月辛卯,契丹封少帝为负义侯,黄龙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国界。十八年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少帝死于建州。史臣说他:“委托非人,坐受平阳之辱,旅行万里,身老穷荒,自古亡国之丑,无如帝之甚也,千载之后,其如耻何。伤哉!”算算年头看,今年是1947年,刚好是一千年!

细读五代史,原来养干儿子、拜干爸爸是这个时代的风气,尤其是蕃人,当时的外国人。薛居正《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还替晋高祖说谎,说是什么本太原人,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一连串鬼话。欧阳修新五代史》便无须回护了,老实说:“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从朱邪入居阴山,臬捩鸡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朱邪是沙陀族,石家是沙陀世将,那么,石敬瑭自愿做契丹主的干儿子,石重贵愿做干孙子而不愿称臣的道理,也就可以明白了。

隔了一千年,读石敬瑭的记载,似乎还听得见、看得见石敬瑭的面貌声音,石敬瑭左右的谈话和声明、援助、救济,军火、物资,哀求声、恫吓声、撒娇声,历历如绘。

文天祥的骨气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有骨气是我们优良的民族传统,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有骨气的人物,文天祥是其中之一。

1276年,元将伯颜统军进攻临安(南宋首都,今浙江杭州),驻军皋亭山(离杭州三十里)。宋朝宰相陈宜中逃跑了。文天祥受命于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拜右丞相,奉命到元军讲和,他毅然决然到敌人军中,和伯颜当面争论,被拘留押送去大都(今北京)。途中经过镇江,设计逃脱,经历了许多艰险,回到浙江台州,又立刻招募军队,进行坚决的抗敌斗争。

南宋景炎二年(1277)七月,文天祥兵败于江西永丰空坑,妻女都被俘虏。但他并不丧气,跌倒了,爬起来,揩干血迹,再干。又组织队伍,继续斗争。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从广东潮阳移驻海丰的途中,被敌军袭击,军溃被俘。

文天祥早有了准备,宁死也不肯屈服。被俘后立刻服了脑子(毒药),他原来害眼病,不料大泻了一场,不但没有死,连眼病也好了。

在从广州被押解到大都的路上,他绝食了八天,没有死。过长江时,设计逃跑没有成功。到大都后,被囚在一个低窄的土室里,阴暗污浊,下雨时水漂床脚,暑热时像个蒸笼,秽气触鼻,人不能堪,他就在这里被拘囚到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始终没有低头,在柴市就义。

被俘后,元将张弘范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天祥说:“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弘范还是强迫他写,天祥就写了一首《过零丁洋》诗,末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弘范只好作罢。

崖山军溃,陆秀夫、张世杰殉国,宋亡。张弘范大会诸将庆功,劝文天祥说,宋已亡了,你的责任也尽了。要是你能够以事宋的忠心来事元朝,元朝的宰相不是你,还有谁呢?天祥痛哭流涕,誓死拒绝。

在大都被拘留期间,元朝派宰相孛罗、阿合马,劝他投降,最后派投降的宋朝皇帝瀛国公来,都说不动他。宋朝降官留梦炎求说降,被文天祥痛骂一顿。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八日,元朝皇帝忽必烈亲自来当说客了,说:“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虑,以事亡宋者事我,当令汝中书省一处坐。”答应他当宰相,天祥答以不愿事二姓。忽必烈问他愿做什么,天祥说:“愿与一死足矣。”第二天,他便被杀了。衣带中藏有预先写好的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是宋朝的状元宰相,声望很高。他一向生活豪侈,自奉甚厚,歌儿舞女,不离左右,到了元军大举过江,临安危急的时候,立刻改变生活方式,朴素节约,把所有家产都作为抗元军费,一心一意保卫家国,屡败屡起,毫不气馁,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民号召力很大。元朝政府想利用他的声望,许以高官厚禄,来收拾南宋的人心,减少抵抗,文天祥却不为所动,第一坚决不投降,第二只要求一死,对于连死都不怕的人,敌人的一切威胁、折磨、利诱的手段,便毫无作用了,在这一点上,失败的是元朝政府,文天祥是胜利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文天祥不止在政治大节上表现了坚强的骨气,在礼节和生活上也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在封建社会里,幼少对尊长,下属见长官,跪拜是当然的礼节。

但是文天祥藐视敌人,无论如何不肯屈膝。在皋亭山和元将伯颜见面时,只是长揖。被俘后见张弘范,断然决然地说,我只能死,不能拜,弘范只好以客礼相见。到大都后,见孛罗丞相,要他跪,他说:南人不能跪。孛罗的左右按着他跪,他索性坐在地上,许多人按他的脖子,牵他的手,用膝盖顶他的背,还是不跪。阿合马来说降,只是长揖。阿合马说:你知道我是谁?天祥说:他们说是宰相。阿合马说:既知是宰相,何以不跪?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阿合马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天祥说: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阿合马只好默然而去。最后和忽必烈见面,还是长揖不拜,卫士们一定要他跪,按着他不行,用金挝敲他的膝盖,天祥受了伤,还是坚立不动。他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始终一贯地表现了英雄气概。

甚至在生活上也进行了斗争,他不吃敌人供应的饭。

他一到大都,元朝政府十分款待,住的吃的都像对上宾一样。天祥不睡不吃,坚决抵抗。后来囚在土室,敌人把他所带的银钱封存,每天从他自己的存款中拨钞一钱五分为饮食费,就这样过了四年。宋朝降官王积翁感他的忠义,经常给他送钱。宋福王与芮也托王积翁送来一百两银子。王积翁还向忽必烈建议说:文天祥是宋朝状元宰相,忠于所事。假若把他放了,好好礼待,亦可以为人臣好样子。忽必烈想了一会儿,说:且令千户所好好与茶饭者。天祥知道了,叫人告诉王积翁:我几年来都不吃敌人供应的饭,你这样做,我只好绝食了!王积翁怕他真的绝食,再也不敢说了。

总之,文天祥在被拘囚的几年内,利用一切机会,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不屈的斗争,表现了伟大的民族气节。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三句话文天祥是完全当之无愧的,他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丈夫,是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有骨气的人,是民族英雄。

爱国的历史家谈迁

1647年,是清朝顺治四年。此时算起,四年前的五月初一,清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过了十二天做了皇帝,改次年年号为弘光。第二年五月清军入南京,弘光被俘,明朝亡国。

丁亥(1647)八月间,浙江海宁市的一个村落麻泾,村边一片枣林里,住着一位老秀才谈迁,此人既老且穷,半夜里忽然被小偷光顾,破衣烂衫,什么也没有动,只偷走一部文稿,叫作《国榷》。

这部书是谈迁编的明朝编年史,从1328年到1645年,每年按月按日编的大事纪。内容主要根据明朝的实录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经过细心的编排考订,写了改,改了再写,一连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一部大书。

他是一个穷秀才,买不起书,当时也没有图书馆可以借书。明朝实录是记载每一皇帝在位时的编年史,没有刻本,只有少数的大官僚家里才有传抄本。他为了研究明朝历史,托人情、拉关系、左求右求,好容易才求通了邻县的几家大乡绅,经常跑一百多里路,带着铺盖伙食去抄书,抄了多少年,费了多少精力,终于把这部五百多万字的大书编成了,十分得意。纵然刻不起版,不能传布开去,但是,只要有了稿子,将来总会有机会出版的。

他为什么要编这部书?1621年,他二十九岁,那一年,母亲死了,在家守孝。他原来对历史有兴趣,读了不少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恰好得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便仔细阅读,不料越读越生气,书里记载的史事有很多错误,见解也很肤浅,心想这样的书不是害人吗,不但糟蹋人的时间,还给人以错误的史实和看法。便下决心自己编写。编书的主要根据是明朝实录,经过仔细研究,有几朝实录也很不可靠,例如《明太祖实录》是经过三次改写的,改一次便隐没了不少历史真相。明孝宗的实录是正德时的奸臣焦芳编的,凡是他所不满意的好人都乱骂一通,把白的说成黑的,很不可靠。为了求得历史事实的比较真实可靠,他便发愤通读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几十家明朝历史家的著作,互相对证比较,一条条地札记,按年月分别放在有很多抽屉的柜子里,再按年月按事综合研究,择善而从,编成这部书。总之,他原来编《国榷》的目的是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的,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编成一部可信的国史。

不料1644年清人入关,1645年弘光被俘,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三岁了。亡国之恸,十分悲愤,在所著《枣林杂俎》里写上一段题记说:“我的祖先,因南宋亡,避难搬到海宁的枣林。如今不到四百年,又是南宋亡国时的局面了。我年纪大了,说不上哪个早上或晚上死去,能逃到哪里去呢?桃花源在哪里呢?只好在枣林算了!”崇祯、弘光这两朝是没有实录的,他便根据当时的《邸报》(政府公报)继续编写,认为国虽亡了,但史不可亡,保存故国的真实历史,是亡国遗民应尽的责任。从此,他的著作,署名为江左遗民,原来他名以训,字观若,也改名为迁,字孺木,纪念亡国的哀痛。

书写成了,慢慢传开了。他家虽穷,但这部书是件大财富。当时有的人有钱有地位,却缺少社会名望,很想有部书出版,流传后代。但写书要有学问,要花苦功夫。知道谈迁生性耿介,拿钱是买不动的,便只好偷了。结果,这部花了二十七年时间、改了六次才编成的书被偷走了,谈迁一生的精力白费了。

谈迁遭受了这样严重的打击,伤心得很,在大哭一场之后,下定决心:我的手不是还在吗?再从头干吧!

为了保存祖国的真实历史,也为了通过历史给后代人以深刻的教育,于是,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背着雨伞、包袱、干粮、纸笔,跑到嘉善、归安、吴兴、钱塘,向乡绅大族说好话求情,借书抄书,读遍了有关的参考书,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不顾严寒,不顾酷暑,以炽盛的精力,像三十年前一样又投身到学术的战斗中。

这样,经过了四年,他已经六十岁了,又第二次完成了《国榷》的初稿。

但是,还有困难。南方虽然有许多大乡绅,有些史书可以借读借抄,毕竟他们注意的是举业,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类。有好多性质较为专门的书对他们没有用,因之也就看不到。更重要的是万历到崇祯这几十年的史事,由于党争反复,各人的立场不同,记载也就是非不一,同一事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差别很大。崇祯一朝史事,有许多记载是得之传闻的,很不可信。要多找书读,要多找人谈,特别是找身经其事的人谈,要达到这样要求,就非到北京不可。

北京怎么能去呢?没有路费,即使借到钱,到北京后的吃住又怎么办呢?

谈迁过去的职业是当官僚的幕友,替东家代写些应酬文字,办些文墨事务。例如,1642年他就胶东高弘图之聘,做高的记室,一直到1645年高弘图罢相为止,在当时官僚中有些名气。1653年义乌朱之锡进京做弘文院编修,聘谈迁做记室,约他一路从运河坐船进京,谈迁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一口答应。在北京朱家住了两年半,除了替朱之锡做些文墨工作以外,便用全力收集史料和访问有关史事的人物,补充和纠正《国榷》这部书。

当时在北京有不少藏书家,著名的一个叫曹溶,浙江秀水人,由于同乡关系,谈迁写信给他,见了面,曹溶答应借书并且介绍别的藏书家。由曹溶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太仓吴伟业和武功霍达。这三个人都是现任官员,都是明朝崇祯时的时士,都收藏了很多外边不经见的秘书。其中吴伟业熟识明末掌故,亲身经历过许多事变,是当时的大名士,交游相当广泛,从此谈迁便经常和他们往来,问以先朝遗事,一一笔录。又借到《万历实录》和《崇祯邸报》,和《国榷》原稿核对。

他到北京去的时候是带着《国榷》去的,把原稿送给曹溶、吴伟业、霍达,要求他们指出错误,随时改正。

此外,他到处访问明朝的降官、贵族子孙、太监、官僚贵族、门客、城市和乡村居民,只要有一点线索,就不放过。他还访问历史遗迹,如景泰帝和崇祯帝的坟墓、金山明代皇族丛葬地区、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从运河北上和南下时,所过城市也都核对史书,记载有关事迹。到1656年回家时,已经记录了几千张纸的材料,满载而归了。

朱之锡序他的《北游录》,描写谈迁搜访史料的情形说:“为了访问遗迹,登山涉水,脚都起了泡,有时迷了路,只好请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带路,觉得很高兴,不以为倦,人家笑他也不理会。到一个村子里,就坐下笔记,一块块小纸头,写满了字,有时写在用过的纸背上,歪歪扭扭的,很难认出。路上听到的、看到的,一堵围墙,一块破碑,也不放过,只要耳目所能接触的都用心记下,真是勤勤恳恳,很感动人。”

这两年多的生活,使他的历史知识更丰富了,《国榷》的史料质量更提高了。除此以外,他还把所作诗文编成《北游录》,内容包括在北京时的日记和见闻记录,北游的旅程,把一部分材料补充了以前所著的《枣林杂俎》。

他在学术上有很大收获,但在精神上则很痛苦。因为他只是一个穷老秀才,一个替人帮忙的幕客,这样的身份求人借书,访人问事都不是很容易的。他在给朋友信中诉苦说:“我不善于说话,年纪又大,北京游人多得像蚂蚁,成天去拜访贵人,听候接见,往往早上去等中午,有时得等到晚上才能见着面,简直受不了。北京气候又干燥,到处是尘土,鼻子口腔都脏得很。无处可去,只有离住所两里外的报国寺有两棵松树,有时跑到树下坐一会儿,算是休息了。”他早就要回南方,只因东家挽留不放,后来朱之锡奉命修书,想来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难得的秘书,一打听内阁的书也都残缺不全了,没有了指望,便决心回家了。

1657年他又应聘做幕友到山西,一来是为了生活,二来也想趁机会去拜哭平阳的张慎言墓。张慎言是弘光时的吏部尚书,高弘图的朋友,很契重谈迁。这年十月,他还没有到平阳,就病死在路上,年六十五。

谈迁的《国榷》,三百年来只有传抄本。二十五年前我因为要查对一些材料,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翻阅了一遍,因为不能外借,没有机会细读。想望了这多年,现在中华书局终于把它出版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好事。对爱国的历史家谈迁说,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他应该十分高兴。对学习历史的我来说,也是绝好的今昔对比,从前看不到的书现在却搁在我的书桌上,不但有机会细读《国榷》,还能读到他的《北游录》,比较深切地了解谈迁这个人,十分感动,也十分高兴。这篇短文的目的,介绍这部书,也介绍这个人。这书的编写经过,这人对历史的求真精神和顽强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 *

(1)参见《史记·自序》。

(2)参见《史记·河渠书》。

(3)参见《史记·春申君列传》。

(4)参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5)参见《史记·孔子世家》。

(6)参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7)参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8)参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9)参见《史记·魏世家》。

(10)参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11)参见《史记·五帝本纪》。

(12)此处年号似误,隆和为东晋哀帝年号。362年,当为隆和元年。—编者注

(13)曾到缚喝罗国,从磔迦国小乘三藏般石羯罗读《毗婆沙论》;到迦湿弥罗国,从称法师学《俱舍》《正理》《因明》《声明论》;到磔迦国,从长年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䢷仆底国,从毗腻多钵腊婆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到阇烂达䢷国,从旃达罗伐摩学《众事分毗婆沙》;到禄勒䢷国,从阇耶鞠多学《经部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从毗多斯䢷学《辩真论》《随发智论》等;到羯若鞠阇国,从毗离耶犀䢷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日胃毗婆沙》。

(14)参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

(15)参见《容斋续笔》五。

(16)参见李贽:《藏书》。

(17)参见《廿二史剳记》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

(18)参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19)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