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学习中读鲁迅
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一学习运动中，我们常常提到鲁迅。谈他的为人，引他的言论，来自己反省，自己警惕。认为他是浑身充满了正义感、正气，只有正风，没有邪风、歪风的，我们都应向之学习的一个非常正派的“完人”。
在整顿文风问题（反党八股）的文件——“宣传指南”里，特将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列为必须精读细研的文件之一。
这都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的整风学习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运动；那么，鲁迅正是思想革命底先驱，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是不待盖棺而已论定了的思想界底权威——虽然他生前和死后的敌人现在还在鞭他的尸，但这也和十一年前他写给美国《新群众》杂志《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那篇文章里所说的差不多：“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这些只见流氓、走狗……底卑鄙，于鲁迅的光辉，一点也没有损失。
凡是愚弱的国民……我们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自叙传略》）
这里的所谓“精神”，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精神”，和在《忽然想到》之四里所说的“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的“国民性”，以及在其他等处说的这一类的字眼都可以叫做“思想”。
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是永远进步的。他的思想永远不落后，永远向前。他的整部著作及全部生活、活动，都证明他是思想革命底先驱。
假如鲁迅今天还在，他无疑地是我们整风运动中的一员健将。现在呢，在这方面，仍然如生前一样，他是我们的导师。
怎么见得呢？
毛泽东同志说：“整顿三风，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为什么要斗争呢？因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绝大多数新加入的党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小生产者……他们（连有些老党员也在内）带来了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非斩掉这条尾巴，就不能成为好的共产党员，就不能领导革命到取得胜利。鲁迅就说得好：
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这里和其他许多处所，鲁迅直接谈到作家的思想问题了。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文人、作家——知识分子还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假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清洗干净，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掌握稳固，则休想为无产阶级、为工农兵大众及革命服务。因为“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我们想想看，在整风及文艺座谈会以前，某些创作所犯的错误，不就正是“将革命写歪”了吗？
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作家无产阶级化”这口号，在今天不仍然有它的非常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吗？
我们文艺界现在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阶级论与人性论问题，文艺家的立场、态度、题材、对象……等问题；我们整风学习中反教条主义，反主观主义，重研究调查，加强党性，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这许多问题，在鲁迅的著作里每一项都尖锐地提出来过。因此今天读他的遗著，每一篇都可拿来作为我们的良药；他的为人，确是我们的模范。
现在且说立场问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阶级论与人性论问题吧。
鲁迅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他经过了多年的痛苦的战斗的道路——从进化论、个人主义到阶级论、集体主义。但当他“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及“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答国际文学社问》）之后，鲁迅便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且老而益坚，一直到他最后的呼吸为止，没有动摇过。鲁迅的实际言论、行动，证明他是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底战士（不仅朋友），是配得上他“自以为光荣的”“得引为”共产党的“同志”的（引号内是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语）。
从哪里见得，鲁迅虽在组织上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很稳，党性很强呢？还是在序《呐喊》的时候，他便说过，他之从事于写作是“遵着命令”。遵谁的命呢？他自己回答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在压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来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圆和指挥刀。”——这里他明显地说了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见解，而且注释了革命者应有的自觉的纪律。
至于后来，一九二七年写的《革命文学》里所说的“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在黄埔讲演时所说的“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二八年写的《文艺与革命》，二九年讲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〇年讲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一年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尤其是三三、三四年和“第三种人”的论战，及三六年《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不止一次的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正面地提的非常明显、肯定、尖锐。
……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自然，这里所说的阶级，鲁迅是指的无产阶级。
在阶级论与人性论这问题上，鲁迅在与人辩驳中也说出了自己是反对所谓人性论和空洞、欺骗的“人类之爱”的。他说：“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上海文艺之一瞥》）在《答有恒先生》里，鲁迅就曾说出他的“一种妄想破灭了”。他说：
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鲁迅已经知道，世上既无所谓“好坏斗争”，也无所谓“老少斗争”，而只是阶级斗争了。
最后，在他末年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几篇文章，将鲁迅更加提高了到真正的“非党的（或党外的）布尔塞维克”！我说，我们还有许多“党内的非布尔塞维克”——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这些同志们，拿鲁迅做模范吧！是的，“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他前进”（瞿秋白）。
现在让我们看看鲁迅的党性之强的另一面。
他从事于文艺，是自觉地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
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看吧，鲁迅甘心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而且真做了：“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注意，鲁迅觉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
在《写在〈坟〉后面》，他自己以为只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同上）
读了这些精辟的，自表心事的辞句，我们能在鲁迅那里找到半点个人英雄主义、领袖主义、闹地位、闹出风头及“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些歪风，邪风吗？
上面一段话，都是警句，对于我们，特别对于我自己，几乎每句都是一鞭子，打得心里很痛！这里剩下的，我想是，鲁迅的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的精神，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的态度，及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这几点，有加以“考证”之必要。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
……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那时（指大革命失败后——萧注）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上面所引的鲁迅的两段话，不恰好是对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的当头棒喝吗？鲁迅一向便注重研究调查的。我们从《且介亭杂文》里所说的“……觉悟的智识者……必须有研究，能思索……”，从《论睁了眼看》里所批评的“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都可看出他的了解具体情况的精神与主张。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无效的”（《两地书》第一集十二），“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和他所主张的“壕堑战”，都可见鲁迅的实事求是，踏踏实实，不铺张求表面的精神。
鲁迅的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在他《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几条里，已经看得见了。这里不妨再引他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面的一段话——“宣传指南”文件内没有印的，但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做文字工作的我们，和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的学习同志们。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几节话，和许多伟大作家所主张的“艺术的至上境在于经济”，又多么吻合呢！
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说时，鲁迅讲过：“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鲁迅自己一生便埋头苦干，作了许多翻译介绍别国的，尤其是俄国—苏联的理论和作品到中国来的工作。——我特别在这里提一提这件事以作自我反省、批判、鞭策：这个工作，我做的太少太少了！
鲁迅做这项工作，也是本着他的“拿来主义”吧。“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沈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这段话不又是我们批判地接受古代文学遗产，适应地采用外国文艺的规律吗？“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上海文艺之一瞥》）啊。
读鲁迅的著作，真是“美不胜收”！现在从整风学习的观点来研究，领会鲁迅的言论，我们再就“文艺应面向工农兵”，即“文艺的对象”问题，亦即“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问题及“反宗派主义”两项，重温一次他的箴言罢。
作为先进的文艺家、进步的思想家和热情的革命家的鲁迅，自然，一切以工农劳苦大众为其服务的对象，处处不忘这个大众，因此他说：“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里的主人公，主要的是人民，劳动者，即所谓“下等人”。他的杂感、散文，无一不是为被压迫者说话的。在“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时候，鲁迅一反流俗，作为“下等人”底代言人。因此成了“文学上的贰臣”，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然而鲁迅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在给“新群众”写的文章里，鲁迅曾感慨沉痛地说：“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还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
这个问题，在我们延安—陕甘宁边区，得到了极不平常的，最可宝贵的收获：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之外，文章入了工厂，和过去三四年以来以及现在，已经有过好几位工人出身的作家。不自今日开始，但今天又重新响亮地提出的“工农同志写文章！”的号召，我希望能够耐性、细心，以最大的热忱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希望，这大群的新的战士当中，就有工农出身的作家！
鲁迅之爱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从他的许多言论看得出来，举例说吧，在《“题未定”草》里他写道：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
在文化文艺问题上，鲁迅也是相信人民，读者大众的。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里，鲁迅写着：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在《再论文人相轻》里，他说：
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佬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
“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名人和名言》）——这句话可以引起我们作深长思的，是联系到民间创作、民间艺术，以及我们如何吸取民间的语言，民间的文艺等等，作为我们创造新文艺的方法这个问题来了。关于这，鲁迅的意见是始终一致的，他是尊重民间文艺而又想法要使新文艺普遍到民间，到工农大众中去的。而且他的这一思想非常彻底：他热烈赞成拉丁化的中国新文字，因为他找到了，也可以说是碰到了，提高工农文化的一个大钉子，便是中国的象形文字——汉字。
还是一九一八年写《现在的屠杀者》时，鲁迅即痛斥那种“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那是反礼教、倡民主，反文言、倡白话的时代。到了后来，他好几次谈到文字改革的问题，在为“新群众”作的文章里，感慨于“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接着就说：“一者，因为农工历来只被压迫、榨取，没有略受教育的机会；二者，因为中国的象形——现在是早已变得连形也不象了——的方块字，使农工虽是读书十年，也不能任意写出自己的意见。”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里，他又说：“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
对中国文字本身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解答了的文章，自然是他的《门外文谈》。这一本小册子内容之丰富，见解之正确，给了新文字以理论的基础。我们只看里面的小题目，如：“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就知道鲁迅的“苦口婆心”，是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的为大众，爱大众，相信大众，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且不说他的“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吗？”这些见地，也不必再重述他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记者的谈话中所说对于新文字的主张了。距今十三四年以前，一九二九年鲁迅作《小小十年小引》时就已再次的叹息于“使文艺和大众隔离”这问题。
今天我们的文艺，既然已经决定了“面向工农兵”，除思想意识工农兵大众化外，我以为，如形式问题，文字问题，都是值得而且急需讨论的。
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作品虽然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
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同上）
这是鲁迅在一九二八年写的。隔了十四年之后的今天，这些话还是值得我们在实行文艺大众化及面向工农兵的时候，好好地考虑的。
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同上）
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同上）
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这些都是鲁迅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的言论。宗派主义和行帮这名词提出最多的，是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篇长文里。的确，鲁迅所经受的宗派主义者的反对，在各个时期内都非常激烈。但是他不以宗派主义对付宗派主义；而以大义，以联合战线反抗共同敌人为前提。他“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一九二八，二九年——萧注），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他“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是大的，反对鲁迅的，大抵多多少少对鲁迅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
鲁迅是大的，是非宗派主义的，因为他没有个人第一，小集团，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这一套，也无此必要。因此他除开反对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除开躲避“粪帚文人”（《中流》杂志曾登鲁迅亲笔写的《论粪帚文人》，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似古怪者为多……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为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之战法实亦类此也……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气，故脾气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又加以贪滑……”）外，在大战斗当前时，总为着同一的目标，而英勇向前战斗，不顾一切危险。
作为革命军队中“文化总司令”的鲁迅，是思想革命的先驱。在整风学习运动中，我们纪念他死去的六周年，就应更加深研精读他的著作，以自我反省，自我警惕。
以上许多字，完全不是我自己写文章，而只当是在整风学习中读鲁迅著作的一些笔记。鲁迅的著作很浩大，上面仅只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所述、所引征的，很不完全，但愿有人有时间真正好好地研究鲁迅，将他的凡是批评、教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章汇录出来，对于我们的整风运动，一定有很大的益处。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