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宋淇、邝文美跟张爱玲于一九五二年底在美国新闻处相识，从此成为她“最好的朋友”（语见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书）。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宋淇谈及结识张爱玲的经过：
我入美新处译书部任职，系受特殊礼聘，讲明自一九五一年起为期一年，当时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 M.McCarthy（麦君）合作整顿了无生气的译书部（五年一本书没出）。在任内我大事提高稿费五、六倍，戋戋之数永远请不动好手。找到合适的书后，我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主教（那时还没有去意大利攻读神学）、汤新楣等名家助阵。不久接到华盛顿新闻总署来电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文版权，他和我商量如何处理。我们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报公开征求翻译人选，应征的人不计其数，最后名单上赫然为张爱玲。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其时爱玲正在用英文写《秧歌》，她拿了几章来，麦君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并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经纪，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cribner接受出版，大家都为她高兴。
尽管是无所不谈的知己，宋淇和邝文美一向不愿意“挟爱玲以自重”（语见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宋淇致皇冠总编辑陈华书），所以交往四十多年，绝不随便向人提及张爱玲，而公开写她的文章也只有寥寥数篇，而每一篇都是为了张爱玲而写（请参看本书各文前的引言），它们包括：一九五七年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一九七六年三月的《私语张爱玲》，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张爱玲语录》。由于他们的低调，一般读者就只知道张爱玲跟姑姑、炎樱关系亲密，却忽略了在她下半生，邝文美才是她最好的朋友，而彼此书信来往也最频繁。正因为他们三人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我们若想通过张爱玲本人的文字、角度去了解其下半生，这批书信就顺理成章成为关键。
一九五五年十月廿五日，张爱玲才离港不久便给邝文美写信，诉说别后的伤感：
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塌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疏离］，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以后的半生缘，主要便靠书信维系。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张爱玲随函附上遗嘱，交代把遗产都给予我父母；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张又来函道（文中的“Mae”就是邝文美）：
前两天大概因为在写过去的事勾起回忆，又在脑子里向Mae解释些事，（隔了这些年，还是只要是脑子里的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第二个人可告诉。我姑姑说我事无大小都不必要地secretive［遮遮掩掩］。）倒就收到Mae的信。
可见这个“最好的朋友”，从来没有被张爱玲淡忘，而他们在文字上或心灵上的联系也确是至死方休。
他们这段历时四十多年的深厚情谊，素来只是默存于心，以致一般人都不大明了。出版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弥补这片空白。上述三篇由宋淇、邝文美所撰的文章，就是此书的首三部分。尽管它们都曾经发表，无奈知者不多，流通不广，故全数收录于此。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三篇文章只概括了这段友情的头二十年，至于一九七六年后，彼此尚有二十年交往，宋、邝二人便再无片言只语发表。所以我决定从家藏档案中——即张爱玲与我父母间的往来信件，计有六百多封，一千四百余页，超过四十万字——编录部分书信，成为此书的第四部分：选取的信札始于一九五五年张爱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盖了他们交往的各个时期，而所编选的内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为主，类似本书的其余三部分。通过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及信札，希望能较完整地把他们仨的友谊发展，向一般读者及张爱玲研究者交代清楚。另外全书中偶有中美夹杂，为方便读者，我尽量添上中译，附于原文之旁，标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因本书重点是张爱玲与我父母间的友谊，取材所限，故一般有关张爱玲创作、生活等的信札，都没有收录在内（详见本书第四部分的引言）。他们的书信全集正在整理，将于日后完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