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〇师司令部的附近,有一块很大的运动场。我们从路上走来,远远地便看见场里堆满了人,原来是“五一”节第三天,战士们在开运动会。我们到师部下马问门口的几个青年,他们说:“师长在操场里。”通讯员去通知他,我们上石阶去,很快的只见贺龙同志从操场急步回来。我们几人都没有和他从前认识的,但是一见他的阔脸宽肩黑黑胡子,便知道是他。他和我们也一见如故,简单直率,一点将军架子也没有。握手、介绍姓名后,我们被邀到客厅坐下。贺龙一进客厅,大声喊道:“向应!来了客啊。”里面房间里答应着,问是谁。贺说:“你出来吧,一看就晓得的么。”果然慢慢地走出了一个个子不高,瘦瘦的,上唇有一口很美的黑胡子的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我们离别十年多了,相见甚欢。于是洗脸,喝茶,敬烟——谁送他的雪茄一大盒,他拿出来待客。贺龙同志豪爽健谈。坐了一会,他把一只腿搁到长凳上,毫无拘束。谈到有趣处大笑,笑得很响,眼睛密密地闭成一线。我们将带来的许多信交给他。他一封一封的看了,边看边说,边笑。我们同来的某同志还带有一封信是给别人的,可是不知那人在哪里,问贺龙同志。贺龙一看封面,把信搁到衣袋里去,说:“我转给他。”

吃晚饭了。贺龙邀我们入座。他叫我们同来几个人的姓名一点不错,而且是一个字也不吞吐或迟疑一下子的。我给他带一个问讯,是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时的一个连长,现在延安某学校工作的。我以为他必定忘记了。可是他一听便知道:“啊!××,我记得,四川人,矮子,他现在在那里?……”

无论那一个“小鬼”,无论那一个自己队伍或友军的长官,贺龙都可以详详细细地道出他的历史来。(我们到此的第二天同路出门去时,路上遇着一队小孩,每个人都背着一支铜号,到师部去的。他们见了贺龙都站住行礼。贺龙一面答礼,一面告诉我们说:“嘿,这些小鬼,一夜走过一百四五十里的……”)

客厅里壁上挂着华北几省的详细地图。我们问起最近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及山西新军粉碎日寇六路向晋西北进攻的经过。贺龙就像流水似的讲起来了。人名地名,屈指一数便是十多二十几个。某月、某日、某时,几千、几百、几十人,几杆枪、几门炮,机关枪……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二月二十三日起到四月初止,敌人动员了一万二千人,飞机大炮,从北东南三面分六路进攻,岚县、临县、碛口、方山曾一度被敌占领,结果呢?我三五九旅,陈支队配合山西新军二、四纵队及工卫队、暂一师奋勇杀敌,苦战一个多月,把敌人完全击退,打死他一千一百多人,俘虏了敌伪二百多人,缴了他百多支枪,克复了岚县、临县、方山三个县城和十个市镇(贺龙一口气数了十个名字,左手握一个拳头,然后用右手把左手指头一个个搬开的数,但是我不记得那些地名了)。我方虽也伤亡六百多人,消耗了十五万发子弹,——这都是很可惜的!——但是我们又巩固了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你们说,这还不算赔本吧。”——贺龙结束了他的话,头略略偏着仰着,望着我们。我们惊叹之余,对他说:“你这简直是背书一样的!”贺龙笑道:“我小时念书就背不得,一本‘人之初……’从五岁读到十岁还没读完。先生打得凶,我也就打了他一顿跑了……”说完一齐大笑。

关政委说:“人们说,老贺的脑袋里有一张详明的地图,这是真的!”

他只走过一次的生地方,有什么路,路有多宽,那里高,那里低,有什么山、水、石、树、草……他都记得。因此指挥作战时,他可以计算得非常准确。

以后好几次走路时,他总笑警卫员或通信员记不得路,他自己却都记得。

晚饭过后,师部的人们——贺师长、关政委、周参谋、甘主任……和一些来宾们——照例是要到操场里去打球或看打球的。这里有篮球和网球。贺龙颇喜欢打网球,打得重,高,远。差不多从每一击都看得出他的性格来。他打了一场后,让给别人打,自己却去看别人打篮球。他站在人群中间,和大家一起乐笑,一起着急,一起喝采,有时鼓励或激打球的一两句,——他和士兵和民众之间毫无一点隔阂或界限,他溶化在群众里面。疲倦了,或者有人找他谈什么事,他便在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抽着烟斗,和来人谈。谈完了,站起身,两只手搁到一个“小鬼”的肩上,就像父亲似的和他问长问短,开玩笑。篮球完了,他又来看打网球。这时来了几个选手在正式打,周围看的人加多了,密密地总站到线条里面来。于是贺龙忙了。他耽心,他不断摊开两手,大声地喊:“嘿,站开些!站开些!”

当天晚上开了一个欢迎会。随一二〇师去前方,来敌后的“战斗剧社”演戏、跳舞、唱歌……我们和贺、关等并坐在前排。贺龙看见台下一个小孩在立着,招手,喊道:“小罗,来!”那个十三四岁小孩跑到他膝前。贺龙又把两手抱住他的小肩,和他一起看台上节目,不时和小罗说笑,一面对我们说:“他通过敌人封锁线的那一夜走了一百四十里哩。”随即指台上正在跳舞的一个小孩说:“那是他的姐姐,也走了那多的路。”

台上演戏,一个装仆人的在扫地,尘土很厚,贺龙在台下大声说:“你不要真的扫吧!”

在每次开晚会之前,贺龙总要到后台去看看,和剧社的小孩们谈谈,说说,然后下来。

没有晚会的那天,吃过晚饭,必去打球或看打球。

天黑了,大家回到师部来。蜡烛下面,贺师长和关政治委员办公了:听汇报、看公文、处理来往信件和大小军情。形势是经常紧张的,消息有很多耸听的,但是他们都从容审慎,而又迅速敏捷一若无事。公务完了,看看收到的广播,有时再泡茶,或置酒请客人“消夜”。这时候贺龙又谈笑风生,从他自己的身世,到抗战的火线,滔滔不绝。要不是又有人送来甚么信件,急待商量解决,他可以谈几个钟头,两下都不致疲倦。一般在这里,他们除有特别要事外,都睡得早,早上也起得很早。但是这几天晚上因为等欧战消息广播,常常到很晚才睡。电报一到,大家围着地图看,读得异常起劲。关政委说,他们的生活成天就沉浸在电报和地图里面,这几天又加上欧洲好热闹!

贺龙和关政委在这里是住一间房子里。关向应同志说,从一九三二年起,他们两人就常常在一起,直到于今,从来没分开过,两人非常相得。这样的友谊,也是历史上所少见的,伟大的友谊罢。

“五四”那天,晋西文化界救亡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开幕。我们一路十多个人骑着马去赴会。贺龙同志走在前面。马跑的很快。他身子略向后仰,坐的很稳,左手拉缰,右手提着有红缨的马鞭子。腰间挂手枪,一块红绸巾从皮鞘里露出来。(关向应同志的马鞭上的缨子和包手枪的绸巾,则是蓝色的。他们出门也总走在一起。)

“文联”大会会场在兴县城一座院子里,布置得很美。四面门窗上挂着许多各机关团体赠送的旗帜标语口号。正中挂着一幅长约八尺、宽约四尺的鲁迅的肖像,画的很好。高尔基、罗曼·罗兰等的画像挂在两边。院子中间有一棵大的海棠花树。花下摆着多排长的木板,坐满了到会的代表和来宾。晴天日烈,但有树荫可蔽,也显得格外雅致。在张同志致开会词后,第一个就要我讲话。之后贺师长、关政委、续主任先后致词。这一天大概给予到会的代表们以不少的兴奋。

贺龙同志说的什么呢?我在日记本子上记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现在抄在下面罢:

我是拿枪杆子的……我的意见,一、文化人要学鲁迅……我近来在读《鲁迅全集》……“阿Q主义”骂那些混账忘八蛋,骂的很好……眼前敌人从博物馆里搬出拔贡举人来做维持会长……二、文化不能离政治和军事……文化对革命起了先锋和推动的作用……三、应发展晋西北的文化,在前方作文化运动不会杀头或逮捕的,我们反对对文化的压迫……今天在这里有枪杆子给你们放哨……笔杆子要和枪杆子联合起来!今天我们的枪杆上有马列主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听过贺龙同志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不止一次。“五四”下午兴县城青年的露天大会,“五五”抗战学院开学的大会,晋西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都是一同去的。贺龙同志一到场,马上群众就热烈鼓掌欢迎。他说话的声音宏亮,内容具体、充实,深入人心。也会诙谐,不时引起听众发笑。最有趣味的是他在大会上讲话时也学会了大家的分为几点的办法。但是好几次我数过,每次他总是说五点——这大概,也许是偶然的吧。

在开会的前后贺龙同志是非常活跃的。他和会众谈话、问答、开玩笑。他天真极了,民众化极了!

晋西文联大会开了十天之后举行闭幕式,我们又都同路去了。到了会场,见几个女同志齐坐在前面一排,贺龙同志大声提议,欢迎女同志唱歌。女代表们来了一个反攻:“欢迎贺师长唱歌!”

大家鼓掌催促。这可为难了他。但是鼓掌不停。他本是站着,走动着的,这时反而坐下了。连连摆手,口口声声,“我不会唱”。最后没有法子,他说,他只会念歌。马上念了一首某军兵士们唱的讽刺歌,引起全场大笑。他念完了,还是要女代表唱歌。她们说:“好,请贺师长指挥。”贺龙说:“可以,但是不会打拍子。”这时坐在一旁的续范亭先生插一句:“贺师长能指挥一二〇师一个师,难道不会指挥几个女同志吗?”大家都笑了。但结果还是她们自己唱了一段“二月里来好春光……”

开会了。请贺师长说话。他含笑地大踏步走近讲台。虽然他起初声明,今天没有多的好话可说,但是他讲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话。他开始说到,晋西北的大学生很少,这可见一般文化之落后。也有大学毕业的财主,但读书十年,回来管家,一谈便是肉多少钱一斤,布多少钱一尺,不说别的……次说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配合军政民运。他举出具体的例子作自我批评。许多新的行政工作人员不会“做官”,上面有命令,下级不知道执行,这都是文化程度不够的原故。接着他谈戏剧,谈民族形式,大众化诸问题。他说:“戏剧一方面应注意观众的水准,要重视民间形式;但完全的旧形式也不能全盘搬来,要加以改造,要使内容与形式渐渐统一起来……”

谁说贺龙同志只是一介武夫?称他为中国的察拜也夫(夏伯阳),我看,除某些特点外,并不相似啊。

贺龙同志是健谈的。他喜欢谈他过去的故事,谈他的少年时代,谈他当“军阀”的时代,谈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洪湖时代以及抗战三年来的一切。他的记忆力之好,他述说故事人物等等的描写技能,令人惊为不可多得的天才!而且他会学人们的声音动作,无微不肖,引得你笑痛肚子。我请他自己讲他的一生,从他小时候谈起。他欣然应允了。于是只要有一点工夫,他就滔滔不绝的说。几十年十多年以前的经过一切就如同昨日,不,就如同在目前。湘西、川东、湖北、贵州那几省的百多个县他都记得。他少年时代贩马所走过的十多个县的大小市镇村庄,某市某村某家的人物,姓张姓李,有什么拔贡举人,甚至他家的三代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得那样详细具体,人名地名,年月日时……我有时实在来不及笔记,有时听得有趣也不顾写字,而愿意想象他话里面的形象。我们并没有谈完谈尽。因此我想写一个他的传略也有待于将来。但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和一个总的、大体的概念,这就是:从十七岁打手印加入同盟会直到参加北伐——贺龙是一个农民底领袖。从南昌暴动,在瑞金加入共产党以后,经过苏维埃运动直到现在——贺龙是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底一个杰出的将领。他是一个职业的党的军人。他的性格是一个“快人”。他的风度是做大事的。他对党,对阶级,对民族与人民是绝对忠实的。(他对毛泽东同志非常佩服。他屡次说:“我们的毛大帅——他这样称呼——是有本领哩!”)从前洪湖时代,现在晋西北的抗战,他都是独当一面。他从来不怕艰苦困难。关向应同志告我,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说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

我亲眼看见过,他当敌人六月里又一次的动员了二万人,几百门炮,分二十几路进击晋西北时,情报不断地传来,可谓紧张得很。贺龙敏捷地处理,指挥,毫不在乎。这几天他也不睡午觉了,夜里也睡的很少。他叫勤务员把他的一些旧小说——《三国志》、《水浒》、《红楼梦》、《精忠传》、《七侠五义》……都拿来。在处理、指挥忙碌的中间,他就看这些小说。我问他对那一种小说最感兴趣。他说:“《三国》,《水浒》。至于《红楼梦》,看了四页便去了,看不下去。”

我记起了一次他讲在南昌暴动汕头失败之后到香港的情形。他说,那时有一个姓高的(?)女同志待他很好,非常关照他,和他一道去街上做衣服,给他买书看,“她买了一本什么少女日记给我,我看不下去。但是也看了一些,说什么……后来买部《三国演义》来,这还有味。后来我就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那时候没有多的党的文件可读啊。”

凭他绝妙的记性指挥作战的事,我也亲眼看见过了。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谈话,忽有人来报告:××队伍到了××村,来电报请示如何动作。贺龙同志望了那人一眼,把左手掌张开立着摆到桌子上,然后对来人说:“××村的前面有一个沟——他指着手指尖处,沟上面有一个山——他指着大指与食指的中间,再上面又有一个比较高的山——他指着大拇指的指头。敌人来到沟里时,先不要打,你占住沟上面的山;敌人一走动,你就开枪打!敌人如果回枪,火力猛,你就占那较高的山,往下打!假如敌人力量很大,冲上来,你也就不必顽强抵抗,可以去和我们的××队伍取得联络。高山的东面不是有一条怎样怎样的路吗?山的北面不是还有一条怎样的路吗?从这两条路都可以到我们××队伍的所在地……你去处理这个问题吧!”——他再望了望来人,说了最后一句话。马上又掉过头来,向着另一个站在他旁边等待他吩咐的人:“今天谁从××打电话去××说什么……?这简直是造谣!你去调查确实是谁打的,调查明白了,来告诉我,啊!”这样的敏捷、决断、精细,只有在舞台上或银幕上看得见——我当时心里这样想。而上述的××村,他就是由冀中回到晋西北时走过一次。

夜深了,值日参谋进来报告:××队伍到了××,来电话请指示。贺龙说:“我自己去讲。”步出房门,大声叫:“向应!来谈谈。”他们两人同进电话室,商量了几句,贺师长拿起电话筒说话。也许是对方不大懂他的湖南话?关向应同志接着说下去。我听见关政委吩咐得那样仔细,那样具体,指示××队伍如何如何行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注意什么……贺龙同志站在旁边,一切都无异议。我因此相信“小关”(很熟悉的老同志们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是能独立指挥作战的。他自己也说过:“是吃的这碗饭啊!”贺关相处八年之久了,从前任弼时同志和现在关向应同志做贺龙同志的政治委员——这对他是有极大的帮助和影响的。我亲见关政委之善于说服,处事审慎,了解深刻,和善,亲近,很得贺的信任。他们两人真也配合得好:一个是大踏步走路,大声说话;一个是小心谨慎,走路说话都是轻轻的,不慌不忙的。这样的师长和政委的关系也好似兄弟骨肉,大有谁也少不了谁之势。人们写信及他们自己签名也就常简写“贺关”两个字。

贺龙同志的另一方面是很热情的。有时生起气来,大家可都不敢惹他。有时他也伤感。在绥德时王震同志告诉我,一次在洪湖作战,××队伍没有遵照总部的指示,以致千多个群众被赶到河里淹死了。事后在少数人的会议上贺龙低声的说:“……这些人都是红军的家属……”没说完,他的声音哑了,大家看见他忽然两泪直流。

有一次我们和贺龙同志谈骑马,谈走路,谈看书,谈抗战和革命的远景……

“我一天曾步行过三百六十里,一天!”

我们有点惊疑,问,怎么走的,他注释说:

“由常德到石门一百八,正午走到。下午由石门回常德,又是一百八,不是三百六十里吗?”

贺龙同志忽然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咳!我们打一辈子的仗,干一辈子的革命,革命成功以后的好日子恐怕我们自己不会有的过……将来的幸福是青年的。——”一个“小鬼”这时进来泡茶,贺龙指着他说,“是你们的!你知道吗?”

“小鬼”没有听到起初几句话,莫明其妙,张开嘴望着他和我们。贺龙同志又给他说一遍,然后向我们说道:

“我从十九岁干起,今年四十五了,干了二十六年啦!”

我说:“年纪大些,所经过的战斗生活和经验也就多些,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贺龙听了,看了我一眼,微笑地点了两下头。他两只腿盘坐在炕上,抽出烟斗,从嘴里喷出一股白烟,然后又将烟斗衔住,慢慢地抽,吸。

晋西北久旱不雨。老百姓总相信贺龙一到便会下雨的。不久以前一连下了几场雨。老百姓都欢天喜地,相互称庆:“自然啰,活龙来了,那有不下雨的道理?”

有一次我看见,贺龙同志有事外出。前面一个老百姓拦住去路,向他伸诉一件甚么“冤枉”,请“清官”判断。贺龙同志笑道:“我不是甚么清官,我是八路军的,但是你的事我一定帮你去办。”老百姓喜得闭不拢嘴来,看着贺龙走了,连说:“八路的龙就是而今的清官么!”

地方的民众是这样信仰贺龙同志的。

一九四〇年七月兴县—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