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一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元丰初，游京师，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迩英殿，召赴政事堂，自大学诸生一命为正。居五岁不迁，益尽力于辞章。出教授庐州，知溧水县，还为国子主簿。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以直龙图阁，知河中府。徽宗欲使毕礼书，留之逾年，乃知龙德府（当作隆德府 ）。徙明州，入拜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赠宣奉大夫。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宋史·文苑传》 ）。
案：先生献赋之岁，本传及《挥麈馀话》皆云在元丰初。《馀话》所载先生《重进汴都赋表》，则云元丰元年七月。（《汲古》《照旷》二本皆同。）而近时钱塘丁氏《武林先哲遗书》中，重刊明单刻本《汴都赋》，前有《重进赋表》，则作六年七月。《直斋书录解题》又作元丰七年。余案：元年当为六年之误。赋中所陈有疏汴、洛改官制、修景灵宫三事。案《宋史·河渠志》，元丰二年三月，以宋用臣提举导洛通汴。《神宗纪》：元丰二年六月甲寅，清汴成。三年六月丙午，诏中书省详定官制，五年夏四月癸酉，官制成。三年九月乙酉，诏即景灵宫作十一殿，以时王礼祀祖宗。五年十一月，景灵宫成，告迁祖宗神御。此三事皆在元年之后，此一证也。楼攻媿《清真先生文集序》云：“未及三十作《汴都赋》。”时先生方二十八岁。若在元年，则才二十三岁。当云年逾二十，不得云未及三十，此二证也。楼《序》、《咸淳志》、《直斋书录》皆云：“赋奏，命左丞李清臣读于迩英殿。”案：清臣官至门下侍郎，此云左丞，非称其最后之官，乃以读赋时之官称之。而《神宗纪》及《宰辅表》，清臣以元丰六年八月辛卯自吏部尚书除尚书右丞，至元祐初，乃迁左丞。则左丞当为右丞之误。献赋在七月，而读赋则在八月以后，亦与事实合，此三证也。若直斋所云七年，则又因六年七月而误也。
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也。性落魄不羁，涉猎书史。元丰中，献《汴都赋》，神宗异之，自诸生命为太学正。绍圣中，除秘书省正字。徽宗即位，为校书郎，迁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又迁卫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为秘书监，擢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未几，知真定，改顺昌府，提举洞霄宫。卒年六十六。邦彦能文章，世特传其词调云（《东都事略·文艺传》 ）。
周邦彦，字美成。少涉猎书史，游太学，有俊声。元丰中，献《汴都赋》七千言，多古文奇字。神宗嗟异，命左丞李清臣读于迩英阁。多以边旁言之，不尽悉也。徽宗即位，为校书郎，累迁卫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以秘书监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帝览表称善。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知真定府，改顺昌府，提举洞霄宫。卒年六十六。邦彦能文章，妙解音律，名其堂曰顾曲。乐府盛行于世。人谓之落魄不羁。其提举大晟，亦由此。然其文，识者谓有工力深到处，磐镜乌几之铭，有郑圃、漆园之风，祷神之文，仿《送穷》、《乞巧》之作，不但词调而已。自号清真居士，有集二十四卷（《咸淳临安志·人物传》以《东都事略》本传、王明清《挥麈录》、楼钥《清真集序》、陈直斋《书录解题》修 ）。
案：此以重进《汴都赋》在官秘书监后，本《挥麈馀话》。误，辨见后条。提举洞霄宫当从《玉照新志》王铚所手记者为正，乃南京鸿庆宫，非杭州洞霄也。楼钥《文集叙》称其旅死，亦合。
周美成邦彦，元丰初，以太学生进《汴都赋》。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学录。其后流落不偶，浮沉州县三十余年。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少监召，又复荐之。上殿契合，诏再取其本来进。表云：“六月十八日赐对崇政殿，问臣为诸生时所进先帝《汴都赋》，其辞云何？臣言曰：赋语猥繁，岁月持久，不能省忆，即敕以本来进者。雕虫末技，已玷国恩，刍狗陈言，再干睿览，事超所望，忧过于荣。窃惟汉、晋以来，才士辈出，咸有颂述，为国光华。两京天临，三国鼎峙，奇伟之作，行于无穷。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再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廪府库，罔不充仞。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正。攘狄斥地，罔不流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搢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臣于斯时，自惟徒费学廪，无益治世万分之一，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铺陈为赋，冒死进投。先帝哀其狂愚，赐以首领，特从官使，以劝四方。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臣孤愤莫伸，大恩未报，每抱旧藁，涕泗横流。不图于今，得望天表，亲奉圣训，命录旧文。退省荒芜，恨其少作，忧惧惶惑，不知所为。伏惟陛下，执道御有，本于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学习。而臣也，欲晞云汉之丽，自呈绘画之工，唐突不量，诛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焘，恩浃飞沉，致绝异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玺。丰年屡应，瑞物毕臻，方将泥金泰山，鸣玉梁父，一代方策，可无述焉？如使臣殚竭精神，驰骋笔墨，方于兹赋，尚有靡者焉。其元丰元年七月所进《汴都赋》并书共二册，谨随表上进以闻。”表入，乙览称善，除次对内祠（《挥麈馀话》一 ）。
案：此条所记抵牾最甚。“太学录”当依《宋史》、《东都事略》诸书，作太学正。浮沉州县三十余年，亦无此事。其重进《汴都赋》，参考诸书，当在哲宗元符之初，而不在蔡元长用事之后。征之表文，事甚明白。《寿蔡元长》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必作于崇宁大观制作礼乐之后。时先生已位列卿，若于此时进赋，不得云“漂零不偶，积年于兹”，一也。表文又云：“陛下德侔覆焘，恩浃飞沉，致绝异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玺。”此正哲宗元符事。案：咸阳段义得玉玺，《宋史·哲宗纪》云：“在元符元年正月。”《舆服志》谓：“在绍圣三年四年上之。”志说较是。志又云：“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按所献玉玺云：‘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青上寿，况传国之器乎？’遂以五月朔御大庆殿，降坐受宝。群臣上寿称贺。”所谓“出久幽之神玺”，正指此事。若徽宗崇宁五年，虽得玉印，然未尝以为神玺，则重进《汴都赋》，明在哲宗时，二也。若《重进赋表》作于徽宗时，不应不及哲宗朝诵赋之事，三也。明清通习宋时掌故，不知何以疏漏若此。《咸淳志》亦仍其误，幸有《宋史》及表文可证耳。楼攻媿《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云云，则先生非由元长进用，亦可知。至云“表入，乙览称善，除次对内祠”，则又并前后数事为一事。又后日提举鸿庆宫，亦外祠而非内祠，其纰缪不待论也。
周邦彦待制，尝为刘昺之祖作埋铭，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不受。昺无以报之，因除户部尚书，荐以自代。后刘缘坐王采 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职，罢知顺昌府宫祠。周笑谓人曰：“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独邦彦乃为举主所累，亦异事也。”（庄绰《鸡肋编》中 ）
案：《挥麈后录》三云：“王、刘既诛窜，适郑达夫与蔡元长交恶，郑知蔡之尝荐二人也，忽降旨，应刘昺所荐，并令吏部具姓名以闻。当议降黜，宰执既对，左丞薛昂进曰：‘刘昺臣尝荐之矣，今昺所荐尚当坐，而臣荐昺，何以逃罪？’京即进曰（中略）。上笑而止，由是不直达夫。即再降旨，刘昺所荐并不问。”则先生此时但外转，并未落职，亦未奉祠。季裕所记但一时之言，故王铚记先生晚年事，犹云：“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也。”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覆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张端义《贵耳集》下 ）
案：此条所言，尤失实。《宋史·徽宗纪》：“宣和元年十二月，帝数微行，正字曹辅上书极论之，编管郴州。”又《曹辅传》：“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所云开封府监税，亦非卿监侍从所为。至大晟乐正，与大晟乐府待制，宋时亦无此官也。
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一夕，值祐陵临幸，仓猝隐去。既而赋小词，所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者，盖纪此夕事也。未几，李被宣唤，遂歌于上前。问谁所为，则以邦彦对。于是遂与解褐，自此通显。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祹问，祹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上喜，意将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命蔡元长微叩之。邦彦云：“某老矣，颇悔少作。”会起居郎张果与之不咸，廉知邦彦尝于亲王席上，作小词赠舞鬟云：“歌席上，无赖是横波。宝髻玲珑欹玉燕，绣巾柔腻掩香罗。何况会婆娑。无个事、因甚敛双蛾。浅淡梳妆疑是画，惺松言语胜闻歌。好处是情多。”为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师师后入中，封瀛国夫人。朱希真有诗云：“解唱《阳关》别调声，前朝惟有李夫人。”即其人也（周密《浩然斋雅谈》下 ）。
案：此条失实，与《贵耳集》同。云“宣和中”先生“尚为太学生”，则事已距四十余年。且苟以少年致通显，不应复以《忆江南》词得罪。其所自记，亦相抵牾也。师师未尝入宫，见《三朝北盟会编》。
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梦中得《瑞鹤仙》一阕：“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不计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醉眠朱阁。惊飙动幕。犹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归来洞天自乐。”未几，方腊盗起，自桐庐拥兵入杭。时美成方会客，闻之，仓皇出奔，趁西湖之坟庵，次郊外。适际残腊，落日在山，忽见故人之妾，徒步，亦为逃避计。约下马小饮于道旁，闻莺声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余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逾月，贼平入城，则故居皆遭蹂践。旋营缉而处，继而得请提举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尝自记甚详，今偶失其本，姑记其略，而书于编（《挥麈馀话》二 ）。
明清《挥麈馀话》记周美成《瑞鹤仙》事，近于故箧中，得先人所叙，特为详备，今具载之。美成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杭徙居睦州，梦中作长短句《瑞鹤仙》一阕。既觉犹能全记，了不详其所谓也。未几，青溪贼方腊起，逮其鸱张，方还杭州旧居，而道路兵戈已满，仅得脱死，始得入钱塘门，但见杭人仓皇奔避，如蜂屯蚁沸。视落日，半在鼓角楼檐间，即词中所云：“斜阳映山落。敛余晖、犹恋孤城阑角”者应矣。当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吴、越享安闲之乐。而狂寇啸聚，径自睦州直捣苏、杭，声言遂踞二浙。浙人传闻，内外响应，求死不暇。美成旧居既不可住，是日无处得食，饥甚。忽于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视之，乡人之侍儿，素所识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舍车过酒家乎？”美成从之。惊遽间，连引数杯散去，腹枵顿解，乃词中所谓“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之句验矣。饮罢，觉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径出城北。江涨桥诸寺，士女已盈满，不能驻足。独一小寺经阁，偶无人，遂宿其上。即词中所谓“上马谁扶，醉眠朱阁”。又应矣。既见两浙处处奔避，遂绝江居扬州。未及息肩，而传闻方贼已尽据二浙，将涉江之淮、泗。因自计，方领南京鸿庆宫，有斋厅可居，乃挈家往焉。则词中所谓“念西园，已是花深无路，东风又恶”。之语应矣。至鸿庆，未几以疾卒，则“任流光过了，归来洞天自乐”。又应于身后矣。美成生平好作乐府，将死之际，梦中得句，而字字俱应，卒章又应于身后，岂偶然哉！美成之守颍上，与仆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词见寄。尚不知此词之言，待其死，乃竟验如此（《玉照新志》二 ）。
案：此二条，当以《玉照新志》明清父绖所手记者为正。
周美成初在姑苏，与营妓岳七、楚云者游甚久。后归自京师，首访之，则已从人矣。明日，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上。见其妹，作《点绛唇》曲寄之云：“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事。短书不寄，鱼浪空千里。凭仗桃根，说与相思意。愁何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王灼《碧鸡漫志》二 ）
案：《吴郡志》自元丰至宣和，苏州太守并无蔡峦其人，仅崇宁间有蔡渭耳。渭，故相蔡确之子，后改名懋，与峦字不类，义亦与子高之字不相应。以他书所记先生事观之，则此说疑亦附会也。
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常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中略 ）。词中“新绿”、“待月”，皆簿厅亭轩之名也。俞义仲云（《挥麈馀话》二 ）。
案：明清记美成事，前后抵牾者甚多。此条疑亦好事者为之也。《御选历代诗馀》词话，引此条作“主簿之姬”，疑所见别有善本也。
著述二
《清真集》十一卷（《宋史·艺文志》 ）
《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攻媿集》、《郡斋读书志》同。《直斋书录解题》作《清真集》二十四卷 ）
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班孟坚之赋两都，张平子之赋二京，不独为五经鼓吹，直足以佐大汉之光明。诚千载之杰作也。国家定都大梁，虽仍前世之旧，当四通五达之会，贡赋地均，不恃险阻，真得囯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泽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异才间出，曾未有继班、张之作者。神宗稽古有为，鼎新百度，文物彬彬，号为盛际。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凡七千言。富哉！壮哉！铺张扬厉之工，期月而成，无十稔之劳，指陈事实，无夸诩之过。赋奏，天子嗟异之，命近臣读于迩英阁，由诸生擢为学官，声名一日震耀海内，而皇朝太平之盛观备矣。未几，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于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公尝守四明，而诸孙又寓居于此。尝访其家集而读之，参以他本，间见手藁，又得京本《文选》，与公之曾孙铸裒为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坠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壮年气锐，以布衣自结于明主，又当全盛之时，宜乎立取贵显。而考其岁月，仕宦殊为流落，更就铨部试远邑，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三绾州麾，仅登松班，而旅死矣。盖其学道退然，委顺知命，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此又世所未知者。乐府传播，风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为豪放飘逸高视古人，非攻苦力学以寸进者。及详味其辞，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见所上献赋之书，然后知一赋之机抒；见《续秋兴赋后序》，然后知平生之所安。磐镜乌几之铭，可与郑圃、漆园相周旋，而祷神之文，则《送穷》、《乞巧》之流亚也。骤以此语人，未必遽信，惟能细读之者，始知斯言之不为溢美耳。居闲养疴，为之校雠三数过，犹未敢以为尽。方淇水李左丞读赋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为考之群书，略为音释，阙其所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自比张载、刘逵为《三都》之训诂也。钥先世与公家有事契，且尝受廛焉。公之诗文，幸不泯没，钥之愿也。公讳邦彦，字美成，清真其自号。历官详见志铭云。制使待制陈公，政事之余，既刊曾祖贤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并传，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谓是举也，加于人数等，类非文吏之所能为也。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右周邦彦字美成之文也。神宗时，尝奏《汴都赋》七千言，上命近臣读于迩英阁，由诸生为学官。哲宗置之文馆，徽宗列之郎曹，尝守四明。故楼忠简公钥序而刻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集部别集类：《清真集》，二十四卷，徽猷阁待制钱塘周邦彦撰。元丰七年进《汴都赋》，自诸生命为太学正。邦彦博文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而他文未传。嘉泰中，四明楼钥始为之序，而太守陈杞刊之，盖其子孙家居四明故也。《汴都赋》已载《文鉴》。世传赋初奏，御诏李清臣读之，多古文奇字，清臣诵之如素所习熟者，乃以偏旁取之耳。钥为音释，附之卷末。
案：杞曾刻其曾祖舜俞《都官集》三十卷。《都官集》为先生叔邠所编。那为舜俞女夫，见蒋之奇《都官集序》，故并及先生集耳。
《清真杂著》三卷
《书录解题》集部别集类：邦彦尝为溧水令，故邑有词集。其后有好事者，取其在邑所作文记诗歌并刻之。
《操缦集》五卷
《书录解题》集部别集类：周邦彦撰。亦有前集中所无者。
国维案：右诗文集四种，今皆不传。《宋志》、《文集》仅十一卷，疑即楼《序》中所谓家集，而二十四卷本，则宋世通行之本也。今遗文尚存者，则有《汴都赋》（《宋文鉴》）、《重进汴都赋表》（《挥麈馀话》）、《敕赐唐二高僧师号记》（《严陵集》）。遗诗则钱塘丁立中重刻《汴都赋》附录。除录《宋诗纪事》外，尚有补辑。其目为：《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一首、《凤凰台》一首、《仙杏山》一首（出《景定建康志》）、《曝日》一首（出《齐东野语》）、《天赐白》一首（出陈郁《藏一话腴》）、《春帖子》一首（出《合璧事类》）、《春雨》一首（出后村《千家诗》）、《赠常熟贺公叔隐士一首》（出《琴川志》）、《竹城》一首（出《江宁志》）、《投子山》一首、《宿灵仙观》一首、《芝术歌》一首（均出《茅山志》）。
而陈元靓《岁时广记》中，尚有《内制》、《春帖子》诗二断句，为丁氏所未录。又《宝真斋法书赞》（卷十八）、《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一）各有一帖，浭阳端制军（方）藏有先生手迹，亦未见。至遗文，则《圣宋文海》、《播芳文粹》尚有之，未及检也。
《清真词》二卷、《续集》一卷
《书录解题》集部歌词类：周美成邦彦撰。多用唐人诗语 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注清真词》二卷
同上歌词类，曹杓季中注，自称一壶居士。
《片玉词》二卷
晋阳强焕序：文章政事，初非两途。学之优者，发而为政，必有可观；政有其暇，其游艺于咏歌者，必其才有余刃者也。溧水为负山之邑，官赋浩穰，民讼纷沓，似不可以弦歌为政。而待制周公，元祐癸酉春中为邑长于斯。其政敬简，民到于今称之者，固有余爱。而其尤可称者，于拨烦治剧之中，不妨舒啸，一觞一咏，句中有眼。脍炙人口者，又有余声，洋洋乎在耳，则其政有不亡者存。余慕周公之才名有年于兹，不谓于八十余载之后，踵公旧踪，既喜而且愧。故自到任以来，访其政事，于所治后圃，得其遗致，有亭曰“姑射”，有堂曰“萧闲”，皆取神仙中事。揭而明之，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而又睹“新绿”之池，“隔浦”之莲，依然在目，抑又思公之词，其模写物态，曲尽其妙，方思有以发扬其声之不可忘者而未能。及乎暇日，从容式燕嘉宾，歌者在上，果以公之词为首唱，夫然后知邑人爱其词，乃所以不忘其政也。今欲广邑人爱之之意，故裒公之词，旁搜远绍，仅得百八十有二章，厘为上下卷。乃辍俸余，鸠工锓木，以寿其传，非惟慰邑人之思，亦蕲传之有所托，俾人声其歌者，足以知其才之优于为邑如此，故冠之以序，而述其意云。公讳邦彦，字美成，钱塘人也。淳熙岁在上章困敦孟陬月彊圉赤奋若。晋阳强焕序。
明毛晋跋：美成于徽宗时提举大晟乐府，故其词盛行于世。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二卷，计词一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序。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理其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予备述也。湖南毛晋识。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词曲类：《片玉集》二卷，补遗一卷，宋周邦彦撰。邦彦字美成，钱塘人。元丰中，献《汴都赋》，召为太学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阁待制，出知顺昌府，徙处州，卒。自号清真居士。《宋史·文苑传》称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艺文志》载《清真居士集》十一卷，盖其诗文全集，久已散佚。其附载诗馀与否，不可复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词有《清真集》（当作《清真词》）二卷，后集一卷。此编名曰《片玉》，据毛晋跋，称为宋时刊本所题。原作二卷，其补遗一卷，则晋采各选本成之。疑旧本二卷，即所谓《清真集》，晋所掇拾，乃其后集所载也。卷首有强焕序，与《书录解题》所传合。其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长篇尤富艳精工，善于铺叙。陈郁《藏一话腴》谓其“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非溢美也（下略）。
案：此疑旧本二卷，为直斋著录之《清真词》。“晋所掇拾，乃其后集。”误，辨见下。
《清真诗馀》（见郑瑶《景定严州续志》、黄昇花庵《绝妙词选》 ）
《详注周美成片玉集》十卷
漳江陈元龙少章注。
刘肃序：辞不轻措，辞之工也。阅辞必详其所以措，工于阅者也。措之非轻，而阅之非详，工于阅而不工于措，胥失矣，亦奚望焉？是知雌霓之诵，方脱诸口，而见谓知音白题，八滑之事既陈，而当世之疑已释。楛矢萍实，苟非推其所从，则是物也，弃物耳，谁欤能知？触物而不明其原，睹事而莫征所自，与冥行何别？故曰：无张华之博，则孰知五色之珍；乏雷焕之识，则孰辨冲斗之灵？况措辞之工，岂不有待于阅者之笺释耶！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欢筵歌席，率知崇爱，知其故实者几何人斯？殆犹属目于雾中花、云中月，虽意其美，而皎然识其所以美，则未也。漳江陈少章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涵泳经籍之暇，阅其辞，病旧注之简略，遂详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达其意，则美成之美益彰。犹获昆山之片珍，琢其质而彰其文，岂不快夫人之心目也。因命之曰《片玉集》云。庐陵刘肃必钦序。
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详注周美成片玉集》十卷。周邦彦所撰《片玉词》二卷《四库全书》巳著录。此宋陈元龙注释本。元龙字少章，庐陵人。是书分春夏秋冬四景及单题杂赋诸体为十卷。元龙以美成词借字用意，言言俱有来历，乃广为考证详加笺注焉。
《清真集》二卷
明无名氏跋：隆庆庚午用复所司李藏元人巾箱本，命胥鲁颂照录讫。盟鸥园主人记。
王鹏运跋：右影元巾箱本《清真集》二卷，附《集外词》一卷。案：美成词传世者，以汲古毛氏《片玉词》为最著。近仁和丁氏《西泠词萃》所刻，即汲古本。此本二卷，百二十七阕，为余家所藏。末有盟鸥主人志语，盖明钞元本也。编次体例，与《片玉词》迥别，而调名字句，亦多不同。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清真集》二卷，后集一卷。”又毛子晋《片玉词》跋：“《美成词》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与此均不合。久欲刊行，以旧钞剥蚀过甚，无本可校而止。去年从孙驾航京兆丈，假得元刻庐陵陈元龙《片玉词》注本，编次体例与钞本正同，特分卷与题号异耳。爰据陈注校订，依式影写，付诸手民。其集中所无，而见于毛刻者，共五十四阕，为《集外词》一卷附后。毛本强序，陈注刘序，钞本不载，今皆补入。《美成词》又名《片玉词》，据序，即刘必钦改题也。光绪丙申春三月十有三日，临桂王鹏运鹜翁记。
案：先生词集，行于世者，今惟毛刻《片玉词》二卷；王刻《清真集》二卷，陈注《片玉集》十卷，则元刻仅存。又见仁和劳顨卿手钞振绮堂藏《片玉集》十卷，目录之下，略有注释，词中注多已削去，殆亦从陈本出。其古本，则见于《景定严州续志》、《花庵词选》者，曰《清真诗馀》；见于《词源》者，曰《圈法美成词》；见于《直斋书录》者，曰《清真词》、曰曹杓注《清真词》，又与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合刻者，曰《三英集》（见毛晋、方千里《和清真词跋》 ）。子晋所藏《清真集》与王刊元本不同，其《氐州第一》一首作《熙州摘遍》，此宋人语，非元以后人所知，则其源亦出宋本。加以溧水本，是宋时已有七本。而陈注《片玉集》十卷、王刻《清真集》二卷，则为元本。毛跋之《美成长短句》，不识编于何时。别本之多，为古今词家所未有。溧水本编于淳熙庚子，故阕数虽多，颇有伪词。陈注十卷与王刻二卷，编次均同。方千里、杨泽民《和词》，既不据溧水本，又题《和清真词》，则必据《清真词》。今其次序，与陈注本王刊本正同，则此二本疑即出于直斋著录之《清真词》三卷。今以此数本比较观之，方、杨《和词》均至《满路花》而止（陈注本卷八之末，王刊本卷二第五十三阕 ），而陈注本、王刊本尚有《绮寮怨》以下三十一阕。疑宋本《清真词》二卷，当至《满路花》止，而《绮寮怨》以下即所谓后集。王刊元本以后集一卷合于下卷，而陈本则分前集为八卷，后集为二卷，虽皆出于《清真词》，然皆非《清真词》之旧矣。由此观之，则《清真词》三卷之编次，亦复不难推测。至毛刊《片玉词》，子晋谓出宋本，或据陈注本刘必钦序谓“片玉”之名，乃必钦所改题，溧水旧本，不应先有此名。然此本编次既与他本绝异，而所增词甚多，其中伪作间出，而其佳者，又绝非清真不办，且陈允平《西麓继周集》全从此本次第，足证宋末已有此本。又子晋未见陈注本，则亦无从改题为“片玉”，余疑刘序乃释“片玉”二字，特措辞不伦，此又元、明人常态，无足怪也。又疑《清真词》三卷，篇篇精粹，虽非先生手定，要为最先之本。考王灼《碧鸡漫志》，成于绍兴己巳，而书中已有“美成集中多新声”一语，则先生词集，绍兴间已盛行矣。《片玉》本强焕所编，又益以未收诸词，既编于数十年后，羼入他作，自不能免。惟子晋宋本之说，固无可疑也。
《大观礼书宾军等四礼》五百五卷，《看详》十二卷
《大观新编礼书吉礼》二百三十二卷、《看详》十七卷（均见《宋史·艺文志》 ）
《祭服制度》十六卷（大观三年成，见《礼志》 ）
《五礼》四百七十七卷（政和元年成，见《礼志》。此四种，疑即《五礼新仪》之长编也 ）
《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政和三年成，见《礼志》、《艺文志》 ）
《徽宗御序》（题政和新元三月一日。文烦不录）
《尚书省牒议礼院知枢密院事郑居中等札子》奏：窃以礼有五经，而威仪至于三千。事为节文，物有防范，本数末度，形名比详。遭秦变古，书缺简脱。远则开元所纪，多袭隋余；近则开宝之传，间存唐旧。在昔神考，跻时极治，新美宪章，是正郊庙，缉熙先猷，实在今日。恭惟陛下，德备明圣，观时会通，考古验今，沿情称事，断之圣学，付之有司，因革纲要，既为礼书，纤悉科条。又载仪注，勒成一代之典，跨越三王之隆。臣等备员参订，复更岁月，悉禀训持，靡所建明。谨编成《政和五礼新仪》并序例，总二百二十卷，目录六卷，共一百二十六册。辨疑正讹，推本六经，朝著官称，一遵近制。上之御府，仰麈乙览，恭候宸笔裁定，其以治神人以辨上下。从事新书，其自今始，若夫搜补阙遗，讲明稀阔，告成功而示德意，则臣等顾虽匪材，犹当时顺圣意而成之。取进止牒，奉敕宜颁降牒至，准敕故牒。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牒。
《书录解题》：《政和五礼新仪》二百四十卷，目录五卷，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尚书白时中、慕容彦逢，学士强渊明等撰。首卷祐陵御制序，次九卷御笔指挥，次十卷御制冠礼，余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案：《宋史·职官志》：“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详议官二员，以两制充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罢局。”今案《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尚书省牒后修书官衔名，则检讨官有郭熙、丁彬、王俣、莫俦、李邦彦、叶著、苏恒七人。详议官有宇文粹中、张漴、刘焕、强渊明、慕容彦逢五人。详定官白时中一人，而郑居中则不署局中何官，盖总领局事也。中无先生衔名，盖时已出知隆德府，不在经进之列。《新仪》前诸札子中，尚有检讨官俞昂（亦见《宋史·舆服志》 ）、张邦光（政和元年 ）二人，详议官薛昂（大观二年 ）一人，均未列衔，当同是例。此外如刘昺尝领局事，先生尝为检讨官，则仅见《宋史》本传。史谓先生出知河中府，徽宗欲使毕礼书，留之，固在秉笔之列。而及《太常礼》就，大署欧阳，《六典注》成，但书林甫，虽进书之例宜然，亦后人所当考核者矣。局中成书千余卷，至宋末仅存《五礼新仪》（见《宋史·礼志》 ）。今日传本，除阁本外，常熟瞿氏、归安陆氏、仁和丁氏、江阴缪氏，均有钞帙，中阙二十卷，各家相同。国维见汪钝翁家钞本，钝翁曾以传是楼宋本《校正后记》云：“宋本所缺者，无从校补。”则此书残阙久矣。
尚论三
先生家世钱塘，自祖父以上，均不可考。有名邠者，乃先生之从父。《咸淳志》云：“邠字开祖，嘉祐八年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酬唱，所谓周长官者是也。轼后自密州改除河中府，过潍州，邠时为乐清令，以《雁荡图》寄轼，有诗，轼和韵有“西湖三载与君同”之句。后轼知湖州，以诗得罪，邠亦坐罚金。元祐初，邠知管城县，乞复管城为郑州，有兴废补败之力。由是通判寿春府，见苏辙所行告词。后知吉州，官至朝请大夫、上轻车都尉。其丘墓在南荡山。邠系元符末上书人，崇宁初第，为上书邪等。政和五年，又为僧怀显序《钱唐胜迹记》。盖历五朝云。侄邦彦（《咸淳临安志·人物传》以《九朝通略》、《东坡年谱》及《乾道志》修 ）。案：《茅山志》载先生《芝术歌序》云：“道正卢至恭得芝一本于术间，邦彦请乞于卢持寿叔父。”中有句云：“庐陵太守蕴仙风。”邠尝知吉州，故云“庐陵太守”。然则邠乃先生叔父也。《咸淳志·人物》尚有周邦式，字南伯，著名钱唐，中元丰二年进士，官至提点江东刑狱，知宿州、滑州，皆不赴，提举南京鸿庆宫。十二年，起知处州，不行。积官中大夫。其传即在先生传后。盖先生兄弟行，而亦知处州，亦提举南京鸿庆宫，可谓盛事。
先生子姓无考。《四库全书总目》：“《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宋周辉撰。辉字昭礼，邦彦之子。”案：辉书中载其父事，至绍兴中尚存，又事绝不与先生类，决非一人也。
先生有孙，与岳倦翁相知。《宝真斋法书赞》云：“嘉泰甲子十二月，舟过吴门，遇公之孙某，同上兰省。”但名字官阶，均不可考。曾孙铸，则嘉泰中与楼忠简共编定先生文集者也。案：《桯史》云：“辛稼轩守南徐，予来筮仕委吏。时以乙丑南宫试，岁前莅事，仅两旬即谒告去”云云。则倦翁于甲子十二月过吴门，实应乙丑省试。时先生之孙尚赴南宫，而曾孙已与攻媿编定先生文集。可知先生有数孙也。
先生冢墓在杭南荡山（《咸淳志》、《梦粱录》均同 ），故后裔自明州复徙于此。《咸淳志》云：“子孙今居定山之北乡”是也。
先生卒年，《宋史》、《东都事略》、《咸淳志》皆云“年六十六”，而据《玉照新志》，则先生实以宣和三年辛丑卒。以此上推，则当生于仁宗嘉祐二年也。
宋太学生额，熙宁初九百人，后稍增至千人。至元丰二年，诏增太学生舍为八十斋，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宋史·选举志》 ）。先生入都为太学生，当在此时。词中《西平乐序》：“元丰初，予以布衣西上，过天长道中。”亦足证也。
先生所历之官，为太学正、国子主簿、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考工员外郎、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卫尉卿秘书监，所带之职则为直龙图阁、徽猷阁待制。所任之差遣，则在朝为议礼局检讨官，提举大晟府；在外则教授庐州、知溧水县、知河中府、知隆德府、知明州、知真定府、知顺昌府、知处州。河中真定、处州，均未之官。故楼攻媿序但云“三绾州麾”。至《挥麈馀话》谓先生尝为“秘书少监”，《浩然斋雅谈》谓“尝为起居舍人”，均不足信。胡仔《渔隐丛话》、王楙《野客丛书》称先生为周侍郎，亦误也。
先生交游殊不易考，其见于遗诗者，则有蔡天启、贺公叔。《片玉词》下《鬓云松令》一阕“送傅国华奉使三韩”。案：《宋史·高丽传》：“宣和四年高丽王俣卒，诏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奠慰，留二年而归。”（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国经序》同 ）国华当即墨卿字，时为中书舍人，故词中有“凤阁鸾坡，看即飞腾去”之句。时先生已卒，即未卒，亦不应复入京师，此词必系他人之作。又《片玉词》上有《水调歌头》一阕“中秋寄李伯纪大观文”。案：忠定初罢宣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在靖康元年九月，其罢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在建炎元年八月，十月 [1] 落职，至绍兴二年，复拜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均在先生卒后。且忠定为观文殿大学士仅历两月，其词亦不似建炎倥傯时之作，其伪无疑。则先生与二人有交际否，殊不可考。其在议礼局，则上官同僚有郑居中等十数人。其提举大晟府，则僚属有徐伸幹臣（典乐 ）、田为不伐（初为制撰官，后为典乐大司乐 ）、姚公立（协律郎 ）、晁冲之叔用（大晟府丞。然大晟府官制无丞，疑即是大乐令。官与太常寺丞同 ）、江汉朝宗，万俟咏雅言，晁端礼次膺（均制撰官，次膺后为协律郎 ）。其在顺昌，则与王性之相知。交游可考者，如此而已（徐伸见《挥麈馀话》，田为见《宋史·乐志》、《方伎·魏汉津传》，姚公立见《直斋录》，晁冲之见《独醒杂志》。江汉诸人见《铁围山丛谈》、《碧鸡漫志》。唯徐伸、晁冲之官大晟府在政和初，未必与先生提举同时耳 ）。
先生于熙宁、元祐两党，均无依附。其于东坡，为故人子弟。哲宗初，东坡起谪籍，掌两制，时先生尚留京师，不闻有往复之迹。其赋汴都也，颇颂新法，然绍圣之中，不因是以求进。晚年稍显达，亦循资格得之。其于蔡氏，亦非绝无交际。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然终与强渊明、刘昺诸人，由蔡氏以跻要路者不同。此则强焕政事之目，或属谀词，攻媿委顺之言，殆为笃论者已。徽宗时，士人以言大乐，颂符瑞进者甚多。楼序、《潜志》，均谓先生妙解音律，其提举大晟府以此。然当大观、崇宁制作之际，先生绝不言乐。至政和末，蔡攸提举大晟府，力主田为而排任宗尧（事见《宋史·乐志》及《方伎·魏汉津传》 ）。先生提举，适当其后，不闻有所建议，集中又无一颂圣贡谀之作。然则弁阳翁所记颇悔少作之对，当得其实，不得以他事失实，而并疑之也。
先生少年，曾客荆州。《片玉词》上有《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一阕注云：“荆州作。”（《片玉集》无此注 ）又《渡江云》词云：“晴岚低楚甸。”《风流子》词云：“楚客惨将归。”均此时作也。其时当在教授庐州之后，知溧水之前。集中《齐天乐》“绿芜凋尽台城路”一首，作于金陵，当在知溧水前后，而其换头云：“荆江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何限。”此其证也。又《琐窗寒》词云：“似楚江暝宿，风灯零乱，少年羁旅。”时先生方三十余岁，虽云“少年”可也。
先生《友议帖》（见《宝真斋法书赞》 ）：“罪逆不死，奄及祥除，食贫所驱，未免禄仕。此月挈家归钱唐，展省坟域，季春远当西迈。”此帖岁月虽不可考，味“西迈”一语，或即在客荆州之际。果尔，则在荆州，亦当任教授等职。
先生游踪，或至关中，故有《西河》“长安道”一阕。惟此词真伪，尚不可定，又无他词足证。至《苏幕遮》词所云：“家在吴门，久作长安旅。”则以汴都为长安也。
先生出知隆德府，当在政和二三年之交，《五礼新仪》进于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书中不列衔，盖已莅潞州矣。至五年，徙知明州，.则在潞州盖及二年以上。
先生以直龙图阁知明州，在政和五年。其次年即以显谟阁待制毛友代之，见乾道《四明图经》，《太守题名记》（《宝庆》、《延祐》，二志同 ）则其入为秘书监，即在次年也。
先生出知顺昌府，据《鸡肋编》，在王寀、刘昺获罪之后。而《挥麈后录》载开封尹盛章命其子并释昺《和寀诗》有“来年庚子”之语，则必在宣和己亥（元年 ）以前。又案：《昺传》：“昺免死，长流琼州，乃刑部尚书范致虚为请。”考致虚于重和元年九月自刑部尚书为尚书右丞，则寀、昺获罪必在重和元年九月前。先生出外，亦在是岁矣。
先生晚年，自杭徙居睦州，故《严陵集》有先生《敕赐唐二高僧师号记》。景定《严州续志》载州校书板有《清真集》、《清真诗馀》。以此，集中《一寸金》词恐亦在睦州时改定也。
宋时钱唐词人以先生与潘阆为最著，而二人身后毁誉，适得其反，可谓有幸有不幸矣。逍遥获罪之事，宋人所记亦不一，谓“太宗晚年烧炼丹药，潘阆尝献方书，惧诛，匿舒州潜山寺为行”者，《刘贡父诗话》之说也。谓“阆为秦王记室参军，王坐罪下狱，捕阆急，阆自髡其发，后编置信上”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之说也。谓“坐卢多逊党，追捕，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者，沈括《梦溪笔谈》之说也。谓“太宗大渐时，阆与内侍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寻悉诛窜”者，《挥塵馀话》之说也。《宋史·王继恩传》言阆与继恩交通状，而不及易储事。《吕端传》言继恩等谋立楚王元佐，而不及太祖孙惟吉（案：元佐亦字惟吉，疑即一事 ）。参考诸说，知阆曳裾王门，纳交宦侍，至以布衣与人家国事，决非高蹈之士。徒以东坡盛称其诗，陆子适跋《逍遥集》，遂以杨朴、魏野比之，殊为失实。先生立身颇有本末，而为乐府所累，遂使人间异事皆附苏秦，海内奇言尽归方朔。廓而清之，亦后人之责矣。
先生《汴都赋》变《二京》、《三都》之形貌，而得其意，无十年一纪之研炼，而有其工。壮采飞腾，奇文绮错。二刘博奥，乏此波澜；两苏汪洋，逊其典则。至令同时硕学，只诵偏旁；异世通儒，或穷音释。然在先生，犹为少作已！
《重进汴都赋表》，高华古质，语重味深，极似荆公制诰表启之文。末段仿退之《潮州谢上表》，在宋四六中，颇为罕觏。进《五礼新仪札子》，语尤简古，又与《重进（汴都）赋表》同一机抒。时先生虽已在外，疑亦出其手也。
先生诗之存者，一鳞片爪，俱有足观。至如《曝日》诗云：“冬曦如村酿，微温只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语极自然，而言外有北风雨雪之意，在东坡和陶诗中犹为上乘，惜仅存四句也。
陈元靓《岁时广记》有先生内制《春帖子》三断句。案：宋制，《春帖子》词，均翰林学士为之，先生未任此官，殆为人代作耶？
先生诗文之外，兼擅书法。岳倦翁《法书赞》称其“体具态全”。董史《皇宋书录》谓其“正行皆善”。又石刻铺叙《凤墅堂帖》第二十卷中刻有周清真书。古人能事之多，自不可测也。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先生之词，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 括入律，浑然天成”。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强焕本亦有注，见毛跋 ）。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楼忠简谓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已，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先生逸词，除毛氏所录《草堂》数阕外，罕有所见。只《乐府雅词拾遗》下有《南歌子》一首，《能改斋漫录》载先生增王晋卿“烛影摇红”半阕耳。惟伪词最多，强焕本所增，强半皆是。如《片玉词》上《青玉案》“良夜灯光簇红豆”一阕，乃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者，决非先生作，不独《送傅国华》、《寄李伯纪》二首，岁月不合也。
年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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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月”，原作“十日”，据罗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