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于一九五二年底在美国新闻处相识,从此成为她“最好的朋友”(语见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书)。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宋淇谈及结识张爱玲的经过:

我入美新处译书部任职,系受特殊礼聘,讲明自一九五一年起为期一年,当时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 M.McCarthy(麦君)合作整顿了无生气的译书部(五年一本书没出)。在任内我大事提高稿费五、六倍,戋戋之数永远请不动好手。找到合适的书后,我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主教(那时还没有去意大利攻读神学)、汤新楣等名家助阵。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他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其时爱玲正在用英文写《秧歌》,她拿了几章来,麦君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并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经纪,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cribner接受出版,大家都为她高兴。

尽管是无所不谈的知己,宋淇和邝文美一向不愿意“挟爱玲以自重”(语见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宋淇致皇冠总编辑陈华书),所以交往四十多年,绝不随便向人提及张爱玲,而公开写她的文章也只有寥寥数篇,而每一篇都是为了张爱玲而写(请参看本书各文前的引言),它们包括:一九五七年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一九七六年三月的《私语张爱玲》,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张爱玲语录》。由于他们的低调,一般读者就只知道张爱玲跟姑姑、炎樱关系亲密,却忽略了在她下半生,邝文美才是她最好的朋友,而彼此书信来往也最频繁。正因为他们三人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我们若想通过张爱玲本人的文字、角度去了解其下半生,这批书信就顺理成章成为关键。

一九五五年十月廿五日,张爱玲才离港不久便给邝文美写信,诉说别后的伤感:

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疏离],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以后的半生缘,主要便靠书信维系。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张爱玲随函附上遗嘱,交代把遗产都给予我父母;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张又来函道(文中的“Mae”就是邝文美):

前两天大概因为在写过去的事勾起回忆,又在脑子里向Mae解释些事,(隔了这些年,还是只要是脑子里的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第二个人可告诉。我姑姑说我事无大小都不必要地secretive[遮遮掩掩]。)倒就收到Mae的信。

可见这个“最好的朋友”,从来没有被张爱玲淡忘,而他们在文字上或心灵上的联系也确是至死方休。

他们这段历时四十多年的深厚情谊,素来只是默存于心,以致一般人都不大明了。出版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弥补这片空白。上述三篇由宋淇、邝文美所撰的文章,就是此书的首三部分。尽管它们都曾经发表,无奈知者不多,流通不广,故全数收录于此。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三篇文章只概括了这段友情的头二十年,至于一九七六年后,彼此尚有二十年交往,宋、邝二人便再无片言只语发表。所以我决定从家藏档案中——即张爱玲与我父母间的往来信件,计有六百多封,一千四百余页,超过四十万字——编录部分书信,成为此书的第四部分:选取的信札始于一九五五年张爱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盖了他们交往的各个时期,而所编选的内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为主,类似本书的其余三部分。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及信札,希望能较完整地把他们仨的友谊发展,向一般读者及张爱玲研究者交代清楚。另外全书中偶有中美夹杂,为方便读者,我尽量添上中译,附于原文之旁,标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因本书重点是张爱玲与我父母间的友谊,取材所限,故一般有关张爱玲创作、生活等的信札,都没有收录在内(详见本书第四部分的引言)。他们的书信全集正在整理,将于日后完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