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〇

一盤古考

今世俗無不知有盤古氏者，叩以盤古事跡，則不能言，蓋其説甚舊，故傳之甚廣，而又甚荒矣。

盤古故事，見於《五運歷年記》者曰：“元氣濛鴻，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據《繹史》卷一引。見於《述異記》者曰：“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説：盤古氏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先儒説：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説：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吴楚間説：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據《漢魏叢書》本。《繹史》無末十一字。見於《三五曆記》者曰：“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據《繹史》卷一引。案《厄泰梨雅優婆尼沙曇》（Aitareya Upanishad）云：“太古有阿德摩（Atman），先造世界。世界既成，後造人。此人有口，始有言；有言，乃有火。此人有鼻，始有息；有息，乃有風。此人有目，始有視；有視，乃有日。此人有耳，始有聽；有聽，乃有空。此人有膚，始有毛髮；有毛髮，乃有植物。此人有心，始有念；有念，乃有月。此人有臍，始有出氣；有出氣，乃有死。此人有陰陽，始有精；有精，乃有水。”《外道小乘涅槃論》云：“本無日月星辰，虚空及地，惟有大水。時大安荼生。形如雞子，周匝金色。時熟破爲二段：一段在上作天，一段在下作地。”《摩登伽經》云：“自在以頭爲天，足爲地，目爲日月，腹爲虚空，髮爲草木，流涙爲河，衆骨爲山，大小便利爲海。”《五運歷年記》、《三五曆記》之説，蓋皆象教東來之後，雜彼外道之説而成。《述異記》首數語，即《五運歷年記》之説。秦漢間俗説亦同。此説疑不出秦漢間，任氏誤也。至其所謂先儒説、古説、吴楚間説者，則皆各自爲説，與上諸説不同。

《山海經·海外北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䏿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大荒北經》云：“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此二者即一事，皆謂其身生存，不謂已死，《述異記》所謂先儒説及古説者蓋如此。《路史》謂：“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晴。”《初三皇紀》。可見《述異記》所謂古説者流傳之久矣。至其所謂吴楚間説者，則盤古氏明有夫妻二人，與一身化爲萬有之説，尤釐然各别。

盤古即盤瓠之説，始於夏穗卿。見所作《古代史》。予昔亦信之，今乃知其非也。盤瓠事跡，見於《後漢書·南蠻傳》，其説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吴將軍頭者，購黄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吴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絶，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内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税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水經·沅水注》與此説同而辭較略，云：“今武陵郡夷，即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適孫世寶録之。”夏氏謂漢族古帝，蹤跡多在北方，獨盤古祠在桂林，墓在南海，疑本苗族神話，而漢族誤襲爲己有。案干寶《晉紀》，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皆謂“歲首祭盤瓠，雜糅魚肉酒飯於木槽，叩槽羣號爲禮”。《文獻通考·四裔考》引。而今粤西巖峒中，猶有盤古廟，以舊曆六月二日爲盤古生日，遠近聚集，致祭極虔；此予昔所以信夏氏之説也。由今思之，殊不其然。凡神話傳説，雖今古不同，必有沿襲轉移之跡，未有若盤古、槃瓠之説，絶不相蒙者。《後漢書注》云：“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黄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水經注》云：“武水源出武山。水源石上，有槃瓠跡猶存矣。”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遥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像也。”《路史·發揮》云：“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啓。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天下之有奇跡也。”《注》云：“黄閔《武陵記》云：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山窟前石獸，石羊，奇跡尤多。《辰州圖經》云：隍石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户，起居飲食類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𤢖。四曰犵獠。雖自爲區别，而衣服趨向，大略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於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䱹，椎鼓踏歌，謂之樣。樣，蠻語祭也。云容萬人，循俗之妄。”自唐迄宋，遺跡依然，足見《後漢書》所謂槃瓠者，實僅指武山一種落。《後漢書》説雖荒唐，中實隱藏實事。如衣服，居處，語言，俗尚，及中國待之之寬典等。獨力、僕鑒，蓋其衣結之名。精夫之精，義雖難解，夫固漢族稱長上之辭，如大夫，千夫是也。姎徒尤確爲漢語。其事託之高辛者。楚之先，爲高辛火正。楚與吴世讎。吴將軍，蓋本謂吴之將軍。復以槃瓠狗種，稱其人爲犬戎，以冠吴將軍上，遂若吴爲其人之氏族矣。《公羊》言“楚王妻媦”，同姓爲昏，楚蓋自有此俗。《廣韻》獛字注引《山海經》云：“獛鉛，南極之夷。尾長數寸。巢居山林。”今經無。《後漢書》述哀牢夷，亦云“衣皆著尾”。濮之先，固亦在荆豫之域，《左氏》：“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昭公九年。又云“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是也。昭公十九年。將軍，戰國後語。金以鎰計，封以户數，亦皆秦漢時制。然則槃瓠傳説，蓋起於楚，而經秦漢後人之改易，所指固不甚廣，其原亦非甚古也。孰與夫盤古之説，東漸吴會，南踰嶺表，且視爲凡生民之始者哉？《路史》又謂會昌有盤古山；湘鄉有盤古堡；雩都有盤古祠；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又引《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廟；與所謂荆湖南北，以盤古生日候月陰晴者，固與槃瓠渺不相涉。《述異記》謂：“南海中有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爲姓。”則盤古亦自有種落，此當與南海之盤古墓、桂林之盤古祠有關。吴楚間盤古之説，蓋亦同出一原。惟本夫妻二人，故有墓；若一身既化爲萬有矣，又何墓之有焉？豈聞創造天地萬物之神，乃待以衣冠爲冢者哉？然其與槃瓠之説，不可緄而爲一，則又無待再計矣。

《路史》又引《玄中記》云：“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曰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經注》狗封氏事，與《記》所言一同，知爲景純。”羅氏因謂槃瓠之説，乃因《山海經》而譌。今案《海内北經》云：“在崑崙墟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郭《注》云：“昔槃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狗封之民也。”又曰：“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注》云：“黄帝之後卞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爲此國，言狗國也。”郭《注》又云：“《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成王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黄金，項若雞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駮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黄之乘壽千歲者。惟名有不同，説有小錯，其實一物耳。今博舉之，以廣異聞也。”《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注》云：“言自相配合也。”案郭注《海内北經》之犬戎，即本《大荒經》爲説。《書大傳》所云犬戎文馬，即散宜生取之以獻紂者，其爲西北之國可知。《海内北經》“犬封國曰犬戎國”，曰上當有奪字。《經》本不以犬封、犬戎爲一，《注》意尤皎然可明，謂其由一説傳譌，似近武斷。會稽海中，不知果有槃瓠傳説否？即使有之，亦武山種落，播越在東，或則東野之言，輾轉傳布；要不容與盤古之説并爲一談也。

《路史》又引《地理坤鑑》云：“盤古龍首人身。”《地理坤鑑》，非必可信之書，然小道可觀，其言亦時有所本。《魯靈光殿賦》曰：“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犧鱗身，女媧蛇軀。”李善注：“《列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又云：“《玄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軀。”畫壁之技，必自古相傳，匪由新創。古帝形貌，皆象龍蛇，則以文明肇啓，實在江海之會也。會稽、南海，皆尊盤古，固其宜矣。是其年代，必遠在高辛之前，安得與槃瓠之説并爲一談邪？

原刊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時事新報》副刊“古代文化”第二十一期；一九三九年四月改定，收入《古史辨》第七册

二古史時地略説上

古史者，史之闕誤最甚者也，得史前史以相證補，爲益可謂弘多。然史前史之年代，遠較古史爲長；其地域，亦遠較古史爲廣；不審所欲補證者，略在何時何地，而貿然引古跡以相明，則謬矣。如今人或以周口店之遺跡與伏羲氏事相傅會是也。然則欲治古史，不可不先審其所述者略爲何時何地之事明矣。然一言及此，人必以爲甚難，以古史所述，二者皆極茫昧也。

試論其時。最使人遑惑者，爲其所説年代之長。《廣雅·釋天》曰：“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司馬貞《補三皇本紀》曰：“《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豈不使人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今案將古史年代説至極長者，其説皆出緯候；而其所借資者，則爲曆法。《續漢書·律曆志》載靈帝熹平四年蔡邕議曆法：謂《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三統曆以十九年爲章，四章七十六年爲蔀，二十蔀千五百二十年爲紀，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爲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者，一元與六百十三相因之數。《路史·餘論》引《命曆序》，謂自開闢至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漢書·王莽傳》：莽改元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曆號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者，三萬六千與九十一相因之數也。蓋是時之人，以一切演進之跡，皆爲兩間自然之運，而古書述諸演進之跡者，悉傅諸帝王一人之身，緯説好爲侈大，乃借資曆法，假設一天地闢設之年。而以古書中諸帝王分隸其後，則其歷時不得不極長。如《禮記》大題《正義》引《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人在伏羲前，始王天下也。”又引《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譙周《古史考》：“遂人，次有三姓至伏羲。”《曲禮正義》引譙周云：“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祭法正義》又引《命曆序》云：炎帝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黄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閩本二千作一千，惠棟校宋本同。”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則是物也。知其所由來，則知此説原屬假設，本不能據爲典要，亦無人據爲典要，可以置諸不論也。此説雖荒唐，亦有一用處，樹立古史紀年之法是也。史有確實之紀年甚遲，而治古史者所欲求則甚遠，不必史前史，即昔人之所著，其去確實之紀年亦遠矣。以確實之紀年爲元，自此以前，不得不逆計，究極不便。假設一較遠之年爲元，則此弊免矣。

古史所言古人年壽，亦不足據。《大戴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黄帝三百年，請問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榮伊之言，固不近情；孔子之言，亦豈中理？今案古人述人事跡，大抵先定其壽爲百年，乃以其事分隸之。《史記·五帝本紀》言：“堯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古四十而仕，過三十即可言四十，故舜以三十登庸。相堯歷一世，中苞居喪二年，則踐帝位必六十一。自其翼年起計，在位三十九年，適百歲也。然如此，則堯祗得九十八，故又有爲之彌縫者。《詩·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是也。此舉其立説最密者，餘類此者尚多。《書·無逸》言殷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殘碑作百年。《吕刑》言穆王享國百年，《史記·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言百年者皆舊説也。《禮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亦以文王之年爲百歲也。此蓋古人好舉成數之習？《漢書·律曆志》譏張壽王言舜、禹年歲不合人年，此亦不免焉。然較諸緯説之弘大不經，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計矣。

史事不能臆説，亦不能憑記憶以約略言之，故前二説皆不足用。求可信者，必資記載。記載爲史官之職。古代史籍傳諸後世，可爲考校年代之資者，“譜諜獨記世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語。爲用最微。記言之史，或具一事之年月，而前後不能貫串。惟記事之史，多用編年之體，有歷時甚久者，傳之於後。古史之年代，固可大詳，即或不然，亦可以諸國之史，互相校補，其爲用誠甚大也。《漢書·律曆志》曰：“《春秋》、《殷曆》，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爲紀。”即以各國之史互相校補也。《史記·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此周室二字，當苞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周室能徧藏各國之史也。秦人焚書，於凡《詩》《書》，關係實淺。自漢以降，更無祖龍，而諸史《藝文》、《經籍志》所載之書，皆佚多存少，果何往哉？惟史記在秦時爲官書，使無祖龍之焚，漢代所存，決不止此。考證之方，愈後愈密，史籍之存者多，古史年代之詳明，亦必不止如今日矣，誠可惜也。《史記·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此所據者爲譜諜。又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此所據者，爲編年之史。又曰：“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録。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此所據者，則記事之史也。《史記》紀年起於共和，早於《春秋》所託始者百十有九年。《韓非子·説難》曰：“《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記》謂史記，云周宣王以來，蓋所見者止此。宣王元年，後於共和者十有四年。足見諸家所考得之年代，大略相近，然非此之外遂無可考也。《三代世表》又曰：“余讀諜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虚哉？”此即《十二諸侯年表》所謂“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者。譜諜即《世表》所著。數家隆於神運，《表》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是其一事。曆人取其年月，若張壽王者即其一人。其所言者固未必可信，然合多種記載，以天象人事互相校勘而求其年，其法固不可謂誤。不能因用之者之不善，并其法而抹殺之。安得謂夫子所弗論次者，遂終於不可論次哉？劉歆所作《世經》，蓋用此法之較善者，觀其所言與古人所傳之都數略相符合可知。《孟子·公孫丑》下篇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盡心》下篇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韓非子·顯學》篇曰：“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樂毅報燕惠王書稱昭王之功曰：“收八百歲之畜積。”其説皆略相符合。古人言數，固不審諦，然於其大致，則衆相傳，必不致大謬也。然則其所推得唐七十、虞五十、夏四百三十、殷六百二十九、周八百六十七，合二千有四十六年者，與實際相去，必不能甚遠也。《續漢書·律曆志》：安帝時，尚書令忠，訾歆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繆數百。此不必非歆之誤，然論無紀年之古史，而所差不過數百，已不爲大誤矣。

然即譜諜亦非絶不足用。何者？人壽長短，自有定限，苟能知其世次之相承，自可推見其年歲之大略，此《世表》所由作也。古代列國譜諜已多無存，故《世表》所次，僅在共主。以後世之事況之，自夏以後，猶元自仁宗以後也；五帝之世，則自成吉思汗至武宗之比也；自此以前諸帝王，則如哈不勒、忽都剌之偶一出現矣。但知哈不勒、忽都剌，誠無從推測其年代；自成吉思汗至武宗，則雖紀年之史料盡亡，仍可據人壽之定限，以爲推測之資也。億定人壽爲百年，誠不可信。然所假定爲百年者，其壽及其執政之時，均不能甚短，則理無可疑。然則黄帝、高陽、高辛三世，假定其在位之年各爲古人所謂一世，似不嫌多，然則三帝合爲九十年，以與二千又四十八年相加，凡得二千一百三十八。自此以上，帝王之名，多出讖緯既興之後，有無殊不可知。即謂可信其有，亦或同時并立，而非前後相承，古各地方演進之深淺不同，故其人之見解新舊亦互異。如許行見解即甚陳舊。蓋其所爲之神農之言，流行於僻陋之區也。使非見於孟子書，著於孟子與其弟子辯論之語，人將疑其不出戰國時矣。然則儒家所言三代之法，夏不必不出於𣏌，商不必不出於宋，周不必不出於魯，亦或同時并立，非必前後相承也。誠以闕疑爲是。然其事跡符合於社會演進之序者，其人亦決非子虚。儒家以遂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而韓非子以有巢氏與遂人氏并舉，《五蠹》。《莊子·盜跖篇》以知生之民與有巢氏之民并舉，“知生”亦即遂人氏也。於行事當有所見，則亦哈不勒、忽都剌之比矣。其人不必同部，然究非如五帝之身相接，則更延長其所占之年，謂其各歷百年，亦不爲過，則合二千一百三十八年，當得二千五百三十八年矣。自周之亡至於今，又歷二千二百有餘歲。然則謂中國古史，始於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之間，雖不中，當不遠也。

論地域亦有大略可言。東西洋之文明，緣起與傳播皆異。西洋開化，起於歐、亞、非三洲之交，幅員較廣，地形亦較錯雜，故其文化亦多端。希臘、希伯來之異轍，即其顯而易見者也。東洋則中國，蓋其緣起於江河下流，幅員較小，地形亦較畫一。故論中國文明肇基何地乎，溯諸邃古殊難質言，若求諸四五千年之前，則初不難斷。人事可以亟更，法俗不能驟變。古代風俗：食以魚與植物爲主；衣以麻、絲，裁制寬博；居則以上棟下宇，革陶復陶穴之風；錢幣以貝爲主；宗教敬畏龍蛇；皆足證其起於巨川下流與海交會之地，此固世界各國之所同也。古帝王都邑之可考者，始於黄帝邑於涿鹿之阿。以史稱其與炎帝戰於阪泉，又與蚩尤戰於涿鹿，有戰事相證，非如泛言丘邑、陵墓者，可以信口開河也。涿鹿、阪泉，實即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予别有考。論其地，則服虔謂在涿郡，張晏、皇甫謐謂在上谷，《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皆以漢世郡縣名相附會，不足據。紂都朝歌，其游樂之地在於沙丘，蓋即武王克殷後狩禽之所。見《周書·世俘》。爾時尚爲獸蹄鳥跡所萃，安得黄帝時乃爲名都？《太平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世本》古書，較可信據，則涿鹿實在今銅山附近也。《史記·五帝本紀》言：“嫘祖爲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古南方之水皆稱江。《殷本紀》載《湯誥》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可見古所謂四瀆者，特就所居附近之水言之，如宋代之有四河耳。若水，《水經》謂出旄牛徼外，至朱提爲瀘江，乃以蜀山之蜀爲後世巴蜀之蜀，致有此誤。《吕覽·古樂》曰：“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山海經·海内經》曰：“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間，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楚辭·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説文·叒部》：“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王菉友曰：“《石鼓文》有字，蓋叒本作。……若字蓋亦作，即之重文。加者？如楍字之象根形。是以《説文》之叒木，他書作若木。蓋漢人猶多作。是以八分桑字作桒，《集韻》、《類篇》：桑古作。《説文》收若字於艸部，从艸右聲，亦似誤。”此説甚精，若水實當作桑水。《東山經》曰：“《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又曰：“《東山經》之首曰樕𧑤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空桑即窮桑，其地當近東海也。《周書·史記》曰：“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獨從蜀聲，蜀山即獨鹿之山，亦即涿鹿之山也。《御覽·州郡部》又引《帝王世紀》，謂堯之都後遷涿鹿，《世本》謂在彭城，而孟子以舜爲東夷之人，則五帝實迄未易地也。然漢族之肇基，尚不在是。《爾雅·釋言》曰：“齊，中也。”《釋地》曰：自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可見華族古代自稱其地曰齊州。濟水蓋亦以此得名。《漢書·郊祀志》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不居河洛之間，嵩高自非中嶽。《釋地》又曰：“中有岱嶽。”其初蓋以泰岱爲中，故封禪告成功者必於是也。古稱異族曰夷、蠻、戎、狄，特以方位言之，若論民族，則東與南，西與北其實是一。故《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此被髮之被，爲髲之借字。下西戎被髮之被，爲辮或作編之借字。“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同不火食。“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同不粒食。法俗不能驟變，前已言之。古於髮飾甚嚴。北人辮髮，南人斷髮，中原束髮，恰成三派。南方之民，古稱曰越，即後世之馬來人。蓋在江淮之域，居漢族之南。河濟之間，直北爲海，向西北則地較荒寒，故其開拓南向，至彭城附近，而與越人遇。三苗實居前行。俘其文身之人，則以爲奴隸。其後本族之有罪者，以爲奴，儕諸異族，即以異族之飾加之，黥刑於是乎興。抑古之刑施諸本族者，本不虧體。至於虧體者，非降敵即間諜。其人既以異族自居，則亦以遇異族之道遇之，此五刑之所由作。中國奴隸社會究起迄於何時，今日尚無定論。三苗其奴隸社會歟？古書傳其事跡多侈而虐，其以是歟？然三苗在當日，實未因俘翦越人而獲利，而轉以其侈而虐，爲姬姓所敗焉。然姬姓亦未能據姜姓之地，終乃并其故居之地而棄之。何哉？古書所言禹治水之事，若《禹貢》等，什九皆出傅會，此在今日，事極易見。禹自道之辭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書·皋陶謨》，今本《益稷》。海爲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之海，川爲自然水道，畎、澮則人力所成也。孔子之稱禹曰：“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真實史跡之可考者，如此而已。然自禹以降，遂不聞更有水災，而使後之人興微禹其魚之歎者，何哉？自黄帝至舜，皆居彭城，而《周書·度邑》曰：“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史記·周本紀》：伯陽父謂“伊洛竭而夏亡”，《左氏》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襄公四年。而《楚辭·天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皆以夏在河洛之域，何哉？累世沈災，實非一時所克澹。自禹以降，蓋稍西遷以避之。舊居之地，水災深，水利亦饒，水利饒則耕作不待加功，而流於怠惰；水災深，人力又無所施。而新遷之地，則適與相反，故其孟晉，反出舊居之上。西遷以後，故居之地，雖有水患，載籍無傳，歷久亦遂忘之，此後之人所以有微禹其魚之歎也。晉之先爲唐國，周公滅之，以封叔虞。《史記·吴世家》曰：“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吴，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吴興。”此中虞、吴，當本同字，故以中國、夷蠻别之。北方之虞，初蓋舜後所居也。《國語·晉語》曰：“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黄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水經·渭水注》：“岐水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阪泉、涿鹿，皆在東方，炎帝所長之姜水，決不能在岐下，蓋其西遷後嘗居於是耳。然則遷三苗於三危，亦非必盡出迫逐，蓋亦因其自遷。後世申、吕、齊、許之祖，皆在西方，亦由是也。《易·繫辭傳》言神農氏“日中爲市”，而《吕覽·勿躬》云“祝融作市”，蓋即一事，傳者異辭。祝融蓋即遂人氏之族，其大者如大彭、偪陽、鄒、莒皆在東方，而西遷之芈姓尤大。芈姓初與鬼方爲昏，鬼方蓋即紂時之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焉”之九國，《詩》“我征自西，至於艽野”之艽野。宋于庭説，見《過庭録》。然則古代自東徂西之族多矣。要之自黄河下流，上溯至涇渭之間，南薄江、漢、淮水，則中國古史所及之區域。其遠於此者，縱有傳聞，必不審諦。睹《紅崖刻石》而以爲殷高宗伐鬼方紀功之辭，則不必審其文字之爲真爲僞，舉其地而已知其非古人遠跡所至矣。

原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五七年第四期，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

三古史時地略説下

予作《古史時地略説》，述古事止於夏初，以自此以降，史事稍已明白，不待辭費也。然古代西遷之一支，與留居舊地者，彼此之間，似頗有隔礙，久之而後消釋浄盡，則治古史之家，能留意及此者甚鮮。今故不憚辭費，更陳其略焉。

夏室自啓一傳，即有五觀之亂。《周書·嘗麥》曰：“其在殷之五子，此即後來盤庚所居。《書·盤庚疏》引鄭玄曰：“商家自徙而號曰殷。”蓋其地本名殷也。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彭壽蓋即舜時之彭祖，以其壽考而稱之。夏室西遷，彭城之地，蓋爲彭祖所據，其後遂爲大彭，東方之名國也。然雖有此相扶翼，仍無救於羿、浞之亂。羿、浞之事，見於《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杜《注》釋其地多在今山東，其説殊不足信。古事傳諸後世者，多出春秋、戰國時人，必以其時之地名述古事。后羿自鉏遷於窮石，《路史·國名紀》作耝，謂耝即《左氏》襄公十一年城柤之柤。案《左氏》襄公十一年無城柤者，於十年有會吴于柤，《路史》引蓋有誤。又謂安豐有窮谷、窮水，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楚師救潛與吴師遇處，爲羿之故國。其説殊較杜《注》爲勝。又云羿偃姓，《世紀》云：“不聞其姓，失之。”《路史後紀》卷十四《夷羿傳》。案《水經·河水注》：大河故瀆，“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故有窮后羿國也。”應劭曰：“鬲，偃姓，皋陶後。”羅説蓋本諸此。謂窮在平原不足信，以鬲爲偃姓，當有所受之。羿亡而靡奔有鬲氏，蓋欲藉其同姓之力，爲之復讐。其後顧立少康者，蓋以羿身死世殄，無可扶翼。靡固有窮氏之忠臣，非夏后氏之遺老也。《史記·夏本紀》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然則因夏民以代夏政者，正是次當代爲共主之族，與夏相干。東方諸族之聲勢，猶可想見。少康光復舊物後，夏室仍寂寂無聞。安知東方不有名族，爲諸侯所歸往，特因其事無傳，而夏室譜諜，未盡亡佚，遂若其王位相承勿替邪？

契封商，鄭玄云：“國在大華之陽。”《書·帝告序疏》引。與《史記·六國表》以湯起於亳，與禹興於西羌，周以豐鎬伐殷，秦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并舉者，頗相符合。《中候雒予命》謂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詩·玄鳥疏》引。其説亦同。然古人言古事，信口開河者甚多，正未可據爲典要。《史記·封禪書》載公孫卿言黄帝事，最使人讀之發笑。其實古人之言，如此者甚多。湯所居，《管子·地數》、《輕重甲》、《荀子·議兵》、《吕覽·具備》、《墨子·非攻下篇》皆作薄，惟其《非命上篇》及《孟子》書作亳。薄、亳蓋古今字。釋爲漢之薄縣者自是。《具備》篇曰：“湯嘗約於郼、薄矣。”《慎大覽》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説。親郼如夏。”則郼亦湯所嘗居。此即《詩》“韋顧既伐”之“韋”，釋以《續漢志》東郡白馬縣之韋鄉，亦當不誤。湯始征自葛載，其地自在東方。《慎大覽》又曰：“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則湯在伐桀時，兵力已軼夏都而西。而克桀之後，“作宫邑於下洛之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語。則正夏所居河洛之域也。後世都邑屢遷，迄在今河南北境大河西岸。故居之勢力，可謂深入新遷之地之中心矣。然新遷之前茅，則初不止此。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張良語，見《史記·留侯世家》。實非移殖最佳之境。新遷者既至此，必更渡河西北上。則自至河汾下游，更西渡津浦，則入渭水流域矣。此周人西遷之所届也。渭水流域，地廣而腴，此周之所以强，能還滅殷也。

然牧野之戰，周雖勝殷，初未能據有其地，故仍以之畀武庚，特命管叔居東監之，又據洛邑，使聲援連接耳。武王崩，管叔以殷叛，果與周公不協，而認敵爲友邪？抑爲武庚所脅邪？事不可知。設使其事有成，必不能以管叔代周公，而將爲武庚之光復舊物，則殆無可疑。何則？東方諸國皆助殷，莫助周也。然周人當日兵鋒蓋甚鋭，而東方諸國皆小，《孟子·滕文公》下篇言周公滅國者五十。《周書·作雒解》言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惟國小，故國數多也。盈即嬴。故不能終與之抗。周既得志，營洛邑以臨東諸侯。又封魯於奄，太公於爽鳩氏故居，以控制未西遷時之舊地。新國之聲威，至斯可謂極盛。然東方之地，不久仍有起與之抗者，徐偃王是也。偃王之抗周，《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皆云在穆王時，惟《古史考》謂與楚文王同時，見《史記正義》。其説蓋不足據。《後漢書·東夷傳》云：“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鬭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此説與《史記》所本頗同，其説自難盡信。然與《禮記·檀弓》徐容居謂“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者相合。其人其事，必非子虚，蓋周公雖滅奄，據《書·費誓》，魯公亦嘗大征淮夷、徐戎，然於奄則魯據之，於徐則初未能據有其地，故閲時而復盛也，然是時東方之文明，已稍落西方之後，非復夏殷間比。故留處之徐，卒爲遷居之楚所敗，然東西相争之形勢仍存，故徐甫敗而齊又繼之而起焉。敵盡而我所資以防敵者，即起而與我争，亦猶漢世異姓諸侯盡而所患者即在吴楚也。世豈有能以一手把持天下者哉？

春秋之世，争霸者爲何方之國乎？曰：南方與北方之國也。南北之名國誰乎？曰南爲楚，北爲晉。此人人所能言，且以爲無疑義者也。非也，南北之争實不如東西之争之烈。何也？案春秋之世，首創霸業者爲齊桓公。齊桓公之得國，在入春秋後三十七年。是時秦尚未盛，晉初興，旋困於内亂，與齊争霸者，惟楚而已。入春秋後六十七年，齊桓公合諸侯於召陵以擯楚，楚服。後十三年入春秋後八十年。而卒，諸子争立，霸業遽隳，宋襄公欲繼之，而爲楚所敗。此猶楚之與徐，固純然東西之争也。入春秋後九十一年，晉文公起，敗楚於城濮。自此西方之國，復分爲南北，歷邲之戰、入春秋後百二十六年。鄢陵之戰、入春秋後百四十八年。蕭魚之會，入春秋後百六十二年。至入春秋後百七十七年，宋向戍爲弭兵之會，而其争始稍澹焉，前後幾九十年，似烈矣。然齊自桓公死後，閲三十七年，頃公立，即復欲圖霸。以徒勇故，有鞌之敗。入春秋後百三十四年。頃公歸國後，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國亦復安，入春秋後百四十一年卒，子靈公立，繼父之志，與晉争。入春秋後百六十八年，晉合諸侯圍之。就《左氏》所載觀之，晉兵勢似甚盛，然《公羊》謂其實未圍齊，則《左氏》之言，不足信也。靈公亦好勇，明年見弑。子莊公立，性質復與父祖同。然入春秋後百七十三年，乘晉有欒氏之亂，出兵伐之，上太行，入孟門，張武軍於熒庭，其兵威或轉有勝於晉圍齊之役也。後二年，入春秋後百七十五年。又見弑，弟景公立。景公之爲人，蓋多欲而侈，故不克大成霸業，然非如頃、靈、莊三世之徒勇，故其國勢反較强。其季年，鄭、衛景從，援范、中行氏以敵趙氏。雖竟未有成，然晉之爲所苦亦甚矣。齊晉之争，始頃公之立，至獲麟之歲，田常執齊政，懼諸侯討之，脩四境之好，乃西約韓、魏、趙氏，前後幾百三十年，實較晉楚之争爲久也。

抑不僅此也。晉楚之争至弭兵之會而澹，而其因此而挑起之吴越，則轉代齊而爲東海之表焉。東方名國，奄滅之後惟徐。然自此以南，諸小邦蓋甚衆。徐偃王敗後，楚之聲勢，蓋益東漸。齊桓公蓋欲收率之以翦楚之羽翼，故召陵會後，濱海而東，陷於沛澤之中，受創頗巨，然其志殊未已，故頻年仍有事於東。徐固大國，蓋亦思倚齊以與楚抗，是以有婁林之役。入春秋後七十八年。經略未竟，齊桓遽逝。爾後齊與楚無争，而晉代之。晉蓋鑒於徐距中原較遠，齊桓公欲援之而無成，故不復援徐以敵楚，惟思通吴以犄楚後而已。然其收效，反遠較援徐爲大，則世運日進，東南方之開化爲之也。通吴之役，據《左氏》在入春秋後百四十七年。至二百十七年而有柏舉之役，吴自此轉鋒北向。至二百三十七年而有艾陵之役，其兵鋒復轉而西。至二百四十一年而有黄池之會，吴爲東方之大長，以屈西方之霸主矣。而睦於楚之越復犄吴後。至入戰國後八年，吴遂爲越所滅。越既滅吴，遷居琅邪，與齊晉會於徐州，而自齊頃公以來，東方與西方争霸之局，至此而告成。

吴、越晚起，國力不如齊楚之堅凝，故越自句踐而後，不聞其與大局有關。《越絶書·外傳·記地傳》稱句踐爲大霸，以下諸君但皆稱霸。大霸蓋能號令中原；但稱霸者，則如秦霸西戎，但爲一方之長而已。戰國時之形勢，仍爲齊、秦、楚及三晉所左右。新興之北燕，關係亦較微焉。齊、秦、楚、三晉中，首起稱霸者爲楚悼王。嘗伐周、圍鄭、伐韓、取負黍。後三晉敗之大梁、榆關，乃厚賂以與秦平。春秋時，晉、楚搆兵，皆因争與國而起，逕相攻擊之事甚少，至楚悼王乃異是。雖竟喪敗，固猶遠在敵境也。楚悼王之立，在入戰國後七十九年，其卒適在其百年，楚自此衰，而三晉中之魏崛起。然其兵鋒非向齊、燕、秦、楚，乃爲同出自晉之趙。入戰國後百二十八年，魏惠王攻拔邯鄲。齊威王救趙，敗魏於桂陵。明年，秦乘機取魏安邑。又明年，魏乃不得已而歸趙邯鄲。入戰國後百三十八年，齊威王卒，子宣王立。明年，魏爲逢澤之會。《戰國策·魏策》言其乘夏車，稱夏王，朝天子，天子皆從。《齊策》言魏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其聲勢仍極赫奕。魏蓋因此以爲齊、秦皆服，又明年，復起兵以伐趙。韓救之，不克，與趙皆委國於齊。齊出兵援韓趙，魏亦大起兵以逆之，然大敗於馬陵，長子死焉。三晉中韓本較弱小，趙所圖亦在北，胡地中山。魏既敗，不復能問鼎中原，三晉遂微，而齊、秦、楚并盛。入戰國後百五十七年，齊宣王卒，子湣王立。百六十三年，東方諸國合從以攻秦，楚懷王爲從長。此役未知緣何而起，要是東方諸國輕視秦國之舊習；非如後人所傅會，秦有獨雄之勢，故合從以擯之也。楚懷王之爲人，蓋極昏亂，故有張儀欺楚絶齊之舉，終至與秦搆釁，再戰皆北，天下之重乃歸於齊、秦。入戰國後百八十二年，懷王爲秦所劫，齊歸其太子頃襄王。明年，齊、韓、魏擊秦，敗其軍於函谷關。越二年，入戰國後百八十五年。懷王卒於秦。齊與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蓋亦藉口於抑强扶弱。然後四年，入戰國後百八十九年。楚卒迎婦於秦，則可見秦雖欺而齊彌不易與也。入戰國後百九十三年，齊稱東帝，秦稱西帝。雖旋去之，然是時七國已分二等，齊、秦爲上，餘五國次之，則形勢可見矣。齊長東方，古來所稱爲文物之地，其聲威自更出秦上。然齊結怨太多，後四年，入戰國後百九十七年。爲燕所破，自此秦遂獨强，無能與之競者矣。戰國起獲麟之明歲，訖秦滅齊，凡二百六十年。其初百年，除楚崛起於其末年外，猶是春秋時之舊形勢。中百年初爲齊魏争霸，次則齊秦争霸；至末六十年，乃成秦人獨雄之局，固猶是東西之争也。觀其結局，西卒成而東卒敗，似誠有如《史記·六國年表》所云：“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者。然其後項籍用江東之衆，則吴越之民也。劉邦起於豐沛，則淮徐之地，亦可云東卒成西卒敗也。從古東西相争之局，固當至秦亡而後結，不當於秦滅六國時。何也？一統之局始於秦，實定於漢也。

東西相争，歷如是之久者何歟？豈其民族固有異同乎？曰：否。考民族之異同者，莫切於語言。古稱語言之異者，必曰楚夏。然孟子斥許行爲南蠻鴃舌之人，譏陳相爲用夷變夏，而陳相一見許行，即能盡棄其學而學，不聞其有待譯人。又孟子謂戴不勝：“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知當日齊、楚語言，本無大異。《左氏》衛侯見獲於吴，歸效夷言。能暫聞而即效之者，吴謂善伊，謂稻緩，不過如今日南北音讀之殊。凡楚、夏之異，皆如此也。當日東西所異，蓋在文化。殷弟兄相及，而周傳祚嫡長之法甚嚴。《禮記·大傳》曰：“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見男系同姓昏姻之禁，實至周而始嚴。此皆社會組織之異。所以然者，殷居東方，爲漢族肇基之地，其人特重農業。農業本女子所發明，廬舍土田，皆女子所有，而男子依附焉。故内昏之戒，主女系而不主男系。兄弟爲一家人，父子則否，傳祚者遂主相及。周遷西北，蓋與戎狄雜處，戎狄事射獵畜牧，高氣力，男權斯張，周人化之，宗法立焉。而昏姻承襲之制，皆異於故居東方時矣。然春秋時，晉嫁女於吴，《左氏》襄公二十年。魯亦娶於吴。《左氏》哀公十二年。又魯自莊公以前，實一生一及。見《史記·魯世家》。吴諸樊、餘昧弟兄相及。餘昧死，弟季札讓位，子僚立，諸樊子光曰：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不受，則己當立，卒殺僚而代之。亦與殷弟兄相及、既盡還立長兄之子者同。此皆姬姓之國，而還從東方之法者，以少數人廁居多數之中，終不得不爲所化。觀姬姓東還者後如此，而知其初西遷時之不得不變矣。此等同異，蓋亦甚微。故東西方之争戰，初不甚烈。特其風同道一，亦非旦暮間事耳。

原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五七年第四期，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

四緯書之三皇説

緯書三皇之説，原本非一。予既著之《古史紀年》條矣，今更引《御覽》、《路史》之文以明之。《御覽》引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二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以木德王。”“地皇十二頭，治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兄弟各三分，人各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各居其一。乃因是而區别。”此句上疑有奪文。《洞冥記》曰：“天皇十二頭，一姓十二人也。”“地皇十二頭。”於人皇則無説。《三五曆記》曰：“溟涬始牙，濛鴻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起。有神靈人，十三頭，號曰天皇。”又曰：“有神聖人，十二頭，號地皇。”“有神聖人，九頭，號人皇。”《始學篇》及《洞冥記》，天皇地皇，皆十二頭，《三五曆記》天皇獨十三頭，似誤。然《路史》言地皇十一君。又引《真源賦》曰：“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補三皇本紀》亦曰“地皇十一頭”，又曰“姓十一人”。姓上當有奪字。則又有以天皇爲十三頭，地皇爲十一頭者，説頗難通。疑天皇既譌爲十三，後人乃減地皇之數以合之。羅氏引《通卦驗》“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謂“三輔九翌，并皇是十三人”，則鑿矣。九翌，見下引《河圖括地象》。《通卦驗》之説，《禮記》標題下《正義》引之，《御覽》引《遁甲開山圖》榮氏《注》：“天皇兄弟十二人。”“地皇兄弟十人。”“人皇兄弟九人。”十人，疑亦十二人之奪。《御覽》又引《帝系譜》曰：“天地初起，即生天皇，治萬八千歲，以木德王。”“地皇，治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於人皇亦無説。又引《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爲九州，長天下也。”《河圖括地象》曰：“天皇九翼，題名旋復。”《春秋命曆序》曰：“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凡此諸文，顯分兩説。《洞冥記》、《帝系譜》，所本者同；《始學篇》、《三五曆記》，言天皇、地皇亦本之，言人皇則别本《春秋緯》及《括地象》。此説言三皇皆分長九州，而其年亦僅百歲。今其説僅見於《始學篇》人皇下者，以項峻於天皇地皇，亦採如《洞冥記》、《帝系譜》之説。其實此語依《春秋緯》及《括地象》，不僅指人皇也。《御覽》又引馬總言人皇云：“一百六十五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路史》云：“《三五曆》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小司馬氏取之。”今《補三皇本紀》作百五十世，未知其有異同與？抑傳寫譌誤也？

《遁甲開山圖》，專言三皇地理。《御覽》引云：“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人皇起於形馬。”《路史》云：“《遁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柱州，即無外山也。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榮氏云：五龍及天皇，皆出其中。”案《水經·渭水注》：“故虢縣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趙《釋》云：“《寰宇記》鳳翔府岐山縣下云：岐山，亦名天柱山。《河圖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山上，時人亦謂此山爲鳳凰堆。注《水經》云：天柱山有鳳凰祠。或云其峯高峻，迥出諸山，狀若柱，因以爲名。一清按《御覽》及程克齋《春秋分記》并引之，今缺失矣。”然則柱州即岐山也。熊耳、龍門，人所共知，無煩贅説。人皇，《路史》正文云：“出刑馬山提地之國。”《注》云：“《遁甲開山圖》云：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伯陽谷水出之。老子之所至。”正文又云：“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注》云：“見《雒書》。《春秋命曆序》云：人皇出暘谷，分九河。”正文又云：“别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之居方氏。”《注》云：“見《三墳》。又《雒書》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弟别長九州，己居中州，以制八輔。”則提地之國，語出《雒書》。前《注》引《遁甲開山圖》，當僅云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四字，乃涉正文而誤衍也。《水經·渭水注》云：“伯陽谷水出刑馬山之伯陽谷。北注渭水。渭水又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南出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即羅氏隱括其語，謂老子所至者也。此説與《雒書》非一，不可混同。《路史》正文又云：“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爲人立命。”“迪出谷口，還乘青冥。”《注》云：“谷口，古塞門。或云上暘谷。《蜀·秦宓傳》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謂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案：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與《御覽》引《命曆序》之言合；制八土即分九州，與《御覽》引《始學篇》、《春秋緯》、《命曆序》之言皆合；則谷口自當指暘谷。《説文·示部》：“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提地之國，蓋取此爲義，則亦當在東方，特未審造緯者之意，以何地當之耳。九河不可分；且亦禹時始有，不當人皇已分；分九河必分九州之誤也。秦宓之語，乃對夏侯纂誇張本州，見《三國·蜀志·秦宓傳》。本非情實，可弗論。

《淮南·原道》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此乃寓言，指陰陽二力，非謂人也。高《注》云：“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説陰陽，故不言三也。知其指説陰陽，是矣，又必牽引伏羲、神農，何哉？則以古者三皇之義，本託之於天地人也。《書大傳》云：“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白虎通義》云：“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此今文家相傳之説。定人道最難，故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也。高氏之意，蓋以羲皇妃天，農皇妃地，遂皇妃人，實違舊義。然較之依三萬六千歲之曆而造怪説者，則固有間矣。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五儒家之三皇五帝説

三皇五帝，異説紛如，昔人多莫能董理，此由未知其説之所由來也。歷考載籍，三皇異説有六，五帝異説有三。《史記·秦始皇本紀》：丞相綰等與博士議帝號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此三皇之説一也。《尚書大傳》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含文嘉》、《風俗通》引。《甄燿度》、宋均注《援神契》引之，見《曲禮正義》。《白虎通》正説、譙周《古史考》《曲禮正義》。并同，惟《白虎通》伏羲次燧人前。此三皇之説二也。《白虎通》或説，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此三皇之説三也。《運斗樞》、鄭注《中候勅省圖》引之，見《曲禮正義》。《元命苞》《文選·東都賦注》引。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此三皇之説四也。《尚書·僞孔傳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以伏羲、神農、黄帝爲三皇，此三皇之説五也。緯候家言：或云天皇、地皇各十二頭，萬八千歲；人皇九頭，百歲；或又云四萬五千六百年。或云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又或謂三皇者九頭。或云三皇分長九州。或云人皇氏出谷口，分九州。或云：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地皇興於熊耳、龍門，人皇起於刑馬山提地之國。詳見《緯書之三皇説》條。此三皇之説六也。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黄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爲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五帝本紀正義》。此五帝之説一也。鄭注《中候勅省圖》，於黄帝、顓頊之間，增一少昊，謂德合五帝座星者爲帝，故實六人而爲五，《曲禮正義》。此五帝之説二也。僞孔、皇甫謐、孫氏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五帝本紀正義》。此五帝之説三也。案《風俗通義》云：“燧人以火紀。火，太陽也，故託燧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此蓋《書傳》之義，爲今文家舊説。伏生者，秦博士之一，始皇時，時代較早，異説未興。大泰同音，大亦象人，竊疑泰皇爲大皇音借，大皇實人皇形譌，秦博士之説，與《書大傳》之説一也。女媧本造物之神，漢人與祝融混而爲一，説見《女媧共工》條。故《白虎通》或説與《運斗樞》、《元命苞》之説是一。僞孔三皇之説，根於其五帝之説而來。《後漢書·賈逵傳》：逵奏《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曰：“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黄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此古文家於黄帝、顓頊之間增一少昊之由。然以六爲五，於理終有未安。僞孔乃去燧人而升黄帝爲三皇，則五帝仍爲五人，且與《易·繫辭傳》始包犧終堯、舜者相合，此實其説之彌縫而更工者也。僞孔以《三墳》爲三皇之書，《五典》爲五帝之典，據《周官外史疏》，其説實本賈、鄭，然《路史·疏仡紀·帝鴻氏》云：“《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代。”鄭康成於《書中候》，依《運斗樞》，以帝鴻爲五帝，指爲黄帝，則賈、鄭之言，亦有所本。蓋漢言五德，本取相勝，至末葉乃改取相生，故異説起於是時也。《發揮·論史不紀少昊》曰：“梁武遂以燧人爲皇，黄帝、少昊、顓頊、帝嚳、堯爲五帝。謂舜非三皇，亦非五帝，特與三代爲四代。”亦以六人爲五爲不安而改之，特其説與僞孔又異耳。緯候三皇之説，皆因曆法僞造，見《緯書之三皇説》條。其天地人之名，則仍取今文舊義也。三皇五帝之説，源流如此。

問曰：三皇五帝之爲誰某，則既聞之矣。三皇五帝之名，舊有之邪？抑儒家所創也？應之曰：三皇五帝之名，舊有之矣。託諸天地人，蓋儒家之義也。《周官·春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史記伏羲已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絶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按《注》以因國無主之祀釋《周官》之都宗人蓋是，以九皇六十四民説周因國無主之祭則非也。《周官》雖戰國時書，然所述必多周舊制。九皇六十四民，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其説：存二王之後以大國，與己并稱三王。自此以前爲五帝，録其後以小國。又其前爲九皇，其後爲附庸。又其前爲民，所謂六十四民也。其説有三王九皇而無三皇。《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伏羲者，三皇之一，《疏》引史記云“伏羲已前”，明在三皇五帝之前，其説必不可合。鄭蓋但知《周官》都宗人所祀，與《繁露》九皇六十四民，并是絶世無名號之君，遂引彼注此；《疏》亦未知二説之不可合，謂史記所云伏羲已前上古無名號之君，即鄭所云九皇六十四民，遂引以疏鄭也。《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又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而《韓詩外傳》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封禪書正義》引。今本無之，然《書序疏》及《補三皇本紀》并有此語，乃今本佚奪，非張氏誤引也。萬蓋以大數言之，然其數必不止七十二可知。數不止七十二，而管仲、孔子皆以七十二言之者，蓋述周制也。七十二家者，蓋周登封之所祀也。曰俎豆之禮不章，言周衰，不復能封禪，故其禮不可考也。春秋立新王之事，不純法古制，然損益必有所因。因國無主之祭，及於遠古有功德於民之人，忠厚之至也，蓋孔子之所因也。然不能無所損益。王制者，孔子所損益三代之制也。《王制》曰：“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周官》都宗人之所掌，蓋孔子之所因也。《繁露》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絶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岱宗。”絶地者，六十四民之後，封爵之所不及，故命之曰民。絶地而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岱宗，此蓋周登封時七十二家之祭矣。周制，蓋自勝朝上推八世，謂之三皇五帝，使外史氏掌其書，以備掌故。自此以往，則方策不存，徒於因國無主及登封之時祀之而已。其數凡七十二，合本朝爲八十一。必八十一者，九九八十一；九者數之究，八十一者，數之究之究者也。孔子則以本朝合二代爲三王，又其上爲五帝，又其上爲九皇，又其上爲六十四民，合之亦八十一。必以本朝合二代爲三王者，所以明通三統之義也。上之爲五帝，所以視昭五端之義也。九皇之後，絀爲附庸，六十四家徒爲民，親疏之義也。此蓋孔子作新王之事，損益前代之法，《春秋》之大義。然此於《春秋》云爾，其於《書》，仍存周所謂三皇五帝者，以寓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之義。故伏生所傳，與董子所説，有不同也。《古今注》：“程雅問於董生曰：古何以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御覽·皇王部二》引董仲舒答問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三才者，天地人也，五常可以配五行。董子之言，與伏生若合符節。故知三皇五帝爲《書》説，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爲《春秋》義也。或曰：《繁露》謂湯受命而王，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周以軒轅爲黄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推神農以爲九皇。明九皇六十四民爲周時制也。應之曰：此古人言語與今人不同。其意謂以殷、周之事言之當如此，非謂殷、周時實然也。或曰：《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二焉。”下歷舉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之名，凡十二家，明三皇五帝，即在七十二家之中。應之曰：此亦古今言語不同。上云七十二家，乃舉其都數，下云十二家，則更端歷舉所能記者，不蒙上七十二家言。此以今人語法言之爲不可通，然古人語法如是，多讀古書者自知之也。《莊子·胠篋》篇列古帝王稱號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多在三皇以前，古人同號者甚多，大庭氏不必即神農，軒轅、祝融亦不必即黄帝、女媧也。《禮記·祭法正義》引《春秋命曆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黄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又《曲禮正義》：“《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爲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説雖迂怪，然三皇五帝不必身相接，則大略可知，亦足爲《韓詩外傳》“不得而數者萬數”作佐證也。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六伏羲考

《易·繫辭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云：“包，本又作庖。鄭云：取也。孟、京作伏。犧，鄭云：鳥獸全具曰犧。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案鄭説非也。《白虎通義·號》篇説伏羲之義曰：“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風俗通義》引《含文嘉》曰：“伏者，别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戲始别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戲也。”此今文舊説。《禮記·月令疏》引《帝王世紀》曰“取犧牲以共庖廚，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則襲鄭曲説也。此説實本於劉歆。《漢書·律曆志》載歆《世經》曰：“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易》但言“爲網罟以佃以漁”而已，歆妄益以“取犧牲”三字，實非也。

古代帝王，蹤跡多在東方，而其後率傅之於西，蓋因今所傳者，多漢人之説，漢世帝都在西，因生傅會也。而伏羲之都邑，亦不能外此。

《御覽·皇王部三》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按《淮南·地形》曰：“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山海經·海内東經》曰：“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吴西。”《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作“鼓其腹則雷”。郭《注》引《河圖》曰：“大跡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犧。”又曰：“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本於《漢志》，蓋相傳之舊説也。《水經·瓠子河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亦同《漢志》。乃《御覽》又引《遁甲開山圖》曰：“仇夷山，四絶孤立，太昊之治，伏犧生處。”又《水經》：“渭水過陳倉縣西。”《注》曰：“姚睦曰：黄帝都陳，言在此。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犧生成紀，紀徙治陳倉也。”《注》又曰：“成紀水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昊庖犧所生處也。”則將伏羲之跡，移至秦、隴之閒矣。案《左氏》昭公十七年曰：“陳，大皥之虚也。”與宋大辰之虚、鄭祝融之虚、衛顓頊之虚并舉，所謂大皥，實爲天帝之名。皇甫謐因此附會，以爲伏犧都陳，已爲非是。《水經·渠水注》：“陳城，故陳國也。伏犧、神農并都之。城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犧城。”今又移諸陳倉，於是并黄帝之都而移之矣。《注》又云：“南安姚瞻以爲黄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則因移黄帝之都，又并其生處而移之矣。《注》又曰：“瓦亭水又西南出顯親峽，石巖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媧祠。”案《遁甲開山圖》又曰：“女媧氏没，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十五代，襲庖犧之號。自無懷氏已上，經史不載，莫知都之所在。”蓋自女媧以上，無不爲之僞造都邑矣。《遁甲開山圖》，蓋專將帝王都邑，自東移西者也。《路史》曰：女媧出於承匡。《注》曰：“山名，在任城縣東七十里。《寰宇記》云：女媧生處，今山下有女媧廟。”又言“任城東南三十九里又有女媧陵”。女媧本創造人物之神，説見《女媧與共工》條。其後附會，以爲伏羲之妹。《風俗通義》。任城地近雷澤，《寰宇記》之説，蓋由此而生。雖不足據，所託尚較古。然《寰宇記》又謂女媧治中皇山之原，山在金之平利。又《長安志》謂驪山有女媧治處，亦見《路史》引。則皆《遁甲開山圖》等既出後傅會之辭，其爲時彌晚矣。

《楚辭·大招》曰：“伏戲《駕辯》，楚《勞商》只。”《注》曰：“伏戲，古王者也。始作瑟。《駕辯》，《勞商》，皆曲名也。言伏戲氏作瑟，造《駕辯》之曲，楚人因之，作《勞商》之歌，皆要妙之音，可樂聽也。”伏戲遺聲在楚，亦其本在東南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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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華胥氏

《列子·黄帝》篇言華胥氏之國，其皆爲寓言，固矣。然華胥氏之名，當有所本，疑即《莊子·馬蹄》篇之赫胥氏也。下文言列姑射山，亦即《逍遥遊》篇之藐姑射山，其證。

八有巢燧人考

服虔云：“自少皥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左氏》昭公十七年《注》，《月令》“孟春其帝大皥”《疏》引。案伏犧之義，謂下伏而化之；神農猶今言農業。服説是也。《韓非·五蠹》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説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説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此亦所謂德號者也。《周書·史記》曰：“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此有巢，與韓非所云必非同物，蓋以地號者也。以德號者，其去後世蓋已久遠，民已不能詳記其行事，徒以功德在人，久而不忘，乃即以其德爲其人之稱號耳，安能識其興亡之由乎？《莊子·盜跖》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煬亦用火，所稱當與《韓非》同，特無燧人之名耳。

《禮記·月令疏》云：“伏羲、神農、黄帝、少皥，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也；雖以地爲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案帝嚳、顓頊、堯、舜等，皆徒爲美稱，與巢、燧等有實跡可指者又異，其意已頗近乎後世之號諡。生而稱之，類乎後世之徽號。死而稱之，類乎後世之美諡。然則同一德號，其間又有微别也。

《論衡·正説》曰：“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説《尚書》者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説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説矣。”此亦以後人之見議古人耳，若反諸古俗，則以德爲號者正多也。

祝融列爲三皇之一，共工氏霸九州，皆嘗王天下者也，而其號皆爲官名，則以其功德皆出於其官守，以其官稱之，猶之以其事稱之，亦即所謂德號耳。《左氏》哀公九年，史墨曰：“炎帝爲火師。”火師者，火官之長，亦即祝融也。《吕覽·勿躬》曰：“祝融作市。”《易》言神農氏“日中爲市”，此祝融即神農，猶以其官稱之也。

《御覽》引《遁甲開山圖》曰：“石樓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淮南·脩務》：“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注》：“南巢，今廬江居巢是。歷山，蓋歷陽之山。”《遁甲開山圖》言地理，殊不可信，讀《緯書之三皇説》、《伏羲考》兩條可見。高《注》亦以後世地名言之耳，無確據也。案寒地之民多穴居，熱地之民多巢居；寒地之民，多食鳥獸之肉，熱地之民，多食草木之實。《禮記·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檜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蓋兼南北之俗言之，不徒有冬夏之别也。《莊子》言有巢氏之民，晝拾橡栗，暮棲木上，可見其多食草木之實。《韓子》言其食蜯蛤，可見其在江海之交。又《莊子》言其不知衣服，可見其皆裸袒。此皆可想見其在南方。《春秋命曆序》言人皇氏出暘谷，分九河，人皇即遂人，九河疑九州之誤，已見《緯書之三皇説》條。《御覽》引《古史考》曰：“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説，號曰燧人。”此説實本《禮運》，而以他説附益之。其言脩火之利，皆以範金與熟食并舉，蓋古之遺言。觀後來範金之技，南優於北，亦可見開化之始於南方。竊疑巢、燧皆當在古揚州之域也。至湯放桀之南巢，則當在兗州，説見《論湯放桀地域考》條。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九神農與炎帝、大庭

《左氏》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内，魯於其處作庫。”《疏》云：“先儒舊説，皆云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黄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案《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但叙大庭於軒轅之前，初未明言其爲炎帝。《疏》云：“大庭，神農之别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案《郊特牲注》同。《周官·秋官·伊耆氏注》云：“古王者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爲田報祭。案《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并與大庭爲一。”《禮記》標題下《疏》云：“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别號。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説與《詩疏》同。《疏》之所云，僅能明神農、伊耆是一耳，其即大庭，羌無左證。《魯頌譜》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亦未言大庭即神農。疏家之言，似乎無據矣。案《月令》“其帝炎帝”《疏》引《春秋説》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則大庭、神農爲一人，説出緯候，而鄭與諸儒同本之。疏家不明厥由來，而徒廣爲徵引，是以文繁而轉使人不能無惑也。蕢桴土鼓，既相符會，神農居魯，亦有可徵，以三號爲一人，雖不中，固當不遠。

《史記·周本紀正義》云：“《帝王世紀》云：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黄帝由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下多“故或謂之窮桑帝”七字。顓頊始都窮桑，徙商丘。窮桑在魯北。或云：窮桑即曲阜也。又爲大庭氏之故國。又是商奄之地。皇甫謐云：黄帝生於壽丘，在魯城東門之北。居軒轅之丘，《山海經》云此地窮桑之際，西射之南是也。”案謐言炎帝自陳營都於魯者，以炎帝繼大皥，《左氏》昭公十七年梓慎言“陳，大皥之虚”故也。梓慎又言“衛，顓頊之虚，故爲帝丘”，故謐言顓頊自窮桑徙都之。云商丘者，古本以商丘、帝丘是一，至杜預乃分爲二也。《御覽·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紀》曰：“相徙商丘，於周爲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是也。”又曰：“相徙商丘，本顓頊之虚，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今濮陽是也。”《史記·鄭世家》：“遷閼伯於商丘。”《集解》引賈逵云：“商丘在漳南。”《水經·瓠子河注》：“河水舊東決，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虚。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邦，殷相土因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蓋依賈説也。《左氏》僖公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𣏌鄫何事？”此謂夏后相。《御覽·皇王部》引《世本》云：“相徙商丘，本顓頊之虚。”亦以商丘、帝丘爲一。

然《左氏》以陳大皥之虚，衛顓頊之虚，與宋大辰之虚，鄭祝融之虚并舉，大辰必不容説爲人名，則其餘三者，亦當事同一律。《左氏》昭公十年：“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歲在顓頊之虚，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所謂顓頊，亦天帝，非人帝也。昭公八年，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此顓頊亦天帝。杜《注》云“陳祖舜，舜出顓頊”，殊非。下文曰“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乃言陳之先耳。宋本作“陳，顓頊之後”，蓋因《注》而誤也。九年，“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産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義正與史趙之言同。然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言少皥氏遂濟窮桑，而定公四年，祝鮀言伯禽封於少皥之虚，則窮桑地確近魯。《史記·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管子去古較近，所言必非無據。泰山巖巖，魯邦所瞻，魯殆自古帝王之都與？皇甫謐謂自黄帝至顓頊，其都皆在於魯，卻當有所依據也。

《封禪書》又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正義》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今本無此語，然《書序疏》亦引之；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亦有此語。則今本佚奪，非《正義》誤引也。《論衡·書虚》曰：“百王太平，升封泰山。泰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淪湮滅者，不可勝數。”然則七十餘乃就其可見者言之，即管子所謂夷吾所記，其不可見者，自不止此。萬數固侈言之，其多則可想矣。陟千里而登封，必非隆古之世小國寡民所克舉，則泰山之下，名國之多可知也。七十二加三皇五帝凡八十，加本朝爲八十一，三皇五帝之書，掌於外史，自此以上，則方策無存，徒列爲因國無主之祀，《三皇五帝》條已言之。《管子治國》云：“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云七十九者？古人好舉成數，故以八十一爲八十，而又除去本朝，則爲七十九矣。《吕覽·察今》曰：“有天下七十一聖。”《求人》曰：“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則就七十二代中去其一代。《淮南·繆稱》曰：“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則舉成數言之也。《齊俗》曰：“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餘聖。”與《封禪書》并以辜較之辭言之。異口同聲，必非虚語。夫果如後儒之言，封禪爲告成功之祭，登封者之多，安得如是？則疑後世帝王都邑，漸徙而西，然後即事用希，在古則每帝常行，初不繫其成功與否也。然而泰山之下，名國之多，可無疑矣。

姜氏初雖在東，後則稍徙而西。有邰爲姜嫄之國，太王妃曰太姜；武王妃曰邑姜，師尚父雖或曰辟居東海，或曰鼓刀朝歌，而卒佐周文、武以興，其證也。《水經·渭水注》：“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案姜氏城，在今陝西岐山縣南。《帝王世紀》曰：炎帝母女登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是其地也。”蓋後來附會之辭也。《漻水注》云：“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爲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衆井動。井今湮塞，遺跡髣髴存焉。亦云賴鄉，古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於漻，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爲厲水矣。”案《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疏》云：“引《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故云厲山氏，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按《祭法》之文，略同《國語·魯語》。《魯語》作烈山。韋《注》云：“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祭法》以烈山爲厲山也。”韋氏之意，以烈山、厲山爲一，鄭意似猶不然。然則酈《注》之云，其爲後人附會，不待論矣。烈山，疑即《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之“烈山”，《滕文公》上。乃德號，非地號也。又《管子·輕重戊》云：“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淇山蓋即箕山，乃許由隱處，亦姜姓西徙後語也。

《管子》之文，神農與炎帝各别。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左氏》昭公十七年《疏》。蓋本諸此。又侈靡云：“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此節之言，不甚可解，然其大意自可見，此神農亦天帝，非人帝也。然則隆古之世，人神之不可分也舊矣。

近人錢賓四穆。云：“《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一統志》：隨城在介休縣東，後爲士會食邑。《續漢書·郡國志》：介休有介山，有緜上聚，之推廟。厲、烈、界皆聲轉相通。《周官》山虞，物之爲厲，鄭《注》，每物有蕃界也。然則界山即厲山、烈山也。《日知録·緜上》條，稱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爲之推所隱。漢魏以來，相傳有焚山之事。太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顧氏頗不信之推隱其地。竊疑相傳焚山之事，即烈山氏之遺説也。”《西周地理考》。此説論烈山之義與予合。惟謂炎帝傳説始晉，似無解於古之封禪者皆在泰山，故予謂炎帝遺説，實始東方，後乃隨姜姓之西遷，流傳及於荆、豫，且入於冀方也。錢氏又云：“《左》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杜《注》云：晉魏邑之榆地。《地理志》：榆次、界休，同屬太原。吴卓信《補注》引《汲冢周書》云：昔烈山，帝榆罔之後，其國爲榆州。曲沃滅榆州，其社存焉，謂之榆社。地次相接者爲榆次。其地有梗陽，魏戊邑。竊疑梗陽亦姜之音變也。”案《汲冢書》恐不足信。即謂可信，亦傳説遷移，未必榆罔在晉地也。

《御覽》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崩，葬長沙。”《路史》引云葬茶陵。又云：“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竟陵、零陵、江陵之類是矣。”案此足見古代南方陵墓之多，然以爲神農，則未必然也。《宋史·禮志·先代陵廟》：淳熙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史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祖宗時給近陵七户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户如故事。”

《吕覽》高《注》云：“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號。”案以大庭、朱襄附會炎帝，猶之以女媧以後十五君附會伏羲，蓋取不甚著名之帝王，附會之於著名者耳。然隆古年代緜遠，割據者多，似不必如此也。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一〇炎黄之争考

阪泉、涿鹿之戰，《史記集解》引服虔曰：“阪泉，地名。”又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在涿郡”三字，當兼指阪泉言之。又引皇甫謐曰：“阪泉在上谷。”張晏曰：“涿鹿在上谷。”予昔主服虔之説，謂神農爲農耕之族；黄帝教熊羆貔貅貙虎，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頗類游牧之族。神農居魯，魯鄰泰山，古代農業，多始山林之間。神農號烈山，蓋即《孟子》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者，謂在湖北隨縣之厲鄉者繆也。河北之地，平曠宜牧，謂黄帝以游牧之族而居此，亦合事情。若上谷則相去太遠，蓋據漢世縣名附會也。《水經·㶟水注》：“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阿，即於是也。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水道源縣之東泉。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并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要皆附會之説。由今思之，此説仍有未諦。《國語·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黄帝、炎帝。”《賈子·益壤》曰：“黄帝者，炎帝之兄也。”《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三説符會，《益壤》、《制不定》，雖同出《賈子》，然各有所本，故謂炎黄兄弟不同，古人書率如此，不足怪也。決非偶然。然則炎、黄本同族，風氣相去，必不甚遠。教熊羆貔貅貙虎，不必其爲實事。遷徙往來無常處，好戰之主類然，如齊桓征伐所至即甚廣。設或史乘闕佚，傳者亦將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矣。不必其民遂爲游牧之族。且除此二語以外，亦更無黄帝爲游牧之族之徵也。阪泉、涿鹿，蓋當如《世本》説，謂在彭城爲是。《御覽·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紀》曰：“黄帝都涿鹿，於《周官》幽州之域，在漢爲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則上谷本名彭城。”其曲解真可發一噱。《路史》亦云：“《世本》云：涿鹿在彭城。”《續漢書·郡國志》：上谷郡：涿鹿，《注》：“《帝王世紀》曰：黄帝所都。《世本》云在鼓城南。”王應麟《地理通釋》引《世本》亦作鼓，恐誤。《漢書·刑法志注》：“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師古曰：彭城者，上谷北别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師古蓋誤駁。鄭氏實以涿鹿在宋之彭城南也。

《戰國·魏策》云：“黄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黄帝之所難也。”此涿鹿在東方之誠證。《賈子·制不定》，又謂炎黄“各有天下之半”，又隱見其一在東，一在西矣。《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滕文公》下。而《周書》言武王狩禽，貓虎熊羆，數至千百。《世俘》。則古者東方之地，本多禽獸之區，蓋承水患之後，所謂“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也。見《孟子·滕文公》上。奄即魯，固與彭城相近矣。《索隱》引皇甫謐曰：“黄帝生於壽丘。”《正義》云：“壽丘，在魯東門北。”

《論衡·率性》云：“黄帝與炎帝争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吉驗》云：“傳言黄帝姙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其所本者，與《大戴記》、《史記》略同，然不必即《大戴記》、《史記》也。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此所謂傳，蓋儒家之説，然仍留神話之跡。亦可見據教熊羆貔貅貙虎之文而斷黄帝爲游牧之族者，未免失之早計也。教熊羆貔貅貙虎之説，或因蚩尤牛首而然，見《述異記》一條。

《史記集解》引《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巨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黄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别葬之。”《水經·濟水注》引略同。高七丈作七尺。案《續志注》引《皇覽》亦作七丈。地皆與彭城近。《路史》引《啓筮》云：“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殺之於青丘。”案蚩尤叛父，見《少昊考》條。空桑近魯，疑爲神農氏後裔所處，蚩尤滅之，遷於涿鹿，黄帝又滅蚩尤，而因其舊都也。

《史記》謂黄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又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前引《論衡·率性》及《大戴記·五帝德》，皆與《史記》所本略同，然有戰於阪泉之文，而無戰於涿鹿之事。《賈子·益壤》云：“炎帝無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制不定》云：“黄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則蚩尤、炎帝一人，阪泉、涿鹿一役，《史記》蓋兼採兩書，而奪一曰二字也。《周書·史記》謂阪泉氏“徙居至於獨鹿”，疑阪泉爲神農氏或蚩尤舊號，涿鹿則其新居。蚩尤既滅神農氏，後裔遂襲其位號，故傳者混二人爲一，黄帝實祇與蚩尤戰，未嘗與神農氏戰也。《戰國·秦策》亦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黄帝遺跡，又有在今陝西境者，蓋出附會。《封禪書》載公孫卿之言，謂：“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黄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明明極不經之語，乃處處牽引地理以實之，真俗所謂信口開河者也。乃《五帝本紀》謂“黄帝崩，葬橋山”。《漢書·地理志》亦云：上郡：膚施，《注》云：“有黄帝祠四所。”陽周，《注》云：“橋山在南，有黄帝冢。”《武帝紀》：元封元年，“祠黄帝於橋山。”亦見《郊祀志》。蓋帝王之所信，則無冢者可以有冢，而祠祭且因之而起矣。史實之淆亂，可勝道哉！《漢書·王莽傳》：“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黄帝園位於上都橋畤，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使者四時致祠。”案上都當作上郡。橋畤，師古曰：“橋山之上，故曰橋畤也。”

《水經·河水注》：“《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黄帝登仙處。黄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有龍垂胡於鼎，黄帝登龍，從登者七十人，遂升於天，故名其地爲鼎胡。荆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太康記》并言胡，縣也，漢武帝改作湖。俗云：黄帝自此乘龍上天也。《漢書·地理志》曰：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不言黄帝升龍也。”此等不經之説，酈道元已辨之矣。

《渭水注》云：横水：“西北出涇谷峽。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爲黄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又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云：“姚睦曰：黄帝都陳言在此。”趙氏一清曰：“上云南安姚瞻，此云姚睦，未知即一人也？抑誤字也？”案《路史》引姚睦云“黄帝都陳倉，非宛丘”，則睦似非誤字。然謂黄帝都陳倉，要亦附會之説也。《洧水注》：“洧水又東逕新鄭縣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徐廣曰：“黄帝，號有熊。”譙周曰：“有熊國君。”案《大戴記·帝繫》言昌意産顓頊，顓頊産老童，老童産重黎及吴回，吴回産陸終，陸終氏娶於鬼方氏，産六子，其四曰云鄶人，鄭氏也。重黎、吴回，相繼居祝融之職。《史記·楚世家》言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實即祝融異文。其後熊麗、熊狂等，世以熊爲氏。蓋云鄶人亦有祝融之號，或但稱熊，其地遂稱有熊之墟也。實與黄帝無涉。

《五帝本紀》又言：黄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空桐，《集解》引韋昭云：“在隴右。”雞頭，《索隱》云：“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在隴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義》云：“《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肅州福禄縣東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見中黄子，受九品之方，過空桐，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禹貢》涇水所出。《輿地志》云或即雞頭山也。酈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莊子》云廣成子學道崆峒山，黄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按二處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詳孰是。”《路史》云：“空同山，在汝之梁縣西南四十里。有廣成澤及廟。近南陽雉衡山。故馬融《廣成贊》云面據衡陰。”案《路史》之説是也。近人錢賓四撰《黄帝故事地望考》，亦主是説。錢氏又云：“熊山，即封禪書齊桓南伐至召陵所登，乃盧氏南之熊耳也。《水經》：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注》：大騩，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隄山，受《神芝圖》於華蓋童子，即是也。”地亦於雉衡、熊耳爲近。黄帝蹤跡，至此已爲極遠矣，必不能至秦隴也。釜山，《正義》引《括地志》云：“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此又因涿鹿在上谷之説而附會。《左氏》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可破涿鹿在上谷及涿郡之説矣。

吾昔謂炎帝爲耕農之族，好和平，黄帝爲游牧之族，樂戰鬭，其説雖屬武斷，然謂炎、黄之際，爲世變升降之會，則亦不盡誣也。《商君書·畫策》曰：“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殁，以彊勝弱，以衆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鋸，外用甲兵。”《莊子·盜跖》曰：“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又《至樂》曰：“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戰國趙策》曰：“宓犧、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擅殺》曰：“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則答之以神農。”皆可見炎、黄之際，世變轉移之亟也。蓋爲暴始於蚩尤，而以暴易暴，實惟黄帝。

炎黄之争，人皆知之，然古又有謂黄帝勝四帝者。《御覽·皇王部四》引《蔣子萬機論》曰：“黄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驚，介胄不釋。黄帝歎曰：夫君危於上，民安於下；主失於國，案失同佚。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養寇邪？今處民萌之上，而四盜亢衡，遞震於師。於是遂即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黄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萬機論》非可信之書，然《孫子·行軍》篇云：“凡四軍之利，黄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則其説自有所本也。惜其詳不可得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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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少昊考

今文家叙五帝無少昊，而古文家妄增之，予既於《儒家之三皇五帝説》條發其覆矣。然則少昊何人也？曰：少昊即蚩尤也。

《周書》一書，多存古史，其書傳習頗鮮，故語多詰屈，然轉鮮竄亂與傳譌，實較可信據之書也。《周書·嘗麥》曰：“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於少昊，以臨四方。四，疑當作西。蚩尤乃逐帝，争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説於黄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名之曰絶轡之野。”案《史記·五帝本紀》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氏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既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弗能征矣，又言其欲侵陵諸侯，未免自相矛盾。蓋《史記》此文，採自兩書，故其名稱不一。炎帝欲侵陵諸侯之炎帝，實即蚩尤，非世衰之神農氏也。參看《炎黄之争考》條。《周書·史記》曰：“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獨鹿即涿鹿。阪泉蓋蚩尤舊號。既遷於此，遂亦名其地爲阪泉之野。故阪泉、涿鹿非兩地，其戰亦非二役，而神農、蚩尤，則實有兩人。蚩尤既并神農，代居元后之位，諸書因亦以炎帝稱之，故或又誤爲神農氏也。《周書》之赤帝，蓋即世衰之神農氏，蚩尤初爲之卿。《禮記·月令疏》曰：“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皥，西方之帝，謂之少皥。”此語當有所本。《左氏》文公十八年《疏》引譙周曰：“金天氏，能脩大皥之法，故曰少昊也。”其證也。《鹽鐵論·結和》曰：“軒轅戰涿鹿，殺兩䁺蚩尤而爲帝。”兩䁺者，一大皥，一少皥，所謂二卿也。蚩尤初爲神農氏少皥，既滅神農氏，蓋代居赤帝之位，而别以人爲少皥，涿鹿之戰，與其兩卿俱死也。

褚先生補《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載田千秋上書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似蚩尤爲神農氏之子。雖不必信，然其爲同族則真矣。蚩尤之後爲三苗，固姜姓也。姜姓殆内亂而爲姬姓所乘與？

《後漢書·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注》舉其一事曰：“《帝系》：黄帝産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皥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案《周書》之文曰：“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嘗麥解》。“清司馬鳥師”，文有奪誤，云以正五帝之官，則當有五官，而少昊，司馬，鳥師，僅得三官。衡妄加傅會，非是。《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此文真僞未敢定，即以爲真，亦絶無先後相承之意。《世經》乃云：“郯子據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大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大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黄帝，相繼之世可知。”乃於炮犧、炎帝之間，增一共工，曰：“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又於黄帝、顓頊之間，增一少昊，曰：“《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青陽也，名摯。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又并顓頊、帝嚳，亦謂周遷其樂，故《易》不載。穿鑿甚矣。《考德》，師古曰：“考五帝德之書也。”蓋即其所僞撰。《左疏》曰：“《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皥，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緯書固歆輩所造，《世本》亦其徒所改，或後人依歆説所改也。

《禮記·祭法》云：“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注》云：“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少昊氏脩黄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疏》云：“周有六樂，去周言之惟五代。”“《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又云：“《易緯》有黄帝及顓頊以下之樂，無少昊之樂。”則《世經》之言，於緯書亦不盡讎。蓋緯書造者非一手，亦或後人更有改易也。

《左氏》謂少昊名摯，或謂即《周書》名質之轉音。然《周書》“故名曰質”句，意實非謂人名，此按文可見者也。《國語·晉語》：“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下文又云：“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黄帝，故皆爲姬姓。”其説自相矛盾。《左疏》謂《世本》己姓出自少昊。《路史》作紀姓，則《國語》下一青陽是誤。疑其或處於紀，而因以爲氏也。《御覽·皇王部》引《古史考》：高陽氏，妘姓。高辛氏，或曰房姓。

《史記·五帝本紀》曰：“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曰：“帝摯之母，於四人之中，其班最下，而摯年兄弟最長，故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軟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羣臣，造唐朝而致禪，因委至心願爲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於高辛氏。事不經見，漢故議郎東海衛宏所傳云爾。”衛宏之言，未必可信。然黄帝之族，似確有一摯其人，在堯之前。其人究係嚳子，抑青陽若夷鼓之後，未可定，要之必爲己姓。後來之紀，當出於此也。

《説文·女部》：“嬴，帝少皥之姓也。”《御覽》及《路史》引《古史考》皆曰：窮桑氏，嬴姓。《左氏》昭公元年，“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二十九年，“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昧，不知即脩、熙之後否？錢賓四謂臺駘即有駘氏，見所撰《西周地理考》。則是姜姓也。又《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威姓，少昊之子。”此皆别一少昊，與摯無涉。蓋少昊本司西方之官，人人可爲之也。窮桑，杜《注》云：“地在魯北。”《疏》云：“《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爾。”案定公四年，祝鮀言伯禽封於少皥之虚，《史記·魯世家》亦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御覽》六百九十引《田俅子》：“少昊都於曲阜。”則以窮桑爲在魯，説自不誤。《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食水者，“《東山經》之首曰𣙙𧑤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海。”其地當在青、兗之域。又《北山經》：“空桑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滹沱。”郭《注》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郝《疏》云：“《東經》有此山，此經已上無之。檢此篇，《北次二經》之首曰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今纔得十六山，疑正奪此一山也。經内空桑之山有三：上文奪去之空桑，蓋在莘虢間。《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伊尹産空桑，是也。此經空桑，蓋在趙代間。《歸藏·啓筮》言蚩尤出自羊水，以伐空桑，是也。”予案古代地名，每隨人而遷徙。空桑恐正隨少昊之族而西遷，臺駘之處大原，即其一證也。予因此悟《史記》“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後人以蜀地釋之者實誤。案《索隱》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爲瀘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正義》云：“《華陽國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黄帝爲子昌意取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今案《水經·若水注》云：“《山海經》曰：南海之内，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注》所引《山海經》，前一條見《海内經》，黑水下多青水二字。後一條見《大荒北經》，灰野作泂野。郝《疏》云：“《文選·甘泉賦》、《月賦》注，《藝文類聚》八十九引，并作灰野。”下云：“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而“生崑崙西附西極”七字爲郭《注》。郭《注》又云：“其華光赤，下照地。”郝《疏》云：“《文選·月賦注》引此經，若木下有日之所入處五字。《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王逸《注》云：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疑郭《注》當在經中。”案以若木爲生崑崙，西附西極，日之所入處者誤。此必非經文也。《離騷》云：“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其文相承，正言日出時。《天問》王逸《注》亦云：“言日未出之時，若華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安得言日入？所引《淮南子》，乃《地形篇》文。其文云：“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此文疑有竄亂。《山海經·海外東經》云：“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注》云：“莊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畢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然則若木自在日出處，安得云日所入乎？王菉友曰：“《石鼓文》有字，蓋本作。若字蓋亦作，即之重文。加者？如楍字之象根形。是以《説文》之叒木，它書作若木，并非同音假借也。蓋漢人猶多作？是以八分書桑字作桒。《集韻》、《類篇》：桑，古作，并足徵也。《説文》收若字於艸部，从艸，右聲，亦似誤。”《説文釋例》。此説甚精。然則若水亦當作桑水也。《史記·殷本紀》載《湯誥》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古言四瀆，實主四方，而江在東，則青陽所降，亦當在東方；而昌意所降，則必古空桑之水。今《山經》所載，雖注滹沱，然其始必在《東次二經》所載之山附近，後乃隨民族遷徙而西移也。《史記》言黄帝邑於涿鹿之阿，涿鹿本山名。《周書·王會》，北方有獨鹿，蓋即涿鹿，爲國名或部族名。蜀山者，涿鹿之山，亦即獨鹿之國。蜀山氏女，蓋即蚩尤氏之女；二族初雖兵争，至此復通昏媾也。《山海經·海内經》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郭《注》引《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産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又引《世本》云：“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郝氏《箋疏》云：“《大戴禮·帝繫篇》云：昌意取於蜀山氏之子，謂之昌僕氏，産顓頊。郭引《世本》作《濁山氏》，濁、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氏也。”然則蜀山氏之蜀，乃涿鹿獨鹿之單呼；其字可作濁，亦可作淖；乃望文生義，附會爲後世之蜀地，豈不謬哉？《山海經》世系，較《大戴記》、《史記》皆多一代。古世系本不能無闕奪，不當據《大戴》、《史記》以疑《山海經》也。《竹書》則不足信，其曰乾荒，蓋正因《山海經》之韓流而僞造。

近人蒙文通云：“《山海經·海内經》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并。節并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居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是祝融者，炎帝之胤也。《世本》：祝融曾孫生伯夷，封於吕，爲舜四岳；許慎以大岳佐夏侯許，爲祖自炎神，《周語》以共工從孫爲四岳，皆見共工、祝融，同祖炎神也。《大荒西經》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是别一祝融，舊説每誤合爲一人。《風俗通義》説：顓頊有子曰黎，爲苗之民。鄭玄注《吕刑》，説苗民爲九黎之君，是應義本於鄭氏。《山海經·大荒北經》曰：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黎姓。則顓頊疑亦南方民族也。”見所著《古史甄微》第九篇《夏之興替》。予案《大荒西經》又有文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吴姖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於頭。山名曰嘘。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下地是生噎”，郝氏《箋疏》云：“此語難曉。《海内經》云：后土生噎鳴。此經與相涉，而文有闕奪，遂不復可讀。”予案“山名曰嘘”，山字疑誤。嘘似即噎之譌，乃神名。“下地是生噎”，下地字誤重，是生噎之上，又有奪文。噎蓋噎鳴也。《國語·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職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即《山海經》所謂“令重獻上天，令黎抑下地”也。《大荒西經》又云：“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無右臂。”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案《説文·了部》：“了，尦也。从子無臂。象形。”孑，“無又臂也。从了，象形。”孓，“無左臂也。从了，象形。”人豈有無臂及一臂者？此三文蓋爲神而作。吴回者，《史記·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吴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合此諸文觀之，黎苗確出顓頊，而出於黎之噎，與出於炎帝之噎鳴，又不能謂非一人；然則出於顓頊之祝融，與出於炎帝之祝融，亦不能謂其非一人也。是又何邪？蓋《海内經》所謂炎帝者，即是祝融。祝者，屬也，融者，光融。古者野蠻之族，恒有守火之司，祝融蓋即火正之名，其後因以爲氏。古無所謂共主，部族大者即可稱王。生時既可稱王，死後自可稱帝。居火正之官者，尊稱其祖，自可謂之炎帝。非古神農氏之後也。然出於祝融之四岳姜姓者，則以昌意娶蜀山氏子，其後或從母姓耳。然則蚩尤雖爲黄帝所誅，迄於顓頊之世，其族即已復盛矣。《潛夫論·五德志》謂“顓頊身號高陽，世號共工”。共工亦姜姓。

皇甫謐謂顓頊始都窮桑，蓋以其承少昊言之。云後徙商丘，於帝嚳則云都亳，蓋爲《左氏》“衛顓頊之虚也”一語所誤。《皇覽》謂顓頊、帝嚳，冢皆在東郡濮陽，皇甫謐謂在東郡頓丘廣陽里，見《史記集解》、《索隱》及《御覽》。又見《水經·淇水注》。亦因此附會。可參看《神農與炎帝大庭》條。《吕覽·古樂》，謂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則顓頊仍處空桑，帝嚳亦當襲其跡耳。郯子言少昊摯之立也，爽鳩氏爲司寇；而《左氏》昭公二十年：晏子對齊景公，謂“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歲在顓頊之虚，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注》：“姜，齊姓；任，薛姓。”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皆古代都邑在齊魯之地之證。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一二女媧與共工

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云：女媧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以濟冀州。上當奪“殺黑龍”三字。《注》云：“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按《淮南·覽冥》云：“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顓，《御覽》引作精，并引高誘《注》曰：“精，弱也。”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言女媧治水而不及共工。《原道》云：“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争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絶祀。”《天文》云：“昔者共工與顓頊争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絶；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兵略》亦云：“顓頊嘗與共工争矣。”《本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吕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洪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言共工致水患而不及女媧。《楚辭·天問》云：“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注》云：“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争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維絶柱折疑互譌。故東南傾也。”《山海經·大荒西經》云：“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郭《注》引《淮南子》同，亦未及女媧。惟《論衡·談天》云：“儒書言共工與顓頊争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順鼓》云：“傳又言共工與顓頊争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與小司馬之言同。

古人傳説，每誤合數事爲一，《論衡》之言，蓋蹈此弊，而小司馬又沿其流也。古書言共工者：《史記·律書》云：“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又《淮南·本經》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而《吕覽·古樂》言“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二者實消息相通。此與《淮南·天文》，皆以爲與顓頊争者也。《原道》謂與高辛争。《吕覽·蕩兵》云：“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争矣。”雖不明言何時，亦可想見其在顓頊之世。《書》言舜攝政，“流共工於幽州。”《周書·史記》云：“昔者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淮南·本經》謂在舜時。《戰國·秦策》：蘇秦言：“禹伐共工。”《荀子·議兵》同。《荀子·成相》云：“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山海經·大荒西經》云：不周之山，“有兩黄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國山。”又《海外北經》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大荒北經》云：“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歍所尼，即爲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爲池。羣帝因是以爲臺。在崑崙之北。”相繇即相柳，此與《海外北經》所言，係一事兩傳。又云：“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則以爲在堯、舜、禹之世，無以爲與女媧争者。《國語·周語》載太子晉之言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并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明自共工至禹，水患一綫相承，説共工者，自以謂在顓頊及堯、舜、禹之世爲得也。

女媧蓋南方之神。《楚辭·天問》云：“女媧有體，孰制匠之？”《注》云：“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淮南·説林》云：“黄帝生陰陽，此黄帝非軒轅氏，陰陽亦非泛言，當指男女形體，與下二句一律。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説文·女部》：“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蓋謂萬物形體，皆女媧所制，《御覽·皇王部》引《風俗通》云：“俗説：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黄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黄土人也；貧賤凡庸者，絙人也。”説雖不同，亦以生民始於女媧。寖假遂可以補天，立四極矣。然實與水患無關。《論衡·順鼓》曰：“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云云，見前引。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仲任揣測，全失董生之意。雨不霽則祭女媧，蓋古本有此俗，而董生採之，非其所創。其所以採之，則自出於求之陰氣之義，非以傳所云而然也。《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云：“塗山氏女名女媧。”《正義》引《帝繫》云：“禹取塗山氏之子，謂之女媧，是生啓也。”此説與謂女媧能治水者又迥别，亦後起之説，非其朔也。

《大荒北經》云：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案畜即蓄稸字，乃積聚之義，積聚者必先收斂，收斂者必順其理，故《記·祭統》曰：“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黄蛇，把兩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於此。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此説以應龍即魃。去南方處之者，蓋謂夸父。日與魃同類。夸父逐日，魃敵風伯、雨師，皆水火二神之争也。《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入日。謂使日入也。《史記·禮書集解》引作日入，蓋改從後世語法。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兩經所載凡三説：《海外北經》暨《大荒北經》前一説，以爲逐日渴死；其後一説，則以爲與蚩尤同爲應龍所殺。夸父爲后土之子。后土者，《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國語·魯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山海經·海内經》云：“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郝氏《義疏》云：“《補三皇本紀》云：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詙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云云。證以此經，赤水作奔水，聽訞作聽詙，及炎居以下，文字俱異。司馬貞自注云：“見《帝王世紀》及《古史考》。”今案二書蓋亦本此經爲説，其名字不同，或當别有依據，然古典佚亡，今無可考矣。生炎居，炎居生節并，節并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厲山即神農，與蚩尤、共工，同爲姜姓之國；黄帝、顓頊、高辛、堯、舜、禹則姬姓也；二姓相争之情形，可以想見。祝融，《左氏》、《國語》、《大戴記·帝繫姓》、《史記·楚世家》并以爲顓頊後。《山海經·大荒西經》亦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又云：“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而《海内經》獨以爲炎帝之後，共工之先。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之言，出於蔡墨。墨之言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而《國語·楚語》載觀射父之言曰：“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及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然則亂德之九黎，與顓頊命其司地之黎，即蔡墨所謂顓頊氏有子曰犂，亦即《大戴記》、《史記》、《大荒西經》以爲顓頊之後者，實同號而異人。後者蓋襲前者之位，故亦同稱爲祝融。實則一爲炎帝、共工之族，一爲顓頊之後也。蔡墨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國語·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故命之曰祝融。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温、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史伯所舉虞、夏、商、周及祝融，亦即蔡墨、觀射父所謂五官；協風成物，當爲木正。平水土爲水正，契當爲金正，故殷人尚白。社稷同功，棄當爲土正。其云鬷夷，即蔡墨所云董父之後，墨云以更豕韋，則豕韋雖伯於商，其先實爲夏所替。然則祝融同族，多爲夏所翦滅，謂爲高陽之後，理或未然。竊疑顓頊取於蜀山，實爲蚩尤之後，見《少昊》條。楚以母系言之，實於姜姓爲近，抑或楚之先，實爲少昊之祝融，而非顓頊所使司地以屬民者也。觀《海内經》祝融殺鯀之言，《楚語》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之語，則少皥時之九黎，即《海内經》所稱爲炎帝之後，共工之先者，與姬姓相争，仍甚烈也。黎蓋封地，祝融則官名。顓頊替少昊之祝融，所使繼之者，蓋居其職，并襲其封土，故黎與祝融之稱，二者皆同。惟少昊時之黎，分爲九族，故又有九黎之稱。顓頊所命之火正，則不然耳。然則《堯典》言黎民，殆即九黎之民，援秦人黔首之名以釋之，殆附會而非其實矣。《周語》太子晉諫靈王，鑒於黎、苗之王，亦即《楚語》所謂三苗復九黎之德者。先秦人語，固時存古史之真也。

《韓非·五蠹》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脩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案所言舜服有苗事，即書所謂“竄三苗於三危”，亦即《楚語》所謂三苗復九黎之德者，蓋當堯、舜之世，九黎之後，又嘗與姬姓争也。共工與姬姓之争，實在有苗之先，《韓子》之文，顧若在其後者。古人輕事重言，此等處固所不計。然言共工兵甲之利，亦可見其爲蚩尤同族矣。三皇或説，一曰伏羲、神農、祝融，一曰伏羲、神農、女媧。見《三皇五帝》條。祝融列爲三皇，可見其嘗霸有天下，與共工同；其又曰女媧者，蓋漢人久將女媧與祝融，牽合爲一也。

少昊氏四叔，何以爲三官？玄冥一官，何以兩人爲之？亦一可疑之端。昭公元年，子産言“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昧固祇一人，允格，臺駘，亦祇一人繼其業也。竊疑四叔初必分居四官，且正以居四官故而有四叔之稱。其後祝融爲顓頊所替，言祝融者惟知爲顓頊氏子，而少皥氏四叔之稱，相沿已久，不可改易，乃舉脩及熙而并歸諸玄冥耳。又《國語》言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祝融一官，亦二人爲之也。古未有以二人爲一官者，故《鄭志》答趙商云火當爲北，韋昭亦云然。見《詩·檜譜疏》。然以南北二正爲相對之稱，又無解於《左氏》以祝融爲五官之一矣。案《大戴禮記·帝繫姓》，謂顓頊産老童，老童産重黎及吴回。《史記·楚世家》則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吴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集解》：“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卷章疑老童字誤，《史記》多稱一世。竊疑重黎實二人；其一爲少昊氏子，一爲顓頊氏子，《大戴》、《世本》以爲一人實誤，惟《史記》之文，猶留竄改之跡。蓋稱生重，亦即老童，顓頊氏命爲火正者也。黎則少昊氏之世居火正者，老童既襲其封土，乃兼稱曰重黎，帝嚳蓋顓頊之誤，云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者，顓頊命老童誅少昊氏之黎而不盡也。云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者，非以老童誅共工不能盡而罰殛之，所誅者仍是少昊氏之黎。楚俗本兄弟相及，吴回居火正，不必以其兄之見誅；吴回生季連，季連之裔孫曰鬻融，《大戴記》如此，《史記》作鬻熊。仍是祝融異文耳。《大荒北經》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則以三苗爲顓頊後矣。《潛夫論·五德志》云“顓頊身號高陽，世號共工”，則以共工爲顓頊後矣。古世系固多錯亂也。

《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言黄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以水紀，大皥以龍紀。杜《注》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皥後。”《疏》云：“此《傳》從黄帝向上逆陳之，知共工在神農前，大皥後也。”此説未必是，然古以共工與大皥、炎、黄并列，則可知矣。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一三帝堯居陶

《左氏》襄公二十四年《疏》云：“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漢書·高帝紀贊注》引荀悦則云：“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書闕有間，又安知堯之不嘗居陶邪？

一四囚堯城辨

晉時汲冢得書，自係實事，然其書之傳於後者，則悉爲僞物，世或以爲真而信之，皆惑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案《水經·瓠子河注》云：“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縣之小成陽城北，側瀆。《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中，俗喭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然則作《竹書》者，正因堯冢而附會耳。五帝之事，若覺若夢，魏史獨能得其真，且能實指囚之偃之之地，豈理也哉？抑古豈有此史體乎？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一五丹朱傲辨

《臯陶謨》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釋文》：“傲，字又作奡。”《説文夰部》：“奡，嫚也。從𦣻，從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俞理初《癸巳類稿》曰：“奡與丹朱，各爲一人，皆是堯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説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堯時《書》稱胤子朱，《史》稱嗣子丹朱，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朱。又據《吕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爲胤子，不在數中。其説蓋未詳考。《吕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吕氏》實連丹朱數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泰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絶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子·宙合》篇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即《史記·夏本紀》若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敖。房喬《注》云：敖，堯子丹朱。謂取敖名朱，若舉其謚者，尤不成辭。案《説文》言丹朱奡，《論語》已偏舉奡；司馬遷、劉向言丹朱敖，《管子》已偏舉敖；則奡與朱各爲一人，有三代古文爲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説。朱與奡以傲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奡頟頟罔水行舟，則《論語》云奡盪舟也。《經》曰奡朋淫於家，則鄒陽云骨肉爲仇敵也。《經》曰奡殄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吕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莊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奡者不是丹朱矣。”予案以奡與丹朱爲兩人，説出宋人吴斗南，趙耘崧《陔餘叢考》引之，謂：“羿善射，奡盪舟，解以有窮后羿及寒浞之子，説始孔安國，而朱《注》因之。寒浞之子名澆，《左傳》并不言奡。禹之規戒，若作敖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乎？”今案古書辭義，重複者甚多，似不宜律以後世文法。況盪者摇也，《左氏》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與《論語》之“盪舟”，當係一義，非罔水行舟之謂。寒浞之子，《離騷·天問》，亦均作澆。然《天問》有“覆舟斟尋”之語，則澆似能用舟師，謂其盪舟，於事爲近。澆、奡同音，未嘗不可通用也。《管子》文義，殊爲難解。强釋之，敖似嶅之借字。《説文·山部》：“嶅，山多小石也。”《爾雅·釋山》作磝。蓋亦可用以稱小石。堯，高也。敖在堯，猶言小石在高山，蓋戒慎之意。覺與卧，晦與明，敖與堯，皆相對之辭，以爲人名，未必然矣。《韓子》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楚語》作湯。有太甲，武王《楚語》作文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亦見《國語·楚語》。《楚語》曰：“此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鄒陽之説本之，特易商均爲象而已。《莊子》謂堯殺長子，當亦此説，未必更有他義也。《吕覽》、《孟子》、《淮南》十子九男之不同，則古人於此等處，多以意説。去胤子則言九，并胤子則言十；丹朱爲堯長子，古無異説，高誘《注》殆不誤。“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史記·五帝本紀》。乃儒家通三統之説，非事實，以此決丹朱之未見殺，誤矣。不得其死，非殄厥世。朋淫於家，更非骨肉爲仇敵。據此謂朱與奡以傲虐朋淫相惡，則幾於妄造史實矣。故俞説實無一是處。然謂奡爲堯長子，不得其死不確；而丹朱、商均亦有如五觀、太甲、管、蔡等争奪相殺之事則真矣。劉知幾《疑古》之篇，究爲千古卓識也。

古人之言，寓言、實事不甚分别，故欲辨其孰爲史實甚難。然亦有可以分别者。《韓非子·外儲説右上》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山海經·海外南經》：“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郭《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不知係誤記此文，抑别有據。然即别有所據，亦此文之類也。《外儲説右下》曰：“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一曰：“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韓子》此文，亦見《戰國·燕策》、《史記·燕世家》，皆不如此之詳。潘壽作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難三》云：“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五蠹》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𧑤；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説疑》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忠孝》曰：“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又曰：“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新序·節士》曰：“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争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皆寓言也。《吕覽·舉難》曰：“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楚辭·哀郢》曰：“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九辯》杳杳作冥冥，衆讒人作何險巘，餘同。《怨世》曰：“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毁議。”《注》：“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淮南·氾論》：“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霸有暴亂之謀。”可見其爲設辭矣。惟《韓非·説疑》之文稱《記》曰，《記》爲古史籍之稱，似有記載爲據。又《吕覽·行論》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吴刀。”《論衡·率性》：“堯以天下讓舜。鮌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强。”其説雖涉荒怪，然似亦以史事爲據也。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一六禪讓説平議

堯舜禪讓之説，予昔極疑之，嘗因《史通》作《廣疑古》之篇。由今思之，其説亦未必然也。予昔之所疑者，俞理初《癸巳類稿》合《孟》、《莊》、《韓》、《吕》、《淮南》五書，謂堯失一子；又據《説文》、《管子》、《論語》，謂奡爲堯子，不得其死。予因疑奡爲堯長子，被殺。其説之誤，另見《丹朱傲辨》條。又宋于庭《尚書略説》據《周官疏序》引鄭《尚書注》，暨《尚書大傳》及鄭《注》，謂唐虞四岳有三：始羲和四子，爲四伯；後驩兜、共工、放齊、鯀等八人，爲八伯；其後則《尚書大傳》稱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闕焉。鄭《注》以陽伯爲伯夷掌之，夏伯棄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和仲叔之後。宋氏謂伯夷即《左氏》隱公十一年“夫許，大岳之胤也”之“大岳”；《國語·周語》“共之從孫四岳佐禹”，《史記·齊太公世家》“吕尚其先祖嘗爲四岳”之“四岳”，亦即《墨子·所染》，《吕覽·當染》之許由、伯陽，《大傳》之陽伯；由與夷，夷與陽，并聲之轉。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正傅會咨四岳巽朕位之語。《路史·發揮·湯遜解》云：“其遜四岳也，則許由已在其列矣。許，四岳之祚也。説者又奚必爲異，而以堯之禪爲虚哉？”其《餘論·論許繇》曰：“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於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云無此人邪？”則許由即四岳，羅氏早見及之矣。予因謂四岳之三即在四罪之中。又共工、三苗皆姜姓，既見流竄，許由亦卒不得位，蓋自炎黄以降，姬姜之争，至唐虞之際而猶烈也。其實鄭以驩兜等四人爲四岳，已臆説無確據，且四罪之中有鯀，亦黄帝之子孫也。以許由不能踐位，而疑爲姬姜之争，更無據矣。又《禮記·檀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各書皆同。惟《孟子》謂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萬章》上篇，及史公《五帝本紀》，言堯舜事皆與《書傳》相符，可決爲同用《書》説。《五帝本紀》及《索隱》引《書傳》，皆有就時負夏之文，疑亦當有卒於鳴條之語。《書傳》今已散佚，《史記》則爲後人竄亂。下文云“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非後人竄入，則史公兼存異説也。此説由今思之，仍爲不誤。惟當時又謂鳴條當近霍山，霍山實古南嶽。後人移南嶽於衡山，乃并舜葬處而移之零陵。鳴條爲湯放桀處，疑舜敗逋至此，則殊不然。鳴條實當在《禹貢》兗域，説見《論湯放桀地域考》條。又伯翳、伯益，實爲一人。説見《唐虞之際二十有二人》條。當時余謂《夏本紀》“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謂禹行禪讓，何以所傳者反父子相繼？則更不足疑矣。又《淮南子》謂“有扈氏爲義而亡”，高《注》謂“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書甘誓序疏》亦有“堯舜相承，啓獨繼父，以此不服，故伐之”之語，以爲啓之繼世亦有干戈之争。然高《注》實據後人設説，《義疏》當亦相同。有扈爲義，蓋徐偃、宋襄之儔，非奉辭伐罪之謂。至諸子書中論堯、舜、禹事跡，近乎争奪相殺者甚多，然皆屬後人設説，惟《韓非·説疑》引《記》，謂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又《吕覽》言鯀難帝舜事，或有史實爲據耳。説亦見《丹朱傲辨》條。昔時所疑，蓋無甚得當者。惟果謂堯、舜、禹之禪繼，皆雍容揖讓，一出於公天下之心，則又不然。《韓子》所引史記之文，即其明證。古代史事，其詳本不可得聞。諸子百家，各以意説。儒家稱美之，以明天下爲公之義；法家詆斥之，以彰姦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則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説，以爲上世聖人絶跡後世，其説固非；今必一反之視爲新莽、司馬宣王之倫，亦爲未當。史事愈近愈相類，與其以秦漢後事擬堯舜，自不如以先秦時事擬堯舜也。自周以前，能讓國者，有伯夷、叔齊、吴泰伯、魯隱公、宋宣公、《春秋》隱公三年。曹公子喜時、成公十六年。吴季札、襄公二十九年。邾婁叔術、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啓哀公六年。之倫。又有越王子搜，見《莊子·讓王》、《吕覽·貴生》，惟亦係借以明養生之義，其真相不可考。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據此窺測矣。然儒家所説，雖非史事之真，而禪繼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書》説之傳者，今惟《大傳》，而亦闕佚已甚。歐陽、夏侯三家，胥無可考。自當以《孟子》爲最完。今觀其説，則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義，然後設難以明之。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覲訟獄之歸，啓之繼世亦然也。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故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然則天之於下民亦厚矣，而何以仲尼不有天下？曰：無天子薦之也。何以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曰：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如常山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亦足以逃難而自信其説矣。當時雖莫能行，而國爲民有之義，深入人心，卒成二千年後去客帝如振籜之局，儒者之績亦偉矣。王仲任謂世士淺論，聖人重疑；《論衡·奇怪》。劉子玄謂因其美而美之，雖有惡不加毁；因其惡而惡之，雖有美不加譽；《史通·疑古》。於古人之説史事最爲得實。康南海託古改制之論，已嫌少過，彼亦輕事重言，用信己見而已。今之論者，舉凡古人之説，一切疑爲有意造作，則非予之所敢知矣。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一七共工、禹治水

《禮記·祭法》言：“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而《周語》以共工與鯀并列，謂其治水無功。此成敗論人之辭，非其實也。《書·臯陶謨》載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九者數之極，九川但言其多；四海謂中國之外；云“濬畎澮距川”，則但開通溝瀆耳，初未有疏江道河之事也。此蓋禹治水實跡。《禹貢》篇末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與《周語》所謂“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者，同爲泛言無實之辭，蓋皆相傳舊文。其前分述九州治跡，及道山道水之文，則皆後人所附益也。此等附益之文，參觀諸子，頗有可以互證者。《孟子·滕文公》上篇云：“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下篇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管子·輕重戊》云：“夏人之王，外鑿二十䖟，韘七十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墨子·兼愛中篇》云：“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泒，注後之邸，呼池之寶；灑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與南夷之民。”《莊子·天下》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吕覽·愛類》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吕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新書·脩政語上篇》云：“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道之九路，灑五湖而定東海。”《説苑·君道》、《淮南·要略》略同。《淮南·本經》云：“龍門未開，吕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道廛、澗。”《人間》云：“禹鑿龍門，辟伊闕。”《脩務》云：“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皆就已所知之地理，極意敷陳，而不計其實，《禹貢》特其尤甚者耳。《説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者。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乃州字本義。后土之所平，禹之所同，皆不過如此。《孟子》述水患情形曰：“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滕文公》上。又曰：“龍蛇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滕文公》下。《淮南》云：“民皆上丘陵，赴樹木。”《本經》。又曰：“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齊俗》。其言治水之功者：《管子》曰：“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輕重戊》。《淮南》曰：“使民得陸處。”《人間》。固無異於后土之所爲。其爲禹之佐者：禹自言之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臯陶謨》。《孟子》亦曰：“益烈山澤而焚之。”“后稷教民稼穡。”《滕文公》上。此亦厲山氏之子之所爲耳，柱固先棄而爲稷，厲山亦即烈山也。禹、益、棄之功，何以過於前人哉？而一蒙湛樂淫佚之名，一見稱以明德之遠，則甚矣，世之有成敗而無是非，而書之不可盡信也！

知《禹貢》、諸子所言禹事，皆以意敷陳之辭，則知鴻水之患，實未及於西方。河患情形，古今一也。諸書侈言鑿龍門，通砥柱，辟伊闕，道廛、澗者，以當時人民，避水西遷，所見奇跡，實以龍門砥柱爲大；而西河、伊、雒，又爲有夏之居故耳。《淮南·地形》云：“闔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逕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虚以下地。”《時則》云：“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絶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湮洪水之州。莊逵吉云：“《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湮水，以爲中國九州。州，水中可居也。”東至於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吴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禹乃案《黄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黄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回集五嶽。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又云：“於是周行㝢内。東造絶跡，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回崑崙，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涽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其敷陳與諸子書同，而又雜以荒怪。然《洪範》云：“鯀湮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禹貢》云：“禹敷土。”《商頌》亦云：“禹敷下土方。”實與《淮南王書》、《吴越春秋》，暨前條所引《山經》之言相通。蓋古事之傳於後者，僅有極簡略之辭，如敷土之類。其詳，皆後人以意附會，而薦紳先生之言，與齊東野人之語，遂至於大有逕庭，若能深窺其原，則知其所附會者不同，而其爲附會，初無以異。楚固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西方史家有言曰：“史事者，衆所共信之故事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以息壤湮洪水者，謂以土填平低窪之區也。《山海經》言術器復土壤以處江水。復，即《詩》“陶復陶穴”之復，則就平地增高之也。此蓋古代治水誠有之事，抑亦其恒用之法。神話中仍有人事，猶之寓言中之名物，非可僞造也。太子晉言共工墮高堙卑，即取土壤以填低地之事。其云壅防百川，壅者遏絶之；欲堙卑，斯必不免於壅川矣。防者，築爲堤防，《史記》所謂鯀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然則鯀與共工，徒知壅防湮復，而不知疏道，此其所以終敗，而禹所以克成功與？夫如是，后土安能尸平九州之名，而爲百世所禋祀也？然則禹之所以克享大名者，黄帝之族戰勝共工之族，乃舉洪水之患，治水之勞擾，悉蔽罪焉，而功則皆歸諸禹也；抑禹之時，沈災久而自澹也；不則避水西遷，漸抵河雒，其地本無水患也；三者必居一於是矣，或且兼有之也。其治水之勞，安民之惠，必無以大過於共工可知也。《管子·揆度》曰：“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則共工氏實居水鄉，后土之能平九州，猶今荷蘭人之與水争地也，其勞必不讓於禹矣；其爲民之所禋祀也，宜哉。《管子》又曰：“至於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揆度》。又曰：“黄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輕重戊》。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者，益烈山澤而焚之也。焚之則山童矣。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者，以焚燒逐禽獸，不利其器以與之鬭也。前此蓋嘗與之鬭矣，不如焚燒之之善也。竭澤即禹之濬川，斬羣害則其栞木。然則禹治水之法，前人久用之矣。故曰：洪水至禹而平，非沈災之久而自澹，則西遷之業至禹而成也；而共工與鯀皆被惡名，必非其實矣。

《淮南》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在魯，已見《少昊》條。《禹貢》言九州治跡，惟兗州獨有降丘宅土之文，亦古史實跡之僅存者也。然則西遷之業，必至禹而大成；堯都晉陽，必非事實。《堯典》、《臯陶謨》皆言洪水懷山襄陵，所謂山陵，亦水中州渚耳，非真出孟門之上也。《吕覽》言黄、炎固用水火矣，《蕩兵》。得毋是時水災方甚，戰時多決水以灌敵；而火攻之法，亦或得之烈山澤之餘與？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一八唐虞之際二十有二人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苗裔之下孫字之上當有奪文。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正義》曰：“《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臯陶。”《索隱》曰：“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叙伯翳與伯益爲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繆誤爾？”案《陳杞世家》，叙唐虞之際有功德之臣十一人：曰舜，曰禹，曰契，曰后稷，曰臯陶，曰伯夷，曰伯翳，曰垂、益、夔、龍。《索隱》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則爲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則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紀》叙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叙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爲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以。”予案《陳杞世家》之文，蓋漏彭祖。所以叙翳又别言益者，以垂、益、夔、龍四字爲句，雖并舉益，實但指垂，此古人行文足句之例，亦或益字爲誤衍也。十一人去舜得十，加十二牧，凡二十二人。《五帝本紀》上文云：“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次云命十二牧，下乃備載命禹、棄、契、臯陶、垂、益、伯夷、夔、龍之辭，而終之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明二十二人，即指十二牧及前所舉十人，特失命彭祖之辭耳。然則翳、益爲一人不疑也。馬融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爲二十二人，鄭玄益殳斨、伯與、朱虎、熊羆而去四牧，見《書疏》及《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皆非矣。

《詩秦譜》：“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則康成亦以翳、益爲一人。

一九唐、虞、夏都邑一

《左氏》昭公元年，子産謂：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實沈，遷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又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七年，又言：“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國語·晉語》略同。定公四年，祝鮀謂唐叔，命以《唐誥》，封於夏墟，啓以夏政。是則唐叔所封，必堯、禹之舊都；而晉之所居，實臺駘之故壤矣。

大夏、大原、夏墟，杜《注》皆云晉陽。襄公二十四年《疏》引《釋例》曰：“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虚、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服虔則云：“大夏在汾澮之間。”《史記·鄭世家集解》引。《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又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疏》云：“《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又引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又云：“舜所營都，或云蒲阪，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疏》又云：“《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説，《詩》之唐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案《史記集解》引《世本》，謂叔虞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世本》古書，最可信據。此正《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此外諸説，則皆就後世都邑，以意言之耳。不徒非堯、舜、禹之居，并非唐叔之所封也。服虔渾言在汾、澮之間，不過據後世晉都，略測古代都邑所在耳，未嘗鑿指其地，其失尚小。鄭玄億定堯始居晉陽，後遷平陽；皇甫謐更謂其始封唐縣，牽率附會，絶無古據，專輒甚矣。

《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云：“帝堯氏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南有望都縣山，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其縣曰望都。而《地理志》堯山在唐南山中。張晏以堯山實在唐北。《地理志》堯之都，後徙涿鹿。《世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禮》在并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故吴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此節文頗錯亂，疑有譌誤。然謂唐都在涿鹿則可知。此即黄帝之舊都。此堯在東方之一證也。

顧亭林《日知録》謂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霍山以北，自悼公後始開縣邑，因疑自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并在於翼。今案古代都邑，遷徙不恒，春秋以前，孰能詳録？以《左氏》之無文，疑《世本》之所紀，非也。然謂霍山以北，自悼公之後始開，以此駁堯都永安、晉陽諸説，則甚當。凡開拓，必先肥沃之區，而後瘠薄之地。河汾下流，固較霍山以北爲肥沃。況於有夏之居，尚在河洛，安得唐時開拓，已及永安、晉陽乎？《史記·秦本紀》：飛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似殷之末葉，聲威已及霍太山，然未可云開拓也。顧氏又言，《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伐晉，僅及高梁，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可見大夏必在河東之西南境。此説甚精。近人錢穆闡其説云：“《封禪書》述齊桓公之言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管子·小匡篇》曰：踰太行與卑耳之谿，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齊語》：“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卑耳，《索隱》云：山名，在河東大陽。《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過大陽縣南，又東，沙澗水注之。水北出虞山，有虞城。《史記·吴泰伯世家》：封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即大夏。虞山殆即卑耳之山。沙澗水，本或作流沙澗，即齊桓所涉也。”予案《説文·水部》：“沙，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也。”又：“漠，北方流沙也。”水少沙見，與北方流沙之沙，均非水散石之義。蓋今所謂沙漠者，古祇稱漠，後乃兼稱爲沙漠。漢世正沙字兩義遞嬗之時，《説文》説解，本雜採衆説而成，故其字義不免歧異也。釋古之流沙，自以依古義爲是。錢氏以流沙爲水名，似奇而實確矣。錢氏又云：“《漢志》臨晉縣，應劭《注》，以臨晉水得名。《史記·魏世家》：秦拔我蒲反、晉陽。《括地志》云：晉陽故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水經》：涑水所逕，有晉興澤，亦在虞鄉縣西。疑涑水古亦稱晉水。《漢書·地理志》謂武公自晉陽遷曲沃。以太原晉陽説之雖誤，然其語自有所本。《史記·晉世家》謂成王削桐葉以封叔虞。舊説太甲放桐宫在聞喜。聞喜當涑水之陽。《水經·涑水注》，涑水兼稱洮水，即臺駘所宣也。此亦可破據晉水之名謂唐叔受封必在太原之説。然河汾下流，雖有名爲唐又名爲夏虚之地，要爲堯、禹後裔所封。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用力雖勤，而沈災卒未克澹。自禹以後，都邑乃漸次西遷，而夏都遂在河洛。自三川渡河而北，即爲河汾下流，此固地理自然之形勢也。”錢氏之論，可謂極精。然謂禹之治水，實在蒲解之間，并謂唐、虞故都即在其地，則惑矣。參看《共工禹治水》條自明。

何以知古代西遷，必始於夏也？曰：以《孟子》知之。古書言堯、舜、禹都邑者，幾於紊如亂絲，不可董理。然《孟子》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離婁》下。要爲較可信據之言。諸馮、負夏，諸家皆無確説，姑勿論；鳴條則實有古據，其地當在兗州，别見《湯放桀》條。《吕覽·簡選》謂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云登則地勢必高，正與《堯典》陟方之言合。錢氏乃謂“《吕覽·有始覽》言九山曰會稽、大山，大山即霍太山，會稽則禹會諸侯之處。《吴越春秋》、《越絶書》，皆謂禹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周書·世俘解》：吕它命伐越。爲商近畿國，則河北有越。《水經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爲茅山。以茅津、茅城推之，《左氏》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水經·河水注》：河水東過陝縣北，河北有茅城，故茅亭，爲茅戎邑。地望正在大陽。《注》云：大陽之山，亦通謂之薄山。疑即《世本》舜封丹朱於房之房，《尚書》陟方乃死之方。”其説雖巧，然合前後觀之，似不如予説之的也。

錢氏又云：“《水經注》：伊水出陸渾縣西南王母澗之北，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塗山。王母即禹所娶塗山氏女。《山海經》云：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水經注》：陸渾縣東有禪渚。則塗山、羽淵，地正相近。鯀取有莘，亦在嵩縣。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嬰兒爲伊尹，其證。然則崇即嵩也。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孟子》趙《注》在嵩山下。禹伐有扈，戰於甘，《水經》：甘水出弘農縣鹿蹏山，《注》云：山在陸渾縣故城西北，甘水所逕有故甘城。啓有鈞臺之享，杜《注》謂在河南陽翟縣。此皆夏人蹤跡在今河南者。”予案：夏人西遷，始於何時，雖難質言，然大致必在禹後，鯀時恐尚在東方。故《五帝本紀》云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大戴記·五帝德》同。《漢志》東海郡祝其，羽山在南，鯀所殛，杜注《左氏》本此，《水經·淮水注》亦引之。雖不中固當不遠。其云在陸渾者，亦夏人西遷而傳説隨之，非其朔也。

《史記·貨殖列傳》云：“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漢書·地理志》本之。此爲言堯、舜地理較古者。《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管》、《版法解》：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墨》、《尚賢中》：古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下篇》略同。〇漁雷澤，《御覽》、《玉海》引作濩澤。《閒詁》曰：“王云：《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澗渠，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於濩澤。在濩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蔬仡紀》引《墨子》，并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又云：“《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爲釜丘。今檢勘全書，無釜丘之文，疑古本或作陶釜丘。”案《閒詁》之説是也。然文字不同，地望不必遂異；《水經注》之文，不必可以釋古也。《尸子》、《御覽·皇王部》引：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吕覽》、《慎人》：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書傳》、《索隱》引：販於頓丘，就時負夏。《淮南王書》《原道》：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争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争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皆同，決非無據。歷山，《淮南》高《注》謂在濟陰城陽，一曰濟南歷城山。《正義》引《孝經援神契》舜生於姚墟，謂在濮州雷澤縣。又引《括地志》同。又謂雷澤有歷山舜井。鄭玄謂雷澤即雷夏，兗州澤。陶河濱，《集解》引皇甫謐謂濟陰定陶西南有陶丘亭，又謂壽丘在魯東門北。負夏，《集解》引鄭玄云“衛地”。《水經·濟水注》：濼水，案即今趵突泉。俗謂爲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瓠子河注》：鄄城西南有姚城。雷澤，在大城陽縣故城西北，即舜所漁。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澤東北有陶墟，言舜耕陶所在。《泗水注》：水出卞縣故城東南姚墟西北，世謂之陶墟，舜所陶處也。井曰舜井。墟有漏澤，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劉向謂堯葬濟陰。《漢志》：濟陰城陽有堯冢、靈臺。《皇覽》及郭緣生《述征記》，亦謂堯冢在城陽。《吕覽·安死》：堯葬於穀林。《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正義》，《水經·瓠子河注》，皆引皇甫謐，謂城陽即穀林，恐不足據。《水經·瓠子河注》，以靈臺爲堯母慶都陵。堯陵之東，又有中山夫人祠，爲堯妃。《五帝本紀正義》引譙周，謂禹以虞封舜子，爲宋州虞城縣。《水經·巨洋水注》：堯水出劇縣南角崩山，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又東北注巨洋。伏琛、晏謨并言堯嘗頓駕於此，故受名焉。《淄水注》引《從征記》：“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守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地皆在古兗域，或距兗域不遠。傳説雖未必可信，然以前後情事揆之，謂堯、舜、禹蹤跡在兗域，固較近於實也。

《詩·曹譜》云：“堯嘗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説與《史記·貨殖傳》、《漢書·地理志》同。乃《魏譜》又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疏》云：“《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河東。”則自相違矣。《水經·瓠子河注》云：“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予謂鄭玄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於河之巖。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圖緯，於事爲允。”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阪，“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水經·河水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俗亦謂之堯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則此等説，西漢末已有，故緯候得採之。然要爲後起之説，不足信也。

《周書·史記》云：“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娱於樂，臣争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又云：“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此唐、虞、西夏，當爲堯、舜、禹支裔分封者。在河汾下流者，殆即此等國也。

二〇唐、虞、夏都邑二

《墨子·節葬》云：“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吕覽·安死》云：“堯葬於穀林。舜葬於紀市。禹葬於會稽。”此亦爲言堯、舜、禹地理較古者。

《山海經·海外南經》云：“狄山、帝堯葬於陽，帝嚳葬於陰。”《大荒南經》云：“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注》云：“即狄山也。”郝氏《箋疏》云：“司馬相如《大人賦》云：歷唐堯於崇山。《漢書》張揖《注》云：崇山，狄山也，引此經云云。《水經·瓠子河注》亦引此經，而云狄山一名崇山。崇、蛩聲相近，蛩山又狄山之别名也。”案《論衡·書虚》云：“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葬於冀州，與北教八狄之説近，狄山之名，蓋由此而得。《論衡》既以爲兩説，則崇山、狄山，似不必牽合也。

紀必在南，故稱南己。《困學紀聞》引薛季宣，謂近莒之紀城，誠難遽斷，要爲近之。何者？古事皆春秋戰國人所傳，必據其時之地名以立説也。《後漢書·王符傳》引《墨子》，作南巴之中，巴、中必己、市之誤。畢校反據舜葬九疑之説，以己爲誤字，傎矣。王念孫謂如是，則不應更作紀，其説是也。且舜葬九疑，説亦本不足據。孟子、史公述堯、舜事，皆用《書》説，以《書傳》互勘可知。《孟子·公孫丑》上篇云“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即《史記》之“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也。《離婁》下篇言“遷於負夏”，即《史記》之“就時於負夏”也。《盡心》上篇言“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蓋亦耕歷山時事。其言卒地，不應獨異。又《索隱》引《書傳》，有“販於頓丘，就時負夏”之文；《初學記》引《書傳》，又有“舜耕於歷山”之語，亦不應獨闕卒於鳴條。《書傳》固闕佚已甚，《史記》亦多遭竄亂。疑史公言舜卒地，本同《孟子》，今本“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之説，非史公兼著異聞，則後人所增綴，而正説反爲所删也。《吕覽》高《注》，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固近附會。《書鈔》、《御覽》引《帝王世紀》，謂“舜南征，崩於鳴條，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舉諸説而强揉爲一，則更不足論矣。

《禮記·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淮南·脩務》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均未言蒼梧所在。《史記》云葬於江南九疑，亦未言九疑爲何地也。《續漢書·郡國志》謂九疑在營道南；《檀弓》鄭《注》謂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而舜卒葬之處，乃遠至今湖南、廣西境矣。《山海經·海内南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丹朱在丹水之濱，不應在湖南、廣西境。《大荒南經》云：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注：叔均，商均也。郝《疏》云：舜子不名叔均；《大荒西經》有叔均，爲稷弟台璽之子，《海内經》又有叔均，爲稷之孫，此《經》叔均未審何人。案郝説是也，稷之苗裔亦不應葬南荒中。《海内東經》云：“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則湘水不過環繞舜陵，決非如今日之源流千里。《海内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下云“在長沙零陵界中”，蓋後人注語。山在淵中，亦洲渚之類，決非如今之九疑，蟠結數百里者也。《國語·吴語》：申胥言楚靈王不君，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正與《山經》之説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西南渡淮水，至衡山。此衡山當指霍山。《正義》引《括地志》，謂在衡州湘潭縣者，非。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爲今洞庭中山無疑。錢賓四有《戰國時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辯》，見所著《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其説甚諦。此是戰國前事，至秦、漢，則其説漸移於今之洞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郝《疏》謂《初學記》引作帝女，實帝女化爲瑶草、帝女之桑之類，爲天帝之女。其説是也。觀秦博士之對，則帝之二女，與堯之二女混淆爲一，自江北之洞庭，移於今之洞庭矣。《海内北經》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亦在北方。又始皇三十七年，出遊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五年，南巡守，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若在零陵，未免太遠，云洞庭最爲近之。《檀弓》云三妃未從，三妃蓋二妃之誤。云未從，正以其死在一地。若舜死零陵，二妃死湘山，相距千里，豈有輦柩從葬之理？是蒼梧、九疑傳説南移之初，猶以爲在今洞庭，不謂在湖南、廣西境也。

《吕覽·召類》云：“堯戰於丹水之浦。”《淮南·兵略》同。高《注》云：“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堯爲楚伯，説殊無據。《莊子·徐無鬼》，云舜三徙成都，至鄧之虚而十有萬家。舜徙鄧墟，亦無佐證。《水經》：“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注》云：“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於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於堯山。”蓋堯後有居楚、鄧間者，而堯之傳説隨之，而舜之傳説亦隨之矣。此《海内南經》之説所由來也。然則蒼梧之山，其初尚在漢北。此亦錢説洞庭初在北方之一證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水經·湘水注》云：衡山，“《山經》謂之岣嶁，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又引王隱言：“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溱水注》：“邪階水，水側有鼻天子城。鼻天子所未聞也。”而《路史》亦以爲象。《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集解》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語見《論衡·書虚》篇。《吴越春秋》言：禹即位，還大越，更名茅山曰會稽，居靡山，伐木爲邑，鳳皇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禹命羣臣：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禹崩之後，衆瑞并去。天美禹德，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户之民，禹祀斷絶。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脩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悦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爲百姓請命。《越王無余外傳》。《水經·漸江水注》云：禹崩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此蓋圖騰遺俗，象耕亦其類耳。後人誤以象爲人名，乃并有鼻之封，而移之道縣矣。然亦可見舜之傳説，逐漸南移也。《漢書·律曆志注》：孟康言：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水經·湘水注》，亦言泠道縣界有舜廟，縣南有舜碑，零陵太守徐儉立。又云：衡山，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毁其墳，得《營丘九頭圖》。

《吕覽》九山，曰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八山皆在西北，豈得會稽猶在東南？錢氏疑之是也。《史記·夏本紀》曰：“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此即《吴越春秋》之説。或言乃别列一説之辭。然則當時固有謂會稽不在南方者矣，惜其説無可考也。上文言“禹東巡守，至於會稽而崩”，不作疑辭。《管子》言禹封泰山，禪會稽，則會稽距泰山不得甚遠。必如此，乃能合於《墨子》東教九夷之説也。

《國語·魯語》：“吴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吴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爲漆姓。漆，《史記》、《説苑》作釐，《家語》作漆。黄丕烈云：漆乃淶之譌，釐、淶聲近。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長狄見《左氏》文公十一年，兄弟數人斃於魯、衛、齊、晉，無在南方者；其人亦稱狄而不稱夷，而防風之防，實與陟方之方爲一字。得毋封、嵎之山，即鳴條所在邪？遐哉上已，弗可得而質已，然要不妨姑引一説也。《韓非子·飾邪》亦云：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

舜之傳説，亦有在江東者。《五帝本紀正義》云：“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水經·河水注》：“周處《風土記》曰：舊説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甯、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吴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漸江水注》：“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集，故曰上虞。二説不同，未詳孰是。”《續漢書·郡國志》：吴郡吴，“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注》云：“《越絶書》曰：湖周三萬六千頃，又有大雷山、小雷山。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此説人無信之者。而禹葬山陰，遂爲故實，則以越爲禹後，吴爲泰伯後耳。其實越亦嬴姓，無余之後，絶而復續，安知其必爲禹之苗裔？而泰伯、仲雍之所君臨者，又安知其非重華之遺族邪？吴、虞之爲一字，固不疑也。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言少康庶子之封，二十餘世而至允常。允常者，句踐之父也，豈有距少康僅二十餘世之理？且《史記》不言其名，而《吴越春秋》謂其名曰無余；其後降爲編户，復立者曰無壬，無壬生無䁺。則無者號氏，其名實曰余。《水經·漸江水注》，則謂少康封少子杼。杼乃繼少康爲夏后者，酈氏即誤記，不至於是，其言當有所本。然則余即杼，乃後人之億説。越始封之君，其名實不可考也。《吴越春秋》云：“無䁺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常即允常。古“或”與“有”通，“或爲夫譚”，猶云有名夫譚者，其人非親無䁺子。《史記》“二十餘世”，或自無壬起計也。無余之名，既不足據，其事跡更無可考。而《漸江水注》又謂秦望山南有樵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其不足信明矣。《吴越春秋》謂無余質樸，不設宫室之飾，從民所居。雖亦億度之辭，然於事理頗近。

二一唐、虞、夏都邑三

《周書·度邑》云：“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此爲言夏代都邑最古者。《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注》云：“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説皆非。”案古代都邑，祇能得其大概，區區校計於數十百里之間，實爲無當。《周官》大司徒之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注》云：“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疏》云：“潁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不在潁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仍在畿内。”指陽城度景之處爲周公古跡，自近附會，然司農所説，必古天官家言，陽城爲古名都可知。都洛陽，陽城在畿内；都潁川，陽城不亦在畿内與？古遷徙易，商、周之先皆屢遷，夏人何獨不然？故言夏都，謂大致在今伊洛之域可耳，必欲鑿指爲今某郡某邑，必無當也。況夏代創業未幾，即有五觀之亂，繼以羿、浞之篡，都邑又能保其無移徙邪？

《國語·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韓非子·説疑》：湯作商，文王作武王，餘同。《左氏》昭公元年則云：“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似一以人言之，一以地言之。然古地名與氏族名多不别，特後人知其地者，則以爲地名，不知其地者，則以爲氏族名耳。《左氏》杜《注》云：“觀國，今頓丘衛縣。”昭元年。衛，本漢東郡觀縣，後漢光武更名，晉屬頓丘郡，北魏曰衛國。《漢志注》引應劭曰：夏有觀扈。《水經·河水注》曰：“浮水故瀆，又東南逕衛國邑城北。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灌。《巨洋水注》亦云：“薛瓚《漢書集注》云：案《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觀是也。”案觀、灌非一地。《漢志注》引應劭，僅云“夏有觀扈”，酈氏牽合爲一，似非。酈氏又以己意論之曰：“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地，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諸侯於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未可以彼有灌目，謂專此爲非；捨此尋名，而專彼爲是。”亦近調停無據。應劭曰：夏有觀扈，即此城也。”《淇水注》云：“逕頓丘北。又屈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杜預、應劭蓋同用《古文書》説。此説似僅據漢世縣名附會，無確據。《周書·嘗麥》曰：“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此爲言五觀事最古者。《楚辭》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漢書·古今人表》云：“太康，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楚語》韋《注》云：“啓子，太康昆弟也。”《潛夫論·五德志》云：“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太康實在五人之内。僞《古文尚書》云“厥弟五人”，則并太康而六矣。此其作僞之伎倆最拙而可笑者也。五人既連太康在内，而《周書》云“遂凶厥國”，則五人必交鬨於夏都，而非或據都城、或據觀相對敵。夏都所在，王符明言之曰洛汭，實與《周書》相合。乃朱亮甫《集訓校釋》改殷爲啓，曰形近而譌。實則啓、殷形并不近，且下文明言“忘伯禹之命”，譌爲夏則可矣，何由譌爲殷乎？蓋殷即後世之亳殷，作書者以當時地名道古事也。啓子都邑之所在，從可知矣。

或曰：戡五子之亂者爲彭壽，非舜時之彭祖，則其後裔，其地當在彭城，此無足疑者也。以觀在衛國，頓丘不且較亳殷爲近乎？是固然。然五觀之後，繼以羿、浞之亂，所争奪者，仍在河洛，以是知五觀之亂，必不能在東方也。何以知羿、浞所争，實在河洛也？案羿、浞之事，見於《左氏》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杜《注》釋其地云：“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梁國有虞縣。”《疏》云：“杜地名言有者，皆是疑辭。”則杜亦本不自信。然言夏事者多據之，遂若羿、浞之亂，緜歷青、豫，喋血千里，合從討伐，軼於桓文矣。其實夏時決無此事也。《左氏》言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又引《虞人之箴》，謂其不恢於夏家；又言少康收夏衆以復禹之績；則羿所據者即夏地，所用者即夏民可知。《漢志》北海郡平壽《注》：“應劭曰：古㘰尋，禹後，今㘰城是也。臣瓚曰：㘰尋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㘰尋，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此即太康所居爲近洛也。又吴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北瞻望於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汲郡古文》及《僞書》，雖不足據，然薛氏論夏居河南，饒有理致。蓋作僞者亦有所本，不能全屬子虚也。謂羿與太康，所居即係一地，亦可見羿所據即夏都矣。五子用失乎家巷，蓋謂降爲編氓，此必失其都邑而後然，不然無是事也。《史記·夏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故禹城，在洛州密縣界。”“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又引《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固亦以羿與夏之所争，爲在河洛之間也。《史記·夏本紀》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襃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斟尋氏，《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斟氏、尋氏。”《索隱》曰：“《系本》男作南，尋作鄩，費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襃。斟戈氏，按《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然則戈、灌一地，觀、灌非一地也。斟尋蓋即《左氏》昭公二十三年“郊鄩潰”之鄩，地在鞏縣西南，即《括地志》以爲故鄩城所在者也。戈所在不可考，亦不能遠至宋、鄭之間。南、男、任同音。《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穀梁》作“任叔”，疑即后緡所歸，亦即《周書·史記》之南氏也。

《左氏》云：“后羿自鉏遷於窮石。”杜《注》云：“羿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此乃億言之。羿因夏民，夏都不名窮，羿何由忽立有窮之號？則其國本名窮也。窮何地邪？即河南之窮谷邪？則《晉地記》亦以爲羿之所遷，不謂爲羿之本國也。《路史》以安豐有窮谷、窮水，即《左氏》昭公二十七年楚師救潛，與吴師遇於窮者，當羿之本國。《國名記》。其説蓋是。窮、潛地近英、六，爲臯陶之後所封。臯陶與其子益，固禹所嘗授之政者，而戡定五觀之亂之彭壽，其地實在彭城，爲黄帝以來舊都。蓋夏當西遷之初，東方之力猶競，啓雖排益而代之，然一傳之後，復爲東方强族所篡。羿蓋自窮、潛西北出，而據衛城之鉏，其後又據河南之窮谷，至此則深入伊洛之間，而夏民爲其所因，夏政爲其所代矣。《天問》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此窮，蓋即《左氏》所謂窮石，其城亦名窮，《左氏》謂羿之子死於其門者也。《淮南地形》謂“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流沙，錢氏以大陽之沙澗水當之，地望頗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語當傳之自古。“盡”即《中庸》“有餘不敢盡”、《左氏》“盡曹地也”僖公三十一年。之盡，今作“儘”。河東之西南隅，固古代開拓所極也。

《左氏》哀公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云：“滅亡，謂夏桀也。”《疏》云：“此《夏書·五子之歌》第三章也。此多帥彼天常一句，文字小異。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肅與賈、服、孫、杜所言，未知誰得逸書之意。然冀州爲古人通指中國之辭，非即《禹貢》冀州，不能以此定其所在。《疏》説頗爲通達，唐、虞、夏之都，實不相沿襲也。

《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南對首陽山。《吕氏春秋》曰：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萯山，遇大風雨，迷惑，入於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亦在河洛近境。

《水經注》云：“潁水逕其縣陽城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啓，并於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又云：陽翟“縣西有故堰，舊遏潁水支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又有泉流出焉，時人謂之嵎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啓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爲陂，陂方十里，俗謂之鈞臺陂，蓋陂指臺取名也。潁水自堨東逕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路史餘論》云：“《淮南·脩務》云：禹生於石。《注》謂脩己感石坼胸而生。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韶、竇苹等，皆云啓母。歷代崇祀，亦以之爲啓母。又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啓母小姨行廟。”此等傳説，雖不足信，然亦可見夏代傳説，在嵩嶽附近者實多也。

二二唐、虞、夏都邑四

堯、舜、禹傳説，散在各地者尚多，要皆附會之辭，不足信也。《山海經·中山經》有堯山，郝《疏》云：“《初學記》引王韶之《始興記》云：含洭縣有堯山，堯巡守至此，立行臺。”《水經·洭水注》亦云：陶水，“出堯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堯行宫所。”又《沔水注》云：“漢水又東逕嬀虚灘。《世本》曰：舜居嬀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嬀虚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虚。故後或姓姚，或姓嬀。”《路史·國名記》引《世本》：“嬀虚在西城西，舜居。”《困學紀聞》二引《世本》：“饒汭，舜所居。”《地理通釋》云：“《世本》舜居饒汭，在漢中西城，或言嬀虚在西北，舜所居也。”又云：“《通典》金州西城縣有嬀虚，《帝王世紀》謂之姚虚，《世本》曰饒汭。”案在西城之説，殊不足據。又云：“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後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河水注》引皇甫謐，謂舜都或言平陽，或言蒲阪，或言潘。《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同。《㶟水注》云：潘城，“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滱水注》云：濡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中山記》曰：郭東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嬀州有嬀水，源出城中。《耆舊傳》云即舜釐降二女於嬀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山上有舜廟。”又謂“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并舜井也，舜自中出。”《夏本紀正義》引揚雄《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又引《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華陽國志》云：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水經·沫水注》略同。又云：“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河水注》云：“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水上。”又云：大夏川水，“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江水注》云：江州縣，“江之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於此。”又云：“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故楚也。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争權，君弗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按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吕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淮水注》云：“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吕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縣即其地也。”《廬江水注》云：“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遂記爲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志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歲月已久，莫能辨之也。”嶺表行宫，蓋因堯字而附會；西城嬀虚、嬀州舜井，則因嬀字而附會。《水經·河水注》云：蒲阪，“南有歷山，謂之歷觀。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嬀汭也。孔安國曰：居嬀水之内。王肅曰：嬀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於嬀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可見流俗之善於附會矣，其所言尚足信哉？禹至臨洮，蓋因秦時長人見臨洮而云然。上霄刻石，傳爲禹跡，正同一理。南、任音同，《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穀梁》作任；疑夏時之有仍，即《周書》之南氏，以其國分爲二，遂附會爲二南，尤滅裂可笑。辛壬癸甲，民俗可徵，以説塗山，似最有據。然禹時遺俗，安能留詒至於元魏？且《書》亦不云禹以辛壬癸甲日娶也，則亦後人附會《尚書》，因生此俗耳，非真沿之自古。《漸江水注》言：“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逕七尺。橋上有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廬江水注》言：西天子鄣，“巖上有宫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峯。”《述異記》言：“廬山上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爲釗城。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然則南方古代大工正多，特以雅記無徵，遂率附諸北方古帝；營道舜陵，會稽禹穴，千載傳爲信史，作如是觀可矣。

二三夏都考

夏都有二：《漢志》太原郡晉陽《注》云：“故《詩》唐國。”《左》定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虚，啓以夏政。服虔以爲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是夏之都，即唐堯舊都也。金氏鶚《禹都考》云：“杜預注《左傳》云：夏虚、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説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爲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爲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愚按臣瓚、張守節之言，蓋泥《史記》唐叔封於河汾之東致誤。不知古人言地理，皆僅舉大概。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東也。顧亭林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以封唐叔，以爲唐叔始封在翼。不知《括地志》此文亦誤。故又有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全謝山已糾之矣。《漢志》潁川郡陽翟《注》云：“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禮記·緇衣正義》：“按《世本》及《汲郡古文》皆云禹都咸陽。”咸陽乃陽城之誤。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相近。或禹所都陽城，實在陽翟。金氏鶚駁之，謂“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則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愚案古代命山，所苞甚廣，非如後世但指一峯一嶺言之。又其時去游牧之世近，民習於移徙；宫廟民居，規制簡陋，營構皆易；不恒厥居，事所恒有。稽古都邑，而出入於數十百里之間者，不足較也。《國語·周語》：“伯陽父曰：伊洛竭而夏亡。”韋《注》：“禹都陽城，伊洛所近。”蓋據《世本》，初説不誤。而金氏引《史記》吴起對魏武侯之言，謂桀都必在洛陽。其拘泥之失，亦與此同也。金氏又謂“《史記·夏本紀》：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禹於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爲都也。”釋“於是”字亦非是。《史記》此文，大同《孟子》。《孟子》及《史記》叙舜事，皆有“之中國踐天子位”語。《集解》引劉熙曰：“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雖未知當否，然必自讓避之處後歸建都之處可知。不然，即位之禮，豈可行之草莽之間哉？“於是”二字，指諸侯之朝，不指讓避之地也。予謂夏蓋先都晉陽，後都陽城。陽城之遷，蓋在太康之後。《左》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蓋指太康失國之事。《僞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僞《書》此文，將羿好田獵，移諸太康；且誤太康兄弟五人爲厥弟五人，不直一笑。夏之亡，由好樂太過，非以好畋也。《墨子·非樂》：“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辭雖不盡可解，然夏之亡，由好樂太過，則固隱約可見。《楚辭》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綜述太康、羿、浞始末，以好樂屬夏，以好田屬羿，尤極分明。《周書·嘗麥》：“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似五子之間，復有作亂争奪之事。與《左》昭元年“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啓有五觀”之言合。韋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潛夫論·五德志》：“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居洛汭，是爲五觀。”皆以太康兄弟凡五人，武五同聲，即《墨子》所謂武觀也。然“須於洛汭”，亦見《史記·夏本紀》。即謂《史記》同《書序》處，爲後人所竄。然《潛夫論·五德志》，亦有“兄弟五人，降居洛汭”之言。非撰《僞書》者所億造也。《左》襄四年：“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鉏不可考。《淮南子·地形訓》：“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道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絶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此節文字頗錯亂。王引之謂“自窮石以下十三字，爲後人竄改。原文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而出自窮石等文，當在下江出岷山諸條間。”王説信否難遽定。然王逸注《楚辭》，郭璞注《山海經》，并引《淮南子》，謂“弱水出自窮石”，則此語雖或簡錯，決非僞竄。“至於合黎”十字，或後人以《禹貢》傍注，誤入正文。《淮南》既云“絶流沙”，不必更衍此十字也。然竊疑《禹貢》“入於流沙”之下，亦奪“南至南海”一類語。《禹貢》雍州，“弱水既西”，其導九川，先弱水，次黑水，次河，次漾，次江。黑水即今長江、黄河上源，出於崑崙，與今所謂河源同；予别有考。導川叙次，蓋自西而東。《集解》引《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地記》古書，頗可信據。見予所撰《弱水黑水考》。《集解》引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又曰：“《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似鄭亦宗《漢志》所謂古文説者。《漢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然《索隱》又云：“《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玄引《地記》，亦以爲然。”合諸《集解》所載鄭引《地記》之説，則鄭初無所偏主矣。《禹貢》、《地記》説弱水，皆僅云西流，不云北向。《古文》以居延澤當之，蓋誤。既云入於南海，而又在黑水西，則弱水必今瀾滄江。瀾滄江東南流，而《禹貢》、《地記》云弱水西流者，其所指上源與今異也。《禹貢》云：“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集解》引《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弱水在黑水西，窮石亦必在三危之西。然亦不越隴、蜀、青海之境。羿遷窮石，果即此弱水所出之窮石者，則當來自湟、洮之間。其地本射獵之區，故羿以善射特聞，而其部族亦彊不可圉也。太康此時，蓋失晉陽而退居洛汭。少康光復舊物，然曾否定居河北，了無可考。竊疑自太康之後，遂居陽城也。《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正義》：“潁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故云地爲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不在潁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仍在畿内。”司農父子，皆明《三統曆》，所舉當系曆家舊説。《義疏》此言，亦當有所本。此可見陽城附近，確爲歷代帝都所在。而先後營建，出入於數十百里之間，則曾不足較也。然則《漢志》、《世本》，非有異説；應劭、臣瓚，亦不必相非矣。

夏遷陽城之後，蓋未嘗更反河東。故桀時仍在陽城，而伯陽父以伊洛之竭，爲夏亡之徵也。鄭氏《詩譜》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此亦以大較言之。乃造《僞孔傳》者，見戰國之魏，曾都安邑，遂以爲夏都亦在安邑；又不知《史記》所謂“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者，先王爲契，亳爲契本封之商，而以爲即後來所都之偃師。見予所撰《釋亳》。於是解先王爲帝嚳，鑿空，謂帝嚳亦都偃師。《史記》云：“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娀之虚。桀奔於鳴條。”《尚書大傳》云：“湯放桀也，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周書·殷祝篇》略同。末作“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其跡皆自西而東。今安邑反在偃師之西，其説遂不可通。《左》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昆吾爲夏伯矣。”韋昭云：“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是則桀時昆吾之地，在今許昌，去陽城極近。故得與桀同日亡。《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離婁》下。《吕覽·簡選》篇：“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脩務訓》：湯“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則鳴條之地，必與南巢、歷山相近。當在今安徽境。故《孟子》謂之東夷。《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陑雖不知何地，度必近接鳴條。《僞傳》乃謂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遂生繞道攻桀、出其不意之説，費後來多少辯論。皇甫謐又謂“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又云：“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不知暫來衛桀，安暇築邑？遂忘其自相矛盾也。不徒妄説史事，并妄造地名以實之。江艮庭謂“謐無一語可信”，誠哉其不可信矣。西漢經説，多本舊聞。雖有傳譌，初無億造。東漢古文家，則往往以意穿鑿。今日故書雅記，百不一存，無從考見其謬。然偶有可疏通證明者，其穿鑿之跡，則顯然可見。如予所考東漢人繆以倉頡爲黄帝史官，其一事也。詳見予所撰《中國文字變遷考》。魏、晉而後，此風彌甚。即如《左氏》所載，羿代夏政，少康中興之事，據杜《注》，其地皆在山東。設羿所遷窮石，果在隴、蜀之間，則杜《注》必無一是處，惜書闕有間，予説亦無多佐證，不能辭而闢之耳。

原刊《光華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

二四有扈考

《書序》：“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僞傳》：“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疏》云：“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案《疏》辭非必《僞傳》之意。《淮南·齊俗》曰：“昔有扈氏爲義而亡。”高《注》曰：“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馮衍《顯志賦》曰：“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亦此意。蓋經生舊有此説，《義疏》本以立言也。然恐與史實不合。《周書·史記》曰：“弱小在强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亡其社稷。”所謂不恭者也。《韓非子·説疑》曰：“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失度其公孫强之流乎？

《僞傳》云：“有扈與夏同姓。”《疏》云：“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并依《世本》之文。”然皆無爲啓庶兄之説，未知高誘何據也。又《甘誓》、《墨子·明鬼》引其文，而作《禹誓》。畢校云：“《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吕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孫氏《間詁》云：“《吕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柏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是《吕覽》有兩説。或禹、啓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説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説亦與此合。”案古以後嗣之事繫之先王者甚多，不必作此調停之説也。

《楚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注》云：“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臧，善也。言湯能苞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爲民主也。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殺澆，滅有扈，復禹舊跡，祀夏配天也。”又曰：“有扈牧竪，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注》曰：“言有扈氏本牧竪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床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恒，常也。季，末也。樸，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案此《注》恐非。該與恒當俱是人名。該爲有扈所弊，爲牧牛羊，及有扈敗時，亦弊於牧竪之手，其人名恒，既弊有扈，復得樸牛之瑞也。《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正義》：“《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録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邪？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案《後漢書·西羌傳》，言爰劍與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則《傳異録》之語，當出羌中。《水經》沔水《注》引《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黄金陗、寒泉嶺、陽都阪，峻崿百重，絶壁萬尋。山豐野牛野羊，騰岩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則南山之地，本多樸牛，無怪羌中之有是説也。然遂依舊説，謂有扈在鄠縣，則恐未然。禹啓時兵力，恐尚不及此。甘恐即周時王子帶封邑，見《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在河南，正有夏之居也。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二五太康失國與少康中興

太康失國，少康中興，爲夏代一大事，而《史記·夏本紀》一語不及，《正義》以此譏其疏略，其實非也。古人著書，各有所本。所本不同者，既不以之相訂補，亦不使之相羼雜，各如其故而傳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也。《夏本紀》之所據者，蓋《繫世》之倫；《吴世家》載伍子胥之言，則所據者《國語》之類；二者固不同物也。《十二諸侯年表》曰“譜牒獨記世謚”，此蓋《周官》小史所職；國家之行事，固别有史以記之矣。《夏本紀》之不及，又何怪焉！

難者曰：“譜牒獨記世謚”，於國家行事，有所不詳，是則然矣。然其關涉君身者，則亦不得而略也。如《秦紀》見《秦始皇本紀》後。獨載其君世系享國年數及葬地，而於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亦未嘗略，即其明證。今夏后相，身見殺於寒浞；少康始依有仍，後奔有虞，爲之牧正，爲之庖正，其降爲人臣久矣。奮起綸邑之中，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漢光武、蒙古達延汗之儔也。而《史記》曰“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一若安常處順，父子相繼者，不亦疏乎？應之曰：太康以降，夏雖中衰，統緒實未嘗絶。至於相之見弑，少康之降爲人臣，則其事尚有可疑也。請陳其説。

《墨子·非樂》：“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楚辭·離騷》：“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縱。”又《天問》：“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山海經·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儛九代。《注》：“九代，馬名。儛，謂盤作之令舞也。”郝懿行《箋疏》：“案《九代》，疑樂名也。《竹書》云：夏帝啓十年，帝巡狩，舞《九韶》於大穆之野。《大荒西經》亦云：天穆之野，啓始歌《九招》。招即韶也。疑《九代》即《九招》矣。又《淮南·齊俗訓》云：夏后氏，其樂夏籥《九成》。疑《九代》本作《九成》，今本傳寫形近而譌也。李善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此經云：舞九代馬。疑馬字衍。而《藝文類聚》九十三卷及《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此經，亦有馬字。或并引郭《注》之文也。舞馬之戲，恐非上古所有。”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注》：“《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於天，吉。明啓亦仙也。”《箋疏》：“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卷引《史記》曰：昔夏后啓筮乘龍以登於天，占於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鄉。今案《御覽》此文，即與郭《注》所引爲一事也。”一曰大遺之野。”《注》：“《大荒經》云：大穆之野。”又《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宫之序，是謂《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義具見於《歸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注》：“《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也。”此啓之所以致亂也。《離騷》王逸《注》曰：“夏康，啓子太康也。”案《離騷》下文又云：“日康娱以自縱”，康娱二字相屬，則逸《注》誤也。孟子言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意但主論禪繼，非史實；且亦無由知啓繼位時非賢君也。《山海經》所載乃神話，與《史記·趙世家》、《扁鵲列傳》所載趙簡子、秦穆公事極相類。啓亦作開者，漢人避景帝諱也。

《周書·嘗麥》：“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離騷》：“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天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揚雄《宗正箴》：“昔在夏時，太康不共。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此言太康失邦之事，其亂蓋由於内鬨，猶齊桓死後五子争立也。遂凶厥國，國指夏都，蓋即殷。見《唐虞夏都邑》條。失乎家巷，失同佚，言逃亡民間也。《史記·魯世家》：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爲家人。魯絶不祀。《晉世家》：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静公遷爲家人，晉絶不祀。此云家人，即《離騷》佚乎家巷之義。五子之亂，蓋得彭壽而復定。雖失故都，仍據他邑爲君如故，故太康、仲康、相得相繼在位。五子交争，而仲康仍得繼太康者，或二人本同黨；或後降於太康；如契丹太祖時諸弟之亂，亦或不與，或降而見釋也。《天問》言死分竟地，或亦有據地自立者，特太康、仲康、相相繼爲正統，故《系本》特記之也。《天問》又云：“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王逸《注》謂眩弟指象，似非。眩弟蓋指仲康。相，仲康子；少康，相子，其後相繼有國。後嗣逢長蓋指此，謂仲康危害厥兄，何後嗣反得逢長也。逢，大也，即《洪範》“子孫其逢”之“逢”。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能光大夏業也。勤子屠母，蓋謂愛其子而殺其母，疑即揚雄所云有仍二女事，其詳不可得聞矣。《天問》又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注》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堯美而饗食之。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彭祖爲舜所命二十二人之一，見《唐虞之際二十有二人》條。彭爲祝融八姓之一，歷唐、虞、夏、商，皆爲强侯，其能爲夏戡亂，亦固其所。《天問》故事，漢世蓋本莫能説，又寖以失傳。王逸自謂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事事可曉，實則乖繆甚多。如其釋彭鏗斟雉帝何饗，恐全是望文生義。帝當指天帝。言饗其雉羹，乃報以永壽。釋受壽永多，亦神仙家言。惟彭祖壽考，當本有其説，神仙家乃從而託之。《周書》之彭壽，未審即彭鏗與否。古稱人多以號，亦或因其壽考而稱之爲壽也。

《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此言羿代夏之事。云因夏民以代夏政，則據有夏之故都，且代之號令諸侯矣。然固無害於太康、仲康、相等之自君其民。如衛滿得朝鮮，侵降其旁小邑，服屬真番、臨屯，而箕氏之後，猶王馬韓中也。《天問》言革孽夏民，與《左氏》因夏民之説合。然特乘亂入據耳，非稱兵犯順也。僞《古文尚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一似夏之喪邦，皆由羿之逞亂者，失其實矣。

《左氏》襄公四年：“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厖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離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天問》：“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此寒浞篡羿之事，乃有窮氏之内亂，與夏無涉。夏當是時，固仍保其所據之地也。王逸《注》曰：“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與？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此説蓋已非其朔。古神話當以雒嬪爲河伯之妻，羿射殺河伯而奪之也。亦可見羿實有河雒之地矣。《左氏》昭公二十八年，載叔向母之言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封豕，疑即《天問》之封豨。傳説中或以爲人，或竟以爲豕，謂射殺之而以其膏獻諸上帝也。《禹貢》稱“禹錫玄圭”，《檀弓》言“夏后氏尚黑”，疑夏以黑爲徽號。此玄妻及前所引眩弟，疑并當作玄。玄妻，即純狐。《楚辭》言羿射封狐，疑夔之族尊豕，禹之族尊狐。案《吴越春秋》言，九尾白狐造禹，禹以爲當王之徵。羿射封豕、封狐，實戕二族圖騰之神。神話中謂狐爲浞妻以報羿也。《孟子·離婁》下篇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下引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事，以明取友必端。則逢蒙、羿之黨，《左氏》所謂家衆也。《淮南·詮言》曰：“羿死於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説山》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注》：“桃部，地名。”莊逵吉云：“桃部即桃棓，”其説是也。羿之死，蓋逢蒙實爲主謀。逢、厖同字，逢蒙殆厖圉之族乎？

《左氏》襄公四年：“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公元年：“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離騷》：“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天問》：“惟澆在户，何求於嫂？《注》：“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因與行淫亂也。”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注》：“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注》：“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此言浞滅相及少康中興之事。如《左氏》之言，則夏嘗中絶，然其説有不可盡信者。野蠻時代，十口相傳之説，理亂興亡之事，必以一女子爲之經緯。如《蒙古源流考》之洪郭斡拜濟，《雲龍紀略》之結媽、三妲皆是。見《章氏遺書·文集》卷八。《左氏》之言，看似全係史實，然“逃出自竇”一語，已顯類東野人之言矣。《離騷》云：“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蓋亦有娀佚女之倫。女艾即女歧，與澆淫亂，而少康乘機殺之，所謂諜也。《天問》又云：“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注》云“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則亦神話中人物也。古事之傳於後者，人神恒相雜。其後士夫傳述，則人事多而神事少；東野人言，則人事少而神事多。看似殊科，實同一本。《左氏》所載，亦神話之經士夫改定者耳。其原既爲野言，其事即非信史。信后緡真出自竇，女艾真爲間諜，則愚矣。后緡、女艾之事不可盡信，則其餘之語不可盡信可知也。《左氏》之言而不可盡信也，則夏祚曾否中絶，實可疑也。

《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而《左》襄四年杜《注》云：“夷氏。”《正義》云：“此傳再言夷羿，故以夷爲氏。”案《吕覽·勿躬》亦稱夷羿。《山海經·海内西經》云：“海内崑崙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虚，方八百里。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仁、夷同字。《水經·河水注》云：“大河故瀆。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故有窮后羿國也。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路史》謂“羿，偃姓。女偃出臯陶。《世紀》云不聞其姓，失之。”蓋本諸此。竊疑夷爲羿之號，偃則其姓也。有鬲爲羿同姓，靡之往奔，似謀爲羿報讎。其後輔立少康，則因羿子已死，其後或無可立故耳，非必盡忠於夏。杜《注》謂爲夏之遺臣，似失之。《史記·夏本紀》言：“禹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楚辭·天問》云：“啓代益作后，率然離孼。”《漢書·律曆志》載張壽王以“化益爲天子代禹”。則偃、姒二姓在當時并爲强族，其勢實代相干。故益雖見排於啓，羿仍能代夏政；其後雖以好田爲浞所篡，而姒、偃合謀，卒覆澆、豷也。《夏本紀》言禹後有有男氏，斟尋氏，斟戈氏。《索隱》曰：“《系本》男作南，尋作鄩。斟戈氏，《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男、南皆與任同聲。《春秋》桓公五年“仍叔之子”，《穀梁》作任叔，疑有仍即有男，與夏同姓。杜《注》云“后緡母家”，亦誤也。戈、灌一地，過亦殆即斟尋。寒浞滅是二國，而使二子鎮之爾，亦可見當時同姓之國，恒相援衛矣。

《世紀》又言：羿自“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虞、夏”。案《説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弓部》：“󶽑，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善射。”《山海經·海内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淮南·本經》：“堯之時，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世紀》蓋合此諸説以爲一説也。《世紀》又言：“浞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同《論語》孔安國《注》。澆、奡二字，可相假借。然盪舟實非陸地行舟。《天問》云：“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注》云：“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天問》文固不次，然特所問因仰見圖畫而發，不依年代先後云爾。非遂毫無倫序。“湯謀易旅”，承前引“惟澆在户”云云下，上下皆言夏事，中忽間以殷湯，似不應陵亂至此。朱子謂湯乃康字之誤，亦近鑿空。宋本《説文》及《集韻類篇》引《論語》，盪并作湯，則《天問》之湯謀，亦即盪謀，謂動謀也。澆蓋能水戰，而少康覆其舟師。罔水行舟，蓋譬喻之語，不徒非澆事，丹朱亦未必實有其事也。《書疏》引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雒雒使人推行之”，妄矣。水雖治，豈遂無水可以行舟邪？參看《丹朱傲辨》條。

《史記·魯世家》：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邑，爲家人。魯絶不祀。《晉世家》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静公遷爲家人，晉絶不祀。此云家人，即《離騷》佚乎家巷之義。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二六越之姓

《史記·世家》云：“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説同。《漢書·地理志》曰：“粤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亦本舊説。臣瓚曰：“自交阯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按《世本》，越爲羋姓，與楚同祖，故《國語》曰羋姓夔、越，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羋姓之越，亦句踐之後，不謂南越也。”案《漢志》所謂其君禹後者，自指封於會稽之越言之，不該百越。臣瓚實誤駁。至謂越爲羋姓，則《左氏》宣公八年《正義》亦據《外傳》而疑越非夏后之後；《正義》：《譜》引《外傳》曰：羋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别封也，或非夏后氏之後也。《國語·吴語》韋《解》亦云：“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羋姓也。”引《鄭語》及《世本》爲證。《墨子·非攻下篇》：“越王緊虧盧校改爲翳虧，畢、孫二氏并從之。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孫仲容《閒詁》曰：“《楚世家》云：熊渠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左》僖二十六年，夔子曰：我先王熊摯；《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并謂熊摯亦熊渠子；竊疑夔、越同出。此出自有遽，或當云出自熊渠。”案渠、遽古字通，孫説似是；然必謂禹後之説爲誤，亦未必然。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摇皆句踐後，而姓騶氏。見《史記》本傳。徐廣曰“騶一作駱”，非也。《漢書》亦作騶，下文有將軍騶力，蓋其同姓。疑越俗或從母姓。句踐先世嘗與羋姓通昏姻，故爲楚之所自出，而云羋姓。然以父系言之，則固禹之苗裔而少康之庶子也。春秋之世，楚越常通婚姻而吴越相攻擊甚烈。夫差之讎越，自以闔廬見殺之故。闔廬、允常之相讎，則其故殊不可知，豈以越出於楚，故助楚以謀吴歟？若然，則楚之用越，正猶晉之通吴矣。

《史記》云：“夫餘之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自夏至春秋，年代雖難質言，必不止二十餘世。《正義》引《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三十餘世亦尚嫌其不足，豈其世數實自緊虧計之邪？

《後漢書岑彭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卭與將軍徭偉鎮淮陽。”《注》引《風俗通》曰：“東越王徭，句踐之後。其後以徭爲姓。”此則以王父字爲氏之倫，中國所謂庶姓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二七匈奴爲夏后氏苗裔

《史記·匈奴列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此非無稽之談也。《索隱》引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顔師古《漢書注》：“以殷時始奔北邊。”蓋本諸此。又引樂産《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二説未知所本。“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似因《史記》“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之文附會者。然《史記》明言匈奴先祖名淳維，而此謂其名爲獯粥，逕以部名爲人名，則非襲《史記》也。特其所本與《史記》大同耳。然《史記》又云：“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玩此數語，便知匈奴爲夏桀之後，説非無據。蓋此數語之意，謂自淳維至頭曼，其世傳雖不可得而次；其時大時小，别散分離之事，雖亦不能盡記；然要皆不如冒頓時之强大，則猶有可知。然則匈奴史事非盡無徵，特其詳不可得而聞耳。以此推之，則其世傳雖不可得而次，固無害其爲夏后氏之苗裔之確有可徵也。古者繫世之職，掌於史官，雖書闕有間，然其犖犖大者，後之人類能道之，特其世次不能盡具耳。如五帝世次見於《大戴禮記》及《史記》。堯禪舜，舜禪禹，其年歲當略相次，而堯與禹同爲黄帝玄孫，舜乃爲黄帝九世孫，蓋自堯、禹以上其世次并有脱落矣。《殷》、《周本紀》所載世系，殷自契至湯皆具，而《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此三十餘字之間，后稷二字，凡有三解：“號曰后稷”之“后稷”指棄；“后稷之興”之“后稷”，括棄以後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則不窋之父也。蓋自棄至不窋之間，其名與世次皆不可考矣。然不得因此遂謂五帝及周之世系皆不足信也。匈奴爲夏后氏之後之可信，理正同此。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二八説商

《詩·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疏》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爲國號。《書·湯誓疏》引同。而鄭玄以爲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俊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跡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左氏》襄公九年杜《注》云：“商丘在宋地。”《疏》引《釋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疏》又云：“《殷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書·帝告釐沃序疏》引同。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邰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若别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未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説也。”案《疏》謂相土以後，不恒厥邑，縣揣無據，已見《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條。至謂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引《詩》“降而生商”爲證，謂湯之代號，必非取諸相土，則其言甚允。服虔、王肅，當亦不能有異辭。僞孔、杜預多同王肅，而《尚書·湯誓僞傳》謂“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則王肅之意，殆不以契所封之商在大華之陽；杜預謂契封於商，啓都商丘，亦未嘗以爲兩地；《疏》謂其同於鄭玄，恐非也。上洛、商丘，相去千里，契封何所，固不可不一明辨之。

自來信鄭説者，以《史記·六國表》云“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以湯起於亳，與禹興西羌、周以豐鎬伐殷、秦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并舉；又緯書有“太乙在亳，東觀於洛”之文；《詩·商頌·玄鳥疏》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藝文類聚》及《御覽》引《中候》，咸有其文。《水經·洛水注》云：“黄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沈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緑字。堯帝又脩壇河洛，擇良即沈，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緑字，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帝王録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堯又東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舜又習堯禮，沈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至於稷下，榮光休至，黄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緑錯，以授舜，舜以禪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沈，榮光不起，黄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浴，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説題辭》曰：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沈禮焉。”此説於黄帝亦言東巡，於堯亦言東沈，蓋皆謂其都邑本在河洛之西。緯候妖妄之辭，不足據也。其證據頗古也。予昔亦信是説，由今思之，漢人之言，亦未必不誤。《史記·秦本紀》：甯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索隱》云：“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太平御覽·皇王部》引《韓詩内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此等皆漢人附會湯興西方之由。案《秦本紀集解》引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索隱》亦云：“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云：“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於杜亳。且據文，列於下者皆是地邑，則杜是縣。案：秦甯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案《説文》亳下不言湯所都；又諸書多作薄，《周書·殷祝》：“湯放桀而復薄。”《管子·地數》：“湯有七十里之薄。”《輕重甲》：“伊尹以薄之游。”“湯以七十里之薄。”《荀子·議兵》：“古者湯以薄。”《吕覽·具備》：“湯嘗約於郼薄。”皆作薄。《墨子·非攻下》：“屬諸侯於薄。”“十日雨土於薄。”亦作薄。《非命上》：“湯封於亳。”則作亳。畢校亦云：當爲薄。孫仲容《墨子閒詁》謂“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然則《秦本紀》之亳王、湯社，究與湯有關係與否，尚未可知；而以此證契封大華，疏矣。《御覽》所引《内傳》之文，絶不似《内傳》之體。《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皇甫謐云：“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與《御覽》所引文極相似，恐《御覽》誤《世紀》爲《内傳》。《世紀》之言固多荒，然則謂契封上洛，湯興西方，殊近無徵不信也。王静安《説商》云：“商之國號，本於地名。宋之稱商丘，猶洹水南之稱殷虚。《左傳》昭元年，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又襄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謂之大辰，則宋之國都，確爲昭明、相土故地。顧氏《日知録》，引《左氏傳》，孝惠娶於商，哀二十四年。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以證宋之得爲商。閻百詩《潛邱劄記》駁之，其説甚辯。然不悟周時多謂宋爲商：《左》襄九年《傳》，士弱曰：商人閲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謂宋人也。昭八年《傳》：自根牟至於商、衛。謂宋、衛也。案此條襄九年《疏》已引之。《吴語》：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謂宋、魯之間也。《樂記》：商者，五帝之遺音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此説頗允。《韓非子·説林上篇》“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内儲説上篇》“商太宰論牛矢”，“戴驩，宋太宰”，《下篇》亦云“戴驩爲宋太宰”；皆商、宋一字之徵。契之初封，蓋在商丘，後遷於蕃，昭明居於砥石，相土復返商丘。《左氏疏》言契居商丘，相土不得云因閼伯，其説似是而非。《左氏》論商主大火，不在溯其初封，故舉相土不舉契也。

《水經·渭水注》曰：“渭水逕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巒城是矣。”此乃契封上洛之説既出後附會之辭，不足爲據。王静安曰“疑即《漢志》魯國之蕃縣”，見《説自契至成湯八遷注》。頗爲近之。砥石，《書·帝告釐沃序疏》曰：“先儒無言，不知所在。”亦當距商與蕃不遠也。

近人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曰：“漢常山郡薄吾縣，戰國時謂之番吾，亦作蒲吾，在今平山縣境，即蕃。《史記》青陽降居江水，《大戴記·帝繫》作泜水。《山海經·北山經》：敦與之山，泜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於彭水。郭《注》：今泜水出中丘縣西窮泉谷，東注於堂陽縣，入於漳水。今《水經·漳水注》無泜水。全氏云：《漢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横河。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於廮陶入泜。以互攝通稱之例言之，頗疑泜與石濟下游，古有泜石水之名，昭明所居，即在其處，當在今隆平、柏鄉、寧晉諸縣間。”予案古代開闢，南先北後，紂都朝歌，臺在沙丘，《漢志》。而《孟子》言紂之罪曰：“壞宫室以爲汙池，棄田以爲苑囿，苑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滕文公》下。武王狩禽，《周書·世俘》。蓋亦其地。然則沙丘以往，殷、周之際，猶爲榛莽之區，而謂契與昭明，能開拓至今平山、隆平、柏鄉、寧晉之間乎？且《山經》、《大戴》之泜是否一水，又是否《漢志》之泜，亦皆難質言也。

二九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考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僞傳》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疏》云：“《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又云：“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案國都一時屢徙，或歷久不遷，皆事所恒有，安得億相土至湯，必更遷移，契至相土，不容亟徙？此言頗不近理。然猶可曰爲矜慎起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言湯之先，似無上溯帝嚳之理。且經傳之文，皆後人所追叙，實執筆者之辭，故帝王等稱謂，略有一定。如五帝，古書無稱爲王者；三王，亦無稱爲帝者。安得此言先王，獨指帝嚳？《僞傳》之説，實不可通。然契本封商，不可云遷，而《疏》以當四遷之一，是於此轉無異辭也。未免疑其所不當疑，信其所不當信矣。

揚雄《兗州牧箴》曰：“成湯五徙，卒歸於亳。”是則湯身凡五遷，湯以前祗三遷耳。三遷者，《水經·渭水注》引《世本》曰“契居蕃”，一也。蓋自商而徙。《荀子·成相》曰：“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言昭明遷商，不與《疏》引《世本》合。遷商蓋實相土事。《成相》多三七言，爲字數所限，故言之不悉。居砥石，是二遷；遷於商，是三遷也。成湯五遷者，《書序》言“湯始居亳”，蓋自商而徙，一也。《吕覽·慎大覽》言：武王“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林爲湯所禱，而在宋，此湯曾居商之證。《吕覽·慎大覽》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説，親郼如夏。”《慎勢》曰：“湯其無郼，武王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具備》曰：“湯嘗約於郼、薄矣，武王嘗窮於畢䄇矣。”《高義》曰：“郼、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分職》曰：“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郼即韋。《詩》言“韋顧既伐”，蓋湯嘗滅而居之，此爲二遷。《周書·殷祝》曰：“湯將放桀，於中野。《尚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觀下文，《書傳》是也。“於”當作“居”，或上奪“居”字。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虚。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無人矣”上，當奪“家”字。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君之有也”上，當奪“國”字。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言湯致士民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殘，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君”上疑亦奪“國”字。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湯復致士民於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此即《左氏》莊公十四年“寡人出，伯父無裏言”之言，言外人有招我者。《尚書大傳》曰：“吾聞海外有人。”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此將湯之放桀，附會爲揖讓之文，言湯三讓乃取桀之國也，是三遷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曰：“湯受命而王，作宫邑於下洛之陽。”此放桀後作新邑，既作之，必嘗居之，是四遷也。《風俗通·三王》篇曰：“湯者，攘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此即揚雄所云成湯五徙，卒歸於亳者，蓋營下洛後復歸於亳也。是五遷也。然則自契至湯八遷，經傳本具，特後人未能深思而熟考之耳。《詩·玄鳥疏》云：“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案鄭玄蓋亦無説，故《疏》不之引。

原刊《群雅》第二集第二卷，一九四一年出版

三〇釋亳

《史記》曰：“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其後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歷代都邑遷徙，蓋無如殷之數者。而亳之所在，異説尤滋。《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續漢書·郡國志》，偃師縣下亦云“有尸鄉”。《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書序疏》：“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此皆以亳在偃師者也。《漢志》論宋地云：“昔堯作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山陽郡薄縣下《注》：“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縣下又載瓚説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續漢書·郡國志》：梁國薄縣，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書序疏》：“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葛即今梁國甯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此以薄、亳、蒙、穀熟之地爲亳者也。魏氏源以《史記·六國表》以湯起于亳與禹興于西羌，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并言；又《雒予命》、《尚書中候》皆有“天乙在亳，東觀於洛”之文；斷“從先王居”之先王爲契。謂湯始居商，《帝告釐沃序疏》：“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有天下後，分建三亳：徙都偃師之景亳，而建東亳於商邱，仍西亳於商州。案魏氏説三亳，雖與皇甫謐異，而其立三亳之名，以牽合《立政》“三亳阪尹”之文則同。似非。《立政疏》云“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是。此自周初事，不必牽及商代。此又以商之地亦爲亳者也。《書古微·湯誓序發微》。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謂薄縣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并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濟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濟陰亳縣，《尚書胤征》“湯始居亳”《疏》引《漢書音義》。及其所謂在山陽薄縣，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梁國蒙縣者，本即一説，孔穎達《書》、《詩》疏皆誤認爲異説；皇甫謐以一亳分爲南北，且欲兼存偃師舊説，以合《立政》三亳之文，實爲謬誤。其説甚確。然謐謂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不當使民往爲之耕，則其説中理，不容妄難。王氏論古，頗爲精核，惟佞鄭太過。如於此處，必執謂薄非亳；薄非亳，則蒙、穀熟可知。其所據者，謂晉人改薄爲亳，乃以《漢志》謂湯嘗止於是，又其地有湯冢也。然《漢志》僅謂湯嘗遊息於此。劉向云：“殷湯無葬處。”而《皇覽》云：“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突然得之，足徵其妄。其説似辨矣。然於“偃師去甯陵八百里，不當使民往爲之耕”之難，不能解也。此難不能解，而必謂薄非亳，則非疑《孟子》不可。尊鄭而排皇甫謐可也，佞鄭而疑《孟子》，則傎矣。王氏於謐説，但謂“其説淺陋，更不足辯”，豈足服謐之心乎？魏氏謂湯始居商，所舉皆古據。諸侯不敢祖天子；《玄鳥》之頌，及契而不及嚳；先王爲契，尤爲確鑿也。然則亳果安在邪？予謂古本無今世所謂國名。古所謂國者，則諸侯所居之都邑而已。然四境之内，既皆屬一人所統，則人之稱此國者，亦漸該四境之内言之。於建專指都邑之國，乃漸具今世國名之義焉。都邑可以屢遷，而今世之所謂國名者，不容數變。於是雖遷新邑，仍以舊都之名名之。如晉之新故絳是也。商代之亳，蓋亦如是。《左》襄三十年：“鳥鳴於亳社。”是春秋之宋，其都仍有亳稱也。《史記·秦本紀》：甯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索隱》：“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於杜亳。且據文，列於下者皆是地邑，則杜是縣。案秦甯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亦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是湯後在雍州者，春秋時其都仍有亳稱也。此皆亳不止一處之證。亳既不止一處，則商也，偃師也，薄縣也，固無妨其皆爲亳矣。予蓋以湯用兵之跡證之，而知其始居商，中徙薄，終乃定居於偃師也。何以言之？案《史記》云：“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又云“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以伐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娀之虚。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伊尹報。於是諸侯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内。湯歸至於泰卷陶，還亳”云云。葛，《漢志》陳留郡甯陵《注》：“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今河南甯陵縣是也。昆吾有二：一《左》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地在今河南許昌。一哀十七年：“衛侯夢於北宫，見人登昆吾之觀。”《注》：“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虚，今濮陽城中。”今河南之濮陽。《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昆吾爲夏伯矣。”韋昭《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於舊許。”則此時之昆吾，在今許昌，去桀都陽城極近，桀都陽城，見予所撰《夏都考》。故得同日亡也。有娀之虚不可考。鳴條，《吕覽·簡選篇》云：“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主術訓》云：“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注：“焦，或作巢。”《脩務訓》云：“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注：“南巢，今廬江居巢是。歷山，蓋歷陽之山。”居巢，今安徽巢縣。歷陽，今安徽和縣。鳴條亦當在今安徽。故舜“卒於鳴條”，《孟子》以爲“東夷之人”也。《史記·夏本紀集解》：“鄭玄曰：南夷地名。”《書·湯誓序正義》引同。三㚇者，《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有三㚇亭。”地在今山東定陶縣。泰卷陶者，《集解》：“徐廣曰：一無此陶字。”《索隱》：“鄒誕生卷作坰，又作泂，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解《尚書》者以大坰爲今定陶。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則泰卷亦今定陶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湯伐昆吾之先，又嘗伐韋、顧。《郡國志》：東郡白馬縣“有韋鄉”。注：“杜預曰：縣東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國。”今河南滑縣。《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夏之顧國。”今山東范縣。《尚書大傳》：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周書·殷祝》篇略同，末云：“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不齊蓋即齊。魯則周公所封也。縱觀湯用兵之跡：始伐今甯陵之葛；次伐今滑縣之韋，范縣之顧；遂伐今許昌之昆吾，登封之夏桀。一戰而勝，桀遂自齊、魯輾轉入今安徽。湯以其間，更伐今定陶之三㚇。三㚇，蓋桀東方之黨也。其戰勝攻取之跡，皆在今河南、山東。則其所都，必跨今商丘、夏邑、永城三縣境之薄矣。《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天，當爲先字之誤。”夏之邑在亳西。夏都陽城，薄縣在其東，商與偃師、顧在其西，此則《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之鐵證也。《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史記》言：“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後歸於亳。”《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僴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所謂先見也。鄭釋先見，謂“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似迂曲。如此，非謂夏本在亳西不可，則湯始居商之説不可通。吾舊疑西邑夏乃别於夏之既東言之，疑桀嘗自陽城遷居舊許，故得與昆吾同日亡。然此説了無證據，亦不能立。似不如釋尹躬先見即爲尹初就夏之爲直捷也。然湯始居商，後遷偃師，亦自有其佐證。《太平御覽·皇王部》引《韓詩内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韓詩》當漢時，傳授甚盛。劉向治《魯詩》，與《韓詩》同屬今文，《韓詩》果有此説，劉向豈得不知，而云殷湯無葬處乎？然則徵陌湯冢，蓋湯後裔，如《史記》亳王之類；或其先祖耳。然傳者以爲湯冢，則亦湯嘗居關中之證也。《書大傳》謂湯網開三面，而“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亦必居關中，乃能通武關之道，如周之化行江漢矣。《盤庚》“不常厥邑，於今五邦”《正義》：“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嚻、相、耿爲五。”鄭説商國在太華之陽。自商徙亳，即謂其自本封之商，徙居偃師。《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湯受命而王，作宫邑於下洛之陽。”亦指偃師言之也。《孟子》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史記》則謂“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湯”。《吕覽·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昏，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故命之曰伊尹”，黄氏東發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蓋是。如今本，文義不相銜接。身化空桑，跡涉荒怪。謂阿衡得氏，由其母居伊水，難可依從。尹之氏伊，蓋由後居伊水，故後人以其母事附會之邪？有莘者，周太任母家，其地在洽之陽，有渭之涘，今陝西郃陽縣是也。伊尹始臣有莘，後居伊水；亦湯初居商，終宅偃師之一證矣。統觀諸説，湯蓋興於關中，此猶周文王之作豐，武王之宅鎬也。其戰勝攻取，則在薄縣，猶周公之居東以戡三監也。終宅偃師，猶武王欲營洛邑，而周公卒成其志也。世之相去五百有餘歲，事不必相師也，而其攻戰之略，後先一揆，豈不詭者！商、周之得天下殆同，特周文、武、周公相繼成之，湯則及身戡定耳。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三一湯弱密須氏

《戰國策·魏策》：“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案伐密須氏爲文王事，此蓋傳譌也。古人輕事重言，往往如此。

三二論湯放桀地域考

《史記·夏本紀》云：“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殷本紀》云：“桀敗於有娀之虚，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周書·殷祝》曰：“湯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虚。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尚書大傳》略同。惟末句作“桀曰：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墨子·三辯》：“湯放桀於大水。”《荀子·解蔽》：“桀死於亭山。”《御覽·皇王部》引《尸子》：“桀放於歷山。”《吕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於郕，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本經》：“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鳴條，放之夏臺。”《主術》：“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注》：焦或作巢。《脩務》：“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列女·孽嬖夏末喜傳》：“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女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夏本紀正義》云：“《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今《淮南子》無之。疑兼引此文，而傳寫奪佚。合諸文觀之，則有娀之虚桀初敗處；鳴條再敗處；南巢被禽處；亭山即歷山，亦曰南巢之山，則其被放處也。《墨子·尚賢下篇》言“傅説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則古放逐人，固有於水中洲上者。《左氏》哀公八年，吴囚邾子於樓臺，洊之以棘，則夏臺即在亭山之上，正洲上之圜土也。參看《婦人無刑》、《圜土即謫作》兩條。《楚辭·天問》云：“湯出重泉，夫何罪尤？”則桀囚湯亦於水中。

《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於巫山。”章山疑亭山之誤。郭《注》云“于章，山名”，似非，或亦有譌誤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離婁》下。其地迄無確釋。今觀《吕覽》“登自鳴條乃入巢門”之語，則鳴條地勢必高，巢門或亦天然形勝，而非巢國之門與？抑巢固因山爲郭也？予又疑《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或即指此。《書序》雖僞，亦當採古籍爲之也。郕當即春秋時之郕國，見隱公五年。《公羊》作成。後漢時爲成縣。《左氏》杜《注》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地在今山東寧陽，於魯頗近。

桀都河洛，其敗顧在齊、魯，殊爲可疑。案《左氏》昭公十一年，叔向言“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有緡即有仍，已見《亳》條。《説苑·權謀》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乃興師伐桀而殘之。”則桀於東方亦頗有威力，《天問》“桀伐蒙山”，儻即《詩》“奄有龜、蒙”之蒙與？宜其敗於魯也。《韓非子·難四》：“桀索岷山之女。”岷山亦即蒙山也。

原刊《古史辨》第七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

三三湯冢

《水經·汳水注》曰：“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以上《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略同。惟“湯冢在濟陰亳縣北”句，亦在“《皇覽》曰”之下。“大司空史郤長卿”作“大司空御史長卿”。《索隱》曰：“長卿，諸本皆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爲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亦有劫彌，不得爲御史。”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甯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爲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内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産蒙。初建此城，則有斯邱，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於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逕，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爲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邱。知至德之宅兆，實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儀，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不能不書存耳。”案《御覽·皇王部》引《韓詩内傳》云：“湯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漢志徵》屬左馮翊，不屬右扶風，韓傅、酈生，未審緣何同誤，足見其辭不諦。徵陌地在關中，果有湯冢，劉向豈得不知？語及湯之卒葬，亦非《内傳》之體。《史記·殷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與《御覽》所引《韓詩》之文略同，恐實《内傳》而《御覽》誤爲《韓詩》也。薄城方冢，蓋舊有湯冢之説，然亦非其實，故劉向不之取。以爲王子喬，道家附會之説，更不必論矣。據碑，口實相傳，祇知爲王氏墓耳，而無王子喬之説也。湯池、徵陌，蓋因西方傳説附會，如禹生石紐之類，不徒非湯，并不必定是《史記·秦本紀》之亳王、湯社也。

又《泗水注》：泡水，“又東逕己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己善也。縣有伊尹冢。崔駰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於薄。《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史記集解》引《皇覽》同。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哀，以報大德焉。”案《史記》亦有葬伊尹於亳之語，則伊尹葬亳，或較可信，然亦未必《皇覽》所指之伊尹冢也。

三四伊尹生於空桑

《吕覽·本味》曰：“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畢校云：“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曰伊尹，非有譌也。而黄氏東發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爲地名。且爲之辨曰：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盧云：案黄氏所據本非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黄帝》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爲明證。”案《史記·殷本記索隱》引《吕覽》云：“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母居伊水，命曰伊尹。”則今本似不誤。《水經·伊水注》：“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而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則命曰伊尹，又似蒙“殷以爲尹”而言，然酈氏此文，乃隱括諸書而成，非專引《吕覽》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黄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周本紀》“乃求有莘氏美女”，《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古㜪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云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即散宜生等求有莘美女獻紂者。”案《詩》言“纘女維莘”，“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大雅·大明》。而伊水亦在西方，故有人疑伊尹所育之有侁，即文王所昏之莘者。然《吕覽》言伊尹母居伊水之上而東走，則有侁必在伊水之東。《楚辭·天問》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東巡所極，恐尚不止陳留，《風俗傳》之言，恐尚係以宋地附會耳。《吕覽》云：“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昏，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説與《天問》全合。王逸注云：“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此説謂尹母所夢者爲神女，又身溺死，皆與他説殊。然足補他説之闕。蓋戒其毋顧者，正因顧則將爲水所溺也。

三五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解

《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維終。”《注》云：“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案《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史記》言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其適夏，即所謂先見也。此《記》上文言戒慎之道，則周當爲周密，言能周密自處，乃得餘終而歸於亳也，鄭義似迂。僞《大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實襲鄭義也。

三六盤庚五遷

《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僞傳》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疏》云：“《經》言不常厥邑，於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於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别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説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皙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内之書，安國先得其本，亳字摩滅，容或爲宅；治皆作乿，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内之書，妄爲説耳。”汲冢書傳於後者，盡係僞物，此與孔壁古文，同爲作僞者所依附，輾轉不可究詰。《疏》所引説，果出束皙與否，亦難斷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竹書紀年》云：仲丁自亳遷於囂，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水經·洹水注》引同。蓋即不滿舊説者所改。其所不滿者，殷人屢遷，前八後五，皆并數湯，故益一南庚；又不以殷爲在河南，故改盤庚所遷爲北蒙也。《史記·殷本紀》述殷遷徙之事曰：“帝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居河北。”《世表》云殷徙河北。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之事，《書序》全同，惟隞作囂，遷於邢作圮於耿耳。撰《書序》者蓋即據《史記》爲説，否亦據與《史記》同類之書。蓋殷代遷徙，可考者不過如此。《書序》固僞物，然時代究較早，異説尚未甚滋也。

湯滅桀前嘗居郼，已見《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考》條引《吕覽》。高《注》云：“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讀殷氏皆曰衣。”則郼即殷，造《竹書》者謂殷在河北，似亦有據。然夏居洛汭，而《周書》稱殷之五子，胥興作亂，見《夏太康失國少康中興》條。則河洛之間，久有殷名。《盤庚上》“盤庚遷於殷”《疏》云“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固未必確，然盤庚後居殷地，則事實也，不必牽引河北爲説，河南固亦殷地也。《世表》亦云盤庚徙河南。

《書序疏》云：“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説未知孰是。”《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曰：“《世本》言太甲徙上司馬，在鄴西南。”果有此説，謐不當謂仲丁自亳徙囂。《吕覽·音初》曰：“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錢賓四《子夏居西河辨》引此；又引《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孔子：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及《藝文類聚》六十四、《文選》左太沖《招隱詩》注，并引《尚書大傳》子夏對夫子云“退而窮居河濟之間”，以證子夏居西河，不在龍門汾州，其説甚確。然則《世本》所謂太甲，實河亶甲之誤也。

“祖乙遷於邢”，《書序》作“祖乙圮於耿”。《僞傳》云：“圮於相，遷於耿。”此大不辭。《疏》云：“知非圮毁於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毁，更遷他處，故言毁於耿耳，非既毁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毁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説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脩德以御之，不復徙也。録此篇者，善其國圮毁脩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毁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疏》雖斥《竹書》未可依信，然必謂既毁於耿，更遷一處，正造《竹書》者之見解也。不曰遷而曰圮，既已改文見義矣，又責其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不幾深文周内乎？竊疑鄭玄所據《書序》作“圮於耿”，僞孔本實作“遷於耿”，後人妄改僞《傳》正文，乃至生此曲説也。邢爲春秋時國名，蓋後人據其時地名以述古事，皇甫謐以河東皮氏縣耿鄉當之，見《疏》。殆非也。

《盤庚序疏》云：“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案《漢書·翼奉傳》：“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毁，皆煩費，違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虚，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請遷都成周，首言“盤庚改邑以興殷道”，則以盤庚遷都，爲能革奢淫之俗，經生固舊有此説也。

《史記》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又曰：“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明武乙所徙，即盤庚未遷時之居。《水經·沁水注》：“《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邱，更名邢邱曰懷。”今本作懷寧，誤。《荀子·儒效》曰：武王之伐紂也，至懷而壞。《史記》言“紂益廣沙丘苑臺”，又言其“大聚樂戲於沙丘”，沙丘亦邢分。揚子雲《兗州牧箴》曰：“盤庚北遷，牧野是宅。”謂盤庚所居者，即後來紂之所居。知相以外，古不謂殷在河北更有兩都。自《竹書》出，乃鑿言殷虚爲殷都，於是有朝歌、北蒙之别。以其距沙丘太遠也，《正義》又謂“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宫别館”，以資調停，可謂心勞日拙矣。《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亦不同《竹書》之説。

《國語·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此殷自武丁以前仍居河南之證。《紀年》乃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更不徙都”，蓋由不知河洛爲殷，故造爲此説也。

綜觀殷世，都邑多在河北。《史記·秦本紀》云：“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則紂時聲威，尚達河東，故西伯雖戡黎，而仍未能勝之。至武王渡孟津，而後克集大勳，豈武乙北遷以後，河南地稍空虚歟？《殷本紀》言：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正義》云：“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洛西之丹、坊等州也。”其地似非紂之力所能及。此洛疑實是伊洛之洛。然則亳殷之地，至紂時已成殷、周争奪之區矣，此武王之所以卒渡孟津而殪戎殷與？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亦甚似昭王之南征而不復也。

三七殷兄弟相及

女系社會，恒兄弟相及。蓋兄弟爲一家人，父子非一家人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主天法商而王，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立嗣予孫，篤世子。”《公羊》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解詁》云：“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别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知殷制之必相及矣。

相及之制，同母兄弟盡，則還立長兄之子。今頓卡人（Thonga）及墨西哥之亞兹得族（Aztec）皆然。據林惠祥《文化人類學》。殷人蓋亦如是。故中壬崩，立大丁之子大甲；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也。殷自成湯至辛三十王，兄弟相及者多，而還立長兄之子者，惟此二王；自契至湯十四世，則更無相及者；疑史傳世系，或有繆誤也。

殷人兄弟相及之俗，猶有存於後世者。《公羊》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謂莊公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史記·魯世家》：“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莊公以告季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今案《史記·魯世家》，自莊公以前，皆一生一及，則牙之言非誣也。案莊公適夫人哀姜無子，其娣叔姜生閔公。果欲立子，立閔公正也，立孟女之子班實非正。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鄭康成云：“公儀蓋魯同姓。”《禮記·檀弓》。而公孫嬰齊，實後歸父。《公羊》成公十五年。則魯居東方，漸殷俗久矣。檀弓問公儀仲子之立子於子服景伯，子服景伯曰：“仲子亦由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知殷人入周，猶沿故俗。其後宣公命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其視二者，猶無所軒輊也。《史記·宋世家》。吴諸樊、餘祭、夷昧、季札同母兄弟四人，欲行相及之制。夷昧卒而季札讓。夷昧之子僚立。諸樊子闔廬公子光。殺而代之。《公羊》載闔廬之言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襄公二十九年。《史記·吴世家》言：光以爲“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其告專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刺客列傳》同。又曰：“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此亦殷人同母兄弟盡，還立長兄之子之法。又言季札逃去，吴人曰：王餘昧後立，其子當代。蓋非實録。不然，亦脅於僚云爾，非法也。《世家》又云：諸樊攝行事當國。已除喪，讓位季札。《左氏》亦云：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襄公十四年。此蓋與魯隱公攝政以待桓公同，特桓公年少，故隱公歸政較晚耳。《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又云：“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又《公羊》隱公三年，亦載宋繆公之言曰：“吾立乎此，攝也。”吴居東南，蓋亦沿殷俗。《公羊》云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襄公二十九年。《史記》云壽夢欲立之；必非其實也。

《公羊》云：“魯一生一及。”《史記》作“一繼一及”。案《孟子·萬章》上篇言：“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則繼可該生與及言之。又《禮記·禮運》言：“大人世及以爲禮。”則父子相繼，又可云世也。

《公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成公十五年。蓋“臣繼君，猶子繼父”，文公二年《解詁》。故文公躋僖公，《春秋》譏其“先禰而後祖”也。文公二年。閔公元年《穀梁》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此適字當兼弟與子言。適者，當立之弟與子；諸弟子，則其不當立者也。女系社會之俗，不容以男系社會之俗繩之。殷世廟制，亦必有成法可循，特非後世所知耳。然後世若行相及之法，禮固可以義起。漢成帝議立太子，孔光謂立嗣以親，欲援殷“及王”之例，立中山王，帝謂兄弟不相入廟，卒立哀帝。見《漢書》宣元六王及光本傳。則已拘於周制矣。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案又見《初學記》。蓋宗法實至周始嚴也。周重嫡長，而楚國之舉，恒在少者，《左氏》文公元年子上之言。又昭公十三年叔向亦曰：“羋姓有亂，必季實立。”哀公六年，楚昭王在城父，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杜《注》：“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知南方諸族，皆不行周法。然行周法之國，亦有兄弟相及，或受國於兄，復致諸其子者。如趙襄子傳代成君。此正見傳子之俗，深入人心，事雖同而心則異，不得妄相比附也。

《史記·魯世家》：“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樊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懿公九年，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宫，是爲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國語》略同。韋《注》曰：“伯御，括也。”疑誤。又竊疑括實前卒，依一生一及之制，懿公當立，伯御犯法而弑之，宣王依魯法而討其罪，仍依魯法立孝公。史所傳樊仲山父、樊穆仲之言，則拘於周法不達殷故者所附會也。

三八周先世世系

《周本紀》云：“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此三十四字之中，“后稷”二字，凡有三解：“號曰后稷”之“后稷”，指棄；“后稷之興”之“后稷”，指棄以後不窋以前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則不窋之父也。《索隱》云：“《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蓋士安以不窋即棄之子，而小司馬駮之也。《正義》引《毛詩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其誤與士安同。

《本紀》又云：“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匈奴列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蓋自不窋失官，至公劉迄未復。《匈奴列傳》不叙鞠以前事，故逕云“公劉失其稷官”，所謂“變於西戎”，即《本紀》所云“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者也。其説本相符合，乃《正義》云：“《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亦疏矣。

古代父子祖孫同蒙一號者甚多。《封禪書》：“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云：“《尚書》伊陟贊於巫咸。孔安國云：贊，告也；巫咸，臣名。今此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索隱》文義不甚明白，疑有譌誤，然大意則可知，謂巫咸爲巫覡之名，其興自大戊時。“伊陟贊巫咸”之巫咸，爲臣名，“巫咸之興自此始”之巫咸，爲巫覡，其説是也。又不獨人臣之世其家者也，雖方技之家亦有之。《扁鵲列傳》曰：“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此言扁鵲得術於長桑君之始末也。下云：“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則汎言受扁鵲之術者，不指秦越人一人。曰“在趙者名扁鵲”，則在他國，固有不名扁鵲者矣。下文言起虢太子者，自稱越人，當係受術於長桑君者。視趙簡子及客齊桓侯者，則無文以知之，不必其爲一人也。乃傅玄以史叙虢太子事次趙簡子下，齊桓侯事又次虢太子下，議之曰：“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又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則曰是田和之子桓公午，欲以是爲調停，亦不達矣。且古國之滅而復建者甚多，如陳、蔡等皆是。庸有其滅見於史而其復建不見者，亦不得謂虢一滅之後，即定無虢也。至以秦越人直趙簡子時傳其術者，自不能及齊桓公；然古人輕事重言，此等傳説，但取一著名之人以實之耳，固不必爲齊桓公，亦不必其定爲田午也。故讀古書，非知古書之義例不可。

三九公劉

《公劉》之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毛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埸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鬭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案《國語·周語》，載祭公謀父之言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史記·周本紀》曰：“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二説相合。《史記》又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糧，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此説與孟子對齊宣王所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合。《梁惠王》下。知必詩人舊説，自不窋已見迫逐，公劉安得居邰，更何來夏人迫逐公劉，公劉不忍鬭其民之説？《鄭箋》此語，蓋謬以太王避狄事，移之公劉。《史記》又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則公劉猶未居豳也。毛、鄭之云，幾於妄造史實矣。惟謂諸侯從公劉者十有八國，此語當有所本。當即《史記》所云“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之事。《疏》云“不知出何文”，蓋亦詩人遺説，而毛氏竊聞之。然不知前後事實，遂至陵亂失次矣。故知無本之學，終不可與道古也。鄭氏初學韓詩，乃舍完具之説，而取枝節之談，可謂下喬入幽矣。

《史記》曰：“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此三十四字中，后稷二字，凡有三解：“號曰后稷”之“后稷”指棄。“后稷之興”之“后稷”，指棄以後不窋以前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則不窋之父也。婁敬言：周自后稷封邰，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此后稷指棄言。太子晉謂“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衛彪傒謂“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皆見《國語·周語》。則指不窋之父言。自不窋以前，周之世系，已無可考。故《左氏》謂“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文公二年。非不窋親足比鯀，尊足比契，而周先王之可溯者，止於是也。然名號世次，雖不可知，固猶約略知爲十餘世。乃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時；《鄭譜》更以公劉當太康時，則謬矣。自虞廷命棄，至於太康之時，安得有十餘世邪？《疏》云：“《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遽信。”竟不悟不窋之父與棄非一人，可謂瞽矣。

《吴越春秋·吴太伯傳》云：“拜棄爲農師，封之邰，號爲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爲諸侯。卒，子不窋立。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於棄與不窋之父，已不知分别，然云公劉當夏桀時則不誤。蓋得之舊傳，而措辭偶不省也。《史記·匈奴列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此約略之辭，故上不溯不窋，下不及慶節。婁敬言公劉居豳同此。此等皆非叙周事，故不爲過，不當與《毛傳·鄭箋》同譏也。然云“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則亦以公劉在夏末矣。

《史記》曰：“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毁隃，《索隱》云：《世本》作僞榆，此僅字形之異。公非，《索隱》云：《世本》作公非辟方；高圉，《索隱》云：《世本》作高圉侯侔；亞圉，《集解》云：《世本》作亞圉雲都；公叔祖類，《索隱》云：《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則嫌非一人矣。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雲都，亞圉字；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索隱》云：“《漢書·古今人表》曰：雲都，亞圉弟。如此，則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案《古今人表》以辟方爲公非子，高圉爲辟方子，夷竢、亞圉皆高圉子；如此，則辟方，侯侔，雲都，多出三代。故杜氏《釋例》，以高圉爲不窋九世孫。《路史·發揮》亦主是説，謂公叔組紺，是爲祖類，生諸盩，是爲太公，太公生亶父；自不窋至季歷一十七世。案《酒誥疏》云：“《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羌弗爲穆。羌弗生毁榆爲昭，毁榆生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則《世本》之意，確不以辟方、侯侔、雲都、諸盩爲異人。《吴越春秋》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父。”此八世係除本計，其間亦不能容辟方、侯侔、雲都、諸盩也。《左氏》昭公十七年云：“余敢忘高圉亞圉。”以高圉亞圉連言，其間亦似不能有侯侔。

四〇畢郢

《孟子》言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離婁》下。而《史記》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周本紀》。二者睽異，何也？案《詩·大雅·皇矣》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毛傳》云：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鄭箋》則謂阮、徂、共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距其義兵。《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箋》言“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又云：“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如《箋》言，明文王作豐以前，嘗居於岐下，此即《史記》所謂自岐下而徙居者也。《疏》云：“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案《疏》言文王所居之岐，非即太王所居，是也，言此所營即程則非。伐密須，據《大傳》及《史記》，皆在受命後三年。而《周書·大匡》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酆保》曰：“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於周，王在酆。”古云九州，猶言天下。三州之侯咸率，猶云三分天下有其一。能合六州之侯，則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云九州咸格，則天下皆服矣，此蓋稱王後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即《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程典》又云“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娱，逆諸文王”，則《左氏》所謂“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者也。襄公三十一年。宅程之三年，雖不能知爲何年，然必在作《程典》之前，安得至侵阮之後乃作程乎？故知《義疏》之言爲誤也。《史記·周本紀》言：“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魯世家》言：“周公在豐，病將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則畢爲文王墓地，《索隱》謂天星之名，非也。文王蓋卒於郢，葬於畢，故《孟子》連言之。《周書·和寤》曰：“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此即詩所謂“度其鮮原”者。武王圖商，仍在鮮原，則豐邑草創，文王雖作之，而不常居，故其卒仍在郢也。

“侵阮、徂、共”，以文義言之，似毛義爲長；又阮、徂、共爲三國，不見古書；此讀者所以多信毛而疑鄭也。按《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則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乃所謂倒句法，曹元弼《復禮堂文集·書周禮從坐法辨》曰：“《書·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説者失其辭氣。夫軍令尚嚴，言非殺則非威衆之辭；且既云無餘刑，則非殺可知，何必别云非殺？竊謂此係倒句法，猶云汝非殺則有無餘刑。”案曹説是也。惟非有意倒之，乃言無餘刑之前，漏言非殺，既言之後，乃又從而補之耳。今人語言中，亦往往有此。古書中用者較鮮，故後人不察，然語言中自有此法，不能目爲誤也。下文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傳》云：“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疏》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又《傳》既謂密須侵阮，不能謂文王侵自阮疆，《疏》乃又説爲密人來侵周，迂曲甚矣。何若鄭解以遏徂旅爲遏止徂國之兵，侵自阮疆爲往侵阮國之疆之直捷乎？《疏》云：“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而申鄭云：“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説，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説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又引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疏》言謐采摭舊文，傅會爲説，其説是也。謐之病，在牽合，不在億造。豈惟謐，凡古書固多如此矣。此文必有所據，所據疑即《魯詩》遺説。疑於我，謂其勢敵於周，故當先伐，可見密須爲大國。阮、徂、共蓋皆小國，故《書傳》不之及也。書闕有間，而《魯詩》能著其説，可見漢初經師之學，自有真傳，不獨恃竹帛矣。鄭君初治《韓詩》，《韓詩》蓋與《魯》合，又可見今文先師之説，同出一原也。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觀其説之支離，而知其言之不讎矣。

然則《書傳》言文王受命後征伐，與《史記·周本紀》不合者，其故安在？《史記》之文，自言出於詩人，豈《詩》三家之説相合，而其與《尚書》家則不能盡合乎？案《書傳》之文，蓋倒亂失次。《史記·本紀》，多用《書》説，其言文王事亦然。下别著之曰“詩人道西伯”，則所以兼存《詩》説。故《史記·周本紀》之文，自“詩人道西伯”以上皆《書》説，正當據以正《書傳》之譌，不得因此反疑《詩書》之説有異同也。《詩·文王序疏》曰：“《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禮記·文王世子疏》引《書傳》，又《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疏》引至四年伐犬夷皆同。惟《禮記疏》伐邘作伐鬼方耳。《文王序疏》曰：“《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説文王之勞還師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内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跡。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文王世子疏》云：“案緯候之説，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案《文王世子》以文王九十七而終，此即受命後六年稱王之説也。《禮記疏》説略同。《左氏疏》云：“《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説，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争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鄭玄《尚書注》，據《書傳》爲説，以爲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詩疏》强申鄭説，然於《史記》所謂詩人之言，亦不敢難，蓋事理所在，自不可誣也。不特此也，鄭注《大傳》，既云“文王稱王早矣”，其注《文王世子》“君王其終撫諸”，亦曰“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則鄭意亦以文王受命即稱王，其注緯候，乃隨文爲説，在鄭或初不相照，而《疏》曲爲之解，可謂碎義逃難矣。《殷傳》、《大傳》之言，即《疏》論《元命苞》等謂以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不必依先後爲次者。安得據是而謂被囚必在伐犬夷之後，伐耆之前乎？犬戎，密須，皆近患也，故先伐之。耆在上黨，邘在野王，則出天門，臨河内矣，故祖伊聞之而懼。用兵先後，次序釐然，斷不得如《書傳》所説也。《緜》之詩曰：“混夷駾矣，維其喙矣。”《箋》曰：“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混夷即犬夷。《史記》伐犬夷在二年，而鄭云一年者，受命雖有七年，一年、七年，并無所伐，五伐實自犬夷始，故鄭云一年伐混夷也。觀此，知《書傳》之文，傳者必多到亂，其初必同於《史記》矣。

《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享國五十年，實當作年五十歲，解見《古史紀年考》條。如此，則受命惟中身，頗爲難解。今案紂囚文王七年，文王受命亦七年而崩，則文王在位凡十四歲，受命在其即位後八年，適當其饗國之中數，故曰受命惟中身也。《周書·酆保》言“惟二十三祀”，《小開》曰“惟三十有五祀”，蓋并王季之年數之，猶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時起計也。《酆保》曰：“九州之侯，咸格於周。”蓋文王即位後，服周之國來朝。《大開》、《小開》，皆謀開後嗣，而繼以《文儆》、《文傅》。二篇所記，若在《小開》之明年，則自二十三祀至此，適得十四年。紂殺季歷，而《史記·殷本紀》言文王與鬼侯、鄂侯，同爲紂之三公，其本在内，隱約可見。九侯，《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鄂侯，《集解》引廣曰：“一作邘，野王縣有邘城。”蓋皆以近紂都而附會，不足據。九、鬼同音，宋于庭謂即“西方有九國焉”之“九國”，亦即“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之“艽野”，《過庭録》。其説甚當。鄂，疑《左氏》隱公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之“鄂”，其地在河汾之間。然則九侯、鄂侯與周，固皆西方諸侯也。竊疑九侯、鄂侯、王季俱如殷，皆見殺，而文王又被囚，至七年，其臣獻洛西之地乃釋也。洛西之地，《史記正義》以丹、坊等州當之，其地大遠，恐非紂所能有。疑洛實伊洛之洛，洛西，蓋在偃師以西。殷自武乙徙河北，舊都之守稍疏，周人圖取其地，及被囚，迫而獻出，乃改圖而出河東，則《禮記·樂記》所謂“始而北出”者也。戡耆，則據上黨，俯臨河内矣。故祖伊懼而奔告。殷自此，蓋亦稍厚西方之防，故武王又攻其不備，出孟津而臨牧野也。

《新語術事》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此語顯與《孟子》背。蓋古人於此等處，不甚審諦，特取東西相對爲文耳。不足據以疑《孟子》也。

四一三恪解

《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子産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疏》：“《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二代之後，則各自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尊之深也。舜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恪，敬也。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假稱恪，惟陳爲恪耳。”案杜《注》調和於《公羊》、《左氏》二家之間，説本依違無據，《疏》更就“備”字曲爲之説，尤非也。《郊特牲疏》引《異義》云：“《公羊》説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説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黄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犨等説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説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據此，《公羊》通三統，與《左氏》三恪之義自殊，杜《注》曲爲比附，其説自非矣。稱舜後爲三恪，《左氏》既有明文，似《異義》所謂古説者不誤。然《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昭公二十五年：會於黄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客即恪也。則謂宋在三恪之列，《左氏》亦自有明文可據也。《解詁》云：“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又曰：“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隱公三年。此自《春秋》之義。《郊特牲》之文，即傳説之散見者。《鄭注》云“二或爲三”，非也。然在古代，則天子但於前代之後則敬之，不必限以二，亦不拘以三。古三爲多數之義，云三不必其果爲三也。此猶後世耶律氏盡并八部，尊遥輦於御營九帳之上耳。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則古代畿外之國，本不能一統。《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則其義“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王制》。其實僅能行諸畿内耳。《左氏》所記，自爲古之事實；《公羊》所言，則儒家經説；二者正不必牽合也。《郊特牲疏》引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黄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牽合彌廣，其無當於經義及古代之事實亦彌甚，皆所謂碎義逃難者也。

四二武成取二三策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下。此古人見古書變亂史實之辭也。古史之傳於後，經此等改易删削，而失其真者，蓋不知凡幾矣。

《史記》多取《書》説，予已累言之，無待更述。今觀其述殷周間事，多與《周書》相出入，而《尚書》家之變亂史實有可微窺者焉。《周書·克殷》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如此而已矣，《史記》則曰：“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增入紂師倒兵之説矣。《周書·世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世皆疑其誕而不之信，然此即《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也。《滕文公》下。《孟子》言紂之罪曰：“壞宫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同上。古多曠地，園囿汙池，豈待壞宫室棄田而爲之？齊宣王之囿，方七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譏其爲阱於國中，《梁惠王》下。亦故山澤之區，禁御之，使芻蕘雉兔者不得往焉耳，未聞其壞宫室棄田而爲之也。紂早於宣王七百餘年，安得有此？蓋紂都朝歌，臺在沙丘，《漢書·地理志》。地偏東北，本皆曠廢之區，紂乃因以爲苑囿耳。雖曰禽荒，其惡未至如《孟子》所言之甚也。而武王則尤而效之者也，或且變本加厲焉。顧美其“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滕文公》下。天下真無復是非矣。“兼夷狄”者，《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同上。《世俘》所記太公望命御方來等是也。皆云“告以馘俘”，又總計之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世或又疑其誕。然俘馘本有虚數。憝國九十有九，蓋以九爲數之究而云然。滅國者五十，則舉成數言之。雖不必實，然其數必不少矣。憝云滅云者，破壞其國，殺戮其君；服則望風歸款者也。即謂不然，亦師速而疾略之而已。滅者五十，憝者九十有九，而服者六百五十有二，正不必怪其多矣。不特此也，紂既自燔矣，武王又射之三發，下車擊之以輕吕，斬之以黄鉞，縣之大白之旗。又適二女之所，二女既縊矣，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吕，斬之以玄鉞，縣之小白之旗。《克殷》。二女，《史記》云嬖妾；《世俘》則曰：“武王燎於周，大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斾，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案殷俗多同有虞，而《孟子》言舜“二女祼”，《盡心》下。或殷俗亦二妻，《世俘》之言是也。親加刃於敵國帝后之尸，其虐，過於邾人之𢦤鄫子。《春秋》宣公十八年。不歸其元而用之於廟，則秦不果施之於晉惠公，《史記·晉世家》。吴不忍行之於齊國書者也。《左氏》哀公十一年。赧王入秦，頓首獻地，猶獲歸正首丘。《史記·周本紀》。何其仁暴之殊也？大史公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論周則又居何等焉？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左氏》桓公二年。《克殷》曰：“命南宫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蓋始遷之三巫，卒又營洛邑而居之也。《世俘》又記其“薦俘殷王鼎”，又云：“商王紂，取天知玉琰㻱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知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知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周之所求可知矣。而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何其誣也？抑粟帛不可載以行，亦非野人所寶，乃從而破散之邪？

《楚辭·天問》曰：“到擊紂躬，叔旦不嘉。”蓋謂武王親加刃於紂之尸，周公不以爲然也。周公之爲人，蓋較武王少知禮義，故攝政七年之後，傳有制禮作樂之事焉。《金縢》册祝曰：“乃玄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足見武王爲一武夫，一無所知也。《天問》又曰：“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授殷天下，言復封武庚也。其位安施，言武庚敗亡也。反成而亡，言周公東征而歸，屬黨見執，身奔楚也。此周家争奪相殺之事也。《天問》又曰：“會鼂争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此即《詩》所謂“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者。蒼鳥羣飛，亦如烏流幄、魚躍舟之類，以爲瑞應耳。足見周初所傳，本無信史，後人稱誦，悉出文飾，雖詩人所詠，已非其實也。《天問》又曰：“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此即《詩·生民》所詠。又曰：“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則后稷非農師，亦鬬士耳。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之言，皆因其居稷官而附會者也。而“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書·無逸》。視此矣。又曷怪周人之好殺戮，事攘奪哉？

《賈子·連語》曰：“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輿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此説謂紂卒倒兵同於《書》家，而紂尸爲商民所殘，而武王且有帷守之惠，其諱飾彌工矣。

四三太公爲西方人

《史記·齊世家》曰：“太公望吕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吕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苗裔也。”又曰：“吕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姦周西伯。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説諸侯，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或曰，吕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孟子》言：“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離婁》上。即《史記》吕尚隱海濱，散宜生閎夭招之之説也。《戰國·秦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亦謂其在東方。又曰：“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則謂其在河内矣。《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孟津。”《韓詩外傳》曰：“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居於朝歌。”《説苑尊賢》曰：“太公望，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説皆與姚賈同。《吕覽·首時》曰：“太公望，東夷之士也。”説同《孟子》。又曰：“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則與《史記》“以漁釣姦西伯”之説合矣。案《禮記·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此太公爲西方人之誠證。東海上人，蓋因其封東方而附會。其遺事或在朝歌，則因太公爲文武師，《史記》言吕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鷹揚之績，著在商郊故也。傳食諸侯，古無是事，謂其遊説無所遇，而卒歸周，乃戰國時人億度之説。后稷生於姜嫄，太王妃曰太姜，武王妃曰邑姜，當時姜姓在西方者實多，正不獨申吕也。

《水經·河水注》：“張甲河右瀆，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吕尚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云：譙郡酇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吕尚所困處。余案《春秋左氏傳》，伐巢，克棘，入州來，無津字；杜預《春秋釋地》，又言棘亭在酇縣東北，亦不云有津字；不知澄之於何而得是説。天下以棘爲名者多，未可咸謂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七年，晉侯使荀吴帥師涉自棘津，用牲於洛，遂滅陸渾。杜預《釋地》，闕而不書。服虔曰：棘津，猶孟津也。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於枋頭，濟自棘。棘津在東郡、河内之間，田融以爲即石濟南津也。雖千古茫昧，理世玄遠，遺文逸句，容或可尋；沿途隱顯，方土可驗。司馬遷云：吕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姦周文王。又云：吕尚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爲帝師。皇甫士安云：欲隱東海之濱，聞周文王善養老，故入釣於周。案《史記》以漁釣姦周西伯，與聞西伯善養老而歸周係兩説，謐强合爲一。凡謐之説多如此，古説之爲其所亂者蓋多矣，然正不獨一謐也。今汲水城，亦言有吕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迄於酆雍，緣其逕趣，趙魏爲密，厝之譙宋，事爲疏矣。”案《秦策》、《韓詩》、《説苑》云棘津，《尉繚》云孟津，則服虔之言，未爲無據。佚事流傳，本多不實，於地理，必取著名者以立言。孟津爲武王伐紂濟師處，以此附會太公，正近情理，必謂其在趙魏，恐未然也。又《清水》“東過汲縣北”《注》云：“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禋祀，爲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此可見流俗附會之由。《吕覽》高《注》曰：“太公望，河内人也，於周豐、鎬爲東，故曰東夷之士。”合兩説而强爲之辭，真可發一大噱。

《吕覽·謹聽》曰：“太公釣於滋泉。”《水經·渭水注》曰：“渭水東逕郁夷縣故城南，汧水入焉。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兹谷，乘高激流，注於溪中。溪中有泉，謂之兹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吕氏春秋》所謂太公釣兹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一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跽餌，兩𨞢遺跡猶存。”又渭水“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注》云：“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爲霸水，以顯霸功。”郁夷在今隴州西，霸陵在今咸寧東，而皆以爲太公漁釣之所，可見流俗之善於附會。實則屠釣同爲古人所賤，傳者特以是言太公之困耳。太公蓋誠晚達，然曾屠釣與否，尚難斷言，況欲鑿指其地邪？《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固不謂太公以漁姦西伯，而其屠亦不得在朝歌也。

四四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詩·文王序疏》云：“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説。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帝王世紀》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是諸儒之説原於歆，歆之説實原於《周書》也。今案《周書》一字之誤，遂啓後來無限之争，然推其本，則《周書》之所據，實未嘗與《詩》、《書》之説有異同也。司馬遷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之説，見《史記·周本紀》，《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舉《詩》説也。何則？《史記·周本紀》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自七年至九年，二年矣，故劉歆《世經》，亦謂再期在大祥而伐紂。然《伯夷列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豈有再期而猶不葬者？《楚辭·天問》曰：“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淮南·齊俗》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注》言始廢於武王也。其非再期大祥時明矣。武王當日，蓋祕文王之喪以伐紂，不克還歸，居二年而又東伐也。所以居二年而復東伐者，非如《史記》所言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實以已於是時免喪故耳。然則武王觀兵，當在文王受命七年；徧告諸侯東伐，當在九年。後周人自諱其不葬而用兵，乃將其事悉移下二年，然文王死即東兵，猶爲後人所能憶，作《周書》者遂誤將文王之死，移下二年也。載主而行，固古人用兵通禮。

《周書·明堂解》曰：“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此文全與《禮記·明堂位》同，所多者，“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一語耳。武王在位凡七年，其死當在受命十四年，若以克殷在九年，則自九年至十四年，固適得六年也。古人記年代固甚疏，然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數甚巧，周人於此，當不得誤記，故《詩》、《書》皆無異説。《周書·武儆》曰：“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此篇乃記武王將殁時事，二當爲四之誤。或曰：“作是篇者，明知文王之死，爲人誤移後二年，然不知其自受命七年移至九年，誤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之説，業經延長二年，乃將文王受命後年歲，縮短至五年，如是，則武王在位七年，其死適當受命之十二年矣。”此雖見巧思，然未免穿鑿，不可從也。

《明堂位疏》云：“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文王世子疏》：“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案《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明流言即在武王崩、成王初立之時，若攝政待諸二年之後，則國事既大定矣，周公有無篡奪之心，亦既爲衆所共見矣，若欲徐圖篡弑，其經營亦既鞏固矣，管叔等顧於此時流言何爲？況謂居喪二年中，成王能自爲政邪？服除何反求攝？謂周制亦如殷，諒陰聽於冢宰，故喪中不待求攝邪？則孔子於子張之問，何不曰殷周皆然，顧曰“古之人皆然”也？《論語·憲問》。《魯世家》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此文解“弗辟”二字，何等文從字順？且有卒相成王，而使伯禽就封之事爲證；豈比鄭以喪服除釋“既喪”，辟居東都釋“辟”之牽强邪？且成王而既疑周公矣，疑之而既能執其屬黨矣，豈有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反迎之而請其居攝之理？謂此係設説，周公實挾兵力以入，則自辟居訖復入，爲時三年，武庚、管、蔡安得不以此時力攻東都，而聽其再奠鎬京，養成氣力？且周公甫戡大難，亦何能即出兵以誅武庚、管、蔡也？故鄭之所言，無一而合情理者。《周書·作雒》曰：“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肂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撫諸侯。”所謂“一年救亂”也。“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淩。”所謂“二年克殷”也。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所謂“三年踐奄”也。曰：“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所謂“四年建侯衛”也。曰：“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所謂“五年營成周”也。《明堂解》：“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終之曰“七年致政於成王”，所言無不與《書傳》合者，故知《書説》皆原本古史，非憑臆爲説也。

《魯世家》言：“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乃自以爲質。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弗敢言。及東土既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七年，還政於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姦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史公此文，全取《尚書金縢》，而周公奔楚一節，則爲《金縢》所弗具。平心論之，成王既能拘執周公之屬黨，豈有聽其反而攝政之理？謂此事在成王用事後，則正合情理。然則鄭之所云，殆亦有所本，特其學無師承，經文既闕，不能借口説以補之，遂誤以此釋《鴟鴞》之詩，而繫之於攝政前耳，口説之足貴如此。

周公奔楚，《索隱》云：“經典無文，其事或别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然則譙周亦信周公欲代成王事爲真，而以《金縢》爲不具也。周非守章句之學者，而其言如此，可以知所從矣。

四五衛伯

《詩·旄丘序》云：“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案《史記·衛康叔世家》：“周公殺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康叔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𢈻伯立。𢈻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據此，自貞伯以上，未有侯稱，事甚明白。《索隱》乃云：“《康誥》稱命爾侯於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爲侯也。比子康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爲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恒爲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頃侯賂夷王而稱侯也。”案列國稱號，時有進退，《史記》多從其本名書之，蓋有所據。《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云：“《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爲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猶稱微，至於稽乃稱宋公也。”《家語》固不足據，然謂史之所書，隨其當時稱號則是也。安得於衛忽自亂其例？《詩序》説《詩》義皆非是，其辭則雜採舊記而成。此衛伯二字，必有來歷。正足證《史記》至頃侯乃命爲侯之説也。《衛世家》自貞伯以下稱頃侯、釐侯，兩世皆稱侯。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周平王命爲公，自此以下皆稱公。成侯貶號爲侯，及子平侯皆稱侯，嗣君更貶號曰君，自此以下四世又皆稱君。

四六江漢、常武

《江漢》、《常武》二詩，説者皆以爲宣王時事，竊疑非也。《史記·秦本紀》、《趙世家》并謂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因之作亂。《秦本紀》云：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趙世家》云：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而《左氏》昭公四年，椒舉謂穆有塗山之會；則穆王當日兵力實曾至淮徐，二詩所詠，蓋即其事。

《説苑·指武》：“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淮南子·人間訓》亦載此事，而繫之楚莊王。穆王時，楚尚未强，而周室聲威頗振；伐徐之役，楚人或以師從，故後遂附會以偃王爲楚所滅。以當日情勢度之，楚必不能爲是役之主也。

自《説苑》以後，乃有調停其辭，謂穆王之伐徐，實命楚爲之者。《博物志》云：“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韓非·喻老》：“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偃王當日確有稱王之事。江淮諸侯皆服從，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穆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鬭害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説苑》云偃王敗死，而此云逃走武原東山，蓋所以調停載籍與傳説也，然猶不鑿言爲楚之某王。至《後漢書·東夷傳》乃云：“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鬭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既云周穆王，又云楚文王，則時不相及，遂啓如譙允南者之疑矣。見《史記索隱》引。然云穆王使楚，非；云偃王當穆王時，自實。譙氏不疑彼而疑此，似未諦也。

古書率本傳説，年代人地名多不審諦，然謂其絶無根據，則又不然。《博物志》謂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後漢書》謂偃王伐宗周，西至河上，皆隱與《檀弓》容居“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之言合，疑駒王即偃王也。《博物志》謂徐偃王名弓，弓、句聲近，竊疑傳説者譌駒爲弓，因附會爲得朱弓矢之説。溝通陳蔡之間，疑即鴻溝。《博物志》之言而信，則偃王之溝通南北，實在吴人溝通江淮之先矣。

楚之强，自熊渠，《史記·楚世家》謂其當周夷王時。又云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然特去其王號而已。謂周當夷厲以還，猶能聲罪致討於楚，其説實不近情，況越江漢而征淮徐乎？乃《漸漸之石序》云：“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幽王而能遠征荆舒，豈尚爲切近之申與犬戎所滅哉？《序》蓋因詩有“武人東征”語而附會也。三家説《詩》，多有傳授，猶不免誤，況於小序之馮億穿鑿者乎？其不足信，無俟再計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版

四七西周皆都豐鎬

《詩譜》云：“《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疏》云：“《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宫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其説是也。《漢書·匈奴列傳》曰：“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豈不日戒，獫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此所引者，爲《采薇》、《六月》之詩。《序》以《采薇》爲文王遣戍役，《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於《六月》則説爲宣王北伐。然《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則諸詩所詠，實一時事。鎬方，《鄭箋》但云“北方地名”，竊疑方即豐之轉音。懿王時，豐鎬實曾淪陷，故蹔遷犬丘也。《史記·秦本紀》言：“非子居犬丘，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而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仲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孝王乃分土，以非子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而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四傳至秦仲，而周厲王無道，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即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觀此，知犬丘所繫之重，故懿王親徙鎮之；抑懿王雖失豐鎬，猶能守犬丘，此周之所以未遽亡也。《周書·史記》曰：“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文王之被囚，閎夭之徒，實求驪戎之文馬以獻紂。《漢書·律曆志》張壽王謂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則驪戎立國甚古，且頗强盛。與申僇力王室，此西垂之所以獲安。逮申與犬戎合而攻周，而幽王隕滅矣，其敗適在驪山之下，周室興亡之故，夫固可以微窺也。

《水經·渭水注》曰：“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鄭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儈又滅，遷居其地，國於鄭父之丘，是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余按《史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又《春秋》、《國語》并言桓公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儈之間。幽王霣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乃遷封於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争乎？是指新鄭爲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爲友之始封，賢於薛瓚之單説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録矣。”其説亦是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入於南鄭。”《注》云：“《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宫於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没於祇宫者也。”《洧水注》云：“晉文侯二年，周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此蓋瓚説之所由來。《左氏》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祇宫。”祭公謀父，即《國語》載其諫穆王征犬戎之人，隱見《左氏》所謂“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者，即指其征伐之事。造《竹書》者，既因緣《左氏》，妄造事實；作《穆天子傳》者，遂變本而加厲，其淆亂史事甚矣。

四八周失西畿之年

《詩·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爾雅》“十藪”之一，據郭《注》，在今陝西涇陽縣。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周人嘗命將伐之，至太原而城朔方。《詩》家説此，多以爲宣王時事，然觀《史記·匈奴列傳》，則似在驪山之役以後，疑莫能明也。

《史記·周本紀》及《匈奴列傳》，皆不言宣王時有與玁狁争戰之事。《匈奴列傳》曰：“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又曰：“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取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内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則似詩之所詠，皆周東遷後事。案鎬、方、朔方，説《詩》者皆不能指爲何地；若以爲東遷後事，則鎬即武王所居；方，或豐之轉音也。劉向訟甘延壽疏：“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京與雒邑相去固得云千里，朔方亦當在涇水流域，自鎬京言之，固可云西北也。平王雖不能禦犬戎，特以畏逼東遷，不應一遷之後，西都畿内之地，即盡淪戎狄。據《史記·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秦襄公伐戎至岐，在其十二年，當周平王五年；秦文公十六年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當平王十九年；德公元年卜居雍，後世子孫飲馬於河，可見是時秦東境尚未至河；德公元年乃周釐王五年，東遷後之九十四年也。《六國表》曰：“穆公脩政，東境至河。”據《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事在穆公十六年，則周襄王之八年，東遷後之百二十七年矣。周與西都交通之絶，由晉滅虢守桃林之塞而然。虢之滅，在周惠王二十二年，亦在東遷後百十六年。然則自平王東遷後百餘年間，周與西都之交通迄未嘗絶，西都畿内之地，亦未嘗盡爲秦有，命將出師，以征玁狁，固事所可有也。《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往城於方。”《毛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案詩又言“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所詠當係一事，《毛傳》是也。然則朔方乃近玁狁之地，在周之北。劉向訟甘延壽疏，亦以詩所詠爲宣王時事。然古人學術，多由口耳相傳，久之乃著竹帛，不審諦處甚多，無妨其言千里之鎬爲是，其言宣王時事爲非也。

四九齊桓公存三亡國

《左氏》僖公十九年：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杜《注》曰：“三亡國：魯、衛、邢。”非也。《管子·大匡》曰：“五年，宋伐杞，桓公欲救之。管仲曰：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公乃命曹孫叔使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虚。桓公築楚丘以封之，予車三百乘，甲五千。”《霸形》曰：“管子曰：宋伐杞，狄伐邢、衛，今君何不定三君之位哉？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然則三亡國者，杞、邢、衛也。故書有據，而杜億説之，非。且魯雖三君死、曠年無君，國曷嘗亡哉？

原刊《群雅》第一集第二卷，一九四○年五月一日

五〇長狄考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言也，實治《春秋》者之金科玉律也。能分别其事與義，則《春秋》作經讀可，作史讀亦可。而不然者，則微特不能明《春秋》之義，於春秋時事，亦必不能了也。

春秋事之可怪者，莫如長狄。文十一年《經》云：“叔孫得臣敗狄於鹹。”但云狄而已，而《公羊》及《左》、《穀》皆以爲長狄。《左氏》所載，但云長狄有名緣斯者，獲於宋；有曰僑如者，斃於魯叔孫得臣；僑如之弟焚如獲於晉，榮如獲於齊，簡如獲於衛；鄋瞞由是遂亡而已。無荒怪之説也。《公羊》云“記異”，而不言其所以異。《穀梁》則云“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荒怪甚矣。

注家之言，《穀梁》范《注》但循文敷衍，無所增益。《左氏》杜《注》亦然。其云“蓋長三丈”，乃本《國語》。《國語》、《左氏》固一家言也。何休之意，則不以長狄爲人，故注“兄弟三人”曰：“言相類如兄弟。”又曰：“魯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别之三國，皆欲爲君。比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二十八當作二十，四十當作二十四，見《疏》。《疏》引《關中記》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爲夷狄行，將滅其國。”《穀梁疏》引《考異郵》曰：“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别之國，欲爲君。”《漢書·五行志》引《公》、《穀》説，而曰：“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又引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主爲虜。”《五行志》又曰：“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其義皆與何休同。

以長狄爲非人，似極荒怪。然束閣三傳，獨抱遺經，以得臣所敗，亦尋常之狄則可；否則以之爲人，其怪乃甚於非人也。記事荒怪，《穀梁》爲甚。然《公羊》謂其“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説全與《穀梁》同，特不云其“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又不言其長若干而已。然《穀梁》云：“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范《注》：“言其力足以敵衆。”《公羊》曰：“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意亦全同。以得臣所敗爲一人，則非謂其瓦石不能害，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不可矣。故《公》、《穀》之辭，雖有詳略，其同出一本，蓋無疑也。《穀梁》曰“《傳》曰”云云，蓋據舊傳也。惟《左氏》之説，最爲平正。其曰“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特記其殺之之事，非有“瓦石不能害”，必“射其目”之意也。詳記齊、魯二國埋其首之處，則杜氏所謂“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更未嘗有“身横九畝”、“眉見於軾”之説也。雖杜《注》謂“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然年代舛譌，古書恒有；此乃杜推《左氏》之意如此，《左氏》之意，初未必如此也。然則《左氏》果本諸國史，記事翔實，而《公羊》、《穀梁》皆不免口説流行之誚邪！

蓋《公羊》所云“記異”者，乃《春秋》之義也。何休所言，則發明《公羊》之所謂異者也，與事本不相干。至《公》、《穀》之記事，與《左氏》之記事，則各有所取。古事之傳於今，有出史官之記載，士夫之傳述者；亦有出於東野人之口，好事者之爲者。有傳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輾轉傳述，乃形簡策者。由前之説，其言恒較雅，其事亦較確。由後之説，則其詞多鄙，其事易蕪。《左氏》所資，蓋屬前説；《公》、《穀》所本，則屬後説也。以記事論，《左氏》誠爲近實；然以義論，則公羊子獨得聖人之傳已。

《左氏》之記事，誠近實矣，然長狄究爲何如人，《左氏》未之言也，則請徵之《國語》。《國語·魯語》：吴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使問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國之君也，守封、嵎之山，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翟氏，今謂之大人。客又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史記·孔子世家》、《説苑》、《家語·辨物》篇略同。惟《説苑》漆姓作釐姓，又云“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耳。〇《説文》亦曰“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如此説，則長狄之先，有姓氏及封土可稽；身長三丈，乃出仲尼推論，非謂其人實如是，了無足怪矣。《義疏》《左》文十一年杜《注》“長狄之種絶”孔《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胤。惟獲數人，云其種遂絶，深可疑之。命守封、嵎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緜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惟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産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又引蘇氏云：“《國語》稱今曰大人，但迸居夷狄，不在中國，故云遂亡。”案蘇氏所疑，蓋同孔《疏》，故以是爲解。然竊謂無足疑也。《疏》之所疑，首由不知身長三丈，乃出仲尼推論而非其實；若知此義，自不嫌以三丈之君牧八尺之民，更不疑乏三丈之妻爲之生産矣。次則不知鄋瞞遂亡，惟指防風一族。蓋泰伯、仲雍竄身揚越，君爲姬姓，民則文身，設使當日弟昆，并被異邦戕殺，南國神明之冑，固可云由是而亡。汪芒本守會稽，長狄佚宕兗、冀，蓋由支裔北徙，君臨羣狄，昆弟迭見誅夷，新邑遂無遺種，此亦不足爲怪。至於封、嵎舊守，原未嘗云不祀忽諸也。

民國十年十月八日，予客瀋陽，讀是日之《盛京時報》，有云：北京西城大明濠，因治馬路，開掘暗溝。有工人在下岡四十號民家牆根下，掘得巨人骸骨八具，長約八尺餘，頭大如斗，棄之阬内，行人觀者如堵。監者慮妨工作，乃命工人埋之。該報但云日前，未確記其日。此事衆目昭彰，不容虚構。知史籍所云巨人、侏儒，縱有過當之辭，必非子虚之説矣。長狄之長，何休云百尺，蓋本之《關中記》等書；杜云三丈，本諸《國語》；范云五丈四尺，則就九畝之長計之，并非其實。竊謂《左氏》“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一語，即所以狀長狄之長，謂恒人舉戈，僅及其喉也。然則長狄之長，斷不能越北京西城所得之骨矣，豈當日北京西城之地，亦古代長狄埋骨之區邪？

夫語增則何所不至？今之歐洲人，皆長於中國人；日本人則短於中國人；來者既多，日習焉則不以爲異。設使歐人、日人，來者不過一家數口，後遂無以爲繼；數十百年之後，或則同化於我，或則絶世無傳；而吾國於此，亦無翔實之記載，一位傳説者之悠謬其辭；則不一再傳，而歐人爲防風，而日人爲僬僥矣。然則《公》、《穀》記事之繆悠，亦不足怪，彼其所資者則然也。故借長狄之來以示戒，《春秋》之意也。古有族曰防風，其人蓋别一種類，頗長於尋常人，事之實也。曰百尺，曰三丈，曰五丈四尺，事之傳譌，説之有託者也。曰瓦石不能害，弟兄三人即能佚宕中國，致興大師以獲一人，則又身長之《傳》語既增，因而輾轉附會焉者也。一一分别觀之，而《春秋》之義得，而春秋之事亦明矣。故曰：分别其事與義，乃治《春秋》者之金科玉律也。

原刊《光華期刊》第一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