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南渡以后，中兴之机有三，而皆以小人败。方汴京陷没，金人不能自有，委之而去，郡邑豪杰各守其土，以待王师，于是李纲建遣张所收河东，傅亮收河北，两河既收，则天下固宋之天下也。及乎宗泽修葺旧都，招摭群盗，以百万数，连请过河，使宋人不为退缩偷安之计，按汴之故，画河以守之，则金虏必不敢蹂躏中原。此二机皆为黄潜善、汪伯彦所沮。最后武穆以英伟杰出之才，愤不共戴天之雠，从天下忠勇之士，薄伐问罪，兵锋所至，势如风雨，丑虏游魂，逃遁不暇。而赵氏之遗民旧家，日望旌旗，燕山以南，已有破竹之势，视前二公之为事愈难，而功过之，恢复之形盖十八九成。时则有秦桧者，潜为虏间，巧弄萋斐之谗以败之，三机既失，则天下之事遂不可为矣。然李纲终于摈弃，宗泽卒于发疽，而公之得祸，尤酷于二子，其不幸又为何如？而秦桧之罪，浮于潜善、伯彦远矣。诗曰：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呜呼痛矣！世谓桧之奸邪，难于辨别，故高宗惑之。臣则尝以为使桧至此者，高宗之心，为君亲不诚者有以致之也。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伦，根于天性，本于民彝，结于人心而不可解者也。二帝为虏，九庙蒙尘，少有忠义之心者，皆欲北首争死敌，彼高宗独无此心乎？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之言，亦可以少动矣。如武穆者，初亦汤阴之一男子耳，尺剑誓天而山河动色，四字涅背而鬼神悲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愤愤不已者，其心将欲何为？不过曰为君父复雠耳。如使高宗稍有卧薪尝胆，泣血枕戈之志，则鬼蜮之徒，虽累千百，何足以眩其明，而抵其隙，以坏我长城哉？臣故曰：高宗之失，在于不诚，不在于不明。盖诚则明矣。不然，节义之褒，勇略之谕，寝合之命，精忠之钖，前后丁宁，其知武穆不为不审，金字之牌，胡为一日十二于偃城之下哉？臣之此言，亦春秋微显阐幽之义，而公羊子所谓大居正者是也。近有蔡清者，著论妄议公奉诏不当班师，讥公不知权。噫！使公而果出于此，则愈足以验桧之谗，而益高宗之惑也。世岂有大将主兵于外，君命之还而不还，而可以成功者乎？假令一卒临江以守，而责公专辄，则公之本心何以自白于天下后世耶？古所云将在军，君命不受者，非此之谓也。公惟知鞠躬尽瘁，义之与比，以循臣子之节而已，至于成败利钝，则天也，公何固必于其间哉？万历甲申，有译官来自燕都，以精忠录一帙进者，上览之嘉叹，下书局印出。而题跋之命，谬及于愚臣，臣敬取而卒业，则凡公平日所著诗若文，及宋史本传、古今人叙述咏歌之辞，裒集无遗。间为画图，以象公经历战阵之迹，英姿飒爽，风采飞动，令人不觉发竖冠而目裂眦，继之以流涕也。呜呼！匪忠非臣，匪孝非子，前乎百代之上，后乎万世之下，所以建立人极，纲纪栋梁于宇宙间者，何莫非斯道耶？人心无古今之殊，斯道有晦明之异，而国之兴废存亡关焉。今是编也，其意在于课忠责孝，有劝有惩，其感于人心者深矣。况君子尽忠而贾祸，小人以谗而得志，亦岂非来世之⿔鉴欤？然则圣上之所以嘉叹斯录，而欲广其传者，其为世道虑至矣。后之观者，若但喜其战阵之形，击刺之状，而欲快心于狼居之北，不知以忠孝为之本，则是直卫霍之事耳，岂足以知武穆哉？而亦非圣上今日印颁是书之意也。
万历十三年三月下澣，资宪大夫、礼曹判书兼同知经筵春秋馆事，弘文馆提学臣柳成龙奉教谨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