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战争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讽刺美英战争狂人的核战争方案说：“先生们，你们的手太短了！”
现代战争广泛运用科学技术成就，苏联的洲际火箭、导弹可以击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百发百中；苏联的科学技术成就有力地保障了世界和平，使得手太短的战争狂人不敢轻于发动毁灭自己的战争。
手的长短说明今天两大阵营的军事力量。
古代也是如此。在远距离的杀伤武器发明以前，战争是人与人的搏斗，枪、刀、箭、槊等都是手的延长。战将和士兵的体力，运用武器的熟练程度，武器的重量，和勇敢、机智相结合，在战争中发生作用。
在战争进行中，士兵和士兵、战将和战将搏斗，面对面地厮杀，往往以伤亡较多的一方无力继续进行战斗而结束战局。
将军和将军的厮杀，大战几百个回合。甲杀了乙或乙杀了丙，虽然不一定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在有些场合，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敌方的主将或骁将阵亡，失去指挥，影响士气，就非打败仗不可了。
小说和戏文上常常描写、演出战争，戏台上除了战争双方的队伍用几个战士作为大军的象征外，战争展开的重点通常放在两方主将的搏斗上面，这种表现手法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在斗将的场合，有大战几百个回合之说，一个回合的意思是交手一次。战将无论骑将或步将，都得手执武器。两军相对，中间有一段距离，双方同时前进，到了面对面接触的程度，互用武器杀伤对方，一击不中，就得退回来，准备第二次的接触，这样一进一退，就叫一个回合。在生和死的搏斗中，手的长短也就是武器的长短、重量，是有极重要意义的。长枪、大刀、马槊等长武器要比剑、短刀这类短武器更为优越。而更重要的则是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人的机智，这就要讲武艺了。同样的体力和武器，决定胜负的是武艺。战将为了保护自己，就得戴盔披甲，一副盔甲分量是很重的，骑将的马也得披甲，再加上武器本身的重量，没有极健壮的体力是支持不了的。在有些场合，斗到相持不下的时候，还得换马。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战将本人并未打败，只因马力乏了，或者马受伤了，进退不得，被敌方杀伤，吃了败仗。“射人先射马”，就是这个道理。
战争时用旗、金、鼓指挥，叫作三官。
旗是管节度的，大将有大纛，指挥全军；有方面旗，东碧，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黄，指挥各方。因为人多距离远，讲话听不见，走马传令费时间，就用旗来指挥：中央旗挥动，全军集合，旗俯即跪，旗举即起，卷旗衔枚，卧旗俯伏，见敌旗三挥，布阵旗左右挥。方面旗举，方面兵急需装束，旗俯即进，旗竖即住，旗卧即回。召将用皂旗，一点皂旗队头集，二点皂旗百人将集，三点皂旗五百人将集，一点一招千人将集。
金、鼓管进退，击鼓进军，鸣金退军。
击鼓三通共千槌，一通三百三十三槌（一说三百六十五槌）。行军平时挝鼓吹角戒严，吹角一十二变为一叠，鼓音止，角音动，一昼夜三角三鼓。大将以下都按级别备金鼓，遇有紧急事故，先头部队击鼓报警，全军就进入战争准备状态了。（1）
杀败敌人以首级论功，是沿袭秦的制度，杀一个敌人赐爵一级来的。
报功和发表战绩时也照例要夸大一番，以一为十，例如杀敌百人，露布上必定要写千人之类。（2）
帅旗是中军所在的标志，也是全军指挥的中心，帅旗一倒，全军就失去指挥，陷于混乱。以此，夺取敌方的帅旗也就成为古代战将的主要目标了。
古代的斗将
两军对垒，将和将斗，叫作斗将。我国的武打戏有悠久的传统，武打戏中的斗将，突出地集中表现了勇士们的英勇气概，更是受人欢迎。其实，不只是今天的人们喜欢看斗将的戏，古代人也是喜欢的。例如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态度很严肃，取材极谨慎，但写晋将陈安的战斗牺牲，却十分寄予同情。
太宁元年（323）七月，晋将陈安被赵主刘曜打败，率精骑突围，出奔陕中。
刘曜遣将军平先等追击陈安。
陈安左手挥七尺大刀，右手运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一杀就是五六人，远则左右驰射，边打边逃。平先也勇捷如飞，和陈安搏斗，打了三个回合，夺掉陈安的蛇矛。
到天黑了，下着大雨，陈安和几个亲兵只好丢掉马，躲在山里。第二天天晴了，赵军追踪搜索，陈安被擒牺牲。
陈安待将士极好，和将士共甘苦。死后，陇上人民很想念他，为他作壮士之歌，歌词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骢交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为我外援而悬头，这是陈安被陇上人民长久思念的道理。司马光在北宋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怀念古代孤军抗敌的民族英雄，闻鼙鼓而思将帅，怕也是有所寄托吧。
宋曾公亮《武经总要》也记了几件斗将的故事。一是史万岁。隋将窦荣定将兵击突厥，史万岁到辕门要求参军，窦荣定早听说史万岁勇敢的声名，一见大喜。派人告诉突厥，各选一壮士决胜负。突厥同意，派一骑将挑战，荣定就派史万岁应战。万岁驰出，斩敌骑而回。突厥大惊，立刻退军。
一件是白孝德的故事。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健勇，骄傲轻敌，把右脚放在马鬣上，破口谩骂。
唐军元帅李光弼登城，看敌人情况，对诸将说：“谁能去干掉他？”大将仆固怀恩报了名，光弼说：“这不是大将干的事，看还有谁去？”大家都推白孝德。
光弼问白孝德要多少兵，孝德说，我一个人就行了。光弼很称赞他的勇气，还问需要什么，孝德只要五十个骑兵，大军鼓噪助威。
孝德手持两个蛇矛，骑马过水，刘龙仙见他只一个人，不以为意，还是把脚放在马鬣上。稍近，龙仙刚要动弹，孝德摇摇手，好像叫他别动，龙仙不知其意，也就不动了。孝德对他说：“侍中（光弼官称）叫我来讲话，没有别的。”龙仙退却几步，还是破口大骂。孝德勒住马，瞪着眼说：“狗贼，你认得我吗？”龙仙说：“谁啊？”孝德说：“我是大将白孝德。”龙仙骂：“是什么猪狗！”孝德大叫一声，持矛跃马便刺，城上一齐鼓噪，五十骑也跟着冲锋，龙仙来不及射箭，只好沿堤乱转，孝德追上，斩首而回。
一是王敬荛，说他多力善战，所用的枪、箭都用纯铁制成。枪重三十多斤，摧锋破敌，都以此取胜。
斗将的武艺
战将和战将面对面的搏斗中，武艺起决定作用。
小说戏文里记着许多回马枪、夺槊、索的故事。
唐玄宗时名将哥舒翰善用回马枪。他有家奴名左车，十五六岁，很有力气。哥舒翰每追敌人靠近了，用枪搭敌人的背，大喝一声，敌人失惊回头，趁势刺中喉头，挑起三五尺掼下，没有不死的。这时左车便下马割取首级，每次如此。
唐太宗的大将尉迟敬德善于避矟，每战，单骑冲入敌阵，敌人的矟四面攒刺，终不能伤。又会夺敌矟，反刺敌人，出入重围，往还无碍。
太宗的兄弟齐王元吉也会使矟，看不起敬德，要和他比赛。太宗叫两人把矟的刃去掉了，光用矟杆相刺。敬德说：“带刃也不能伤我，不必去。但我的可以去掉。”比的结果，元吉竟不能中。
太宗问他：“夺矟避矟，哪个难些？”敬德说：“夺矟难。”太宗就叫夺元吉的矟。元吉执矟跃马，一心打算刺杀敬德，不料一会儿工夫，他的矟三次被敬德所夺。元吉以骁勇著名，虽然口头上十分称赞，心里却非常恼恨，以为丢人。
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追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敌军稍退，敬德护卫着太宗突出敌围。（3）
长武器毕竟只能在近距离面对面厮杀，远一些就不济事了。这时，弓箭就起了作用。另外，有一种抛掷式的武器叫索。武则天时，契丹将李楷固善使索和骑射、舞槊，每次冲锋，都如“鹘入鸟群，所向披靡。黄麞（地名）之战，（唐将）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4）。
长武器也讲究重量，《新唐书》卷一九三《张兴传》：“为饶阳裨将，安禄山反，攻饶阳，兴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敌人登城，兴一举刀就杀几个人，敌人很害怕。”《宋史·兵志》十一记，1000年时神骑副兵马使焦偓献盘铁槊，重十五斤，在马上挥舞如飞。还有相国寺和尚法山，还俗参军，用铁轮拨，浑重三十三斤，头尾有刃，是马上格战的武器。
唐代中期流行用陌刀作战，最著名的陌刀将是李嗣业，每为队头，所向必陷。748年高仙芝攻勃律（国名，在今新疆边外巴基斯坦境内。本为东、西布鲁特人所居。布鲁特即勃律），嗣业和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吐蕃十万众据守娑勒城，据山因水，嗣业领步军持长刀上山头，大破敌军。756年和安禄山香积寺之战，嗣业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挡嗣业刀的人马都碎。（5）阚棱善用两刃刀，长一丈，名曰陌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6）《裴行俭传》和《崔光远传》也都记有用陌刀作战的故事。《通鉴》卷二〇二注：陌刀，是大刀，一举刀可杀数人。《唐六典》说，陌刀是长刀，步兵所用，就是古代的斩马剑。
论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发生于蜀章武元年（221）。这年七月，刘备率军伐吴，孙权写信请和，刘备盛怒不许。到第二年六月，吴将陆逊大破蜀军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刘备退屯白帝城；十月，孙权又遣使请和，刘备答应了。这一仗前后历时一年，吴将陆逊坚取守势，捕捉战机，最后以火攻取得大胜，是历史上有名的战役之一。
战事发生的原因是荆州的归属问题。
208年，赤壁战役之后，曹军败退，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周瑜、刘备水陆并进，追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县东南），瑜军围曹仁，相持了一年多，曹仁弃城走。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刘备推刘琦为荆州刺史，南征四郡，武陵（今湖南常德）、长沙（今湖南长沙）、桂阳（今湖南郴州）、零陵（今湖南零陵）皆降。刘琦病死，诸将推刘备为荆州牧，驻公安（今湖北公安）。刘备从此有了根据地。
荆州原来不属孙权，赤壁之战，刘备是有功劳的，南征四郡是刘备自己的战果，蜀吴双方怎么会发生荆州的归属问题呢？据《吴书·鲁肃传》：“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唯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鲁肃死后，孙权评论他：“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看来当时兵力，孙强刘弱，孙权兵力可以直取四郡，刘备要求有个立足之地，鲁肃从孙刘联盟、为曹操树敌的战略出发，劝孙权答应，有了这个默契，刘备才能南取四郡，和孙吴成掎角之势，所以“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给曹操以极大威胁。
214年，刘备取益州。第二年孙权就要讨还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不肯。孙权派吕蒙率军争取，刘备也到公安，派关羽争三郡。鲁肃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和关羽相聚。鲁肃责备关羽不还三郡。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和吴军勠力破魏，岂能徒劳？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达不成协议。正好这时曹操南定汉中，蜀汉北方受到威胁，刘备赶紧与孙权联合，分荆州为二，江夏、长沙、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以湘水为界，双方罢兵。暂时妥协了，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219年，关羽率众攻曹仁于樊（今湖北襄阳），水淹于禁七军，斩将军庞德，威震华夏。曹操遣使说孙权，出军攻关羽后路，权将吕蒙诱降关羽在江陵、公安的守将，尽虏羽军妻子。羽军遂散，关羽父子出走，为孙权所杀。
刘备失了荆州，也就失去了向东出川的门户，和曹操抗衡的军事重镇，在战略上是非争不可的。
他和关羽、张飞的关系，从汉灵帝末年，184年黄巾起义以后，便相从征伐，“寝则同床，恩同兄弟”。小说上桃园结义之说，便是从这两句话演绎出来的。三四十年的战友、君臣，镇守出川门户的上将，一旦摧折，刘备的感情冲动是可想而知的。221年张飞又为部下所杀，持首级奔吴，旧仇加新恨，伐吴报仇便成为他的最后志愿，什么好话也听不进去了。
诸葛亮远在隆中对策时，便指出孙权“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赤壁战前，他和鲁肃共同努力，定下了联合抗曹的大计。他是始终坚持刘、孙两家联合的方针的。但他也深知刘备的个性，对关羽、张飞的感情和荆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明知用言语是劝阻不了刘备的。夷陵败后，他叹气说：
使法孝直（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赵云是坚决反对伐吴的，他指出主要的敌人是曹操，不是孙权。如先灭魏，则吴自服。当前形势，绝不应该放掉主要的敌人，先和孙吴交兵。广汉处士秦宓也说天时不利，朝臣很多人都反对，刘备一概不听。
蜀吴交兵后，孙权遣使求和。吴将诸葛瑾驻公安，写信劝刘备，要他留意于大，不要用心于小。指出关羽和汉朝的轻重，荆州和海内的大小，虽然都应仇疾，但要分清先后。论点和赵云是一致的，刘备当然不能接受。
交战双方，蜀军由刘备自己指挥，兵四万余人，大将吴斑、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军秭归。将军黄权自请为先锋，劝刘备为后镇，刘备不听，派他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夷陵败后，交通断绝，他不肯降吴，只好降魏。备军从巫峡、建平连营直到夷陵界，立数十屯，竖栅连营七百多里，全军成一条直线，居高临下，兵力分散。曹丕听说蜀军布置之后，笑道：刘备不懂兵法，岂有立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的！必败无疑。
吴军以陆逊为大都督，率诸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守。蜀军远来，利于速战，吴军诸将要迎击，陆逊坚决不许。他指出蜀军锐气方盛，而且乘高守险，不利进攻，如有不利，影响全局。不如坚闭固拒，伺机捕捉战机，以逸待劳，取得胜利。
两军对峙相持了七八个月，蜀军兵疲意沮，陆逊乘机发起攻击，先攻一营，得不到便宜。诸将正埋怨他枉然死了许多人，陆逊却说，我已经找到破敌的方法了，下令诸军每人拿一把茅草，乘风纵火，全线进攻，阵斩蜀大将张南、冯习，连破四十余营，蜀军溃败，刘备退守白帝城。
蜀军败后，吴诸将要求直取白帝，陆逊认为曹丕正在大合士众，不怀好意。下令退军。
这年十一月，孙权遣使到蜀汉聘问，刘备也遣使报聘，两国又恢复和平，重建了对魏的掎角之势。
这次战役，刘备犯了两个大错误：第一是政略的错误，正如赵云、诸葛瑾所指出的，他把大小、轻重摆错了次序，因荆州之失、关羽之死而发动对吴战争，破坏了两国联合共同抗曹的正确策略；第二是战略的错误，不听黄权的忠告，把他一军放在江北，削弱了兵力，又把全军列成纵深战斗序列，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前军一败，后军动摇，彼此不相呼应，造成全面的败局。
京剧《夷陵之战》是根据历史事实编成的历史剧，剧情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战争的失败来批判刘备个人的“义气”，赵云、诸葛亮的谏阻，诸葛瑾的求和，直到马良死后刘备的自责，都表达了这个看法。就演出而论，是成功的。特别是保留了传统剧目哭灵牌一折，造成全剧的高潮。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恰恰因为前半部把刘、关、张三人的关系写得深了，再加上这一哭，又哭得这么好，将观众的同情逐步引到刘备方面，相对地把主题思想削弱了。
剧中次要人物关兴是关羽的次子，做过侍中、中监军的官，早死。张飞的儿子张苞也是早夭的。看来都没有参加夷陵之战。剧本把这两人写成蜀军的大将，通过他们加强刘备主战拒和的决心，是完全可以的。
马良在征吴之役，奉命到武陵招抚当地少数民族，军败后，他也被杀。剧本把他写成掩护刘备，中箭身死，也是可以的。
回纥助唐记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发生内战，长安、洛阳两个都城全陷落了。天宝皇帝抛弃了人民和土地，带着他宠爱的妃子出奔，一直逃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一阵，托将军郭子仪，尤其是盟邦回纥的福，居然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城，举行了还都大典，一切都复了原，腐化、贪污、作弊，加上卖官鬻爵，连和尚道士的度牒都卖钱，还有恶性通货膨胀。唯一未复原的是马嵬驿的孤坟。还有，年纪过七十了，儿子早当了家，只好当太上皇，吃碗有点别扭的闲饭。
回纥的骑兵是有名的，排山倒海而来的骑兵方阵，冲破了安禄山、史思明的曳落河（壮士、外族军），击溃了安庆绪、史朝义的蕃将汉兵。当然，也根据唐回条约，抢光了洛阳、长安和沿途所经的城市，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血汗，蹂躏侮辱了中国的子女。还在唐回商约的保证下，每年来笑纳一笔可观的保护费，或者说是援助费吧。
史实是这样的，不妨回忆一番：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河北，以讨伐杨国忠为名，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十二月陷洛阳，第二年六月入潼关，取长安，天宝皇帝南奔。他的儿子北奔，就当时最强的朔方军组织流亡政府。
朔方的统帅是郭子仪，有五万大军，还有许多骁猛的蕃将，本钱还不错。中原方面，有张巡、许远用力阻挡安禄山，不许他南下。长江以南的局面是完整的。回纥可汗和吐蕃赞普都派人来说愿意出兵援唐。九月，唐肃宗为了要“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派一个宗室和蕃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发援汗那兵和西方蕃族兵，条件是大大的经济报酬。
回纥派了贵将葛罗支带两千精骑和郭子仪合军，一到就打了个大胜仗。郭子仪觉得有办法了，劝唐肃宗再请回纥援助。回纥怀仁可汗也真慷慨，至德二年（757）九月又派他的儿子叶护和将军帝德带四千余骑来助战。皇太子广平王俶做天下兵马元帅，和叶护结拜为兄弟，统率朔方、回纥、安西、南蛮、大食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联军，从凤翔出发，削平“内乱”，收复失地。
回纥军的给养每天羊二百只，牛二十头，米四十斛。替唐朝作战的条件，说明在两都收复后土地人众归唐，玉帛子女归回纥，也就是政治的主权，拿不走的土地算一份，经济的物资和女人之类也算一份，两家平分。一个可以回老家，一个呢，做一票大买卖。
第一次大战是香积寺之战。在长安西，灃水东。
开头唐军被敌人齐头并进的曳落河突破，阵势乱了。苦战了一阵子，前军用长刀冲锋，稳住战局。突然从斜刺里杀出仆固怀恩的回纥军，两头夹击，十万敌军被歼灭了六万，当晚退出长安。
第二天大军进入西京，叶护立刻下令大抢，履行条约。
广平王没办法，只好拜于叶护马前，说是“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想这道理也对，答应到洛阳再动手。
第二役是新店之战，在陕城西面。
安禄山的部队有十五万，郭子仪军一接仗就吃了亏，又是回纥军抄背后。大风黄土中万马奔腾，箭似连珠，安禄山军着了慌，一下就垮了。又是两头夹击，完成了一个歼灭战。第二天大军进入东京。
这一回双方都忠实实行条约上的权利，回纥军整整放开手抢了三天。政府库藏光，民间积蓄光，大元帅干瞪眼。回纥军到第四天还不肯住手，洛阳的绅士们只好再来一次自动的慰劳，献出中国的名产缯帛万匹，才算收了手。于是大元帅接收了空城，家家像洗过一样的空房子，和丢了老婆不见女儿的丈夫和父母。不过，主权是完整的。
叶护凯旋到长安，皇帝派群臣郊迎，在长乐驿举行慰劳仪式，在宣政殿摆庆功宴，人人赐帛绣缯器。叶护乐极，说要亲自回国，再调一批人马来，直捣范阳，奠定统一。皇帝也乐了，大夸奖说：“为朕竭义勇，成大事，卿等力也。”拜为司空，爵忠义王，每年赐绢二万匹。
岁币之外，是和亲。和亲照汉朝的老规矩，是拿宗室女子或民间美女来代替的。这次却不然，为了表示亲善，唐肃宗居然舍了自己亲生的小女儿宁国公主，奉送给他所册立的回纥英武威远毗架汗磨延啜。陪送使臣为了这一点，当面和可汗说明，是皇帝亲生公主，“恩礼至重”！于是公主成为回纥可敦，唐天子天可汗成为回纥可汗的老丈人，一门真正的亲戚。
当然，回纥军第三次来华，回纥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又率领骑兵三千来助战。
乾元二年（759）二月，九节度师溃于相州，回纥将军奔还长安。为了安慰，为了下次的援助，这些败军之将还是运回了比过去所得更多的赏赐。
宝应元年（762）九月，洛阳又失陷了，唐使臣刘清潭又到回纥去乞师。回纥先以为唐朝连遭玄宗和肃宗之丧，中国无主，落得趁火打劫。出兵到朔方三受降城，眼见边地已经残破不堪，越发起了轻视的念头，对天可汗的使臣加以困辱。唐朝急得没办法，还是请仆固怀恩去办交涉。这时的回纥可汗是怀恩的女婿，左劝右劝，才答应助唐。可是出师路线，左不行，右不行，最后才挑了一条不会和敌军接触，而沿途给养又充足的陕州线。
天可汗派皇太子雍王适做天下兵马元帅，行营在陕州。过河去见回纥可汗，同去的有两个将军和两个高级幕僚。一到便被逼向回纥可汗行拜舞礼，为了顾全体面，抵死不肯。将军幕僚每人被鞭一百，两个当场打死，剩下两个屈辱地跟元帅回营，什么也没有说，更说不上军事的配合了。
东都再度收复，回纥军又随至大掠，杀人抢东西，无所不为，老百姓无处投奔，只好逃避到圣善寺和白马寺，求泥菩萨庇护。把回纥军搞恼了，一把火连烧了十几天，杀了一万多人。唐朝的官军也痒了手，在汝州、郑州照样来一套，整整三个月工夫，弄得这战区，没有一所房子是完整的。老百姓衣服被剥光，只好穿纸衣裳过日子。
为了报答收复东都的大功，天可汗册封回纥可汗为颉咄登里骨啜蜜施合具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从可汗到宰相，共赐实封两万户，将军都封王和国公。
回纥先把所掠宝货安置在河阳，派兵守护，到回国时，又把沿途民家一扫而光。唐朝地方政府的招待稍不如意，便杀人放火，闹得没有人敢替回纥办差。唐朝政府也知道这情形，广德元年（763）七月下令：凡回纥行营所经过的地方，免今年田租一年以示体恤。
回纥从此算是唐朝的有功有德的盟邦了。对盟邦是不应该不友好的，对盟邦不友好便是违反政府利益，大逆不道。推而论之，即使是盟邦对我们稍有不友好情形，也应该容忍、原谅，务必在和谐的空气中，保持大国风度。
以下是零碎的一连串的回纥对唐表示友好的事实：
广德元年（763）闰正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守卫不敢拦阻。含光门在朱雀街西，是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鸿胪寺是国宾招待所。
大历七年（772）正月，回纥使臣突出鸿胪寺，在闹市抢女人，殴击干涉他们的官吏。接着又一哄冲出三百多骑兵要冲进金光门、朱雀门，闹得皇城门全关上，长安罢市。政府派出经常出使回纥的太监，多方说好话，赔笑脸，才算了结此案。
同年七月又跑出鸿胪寺，到大街抢劫，连长安县令邵说也给赶跑了，把他的坐马抢走。邵说只好低头，另换一匹马回家。
大历九年（774）七月壬寅，回纥白天在大街上杀人，地方官把杀人犯拘捕之后，皇帝下令特赦。
次年九月戊午，回纥又是白天在大街上杀人，把一个市民肠子刺出，被拘囚在万年县监狱。回纥使臣赤心立刻带人劫狱，把狱吏砍伤，犯人抢走。政府得到报告，为了亲善，没有说话。
以上这几个例子只是在首都的暴行，而且只是当时史官所记下的暴行，至于其他地方的、史官所没有记下的更不知有多少了。
可是，就是这几个例子也足够了，在堂堂天可汗国的首都，在国宾招待所里，在皇城城门口，在政府机关，在大街广巷，攻打皇城，攻击官署，抢劫地方长官坐马，杀人劫狱，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对平民百姓又可想而知了。
不只如此，大历十三年（778）正月，回纥大军入寇太原，唐军抵抗，死了一万多人，回纥纵兵大抢，过了一个月才被更大的兵力所压迫退出。政府还是容忍，也不问为什么来攻击来抢，回纥使臣来了，还是照旧招待。
而且，从758年以来，根据唐回商约，回纥用马来换唐的缯帛，每马一匹换帛四十匹。回纥每年赶几万匹马来通商，大部分是老的病的。买的不够数，给的缯帛不够数，立刻闹翻，不是动手打就是用军队打。政府苦于无法应付，而又不敢不应付，只好竭尽库藏，实在没办法，有时闹得由公务员捐月薪、将军献家财。每一次回纥使臣回去，所得的赏赐和马价要用一千多辆车子才够装。
这情形一直到843年，回纥接连发生内乱，部落离散，唐军大破回纥之后，才结束了这九十年来的“亲善关系”。
可惜，史缺有间，要不然，一定会有多少次的敦睦邦交令可以让我们参考。
阵图和宋辽战争
在古代，打仗要排阵，要讲究、演习阵法。所谓阵法就是野战的战斗队形和宿营的防御部署；把队形、部署用符号标识，制成作战方案，叫作阵图。
根据阵图在前线指挥作战或防御的带兵官，叫作排阵使。
从历史文献看，如郑庄公用鱼丽阵和周王作战，到清代的太平军的百鸟阵，无论对外对内，无论是野战或防御，都要有阵法。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几千人几万人一哄而上，是打不了仗的，要打也非败不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诸葛亮的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诗句，一直为后人所传诵。正因为如此，小说戏剧把阵图神秘化了，如宋辽战争中辽方的天门阵，杨六郎父子虽然勇敢，但还得穆柯寨的降龙木才能破得了。
穆柯寨这出戏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就打仗排阵来说，也反映了一点历史的真实性。从976年到1085年前后，这一百一十年中，北宋历朝的统治者特别重视阵图。（无论是在这时期以前或以后，关于阵图的讨论、研究、演习、运用，对前线指挥官的控制和阵图在战争中的作用，都比不上这个时期。）从这一时期的史料分析，北宋的统治者是用阵图直接指挥前线部队作战的，用主观决定的战斗队形和防御部署，指挥远在几百里以至千里外的前线部队。敌人的兵力部署、遭遇的地点、战场的地形、气候等，都凭主观的假设决定作战方案，即使作战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前线指挥官也无权改变。照阵图排阵打了败仗，主帅责任不大；反之，不按阵图排阵而打了败仗，那责任就完全在主帅了，败军辱国，罪名极大。甚至在个别场合，机智一点而又有担当的将领，看出客观情况不利，不按阵图排阵，临机改变队形，打了胜仗，还得向皇帝请罪。
宋辽战争的形势，两方的优势和劣势，989年熟悉北方情况的宋琪曾做具体分析，并提出建议。他说：“每蕃部南侵，其众不啻十万。契丹入界之时，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亦交相侦逻，谓之栏子马。……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我师，即竞乘之，所以新羁战蹄，有余力也。且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土风曳柴，馈饷自资。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中原所长，秋夏霖霪，天时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枪突剑弩，兵胜也。败丰士众，力张也。”契丹以骑兵冲锋为主，宋方则只能凭气候地利取守势。以此，他建议“秋冬时河朔州军，缘边砦栅，但专守境”。到戎兵马肥时，也“守陴坐甲，以逸待劳……坚壁固守，勿令出战”。到春天新草未生，陈草已朽时，“蕃马无力，疲寇思归，逼而逐之，必自奔北”。最后，还提出前军行阵之法，特别指出，要“临事分布，所贵有权”（7）。宋太宗采纳了他的一部分意见，沿边取守势，做好防御守备，但要集中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至于授权诸将，临事分布，则坚决拒绝了。
由于宋辽的军事形势不同，采取防御战术，阻遏骑兵冲击的阵法便成为宋代统治者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在平时，和大臣研究、讨论阵图，如987年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进入朝，宋太宗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召美、重进及崔翰等，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8）997年又告诉马步军都虞候传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我自作阵图给王超，叫他不要给别人看。王超回来时，你可以看看。”（9）1000年，宋真宗拿出阵图三十二部给宰相研究，第二年又和宰相讨论，并说：“北戎寇边，常遣精悍为前锋，若捍御不及，即有侵轶之患。今盛选骁将，别为一队，遏其奔冲。又好遣骑兵出阵后断粮道，可别选将领数万骑殿后以备之。”（10）由此可见，这些阵图也是以防御敌骑奔冲和保卫后方给养线为中心思想的。1003年契丹入侵，又和宰相研究阵图，指出：“今敌势未辑，尤须阻遏，屯兵虽多，必择精锐，先据要害以制之。凡镇、定、高阳三路兵，悉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寇远近，出军竖栅，寇来坚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则鸣鼓挑战，勿离队伍，令先锋、策先锋诱逼大阵，则以骑卒居中，步卒环之，短兵接战，亦勿令离队伍，贵持重而敌骑无以驰突也。”（11）连远在河北前线部队和敌人会战的地点以及步外骑内的战斗部署都给早日规定了。景德元年（1004）八月出阵图示辅臣，十一月又出阵图，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12）1045年宋仁宗读《三朝经武圣路》，出阵图数本以示讲读官。（13）又赐辅臣及管军臣僚临机抵胜图。（14）1054年赐近臣御制攻守图。（15）1072年宋神宗赐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株、战守约束各一部，仍令秦凤路经略司抄录。（16）1074年又和大臣讨论结队法，并令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求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17），出攻守图二十五部赐河北。（18）1075年讨论营阵法，郭固、沈括都提出意见，宋神宗批评当时臣僚所献阵图，以为皆妄相惑，无一可取，并说：“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须遣使预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否定当时人所信从的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以为李筌的阵图只是营法，是防御部署，不是阵法。而采用唐李靖的六花阵法，营阵结合，止则为营，行则为阵，以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定下新的营阵法。沈括以为“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队，占地方十余里，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可复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靡军也”（19）。可见宋神宗的论断，是采取了沈括的意见的。宋代统治者并以阵法令诸军演习，如宋仁宗即位后，便留心武备，令捧日、天武、神卫、虎翼四军肄习战阵法。（20）1044年韩琦、范仲淹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三军，训以新定阵法；于陕西四路抽取曾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阵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045年遣内侍押班任守信往河北路教习阵法。（21）到命将出征，就以阵图约束诸将，如979年契丹入侵，命李继隆、崔翰、赵延进等将兵八万防御，宋太宗亲授阵图，分为八阵，要不是诸将临时改变阵法，几乎打大败仗。（22）1070年李复圭守庆州，以阵图授诸将，遇敌战败，复圭急收回阵图，推卸责任，诸将以战败被诛。（23）
在宋代统治者讲求阵法的鼓励下，诸将纷纷创制阵图，如1001年王超援灵州，上二图，其一遇敌即变为防阵，其一置资粮在军营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敌至则易聚而并力。（24）1036年洛苑使赵振献阵图，1041年知并州杨偕献龙虎八阵图，青州人赵宇献大衍阵图，1045年右领军卫大将军高志宁上阵图，1051年泾原经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阵图，1055年并代钤辖苏安静上八阵图，1074年定州路副都总管、马步军都虞候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燕之策。这个杨文广就是宋代名将杨六郎的儿子，后者也就是为人所熟知的穆柯寨里被俘的青年将领杨宗保。（25）
在作战时，选拔骁将做排阵使。如976年攻幽州，命田钦祚与郭守文为排阵使，钦祚正生病，得到命令，喜极而死；1002年周莹领高阳关都部署，为三路排阵使；1004年澶渊之役，石保吉、李继隆分为驾前东西都排阵使；等等。（26）
由于皇帝事先所制阵图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统军将帅又不敢违背节制，只好机械执行，结果是非打败仗不可。1075年宋神宗和朝廷大臣研究对辽的和战问题，张方平问宋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胜仗，多少次败仗，宋神宗和其他大臣都答不出来。神宗反问张方平，张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唯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八十一仗败了八十次，虽然失于夸大，但是，大体上败多胜少是没能疑问的。打败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观主义的皇帝所制阵图的罪过。
相反，不凭阵图，违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败仗。道理是临机应变，适应客观实际情况。著例如979年满城之战，李继隆、赵延进、崔翰等奉命按阵图分为八阵。军行到满城，和辽军骑兵遭遇，赵延进登高瞭望，敌骑东西两路挺进，连成一片，不见边际。情况已经危急了，崔翰等还在按图布阵，每阵相去百步，把兵力分散了，士卒疑惧，略无斗志。赵延进、李继隆便主张改变阵势，把原来“星布”的兵力，集中为两阵，前后呼应。崔翰还怕违背节制，万一打败仗，责任更大。赵延进、李继隆拍胸膛保证，如打败仗，由他两人负责。这才改变阵势，兵力集中了，士卒忻喜，三战大破敌军。这里应该特别指出，赵延进的老婆是宋太宗尹皇后的妹子，李继隆则是宋太宗李皇后的兄弟，两人都是皇帝亲戚，所以敢于改变阵图，转败为胜。（27）另一例子是1001年威虏军之战。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显奉诏于近边布阵和应援北平控扼之路。但辽军并没有根据宋真宗的“作战部署”行事，这年十月入侵，前锋挺进，突过威虏军，王显只好就地迎击。刚好连日大雨，辽军的弓以皮为弦，雨久潮湿，不堪使用，王显乘之大破敌军。虽然打了胜仗，还是忧悸不堪，以违背诏令，自请处分。宋真宗亲自回信慰问，事情才算结束。（28）
前方将帅只能机械地执行皇帝所发阵图，在不符合实际客观情况下，也无权临机应变，以致造成屡战屡败，丧师辱国的局面，当时的文臣武将是很深切了解这一点的，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要求不要再发阵图，给前方统帅以机动作战的权力。例如989年知制诰田锡上疏说：“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29）999年，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说：“夫将帅者王之爪牙，登坛授钺，出门推毂，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制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智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30）1040年三司使晏殊力请罢内臣监军，不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31）同时王德用守定州，也向宋仁宗指出真宗时的失策：“咸平景德（时）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敌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32）话都说得很透彻，但是，都被置之不理，像耳边风一样。其道理也很简单，一句话就是统治者对爪牙的不信任。最好的证据是以下一个例子。922年盐铁使李惟清建议慎擢将帅，以有威名者俾安边塞，庶节费用。宋太宗对他说私话：“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几宜。……今纵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机事，卿所未知也。”（33）由此看来，即使将帅得人，也不能像古代那样授权给他们，而必须由皇帝亲自节制，阵图是节制诸将的主要手段，是非要不可的。
王安石和宋神宗曾经几次讨论宋太宗以来的阵图问题，并且比较了宋太祖、太宗兄弟两人的御将之道，说得十分清楚。一次是在熙宁五年（1072）八月：
神宗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阵图）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
王安石曰：太祖知将帅情状，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进反，乃以其人送郭进，此知郭进非反也，故如此。所以如进者皆得自竭也。其后郭进乃为奸人所摧，至自杀。杨业亦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将帅尽力者乃如此，则谁肯为朝廷尽力？此王师所以不复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
神宗曰：祖宗时从中御将，盖以五代时士卒或外附，故惩其事而从中御。
王安石曰：太祖能使人不敢侮，故人为用，人为用，故虽不中御，而将帅奉令承教无违者，此所以征则强，守则固也。（34）
指出从中御将，颁赐阵图是惩五代之事，是怕士卒叛变，怕将帅割据，指出宋太祖虽不中御，而将帅奉令唯谨。反面的话也就是宋太宗和他以下的统治者，不能使人不敢侮，因之也就越发不放心，只好从中御将，自负胜败之责了。
另一次讨论在第二年十一月：
宋神宗问先朝何以有澶渊之事。
安石曰：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唯傅潜王超乃肯为将。稍有才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但任将一事如此，便无以胜敌。（35）
连兵将所在、兵数多少也不知道的前方统帅，只凭皇帝所发阵图作战。这样的统帅，这样的御将之道，要打胜仗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宋辽战争中宋之所以屡战屡败，不能收复幽燕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宋代著名将帅如广大人民所熟知的杨业，所以遭忌战死，狄青做了枢密使以后，被人散布谣言去职忧死的原因。因为这些人都不像傅潜、王超那样，而是有才略、有决断、有经验、有担当的。同时，这一事实也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
谈甲午海战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仗日本打败了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朝政府委曲求和，忍辱割地赔款，订立不平等条约，将已经走向没落的腐朽的清朝统治，推向悬崖的边沿。同时，也因为这一不光彩的败仗，一连串的屈辱，激发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同仇敌忾，看清楚了清朝统治者的真实面貌，知道非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家卫国不可，非用自己的力量来反抗侵略不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敢于斗争，进一步敢于革命，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
这一仗是腐朽的垂死的封建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清朝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应该着重指出，军事上的失败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
首先是清朝政府的失败主义，注定了战争的结局。清军统帅李鸿章从一开始便不敢抗争，不惜牺牲一切来换取和平。当敌人忙着备战，引起战火，甚至在击沉清政府的运兵船高升号时，李鸿章始终采取避战方针，幻想通过俄、英、法、美等国的斡旋，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求得暂时的妥协。事实是你越退让，敌人便越疯狂；你越不敢打，敌人便越要打，以退让、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屈辱的妥协，结果导致甲午战争的完全失败。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海陆军统帅主和，手无寸铁的文人却坚决主战，以翁同龢为首的一批清谈家和傀儡皇帝却极力主战。他们没有实权，不懂军事，却大嚷大叫，制造了强烈的舆论，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拿不出一点办法来，更谈不上和人民联结在一起了。这样，统治集团内部就形成两派，翁同龢和皇帝这派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这派主和，吵个不休。在两派的混吵中，敌人却全部一致，全力进攻，清朝政府呢？一面向各国哀求斡旋，一面被动挨打，正因为在不惜牺牲一切祈求和平，也就没有认真备战；也正因为没有认真备战，也就不能不接连打败仗，这样，连屈辱的妥协也哀求不到了。政治的腐烂，决定了战争是非失败不可的。
以这次著名的海战为例，事实也正是这样。
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李鸿章是清楚知道的，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日（阴历）报告清朝政府：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船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汊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逾旧逾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速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
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九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二十余海里矣。
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我军未增一船。……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益。
战舰的吨位和航行速度，决定海军的作战力量。北洋海军只有两条大铁甲舰，且船老行迟；日本呢，主力舰吨位虽小，却船新行速。更重要的是清朝从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未添一船，日本却从光绪九年（1883）以后逐年添造，白白给日本以六年时间，走到前面，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其次是速射炮的出现。《晨园漫录》指出：
我各军舰之购置，其最新者亦距开战十二三年。其时军舰之牺装大抵专注重舰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加意。试一检查各舰之炮位表可以知之矣。其后速射炮日益发达，我各舰依然仍旧，未曾加以改造。
李鸿章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呢？他是知道的，并且专写报告要求添装，但是政府决策是“停购船械”，实现不了。可见这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了，而且是政治问题。
主力舰舰首的重炮比敌人的威力大，在战时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但是到临战时重炮的炮弹一共只有三枚，英人泰莱亲身参加了这次海战，他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
在旅顺查看军械清单，得知一可悲之事实，战舰中十英寸口径之大弹，只有三枚。其练习用之小弹亦奇绌。唯其他诸舰，弹储尚足。
他立刻向李鸿章提意见，要求补充。结果负责后勤的官员答复，此种炮弹不能制造。这个官员是谁呢？李鸿章的亲戚张士珩，这难道不是政治而是军事问题？泰莱明确地指出：“盖腐败，中饱，及援结私亲诸症，使其手下各组织无复完肤者，其病源皆在鸿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诸症，且视寻常中国官吏为甚。”事后，他总结说：“是故中国舰队，就重炮及铁甲而论，至少与日本相埒，炮术甚精。训练虽稍有遗憾，唯水兵可称善战。极严重之事因厥为子弹之缺乏。此缺乏也，吾人有理由可信其咎非仅在疏忽，而在其工厂总办之通敌卖国。”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其病源皆在清朝政府自身”，李鸿章不过是代表人物之一而已。
海战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
据泰莱的观察，海军战士的士气很高：“呈欣欣之色者，大率为水手。彼等举动活泼机敏，以种种方式装饰其炮座，若不胜其爱护者，其响望之情盎然可觉。”又说：“唯水兵可称善战。”
提督丁汝昌是陆军出身的，战事由海军总兵刘步蟾指挥。刘步蟾是海军中公认“怯懦已素著”的胆小鬼。
发现日舰后，刘步蟾发出信号，改变丁汝昌和将领们一致决定的分段纵列式、两主力舰居前的战斗序列，改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力舰居中的横阵。这样，敌舰炮火就会集中两翼的弱舰，不致集中到刘步蟾指挥的旗舰了。他本人比较安全了，可是北洋海军的命运也就由这一个怕死的指挥官改变阵势而决定了。他是知道这两种不同战斗序列的意义的，为了个人的安全而牺牲全军，这不只是军事上的严重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交战后，北洋舰队凌乱成半月形，仅有的三个重炮弹，有一弹射入日舰松岛之腹内。“北洋士兵均狞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致远舰经过激战，炮弹打完了，管带邓世昌开足马力去撞日舰吉野，和敌人同归于尽，被日舰鱼雷击中牺牲。超勇等四舰亦被击沉，济远船见致远沉没，管带方伯谦先逃，撞沉另一战舰，剩下的残舰也先后驶出阵地逃避，这场不光彩的海战就此结束了。
电影《甲午风云》中的正面人物是邓世昌和李士茂、王国成，反面人物是方伯谦和李鸿章，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虽然有人为方伯谦被军法处死而鸣不平，写了一本《冤海述闻》的书，但这是不可信的，没有根据的。书中说日海军击沉高升号时，济远发炮打伤日船有功，其实，方伯谦一见日船就害怕，赶忙挂白旗，日舰不理；他又挂日本旗，又不理，就赶忙逃走，只是由于士兵英勇，李士茂、王国成等违令发炮，才能打伤日舰。就方伯谦两次临阵脱逃而论，他的死是千该万该的。
这次海战失败的教训是：第一，和平不可能是祈求得来的，也不可能是从任何国际活动或会议得来的，祈求和妥协只能招致屈辱和失败。第二，侵略战争既然强加于人，那么反侵略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当敌人着着进攻，战争怎么有可能单方面避免呢？相反，只有团结一致，被侵略者奋起抗战，沉重打击侵略者才能保国卫民，取得胜利。第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政治表现的形式，甲午战争的失败，主要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的腐烂和内部的不团结。第四，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人民，才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也才有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保障和平的事业。
最后，还要插一句话，清朝政府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就决定不再添买军舰和武器了，那么，海军经费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晨园漫录》指出了这笔钱的去路：“拨其经费，作为建造颐和园之用！”
捻与捻军笔记
《民间文学》指定要我写有关捻军的文章，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只好从头学起。几个月来，先后读了新出的《安徽民间故事》《安徽捻军传说故事》和《捻军史初探》《关于捻军史的几个问题》，以及《民间文学》所刊载的捻军的故事。这些书和文章，主要是根据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得来的民间口头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是由捻军领导人的后人和捻军地区的老年人所提供的，都是正面材料，是活的史料，不但史实正确，而且爱憎分明，生动活泼，非常之好。同时也读了大量的反面材料，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捻军》和《捻军资料别集》《捻军史料丛刊》，等等，这些资料和前者相反，都出于捻军所反对的清朝的官僚和地主阶级之手，其中有些资料是镇压捻军的刽子手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书札。尽管他们对捻军的斗争尽歪曲诬蔑的能事，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在研究敌情，决定对策，在比较捻军和清军的纪律，各地人民对捻军和清军的态度时，真话就出来了，因为不说真话就不行，全说假话，这个仗便没法打。从这些大量的反面史料中，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刽子手对捻军的恐惧和镇压捻军的战略、战术，也可以从他们偶尔流露出的真话，与民间传说相印证，证明这部分已经搜集到的口头资料的可靠性及真实性。
以下就根据这些反面资料，谈捻与捻军的一些问题。
捻子
18世纪后期，至迟在19世纪初期，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一带兴起了一种农民武装力量，称为捻或捻子。咸丰元年（1851），张洛行在安徽雉河集（今安徽涡阳）举起抗清义旗。咸丰三年（1853）五月以后，太平军北伐部队路过江北各地，捻子受了太平军的积极影响，爆发了全面的起义，成为捻军。从1851年到1868年十八年中，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山西、河北、陕西、四川、甘肃十省地区，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波澜壮阔的反清斗争，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捻子到捻军的覆灭，时间有七八十年。
捻或捻子这一名词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湖北通志》以捻为捏，把许多人捏在一起，仓促捏成，撒手立散，是临时组织的意思。《湖北通志》七十三：
咸丰元年辛亥（1851）秋闰八月……初安徽颍、亳、寿诸州及河南汝宁、光州、南阳各郡，风气犷悍，往往聚徒党劫掠为生，俗谓之捻子。捻者捏也。亡赖招呼成队，若手之抟物，仓促捏成，撒手立散。蔓延江南之淮、徐、海，山东之兖、沂、曹、济，湖北之襄、枣、钟、随。以诸省论，皆属边界；以大势论，则居天下之中。自粤匪倡乱，群捻揭竿而起，受其嗾指，或分拢以掣我军，或前驱以助贼势，亡虑千数百股。
如《牟平县志》说是“以捻香聚众起，故曰捻”。《莱阳县志》和《寿光县志》则以为“捻匪者起于皖北。当嘉庆时，苏、皖、鲁之交，乡民迎神赛会，有燃油纸捻为龙戏之俗。洪秀全占据金陵，皖北苦于兵祸，捻党结聚，初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遂成流寇，故曰捻匪”。《掖县志》则以为“以其贩私盐、捻小车，故名”。《涡阳县志》和王闿运《湘军志》则以为“其党明火劫人，捻纸燃脂，因谓之捻”。另一种说法则以为一股谓之一捻，如陶澍在嘉庆十九年（1814）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里所说：
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
黄钧宰《金壶七墨》、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的说法大体相同。
以上各种说法，绝大多数是望文生义，不可相信的。只有最后一种说法，每一股谓之一捻子才是捻的真正语源，因为根据调查，现在皖北的涡、蒙、亳一带一直到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一带的方言，叫一股子，一伙人还叫作捻。“捻儿上的”这句口头话到现在也还流传在人民中间。
关于捻的性质、作用，河南固始人蒋湘南有很具体的描写，《蒋子潇先生遗集·读汉书游侠传》：
江淮间有所谓捻子者，数百人为一群，抬炮、鸟铳、刀、矛各杀人器皆具，蚁拥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予尝视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阗门，呼曰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愬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士人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于鬼卒，无钱者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或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愬诸响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余于是喟然曰：捻子其汉代之游侠耶！当其闻难则排，见纷则解，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危振赡，有仁义行者。然而重诺市义之后，无业者投之，亡命者投之，贩盐、掘冢、博掩者投之，兄事弟畜，盗贼以薮，背公死党，无不可为，自古侠魁未有不为罪魁者。班孟坚曰：“杀身亡宗，非不幸也。盖其人亦自知末流之无可归矣。”孟坚与子长违，而各成其是，皆足以观世变云。
这是一篇极有史料价值的文字。作者是举人，道光时代曾经主持过陕西关陇书院的讲席，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这篇文章写作于捻军起义之前，生动地指出：第一，捻子是农民的武装力量，农民自己有了组织、有了武器，地方官便奈何他们不得。第二，捻子的首领叫响老，是专为老百姓打不平的，替老百姓申冤雪枉，做的好事多了，得到人民支持，成为响捻子。第三，对比清朝地方官和响捻子的作用，老百姓有冤枉，假如经过官府，官府就像个神庙，神是见不着的，衙门门房的威风，比神庙的鬼卒还可怕，不送门包是投不进状子的。送了钱，告了状了，官可能不准。官即使准了，衙门的胥役或者不传。即使传了而审案的日子又没个准。即使审了，是非曲直也不一定弄得清楚。就是这样，要送钱给门房，给胥役，给吏；传卷得给钱，开庭审案得给钱，至于等候开庭的那些日子的费用就更没法计算了。要告官府，中等家庭的生活，一告就得破产，还不一定申得了冤，又何如去告响老，不花一个钱，曲直立刻分明，弱的申了冤，强的栽了跟头，一半天就解决问题呢！蒋湘南从老百姓那里了解了捻子的情况以后，便以赞叹的口吻，类比捻子为汉代的游侠，文章表面上赞美的是捻子，而实质上却对清朝地方官僚的统治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他的阶级立场是很鲜明的，在惋惜自己的阶级统治机构无能的情况下，说出了人民对捻子的真实估价。
蒋湘南还写了一首《捻子》的长诗：
淮西叛唐代，教民尚勇斗，习染一千载，至今沿其陋。儿童矜带刀，长大诩弓彀，架炮肩机枪，蜂蚁纷相就，伙涉数百人，亡命皆辐辏，响者为头目（能排难解纷者，众奉为首，呼曰响者），见难必拯救，睚眦无不报，杀人当白昼，其名曰捻子，红胡乃诅咒（良民詈之曰红胡子）。捻子有强弱，众寡皆盗寇，两捻或不合，一战祸已构。其先下战书，来使必丰侑，期前各亮兵，门前勿驰蹂（凡捻子相斗，必先下战书定期。期前三日，此捻子向彼捻子门前耀武，次日，彼捻子亦向此捻子门前耀武，各不相见，谓之亮兵）。至期择广场，对垒排猎囿，戚邻作调人，长跪口为授（说和者具衣冠至场中长跪，二捻子头目亦长跪），和则两相揖，不和两相嗾。但听枪鸣鸟（捻子以鸣鸟枪为相骂），遂如圈逸兽。伤锚者折股，中刃者绝脰，黠者抢枪炮，飞跳捷于狖（无赖少年有专习抢枪炮者，各捻子皆出重资赁之）。战胜奏凯归，战败仍守候，匿尸不报官，养锐仇必复。汝、光邻凤、颍，习惯真逐臭，新例罪纵加（新例：南、汝、光有十人结伙者，即发烟瘴），顽梗终如旧……我生于此邦，颇知其所狃，地本瘠而贫，人亦蠢不秀，博进为生涯，私盐转贩售，官亦姑容之，民穷且宽宥。固始与息县，疆界相错繍，固境有水利，安静袭仁寿，息境沟渠堙，饥寒遑恤后，恒产自来无，恒心何处逗？……
这首长诗说明了这一带地区，长期以来民间就有尚武斗争的传统；捻子的产生，主要是地瘠民贫，饥寒交迫，以固始和息县相比，固始水利好，人民生活好些，息县水利不修，就有捻子的组织；除了强调捻子响老排难解纷的行为以外，也说明了捻子是自发的农民武装组织，特点是分散独立，不相统属，没有统一的领导，并且这捻与那捻之间，有时还发生私斗。诗中的良民指的是地主，说人民蠢而不秀，也正是说明了这一地区人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优良传统。从这一篇文章和长诗来看，捻子时期的主要行动是农民为了保卫自己而组织起来，有了武装力量，有了领袖，便能够团结在一起，免于或少受地主阶级的迫害，在有冤屈需要申雪的时候，捻子的头目响老便代行了地方官府的职权，由于他们是生活在人民当中的，熟悉了解情况，因之，也就可以立刻判别曲直，为人民申冤做主，因而也越发得到人民的支持，成为地方官府奈何不得的力量。
另外，由于这一地区地瘠民贫，捻子经常在春秋二季，援旗麾众，外出打粮，夺取地主的粮食浮财，由近及远，粮尽再出。（36）年成好活动得少些，一遇之灾荒，便到处出动。（37）居则为民，出则为捻。（38）各地的地主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也纷纷组织武装力量，成立寨、堡，抵抗捻子的袭击。捻子和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相持了几十年，清朝的地方官顾得这头，顾不得那头，这一股打退了，那一股又起来了，弄得筋疲力尽，只好闭着眼睛不管，图个暂时安便。就这样，捻子的声势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活动地区越来越广。1851年雉河集结盟以后，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到了和太平天国结合以后，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高举反清义旗，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捻军便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和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打击清朝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
军民关系
研究捻军、清军和当时人民的不同关系，是了解捻军性质的主要标志之一。
当然，捻军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但是，反面资料谈到当时两军和人民关系着实不少。例如陈昌《霆军纪略》说：
同治五年（1866）八月，是时捻踪所近，百姓迁徙一空，闭寨自守，贼得因地为粮，而官军无从买食；及得一饱，而贼已远扬。其兵民相仇之地，奸民得借口纠众以与官军为难，夺其衣物器械，戕其身命，至有活埋零队兵勇，或举数十百人而同付一坑者，其咎不尽在兵，亦不尽在民也。
捻军可以因地为粮，而清军则无从买食，有些地区的人民则更进一步，专和清军为难，不但夺取清军的衣物器械，还杀害零散的清军，甚至活埋数十百个清军，在这种对比下，人民对于捻军和清军的爱憎不是很分明吗？
杜松年的《知非斋琐记》具体记述了河北东部人民仇视清军的行动：
直东从贼各村妇女亦刁悍异常。每遇官兵列队而来，妇女悉持竹帚铁锨，从上风扬土；杀之不惧。
马贼既起，从逆者达数万人。官兵所至各村，仅有老弱妇女供应炊汲，毫无畏惧者，其壮丁均在贼中也。贼来其村，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所以人乐从贼。
兵勇掳掠奸淫，村民恨忿，各筑堡寨，官军至，列队登埤以拒。骄兵悍将必欲入村，往往互相格斗，兵民从此成仇。
军中文武委员往来，若仅四五人，村中即杀之，行李马匹并掘一坎，与尸同埋，无迹可寻，被害甚众。
恒提军（恒龄）马队入直，有四十余骑入一村求食，村众醉以酒，掘大坑，人马全埋杀之。
村人埋杀弁兵，人少者逼令本人自掘坑坎，毒虐备至。
卓胜营（金运昌所部）入直隶，分队追贼，至吴桥境，一哨百余人住宿一村，悉被埋杀。
作者是河北静海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做过山西大宁知县，记的是本乡本土的事情，当然是可信的史料。
《瑛兰坡（39）藏名人尺牍·周尔墉》二十三：
昨日闻宋郡逃难妇女及捻败后贼营妇女被掠自行逃出者，均望汴垣而来，为数约数百名，入城时，均经在官人扣住，以布蒙头，不分老少妍媸，每人八百大文，听人略卖，妓馆倡楼，视为奇货，两日来闻卖去者已不少。
二十四又说：
收养被难妇女一事，前日闻之极确。
对于逃难的妇女和从捻军出来的妇女，清朝官府和军队所采的手段就是略卖，以布蒙头，八百大文卖作妓女，这种行径，人民怎么能够不恨！不起来反对呢？
又如葛士达《远志斋稿·尉氏军中呈贾云阶师书》：
东豫民俗顽悍，各立圩寨，贼至献粮纳款，兵至反闭关绝市，甚有乱放枪炮，击伤弁勇，守令莫能主张，似此为乱乐祸，上下离心，兵民隔绝，即寇氛少已，时势岂可问哉！
明白指出河南东部人民，捻军来则献粮纳款，清军来则闭关绝市，甚至用武器抗拒。李棠阶也说：
今日大患在官与民如寇仇……官不能卫民，民思自卫，犹属良善之徒。若民并不得自卫，则焚杀淫掠，既被惨祸，不能自存，必皆从贼。民日少，贼日多，何由得平！十余年来，日计平贼，而贼益滋蔓，可不反思其故乎？颍、亳、陈、汝之前车可不鉴乎？今闻山东、直隶之交，如曹、单、东明一带，又皆为贼矣。民岂甘于为贼？上为官驱，下为贼扰，不能安居，势所必至耳。（40）
指出这一带人民之所以欢迎捻军，是由于清军的焚杀淫掠，人民不能自卫，只有归顺捻军一条道路。孟传铸写了一篇《禁兵掠食论》，他说：
比来兵勇劫掠村墟，主帅佯曰不闻；有踵门泣告者，大声恐喝，逐去之，不使尽所欲言。意谓轻骑逐寇，势难重赍；贼过之地，市肆皆虚，非掠食则饿殍矣。初不令其掠资财也，掠妇女也，掠牛马也。抑知食既可掠，则瞋目叱叱，张威横行，室内之物，乘机恣取，何独贪于饮食，廉于资财、妇女、牛马乎？（41）
指出清军抢粮食、抢资财、抢妇女、抢牛马，不折不扣地是强盗。这种行径，领兵将帅是知道的，却一意包庇，被害百姓来告状，反而大声恐吓，赶出去完事。结果闹得清军所到地方，不但老百姓闭门不纳，连有些城市的地方官也闭门不纳了。刽子手曾国藩有一个批牍，标题是《全军营务处李副将昭庆呈，军抵嘉祥，城门不开，请饬东省州县，遇有官兵到境勿得闭门由》，批语是：
该军初五日驰抵城外，黄令何得闭门不纳？……坚闭城门，禁绝出入，则大不可！……东豫两省民间圩寨，本已恨兵如仇，若各州县再为之倡，则以后行军，处处皆成荆棘，实属有碍大局。（42）
可见他是知道东豫两省人民恨兵如仇的。可是一到连地方官也闭门不纳清军的时候，便认为有碍大局了。他的学生李鸿章在给他的信里也说：
直境柴草维艰，兵与贼皆取资于民，千里无寨，所过已如梳篦，故民仇兵甚于仇贼，久必不堪设想。鸿章谓从军十六年，此为下下策。（43）
另一刽子手左宗棠在给他儿子的信里说：
直隶之大、顺、广一带与山东、河南各处接壤，各处民团凶悍异常，专与兵勇为仇，见则必杀，杀则必毒。（44）
同时的大官僚翁同龢在日记里记着：
同治七年（1868）二月初六日，仆人曹喜归省，行至涿州南，见难民遍野，露处号呼，而官兵抢掠之酷，又倍于贼，万口同声，似非无据。（45）
以上这些资料都出于封建官僚之手，而且还都出于直接屠杀捻军的刽子手之手，他们共同供认，各地的人民仇恨清军，欢迎捻军，捻军和人民的关系，不是很清楚了吗？
相反，说捻军正面好话的，当然不会有。但是，也有偶尔流露出来的个别真话，例如林纾在《六合十龄童子贼中寻弟记》一文中便说：
捻既窟宅于滁，亦伪立官府，不复遮杀行旅。
可见捻军在取得城池，建立政权以后的军纪情况。这种情况恰和清军的焚杀淫掠，形成鲜明的对比。
曾国藩、李鸿章论捻军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在长期战争中积累了一些反革命的军事经验。尽管如此，两个老奸巨猾，面对捻军的战略战术，却都感到难以应付，外表镇定，内心恐慌，曾国藩在和捻军接触以后，仔细研究分析捻军情况，他向皇帝报告：
臣查群贼之中，以任柱之骑为最悍，以赖文光之谋为最诡。
又说：
该逆狡诈多端，飘忽异常，从不肯与堂堂之阵，约期鏖战，必伺官军势孤力弱之时，出不意以困我。
对捻军和太平军的比较，以为：
捻匪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形，虽人众不及发逆，而马队则数倍过之。（46）
在致吴南屏的信里也说：
（捻军）飘忽无常，伺隙则逞，稍一失势，则电掣扬去，终不得痛击而大创之。故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而其狡黠多马则反过之；中原之民穷财尽，难于行军，则又倍于江南也。（47）
指出捻军和太平军的不同，人多志大远不如太平军，飘忽多马则超过太平军。捻军的战术，见有利形势，就狠狠地打，稍一失利，便电掣扬去，保全有生力量，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在吃了捻军多次苦头以后，曾国藩在写给李元度的信里说出了自己恐惧的心情：
捻匪势极猖獗，善战而不肯轻用其锋，非官军与之相逐相迫，从不寻我开仗。战则凶悍异常，必将马步层层包裹，困官军于核心，微有不利，则电掣而去，顷刻百里，故我有大挫之时，而贼无吃亏之日，其难办有数倍于长毛者。不谓衰惫之年，遇此棘手之事，恐湘、淮各勇，俱不能了此贼，身名不足惜，大局殊可忧。（48）
他总结了捻军的长处和短处，写信告诉他的兄弟曾国荃说：
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之法疲之也。吾观捻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此吾所阅历而得之者。（49）
在另一信中，又说：
捻匪长处在专好避兵而不肯轻战，偶尔接战，亦复凶悍异常，好用马队四面包围，而正兵则马步夹进。马队冲突时多用大刀长枪，步队冒烟冲突时，专用长锚猛刺，我军若能搪此数者，则枪炮伤人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劈山炮尤为捻所畏。（50）
经过反复研究，曾国藩制订了消灭捻军的恶毒方案，为了对付捻军的飘忽战术，避免老是跟踪追击，陷于被动，他在临淮、徐州、济宁、周家口四个据点各置重兵，防遏捻军冲突；又穷凶极恶地颁布清圩法令，断绝人民对捻军的接济；另练大批马步队，作为游击之师，往来策应。同治四年（1865）六月，在复莫子偲（友芝）信中说：
外间小视此捻，谓可蹙于老巢，而平之于旦夕，诚能如此，宁非快事。捻酋万马奔突，剽悍异常，赖逆（文光）发股，百战之余，诡诈百出，二贼相合，已成流寇，断无坐待官军合围之理。此次雉河之役，援师略集，重围遽解，贼势未衰，分遁归、陈，计趋巩、洛，若官兵与之倶流，殆将着着落后，疲于奔命。鄙意于临淮、徐州、济宁、周家口四路，安置重兵，以遏其冲；又搜查颍、凤、归、陈四属匪圩，以清其源，另练马步大枝劲旅，以为游击之师，庶几以堤之止，制水之流，或者渐有归宿。（51）
这个恶毒的战略没有如他所想望的“以堤之止，制水之流”，而是被捻军突破而彻底失败。但是这个方针被他的学生李鸿章继承下来，扑灭了捻军革命的火把。
李鸿章是淮军领袖，和湘军领袖的曾国藩是有矛盾的。但在镇压捻军这一血腥行动上，又完全继承曾国藩的衣钵。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五日，他在复曾国藩的信里说：
细察贼情，以走自活，即以走疲我；遇单弱兵将及马队孤行，则又纵骑一扑，其僄猾过于任柱，任好战犹项，张则似刘……贼中云：“不怕打而怕围。”但谁肯弃一块净土与之？
任柱是捻军骑兵统帅，张指梁王张宗禹。李鸿章是很怕任柱的，称为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他在同治六年（1867）十一月十八日复应敏斋观察信中说：
捻逆与粤匪差异。踞城之贼，殪其魁则余众立溃。捻以走为业，蒙、亳、曹、郓之为首者，大率亲族男女偕行，穷年奔窜，练成猾劲。父兄死而子弟代，若世守家法然。任柱称雄十年，拥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兵倶为战尽，实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刘省三、鲍春霆皆畏其锋。（52）
1868年8月，捻军最后被包围，全军覆没于山东徒骇河边，梁王张宗禹投水自杀。正如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革命领袖黄巢、李自成一样，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人民总是传说他们还活着，张宗禹也是一样。有这样一个故事：
清同治七年西捻张总愚（宗禹）之乱，官书谓捻窜至荏平境之广平镇，被围于徒骇、黄、运之间，大股歼灭，张总愚携八骑，至徒骇河滨投水死。然故老或谓此督师者之饰词也。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没时告人曰，吾张总愚也。先是庄人恒见其醉饮时持杯微呼曰：“杀呀！”因怀疑莫释，至是始恍然。（53）
* * *
（1）参见［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卷二；《通典》卷一五七。
（2）参见《资治通鉴》卷六六。
（3）参见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九。
（4）参见《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5）参见《旧唐书》卷一〇九。
（6）参见《新唐书》卷九二，《阚棱传》。
（7）参见《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
（9）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
（10）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四九。
（11）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
（12）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五八。
（13）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
（14）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六。
（15）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
（16）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一。
（17）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
（18）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
（19）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〇；沈括：《梦溪笔谈》。
（20）参见《宋史》卷二八七，《兵志》一。
（21）参见《长编》卷一四九、一五五。
（22）参见《长编》卷二〇；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三。
（23）参见《长编》卷二一四。
（24）参见《长编》卷五〇。
（25）参见《宋史》本传，卷一一八、一三二、一三三、一五七、一七〇、一七九、二五四、二五七。
（26）参见《长篇》卷二五九，注引陈师道：《谈丛》。
（27）参见《宋史》卷二七一《赵延进传》，卷二五七《李处耘传附李继隆传》；《长编》卷二〇；《武经总要》后集三。
（28）参见《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
（29）参见《长编》卷三〇。
（30）参见《长编》卷四四。
（31）参见《长编》卷一二六；《欧阳修文集》三，《晏公神道碑铭》。
（33）参见《宋史》卷二六七，《李惟清传》。
（34）参见《长编》卷二三七。
（35）参见《长编》卷二四八。
（36）参见佚名：《山东军兴纪略》卷二之上。
（37）参见黄钧宰：《金壶七墨》。
（38）参见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
（39）瑛兰坡即郑瑛，汉军正白旗人，在河南做官多年。
（40）《李文清公遗书》二，《与周春门观察书》。
（41）参见《秋根书室诗文集》卷七。
（42）参见《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三。
（43）参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八，《复曾相》。
（44）参见《左文襄公家书》卷下。
（45）参见《翁文恭公日记》第八册。
（46）参见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
（47）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
（48）参见《霆军纪略》。
（49）参见《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50）同上。
（51）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牍》。
（52）参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七。
（53）参见《沧县志·轶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