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九~七〇九

六六九西王母考

西王母古有兩説：一以爲神，一以爲國。然二説仍即一説也。《山海經·西山經》曰：“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海内北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郝疏》云：“如淳注《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引此經無杖字。”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虚北。《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上文又云：“西有王母之山。”郝《疏》云：“西有當爲有西，《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八引此經作西王母山可證。”此皆以爲神者也。《淮南·覽冥》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當即指此。《吴越春秋·越王陰謀外傳》云：“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史記·趙世家》：“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予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此亦以爲神，而其説迥異。《大戴禮記·少間》、《尚書大傳》均言舜之時，西王母獻其白琯。《新唐書》言堯身涉流沙，封獨山，見西王母，《脩政語上》。《論衡》謂禹、益見西王母，《别通》。《爾雅·釋地》，以觚竹、北户、日下、西王母爲四荒。《淮南·墜形》云：“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則皆以爲國名矣。古多怪異之談，後世知識稍進，則其所謂神者，怪異之性質較少，哲學之見解漸多，及儒生，乃逕説之以人事。此可見同一名也，而其實迥異，輾轉變遷，遂至判然二物。然謂其説非同原，固不可也。

古所謂西王母之神者，究在今何地與？不可知也。何也？流沙、弱水等，久成繆悠傳説之辭，不易即地理鑿求其所在也。惟以爲在西方，寖假而以爲在極西，則其見解迄未變。《爾雅》遂以爲四荒之一。《淮南王》云：“在流沙之瀕。”流沙，亦古人所以爲極西之地，而實未能確知其所在者也。因西王母之所在，實不可知，而又相沿以爲極西之地，於是凡心所以爲極西之地，即指爲西王母之所在。《史記·大宛列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安息人安知有弱水西王母？其爲中國人所附會，不言可知。《後漢書·西域傳》云：“大秦，或云其國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三國志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前世繆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繆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繆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魏書·西域傳》曰：“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西有白玉山上，當奪赤水或水字。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此古人於舊説所以爲極西之地者，悉推而致之身所以爲極西之地之表之證。日月星辰，天象可徵，故日入處之説易破。弱水西王母等，則身苟有所未至，即無從遽斷爲子虚，而其地遂若長存於西極之表矣。循此以往，所謂西王母者，將愈推而愈西，而因有王莽之矯誣，乃又曳之而東，而致諸今青海之境。《論衡·恢國》篇曰：“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獻其魚鹽之地，願内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此爲西王母東遷之由。《漢志》金城郡臨羌有西王母石室，蓋即孝平時所得。其後《十六國春秋》云：“前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丘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有石室、王母堂、珠璣樓、嚴飾焕若神宫。”《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晉書·沮渠蒙遜載記》曰：“蒙遜襲卑禾虜，卑禾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隋書·地理志》：“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渾國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亦皆《漢志》所謂臨羌縣之地。堂與寺等，蓋皆漢立西海郡後之所爲也。閲世既久，西王母之傳説稍衰，適西域者，不復就其所知之表，而指爲西王母之所在；而孝平之世，所指爲西王母之所在者，因其指一石室以實之，且有爲之堂及寺者，其説轉久而不衰，而西王母遂若真在今青海之境矣。《水經·伊水注》：“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几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於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崑崙祠，民猶祈焉。劉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案陸渾縣在今河南嵩縣東北。《漢書·哀帝紀》：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蓋伊洛之間，漢世猶有西王母遺跡，故譌言由之而起。此雖不敢指爲古所謂西王母之神者所在，然其距古所以爲西王母所在之地，必較近也。

建平時之譌言，《天文》、《五行》二志，較《哀帝紀》所叙爲詳。《天文志》云：“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讙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五行志》云：“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案《淮南·墜形》：“八纮，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一目即從目，沙所即流沙之濱也。被髮者，羌人之俗。《左氏》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辛有之言，固後來所附會，然伊洛之間，有被髮之族，則不誣也。《大荒西經》言其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而漢時譌言，謂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其説亦隱相符會。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三足烏與三青鳥，亦當有關係。暠然白首，此譌言之所以以白髮爲效。長生不死，則羿之所以請藥於是也。然則漢世伊洛間之所流傳，固猶與最古之説相近者也。

原刊《説文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

六七〇論中國户口册籍之法

《東方雜志》二十五卷第四册，載有《千五百年前敦煌户口册與中國史籍户口比率》一文。爲英人齋爾士所撰，吾國王庸譯。原文所據，係得自敦煌石室西涼李暠建初十二年户籍殘紙。凡十户，完具者九。口數都三十六。户適得四口。齋爾士因此推論：吾國歷代户口比率，嘗在户四口弱至五口强之間。獨趙宋則最多不足三口，最少且不及二户三口。據《文獻通考》“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豫”之文，謂宋世口數，但指男子。元豐三年畢仲衍《中書備對》，各路口數，皆丁口并列。其數：户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四，口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丁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以千七百萬之丁，而人口總數，僅得三千三百萬，未免太少；若謂口數僅指男子，則人口總數，可假定爲六千六百萬。户口比率，仍近一與四矣。王氏盛稱之，謂吾國學者於此未能注意，即李微之、馬貴與亦未計及，直待數百年後，發之英人，豈不異哉？予謂宋世常行之法，李、馬二氏，無容不知。歷代公家計帳，不合情理者甚多，正不容强執事理，以求解釋。齋爾士之見，亦適成其爲外人之見而已。此事不足深論。予顧因此，而欲一論歷代户口册籍之法焉。

吾國古代户口之籍，蓋僅藏於州閭；其登諸天府者，則僅取與國用有關，此徵諸禮而可知者也。《禮記·内則》：子生三月，父名之。遂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書而藏諸州府。是一人之生，州閭之府，咸有其名籍也。此制僅士夫之家如此，抑全國之民皆然？僅男子之生如此，抑女子之生亦然？頗難質言。案《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會男女即合男女，見《禮記·禮運》、《管子·幼官》。古人民嫁娶，法令頗加干涉，故《孟子》以“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爲仁政。《梁惠王》下。《墨子》亦謂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也。《節用上》。此必舉國之男女。則書名州閭者，必不僅士夫之家，亦必不限於男子矣。媒氏之“成名”，鄭即援《内則》子生三月父名之爲釋，於禮固無不合也。此所謂全國民籍，藏於州閭者也。《周官》專司民數之官，實爲司民。其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此所登，亦近全國人口總數。然其意，則不爲清查人口，而爲會稽穀食，故不以成名之月，而以生齒之時。小司寇之職曰：“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意尤明白可見。《賈子》曰：“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禮篇》。尤可見二者之相關也。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大比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故以已昏妃者爲限。大比之政，凡鄉遂之官，皆有責焉。無不言夫家者。鄉師云：“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鄉大夫云：“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族師云：“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縣師云：“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遂人云：“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師同。遂大夫云：“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酇長云：“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惟閭師但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鄙師云“以時數其衆庶”，皆無夫家之文。然此諸官所職，皆係一事，特其文有詳略，則無可疑也。此猶後世之役籍。役固國用之大端也。故曰：自州閭之府以外，户口之籍，皆其與國用有關者也。

漢世民數，蓋在計簿。計簿之式，今不可知。《司民注》曰：“版，今户籍也。”漢治最近古。鄭君之言，或不僅取以相況。《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附《秦紀》：獻公十年，“爲户籍相伍。”什伍即州閭之制，此即《内則》所載書名州閭之法。蓋秦至是始有之。又始皇十六年，“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蓋獻公雖創户籍，所書仍未精詳，故騰又更其法。《漢書·高帝紀》：五年，五月，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名數，謂户籍也。”此籍之詳者，亦當在鄉亭，其都數當上之郡縣耳。是時尚無紙，户籍稱版，可知不書以縑帛，斷不能悉致諸郡縣之廷也。漢法多沿自秦，觀秦有户籍之晚，知其制必不能大異於古，則漢法亦必無以大異於古。賈生所言，雖古禮，或仍爲當世之典，亦未可知。則其登諸計簿者，亦必非全國人口總數，而僅取與穀食有關，亦可推測而得矣。

媒氏主牉合，司民會口實，其所登，自不容限於男子。大比之法，主爲兵役，而亦不遺女子者，古兵役固不獨在男也。《商君書·兵守》，有“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之文。《墨子·備城門》諸篇，亦有以丁女充軍之説。齊將下晉，男女以班。《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漢軍絶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女子可調集，可編制，其非無名籍審矣。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引《漢律》：“賈人與奴婢倍算。”則口賦亦不異男女，女子不容無籍可知。降逮後世，户調之式，均田之令，租庸調之法，田皆男女并授，更不必論矣。《通考》乾德六年之令，當别是一事，與奏報民數無關。齋爾士引《宣化府志》及《畿輔通志》大名宋代户口比率，與《通考》所載不同。宣化一比五又七五。大名一比三又六六。而《畿輔通志》霸州比率，則又相近。一比一又三五。可見歷代官中册籍，悠繆不可究詰者甚多。正不容强執情理，以相揆也。

古代民數，當較後世爲得實，讀史者蓋無異辭。而《周官》職方所載九州男女比率，乃殊不可信。揚州二男五女、荆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兗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予謂古代受計，必不能徧及九州。《周官》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邦國二字，當作縣内諸侯解。書言邦國者多如此，非謂九州萬國也。《周官》之説，疑雜陰陽數術之談，非據册籍會稽而得也。或謂古人言數，皆不舉畸零，故其説若不可通如此。此亦可備一説。

六七一論保甲

保甲之法，創自王荆公，其意本欲以之爲兵，然後人仿行之者，則大抵在喪亂之際，用以查軋户口，使外姦不得入，内之則遊蕩無業，作姦犯科之人，亦可以有所稽考，以圖保持秩序。像想用之爲兵；以及爲古代分田里，定賦役，一切政事，都以閭里起點之意；蕩焉無存了。

用保甲查軋户口，排擠姦民，此即《史記·商君列傳》所謂“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之法。因爲既行此制，必使其互相保任，同保同甲之中，有犯罪的，即使并不知情，亦應坐失覺之罪，論者多以此爲商君所創苛酷之法，其實不然。案《周官》：族師之職，“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罪慶賞，相及相共”；又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邪則相及”；鄰長，“掌相糾相受”；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墨子·尚賢篇》引《泰誓》説：“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春秋十九年，“梁亡”，《繁露》説其事云，“梁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公羊解詁》説同。此皆什伍收司連坐之法，足見其由來已舊。案古代民户編制，共有兩法：一以十和五做單位，大抵和兵制相連。如《周官》：鄉以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而其兵制，則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恰係家出一人，這怕不是家出一人，而是立法之初，以一能充兵的人爲編制之單位，所以如此罷？至於《尚書大傳》説：“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則係根據井田編制，和兵制毫無干涉，收司連坐之法，起於什伍之間，可見其本係軍刑。古代刑法，嚴酷的恒起於軍旅之間，乃所以對付異族和本族中附敵的人，至其施諸本族之中的，則極爲平恕，此義甚長，必别爲專篇，乃能詳之。然看《周官》，司徒等於人民的懲戒，不過拘禁、圜土。役作嘉石。及去其冠飾，書其邪惡之狀，著之於背明刑。而止。其附於刑者必歸於士。士本戰士之稱，士師者士之長，掌邦刑者謂之司寇。寇乃外來之敵，亦可想見其大概了。軍旅之事，與異族争一旦之命，嚴刑酷法，其事良非得已。至於後世，萑苻之盜，閭巷之雄，迫於饑寒，聊以救死。實非異族相争之比，亦用嚴刑酷法，加以推排，且因此而擾及良民，其事本不合理。然即不論此，良民亦止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斷不會因此而收排除姦人之效的。這是因爲時異勢殊，社會情形，今古不同啊！讀《宋書·王弘傳》，就可知道了。

據《宋書·王弘傳》：當時八座承郎疏言：“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如其加以恩宥，則法廢不可行。若必執法不撓，則人情又以爲苦怨，因此請求改制。一時議者有好幾個人，據其説：則當時人民犯罪，牽及同伍的，庶族無不連坐，士人則多蒙赦宥。甚有如山陰縣，在王淮之爲令時，竟不坐罪的。否則罪其奴客，比事似極不平。然士庶生活緬隔，庶族犯罪，士人無由知之，而士人犯坐及同伍之罪的，則不能與小人相關，這確是事實。所以有人説：士人有罪，罪其奴客，并非使其代主人受罪，乃是他罪有應得，亦不能謂其無理。而且就是奴客，亦有説其或受役使，分散在外；或供使令，恒在主人左右，并不出門；責其覺察同伍，亦是爲難的。觀此，便知士人受連坐之罪，當局所以不能不加以寬恕，因爲法究不能“專決於名”呀。知此，則知雖用相司連坐之法，亦不能收弊絶風清之效之由。因爲使人民互相伺察，祇能行於居民鮮少，生活單純之日。到民居一稠密，生活情形一複雜，人民就彼此不能相知，即使用嚴刑酷法以迫之，亦祇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了。

然則後世所謂保甲之法，就絲毫無效了嗎？此亦不然。但其爲效實極有限，而且祇能行之喪亂之時，而決不能行之治平之日。爲什麽呢？“土著爲寇，必引外姦，而外姦之來，亦必有所止”，這原是事實。但此等人，在居民鮮少之地，是人人認得的，根本用不着推校。此等地方而爲姦民所蟠據，必其土著之民，力不足以與之相抗，即使加以推校，亦屬無益。如其土著之民，力足與以相抗，則此等人必匿跡於深山大澤，荒祠古廟之中，不與居民相離了。民居稠密之處，小之則爲市鎮，大之則爲都會，其間誠有不逞之徒匿跡之所。然此等地方，情勢複雜，推校極難，而且其事多有弊竇，往往徒以擾民而仍不收清查之益。所以善於爲政者，於此率重緝捕而後推校。其所注意者，乃在旅館、酒樓、娼家、賭場等處，而比户的居民，顧在其後。當風聲鶴唳之際，亦未嘗不推行什伍之法。然其用意，不過因不逞之徒，多强悍有黨羽，良善之民，多懾於其勢而不敢拒；又或本係戚族相知，牽於情面而不能拒；甚者舊係同黨，今雖悔改，爲其所脅而無從拒。有同伍相坐之法，以隨其後，則什伍之間，可以互相助，而其勢較壯。其爲用止於如此而已，此外不能更有何等作用。至於孤村殘落，力薄不足自衛，荒祠古廟，左近并無人烟，則本非比伍之法所能及。所以每逢喪亂，祇有聚村落而成堡塢。盜匪横行之時，并有人倡議將荒祠古廟等悉行焚毁，説雖失之急烈，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以度地居民之道言之，則今日都會鎮市，失之過大，鄉村則失之過小。過大則居民太多，其情不親，利害之相關不切，故遇事不能合作，輿論制裁，亦歸無效，過小則居民太少，其人率愿樸不知世事，不能有所興作，即欲有興作，亦力有不逮。今後根本之計，實宜漸將都會、市鎮，斫而小之，鄉村則合并而使之加大，方能漸見合理。斷非就現在的形勢，但推行比伍之法，即能期其有進步的。鄉村之不能合并，大抵因農民之居宅，離所耕之田，不能太遠。此當脩治道路，使之平坦寬闊，車馬可以往來。則相距雖遠，亦不致費時失事，而道路四達，則便於梭巡，荒祠古廟等，亦不慮有人匿跡其間了。以上所言，多偏於弭亂之計，因爲向來辦保甲的，其意實多偏重於此。至於地方自治，一切米鹽靡密之事，無不起原於閭伍，則别是一事，與歷來爲弭亂計所辦的保甲等，了無干涉。不但不相干涉，甚且必將此種積習一掃而空之，而地方自治之事，乃可以有爲。此另是一義，當别論。

六七二度地居民

《孟子·滕文公》上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大抵古時度地居民，自有定法，過少則其力不足以相澹，過多則人不相狎而其情不親，是非不足憑，人言不足恤矣。古者“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曲禮》。《管子·小匡》曰：“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内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遊，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相勝。”《郊特牲》述社祭及君親誓命以習軍旅之制，而繼之曰：“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亦是物也。

禮之有節文也，亦其出於自然者也。《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吊，既葬大功，吊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吊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吊，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袝而退。吊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因其身之有故與無故也，老壯也，居之遠近也，而皆異其節；非强爲之也，皆因其情而情又出於自然者也；故曰：禮也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然過重於節文，則情有因之而漓者矣，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先進》。要之不忘其本而已矣。故曰：“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老子》。

《潛夫論·浮侈篇》曰：“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又曰：“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虚僞游手者什於浮末。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然則古之都邑，罪惡之藪也。符所言都邑之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遊敖博弈爲事，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婦人則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此與後世之情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

符言京師貴戚葬者：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其致之也，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萬斤，功將萬夫，其難也如是，而邊遠下土，猶相競用，致使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財於萬里之地。夫權臣貴戚，皆淫侈之徒也。彼千方百計，以取高位厚禄；其取之也，猶御人於國門之外也；不則猶齊人之乞食於墦間也；所甘心者，淫侈而已。而使之舍其所樂，不亦與虎謀皮哉？然以少數人拑制多數人，以非正義之事壓制正義，終非可以持久；公理有必明之日，民權有必達之時，至於爲治者果爲公意，而非復少數人，則淫侈之事，在所必禁矣，至此則都邑墟矣。

荀悦論井田：謂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夫卒而革之，非義有所不可也，而勢有所難行。勢之所不能行，雖聖人無如之何也。勢可行而卒莫之行，則非無識即苟且矣。夫都邑猶井田也，卒而革之，事不可爲也。然遭大亂之後，立制度，使不得過若干家。浮侈之事，禁不得爲；華靡之物，禁不得用；放古者度地居民之制，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不亦可乎？然豈所語於今之爲政者哉！

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顔淵》。衛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戰國策·衛策》。故治國之道，在教化明，法令行，物不足惜也。苟可以明義也，雖完整，猶將毁之，況其已經破敗而勞復建邪？

禁侈非徒以明義也，即以淫侈者之身論，庸獨利乎？董卓之入洛也，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家殷積。卓放縱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後漢書》本傳。此即王符之所哀嘆者也。豈徒洛陽，古今繁盛之都邑，其極安有不如此者也？水流必趨於平也，猶財富之必趨於均也。注水於丘陵之上，則必流於四方，若都邑之財，四散而歸於村野，周浹而徧於山林，則人間之海平矣。平，斯安矣。

東漢之末，生民幾於盡矣。是時之握兵者，亦知民不足，則兵不强；兵不强，則終無以自存也。故其少有遠慮者，咸致力於屯墾焉。《三國·魏志·王昶傳》言文帝踐阼，昶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夫自獻帝而遷至於文帝踐阼，亦既三十年矣，而洛陽之荒廢猶如此，然則是時之從事於墾闢者，儼然如臨天造草昧之世也。

度地居民，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固無不可就之功矣。《三國·魏志·國淵傳》言：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鄭渾傳》言：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爲比。後渾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并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又《注》引《魏略》言：顔斐後爲京兆太守，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皆能頗合度地居民之誼也。使執政皆知是誼，大亂之後，民居固可焕然改觀也。然知斯誼者卒寡。且如吾邑自兵亂之後，破壞累累，孰爲新建，孰爲故跡，父老固歷歷能指之也。而新建者之零亂如故，若夫人各有私，不顧大局，豈一日也哉？

六七三開國之主必親戎

《晉書·王鑒傳》：鑒勸元帝親征杜弢，《疏》曰：“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乎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瞻，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勛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旗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旗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吴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其言可謂深切著明。晉元帝、宋高宗皆沈潛有謀，勤於政理，然終僅就偏安之業，且并此亦幾岌岌不可保者，不能駕御武人實爲之。王敦之患，人所共知。然宋高宗而不能替三宣撫司，江東亦未必能自立也。人皆以漢高祖能滅項羽爲有大略，其實不然。高祖之大略，不在於其能滅項羽，而在於項羽滅後，六、七年間，能盡滅同時并起之異姓諸王，何者？項羽戰績，爲史所艷稱者，不過巨鹿、彭城、垓下三役耳。垓下之戰，乃匹夫之勇，無足稱。鉅鹿一戰，確有摧堅陷陣之能，亦藉楚衆之精鋭；吴夫差、越句踐固嘗再用之以振威於北方；雖項燕亦用之大破秦軍於楚垂亡之日矣，非盡羽之能也。彭城之役，則漢自不整耳，蓋漢所用者爲思東歸之士，至此已爲散地，而五諸侯之兵，亦心力不齊，號令不一也。漢高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至此，乃收楚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此猶項羽去關中時，不能禁其衆無暴掠，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宫室，亦非羽之所欲也。漢王以四月敗彭城，五月即收兵屯滎陽，六月又還攻章邯，至八月乃復東出；於斯時也，項羽何難急攻破之，長驅西上，而羽竟不能，是其昧於乘機矣。明年漢三年五月，破滎陽，六月，下成皋，而仍未能深入，徒隔河相持，漢王遂得以其間虜魏豹，下趙、代，破燕、齊，且結彭越以擾楚後。雖黥布，亦觀望形勢而叛楚。是時所事惟漢，非如漢初出時之猶重齊也。漢堅守以老楚師，而藉信、越以攻其後，爲楚計者，宜集全力擊破漢王之軍，深入窮追，直抵二周之郊，而叩函谷之關，使其不復能立，則信、越無與圖功，必也轉而從楚，他諸侯更不必論矣。而羽竟不能然，是不徒無遠略，并野戰亦不足取也，故曰，漢之亡楚，不足爲異也。乃其既滅楚之後，則漢高與諸功臣，君臣之分未定也，秦滅六國，父兄有天下，而子弟爲匹夫，在當時之人視之，實爲變局而非常理，故秦一亡而天下復分，戲下之會，以義帝之空名奉楚懷王，其視之，猶周之天子也，項籍爲西楚霸王，猶東周之桓、文也，特王侯之名異耳，其餘大者爲王，小者爲侯若君，亦六國時之遺法也，當時之人，視此必以爲彝典，謂有一人將如秦皇，盡滅同列，獨有天下，必非意想所及。項羽使人説韓信以三分天下，而信不聽，蒯徹勸之又不聽，史言信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此乃附會之談，非其實。當時之人，自以兵力據地而王，豈待他人之與之，既不待人之與之，又何慮人之奪之。尸皇帝之名，遂可任意樹置翦滅侯王，亦豈當時之人意想所及？此項羽亡後，韓信等所由不惜以皇帝之名畀漢王與？幾曾見周之武、成，能任意翦滅齊、楚哉？故漢高之鏟除異姓諸王，非以君替其臣，乃敵國之相滅耳，其能奏功如是之速，則以身恒在行間，赴機疾捷也。且漢高以五年十月滅楚，正月王韓信、彭越、英布、張耳、韓王信，是年九月，即擊虜荼。明年十月，禽韓信，正月，王荆王賈、楚王交，并王喜於代，子肥於齊，而徙韓王信於太原，信請徙治馬邑，許之。七年十月，信反，高祖自將擊之，深入至平城，雖以輕敵致敗，然其果鋭亦甚矣，圍既解，仍擊信餘寇於東垣。十年九月，擊陳豨，自至邯鄲。十一年冬，破之，其年三月，復使掩捕梁王，即以其地王子恢及友，七月黥布反，又自將擊之。十二年十月，破之，王兄子濞於吴。未幾，盧綰反，使樊噲擊之，帝之不親戎者惟此役，蓋其時已疾病矣。綜觀楚滅之後，七年之中，高帝蓋未嘗一日安居也。以當時人心之習於分裂，漢初王室形勢之弱，使帝少濡滯苟安，身没之後，諸侯之合縱締交，圜視而起，豈待問哉？然則天下之克定於其一，其功信不成於滅楚之日，而成於其後之七年中也。而其所以成功，亦實由其馳騖四方，匪皇寧處，鑒之言，可不謂之知言哉？鑒所引證諸王霸之主，事皆易明，獨漢高之成功，少隱曲而難見，故具論之如上。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文史”副刊

六七四漢唐邊防之策

中國古代，蓋爲湖居之族？古稱人所居之處曰“州”，即後世之“洲”字，其音則與島相同。漢世公玉帶獻明堂圖，水環宫垣，上有樓，從西南入，《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保氏守王闈。蔡邕説：“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明堂者，古天子之居。”蓋猶沿其遺像。古之人蓋四面憑水以爲固，故至後世築城，猶必環之以池也，此最古之邊防也。

湖居之族，蓋以漁爲業，後乃漸進於農耕。中國之文明，蓋肇始於是？故《易》稱包犧氏作網罟，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也，包犧氏、神農氏非實有其人，古言氏猶後世言族，言有如是之部族二耳；如是之部族，實爲文明所由肇，故特舉之也。然其後此等部族，嘗爲田獵畜牧之部族所擊服焉，觀古君大夫士以牛羊犬豕爲食，庶人則食谷與魚鱉可知。畜牧之族，其初恒事田獵，畜牧時或居原隰，田獵時必處山林。人之好戰斗，其習恒自田獵之世來，其後所居雖易，至於守禦，則猶沿是以爲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曰：“畇畇原隰，曾孫甸之”，《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谷之險”，皆治人而食於人者居山，食人而治於人者居平地之證，此邊防形勢之一變也。

農耕愈重，治人而食於人者，亦皆以是爲業，則其人必降丘宅土。斯時之所慮者，鄰近野蠻之族，每喜乘間抄略。出兵征之乎？彼無定居，不易犁其巢穴。屯兵防之乎？我又不勝其勞費。所幸者，此等野人，部族率皆寡小，不能興大兵，一水一山之隔，即非其所能越，乃因山川自然之阻以爲防，其不周匝處，則以人力築牆補之。此等營建。環繞四面者爲郭，專於一面者即長城也，此所以防小寇。戰國之世，秦、趙、燕三國北邊皆有長城，其時匈奴尚未大，他騎寇蓋尤小；齊之南亦有長城，蓋所以備淮泗夷者也。

戰國末造，内地文化較低之族，殆悉化爲冠帶之民，如淮泗夷，高長城以防之。至秦有天下，乃悉散爲人户，見《後漢書·東夷傳》，其言蓋有所本。其一端也。斯時之所慮者，六國之民，非心服而反側，秦人防之之策；一益固其本國之境，賈生所謂踐華爲城，因河爲池者也，設使新服之地皆叛，其故國則猶可守，趙高弑二世，立子嬰，蓋嘗欲取是策，留侯勸漢高祖都關中，猶未脱此等見解也。一於新服之地，擇其要害之處而據之，賈生所謂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者也，至漢文帝之世，通關梁，一符傳，而此法乃除。二者皆一統之初，鉗制國内之術，以不切於時勢，故不旋踵而其法遂廢也。

城外之防，北邊爲極，以其地爲遊牧之族所居，利抄略，且强悍也。防之之策，秦初仍襲舊猷，乃舉本國所固有及燕、趙二國之長城，連接之，擴充之，脩補之，以成一引弓之民與冠帶之族之大界焉。然人心猶率其歸，世變已啓其新；長城者，可以禦小寇，而不可以防大敵者也。漢初冒頓崛起，破東胡，走月氏，并白羊，樓煩二王，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新䔣諸國，其形勢已非復前世之騎寇，更無論山戎矣。其大入塞，騎至數萬，少亦數千，雖不長於攻城，然優足批亢擣虚，亦可時時肆擾，或逆絶外援，以困一堅城，斷非備多力分之長城，所能遏其焰也。故漢世雖勤北邊，迄無脩築長城之事。

斯時之邊防當如何？曰：己不復能言守，而唯有向外開拓。漢世之能免於匈奴之患也，則以武、昭、宣之世，數大舉深入窮追故也。甚至以斷其右臂之故，不恤勞民以通西域焉，其取勢亦可謂遠矣。至是，則漢室之邊防，不在邊境而在邊境之外。樹邊防於邊境之外若之何？一曰控其道路，今人所謂綫也，若漢置西域都護，并護天山南北兩道是也。一曰據其要害，今人所謂點也，若唐設諸都護府是也。大抵漢唐之於外夷也，利其弱不利其强，利其分不利其合，睹其强大也，必謀所以早摧挫之，唐太宗之於薛延陀是也。彼其互相吞并也，必遏止之，使不得遂。西域本三十六國，後稍分爲五十餘，莽世都護覆没，莎車王賢遂乘機吞并，後漢定西域，又悉復之，其顯而易見者也；若其桀驁，將馴至於逆命，尤必有以豫折其蔭，爲虺弗摧，爲蛇若何？默啜之中興突厥，使中原士大夫爲之旰食，其殷鑒矣。歷代盛時，防邊之策，大抵如此。唯明代武功不振，僅恃築長城爲防守之計，爲統一後一變局。

漢、唐盛時之所爲，其可謂之上策乎？猶未也，兵家之言曰：“善守者不恃人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善已，然猶不能懈於守也。兵有利鈍，戰無百勝，豈徒兩軍相争時爲然，兩國相持亦如是。人固有利不利時，國豈能無饑饉寇盜？丁斯時也，安能爲不可勝以待敵？且外夷亦必有興盛之時，安能終錮之？漢、唐盛時，所守非不遠，卒之或以我之弱，或以彼之强，所守終不能不撤，則猶未足以語於“守在四夷”之義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不分彼我之界，非以我防彼也，而與彼偕進於大道，愚者教之，困者賑之，使之利與我合而不利與我分，彼欲禍我乎？是自禍也，世豈有樂自禍者乎？是彼爲我守也，此則守在四夷之義也。道則高矣美矣，孰能副之，吾未之見也。太史公所由嘆《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邪？

六七五入中入邊之原

歷代官賣之法，莫善於宋之入中入邊，蓋如是則官可省漕運之煩也。抑供入中入邊之物，皆有獨佔之性質者，非如是，則不賣，則并可以奬勵某種産業矣。明代行中鹽之制，而商屯因之以興，是也。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儋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内受錢於都内。此已開宋代入邊之先聲，而其效亦與明代商屯等矣。嘗謂欲殖邊必需資本，國家不易有此大力，商人不肯投資於邊，此一難也。人民真願移徙者，不得官力之輔助；官招募所得，或爲浮浪之人，并不能勤事生産，或且逃歸，此二難也。此二者，若能假手於商人，俱較官辦爲佳。蓋商人重利，自能招致勤事生産之民，且有以部勒之，不至虚費本錢也。所難者，使商人肯投資從事於此耳。今以其必欲得之物交换之，則資本及人力不期而集於邊遠之處矣；國家更能設官管理，使商人不能虐其所顧用之民，則善之善者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六七六策試之制上

《文獻通考·選舉考》引致堂胡氏之言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馬氏曰：“自孝文策鼂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説，爲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爲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爲有益於人國耳。”案對策與射策不同，射策者，疑其人之不能而試之；對策則以其人爲賢知而問之。《漢書·蕭望之傳注》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注》引《前書音義》曰：“甲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次者爲乙。若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馬氏又云：“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由此也。然至後世，則對策其名者，亦不免射策其實矣。

《晉書·孔坦傳》云：“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悦，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加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爲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徼倖投射者得官。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氾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甘卓傳》：“中興初，以邊寇未静，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古通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湘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於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惟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於家。”觀此二事，可知雖秀才之試，亦已漸同經生之業。《石勒載記》言其立秀孝試經之制，蓋亦有所因循。至於孝廉，則《魏舒傳》言其“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虚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則幾同國子明經之舉矣。

秀才之試，雖究與射策有異，又變而崇尚文辭，此在北朝，其弊最顯。《北齊書·儒林傳》：劉晝，“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馬敬德，“河間郡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選。至京，依秀才策問，惟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并通，擢授國子助教。”蓋儒生之於文辭，究非專長也。劉景安與崔亮書，謂：“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魏書·崔亮傳》。可見二者之分野矣。《魏書·邢巒傳》：“有司奏策秀孝，高祖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所謂才清，蓋亦長於文辭耳。《隋書·杜正玄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悦。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北史》正玄附《杜銓傳》後，述此事頗有附會之辭，不如此之可信。此幾純以文辭爲重，亦北朝之餘習也。南朝似略愈於此，而其實亦不然。《梁書·文學傳》，謂何遜“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又云：雲“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得之何生矣”。則所重亦在其文。《顧協傳》：“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嘆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孔休源傳》：“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足稱王佐之才。”似其人深明於當世之務者，實亦未必不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也。姚察謂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江淹任昉傳論》。可以知其變遷矣。

或曰：馬氏所舉董仲舒、摯虞、阮种之流，皆賢良也，此後世制科之先河，秀才則與孝廉同爲常舉耳。其策之之法，自不能無異。然《晉書·王接傳》云：永寧初，舉秀才，友人遺書勸無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剥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是則秀才對策，亦未嘗不可極其謇諤矣。《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七月，“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三年，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貸之。”所謂民秀，蓋即去歲所召也。太和七年，正月，“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脩寬政，而明不遠燭，實有缺焉。故具問守宰苟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背公下比，不徒遠愧始元之賢良，亦且近慙延興之民秀矣。然魏孝文之問之，則固得枉於執事毋悼後害之義，此蓋由其興於代北，究較中原爲質樸故也。

《齊書·謝超宗傳》：“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并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與其俱奇，一亦宜采。詔從宰議。”清問當求奇士，考試自貴兼通，舍奇求多，亦對策漸近射策之一證。

策試非獨秀孝。《孔坦傳》言：“坦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元帝。手策問曰：吴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殺君，汙宫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此不徒親策以時事，亦且如馬氏所言，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矣。《魏書·文苑·温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選者争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此云射策，當係對策，蓋二者之實漸淆，其名亦隨之而淆也。所召者爲辭人，所取者爲子昇等，可見徐景安所云“朝廷貢才止求其文”者，尚不僅指秀才言之也。然則唐世進士之浮華，其所由來者漸矣。

原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益世報》

六七七策試之制下

策問之法，漸變而近於考試，其於政事，遂絶無所益乎？曰：否。射策者，帖經墨義之所本也。秀才策事，亦氾問經義，則大義論策之所本也。唐世秀才之科廢絶，然進士偏重詩賦，實即南北朝來秀才策試兼重文辭之習。故唐世之進士明經，實即前世之州郡秀孝；所異者，前世選舉之權，操之郡縣，至唐則可投牒自列耳。然則科目之制，其所由來者遠矣。後世科目之法可廢乎，則前世秀孝之舉，考試之法，亦可去矣。

世有説立乎千百年之前，而於千百年後之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葛稚川《審舉》之篇是也。其言曰：“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姦，當令必絶，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者與同罪。試用此法，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知天下貢舉之不精久矣。過此則必多脩德而勤學者矣。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今孝廉必試經無脱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假令不能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藝文，學不爲禄，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兒寬、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予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可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絶。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案後世科目之利，曰官不立學，雖立亦有名無實，而人自勤學，文教於是覃敷也。其制，雖不能必得才，亦不足以得上才，而究愈於不試，實未有他法以代之。而其關防之法，則不得不嚴。唐、宋、明、清行事，皆足爲證，稚川一一言之，若燭照而數計，可謂聖矣。何以克聖？理有必至，勢有固然，辨之者精，察之者審也。君子是以貴好學深思也。

漢世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學，三者文法之學也。孝廉課試，始於左雄，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即此之二、三。黄瓊以雄所上孝廉之選，專於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即補以此之一、四也。以理論之，誠設四科，乃爲該備。然才德不可試諸一時，故左雄專於儒吏也。儒吏之中，則不宜有所偏重矣。稚川又曰：“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入仕。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憒憒，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此後世明法之科所由立也。宋承唐制，科目甚多，熙寧變法盡廢之，獨立新科明法，以待士之不能改業者。有用無用，夫固較然不可誣。而後世弄法之吏、失理之獄之多，亦由明法之科之廢，科目偏重儒學也。稚川言之於千載之前，亦若燭照而數計矣。

稚川又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吴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案自吴之亡，至大興三年，凡四十年。據《孔坦傳》：秀孝策試之令，當在建武、大興之間，稚川之作，疑在是時。據其言，則北方秀孝之試，因亂曠絶，南方實迄未舉行，非關喪亂也。又案《晉書·五行志》：“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則其後雖復策試之制，依然有名無實矣。又《宋書·武帝紀》：義熙七年，“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則晉末又嘗不試。

《晉書·摯虞傳》云：“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阮种傳》：“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毁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此二者即一事。《虞傳》載策問曰：“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种傳》載詔辭曰：“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實一詔而史氏辭有異同，可以爲證也。《郤詵傳》載詔辭云：“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兹七載。”則此事當在泰始七八年間，《本紀》不載其事。再策由於毁譽之辭，實不如馬氏所云“意有未盡”。然此等事當不多，其大體固當如馬氏所云耳。然疑有弊而親策，則實不自宋祖始矣。親策也而騰謗者謂其因緣假託，則當時關防，殊不嚴密，稚川所以欲立法以防所對之姦與？策問令再舉人，亦明阻被薦者至再令薦舉之意。而惜乎二人之皆無所舉也。虞對曰：“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种對曰：“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

原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益世報》

六七八郡縣送故迎新之費

郡縣送故迎新之費，自昔有之。《漢書·循吏傳》：黄霸爲潁川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是其事也。《游俠傳》言：哀帝時，“天下殷富，郡二千石死官，賦斂葬送，皆千萬以上。”《後漢書·張禹傳》：禹父歆，終於汲令。“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則當漢世，數已甚侈，魏、晉已後，斯風彌扇。晉初，傅咸即以長吏到官未幾便遷，吏卒疲於送迎爲病。《晉書·虞預傳》：“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仿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貲。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言其弊尤爲痛切。《南史·恩倖·吕文顯傳》云：“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换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則其弊降而益甚矣。

《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清安侯臾，“元鼎元年，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似受送本爲非法，然虞預病送迎者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又欲使去官者具自條列，依法減省，則其習爲故常久矣。《隋書·百官志》：梁世，郡縣吏有迎新送故之員，各因其大小而置；陳世，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餉餽皆百姓出，并以定令。蓋守令多異地人，國家既不給以道途之費，原不能責以自具也。此以理論，實不爲過；既有定法，遵守不渝，亦不能謂取非其義，然能合於常防者則寡矣。

送迎之費，廉吏亦間有不受者，則史家以爲美談。如《梁書·良吏傳》：范述曾，以齊明帝時出爲永嘉太守，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儋者。《南史·范岫傳》：爲安成内史，見徵，吏將送一無所納，是也。此雖高節，亦未可責諸人人。若王衍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晉書》本傳。沈懷文，父宣爲新安太守，丁父憂，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南史》本傳。雖合不易於喪之義，已非大法小廉之旨。若齊豫章王嶷爲荆州刺史，史稱其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東歸部曲亦不齎府州物；而其後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貲，評直三千餘萬，《齊書》本傳。則不取也，而取過畢矣。劉悛，史稱其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爲武陵内史。齊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齊書》本傳。脅肩諂笑，病於夏畦，以是求貸，不其恧與！

《南史·王僧達傳》：“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俸禄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有以分施鳴高者，又有任情攘奪者，士大夫之所爲，真可發一噱。

虞預言當時之送迎者，“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此雖自託於忠厚，實則豪富之民，每欲獻媚於官吏，以爲寵榮；又貲費之來必由科率，或由經手侵漁者，乃鄙俗勢利之見耳。然風氣誠樸之區，亦或有能得民心，餽遺出於真誠者；必峻卻之，又非人情也。謝朏子諼爲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南史·謝弘微傳》。頗堪嫓美古人。

後世官員所用器物，有由地方或屬員供給者，瀕行每攜之而去。需用時由當地供給，猶不失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之義；攜之而去，則成臧物矣。然古亦有如是者。《南史·宋宗室及諸王傳》：衡陽王義季爲荆州，“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曰“應隨”，則其取之亦成成例矣。《梁書·江革傳》：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并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曰“依舊”，則舟車亦有成例也。

《梁書·劉季連傳》：季連之受命高祖，“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録，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説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元起傳》：季連既平，“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并勸爲善政。元起之克季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婁、光濟，而治跡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并遣告急。此處史文有誤。《南史·鄧元起傳》云：“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并遣告急。”據《魏書·邢巒傳》，則王景胤爲梁晉壽太守，孔陵亦梁將，爲王足所破者。疑梁書元文，當作魏將某寇東西晉壽，太守王景胤、某官孔陵并遣告急。文有奪佚，傳寫者以意連屬之，以致誤謬；《南史》誤據之，而又有删節也。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悤悤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是元起先以慮闕迎資激季連之叛，繼又以厚營還裝自喪其生也。案元起佳士，其入蜀也，在道久，軍糧乏絶，或説以檢巴西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以李膺諫而止。史又言其“少時又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大度。”此其所以能克城之日，財寶無所私，在州二年，口不論財色。豈有不攘竊於兵亂之日，聚斂於在州之時，顧侵漁於臨去之際者乎！季連之敗也，史稱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飢窘無計，因此乃降。夏侯道遷之叛，魏以邢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巒力求取蜀，其表云：“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南史·元起傳》，略同《梁書》，惟不云淵藻誣其不憂軍事而下諸獄，而云：“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元起功臣宿將，即不憂軍事，豈藻所可擅囚？藻亦豈能憂國持正如是？蓋實因求貨不得，妄加殺害。逮其麾下圍城，則厚誣君父以自解，又因是舉，遂以反誣元起。詐雖不讎，梁武亦不能明正其罪，乃轉以不憂軍事莫須有之辭罪元起，而爲之掩飾耳，其失刑甚矣。藻既臨州，民齊苟兒叛，以十萬衆攻城，既解，藻弟淵猷嘲羅研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民窮如是，其兄之負罪如是，而爲是嘲謔之辭，可見是時貴族之無人心。研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説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見《南史·羅研傳》。然則蜀中困敝，由來已久。《梁書·劉季連傳》曰：“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别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蓋實由財帛不給，以至於此。檢罰巴西籍注，或亦勢不得已，然元起卒以李膺之言而止，可見其深惡誅求，寧肯作繭絲於爲州之日。休養生息，原非旦夕可期。其去州之時，糧儲器械，一無所有，蓋實以創夷未復；不能應機出兵，實亦由是。夏侯道遷之叛也，巴西人嚴玄思附魏，魏將王足，又所鄉輒克，蜀中勢實岌岌。以宣武固不聽邢巒之謀，又以羊祉爲益州，王足聞而引退，後反降梁。《魏書》王足事附見《崔延伯傳》。而邢巒遣守巴西之李仲遷，亦以荒於酒色，爲城人所殺反正，乃獲幸免。當時情勢，所急在外，寧以代者不卒至而自安哉！然則元起遣朱道琛先使檢校，或誠爲激變之由，然事或迫於不得已；其見戕於淵藻，則必以求貨不得，致遭枉害也。然皆因送故迎新之侈有以啓之，陋規之貽禍，不亦溥乎！

梁武帝大同九年張纘刺湘州，中大同元年岳陽王詧刺雍州，太清元年湘東王繹刺荆州。太清二年，帝改以纘刺雍州，而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及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時湘東王與譽各率所領入援臺，纘乃詒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湘東信之，三藩之釁始搆。河東與纘，不旋踵而喪其身，湘東、岳陽，輾轉相讎，卒致江陵之奇變。此真所謂以睚眦之釁而致滔天之禍者。然溯其原，則亦送迎之費有以階之厲也。

北朝郡縣，送迎之弊，與南朝同。《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十二月詔曰：“《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爲彝準。”此詔之意，雖在久任以觀治效，速黜以去貪殘，然送故迎新之煩擾，亦其所欲革之一端也。《任城王雲傳》：除徐州刺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此事不足證雲之廉，適足證徐方送遺之厚爾。《鄧淵傳》：曾孫羨，出爲齊州長史，“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爲損。”《北史·循吏·孟業傳》：“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則非徒刺史，即其僚屬，亦有因送迎而受餽遺者矣。《魏書·陸俟傳》：子馥，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爲散騎常侍。其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馥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此雖不受，何益於民！《北齊書·酷吏傳》：宋遊道，“父季預，爲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周書·薛端傳》：轉基州刺史，至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能如是者蓋寡矣。

原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益世報》

六七九上行下效之習

《論語·顔淵》：“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左氏》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史記·夏本紀》曰：“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蓋邃古之世，曾以上之所行，即爲下所當爲，此上行下效之習，所以深入人心也。後世以爲人自有其所當循之道，爲上者亦不當背；古則以爲上之所行，即爲當然之道，其見解迥異。《後漢書·烏桓傳》：“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與中國古俗可以參觀。

六八〇使臣圖自利

《聘義》述主國待客之禮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蓋外交之事，其集，兩國實利賴之；苟其不集，三軍暴骨，是以不得不慎也。乃貪鄙之夫，不恤糜國帑，壞國事，以爲私圖，此則雖聖人末如之何也已。《三國·魏志·武帝紀》：“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周書·突厥傳》：楊忠與突厥伐齊還，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虚言，將士望風畏慴。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夫當建安之世，涼州之彫敝，可謂甚矣。周、齊之時，中國之所以事突厥者，亦云疲矣。而使人之但圖自利如此，豈非所謂全無心肝者哉？

敝中國以事四夷者，漢武帝其首也。武帝之欲通西域，本爲招月氏共通匈奴，其意原欲寬中國之民力，意至善也。乃月氏不來，而聞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之屬，或兵弱，或兵雖强而可以賂遺設利朝，欲招致之，以示威德徧於四海，則動於侈心矣。卒之暴骨於大宛，憂勞於烏孫，竭中國以事四夷，曾不得其一卒以助攻匈奴，絲粟之財以實府庫，宜乎夏侯勝之發憤，而班孟堅作《西域傳贊》憤惋形於辭氣也。然而漢之彫敝，自其征大宛始，而大宛之逆命，則漢使之椎埋固有以激之。而漢使者之所以失體如此，則武帝明知其爲小人而猶聽其言且欲激而用之，有以使之然也。故非更事多者，不可以爲人君。若魏武者，雖曰未聖，吾必謂之聖矣。

六八一江南風氣之變

項籍以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其在北方，戰必勝，攻必取，未知其績出於此八千子弟者，究有幾何，然鉅鹿之戰，距籍出兵未遠，史所謂戰士一以當十，兵呼聲動天者，其中必有江東之士，則揆諸事理，似無足疑者也。漢人論各地方風氣及兵事，稱南方剽鋭者甚多，固未必皆指江東，然《地理志》言吴越之士，輕死好用劍，則江東風氣，仍甚勇悍可知，此孫策所由能以一旅之衆，定三分之業歟。迺自晉室東渡以後，江南遽以柔弱聞，何哉？用與不用之殊也。所以或用或不用，則以一國之民，或事生産，或備攻戰，亦有其分工協力之道焉，民風之强弱，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事則使之然。

《宋書·武帝紀》：隆安五年，孫恩向滬瀆，高祖棄城追之，高祖時築城於海鹽故治。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請爲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吴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果爲賊所没。又自序：元凶弑立，分江東爲會州，以隨王誕爲刺史，沈正説誕司馬顧琛，以江東義鋭之衆，爲天下唱始，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當須四方有義舉，然後應之。”此皆江東之民，欠闕訓練之證，然其風氣則實未遽變，宋武之討南燕，慕容超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言：“吴兵輕果，初鋒勇鋭不可當。”此固未必皆吴人，其中亦未必無江東之士也。顧覬之於宋文帝坐論江東人物，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誤矣。自晉滅吴以來，吴人之叛者踵相接。據《晉書》本紀，武帝太康二年九月，有吴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業令，遂圍揚州。八年十月，有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十一月，有海安令蕭輔聚衆反。十二月，又有吴興人蔣迪聚黨反。至元帝大興元年，尚有孫皓子璠以謀反伏誅。《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吴當復。”又曰：“宫門柱，旦當朽，吴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吴復不用力。”於是吴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則似紀所不書者尚多。《華譚傳》：譚舉秀才，武帝策之曰：“吴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携貳之心，而吴人趑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吴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亦可見是時江表情勢之岌岌也。陳敏起兵，實有割據江東之志，顧榮、甘卓等皆從之，以子弟凶暴而敗，後來周玘父子，仍有傾覆執政之謀，其成敗，亦間不容髮耳。晉初北方兵力，雖似强盛，實則諸將皆已驕淫，不可復用。觀樹機能之亂，功臣宿將，莫能陳力，卒藉新進疏逖之馬隆募兵平之可知。齊萬年之叛，關中危殆，六陌之戰，周處雖以無繼敗亡，然能寒氐賊之膽者，惟此一戰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緬想周瑜決策以拒曹公，又欲羈劉備而挾關羽、張飛以攻戰。魯肅最稱持重，亦不爲關羽所弱，至吕蒙，卒取羽而定荆州。陸遜又有猇亭之捷，英風浩氣，蓋非魏蜀所克比倫。東晉之不振，乃正以北來世族，把持政權，而不能任江東英鋭之士耳。設以吴桓王大帝處此，五胡豈足平哉，烏乎！

過江以後，稱善戰者必曰傖楚。《宋書·殷孝祖傳》：太宗初即位，普天同逆，朝廷惟保丹陽一郡，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内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并傖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齊書·崔慧景傳》：慧景向京師，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是其二事也。吴人謂中州人曰傖。語見《晉書·周處傳》。楚者，江淮之間，乃楚之舊壤也。《晉書·祖逖傳》云：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少長咸宗之，推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征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少逖，然自若也。《郗鑒傳》：鑒寢疾，上疏遜位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内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此等流亡暴桀之士，即當時之所謂傖，《梁書·陳伯之傳》：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檐稻而歸。此等家貧無行之徒，則當時之所謂楚也。流亡暴桀之士，家貧無行之徒，自易於輕悍好鬥，故欲求武用者多資焉。如齊王融欲輔竟陵王子良，招集江西諸傖楚，始安王遥光謀叛，亦召諸傖楚是也。劉牢之敗苻堅之師，陳慶之送元顥之衆，其中傖楚，必不少矣。然當時精兵中亦非遂無江東之士，沈田子青泥之戰，實爲勘定關中一大關鍵，而《宋書自序》稱其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知公孫五樓稱宋武之衆爲吴兵，非無由也。輕死好用劍之風，誰謂其已消歇哉？

未經訓練臨時徵發之士，當時謂之白丁。《宋書·鄧琬傳》：安成太守劉襲舉郡歸順，琬遣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沈攸之傳》：索虜南寇，發三吴民丁，攸之亦被發，至京都，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是也。《齊書·王敬則傳》：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遇左興盛、劉山陽二寨，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遂大敗。此亦猶鮑嗣之之衆，牽動宋武之軍。唐㝢之舉事，富陽發男丁防縣，會稽太守沈文季發吴、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亦敗。及齊武帝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至錢塘，乃擒斬㝢之，見《齊書·文季傳》。亦白丁不可用之證也。然此自由其闕於訓練之故，苟加以訓練，即白丁亦成精兵。征姚泓也，拓跋氏發兵緣河隨大軍進止，宋武所遣先渡河者，即白直隊主丁旿也，胡三省《通鑑》注曰：選白丁之壯勇者入直左右，使旿領之。亦可見訓練所繫之重矣。

《宋書·劉敬宣傳》：孫恩舉事，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敬宣請以騎并南山趣其後，吴人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此與唐㝢之之敗於齊禁兵，如出一轍，吴人畏馬，亦以不習騎戰故也。

缺訓練而不能戰，則何地不然。《梁書·楊公則傳》：攻東昏時，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爲易與，每出蕩，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勵軍士，克獲更多。湘溪何以蒙懦怯之稱，亦以地處腹里不習戰鬥故也。《宋書·沈曇慶傳》論曰：江南之爲國，外奉貢賦，内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城，惟丹陽、會稽而已。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旁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吴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此所云者，乃自今兩湖至江、浙緣江沼澤之地，在當時，已爲南朝舉國財富之所自出矣。而淮南、江北之地，自吴魏來久爲争戰之場，其民之習於戰伐亦宜也。故曰民風之强弱，非天之降才有殊，用與不用之異也。何以或用或不用，則一國之民，或事生産，或備攻戰，分工協力之道也，勢使之然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六八二南强篇

《中庸》：“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小時讀此，嘗竊疑於南方之强，與君子之所謂强哉矯者，是一是二，由今思之，乃知其斷然是一，不足疑也。蓋就風俗而論，只有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二端，孔子尚南方之强，而抑北方之强，而子路之所謂强，則實有類於北方之强者。孔子始而詰之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一似子路之强，出於南北風氣之外者，辭之婉也。繼言南方之强，而明著之曰君子居之，明宗尚之所在也。言北方之强，而直斥之曰而强者居之，則明告子路，以其所謂强者，果居何等也。夫世俗之視南方之强，則徒以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而已，然其實不止於是，故又以和而不流四端，開示真諦也。

人孰不好强而惡弱，好榮而惡辱，然而撫劍疾視之爲强，則亦不足恃矣。一族一國，猶一人也，過剛者必折，不戢者自焚，理無難明，事亦習見，然而人莫不慕夫撫劍疾視之爲强，則以撫劍疾視者，固有時而獲勝；而雍容揖讓者，遂不免於敗績而失據也。然而勝負自有其原，衡論者固不當徒拘於其表。歷來民族國家之競争，勝者之風氣，固多尚武，然其所以勝者，實别有在，初非由其好殺；敗者之風氣，固多柔靡，其使之柔靡者，亦自有其由，初非徒矯其柔靡之跡而遂克有濟；更不應因此遂懷偏激之見，并其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者，而亦唾棄之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固制勝之術，而非敗績之原也，曠觀往史：民族起於林麓沙跡、瘠薄之區者，恒好争而有勝；而其居於江海藪澤肥沃之區者，恒流於柔靡而敗，晉之於五胡，宋之於遼、金、元，明之於清，希臘之於馬其頓，羅馬之於日耳曼皆是也。其故何哉？謂國力之不敵與？人口之衆，財力之富，機器之利，兵法部勒之明，其相去皆不可以道里計也；而成敗利鈍，適與之反者，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思義，淫則溺於晏安，無復奮發有爲、杖節死綏之志；抑溺於淫樂者，豈肯胼手胝足，櫛風沐雨而致之，則必誅求其下，攘奪於人；又耽淫樂者必無直節，於是是非不明，毁譽無準，通敵者不見誅，守節者不見賞，怨毒之氣盈於下，苟媮之習成於朝，安往而不爲人弱也？然則文明民族之敗績，野蠻民族之克捷，全與其人民之强弱無關。若徒就戰事立論，晉、宋、明、希臘、羅馬之兵，固未嘗真不敵野蠻侵略之族。夫文明民族之敗於野蠻，在東方，其可征者，則炎、黄之争其始也。炎帝姜姓，三苗之祖也，《墨子》道三苗之事曰：“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於市”，《非攻下》。流傳之説如此。其營於禨祥，可以想見。營於禨祥，未有不耽於淫樂者，古所謂巫風也。炎族之不敵黄族，其原蓋由於此。然太古之文明，起於東南江海之交，而不起於西北山林之地，則彰彰明甚也。地下隰濕熱，則草木暢茂，生事資焉，《禮運》言先王之世，食草木之實，而《郊特牲》言農夫黄衣黄冠；知古衣食所資，實以植物爲主，此必東南濕熱之地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禮運》言禮之初，亦曰“蕢桴而土鼓。”二篇所述，其皆神農氏之事。一説伊耆氏者，或以爲神農，或以爲堯，以爲神農者蓋是，以爲堯者非也。蜡之祭，合萬物而索饔之，則有坊與水庸；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固農耕之民所有事也。若堯則黄帝之後，黄帝遷徒往來無常處，安知重農？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似非不知重農者？然特襲之所征服之族，非其所固有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又述龍子之言曰：“治地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滕文公上》。然則貢者，君民異族，君但責其民歲納税若干，而其苦樂生死，初非所問。有夏如此，況於陶唐哉？《商君書》曰：“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殁，以强勝弱，以衆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鋸，外用甲兵。”《畫策》。炎黄二族，一尚和平，一好戰伐，此其明證。在尚北方之强者，必曰：尚和平，則炎族之所以敗也。然蚩尤實始作兵，春秋戰國之世，吴楚之兵，猶銛於北方，炎帝之族，遁居江南之遺教也。黄族則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而已矣，其械器之不敵亦明矣。然而炎族終爲黄族弱，則知勝負之原，固别有在，而不在於其械器矣。豈惟械器？夫豈無譎士勇夫！大勢既去，則亦蒿目扼腕，五合六聚而不能救也。豈惟不能救？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蓋有反爲敵用者矣。

然則南方之所以敗，在其地肥而生事饒足，因之當路之人，溺於晏安，刻剥其下，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風氣無涉。而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風，實開世界大同之門，啓民族和親之路，往史具在，來者難誣。北方之族，以其貧瘠而奮發有爲，乖離不甚，所以遇異族者雖酷，然在其羣之内，則直道存焉。由余所以誨穆公，中行説所以折漢使，皆是物也。然其死而不厭之風，則實毁世界之文明，淪人道於禽獸。科學未興之世，人力弱而不能受制於天行，風氣之不同，各視其所居之地。治化之一進一退，文明之既成復毁，皆由於此。自今以後，革社會組織之偏，以拯各地方風氣之敝，因合各地方風氣之善，以矯一地方風氣之偏，世運之大同，民族之和親，必於是乎有賴矣。

《淮南王書》曰：“雁門之北，狄不谷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原道訓》。此即孔子所謂北方之强也。《説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製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修文》。修文此中國所謂中道，即南方之道；而所謂北方之强，即後世匈奴、鮮卑等游牧之族殺伐之俗之鐵證也。殷人所居，實近東南，紂都朝歌，乃漸徙而北，彼其淫虐，得毋漸染北俗與？然殷代文教，究近於南；周起豐鎬，實在於北，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其以此與？孔子亦言從周，則以杞、宋文獻不足，而周禮爲時所用故也。然曰周之失文勝者，野蠻人之學於文明人，固但能得其形跡也。此孔子所由欲變之與？

原刊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副刊“古代文化”第一期

六八三尸體不朽

《後漢書·劉盆子傳》云：“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吕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斂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三國志·劉表傳注》引《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吴志·孫休傳注》引《抱朴子》曰：“吴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内有重閤，户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案其葬埋之侈，至於如此，則其别有不朽之術可知。謂其必由於金玉，亦未必然也。即《後漢書》之言，亦如葛洪者附會之耳。

六八四藏首級

趙襄子殺知伯，漆其頭以爲飲器，世皆以是譏其暴。然其事非迄於襄子，則亦非始於襄子也。漢人戕新莽，藏其頭於武庫，至晉元康五年乃被焚，見《晉書·惠帝紀》及《五行志》。莽頭果至晉時尚存否，殊難質言，然漢人嘗藏其頭，則必不誣矣。《宋書·臧質傳》言質之死，江夏王義恭等請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於武庫。詔可之。易代猶奉爲成例，果何爲哉？《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藏其首級，戒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梟懸自足，不容久歸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仁不忍。維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今者王琳首，并還親屬，以弘廣宥。”則其時於叛者，且以藏其首爲故常矣。觀詔文之意，似以其親屬既盡，莫爲收斂而然，然亦豈文王葬骨之仁也？《章昭達傳》言子大寶，至德三年反，生擒送都，於路死，傳首梟於朱雀航，夷三族。死而猶傳其首，亦淫刑也。又夷其三族，則又非宣帝時戮止其身者比矣。《南史》作“尋被擒，梟首朱雀航”，則失“路死傳首”之事。史文之不可妄删如此。

或曰：匈奴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則此蓋胡俗，而趙襄子效之。然匈奴固淳維後，法俗類中國者甚多，予别有考，則亦難謂此非中國法也。

六八五孝子

行必貴中庸，何也？無所厚於此，則亦無所薄於彼，通觀焉而皆得其宜也。世恒於有所特厚者艷稱之，而不知其所特薄者已隨之而起，特人莫之覺耳。吾鄉有性情暴戾而居喪盡禮者，衆皆以其居喪盡禮而譽之，又以其性情暴戾而訾之，幾若其出於兩人之身，而不知其同具於一時也。高宗，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然實殺孝己。其慈於親，正其所以虐於子，皆失中之情爲之也。高宗之爲人，蓋與周太王、晉獻公頗相類，夫吴太伯之不爲殷孝己晉共世子者亦幸耳。安知周太王、晉獻公不特有所厚乎？故曰：“世無惡，只有過不及。”

《舊唐書·楊炎傳》：“祖哲以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征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炎……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撾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是悖戾之人也。”“節度使吕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失政刑矣。炎後“徵拜起居舍人，辭禄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絶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史稱“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禎祥豈足信哉？況三世仍見乎？然其行則必有足炫流俗者矣。是惟能反接人而檛之者優爲之，其名亦惟如是之人能居之不疑也。然則中庸之士如之何？曰：施由親始，勢使然也。然毋忘愛無差等之義，故孟子之言，不足以難夷之也。咸丘蒙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新唐書·康承訓傳》：“（龐）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於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於廷，勛坐受之。”此與孟子所云齊東野人之言，何以異哉？故知東野人之情，古今無異，固可以詭激之行詐之以立名也。

《新唐書·高儉傳》：子“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誡切，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此其所爲，豈特可鄙？衡以父殺其子當誅之義，高宗爲失刑矣。《舊五代史·晉少帝紀》：“天福八年十月，西京奏百姓馬知饒殺男吴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詔赦之。”蓋律固以爲當誅也。又《李彦珣傳》：“彦珣素不孝於父母，在鄉絶其供饋。……范延光既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於城下以招之，彦珣識其母，發矢斃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彦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此蓋當時叛者衆，務安反側，不敢行誅，不能以法論也。又《王瑜傳》：“入爲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説欽祚曰：若不西走，當是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卧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爲計，則死於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此則臨爲戎之界，權以免其父於不義，與楊光遠之子劫父降敵志在自免者，殊不同科。瑜本有才，觀此事可知其明於民族大義，傳多載其惡，不足信也。

六八六五倫

墨子言兼愛，而孟子斥爲無父，世雖或疑其辭之過甚，而終以其説爲不刊，此由溺於小康以降之俗，以爲親疏遠近，出於理勢之自然，無可變革，而不知其皆由於人羣之組織也。世言人羣之倫紀，以爲自然不可變革者，莫如五倫，其實無論諸子書，即儒書之言倫紀者，其説亦不一律；五倫之名，特見於《中庸》，最爲人所習熟，遂奉爲不刊之典耳。經、子言倫紀，全與《中庸》合者，惟《吕覽》之十際。《臺行》：“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孟子·滕文公上》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長幼易兄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以長幼易朋友，《王制》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於《中庸》五倫外，益以長幼賓客，《周書常訓》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則又獨闕朋友。不特此也，《中庸》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獨闕夫婦一倫，則即本篇之中，亦且自相違異矣。《左氏》隱公三年，載石碏之辭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文公十八年，載季文子之辭曰：“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或闕夫婦朋友，或僅具父子兄弟二倫，其違異尤甚。其故何哉？蓋古人之言，皆隨其意之所至，論理初不謹嚴。石碏之偏舉君臣、父子、兄弟，乃所以妃六逆；而季文子之辭，亦偶舉以盈五數耳；固未計及其所取所舍者，是否悉衷於理也。《中庸》之自相違異，亦若是則已矣；而其五倫之説，又安見其不可損益乎？夫自小康以降，人羣之組織，既益繁複，分際之殊，悉舉而枚數之，奚翅十百？若反諸人性之本然，則道仁，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惇樸之俗，固可徵於古，亦未嘗不有驗於今；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只見其有蓬之心也。

朱熹《章句》釋五倫曰：“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案《王制·禮運》，皆以長幼與兄弟并舉，可見《章句》之不然。《書》之五典，師無明説。僞孔即以左氏季文子之言釋之；康成釋“五品不遜”亦然；則徒尊信古文，蔑棄今説，而不計其中理與否，自不如《章句》引《孟子》之得矣。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出版

六八七田制

井田之制，古之論者多以爲宜行諸大亂之後，人少之時。《漢紀》所載荀悦之論，最衆所熟知者也。此説自有其理，然謂非如此不可，則亦未爲的當。何者？歷代土田，固多爲私家所占，然在官者仍不少也。私家之田，不可卒奪，官田獨不可詳立制度，以之爲本，推諸私田乎？《漢書·高帝紀》：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又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讀此詔，便知當時田宅，在官者多，吏且能制其予奪，九年徙齊、楚大族關中，所由能予以利田宅也。自晉至唐，田皆有還受之法，公田自必甚多。至金世，乃云賣質於人無禁。説見《田業賣質無禁》條。然《金史·高汝礪傳》言：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汝礪諍之，謂“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民地自有隱匿，然官田數已不少。《明史·食貨志》載弘治時，“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亦然。此豈不足立制度，爲推行之本乎？

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限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善乎？”此即《申鑒》所謂“耕而勿有，以俟制度”者。仲長統《昌言》曰：“今者土廣民希，中地未墾，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災也。”其説與悦若合符節。詳密之條例，不徒非急務，或且非必須。扼要言之，未耕者悉爲公田，惟能耕者乃得受之，即此二語，已盡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矣。將此二語，明白宣示，與此違者，限期正之；詳密之條例，隨時隨地定之，豈必俟大亂之後？而亦豈慮紛亂之生乎？或曰：并兼者之悖戾，則何所不至？雖如此，豈遂不與政府抗？然耕者其右之乎？耕者不之右，豪强能爲亂乎？故均地之制，實不難行也。其不行，乃莫之行，非不可行也。何以莫之行？曰：皇莊也，官莊也，職田也，公廨田也，其剥削莫不同於豪强。然則自天子以至於公卿大夫士，皆豪强也。與虎謀皮得乎？然則荀悦等之論，特鑒於新莽之敗而云然耳，固未盡制土分民之理也。

魏三長之立也，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争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逕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虚妄之民，絶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陵奪矣。”當時强宗豪族之所爲，即仲長統所謂自取者。而均田之令，則從事後正之者也，亦曷嘗見其能爲亂乎？

《韓非子》曰：“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今人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顯學》。人與人是否相若，事極難言。然使其資地相同，所異者祇在豐年、旁入之利，饑饉、疾疫、禍罪之殃，韓非之言，庸或未爲大過；若先據特厚之資，持是以剥削人，則其所以致富者，乃强豪，非力儉也。此而加以右護可乎？占荒田者是已。《晉書·李班載記》：班嘗謂李雄：“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詔：“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税，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宋史·食貨志》：紹興二十六年，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强虚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又淳熙九年，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户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世宗紀》：大定二十年，十月，上謂宰臣：“山後之地，皆爲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轉租於民。”此等皆由人得自取所致。荀悦所由欲以口數立限，户調式所以有占田之數也。

土地制度之難立，在於太重先占之權。《晉書·隱逸傳》：郭翻，“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此以制行論，原不失爲廉讓之美德，然非所語於爲政矣。李安世言桑井難復，宜更均量；所争之田，宜立限斷。皆必破棄私有之權，然後其策克遂者也。《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十月，勅：“洛城坊曲内，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已來，皆已耕墾。既供軍賦，即係公田。或恐每有披論，認爲世業，須煩案驗，遂啓倖門。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諸色人并不得論認。如要業田，一任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識認。”即以詔旨剥奪私有之權者也。謂不合義可乎？

宋楊戩之立公田也，《戩傳》謂其謀出於胥吏杜公才。“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以戩之暴，猶必展轉尋索田契，可見昔人視私有權之重。此在常局，固亦不得不然，然不能以此妨礙改革之大計也。

《漢書·王莽傳》載中郎區博諫莽之辭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此所謂順民之心者，謂民滅廬井、置阡陌而秦聽之，非謂廬井爲秦所滅，阡陌爲秦所置也。曰民未厭其敝，乃謂民未思復井田，非謂其不惡富者占逾分之田，而己無立錐之地也。曰欲復井田，必有百年之漸，亦以繁碎之條例言。若知行井田之義在於均田，則亦初不俟此也。

《宋史·楊存中傳》：乾道元年，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此亦乘兵荒而占取者也。王時升、袁樞所言不過平民，其爲害已如此，況將帥乎？

六八八官家出舉上

振貸平民之事，後世日見其少，而出舉興生之事顧日多。《後漢書·樊宏傳》：子儵，以永平十年卒。“帝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并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并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并令從之。”《虞詡傳》：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爲張防所陷，論輸左校。復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絶；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讁罰輸贖，自此而止。”此皆官自放責以取利者也。《朱儁傳》：“少孤，母嘗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觀規所假之巨，而長吏受取之多，無足異矣。《北齊書·宋遊道傳》：爲尚書左丞，“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臧賄，終是不避權豪。”可見官家出舉，歷代不絶。然論者究尚以爲非法，至隋、唐之世，而所謂公廨錢者，乃公然以出舉興生爲事矣。

《隋書·食貨志》：“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户數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户内，計户徵税。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并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此先是二字，可上溯至拓跋魏之世。魏百官本無禄，至孝文太和八年，乃頒禄而罷在官商人，見《魏書·本紀》。未頒禄前，疑即任商人出舉、興生以自給。然雖頒禄之後，疑亦未能盡絶，至衰敝之世，乃又從而揚之。宋遊道所劾咸陽王坦等，即其事也。《隋志》又云：“開皇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并聽之，惟禁出舉收利。”蓋出舉之弊，較興生爲尤甚矣。唐世公廨錢，屢罷屢復，甚至祠祭、蕃夷别設、宰相堂除食利、六宫飱錢等，皆恃此以給之。事見《新唐書·食貨志》。其散見他處者：《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正月，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馹。三月，河南、洛陽兩縣，亦借本錢一千貫，收利充人吏課役。《代宗紀》：永泰元年，三月，詔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并集賢院待詔。上以勳臣罷節制者，京師無職事，乃合於禁門、書院間，以文儒、公卿寵之也。仍特給飱本錢三千貫。《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賜教坊錢五千貫，充息利本錢。長慶三年，十月，賜内薗使公廨本錢一萬貫，軍器使三千貫。《懿宗紀》：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蠻侵犯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以助軍錢，亦以充館驛息利本錢。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簡。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間劇，準此例興置。《禮樂志》：永泰二年，國子學成，貸錢一萬貫，五分收錢，以供監官、學生之費。《新唐書·宦者·魚朝恩傳》云：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蓋無一事不恃爲經費之源矣。公家將資本放出，使民間得資周轉，免於閣置，又得取其利息，以充經費，似亦未爲失計。然其授受之間，必盡守私家𧴮貸之法乃可。若其别有所挾，則其弊不可勝窮矣。

《宋史·寧宗紀》：嘉泰四年，七月，“蠲内外諸軍逋負營運息錢。”則宋時諸軍，仍有從事營運者。《遼史·聖宗紀》：開泰二年，七月，“詔以敦睦宫子錢振貧民。”此子錢亦必取之於民者也。《食貨志》：“聖宗乾亨間，以上京云爲户，訾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户，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云爲户，蓋藉代官營運而免役者。《元史·河渠志》：蜀堰之成，餘款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及淘灘、脩堰之費。《百官志》：大司農司供膳司，所屬有輔用庫，掌規運息錢，以給供需。太醫院大都惠民局，掌收官錢，經營出息，市藥脩劑，以惠貧民。《食貨志》：惠民藥局：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五百錠，爲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置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設置焉。内宰司廣惠庫，至元三十年，以鈔本五千錠立庫，放典收息，納於備用庫。《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二月，“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驛。仍給鈔千錠爲本，俾取息以給驛傳之須。諸王只必鐵木兒言：永昌路驛百二十五，疲於供給，質妻孥以應役。詔賜鈔百八十錠贖還之。”《武宗紀》：大德十一年，七月，“從和林省臣請，如甘肅省例，給鈔二千錠，歲收子錢，以佐供給。”至大三年，十月，“三寶奴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則抱飢而還，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制可。”《仁宗紀》：延祐六年，六月，“賜大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脩之費。”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只吉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田獵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阿魯忽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爲姦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訊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順帝紀》：至正六年，十二月，“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宫財用規運總管府，凡貸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孔思晦傳》：仁宗時，襲封衍聖公。“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理而復之。”皆可見出舉關涉之廣也。

宋時布帛，有所謂預買者。《宋史·食貨志》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絶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亦見元方及仕衡傳。案《五代史·常思傳》：“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案時居位者應爲世宗。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蓋名進其券，實冀朝廷爲之徵償也。《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孔謙貸民錢，使以賤價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此與宋之預買，雖緩急不同，原其朔則同爲一事。蓋民間先有此等剥削之法，官乃恃其財勢，從而攘其利耳。故預買本意，雖在寬民，後亦變爲剥削之政矣。《宋史·王隨傳》：真宗時，“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此亦初興時之預買。《張美傳》：太祖時，“拜定國軍節度。縣官市木關中，同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獨不取。他郡有詣闕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償之。”此則由預買變爲放債矣。俵糴價亦豫給，見《青苗法》條。

《清史稿·陳鴻傳》：道光二年，“奉命稽察銀庫。其妻固賢明，曰：可送妾輩歸矣。驚問之，曰：銀庫美差，苟爲所染，昵君者麕至，禍且不測，妾不忍見君菜市也。鴻指天自誓，禁絶賂遺。中庭已列花數盆，急揮去，盆墮地碎，中有藏鏹，益聳懼。遂奏庫衡年久鐵陷，請敕工部選精鐵易之。送庫日，責成管庫大臣率科道庫員校驗，然後啓用。禁挪壓餉銀、空白出納，及劈鞘諸弊。庫吏百計餂之，不動。復請户部逐月移送收銀總簿；别立放銀簿，鈐用印信，以資考覈。先是御史趙佩湘馭吏嚴，其死也，論者疑其中毒。鴻涖庫，勺水不敢飲。”又《徐法績傳》：“遷給事中。稽察銀庫，案事在道光九年後。無所染。（道光）十二年，分校會試。同官與吏乘隙爲姦，匿雲南餉銀。法績出闈，亟按之，謀始沮。”《論》曰：“陳鴻、徐法績，清操相繼，冀挽頽風，而庫藏大獄，卒發於十數年之間，甚矣實心除弊之罕覯其人也！”案所謂庫藏大獄者，事在道光二十三年，虧空凡九百萬兩，見《黄爵滋傳》。又《和瑛傳》：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劾喀喇沙爾歷任辦事大臣，私以庫款貸與軍民及土爾扈特回子，取息錢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則知私以庫款出貸，歷代皆有其事。

又《覺羅寶興傳》：道光時，爲四川總督。“以馬邊諸廳、縣增設防兵，籌議邊防經費，請按糧津貼，計可徵銀百萬兩。以三十萬爲初設防兵之需。每歲經費，即以餘銀七十萬兩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貼病民，撥部帑銀百萬。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炳瀛奏：四川前買義田，徧及百餘州縣。若更以數十萬帑銀於各州縣買田收租，膏腴將盡歸公産。請限於四廳近邊地收買，安置屯防。下寶興妥議。疏言：邊防完竣，用銀二十二萬兩有奇。以三十七萬發鹽茶各商，歲得息三萬七千餘兩，足敷增設練勇餉械之需。餘銀四十萬，聽部撥别用。遂罷買田議。”此事亦見《何凌漢傳》，可以參觀。隋代以興生賢於出舉，給地賢於迴易，此則適與相反，足見社會情形，隨世變易也。存商利息，不過一分，亦遠較前代爲輕。

《新唐書·苗晉卿傳》：爲魏郡太守，“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則民間事業，亦多以出舉收息充經費。《宋史·常楙傳》：“爲浙東安撫使。值水災。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斂者，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黄㽦傳》：“知台州。置養濟院；又創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此等雖出官辦，實與民間自辦者無異，故亦稱善政。公家之出舉，所惡者原在其恃勢横行，實同豪奪，而非在其出舉也。

《元史·姦臣·盧世榮傳》：世榮奏：“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虚弊，諸物踴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此欲出貸，與隋、唐之出舉不同；所云規運，亦與其所謂興生者大異。世榮理財之策，不徒非歷代計臣所知，并非學人議論所及，疑實來自西域。其能行於中國與否，自難遽斷，然入諸《姦臣傳》，則實厚誣也。

公家亦有入舉者，已見《古振貸二》條。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并四分换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蕭穎胄起兵，史亦言其换借富資，以充軍費。當時所謂换，即今所謂借也。《元史·王檝傳》：“戊子，宋理宗紹定元年，成吉思汗死之明年也。奉監國公主命，領省中都。屬盜起信安，結北山盜李密，轉掠近縣。檝曰：都城根本之地，何可無備？引水環城。調度經費，檝自爲券，假之賈人，而斂不及民。”燕帖木兒之起，伯顔應之，亦借貲商人，許以倍息。此等皆在用兵之時。《新唐書·薛仁貴傳》：子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絶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訟息錢而判以義倉粟爲償，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貸款，必與地方公務有關涉也，此則在於平時矣。

六八九官家出舉下

專制之世，官私不甚分明。官之所爲，與作官者之所爲，往往混爲一談；而私家之所爲，亦有託諸官或作官之人者。出舉其一事也。

《史記·蕭相國世家》言：高祖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有説相國買田地，貰貸以自汙者。此説，蓋漢初治縱横家言者所造，不足信，然當時有此等事，則可想見也。《漢書·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陵鄉侯訢，建始二年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其明證矣。《宋書·蔡興宗傳》：“遷會稽太守。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爲民害。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隋書·秦王俊傳》：鎮并州，“出錢求息，民吏苦之。”《舊唐書·高季輔傳》：太宗時上封事，言“公主、勳貴，放息出舉，追求什一。”《新唐書·徐有功傳》：博州刺史琅琊王沖，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顔餘慶相聞知。《遼史·道宗紀》：清寧三年，十二月，“禁職官於部内假貸、貿易。”太康九年，七月，“禁外官部内貸錢取息，及使者館於民家。”《金史·馬琪傳》：“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温獄，其於富户寄錢，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元史·刑法志·禁令》：“諸監臨官輒舉貸於民者，取與俱罪之。”《明史·太祖諸子傳》：寧王宸濠，“責民間子錢，强奪田宅、子女。”《外戚傳》：孫忠，“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民，規利數倍，有司望風奉行，民不堪，訴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皆作官之人。若貴勢之家，自以其錢出貸，非以官錢也。其與官相依倚者，則如漢掖庭獄“爲人起責，分利受謝”；《漢書·谷永傳》。羅裒致千餘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貨殖傳》。北齊諸商胡，負官債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北齊書·盧潛傳》。皆是。《明史·楊松傳》：附《駱開禮傳》。“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黄雄徵子錢與民閧，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決，而内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穆宗令黜兵馬司官，而鎸松三級，謫山西布政司照磨。”則并有依託宫禁者矣。

與官相依倚者，以商人爲最多。以其兼事出舉、興生，二者皆有恃於官勢也。《魏書·高宗紀》：和平二年，正月，詔曰：“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匹以上皆死。”此所謂假貸，蓋謂賒欠貨物，即晁錯所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乃興生之事，非出舉之事也。然游資在手，兼事出舉，自亦甚便。故劉從諫署賈人子爲牙將，使行賈州縣，其人遂所在暴横，責子貸錢矣。《新唐書》本傳。

《舊唐書·杜亞傳》：充東都留守。“既病風，尚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内地爲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苑内地堪耕食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税，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此軍人從事放債者也。《明史·顔鯨傳》：“擢御史，出視倉場。姦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没入其糧，爲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則又貴勢之放債於軍人者矣。

《北齊書·循吏·蘇瓊傳》：遷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此可見當時僧人，亦多與官吏相結託。

與官吏相結託者，不過取其權力而已，綱紀頽敝之世，又有不待官而自行之者。《通鑑》後漢高祖乾祐元年，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是也。然此等事非可常行，故與官結託者究多。

士大夫亦有以貰貸爲可恥者。《宋書·王弘傳》：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顧覬之傳》：“五子：約、緝、綽、縝、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吴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與覬之。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齊書·崔慰祖傳》：“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宋史·陳希亮傳》：“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皆其事也。然此等人如鳳毛麟角矣。

士大夫亦有入舉者。如范質兄子杲，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是也。《宋史·質傳》。此等人，謹慎守法者，亦多爲債主所苦。《舊唐書·崔衍傳》：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而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於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蓋其盤剥頗深矣。宋王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宋史·王祜傳》。太宗并用李沆、宋湜、王化基爲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别賜三十萬償之。《宋史沆傳》。亦其事也。其豪横者，則或不作償計。《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河陽嚴侯陳涓，子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其最早者矣。《宣元六王傳》：朱博自言負責數百萬，淮南憲王欽遣吏爲償二百萬。《佞幸傳》：鄧通敗後，家負責數巨萬。《後漢書·梁冀傳》：冀從士孫奮貸錢五千萬，奮與以三千萬。此等蓋皆相交關爲姦利，非迫於用，其借以供揮霍者。則如《潛夫論》言：“王侯、貴戚、豪富，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或毆擊責主，入於死亡。諸妄驕奢、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耳。”《斷訟》。是其事也。小民安有錢可以出借？蓋皆出於賒欠。漢高祖從王媪、武負貰酒；吕母益釀醇酒，賒與少年來沽者；《後漢書·劉盆子傳》。潘璋居貧好賒沽；皆是。王符又言：“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黜之罰，其後皆不敢負民。”可見負民習爲恒事。然究不能不受法律之裁正，故又必崇聚酒徒無行之人，以其不畏法律也。此等可謂不法已極。唐章懷太子之子守禮，常帶數千貫錢債。或諫之。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舊唐書·高宗諸子傳》。轉爲愿樸者矣。

《宋史·姦臣·吕惠卿傳》：鄧綰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買田。此説未知信否。然以詆惠卿縱誣，當時必自有此等事。此又貴勢入舉之一種也。

《新唐書·宋璟傳》：“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假貸何必分向數百人？數百人何以皆信之？其事殊不可解。梁山蓋豪俠者流？其詭稱婚集，蓋亦如今豪俠者所謂“開賀”？特今則竟以相遺，爾時則猶稱假貸耳。史言陳湯家貧，匄貸無節，此與漢高、潘璋、從吕母賒沽之少年，正漢諸侯王所崇聚者耳。

《宋史·李漢超傳》：“遷齊州防御使兼關南兵馬都監。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此人敢與漢超訟，訟而能達九重，必非貧弱，漢超蓋亦擇富民而魚肉之耳。

時愈晚，則出舉取利之事愈多。《宋史·文苑·賀鑄傳》：“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官祠禄，退居吴下，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豪不以丐人。”又《孝義·郝戭傳》：“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此雖尚與子錢家所爲有異，然亦足見士大夫之恃子錢自活者日多矣。

六九〇京債

《陔餘叢考》卷三十三，有一條論歷代放債起息之重輕，其論近代京債云：“富人挾貲住京師，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吴楚七國反時，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吴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愚案：肯貸款者獨一無鹽氏，可見當時所謂子錢家者，并不注意於此，故此例實不甚切。唐武宗時事，見《舊唐書·本紀》會昌二年，則真後世之京債也。《宋史·吕祐之傳》：“端拱中，副吕端使高麗，假内府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沈之，即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此亦官借俸錢之類也。

《舊唐書·高瑀傳》云：“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沈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然則京債之盤剥，又不止於文臣也。《后妃傳》：文宗母蕭氏，因亂去鄉里，有母弟一人。文宗詔閩越求訪。后，福建人。有蕭洪者，冒充后弟。上以爲復得元舅，拜河陽懷節度使，遷鄜坊。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乃徵錢於洪。洪不肯。卒以此敗。此則以軍人而放京債，無怪其神通之廣大矣。《宋史·尹洙傳》：知潞州，“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假公使錢爲償之。”區區軍校補邊，亦爲京債所及，可謂無微不至矣。

《清史稿·劉蔭樞傳》：康熙時，除刑科給事中。疏言：“京師放債，六七當十。半年不償，即行轉票，以子爲母。數年之間，累萬盈千。乞敕嚴立科條，照實貸銀數，三分起息。”與甌北所言，如出一轍。

六九一營債

軍人不徒剥削債帥也，亦剥削其兵士。《宋史·兵志》：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大備，比多逃亡，其弊有六。”“二曰舉放營債。”所謂舉放營債，蓋貸款於兵士而收其息也。《志》又載熙寧十年，詔：“安南道死、戰没者，所假衣奉，咸蠲除之。弓箭手、民兵、義勇等，有貸於官者，展償限一年。”出征須自假貸，其役使之酷可想。《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十二月，中書省臣同河南平章孛羅歡等言：“外郡戍卒封樁錢，軍官遷延，不以時取，而以己錢貸之，徵其倍息。”《兵志》：世祖至元十年，八月，“禁軍吏之長舉債，不得重取其息，以損軍力。違者罪之。”《刑法志·職制上》：軍官之罪，有“舉債倍息”。《職制下》：“諸軍官役其出征軍人家屬，又借之錢而多取其息者，并坐之。”足見其弊之普徧。《明史·王章傳》：“出按甘肅。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啓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更可謂無奇不有矣。

坐此剥削，故兵士甚貧。《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九年，五月，“禁權要豪民舉錢軍中取息。”《遼史·文學·蕭韓家奴傳》：重熙間，應詔言：“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粥子、割田不能償者。”《金史·奥屯忠孝傳》：“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句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足見軍士之須假貸，歷代皆然也。兵之陵民，何所不至？而至於舉錢取息，則不得不受其羈軛。錢之爲力，可謂大矣。

《三國志·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尸。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此又營伍之中，自相假貸之事也。竇禮信非輕狡，然觀其事，則知出舉取利，謹厚者亦復爲之矣。

六九二民間借貸

借貸之事，在城市者，蓋以工商爲多，鄉村則多農民。鄉村貲財少，農民又多愿樸，故其盤剥爲尤酷。晁錯説漢文帝，言商人兼并農人，蓋其意主抑商，故但言商人；其實田連阡陌之家，亦未嘗不如是也。《後漢書·樊宏傳》，言其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争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北齊書·盧叔武傳》：“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較，而歲歲常得倍餘。”《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明年，大熟，責家争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此等多粟之家，蓋皆當時之大地主也。諸人皆獲好義之名，然合全局觀之，則必求利者其常，而振施者其變矣。《宋史·食貨志》言：太宗時，“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責償愈急，税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税，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宣仁太后臨朝，起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争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其言之可謂痛矣。放此等債者，其追索恒特酷。宋武帝負刁逵社錢三萬，爲所執録，事見《南史·本紀》。《魏書·刁雍》及《島夷傳》皆同，惟《北史·雍傳》作一萬。其後輾轉報復，可謂以涓涓之流，而釀滔天之禍。宋武亦豪傑之流，而猶如此，況於羸弱者乎？《宋史·崔與之傳》，言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蓋誠有所不得已也。

亦有商人、地主，合而爲一者。《清史稿·循吏·鄭敦允傳》：附《狄尚絅傳》。道光八年，出爲湖北襄陽知府。“棗陽地瘠民貧，客商以重利稱貸，田産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許貸户自陳，子浮於母則除之。積困頓蘇。”以商人貸款而準折人田産，此晁錯所以謂商人兼并農人也。

乘人之急而魚肉之，已足誅矣。乃又有誘人使入陷阱者。《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詔誘人子弟析家産，或潛舉息錢，輒壞墳域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宜矣。

《元史·成宗紀》：大德五年，十月，“詔權豪勢要之家，佃户貸糧者，聽於來歲秋成還之。”此田主於收租之外，更以借貸剥削其佃户者也。

在城市者，蓋多以錢借貸。《元史·孝友傳》：“孫秀實，大寧人。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後命奴控馬齎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歎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無以償，盡還其券不徵。”此等皆爲數頗巨，蓋工商有貲産者。《梁書·王志傳》：天監元年，遷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則凡民之迫於用者也。《史記·貨殖列傳》：長安有子錢家。《元史吴鼎傳》：同知中政院事。“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没，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專以出貸爲事，蓋亦所謂子錢家矣。《宋史·吴奎傳》：權開封府。“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産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江淮間，豪猾畏斂。”子錢家之居輦轂下者，其神通，又非尋常之子錢家比也。

豪猾雖自有勢力，究仍多依倚官府。宋秦州民李益，民負息錢，官爲督理，引見《富人之不法》條。《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禁指託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徵錢債。”亦其倫也。《宋史·陳舜俞傳》：舜俞諍青苗法有云：“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以官不理債務爲保全元元，蓋知官吏必左袒債主也。《儒林·黄震傳》：“調吴縣尉，吴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吴之豪勢家，亦秦之李益也。

官之右護富民，亦有出於不得已者。蓋既不能剗除貧富，又舉相沿已久、習以爲安之局而壞之，其爲患，必更有不堪設想者也。《宋史·沈立傳》：“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强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朱壽隆傳》：爲京東轉運使。“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爲田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之，貧富交利。”皆以此也。《崔與之傳》：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强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陳居仁傳》：“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税。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意亦如是。然折其手足已甚矣，況殺之乎？

《金史·黄久約傳》：“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韙其議。”案行或者之言，則不得不官爲理欠，此其一難。然明二祖仁、宣時，曾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爲息，豐年償之。”見《明史·食貨志》。又《劉辰傳》：遷江西布政司參政。“歲饑，勸富民貸飢者，蠲其徭役，以爲之息。官爲立券，期年而償。”則迫之雖屬難行，勸之亦自有其術也。

富人莫能救恤，貧民自不得不相濡以沫。既曰貧民，安有餘力，則合衆之道尚焉。《新唐書·循吏傳》：韋宙，出爲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此即後世糾會之法，緩急之藉以濟者多矣。

六九三質典

出舉者必不甘喪其所有也，於是乎有質典。可質典之物甚衆。《梁書·處士庾詵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南史·謝弘微傳》：曾孫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北齊祖珽，嘗以《華林徧略》數帙，質錢樗蒲。是書可爲質也。褚炫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南史·褚彦回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及卒，又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杜甫之詩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詩人之辭，似不容盡據爲典實。然《宋史·張秉傳》言：“秉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則杜陵之辭，亦非盡子虚矣。是凡衣飾皆可爲質也。《元史·儒學·胡長孺傳》：爲台州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摇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摇爲臧，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此又以貴重之物爲質者也。以物爲質而後出舉，實最利於舉主。然舉主必資力雄厚，且必能保守其質物。獨力不給，集衆爲之，而典肆興矣。然非一蹴可幾也。

《南史·循吏傳》：甄法崇孫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案《齊書·褚淵傳》言：淵死後，弟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則當時僧寺，實爲一質押稱貸之所。《魏書·釋老志》：永平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僧尼且然，豈況於寺？出舉而多受質物，則寺庫立矣。《舊唐書·德宗紀》：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錢，所得纔八十萬貫。少尹韋稹，又取僦櫃質庫法拷索之。”《通鑑》云：“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胡《注》云：“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謂之僦櫃。”《通鑑》本文，質字下似奪庫字。綜觀諸文，蓋藏錢帛之所謂之櫃，粟麥之所謂之窖，出於錢粟之外者，則謂之庫也。至此則緣起僧寺，託於周急以自文者，公然爲牟利之舉矣。《老學庵筆記》云：“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則宋時僧寺，猶有從事於此者，然日衰矣。《五代史補》云：“慕容彦超之被圍也，勉其麾下曰：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有卒私言曰：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諸軍聞之，稍稍解體。高祖入，有司閲其庫藏銀，鐵胎者果什七八。初，彦超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言之彦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竇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爲賊踐，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彦超下令：恐百姓疑彦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内各投狀，明言質物色目，當倍償之。百姓以爲然，投狀相繼。翼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則五代時并有官典矣。

《金史·百官志》：“中都流泉務。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爲本，小民苦之。若官爲設庫務，十中取一爲息，以助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卿等其議以聞。有司奏於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處并置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一員。凡典質物，使、副親評價直，許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又踰月不贖，即聽下架出賣。出帖子時，寫質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所典年月日、錢貫、下架年月之類。若亡失者，收贖日勒合干人，驗元典官本，并合該利息，陪償入官外，更勒庫子，驗典物日上等時估償之。物雖故舊，依新價償。仍委運司佐貳幕官識漢字者一員提控，若有違犯則究治。每月具數申報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罷之。二年，在都依舊存設。”此典肆規制見於史最早者。其待質物者，較後世私典頗優。然此類事官辦必不能善，故後不得不皆罷也。《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正月，“賜燕帖木兒質庫一。”知元時亦有官典。然《刑法志·禁令》云：“諸典質不設正庫，不立信帖，違例取息者禁之。”則私典究盛矣。信帖，即金流泉務之帖子。《齊書·蕭坦之傳》：坦之死，收其從兄翼宗，“檢家赤貧，惟有質錢帖子數百。”此事《通鑑》見永元元年。《注》云：“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爲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其昉也。

商業初興時，受官管制頗嚴，如《禮記王制》所載：“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等是也。典肆亦然。《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九月，“禁衛士不得私衣侍宴服，及以質於人。”《寧宗紀》：至順三年，十月，“敕百官及宿衛士有只孫衣者，凡與宴饗，皆服以侍，其或質諸人者罪之。”《刑法志·職制下》：“諸管軍官輒以所佩金銀符充典質者，笞五十七，降散官一等。受質者減半。”皆是。然此等亦終成具文而已。

近代典業之興盛，實爲生計進步之一大端。私産未廢，貣貸之間，固終不能免於剥削，亦自有其淺深，不容不問其程度，一例誅責之也。“緩急人之所時有”，（《史記·游俠列傳》語。原意非指錢財，但愈至後世，緩急系於錢財者愈巨。）必不可無通融之所，而在鄉村爲尤難。自吾所傳聞之世，下逮少時所見，全國典肆，蓋有數千，而在鄉實多於在城。其受質也，主於粟米、絲綿、布帛、衣物；於他瑣屑之物，亦多受質。利率月二分。而其爲質者守護其作質之物，亦他放債者所弗逮也。又其受官管理頗嚴，故其營業頗爲穩固，存款者多樂於是，典肆得之，可以擴充其營業，而公私款項，亦有存放之所也。典肆之敗壞，實與銀圓之流行相關。當銀圓未行時，典肆實爲極穩固之業，逮其盛行，平錢稍盡，錢價日跌，典肆以受官管理故，出入仍皆用錢，而社會實已用銀。質物時得錢若干，將來仍以此數來贖，合之銀價，所虧甚巨，雖加息無益也。典肆在斯時，受創最巨。其後雖許改正，然民生日蹙，質物而不能贖者日多，且所質之物，多爲衣服。晚近風氣，裁製多尚新奇，而自洋布及人造絲盛行，衣服亦不如土布暨純絲所製紬緞之牢固，不贖者遂益增多，售諸衣莊，亦不能得善價，典肆遂紛紛倒閉矣。民國二十年後，上海銀行有至内地設抵押所者。然其所受之廣，及其與農民之相習，尚遠不如典肆也。倭難旋作，事亦遂輟。

鄉民除土地外，可以質典之物甚少，此兼并之所以盛行也。《宋史·仁宗紀》：天聖六年，九月，“詔河北災傷，民質桑土與人者悉歸之，候歲豐償所貸。”此等原欲保護貧民，然無益也。何者？出舉者必不甘喪其所有，無質典，則借貸愈難也。《金史·高汝礪傳》：汝礪言：“循例推排”，民“或虚作貧乏，故以産業低價質典”。足見質典之事，平時并不甚多。張駿嘗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見《魏書》。宋時，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元豐二年令。見《宋史·食貨志》。此皆官家，故能如是。民間惟武斷者爲之，而兼并轉盛矣。此亦鄉間之典肆，所以有益於民也。

《宋史·劉文質傳》：子涣，“歷知邢、恩、冀、涇、澶五州。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涣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涣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此亦猶許其典質也。故典質者即或重取其息，較之迫買，相去終有間也。

以貨物爲抵，而貸款以經商者，爲《周官》之泉府。王莽亦行之。宋市易法、抵當所，亦頗得其意。市易法未能行，而抵當所卒不能廢。見《宋史·食貨志》、《職官志》。黄㽦知台州，“爲抵當庫”；徐鹿卿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減抵當庫息”；皆見《宋史》本傳。則地方亦頗藉以周轉。

《宋史·李謙溥傳》：子允正，雍熙四年，“遷閤門通事舍人。時女弟適許王，以居第質於宋偓。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質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内侍輦錢贖還。縉紳咸賦詩頌美。”《向敏中傳》：“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攜資産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己，不許，以是陰庇安上。”《金史·移剌子敬傳》：“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葬事。”皆城市中以宅爲質者。

以人爲質，久爲法所不許，然亦終不能絶。《元史·刑法志·禁令》：“諸稱貸錢穀，奪人子女以爲奴婢者，重加之罪。”即其事也。前代奴婢，以罪没入與以貧窮粥賣者不同。以罪没入者可黥面，以貧窮粥賣者不能也。見《三國志·毛玠傳》。而《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年，十一月，“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没人口爲奴，及黥其面者。”則并視如罪人矣。《宋史·食貨志》上：“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綿亘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户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户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户，并用皇祐舊法。從之。”典賣田宅，而不許其離業；貸錢除交還外，又抑勒以爲地客；皆爲奴之漸也。淳熙比附略人法，亦必有其由，恐其不法，尚不僅如范蓀所言耳。

凡事獨力不如合衆徒，貸貲於人，而富家聯合爲之，乃近世錢莊所由興；其收受質物者，則典肆所由興也。故錢莊典肆之興，亦爲生計自然之演進。

六九四借貸利率

古書言利息最早者，爲《周官》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之語。司農謂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説頗牽强，且亦未及息率。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税爲息。并據載師之文，而云：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賈《疏》因并“近郊十一”等文用之，且推諸小宰八成之“稱責”，其鑿空亦與司農同，其所言之利率，亦不足信矣。《史記·貨殖列傳》云：“封者食租税，歲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漢書·貢禹傳》云：“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歲有十二之利。”而《食貨志》晁錯謂農夫“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案此猶今云借加倍償還之債。則當時息率之低者，爲今所謂二分，其高者則今所謂十分也。《史記·貨殖列傳》又云：“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説殊誤。金錢千貫，其什二正二十萬。三之五之，即《易·繫辭傳》“參伍以變”之“參伍”字，乃動字，非數字。此言賈人以駔會所平物價爲節度，而參伍用之，亦可得什二之利耳。故下文又總結之曰“他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貨殖列傳》又云：“吴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惟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索隱》云：“出一得十倍。”此説更誤。本一息十，亘古未聞。果若所云，列侯封君，安肯俯首就範？其息什之，蓋亦謂子本相侔，即所謂倍稱之息。什倍，謂以十分之十加厚，非謂以一出，以十一入也。蓋以盤剥農夫之利率，施諸列侯封君耳。

《泉府注》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産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與《漢書·食貨志》合《王莽傳》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二説不同，未知孰是。蓋《食貨志》所言爲定法，而初行時未能遽如法邪？

《魏書·張駿傳》：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此亦倍稱之息，蓋沿民間舊習也。利不充即簿賣田宅，則民間出舉者所不能矣。

隋、唐之世，官之取於民者，遠過於秦、漢時之什二。公廨錢之制，見於《新書·食貨志》者：貞觀十五年，以捉錢令史主之，所主纔五萬錢以下，而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此今所謂八分利也。永徽中，天下置公廨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開元十年罷之。十八年復，收贏十之六。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錢，則收息五之一。案《全唐文》卷三載玄宗詔云：“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革。自今已後，天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新唐書·禮樂志》：永泰二年，國子學成，貸錢一萬貫，五分收息。《舊唐書·沈傳師傳》：“建中二年夏，勅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傳師父既濟上疏，言“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廚廩、什器、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準之，當以錢二千萬爲之本”，亦以五分爲率也。然則當時官貸五分，私貸四分，蓋視爲持平之利率，故中葉後咸遵之也。

古所謂倍稱之息者，并未言及其時之長短。然以理度之，其爲時必不長。以此等借貸，原出農家，必也春耕時借，秋穫時還也。設以半年爲期，則一年所得，將再倍其本矣。此其所以爲重也。後世則不論其時之長短，但息過於本則禁之。《舊五代史·梁末帝紀》：貞明六年，四月丁亥，《新五代史》作己亥。制：“私放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龍德元年，五月丙戌，制：“公私債負，納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唐明宗紀》：長興元年，圜丘赦制：“應私債出利已經倍者，祇許徵本；已經兩倍者，本利并放。”《晉高祖紀》：天福六年赦詔：“私下債負，徵利一倍者并放。”《宋史·太祖紀》：乾德四年，八月丁酉，“詔除蜀倍息。”《食貨志》：太宗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光宗紀》：淳熙十六年，閏五月，“免郡縣淳熙十四年以前私負。十五年以後，輸息及本者亦蠲之。”《金史·食貨志·和糴》：宣宗貞祐中，“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皆禁其踰倍者也。《元史·良吏·譚澄傳》：爲交城令。“歲乙未，籍民户，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劉秉忠傳》：秉忠上書世祖，時世祖未立。有云：“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虚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并行赦免。”亦仍守中國舊法。其後遂自定爲法令。《布魯海牙傳》：“世祖即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命布魯海牙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踰時倍取其息。布魯海牙正其罪，使償者息如本而止。後定爲令。”《世祖紀》：至元六年，九月戊午，“敕民間貸錢取息，雖踰限，止償一本息。”《刑法志·禁令》：“諸稱貸錢穀，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息。有輒取贏於人，或轉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馬財産，奪人子女以爲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償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蓋皆《布魯海牙傳》所謂令者也。《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完澤貸民錢，多取其息，命依世祖定制。”所指蓋亦此令。《陳思謙傳》：“至順元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先是關陝大饑，民多粥産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亦認倍稱爲合法者也。

月利不過三分，《金史·食貨志》外，又見《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四月，“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其事也。亦重於漢時之什二。案《漢書·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皆獲罪。則重利盤剥，久有法禁，但恒不易行耳。《周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司農云：“同貨財謂合錢共賈。”康成則云：“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共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釋“同貨財”未知孰是，謂其時有加貴取息坐臧之法，則必不誣也。

六九五古代賤商之由

子貢廢著粥財，而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莫不分庭與之抗禮。烏氏倮以畜牧富，秦始皇帝令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則以爲貞婦而客之。晁錯論當時商人，謂其交通王侯，力過吏勢。其重富人如此，然言及商賈，則又恒以爲賤，何哉？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十一之利，此賈竪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栗。”可謂若將凂焉。又其甚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周官·地官司市》。幾於刑餘之賤矣。豈真以其皇皇求財利，非士大夫之意，故賤之乎？非也。隆古之民好争，惟武健是尚，耕稼畜牧，已非所問。貿遷有無，更不必論矣。是惟賤者爲之。其後居高明者，非不欲自封殖，則亦使賤者爲之。《貨殖列傳》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閑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惡也。惟刁閑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今所傳漢人樂府《孤兒行》曰：“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當獨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王子淵《僮約》曰：“舍後有樹，嘗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主爲府椽求用錢。推訪堊，販棕索。綿亭買席，往來都落。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儋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駡。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雖諷刺之辭，或溢其實。游戲之文，不爲典要，然當時販粥，皆使賤者爲之，則可見矣。《貨殖列傳》所列諸人，度亦深居，發踪指示，坐收其利，非真躬與賈竪處也。不然，安得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哉？且達官貴人，因好利故，至於與賈竪抗禮，而語及其人，則又賤之，亦非自舛倍也。近世淮南鹺賈，有起自奴僕者，士人或從之求匄，猶不欲與通婚姻。鄉人有嫁女軍人者，軍人故盜也。戚黨恥之，雖其人亦自慚恧。然恥之者，亦未嘗不以其從軍人餔啜爲幸。爲貪財利，乃蟻慕小人，語及家世，則又自矜亢，承流品之餘習，丁好利之末世，人之情固然，其無足怪。

附：市區

古代之市，皆自爲一區，不與民居相雜，所以治理之者甚備，監督之者亦嚴。其見於《周官》者，有胥師以察其詐僞；賈師以定其恒賈；司虣以禁其鬥囂；司稽以執其盜賊；胥以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肆長以掌其貨賄之陳列；而司市總其成。鄭《注》云：“司市，市官之長。”又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又有質人以掌其質劑、書契、度量、淳制，廛人以斂其布。凡治市之吏，居於思次。司市：“以次序分地而經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莅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莅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次，謂吏所舍。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别小者也。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玄謂思當爲司，聲之誤也。”《天官》：内宰：“凡建國，佐後立布，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通貨賄則以節傳出入之。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又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物之藏則於廛。《孟子·公孫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注》：“廛，市宅也。”《王制》：“市廛而不税。”《注》：“廛市物邸舍。”《周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爲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又《序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説云市中空地。玄謂：廛，民居匠域之稱。”又廛布《注》云：“邸舍之税。”又，遂人“夫一廛”《注》：“鄭司農云：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愚按廛爲區域之稱，所謂市中城中空地者，正區域之謂也。但鄉間可居之區域，亦稱爲廛。築室其上，亦得沿廛之稱。初不論其在邑在野、有宅無宅、爲民居、爲邸舍也。孟子言：“廛而不税。”指商肆，下又言“廛無夫里之布。”則指民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明言在國中。遂人“夫一廛”，則必在野矣。《荀子·王制》：“定廛宅。”似以廛與宅爲對文。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則又似爲通名，不必鑿指其爲空地，抑爲宅舍也。雖關下亦有之。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證廛”，《注》：“征廛者，貨賄之税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爲市之廛。”是貨物之運販、屯積、粥賣，皆有定處，有定途也。《周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疏》云：“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引《周官》此文爲説，此疏所據也。然則一市之中，亦有部分不容紊越矣。《周官·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度，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又曰：天子巡守，“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惟市有定地。故監督易施，而物價亦可考而知也。秦漢而降，此意仍存《三輔黄圖》謂長安市有十，各方二百二十六步，六市在道西，四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是漢之市有定地也。《唐書·百官志》謂：“市肆皆建標築土爲候。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衆。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有果穀巡迣，平貨物爲三等之直，十日爲簿。”兩京諸市署令。是唐之市有定地也。此猶京國云爾。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則大都會皆有市長矣。隋開皇中，以錢惡，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則天長安中，亦懸樣於市，令百姓照樣用錢。則渚州邸肆皆有定所矣。北魏胡靈后時，嘗税入市者人一錢。《遼史》謂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令有司治其徵；餘四京及他州縣産懋遷之地，置亦如之。則遼之市亦由官設，由官管理矣。要之邸肆民居，毫無區别，通衢僻巷，咸有商家，未有如今日者。此固由市制之益壞，亦可見貿易之日盛也。

原刊《光華大學經濟雜志》創刊號，一九三○年一月出版

六九六論金銀之用

中國用金銀爲幣，果始何時乎？曰用銀爲幣，始於金末，而成於明之中葉，金則迄未嘗爲幣也。自明廢紙幣以前，可稱爲幣者惟銅耳。何以言之？

《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此爲書傳言用金銀最古者。《平準書》本僞物，此數語在篇末，又係後人記識之語，混入正文。《漢書·食貨志》云：“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記識者何由知之？《漢志》又言：“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管子》的《國蓄》、《地數》、《揆度》、《輕重》諸篇皆言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黄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蓋亦指周。《輕重乙》以爲癸度係對周武王之言。則用黄金爲幣，當始於周也。《管子·山權數》言禹以歷山、湯以莊山之金鑄幣，未言何金，然下文係言銅。然此時所謂幣者，與後世之所謂幣，其意大異，不可不察。

凡物之得爲易中者，必有二因：一曰有用，一曰好玩。《漢志》釋食貨之義曰：“食爲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布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所謂食，即今所謂消費；所謂貨，即今所謂交易也。《志》又云：“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則所謂貨者，實兼指金、銅、龜、貝、布、帛言之。是時之金，果可行用民間爲易中之物乎？則不能無疑矣。

漢志載李悝盡地力之教，粟石三十。《史記·貨殖列傳》亦言：“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則三十實當時恒價。古權量當今四之一，則百二十錢得今粟一石，一錢得粟八合餘矣，此可供零星貿易之用乎？而況於黄金乎？然則古之金，果用諸何處？曰用諸遠方。《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國蓄》、《地數》、《揆度》、《輕重乙》略同。又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𥼷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𥼷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𥼷賣子者。”《山權數》。蓋古者交易未興，資生之物，國皆自給，有待於外者，厥惟荒歉之年。故《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徵而作布”。布者銅幣，所以通尋常之貿易。《揆度》所謂“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者也。

至於相距七、八千里之處，則銅又傷重賫，而不得不以黄金珠玉通其有無也。此黄金珠玉，豈持以與平民易哉？非以爲聘幣而乞糶於王公貴人，則以與所謂萬金之賈者市耳。至於民間，則錢之用且極少，而黄金珠玉無論也。李悝言粟石三十，乃用以計價耳，非必當時之糴糶者，皆以錢粟相易也。《管子·輕重丁》：桓公欲藉國之富商畜賈，管子請使賓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視四方稱貸之間，受息之民幾何家。反報西方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中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南方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五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東方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北方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可見當時稱貸錢穀并用，及當時富家藏粟之多。其中丁惠高國，乃大夫也。桓公又憂大夫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可見大夫與富商畜賈，并爲多藏錢粟之家矣。大夫如此，國君可知。《山權數》：北郭有得龜者，管子請命之曰：“賜若服中大夫。東海之龜，託舍於若。”四年，伐孤竹。丁氏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當時以珠玉黄金等爲幣，皆用之。此等人非如後世帛幣用諸尋常貿易之間也。

然則貨幣之原始可知已矣。布帛泉刀，物之有用者也，所以與平民易也。泉爲錢之借字。錢本農器名，錢刀并以金爲之。械器麤拙之時，日用之物，人民并能自造，惟金所成之械器不然。《易·大傳》曰：神農“斫木爲耜，揉木爲耒。”黄帝、堯、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則兵及農器，亦不用金。然究爲難造之物，非夫人所能爲，故爲人所貴，而可用爲易中也。珠玉黄金，可資玩好者，所以與王公貴人易也。龜爲神物，貝屬玩好，龜少而難得，惟王公貴人有之，貝則較多，故民間亦用爲易中焉。故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説文》寶者，保也。字或作𠍂，與俘相似。故莊六年“齊人來歸衛寶”。左氏訛爲俘貨者，非也，對居言之。書曰：“懋遷有無非居。”《史記·貨殖列傳》作“廢著”。《漢志》云：“貨寶於金。”可見黄金與龜，并皆寶藏，不用於市。周時之錢，則貝之後身也。錢之圜所以像貝，函方所以便貫穿。古者貝亦貫而用之，故《説文》云：“貫，錢貝之貫。”毌，“從一横貫。”，所以像寶貨之形也。漢武帝以白鹿皮爲幣，又造白金三品，以龍、馬、龜爲文，則古珠玉、黄金、寶龜之屬也。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正合古者用上幣中幣之法。白金欲强凡人用之，則終廢不行矣。王莽變法，黄金重一斤，值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宣帝時，穀石四錢。然則挾它金一流者，將一舉買穀二百五十石乎？其不行宜矣。買穀十石，用錢四十，取携毫無不便也。用銀尚不及三分之一兩。古權量當今四之一，尚不及一錢，如何分割乎？王莽造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刻之作字，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漢時黄金，一斤值錢萬。錯刀所錯之黄金，固必不及半斤，亦以金價太貴，不便分割，故欲錯之於銅而用之也。

職是故，古所謂子母相權者，非謂以金、銀、銅等不同之物相權，乃謂以銅所鑄之錢大小不同者相權。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是其時金所以宜爲幣者，以其可分。什之伍之，其價亦必什之伍之。百取其一，千取其一，其價亦必爲百之一，千之一。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三品之金，其物固異，其價安能强齊？今世以金銀爲主幣，銀銅爲輔幣，其視輔幣，以爲主幣若干分之一耳，不復視爲本物。猶恐其物故有直，民或舍其爲輔幣之值，而論其故直也。故必劣其成色，限其用數以防之，若防川焉，而猶時亦潰決。漢世錢之重，幾牟於今之銀圓，安得欲用金銀？既不欲金銀，安得喻今主輔幣相輔而行之理？既不喻今主輔幣相輔而行之理，相異之金安得并用爲幣乎？漢志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黄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不爲幣固矣，黄金雖號上幣，實亦非今之所謂幣也。今之所謂幣者，必周浹於日用市易之間，秦漢之黄金能之乎？則亦用爲器飾寶藏，特以有幣之名，故賜予時用之耳。得之者固與今之人得珠玉鑽石等同，非如今之人之得金銀也。或曰晁錯言“珠玉金銀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飢寒之患”。則固極通用矣，安得云不足爲幣？曰此言其易藏，非謂其可以易物。可以易物者，凡物之所同。輕微易藏，則珠玉金銀之所獨也。凡物之有用而爲人所欲者，果能挾以周行，皆可以無飢寒之患，然則凡物皆可謂之幣邪？

顧亭林《日知録》以金哀宗正大間，鈔廢不行，民間但以銀市易，爲上下皆用銀之始。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專用銀錢二幣，直至明中葉始定。以生計學理衡之，説皆不誤。趙甌北《陔餘叢考》駁王氏之説，殊爲不然。然甌北又謂當時用銀，猶今俗之用金，則説亦不誤，而又駁王氏者，昔人於泉幣與人民尋常用爲易中之物，分别未清也。亭林引《後漢書·光武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爲當時民間未嘗無黄金之證，則殊不然。此特以金計價，非謂真持金一斤易粟一斛，即有其事，其人幾何？今日荒歉之區，固亦有持黄金易粟者，可謂中國今日用金爲幣乎？

然則用銀爲幣，晚近以前，果絶無其事，而用金爲幣，則更從來未有乎？曰是亦不然，特其有之皆在偏隅之地耳。五朝史《志》云：梁初，“交廣以金銀爲貨”；後周時，“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或者，不盡然之詞。《志》又云：陳時，“嶺南諸州多用鹽、米、布交易，不用錢”。蓋通用鹽、米、布；值巨，或須行遠，則濟以金銀。《日知録》引韓愈奏狀云：“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以南，以金銀爲貨幣。”張籍詩曰：“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以銀。”則與偏隅之地交易，用金銀由來已久，且迄不絶。然終不能行之全國者，以其與銅異物，價不齊，相權固不便也。歷代錢法大壞，民至以物易物，數見不鮮。據《陔餘叢考》所考，其時金銀初未嘗乏，然民終不用爲幣。《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并宜禁斷。”則明言銀之不可爲幣矣。宋代交、會跌價，香藥犀象并供稱提，而民仍不用金銀。金以銀爲鈔本，亦弗能信其鈔。其後民間以銀市易，則鈔既不用，錢又無有，迫於無如何耳。故知中國人之用銀，乃迫不得已爲之，而非其所欲也。

夫民之所以不用金銀爲幣者，何也？曰：以其與銅異物，物異則價不齊，不能并用爲幣也。故在古代，患物之重，寧鑄大銅錢，與小錢相權。然生事日進，則資生之物有待於交易者日多；交易愈多，用幣愈廣；用幣既廣，泉幣之數，勢必隨之而增；泉幣日增，其價必落；幣價落而交易又多，勢必以重賫爲患。大錢之名值，與其實值不符，民所弗信也。符則大錢之重賫與小錢等矣。古之作大錢，非患小錢重賫，乃患錢幣數少耳。專用銅幣，至此將窮，安得不濟以金銀乎？曰斯時也，實當以紙幣濟銅錢之窮，不當以金銀也。《唐書·食貨志》載飛錢之始，由“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文獻通考》載交子之始，由蜀人患鐵錢重，私爲券以便貿易，皆以爲錢之代表，而非遂以紙爲錢。其後宋造交、會、關子，金行鈔，或不畜本，或雖畜本而不足，或則所以代本者爲他物而非錢，故爲民所弗信耳。若其可以代錢，則唐於飛錢，宋於交子，并弗能禁。飛錢之行，京兆尹裴武請禁之。元和時，遂以“家有滯藏，物價寖輕”爲患。交子之行，富人十六户主之。後富人資稍衰，不能償所負，争訟數起。寇瑊嘗守蜀，請禁之。薛田爲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乃置交子務於益州。金章宗初立，或欲罷鈔法，有司亦言“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以鈔代錢，有輕賫之益，而無價格不齊之患，實非并用金銀所逮，惜乎人民已自發明此策，而爲理財者所亂也。故曰：“善者因之。”又曰：“代大匠斲，希不傷手。”

今日紛紛，莫如逕用銀爲幣，其值巨者，以鈔代之。若慮匯兑之際，外人操縱金銀之價，則定一比率，設法維持之可也。銀之輔幣，不必爲銅，可别以一種合金爲之，爲一角、一分、一釐諸種。此猶以紙代銀，視爲十分圜、百分圜、千分圜之一，而不復視爲本物，特不用紙而用一種合金耳。所以不用紙者，以幣之值愈小，其爲用愈繁，紙易敝壞，多耗費也。所以并不用銅者，以銅行用久，民或不視爲銀幣之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而仍論其銅之價，則圜法不立。用新造之合金，其物爲舊日所無，自無固有之價，民自視爲銀幣之化身矣。此亦暫時之事，若論郅治，則必如孔子所言：“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如今社會學家所言，有分配而無交易乃可。即以小康論，亦必支付，雖用泉幣，定數則以實物，如今謂貨物本位者。整齊錢幣，特姑取濟目前而已。

用鈔之弊，昔人有言之者，亭林所謂“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也。紙值最賤，賤則彌利僞造矣。其質易敗，又不可以貯藏也。新舊鈔異價之事，往往有之。鈔法行時，民多用鈔而藏實幣，鈔價由是賤，實幣由是貴，久則實幣與鈔異價，而鈔法壞矣。固由民信實幣，不信虚鈔，亦由紙質易敗，不可久藏也。曠觀歷代值小之幣，未有能用紙者。宋之交會，本以代表見錢，金之行鈔，則爲銅少權制。元中統元年造鈔，始於十文，至元十一年，添造釐鈔爲一文、二文、三文，十五年而罷。明初設局鑄錢，後以無銅，乃更行鈔，然百文以下，皆用錢。至洪武二十七年，以民重錢輕鈔，乃令悉收錢歸官，依數换鈔，不許更用，則鈔法亦寖壞矣：鈔可以行錢，而不可以爲錢，固由虚不敵實，亦由輔幣之值愈小，愈便於用。金利分割，堅剛可久，紙不然也。故主幣可用紙，輔幣用紙易敗耳。

六九七續論金銀之用

予嘗論古代之黄金，僅行於王公貴人、富商畜賈之間，人民初未以爲用，故不可以爲錢，觀於亭林論銅之語而益信，亭林之言曰：“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爲兵。《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爲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鈎鐔，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黄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荆山之下。董安於之治晉陽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煉銅爲柱質。荆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宫門。《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吴門楊氏曰：門當爲王之誤。闔閭冢，銅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椁。戰國至秦，攻争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絶。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匕首，天下百煉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絶少，惟魏明帝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黄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自此以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亭林論銅之漸少甚精，然謂銅所以少，由於攻争紛亂，銅不充用，則非也。果如所言，秦、漢而後，天下統一，兵争曠絶，民亦不挾兵器以自衛，往往歷一二百年，即戰争亦不以銅爲兵器，何以銅不見多乎？蓋銅之少，非真少也，乃以散在民間而見其少耳。銅之所以散在民間，則因人民生計漸裕，所以資生者降而愈厚，用爲器者多也。無論如何巨富之家，一人之藏，斷不敵千萬人之積。秦始皇帝收天下之兵，鑄以爲金人十二，重各二十四萬斤。此數尚未必實。散諸民則家得一斤，有銅者亦僅二百八十八萬家耳，不見其多也。推此論之，則古代黄金之多，亦以其聚覺其然耳，非值與後世相去懸絶也。今日中國人口號四萬萬，女子半之，姑以十分之一有黄金一錢計，已得二百萬兩，當漢八百萬兩，五十萬斤矣。

賈生説文帝“收銅勿令布”。武帝時，錢法大亂，卒之“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錢法乃理，所行實即賈生之策也。漢世錢重，宣帝時粟石四錢，漢權量當今四之一，則得今粟六升餘矣。其時之民，所以資生者尚菲，所用之錢蓋無幾，故可悉收而改鑄。若在今日，雖黄金豈可得而悉收，雖銀圓亦豈易盡改鑄邪？漢世黄金一斤值錢萬，以宣帝時穀價除之，得粟二千五百石，豈人民所能有邪？

金之漸見其少，始於南北朝時。以《陔餘叢考》考金銀以兩計始於梁，而《書》《疏》謂漢、魏贖罪皆用黄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也。案《齊書·東昏侯紀》：“後宫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涂，猶不能足。”此雖用之侈，亦府庫金漸少，民間金漸多之證。蓋三代以前，貴族平民階級甚著，秦、漢而後，天下一統，封建廢絶，官吏雖或貴富，較諸向者傳世之君、卿大夫，則不可以道里計，其數之多少，亦相懸絶矣。昔之富有者既以世變之劇烈，人事之推移，其財日趨於散。新興者之數不足與之相償。平民之財産，則以銖積寸累，而日有所增，財貨之下流，夫固不足爲怪。然因此故，而錢幣之措置，乃較古倍難，何者？錢法大亂時，必盡舉所有改鑄之，然數少收之易，數多則收之難，賈生“收銅勿令布”之説，惟漢武幾於行之，後世卒莫能行，以此也。後世盡收舊錢而鑄新錢者有兩次，一隋一明也。隋已無以善其後，明則以銷鑄有利，舊錢逐漸消磨以盡耳，非國家能悉收而改鑄之也。詳見《日知録·錢法之變》條。銅禁金世最烈，銅器不可缺者，皆造於官。其後官不勝煩，民不勝弊，乃聽民冶造，而官爲立價以售。然其鑄錢，資銅於銷錢如故也。明初，置局鼓鑄，有司責民輸銅，民毁器皿以進，深以爲苦，乃改而行鈔。凡此皆銅散而不可復收之證也。北齊以私鑄多，令市長銅價。隋時，鑄錢須和錫蠟，錫蠟既賤，私鑄不可禁約，乃禁出錫蠟處不得私採。此二者，一禁之於售賣之處，一禁之於開採之鄉，亦非今日礦産徧地，冶肆徧於窮鄉僻壤者之所能行矣。清雍正間，李紱疏言：錢文入爐，即化爲銅，不可得而捕，惟禁斷打造銅器之鋪，則銷毁亦無所用，其弊不禁自除。此仍“收銅勿令布”之意也。然其事豈可行乎？晚近康有爲又欲令金肆之金，先盡國家收買，積之以行金幣。一時之積或可致，然如是金價必貴，私銷之弊必起，非盡積之銀行，而以紙代之不可。然民信實幣既久，金不可見，而純以紙代，信亦不易立也。若謂錢幣之用，只在市買；市買必須，雖不見金，民亦不得不用；不得不用則信立矣，則又何必用金乎？謂金價貴，利輕賫，紙幣不益輕乎？故行金幣，究勞擾而無益，尚不如就見已流通之銀，而權之以紙也。

欲齊幣制，所難者不在私鑄，而尤在私銷。私鑄但能行不愛銅、不惜工之論即可防，政治苟清明，雖持法令，亦足齊其末也。私銷則錢一入爐，即化爲金，無形跡可求。其事不待技藝，人人可以爲之，又不必集衆置器，可各爲之隱屏。此直防無可防，非特防不勝防矣。以銀爲器，貴不如金，用不如銅，私銷初無所利，但使名值與實值相符，即爲能行不愛銅之論矣。以紙爲幣，制必極精，務使姦人不能仿爲，所以行不惜工之論也。紙質無值，不慮私銷。輔幣以合金爲之，故無此物，衆所不貴，使用之數不待限而自有限。以無此物，則莫以爲器，自亦不利私銷。或謂可以爲幣之物，不能使人不以爲器，則造此物，專以爲幣，可定法令，不許以造他器。苟見此物所造之器，即爲姦，法禁之自易，非如金銀銅等爲法爲姦，卒不可辨也。然則私鑄私銷，兩無可慮，不勞而幣制可理矣。

《日知録·以錢爲賦》一條，引《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李翱集·疏改税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宋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顧氏《錢糧論》曰：“往在山東，見登、萊并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亡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其與薊門當事書，謂“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黄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清任源祥《賦役議》亦謂“徵愈急則銀愈貴，銀愈貴則穀愈賤，穀愈賤則農愈困，農愈困則田愈輕。”昔人之非折色而欲徵本色者，其論大率如此。予謂此固由民貧，平時略無餘畜，欲完税即不得不急賣其新穀；亦由鄉間資生，皆屬實物，即有餘畜，亦非銀錢也。近代之民如此，況於古昔。予謂古者金銅之多，特以其聚而見其然，審矣。《錢糧論》又曰：“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即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可見銀錢特乏於鄉間。或謂如此則近世之民，其乏泉幣與秦漢等耳。予謂金銅散之民間，豈盡在城市間乎？曰金大略在城市間，錢則近世鄉民亦皆有之。然徵税又不以錢而以銀，此其所以覺其難得也。讀顧氏論火耗之説可知。

六九八行鈔奇談，僞鈔奇技

楮幣尺寸可考，始於有明。陸容《菽園雜記》云：“金、元鈔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竪長一官尺，横八寸。”此説也，少時見之嘗疑之。逮民國初年，南京掘得明代鈔版，尺寸一一相符，然後知前人記載之不虚。以此推之，宋、金、元之楮幣，其尺寸亦必不小也。不獨以前，清咸豐時行鈔，亦仍係如此。故許槤論鈔法有云：“洋錢乃外夷之制，謂非中國所應行使則可，謂鈔便於洋錢則不可。洋錢不過寸餘，身帶二寸之囊，貯洋錢十枚有餘，倘貯小鈔十貫，每貫長必尺許，闊必五六寸，紙又極厚，就令折叠如洋錢之大，囊腹皤然矣。或謂十貫自有總鈔，無須零析，此又不通之論。尋常日用，豈可從十貫起乎？”案昔時楮幣，所以不得不大，蓋緣欲防僞造，則花文字跡，鏤刻不得不多，而欲求花文字跡之多，則昔時鏤刻之技，必不能如今日印刷術所成之微細，蓋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咸、同間士子應試所懷之書籍，字跡之細，亦僅累黍，與後來石印所成相差無幾。特其成之大難，所費工力太巨，與石印相較，自不合算，故自石印興而其業遂漸替耳。咸豐欲行鈔時，雖尚無石印之術，即用此等工人爲之，鈔之大，亦必不至長尺許闊五、六寸也。槤又述當時難者之辭，謂“民間用錢票，長不過四寸，闊不過三寸，紙又極薄”。紙薄或慮其易敝，長四寸闊三寸之制，何以官家必不可仿行邪？此亦可見辦事者不肯用心，不察實在情形之弊也。

楮幣既已通行，自可以法律定其所值。當其推行之始，民信未立，則必與實物相附麗，所附麗者，自以向來通行之錢幣爲便。故行鈔之初，必須兑换，而所與相兑换者，實莫便於現錢。斯時錢鈔，斷宜并行，況鈔制巨大，不宜零用邪？咸豐時千錢之鈔，其不便，尚有如許槤所云，況明世寶鈔，起自百文；元世中統鈔起自十文，至元鈔起自五文，其間嘗造釐鈔，則起自一文；至大時造銀鈔亦起於二釐者乎？然宋世稱提，即用香藥、寶貨，元則雜用金、銀與絲爲鈔本；議鑄錢與鈔并行，藉銅錢以實鈔法者，宋、金、元、明四朝，僅脱脱一人而已，而當時駁難者蜂起，即脩元史者之意，亦甚不以其説爲然。昧於錢幣之理如此，尚何以善其事乎？

楮幣本無所值，欲行鈔，自不得不注意於防僞。然昔人所言防僞之法，有極可笑者。許槤弟楣，作《造鈔條論》，述當時主行鈔者之議曰：“特造佳紙，禁民間不得行用。多爲印記，篆法精工，使人難於摹仿。”案包慎伯有答王亮臣書云：“世臣前書云：取高麗及貢、宣兩紙之匠與料，領於中官，和合兩法爲紙，即使中習其法，而兩匠則終身不出，其紙既可垂久遠，而外間不得其法，無可作僞，固已得其大端。然鈔有大小，則紙亦隨之，雖至小之鈔，皆令四面毛邊；更考宋紙寬簾之法，使簾紋寬一寸以上；又用高麗發箋之法，先製數大字於夾層之中，正反皆見；此爲尤要。”即特造佳紙，禁民間不得行用之説也。王茂蔭條議鈔法，請“飭於製鈔局特派一二有心計之員，另處密室，於每鈔上暗設標識數處。所設標識，惟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標識簿，載明每年之鈔，標識幾處，如何辨認，封藏以便後來檢對。其標識按年更换，以杜窺測。”許槤述議者之説，又有謂“大鈔用善書者書之，使筆跡可驗。其餘則監造大臣，皆自書名，作僞者必不能以一人而摹衆字”。王茂蔭又欲“令各州縣解藩庫之鈔，均令於正面之旁，注明某年月日某州縣恭解。民間輾轉流通，均許背面記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圖記花字。遇有僞鈔，不罪用鈔之人，惟究鈔所由來，逐層追溯，得造僞之人而止”。此即多爲印記，篆法精工，使人難以模仿之見也。其説誠亦煞費苦心，然繁難迂曲如此，其事尚安可行？即造鈔者能行之，世尚有樂於用鈔者乎？

作僞之技，亦有迥出意外者。許楣《造鈔條論》，許槤曾加識語云：“乙巳夏，在蘇州讞局，會審常熟民入京控該縣重徵一案。據粘呈串票數紙。將常熟印信比對符合，而漕書俱云實無此重串。逮後審明係原告人描畫印信。適有臬札在堂，令其當堂描畫。伊將筆管撕一篾片，隨醮印泥，點觸紙上，印文麤細缺蝕，絲毫不差。”又云：“昔年在山左讞局，有吕姓粘莊票控告一案。票注二百千。錢莊只認二十千。檢查莊簿，實止二十千。細驗票上百字，一無補綴痕跡，圖記、花板、字跡，分毫不爽。竟不能斷爲僞票。初疑莊伙舞弊，虚出二百千之票，而書二十千於簿，研鞫至再，原告吐露真情。云以水洗去十字，改爲百字。始猶不信，令其當堂洗改。次日，持一白筆來，不知筆内有無藥水。即將原票千字，用清水一滴，以筆掃洗，上下襯紙按吸。隨洗隨吸，至白乃止。世有巧奪天工如此者。”此等奇技，縱有至密之法，又何從而防之？然恃此等奇技而作僞，所能僞者幾何？行鈔者又豈以是爲慮？故知政令之行，自有其康莊大道，籌國事者，正不必用心於無益之地也。

六九九禁奢

奢侈之風，雖歷代皆有，然在古代，固爲道德所不許，抑亦法律所不許也。至漢世，此誼猶明。《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有司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章帝紀》：建初二年，詔“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舊令節之制度，“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紀》：永初元年，詔三公明申舊令。元初五年，詔“舊令制度，各有科品”，“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桓帝紀》：永興二年，詔“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皆欲以法齊其民。此等法令，後世匪曰無之；禁奢之時，亦未嘗不援以爲言；實明知其不能行，視爲官樣文章而已。漢世則事雖已不能行，人猶以爲可行，而冀行之也。故其議論亦然。晁錯言：“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其言可謂深切著明。故其時之人，所譏切者，皆在法令之不定。《漢書·貨殖傳》論貧富之不均，“繇法度之無限。”而夏侯玄譏“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案《後漢書·荀爽傳》：爽於延熹元年對策陳便宜，言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督有司，必行其命”；而玄亦以當時之科制爲未足，欲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皆所謂革正法度者。彼皆信法度之必可行，故欲有事於革正也。

善夫嚴安之言之也。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宫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澹。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姦軌浸長。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奉生之厚”，末不可徒得故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弒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權脩。《易》曰：“臣弒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度量之有無，則有國家者所當謹也。

禁奢之舉，非不順於民心也。雖或違之，固不如順悦之者之衆也。何也？“失節之嗟，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强而爲之”，故“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也。賀琛之言。見《梁書》本傳。張魯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國志·魯傳注》引《典略》。況威權大於魯者乎？然惟魯能行之，何也？曰：惟米賊，乃與縱欲敗度者異其黨類也。董和爲成都令，防遏踰僭，爲之軌制。縣界豪强，憚和嚴法，遂説劉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三國·蜀志·和傳》。蓋法度之難行如此。豈無江充、陽球之倫，然此曹意實不在行法；毁法而有利於身，即遇壞法之事，熟視若無覩矣。陳思王妻衣繡，魏武帝怒其違制，殺之。見《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世語》。其事不可常行，亦不能常行也。《宋史·謝絳傳》言：仁宗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此等法令，則直同兒戲矣。《後漢書·張酺傳》：“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稾蓋廡，施祭其下而已。”不能正人，而徒自責，猶爲賢者。至於俗吏，則有縱釋勢豪，加虐羸弱者矣。漢宣帝五鳳二年詔，謂“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是也。豈徒科禁，即勸人治生者，如黄霸治潁川，“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仇覽長蒲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亦祇以擾民而已。何也？指立在身之名者，必不免於爲僞，爲僞則未有能善其後者也。觀張敞譏黄霸之語可知。

《晉書·李重傳》，述泰始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蓋明知官吏之不奉行，而以是督之也。此其終爲具文，亦無待再計矣。東渡後謝石奢侈，及死，博士范弘之議謚之曰襄墨。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其議曰：“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晉書·儒林·范弘之傳》。此尚是漢人議論，然亦止於議論而已。

《舊唐書·文宗紀》：大和三年，九月，勅兩軍、諸司、内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十一月，南郊禮畢大赦節文，禁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爲獻，機杼纖麗若花絲布、繚綾之類，并宜禁斷。勅到一月，機杼一切焚棄。”四年，四月，詔内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樸。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糾上。六年，六月，右僕射王涯奉勅，准令式條疏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度。勅下後，浮議沸騰。杜悰於勅内條件易施行者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新唐書·車服志》：文宗即位，以四方車服僭奢，下詔準儀制令品秩勳勞爲等級。詔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條易行者爲寬限，而事遂不行。惟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婦人衣袖四尺者闊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王涯傳》：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囂然，議遂格。七年，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詔云：“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於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輿馬，并宜準大和六年十月七日勅。如有固違，重加黜責。”六年十月七日勅，蓋即杜悰所條也。文宗禁奢之意，最鋭最堅，然亦徒託空言而已。

漢世賢者，尚有不待禁制，自守軌範者。《漢書·王吉傳》言：“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案漢世官禄較厚，居位者不事居積，自奉自可較豐，無足怪也。《三國·蜀志·費禕傳注》引《禕别傳》，言禕“雅性儉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所守亦與吉同。古之制禮，奉養依貴賤而異。故古者富與貴一，貧與賤一。後世則不然矣。富與貴、貧與賤何以一？小儒必曰：才德之大小爲之也。盍亦思富與貴者，果因其才德而居之歟？抑亦既富且貴，乃爲是説以自文也。持此説者，以荀卿爲最力。宜乎康南海斥爲小康之言，未聞大同之教也。

王吉、費禕，能守法而已，尚未足以爲儉也。然能守法而不越，亦不故爲矯激，在當時已爲賢者矣。真可云有儉德者，蓋莫如公孫弘。論世者多譏其曲學阿世，此誣也。阿世者必有所求，彼也見舉則謝不肯行，晚達而無所畜聚，阿世果何爲哉？王吉、貢禹，志同道合。禹乞骸骨，自言禄賜愈多，家日益富，惟儉者爲能知足，則禹有儉德可知。禹有儉德，而吉亦可知矣。其自奉養之鮮明，蓋以爲法當如是，非有所溺於物欲，故去位家居，即能復其布衣疏食之舊也。《後漢書·袁安傳》，言其孫彭，“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廣等去禹等近，所言必有灼見也。公孫弘、王吉、貢禹、第五倫，位皆不爲不顯，然絶未有聞風興起者，至毛玠、崔琰，因選權在手，乃稍收激揚之效。漢世之言禁奢者，皆欲乞靈於法律，豈無由哉？毛玠、崔琰所取，和洽譏其隱僞，是也，然國奢示儉，玠等亦或出於不得已。蓋嘗論之：軍興則萬事墮廢，綱紀墜地。曹爽，有爲之才也，然司馬氏譏其奢侈，恐不盡誣。奢侈之風，果何自來哉？竊疑魏武時已然，毛玠、崔琰不得已，乃矯枉而過其直。不然，彼豈不知其所取者之足容矯僞哉？和洽言：“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宫，絶浮華之費。”夫君獨儉於上，而臣奢侈於下，何益？然則毛玠、崔琰之所爲，確有益於太祖也，然至曹爽等卒以賄敗。然則漢末奢侈之風，魏武雖一抑塞之而未能絶也。司馬氏以此罪曹爽，而身亦未能革，爲之徒者，縱恣尤甚於爽等，而神州陸沈矣。

《魏略》以常林、吉茂、沐并、時苗四人爲《清介傳》，《三國·魏志·常林傳注》引。皆和洽所謂隱僞之徒也。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軬車，黄㹀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觀“由此名聞天下”六字，而其所爲爲之可知。時人皆以爲激，豈不如見其肺肝然哉？然隱僞者曾不以是爲媿也。此一時風氣所趨，能爲隱僞者之所以多也。然究尚愈於并不能爲隱僞之徒。《吴志·是儀傳》言：吕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則有清德者究易自全也。或曰：世遂無有清德而獲禍者歟？曰：有之矣，然非以其清也。時苗往謁蔣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其忿戾如此。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有清德者之獲禍，以其忮，非以其清也。晏子豈無清德？何以卒全於亂國哉？

《徐邈傳》：盧欽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改常度，自最可貴。所以如此，蓋由無求。隱僞者之遠利，實以求名也。《姜維傳》：郤正著論論維曰：“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娱。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此幾於性之矣。蓋其所務者大，於小者自有所不暇及也。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彼實未志於道也。

王吉言：“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未萌也。”言之亦可謂深切著明，彼其所以謹守小康之世之法度而不敢踰也。《潛書·尚樸》曰：“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尚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蘄，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蘄，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爲之也。”鑄萬生直喪亂之時，侈固非民所欲，故有反之者，民從之如流水。《晉書·王導傳》言：蘇峻亂後，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粥之不讎，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翕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與此可以參觀。此等皆不能有大效，故漢人必欲以法馭之也。

《舊唐書·鄭覃傳》：“文宗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内庫惟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温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然則世愈亂愈奢也。所以然者，法度廢而綱紀隳也。《新唐書·漢陽公主傳》：順宗女。“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宫，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狃以成風。”可爲一證。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於生，必自輕於貨也始。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絶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户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又曰：“古之偷生蒙恥，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劫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斯言也，可爲制富貴者之法，亦可爲乘亂攘竊者之炯戒也。景延廣處危幕之上，乃大治第宅，置妓樂，卒以此顧慮其家，不能引決，爲虜所縶。此可謂絶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户之家者矣。

《史記·春申君列傳》云：“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此等誇飾之辭，原不足信。然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則必非虚語矣。哀哉，以是時之楚，而猶爲是城郭宫室也！至昌平君、項燕之死，不終爲他人奉矣乎？然豈徒一春申君哉？

七〇〇毁奢侈之物

《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勅内外敢有犯者罪之。此事最爲讀史者所豔稱，其實類此者非一事也。《陸雲傳》：雲拜吴王晏郎中。“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言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於四海。清河王毁壞成宅以奉詔命。”則當武帝時，實有奉教而毁已成之物者，雉頭裘之焚，不能謂其無益於觀聽也。《齊書·高帝紀》：“即位後，敕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文惠太子傳》：薨後，“世祖履行東宫，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毁除。”《梁書·武帝紀》：“受相國、梁公之命。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陳書·宣帝紀》：太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桃根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凡此皆棄其物。《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四年，正月，有司奏吴令唐傭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則雖未毁其物而絶其人。《宋書·周朗傳》：朗上書論革侈俗曰：“自今以去，宜爲節目。若工人復造奇技淫器，皆焚之而重其罪。”則并欲絶其製造之源，其所及彌深廣矣。《魏書·韓秀傳》：子務，爲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類矣。可付其家人。”此詔當出宣武。《長孫道生傳》：道生廉約，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切責之，令毁宅。則北朝君臣，亦有知此義者。宇文氏仰慕華風，故其行之尤力。《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焚之。六年，正月，入鄴。詔：“東山、南園及三臺，可并毁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五月，詔曰：“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别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宏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毁撤。雕斲之物，并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又詔曰：“京師宫殿，已從撤毁。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并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别漸營構，正蔽風雨，務在卑狹。”其雷厲風行，并非南朝所及矣。隋文儉德，冠絶古今。《本紀》：開皇十五年，六月，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絶與晉武帝焚雉頭裘類。《秦王俊傳》：薨後“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亦猶齊武帝之於文惠也。《舊唐書·張玄素傳》：貞觀四年，詔發卒脩洛陽宫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有曰：“陛下初平東都，層樓廣殿，皆令撤毁。”其後面對，又言：“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翕然，謳歌至德。”《竇璡傳》：“爲將作大匠，脩葺洛陽宫。於宫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太宗怒，遽令毁之。”亦周武帝之志也。《玄宗紀》：開元二年，六月，“内出珠玉、錦繡等服玩，又令於正殿前焚之。”《新唐書》：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通鑑》：開元二十五年，“命將作大匠康諐素之東都毁明堂。諐素上言：毁之勞人。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爲乾元殿。從之。”玄宗後雖奢侈，其初政，亦尚能式遵舊典也。中葉以後，武人跋扈，然《舊唐書·德宗紀》：大曆十四年，七月，“毁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以其雄侈踰制也。”則亦不能任意妄作。《文宗紀》：大和元年，四月，“毁昇陽殿東放鴨亭，望仙門側看樓十間，并敬宗所造也。”則前王之所爲，亦自正之矣。三年南郊赦文云：“四方機杼纖麗，若花絲布、繚綾之類，并宜禁斷。勅到一月，機杼并即焚棄。”是欲舉周朗之所言者而行之也。《田弘正傳》：“魏州自承嗣已來，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毁之。”《舊五代史·周太祖紀》：廣順元年，二月，“内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牀几飲食之具數十，碎之於殿廷。仍詔所司：凡珍華悦目之物，不得入宫。”則武人之賢者，亦知此義矣。《宋史·太宗紀》：淳化元年，八月，毁左藏庫金銀器皿，亦與周太祖所爲同。《範雍傳》：“玉清昭應宫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耳。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此真侃侃直節矣。《高宗紀》：紹興二年，五月，“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獻銷金屏障。詔有司毁之，奪康國二官。”二十七年，三月，“詔焚交阯所貢翠羽於通衢，仍禁宫人服用銷金翠羽。”《王十朋傳》：秦檜死，上親政，策士，擢爲第一。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物焚之。《寧宗紀》：嘉泰元年，四月，“詔以風俗侈靡，災後官軍營造，務遵法制。三月臨安大火。内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明史·陳友諒傳》：“友諒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宫中器物類是。既亡，江西行省以牀進。太祖歎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有司毁之。”皆能守前世之遺規者也。《彭澤傳》：“出爲徽州知府。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迓，目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逕去。”古人之清正如此，此其所以毁既成之物而弗怍也。自恒人之情言之，必曰：弗之用，斯可矣，毁之寧不可惜？然自毁之者言之，則其物并無可用之處。夫無可用之處，則是無用之物也，毁之又何足惜？夫毁之則重勞者，莫如宫室。然翼奉説漢元帝，言其時宫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虚，亡累年之畜。不改其本，難以末正。漢德隆盛，在於孝文，躬行節儉，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故願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宫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夫亡復繕治，寧不漸壞？與撤毁亦何以異？撤毁固不能無勞民，然繕治則將勞民無已，與夫撤毁之止於一次者爲何如哉？且留之將何爲乎？將以觀欲天下乎？民生而日抒矣，雖用今所謂奢侈之物而不爲侈矣，至其時，豈不能更造哉？而留此不軌之物，以塞其革正之路乎？

《南史·宋武帝紀》：“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即令毁之。”以疾而須石牀，實不可謂之侈。況於帝之金創，殆以定内禦外所致，而猶毁之，然則不必聖賢，即英雄亦不易爲也。

七〇一後世惠民之政多西京所已有

清湯文正斌嘗言：歲祲免租，特少蘇民困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又凡免當年田租，皆中飽於官吏，故每遇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聖祖深然之，遂定爲經法，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康熙三十年，特諭户部：自今以往，海内農田正賦編折，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編，不問歲之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然世宗、高宗屢蠲天下田租，皆先一年降旨，以次輪免，猶循行其意也。

此事論者亟稱文正之賢。然余讀《宋史·食貨志》：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自登大寶以來，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沾實惠，蓋民輸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户，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户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嘗觀漢史，恤民之詔多減明年田租。今宜仿漢故事，如遇朝廷行大惠，則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示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民拜實賜矣。從之。然則免租之先一年降旨，特宋代已行之法，而宋又沿之於漢者也。至輪免天下田租，論者多稱爲有清仁政；然漢文帝時，除民之田租至於十有三年，則又非三年輪免一次之比矣。則信乎後世惠民之政，皆西京所已行者也。

原刊一九二○年《武進商報》

七〇二寶物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盡心》下。乍觀之，其言似甚可怪。以一國之大，何至不知寶而寶珠玉？然觀古以覬重器而伐國、出重器而媾和者之多，而知孟子之言，非有過矣。楚靈王，雄主也，而其謂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吕伋、王孫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左氏》昭公十二年。蒯聵，亦久歷艱難之主也，而其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左氏》哀公十六年。皆若不勝其怏怏之情焉。即樂毅報燕惠王，侈陳前王之功績，亦曰：“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吕陳於元英，故鼎返於磿室。”其重之也如是。無怪子常以裘珮與馬，止唐、蔡之君，而釀滔天之禍矣。“虞叔有玉，虞公求㫋。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左氏》桓公十年。知懷璧之將以賈害而獻之，可謂難矣。而虞公猶以無厭之求致敗；叔亦以懼將及而出其君。處好寶物之世，而求自全，難矣哉！

《晉書·桓玄傳》，言其“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此似癡絶，惟紈袴少年爲之，然歷代皇室，誰不多藏珠玉、法書、好畫邪？宋徽宗之花石綱，非即玄之遣人四出掘果移竹乎？《傳》又言其請平姚興，“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脱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然古來有國有家者，至於亡滅之際，孰不猶有所藏乎？《宋史·劉重進傳》，言其以顯德三年克泰州。“初，楊行密子孫居海陵，號永寧宫。周師渡淮，盡爲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碼碯盌、翡翠瓶以獻。”是楊氏亡時，其寶物初未盡亡也。又《賈黄中傳》，言其以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宫中遺物也，即表上之。”是李氏亡時，其寶物亦未盡亡也。然寶之果何益哉？《張洎傳》言：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匄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然則不徒敵國，雖舊臣，猶以懷璧而肆誅求矣。寶之則其罪矣，果何爲哉？亦豈可終寶哉？

《宋史·賈似道傳》，言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此即桓玄見人有寶，盡欲歸己之心。又云：“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居宰相之位，而爲椎埋之行，此古人所以因求寶物而致動干戈也。《徐鹿卿傳》：“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温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世忠家不以寶玩，是時亦豈見籍哉？高宗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數十年無敢摇之者。聞邊警，輦重寶歸吴興，爲避敵計。杜莘老疏其十罪。高宗乃籍其貲，鬻錢入御前激賞庫，以賞將士。事見《莘老傳》。亦以愛寶物促其敗也。

《明史·孟一脈傳》：一脈於萬歷時上疏有曰“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皆爲麗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新，不知紀極，中人得十金，即足供一歲之用，今一物常兼中人數家之産”云云。夫工藝之新，今人所譽爲文明者也。然人之因此而陷於飢寒者衆矣，而其物亦卒隨兵燹而盡，哀哉！

七〇三疏食上

茹毛飲血，此皆以爲形容野蠻人之詞耳，其實不然，此四字見《禮記·禮運》。《正義》云：“雖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也。”古人恒苦饑荒，蘇武之窮乏，於古必數見不鮮，足見其非形容之詞。《詩·豳風》：“九月築場圃。”《箋》云：“耕治之以種菜茹。”《正義》云：“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别稱，故書傳謂菜爲茹。”案毛言茹，菜亦言茹，則古人之食菜，與茹毛同。肉不能飽而茹毛，草木之實不能飽而茹菜，其致一也。然茹植物之始，非必皆後世老圃之所植也，蓋草根樹皮，無弗食焉，其去後世饑荒時之所食，亦無幾耳。《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周官》大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管子·七臣七主》曰：果蓏素食當十石。《八觀》曰：萬家以下，則就山澤；萬家以上，則去山澤。皆可見其養人之廣。若後世，則惟饑荒之時食之，見諸救荒本草中耳。

《淮南·主術》曰：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則果蓏與疏食不同；果蓏者草木之實也，疏食其根莖也。《禮記》鄭《注》曰：草木之實爲疏食。《周官》鄭《注》曰：疏材，根實可食者。混二者爲一，恐非。

疏食較穀食爲麤，穀之麤者，亦較其精者爲麤，故後亦稱穀之麤者爲疏食。《禮記·雜記》：“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餐，作而辭曰：疏食也，不足以傷吾子。”《正義》曰：“疏麤之食，不可强飽，以致傷害。”是也。今者穀之精者，不足養人，人人知之矣。予謂更推之，則專食麤穀，或者不如兼食各種植物。古《本草》有所謂久服輕身延年者，今人試之，或無其效，則以古説爲不可信。然古人所謂久服者，恐非如今人以之爲藥物，乃以之爲饔飧也。國民軍圍武昌，某藥肆學徒，爲其肆送何首烏，中塗炮火大作，流彈紛至，不能至肆，姑歸家止焉，已而其肆閉。此學徒家惟老父一人，久癱痪卧牀弗能動矣。父子二人，閉門坐守。糧絶，遂以何首烏當飯。一月許，其父竟愈。此事見上海某報，予曾録存之，今亦在游擊區中，弗能道其詳，然其大致固猶能記憶也。此人癱痪之獲愈，不知果由以何首烏代飯否？然《本草》中所云常服之品，若以之代飯，必有效驗可見，則理有可信也。神農爲古農業之稱，本非指人，如《月令》云：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是也。所謂《神農本草經》者，非謂炎帝神農氏所作之本草經，乃謂農家原本草木性味之書耳。古農家所以能知百草之性者，亦以其所食不專於穀物也。

原刊一九四一年《大美晚報》副刊“午刊”第一期

七〇四疏食下

疏食足濟民食，漢世猶知之。《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九月壬午，令郡縣勸民蓄疏食，以助五穀。其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税二歲。十一年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禀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税。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疏食。十五年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税二歲。《安帝紀》：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宿麥疏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案《劉玄傳》言：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此即所謂疏食也。《漢書·王莽傳》：天鳳五年，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採爲業。間者國張六管，税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莽怒，免興官。然至地皇三年，卒開山澤之防，諸能採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恣聽之，勿令出税，可見疏食關係之大。《劉玄傳》言：入野澤掘鳧茈者，更相侵奪，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此所謂飲食必有訟，而能平理諍訟者，爲衆所推，亦即所謂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者也。元魏嘗罷河東鹽池之税矣，富强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初，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世宗即位，復罷其禁。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强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卒復置監官。然則設官管理，本非徒計利入，亦所以抑豪强而公美利也。而惜乎主管榷者，賢者徒知利國，不肖者且躬肆侵漁也。

《漢書·地理志》言：江南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無千金之家。夫其無積聚而不憂凍餓，正以山澤之利，不與五穀俱荒故也。莽以峻切之政齊之，其致亂宜矣。然龔遂爲渤海太守，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則北方亦未嘗無疏食之利也。《後漢書·江革傳》云：負母逃難，常採拾以爲養。《獨行傳》：范冉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注》引《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此即收斂所餘，龔遂所以欲課民收斂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龍子言樂歲粒米狼戾，小民無遠慮，固不得不有賢長官教督之。或曰：一舉而盡斂之，寡婦之利安在？曰：禮義生於富足，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户，求水火，無勿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豈尚慮寡婦之無以爲養耶？

昧於義者，率言人生而自私，故行私産之制，則地無遺利，其實行私産之制，則遺利多而狼戾亦愈甚。何者？力非爲己，則不出於身，貨不藏於己，即任其棄於地也。《漢書·貨殖傳》言貧者含粟飲水，富者犬馬餘肉粟。犬馬而餘肉粟，豈非狼戾之甚者邪？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六月，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此亦疏食助穀食，惟仍有待於種耳。古之種穀者不得種一穀，以防災害也。見《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詁》。然災害有凡穀者皆不能種，而疏食猶可種者。又有地本不宜於穀，而猶可種疏食者。夫穀食較之疏食，穀食則美矣。然既知穀食，而遂盡廢疏食，則亦無是理。種穀者徒知種穀，穀不可種，遂束手待斃，亦未盡重民食之道也。

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建武之初，野穀旅生，麻尗尤盛，人收其利。《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此遭大亂之後，田畝荒廢，悉變爲平時之山澤也。馮異之入關，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後漢書》本傳。獻帝之幸安邑，亦以棗栗爲糧。《後漢書·伏皇后紀》。《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魏書》，言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建安元年。果實而足食三軍之師，雖曰不得飽；其利之厚，則可見矣。講求農業者，安得不推廣之於穀食之外邪？

《史記·陳丞相世家》曰：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其實糠覈之養人，未必遽遜於穀物也。《漢書·食貨志》言王莽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莽傳》云：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夫至於遣使設教，則必固有其法審矣。大夫謁者教或不善；木可爲酪，則必不誣也。

原刊一九四一年《宇宙風半月刊》百年紀念

七〇五肉食與素食

古惟貴者、老者乃得食肉，庶人之食，魚鱉而已。漢世猶有其風。《漢書·王吉傳》云：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禄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氏能作黄金。蓋漢世居官者，多好畜積餘財，藏金銀錦繡，王氏一不事此，而惟以之自奉養，則固可使人怪其奢，何待能作黄金，彼豈不能預爲他日計，而必一去位即布衣疏食，蓋以爲制度宜然也。《後漢書·崔駰傳》云：子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居常疏食菜羹而已，亦非力不能自奉，以爲禮則然也。《三國·蜀志·費禕傳注》引《禕别傳》曰：禕雅性儉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可見凡人皆布衣素食。其居官而仍素食者，則爲儉德。《後漢書·孔奮傳》：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産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楊震傳》：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黨錮傳》：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三國·吴志·是儀傳》：孫權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奉賜，益田宅。及費禕皆其選也。

孔奮躬率妻子，同甘菜茹，而事母極求珍膳，所以養老也。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後漢書·周燮等傳》。其未去時，豈不能素食，亦以爲養老之禮則然也。《郭泰傳》：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率以成德，亦養老之禮，猶存於野者也。

茅容以草蔬與客同飯，蓋田家待客，本不過爾。故丈人爲子路殺雞爲黍，《論語》亦特記之矣。然即貴人待客，於禮亦不甚奢。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知，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娱，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漢書》本傳。禹之待戴崇，特奢淫之爲，其待彭宣則禮也。《三國·吴志·步騭傳》：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以貧賤遇人，食以菜茹，則知貧賤者食人，亦不過如是也。征羌之失，在其身享大案，殽膳重沓。若以一肉卮酒，與客相對，或如茅容，以草蔬與客同飯，亦不爲失。何則？漢和熹鄧后，朝夕一肉飯，而張禹亦以一肉賜彭宣，知食不重肉，貴人常奉則然，所以待客者，亦不過身所常御，征羌以是待客，又孰得而非之哉？《三國·魏志·武宣卞皇后傳注》引《魏書》曰：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此亦以常禮待客，又可見在平時，雖貴人左右，亦不肉食也。

《漢書·貨殖傳》：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此古田家禮本如是。任氏特家富而不改其故耳。《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燔黍食稗，而燁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滿案。又曰：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媵腊、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士大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又曰：古者不粥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編列，殽施成市。似乎漢人之食，奢侈異常矣。然《論衡》，謂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過今日一大市耳。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申報》云：戰前上海猪肉，日銷五千至八九千頭，大伏重陽，爲清淡之期，日僅四五百頭，通計日二千三四百頭。案此牛羊肉猶不在内也。知《鹽鐵論》之言，有過其實也。閔仲叔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夫以仲叔之廉，豈其貰貸不還，所以不肯與者，蓋以宰殺無多，欲留以待他人之求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漢書·貨殖傳》。則凡小業皆可致富。亦不能以是而言漢世粥飪之盛也。要而言之，漢世之飲食，猶遠較今世爲儉。

無屠沽則食必特殺，因家常畜，惟有雞豚，《鹽鐵論》言：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亦見《散不足篇》。故多殺雞。《三國·魏志·典韋傳》：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仇，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可見相問遺者亦如是，使是處皆有屠肆，適市求之，豈不較殺雞更便，此亦可見漢世屠肆之不甚多也。

原刊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大美晚報》副刊“午刊”

七〇六蔗餳

蔗餳，《唐書》謂其法得自摩揭陀。然《三國·吴志·孫亮傳注》引《吴歷》，謂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江表傳》則謂：亮使黄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裴松之謂：《吴歷》之言，不如《江表傳》爲實。案古人多食飴蜜，蔗餳在此時爲難得之物，記者訛蔗餳爲蜜，事所可有，訛蜜爲蔗餳，則無是理，裴氏之言是也。交州是時亦中國地，使知造蔗餳之法，唐初必無待取之摩揭陀矣。蓋有其物而非自造也。然中國之有蔗餳則舊矣。

七〇七車與騎

車戰之易而爲騎也，自戰争之日烈始也。騎兵利馳逐，則戰場雖廣，而兵士不覺其勞，且可出敵後而斷其援，又旁鈔其兩側，間遇山陵，亦不爲所阻，較之兵車僅限於平原之地數十百里之間，利於持重而不宜於逐利者大異矣。故國土愈廣，戰事波及之地愈遠，則騎兵愈盛，車戰遂日以式微也。

南北朝分裂，垂三百年，南恒爲北弱，其機，實決於元嘉二十七年虜馬飲江之役。此役也，索虜初未能占中國之地，然六州殘破，元氣大傷，恢復之圖，自此遂不易言矣。其所由然，實緣虜於是役，不事攻取，并不求戰勝，而專事殘毁故也。元太祖之攻金，不求下燕京，而四出殘毁，河北遂不可守，與此役頗相似。居國之民，行軍不如行國之便捷，其所殘破之地，即不得如行國之遠。春秋以前，與中原錯處之戎狄，可謂皆在腹心之地，而不能爲深患者，以彼徒我車，擾亂僅及邊鄙也。衛懿公之滅於狄，蓋奇變，不恒有。雖大邑如長葛，亦非戎狄所能入矣，況於蹂躪數千里之地乎？自秦、趙、燕諸國越北山、踰太行而與匈奴隣，則中國始與騎寇相遇；冒頓盛强，北邊之侵擾愈亟，然亦緣邊之地耳，非深入腹裏也。此五胡之所以爲大患，晉初諸臣所以欲徙戎也。然則佛貍之南侵，實爲前此未有之局，此中國之所以不能豫與？佛貍寡謀，豈知以此爲制勝之策，不過肆其殘暴而已。然無意中卻爲戰事創一新局。此世變之所以可畏也。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公孫丑》上。南北朝之世，北擾攘而南安謐者，莫如梁武帝之時，此國家閒暇時也。欲恢復北方，終不能不決勝於中原平曠之地，則非有騎兵不可。周朗之言曰：“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宋書》本傳。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乃梁武未嘗無恢復之圖，而終不聞有馬復之令，疆場之上，惟恃水軍以資扞禦，間欲攻取，亦惟恃決堰爲上策。然則寒山之敗，豈徒淵明之無能哉？觀其徒恃此以取彭城，而知其恢復之無望矣。

中原之地，可以爲牧場與？曰：不可。然當戎馬生郊之日，暫設監牧以擬戎備，夫固無所不可也。《隋書·賀婁子幹傳》：討吐谷渾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希，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虚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祇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營田積穀，實爲進取之基，然散野之民，卒逢踐暴，殆爲勢所必不能免。雖有堡塢，亦不易守。從來偏安之世，北方之不易復，淮南北之彫敝實爲之。其所由然，實以鄰敵，不易謀生聚也。若畫其地爲内外二重，内事田種，外營牧畜，則我之長技，皆與彼同，而生聚之謀易立矣。此從來用長淮者未之及。然予深信其計之可用，抑豈徒南北分争之世，用諸長淮，國境與敵隣接而畏其蹂躪者，皆可以此爲外衛也。

魏戎馬之由來，《魏書·太宗紀》：永興五年正月，“詔諸州六十户出戎馬一匹。”泰常六年二月，“調民二十户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此諸詔令，雖徧及其境内，然能出戎馬者，必以北邊之地爲多。《尒朱榮傳》言其“家世豪擅，財貨豐贏。牛羊駞馬，色别爲羣，谷量而已。”榮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及榮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焉。尒朱氏之所以興，正拓跋氏之所以興也。《鐵弗傳》言衛辰之亡，魏獲其馬牛羊四百餘萬頭。鐵弗氏之久與拓跋爲强對，亦以是也。

《通鑑》：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拓跋珪追柔然，諸將請還，珪問：“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胡三省《注》曰：“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爲副馬。”宋文帝元嘉六年，“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注》曰：“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副馬之制，蒙古猶然。故胡氏言凡北人以通今古，非專指鮮卑言也。《尒朱榮傳》：“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榮之破葛榮，克以寡制衆，馳逐之利，亦有助焉。

《皮豹子傳》：豹子爲仇池鎮將。興安二年，表曰：“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惟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顔枯槁，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以魏人當時兵勢之弱，而宋猶畏之，此騎步不敵之明證也。《宋書·劉敬宣傳》：“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吴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亦南人不習騎戰之徵。

兵車自秦、漢以來，非遂不用也。然特以防衝突，供載運，不恃以逐利矣。《史記·陳涉世家》言：涉起蘄，“行收兵，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又云：周文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似其時行軍，用車仍不爲少。然衛青與匈奴遇，令武剛車自環爲營，李陵之擊匈奴，“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漢書》本傳。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單于遮道急攻陵，陵乃棄車去，士徒斬車輻而持之。史言驃騎將軍車重與大將軍等；又《趙充國傳》言：“義渠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皆車以防衝突供運載之證。《後漢書·南匈奴傳》言：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守，非以之攻戰也。言秦、漢兵制者，多以車騎爲騎兵，材官爲步兵，樓船爲水兵，其實不然。《漢書·刑法志》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越，内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言材官不言車騎。《鼂錯傳》：“材官騶發。”《注》引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則材官與車騎是一。《惠帝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則車與騎又有别。車蓋即所謂車士，《馮唐傳》：唐“拜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是也。騎士之名，則諸書習見，不待徵引矣。《高帝紀》二年《注》引《漢儀注》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習射御者習爲車兵，習騎馳者習爲騎兵，習戰陳者習爲步兵。即材官，不言車士者，騎之爲用尤要，故以騎士該之。抑步兵或不閑車騎之術，車騎則不可不閑步兵之技；故材官爲兵之大名，言材官又可以統車騎也。灌嬰、傅寬、靳歙等皆以騎將立功，而其傳中有車司馬、候騎、將騎、千人將、騎長等名，知將吏之間，所職亦自有别。《張敞傳》言其“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則主車之職，固下於主騎矣。戰車雖可以防衝突，然必以騎兵爲之翼衛，而其勢乃張。何承天撰《安邊論》，其第三策曰：“纂耦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其第二策言浚復城隍，以一城千室計。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宋書》本傳。此徒爲自免計而已。檀道濟之救青州，刁雍策之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魏書·刁雍傳》。此徒用車不能制勝之證。宋武帝伐南燕，分車四千兩爲二翼，方軌徐行，而以騎爲游軍，則聲勢較壯而敵弗能拒。拓跋燾之寇彭城，沈慶之議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走歷城。説雖未行，然慶之畫策素謹慎，其爲是議，必度其可以自達也。吕梁之役，蕭摩訶勸吴明徹“率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猶此意矣。宋武之伐後秦，魏使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帝使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而使朱超石繼之，卒大破虜。兵車之建功，至於是而止矣。然其用，亦仍在拒守自固也。

《宋書·蒯恩傳》：“高祖征孫恩，縣差爲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即給器杖。恩大喜。”此馬士則徒主芻牧而已，并不與戰鬥，故并器杖而無之也。

七〇八鐵面

《唐書·吐蕃傳》：“其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宋史·西夏傳》述其制亦如是，蓋即受諸吐蕃者也。人之最不可傷者爲面，胄雖深，亦不能盡蔽之。此吐蕃所製之所以爲良。《晉書·朱伺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蓋所以補胄之不足。《宋書·殷孝祖傳》：太宗初即位，“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杖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兼護手面，蓋亦鎧胄之良者矣。

七〇九胡考

匈奴爲東方人種，昔之人無異辭也，夏穗卿撰《古代史》，始據《晉書·石季龍載記》，冉閔之誅胡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而疑其形貌有類西方人，然未能言其故也。其後王静安撰《西胡考》、《西胡續考》，博徵故籍，斷言：先漢之世，匈奴、西域，業已兼被胡稱；後漢以降，匈奴寖微，西域遂專胡號；其見卓矣。顧又引冉閔誅胡羯，暨《季龍載記》崔約狎孫珍事，謂羯爲匈奴别部，而其形貌爲高鼻多鬚，則匈奴形貌可想。蓋匈奴之亡，鮮卑起而代之，自是迄於蠕蠕，主北垂者皆鮮卑同族。後魏之末，高車代興，亦與匈奴異種。獨西域人形貌與匈奴相似，故匈奴失國，遂專胡名，則非也。今請得而辯之。

胡之名，初本專指匈奴，後乃貤爲北族通稱，更後，則凡深目高鼻多鬚，形貌與東方人異者，舉以是稱焉。其初貤以稱北族也，以其形貌相同，不可無以爲别，故以方位冠之。烏丸、鮮卑之先，稱爲東胡是也。其後循是例，施諸西北，則曰西胡，曰西域胡。其但曰胡者，略稱也。陳湯之誅郅支，紀云發西域胡兵，傳但稱胡兵。居地可以屢遷，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異，卒不可泯，故匈奴、烏丸、鮮卑等，入中國後，胡名遂隱，惟西域人則始終蒙是稱焉。浸假凡貌類西域人者，皆以是稱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爲種族之别矣。然則胡爲匈奴本名，後轉移於西域者，正以匈奴形貌與中國同，西域則殊異故。乃轉以西域形貌之異，而疑匈奴形貌本不與中國同，則傎矣。近人何君震亞、衛君聚賢撰《匈奴與匈牙利考》，謂匈奴膚色本白，高鼻多鬚，其後鼻低頟闊，頭員膚黄，由與漢族相雜，亦億度而未得其實。匈奴之入居中國者，固可因昏姻相通，變其形貌，其西遷者，則與中國人昏媾甚鮮；即有一二殽雜，斷不能遽變其形貌也。《吕纂載記》：“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蓋時俗以胡形相詬病，故以此相靳，此石宣所以一怒而誅崔約。然必羯貌本不同胡，乃有是怒，否則諱之不可得，轉不以爲忌矣。《三國·吴志·士燮傳》，謂燮出入，胡人夾轂焚香者數十，此胡人必天竺之流。《南史·鄧琬傳》，謂劉胡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可證南人而亦稱爲胡。可見胡名主於形貌，與方位無關矣。然自後漢至唐，胡固猶西方人種與匈奴之公稱也；昔人但知匈奴稱胡，王氏又謂後漢以降，胡名爲西域所專，兩失之矣。

王氏《西胡考》曰：“魏晉以來，凡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實皆西域物也。”其説是也，顧猶不止此。西域諸國，文明程度本高，故其器物之流傳中國者亦夥，北族則無是也。《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宫掖，發掘園陵。”靈帝所好諸物，來自西域，不言可喻。董卓所擁兵，其中容有西域胡，然必不能皆是。《三國·蜀志》：延熙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等率衆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於繁縣。白爲西域姓，然白虎文所率，亦必不能盡爲西域人也。

《晉書·匈奴傳》，謂其入居塞内者十九種，而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屠各事跡，見於史者頗多，蓋其部落本大也。然頗與羌及漢人雜。《石勒載記》：勒討靳準，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送泰於劉曜。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苻堅載記》：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使鄧羌討平之。《苻登載記》：登僭位後，屠各董成、張龍世等應之。姚萇死，登盡衆而東，攻克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姚萇載記》：僭位後如秦州，與苻堅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户。統懼，乃降。《秃髮傉檀載記》：與赫連勃勃戰陽武，爲所敗。慮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率其屬三百人，叛傉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此中惟卜氏爲匈奴四姓之一，餘皆漢姓，蓋二族相殽久矣。《宋書·傅弘之傳》，高祖北伐，弘之與沈田子等自武關入，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内，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人，并驚惋歎息。《柳元景傳》云：龐法起據潼關，關中義徒，處處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此與《姚萇載記》之羌胡同，皆羌與匈奴部落；康雖西域姓，特爲之首領而已，未必其部落中多有深目高鼻之徒。何也？此等羌胡多山居，西胡則未必入山也。見後。

匈奴部落遁居山中者曰稽胡，亦曰山胡，《周書》有傳，云：“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曰山戎、赤狄之後。”二説以前爲是。若如後説，兩漢史籍，不得一言不及也。《周書》所記者：劉蠡升、見後。劉平伏、見《周書·文帝紀》魏大統七年。亦見于謹、豆盧甯、厙狄昌、梁椿、梁臺、侯莫陳崇諸傳。郝阿保、與劉桑德并見《豆盧甯傳》。郝狼皮、劉桑德、郝三郎、白郁久、喬是羅、喬三勿用、喬白郎、喬素勿用、劉没鐸、見《周武帝紀》建德六年。亦見齊煬王憲、趙王招、譙孝王儉、滕開王友、李遷哲、劉雄各傳。劉受羅干，見《周書·宣帝紀》宣政元年，及《越野王盛》、《宇文神舉》、《宇文孝伯傳》。〇《隋書·王誼傳》云：汾州稽胡叛，越王、譙王雖爲總管，并受誼節度。然實遠不止此，今請得而備徵之。《魏書》：太祖登國六年，山胡酋大幡頽、業易于等降附。天興元年，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叛，使庾岳討平之。亦見《岳傳》。鄜城屠各董羌、杏城盧水郝奴各率其衆内附。二年，西河胡帥護諾于内附。太宗永興二年，詔將軍周觀率衆詣西河離石鎮撫山胡。亦見《觀傳》。三年，詔安同等持節循行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亦見《同傳》。是歲，西河胡張賢等率營部内附。五年，赦天下。西河張外、建興王紹，自以所犯罪重，不敢解散。遣元屈鎮并州，劉潔、魏勤等鎮西河。濩澤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署置官屬，攻逼建興郡。屈等討平之。河西胡曹龍、張大頭等入蒲子，逼脅張外。外推龍爲大單于。龍降魏，執送張外，斬之。是歲，吐京叛胡招引赫連屈丐。元屈督劉潔、魏勤討之。兵敗，勤死，潔被執，送屈丐。屈，文安公泥子，見《神元平文諸子孫傳》，又見《劉潔》及《公孫表傳》。神瑞元年，并州刺史樓伏連誘西河胡曹成、吐京胡劉初原，攻殺屈孑所置吐京護軍，并禽叛胡阿度支等。亦見《伏連傳》。屠各帥張文興等率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劉退孤等率部落萬餘家，渡河内屬。二年，河西胡劉雲率數萬户内附。河西飢胡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主，自號單于，建元建平，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衆廢栗斯而立劉虎，號率善王。表兵敗，用崔玄伯計，使叔孫建攝表軍討平之。時泰常元年矣。亦見《天象志》、《靈徵志》、公孫表、崔玄伯、叔孫建、邱惟諸傳。三年，河東胡、蜀五千餘家相率内屬。五年，河西屠各帥黄大虎遣使内附。世祖始光四年，西討赫連昌，濟君子津。三城胡酋鵲子相率内附。神䴥元年，并州胡酋卜田謀反伏誅，餘衆不安。詔王倍斤鎮慮虒撫慰之。王建子。見《建傳》。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屠各隗詰歸率萬餘家内屬。延和二年，崖與安定鎮將延普、涇州刺史狄子玉子玉係羌，見《陸俟傳》。搆隙，攻普，不克，退往胡空谷，驅掠平民，據險自固。轉陸俟爲安定鎮將，追討崖等，皆獲之。亦見《俟傳》。隴西休屠王弘祖率衆内屬。金崖既死，部人立其從弟當川。三年，常山王素討獲之，斬於長安以徇。是歲，命諸軍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亦見《娥清奚眷傳》。大破其餘黨於五原。太延三年，討其餘黨於西河，滅之。世祖攻白龍，以輕出爲所窘，賴陳建以免。見《建傳》。又《宋書·薛安都傳》：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胡白龍子，滅之。太平真君六年，二月，西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三月，酒泉公郝温反於杏城，殺守將王幡。縣吏蓋鮮率宗族討温，温棄城走，自殺。九月，盧水胡蓋吴復反於杏城。遣其部落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分兵略臨晉、長安。河東蜀薛永宗永宗，汾陰人，見《裴駿傳》。又案汾陰薛氏，爲蜀中大姓，見《薛辯傳》。當時胡、蜀關係甚密。入汾曲，受其位號。魏兵屢敗，世祖親征經年，僅乃克之。吴未平時，金城邊冏、天水梁會反，據上邽東城。休官屠各及諸雜户二萬餘人，爲之形援。秦州刺史封勑文擊斬冏。衆復推會爲帥。安定屠各路那羅亦與之合。安豐公閭根與勑文并討，會走漢中。蓋吴之亡，并禽路那羅，而略陽王元達，復因梁會之反，聚衆攻城，招引休官、屠各，推天水休官王宦興爲秦地王。復爲勑文所破。以上兼據《勑文傳》。八年，吐京胡阻險爲盜，武昌王提、淮南王他討之，不下。山胡曹僕渾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諸胡。提等引軍討僕渾。高涼王那自安定討平朔方胡，與提等共攻僕渾，斬之。亦見《神元平文諸子孫》及《道武七王傳》。高宗興安元年，隴西屠各王景文叛。詔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討平之。亦見《于栗磾傳》。和平元年，遣樂安王良、皮豹子兩道討河西叛胡。高祖太和二十年，右將軍元隆大破汾州叛胡。二十一年，南巡，次離石。叛胡歸罪，宥之。世宗永平四年，汾州劉龍駒反，薛和討破之。亦見《辛紹光傳》，云胡賊，又云作逆華州。肅宗正光五年，汾州山胡薛羽等爲寇，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裴良爲西北道行臺，被圍於汾州。裴延儁、章武王融等討之。延儁以疾還，融等與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悦回成等戰，敗績。宜都等乘勝圍城。良出戰，於陳斬回成，復誘諸胡斬送宜都首。然劉蠡升衆復振，良卒與城人奔西河。見《融》及《延儁傳》。孝昌元年，蠡升遂自稱天子。二年，絳蜀陳雙熾亦自號建始王。遣長孫稚討平之。其羣胡北連蠡升，南通絳蜀者，裴慶孫自軹關入討，至陽胡城，於其地立邵郡。見《延儁傳》。而蠡升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患，謂之胡荒。至孝静帝天平二年，北齊神武帝乃討平之。亦見《北齊書·神武紀》。又《崔挺傳》：從父弟元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頻破胡賊，郡内以安。其明年，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反。立百官，建年號。神武復討平之。此條見《北齊書·神武紀》及《皮景和傳》。武定二年，神武復與文襄討山胡，俘獲萬餘户，分配諸州。此條見《魏書·孝静帝紀》。石樓之險，自魏世不能至，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山胡圍離石，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亦見《薛循義傳》。明年，乃與斛律金、常山王演犄角，攻破石樓。以上皆見本紀。其見列傳者：則魏世有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爲主，建年號，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屠各陳瞻亦聚衆反。以濟陰王之子麗爲秦州刺史，率楊椿討平之。見《景穆十二王》及《楊播傳》。高祖初，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南安惠王第二子彬行汾州事，討平之，因除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謀反，又率州兵討破之。本傳及《奚康生傳》。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穆崇玄孫羆爲吐京鎮將，討滅之。本傳。陸真爲長安鎮將，胡賊帥賀略孫叛於石樓，真擊破之。泰常初，郡縣斬叛胡翟猛雀於林慮山，遺種竄行唐、襄國，周幾追討，盡誅之。上邽休官吕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吕羅漢討禽之。以上皆見本傳。此外《魏書》來大千、尉撥、封軌、《封懿傳》。李洪之、王椿、《王叡傳》。《北齊書》皮景和、鮮于世榮、綦連猛、元景安、《周書》李㯹、《李弼傳》。達奚武、楊忠、韓果、辛威、宇文深、《宇文測傳》。竇熾、韋孝寬、楊㯹、王子直、《北史》魏城陽王徽、韓均、《韓茂傳》。房豹、《房法壽傳》。房謨、《隋書》虞慶則、宇文慶、侯莫陳頴、慕容三藏諸傳，亦咸有征撫山胡之事。諸胡中惟劉、卜、蓋、《魏書·官氏志》：蓋樓氏，後改爲蓋氏。呼延、賀悦爲北族姓，白爲西域姓，白亞栗斯究複姓，抑但姓白，頗難定。史雖稱爲栗斯，然昔時於外國人名，固恒截取其末兩字爲稱也。餘皆漢姓矣。跡其所爲，則據山險，《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安定靖王次子燮，世宗初，除華州刺史，表言“州治李潤堡，胡夷内附，遂爲戎落。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北齊書·皮景和傳》：征步落稽，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周書·韓果傳》：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均可見其所居之深阻。事劫掠，《北史·城陽王長壽傳》：孫徽，明帝時爲并州刺史。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韓茂傳》：子均，除廣阿鎮大將。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周書·韋孝寬傳》：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汾州之北，離石之南，悉是生胡，鈔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孝寬當其要處，置一大城，遣開府姚岳監築之。《隋書·郭榮傳》：宇文護以稽胡數爲寇，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漏籍而不供租税，《魏書·景穆十二王傳》：京兆王子推子遥，肅宗初，遷冀州刺史。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欲税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遥。《周幾傳》：白澗、行唐民數千家，負險不供租税，幾與長孫道生宣示禍福，逃民遂還。征討俘獲，動至千萬。其最多者，曹僕渾之平，赴險死者以萬數。劉虎之敗，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沁而死，水爲不流，虜其男女十餘萬口。劉蠡升之亡，《魏書》云獲逋逃二萬餘户，《北史》云胡、魏五萬户，則逋逃與胡人數略相等也。文宣之破石樓，斬首數萬級，獲雜畜十餘萬。招以仁政，亦有不待兵而服者。《魏書·穆崇傳》：玄孫羆。改吐京鎮爲汾州，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居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人詣羆請之。羆爲表請，高祖從焉。《尉撥傳》：出爲杏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郡屠各、盧水胡八百餘落，盡附爲民。《王叡傳》：子椿，孝昌中尒朱榮表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周書·楊㯹傳》：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㯹往慰撫。㯹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㯹入朝者。《隋書·虞慶則傳》：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户。〇當時山民，實多苦賦役逃死者，然上之人遇之殊酷，征討斬殺無論矣，即平時亦然。《魏書·李彪傳》，謂彪慰喻汾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其一事也。哀哀生民，復何所逃死邪？〇齊文宣之平石樓，《北史》云男子十二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其酷如此。或謂積重之勢，不得不然，然《魏書·李洪之傳》云：河西羌胡反，顯祖親征，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則拒戰者亦不過求免死耳，初不必妄肆殺戮，而後可服也。且其人本亦服征役，《魏書·尉元傳》：上表言彭城戍兵多是胡人，欲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又以中州鮮卑增其兵數。《劉潔傳》：與建寧王崇於三城胡部中簡兵六千，將以戍姑臧。胡不從命，千餘人叛走。潔與崇擊誅之，虜其男女數千人。《周書·韋孝寬傳》：陳平齊之策，欲使北山稽胡絶汾晉之路。建德五年，趙王招自華谷攻汾州，果發稽胡，與大軍犄角。《隋書·豆盧勣傳》：子毓，爲漢王諒主簿。諒反，毓閉城拒之，遣稽胡守堞。皆稽胡從戍事之證。《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脩築長城，二旬而罷。是役也，胡亡者千餘人，命韋沖綏懷，月餘，并赴長城，見《韋世康傳》。又唐隱太子討劉仚成，揚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羣胡執版築，而陰勒兵執殺之。新舊《唐書》本傳皆同。皆稽胡服力役之證也。輸軍資，《周書·楊忠傳》：保定四年，大軍東伐，晉公護出洛陽，命忠出沃野以應突厥。時軍糧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是胡人亦能供軍也。齊文宣九錫之命曰：“胡人别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馮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雖有溢美之辭，必非盡子虚矣。得之則可配郡縣，太平真君六年、武定二年之役見前。又呼延鐵、張崇之叛，史言由於不樂内徙。討白龍餘黨時，詔山胡爲白龍所逼及歸降者，聽爲平民。王景文之平，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純與三國時之山越、南北朝時之羣蠻同。知雜居其間者，實以漢人爲多。又其人與蜀甚親，蜀即賨，亦久與漢人相雜。其舉事者或稱單于，或稱天子，非襲匈奴舊名，即用漢族尊號，亦可見其與西域無干。山胡與索虜相抗者甚多，惟蓋吴爲有雄略。其將白廣平，實可疑爲西域種。又吴之死，《魏書·陸俟傳》云其爲二叔所殺，《宋書·索虜傳》則云屠各反叛，吴自討之，爲流矢所中死，疑《宋書》之言爲實。二叔蓋會逢其適，借以要功耳。然則吴本客族，故屠各叛之邪？非也。内相乖攜，何國蔑有？觀吴上宋室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聲討索虜，辭嚴義正，儼然以神明之胄自居。蓋北族久居中原，深漸漢化者。白固非必胡姓，即謂爲胡姓，亦爲吴效奔走者耳，不得以此，并疑吴爲西胡也。《隋書·侯莫陳頴傳》：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没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以頴言而止。則知漢人除逋逃入胡者外，又有爲其所略者。胡中漢人之多可知。雖以故爲夷落，仍稱爲胡，實則十之八九，未嘗非神明之胄也。十九種蓋以微矣，而況於深目高鼻之徒歟？

隋有天下後，胡患頗息，然及大業十年，復有劉苗王之叛。見《隋書·本紀》。其子季真、六兒繼之，至唐初始平。見《新唐書·本紀》武德二、三年。新舊《唐書》有《季真傳》。又見《北史·隋宗室諸王·離石太守子崇》，《唐書·宗室·襄武王琛傳》。唐兵之起也，稽胡五萬略宜春，竇軌討破之。《舊唐書·竇威傳》。其時又有劉迦論者據雕陰，稽胡劉鷂子，與相影響。《舊唐書·屈突通傳》。至太宗進取涇陽，乃擊破之。《新唐書·本紀》。馬三寶從平京師，亦别擊破叛胡劉拔真於北山，《新唐書》本傳。稽胡大帥劉仚成部落數萬，爲邊害，隱太子討之，破之鄜州，詐誅六千餘人。事在武德三、四年。見《新唐書·本紀》。仚成降師都，師都信讒殺之。其下乃多叛，來降。新舊《唐書·師都傳》。高宗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以叛。此據《舊唐書·程務挺傳》。《新唐書》則云：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平城叛。程務挺討禽之。至中葉後，僕固懷恩上書自陳，尚有鄜坊稽胡草擾之語。《舊唐書》本傳。又據《舊唐書·吐蕃傳》：大曆九年四月，以吐蕃侵擾，豫爲邊備，降勑，令郭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步馬五萬，嚴會栒邑。則至安史亂後，其部落猶有存者。其同化亦可謂難矣。然此特其種姓可稽，其俗尚當無以異於華人也。

匈奴人入中原者，其境遇可分三等：上焉者，頗漸染中原之文教，如劉元海、劉聰、劉曜、劉宣、卜珝之徒是也。卜珝見《晉書·藝術傳》，元海等均見《載記》。雖或有溢美之詞，亦必不能盡誣也。又有離石胡人劉薩阿，出家名慧達，見《梁書·諸夷傳》。次之者則從戎事，冉閔所誅及魏時戍彭城者，蓋即其倫。魏太武與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與胡，無不利。”《宋書·質傳》。知冉閔屠戮後，其衆之在行間者尚多也。然其從事田作者實尤多。此等能漢語者，蓋多已與漢人無别，其不能者，則入山而爲山胡矣。《周書·稽胡傳》曰：“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其渠帥頗識文字，然語類夷狄，因譯乃通。”

《晉書·北狄傳》云：“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户大同，而不輸貢賦。”此特招懷寬典，不責之以輸將，非其人不習農事也。其衆既至千萬落，沿邊雖云土滿，不得盡爲牧場，非力耕何以自存乎？《傳》又云：“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復與晉人雜居。”《石勒載記》言其“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又言“鄔人郭敬、陽曲寧驅，并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又言勒與李陽鄰居，歲嘗争麻地，互相毆擊。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明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晉書·王恂傳》，言太原諸郡，以匈奴人爲田客，動有百數，觀勒事而知其不誣矣。《苻堅載記》云：“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内地。堅許之。”《宋書·索虜傳》亦云：“朔方以西，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悉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内。”知匈奴之居緣邊者，亦皆能勤事耕牧，況於内地？當風塵澒洞之日，不避之山深林密之地而安歸哉？冉閔所誅，《載記》不言其數。《晉書·天文志》：月奄犯五緯下云“十萬餘人”，月五星犯列舍妖星客星下云“十餘萬人”。疑亦當作十萬餘。《宋書·天文志》同。《韋謏傳》言閔“以降胡一千處麾下”，又載謏諫閔之辭，則云“降胡數千”。降者之數如此，不降者度亦不過倍蓰。鄴中之數如此，益以四方屯戍，辜較不過十萬。二志所云，當非虚語。此於匈奴之衆，蓋不過十一耳，宜其從征戍者猶多，入山林者逾衆也。夫争名者必於朝，争利者必於市，未有退居田野者也。西胡之入中國，大抵以朝貢或行賈，其文明程度素高，未必甘爲胼手胝足之事，故山胡雖種落繁熾，絶不聞其中有深目高鼻之徒。白廣平等庸或西域種，不過平時爲之大長，戰時爲之支將而已矣。此猶太伯之居吴，無余之處越，以君之資章甫，而謂其民悉襲冠裳，可乎？冉閔之誅胡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則以殺機既動，見異類即誅鋤之，而不暇别擇耳。正惟胡羯非高鼻多鬚，故高鼻多鬚之死爲濫，安得以此轉疑胡羯之貌爲高鼻多鬚乎？

《北齊書·楊愔傳》云：“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北史·柳虯傳》，謂雍州有胡家被劫，廣陵王欣家奴與焉。必其家故富厚，乃爲盜賊所覬覦，此蓋皆賈胡之流。又《元諧傳》：諧與王誼往來，胡僧告其謀反。此胡僧必與朝士相交通，故能誣陷勳舊也。《齊幼主本紀》云：幼主時，“諸宫奴婢、閹人、商人、胡户、雜户、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而《恩倖傳》云：“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眼鼻深險，一無可用。”眼鼻深險，即深目高鼻之謂。史爲昭武九姓之國，當時西胡，固多以國名爲姓也。此皆南北朝之世西胡事跡可徵者，與匈奴、羯固迥不侔矣。

《宋書·天文志》：咸和六年，正月，“胡賊殺掠婁、武進二縣民。於是遣戍中州。明年，胡賊又略南沙、海虞民。”此胡賊當是航海來之賈胡。《恩倖傳》有于天寶，其先胡人，亦當是西胡，惟不知其何時來，航海抑遵陸耳。《州郡志》：“華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此則稽胡之類，來自并、雍者也。故知以一“胡”字通稱西北二族，當時南北皆然。

《晉書·石勒載記》云：“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邪奕于，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并爲部落小率。”《魏書·羯胡傳》無“羌渠之胄”四字，而多“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十四字。羌渠二字，可有二解；匈奴單于之名，一也。《晉書·北狄傳》，述匈奴入居塞内者十九種，中有羌渠，二也。外夷有名不諱，或即以先世之名爲種號，則二名仍係一實矣。然竊疑非也。羌渠卒於中平五年。石勒卒於咸和七年，年六十，當生於泰始九年。上距中平五年八十五歲。勒果羌渠之胄，非其曾孫，即其玄孫，安得不詳其世數，泛言胄裔乎？匈奴單于入居中國者，於扶羅、呼廚泉，皆羌渠子。劉元海者，於扶羅之孫，而羌渠之曾孫也。勒果亦羌渠後，則於單于爲近屬，安得父祖已微爲小率，勒且爲人耕作，隨人商販，至於爲人縛賣乎？於扶羅之衆留漢者，左部居太原、泫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曷嘗有散居武鄉者？且勒果先單于後，安得云别部乎？故知此羌渠二字，必非單于之名。抑予并疑其非十九種中之羌渠種。何也？勒之稱趙王也，號胡爲國人。下令禁國人不得報嫂，及在喪昏取，其燒葬令如本俗。報嫂固匈奴舊俗，在喪昏取，或亦非所禁，燒葬則匈奴不聞有是也，惟氐羌有之。然則羌渠之胄，猶言羌酋之裔耳。《載記》言勒之討靳準也，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及攻準於平陽，巴帥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皆以羌羯連言，其情若甚親者，豈無因哉？《晉書·張實傳》：愍帝將降劉曜，下詔於實曰：“羯胡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實叔父肅，請爲先鋒擊曜。實不許。肅曰：“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逕皆稱匈奴爲羯，則以羯與匈奴，雜居既久耳。其流合，其原未必同也。

《舊唐書·唐休璟傳》：“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略州縣。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營州）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則羯種至唐，尚有存於東北者。杜陵《詠懷古跡》詩稱安禄山爲羯胡，疑亦必有所據也。

西胡譸張於北族之中，蓋自柔然時始。前乎此者，匈奴、鮮卑，皆東方種；柔然雖鮮卑别部，所用實多鐵勒之衆，鐵勒固自北海蔓延於兩海之間者也。柔然之敗而復振也，雖曰乘魏之衰，然其社句可汗名婆羅門，實爲胡語。其姊妹三人，皆妻嚈噠，又自豆崙以後，與鐵勒副伏至羅部争，多在西域之地。副伏至羅與嚈噠，亦關係甚深。然則柔然當衰敝之時，實與西域諸國頗密。其蹶而復起，安知不有西域人爲之主謀？特史於四裔事多荒略，弗能道耳。至於突厥，則有資於西胡殊顯。裴矩言突厥淳陋，易離間，但内多羣胡教道之。因以計誅史蜀胡悉。《新唐書》本傳。始畢時事。張公謹策突厥可取曰：“頡利疏突厥，親諸胡，胡性反覆，大軍臨之，内必生變。”《新唐書》本傳。是突厥以諸胡强，亦以諸胡亡也。《唐書·突厥傳》，言突厥再亡，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見《回紇傳》，蓋皆鐵勒。史言其處磧北，然實近西域。九姓部落，蔓衍甚廣。頡利之敗於白道也，屯營磧口，遣使請和。詔唐儉往赦之。李靖、李勣相與謀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度磧，保於九姓，追則難及。今詔使至，彼必弛備，隨後襲之，不戰而平賊矣。又陳子昂上疏，言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强大，臣伏中國。今九姓叛亡，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惟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新唐書·突厥傳》言默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輕歸不設備，爲拔野固殘卒所殺。此皆以九姓在磧北者也。《新唐書·方鎮表》，言河西節度使治涼州，副使治甘州，景雲元年置，督察九姓部落。而陳子昂亦言甘州北當九姓，則地接河西矣。薛仁貴之定天山也，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千人來拒，仁貴并阬殺之。新舊《書》皆言九姓自此遂衰，則天山又其薈萃之區也。蓋自伊列河以往，乃十姓地，其東皆九姓也。〇《張説傳》：王晙誅河曲降虜，并州大同、横野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説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慰撫之。九姓感其義，乃安。此九姓，乃開元時内附，散居太原以北，置天兵軍領之者。見《張嘉貞傳》。《回紇傳》：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居資殖産甚厚。蘇定方之征賀魯也，至怛篤城，有胡降附，定方盡殺之，而取其資財。新舊《唐書》本傳同。蓋其人皆賈胡之流。回紇居中國者，多以放債爲事，蓋非回紇，實九姓胡爲之也。張光晟言回紇非素强，助之者九胡爾。《新唐書·回紇傳》。是回紇亦以西胡强也。史朝義平後，回紇留其將安恪、石常庭於河陽，以守護所掠財物。見新舊《唐書·馬燧》、《李忠臣傳》。又張光晟殺突董後，回紇使康赤心來。安、石、康皆胡姓，知回紇中西胡多矣。不特此也，北族喪敗之餘，往往得西胡而復振。河曲六州，雖屢反側，訖無能爲，及康待賓用之，則六州皆陷，卒空其地而禍始已。與待賓俱叛者，曰安慕容，曰何黑奴，曰石神奴，曰康鐵頭，繼待賓而叛者曰康願子，皆胡姓也。《張孝忠傳》，言禄山使破九姓突厥，新舊《唐書》同。則九姓蔓衍，已及東方。而賈胡亦即隨之而至，《舊唐書·地理志》言燕、威、慎、玄、崇、夷賓、師、鮮、帶、黎、沃、昌、歸義、瑞、信、青山、凛十七州，皆東北蕃降胡散處。皆在幽州、營州境内。其中瑞州以處突厥、凛州以處降胡，《新唐書》亦以凛州爲降胡州。餘爲靺鞨、奚、契丹、室韋、海外新羅等。此諸種落，蓋皆有交關，而胡人仍操貿遷之業。故兩書《宋慶禮傳》，皆言其復立營州，招集賈胡，爲立邸肆也。兩書皆言安禄山、史思明通六蕃語，爲互市郎，蓋亦賈胡中之佼佼者矣。《舊書》言禄山爲柳城雜種胡，本無姓氏。《新唐書》謂其本姓康。胡未聞無姓氏，《新唐書》之言是也。史思明，《新唐書》言爲突厥種，《舊唐書》謂爲突厥雜種胡人。思明貌廞目側鼻，蓋猶類胡，《舊唐書》之言是也。然則二人非特躬操駔儈之業，其種姓固亦出西胡矣。王氏引《侯鯖録》，言後唐莊宗像，兩眼外皆髭，此即所謂多須髯者。《五代史·氏叔琮傳》，言晉人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舊史》作深目虬鬚，貌如沙陀。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禽晉二人以歸。此所謂晉人，實即沙陀。沙陀之狀貌，斷可識矣。五代諸臣，出代北者多胡姓，如康福、蔚州人，世爲軍校。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於相州。福善諸戎語，明帝嘗召入便殿，訪以外事，輒爲蕃語以對。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康義誠、代北三部落人。康延孝、塞北部落人。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人。安重榮、朔州人。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部人。案存信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子從訓，《舊唐書》亦言其善蕃字，通佛理，亦必與西胡關係甚深者也。安審琦、其先沙陀部人。白奉進，雲州清塞軍人，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爲事。皆是也。然則沙陀雖云突厥，其與西胡相殽，亦云甚矣。《五代史·雜傳》，馬重績，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明數術，通歷法，疑亦西域種也。蓋北族雖勁悍，然文明程度不高，故非有曠世之才，如冒頓、阿保機、帖木真者以用之，即不能以自振，西胡則不然也。安史之亂，實可謂西胡驅北族以成之者。康待賓亦其流，沙陀特其禍之尤烈者耳。然則西胡雖不能以獨力擾亂中原，固亦不能謂其不足爲患矣。

文明人入野蠻部落中，往往爲所尊奉。《五代史·康福傳》云：“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嘗自言沙陀種也。福常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沙陀之見尊可想。此李克用父子所由能收率北族，横行中原歟？

唐世於四夷，凡貌類白種者，仍稱之爲胡。《舊唐書·楊元琰傳》：元琰奏請出家，“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剃卻胡頭，豈不妙也？元琰多鬚類胡，暉以此言戲之。”又《五代史·慕容彦超傳》，謂其“黑色胡髯，號閻崑崙”，皆可爲證。《新唐書·高宗紀》，顯慶元年，“禁胡人爲幻戲者”。此胡人，亦必來自西域之白種也。

原刊《國學論衡》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