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小时候儿国家大事也不问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庚子大乱才觉得是有事了。可是起头儿我们小孩儿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轻重，还拿了椅披子围着头披得身上玩儿“义和团”，觉着是好玩儿的呐。我们那时候儿叫他们“义和团”是跟着他们自己用的名字那么叫的，后来通行的说法儿管他们叫“拳匪”，那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们不光是小孩儿们，连大人对外头事情恐怕也隔膜，大概是因为祖父死了，忙着回南边的事儿，外头打了败仗，国都差不多亡了，我们还是混哩混沌的。可是闹得那么利害我们始终没看见打仗，连炮声都没听见。照我记得，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儿我们在保定。可是按历史的记载，保定也是失守过的，怎么我们不在那儿，恐怕是我把有的事情前后弄颠倒了。横是赶我们动身坐船回南边的时候儿，外头已经安定下来，可是又是一个天下了。
我们这回没起旱，整个儿是走内河的水路到大沽海口的。同行的除了自己家里六个人就是父亲、母亲、哥哥、大姊、二姊跟我，还有就是我们的丫头灵儿，也算是家里人一样。此外就是船家的做饭的、撑船的、打杂儿的，——哦，还有两个保镖的护送我们到天津。一路没事，可是走过一个地方停下来，有两个兵走上船来看见我们船上一边儿挂着一管枪，就问我们要“借”用，说为着要保卫国家用的。保镖的还想撵他们走，可是看样子不像打得过他们的，我父亲就说让他们拿走得了。他们拿走了也就没再麻烦我们，好在也就快到大城了，地方上也安静一点儿了。还有一样是我们船上载着有我祖父的灵柩，预备运回常州安葬的。在中国哪怕就是强盗，他们对死人比对活人要恭敬一点儿似的，横是他们没跟我们麻烦，拿了那两支枪就走了。
我刚才说不大觉着外头的变乱，可是有两回有外国人来查船就有点儿觉出来庚子时候儿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了。快到天津的时候儿有几个人叫我们停下来查船。那个头儿是个东洋人，他不会说中国话，得要有个通事给他翻译。听说总得塞钱给通事，好让他说说好话。又有一回来查船的是个西洋人，也有个通事。我们被查了大约有三四回的样子。
我们这回过天津停没停下来进城，我也不记得了。也许我父亲上岸去张罗买轮船的船票，横是我不记得上岸。我顶记得的就是我们最后一两天解天津开到塘沽再赶到大沽口，大家都急得不得了，生怕赶不上轮船。幸亏那天是顺风。我们本来一路多半儿是撑篙走的。可是顺风一来，我们把船篷扯得高高儿的，走得快极了，所以赶到了海口的时候儿还能很从从容容地从小船转到大轮船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的大轮船，根本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平常总说海面上是“无风三尺浪”，并且那天还是有点儿风的，所以我们的船一出了海口就觉着颠得不得了了。我远远儿就看见我们搭的那个大黑轮船，又高又大，赶到了跟前儿看起来简直像一堵城墙似的。船头儿旁边儿有“新丰”两个大字，那就是这船的名字了，是什么公司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人跟行李上大船很不容易，因为颠，走不稳，又得走那么高的上船的梯子，可是看他们把祖父的灵柩搬到大舱里头，好像并不难似的，自然他们大半儿是用机器的力了。
一上了大船又觉着上了岸似的，一点儿也不摇晃了。刚才说船外头看着像城墙，现在看见里头就像个城，走来走去，人多得就像街上似的，也有点儿像天津，因为看见的西洋人多得很。我记得我们住的舱房又小又挤。我跟母亲跟灵儿在一间，大姊二姊在一间，哥哥跟父亲在一间，好像是这么样儿。第一第二间当间儿有个窟窿，刚搁得下一个电灯泡儿，这样一盏灯两间屋子用。这是我头一回看见电灯看得这么近。还是从前老式的炭丝在泡子里弯一个弯儿的那种十六烛光的泡子吧，所以每间房舱就只分到八烛光的亮儿——也许还不只八支吧？可是我们并不觉着那个灯太黑，因为比我们家里平常用的灯或是蜡已经亮多了。船上的饭挺好，都是开得我们屋里来吃的，可是我没吃了几顿好饭，就晕起船来了。起头儿觉着船稳得像平地一样，是因为船大浪头小。等到夜里开到大海上面，船就大摇晃起来了。谁说“小孩儿不晕船”？我那时候叫名儿十岁，其实还不到八足岁，可是我跟他们大人们晕得一样利害。可是过了两天摇晃惯了我就不晕了，又走到船上到处儿玩儿了。船上顶好玩儿的是机器房。从门口儿望里看都是又光又亮的大机器，屋子当间儿有三个大圆桶，每个桶子正当中有一根大粗棍子，上上下下的动得那么热闹，三个老是先先后后的不是一块儿动的。我站得那儿看着简直不想走，可是他们不许人老在那儿看，待得太久了他们就撵我走了。我记得船上的旅客里头有几个外国人常常儿围着一张桌子打纸牌。他们说的什么国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他们说的有一句话像“迷啊迷啊波咯波咯”说了总不止一次。他们有时候儿对我说话，声音好像是有点儿像中国话，可是我一点儿听不懂。
我一路不晕船的时候儿顶喜欢看外头。我以前不是老喜欢起大天亮看出太阳吗？现在在海上看日出看晚霞比在陆地上又加倍的好看了。我向来爱看的雷雨，在海上的也比在地上的好看。我以前在北边就留心过一打闪的时候儿，不光是云彩发亮，并且有亮极了的金丝儿银丝儿，分成三叉四叉的在云彩里穿来穿去的。在海上看打闪，那些金银的电光有的从天上一直射到海面儿上。海上的浪头那么千变万化，又是我以前在那些内河里从没见过的新奇的样子。所以有时候儿我站得船边儿上看的入了迷，身上给浪花儿溅湿了，或是给潲进来的雨给濯湿了也不管，等大人叫了好几遍才记得进来到房舱里。
我们解天津到上海一共走了几天才到上海我不记得了。我记得经过烟台停了，我们还买山东的梨吃。当中过的有一段儿叫黑水洋，他们说因为水深得黑了，所以叫黑水洋。后来我学到地理的时候儿，地图上就只有黄海两个大字。其实那几天走得海上，我觉着那海水多半儿是深蓝的，也不是黑的，除了天津的海口外头一段儿路，到了大海上头看那水也并不是黄的。可是快到上海的时候儿海又黄了，因为看见的有长江流出来的水了。
我们一到上海就有我外婆家两个舅舅来接我们，招呼我们下船住旅馆什么的。一个是我母亲的亲弟弟，我管他叫“舅舅”。一个是堂房的舅舅，我管他叫“大舅”。——说到这儿我恐怕又得说回头讲一讲我外婆家有些谁，因为我跟外婆家后来也住过些时候儿，可是我写我家里人有谁有谁的时候儿只说了赵家的人，没提冯家的人。我外祖父姓冯，名光适，字仲梓。我们在北边的时候儿他在山西做抚台。他因为中了风，变成半身不遂，回到苏州养病，因为冯家虽然是常州人，说常州话，可是在苏州住家。我外祖有三个子女，老大是我的大姨，嫁给了震泽的庞家，也在苏州住家。我母亲行二。老三就是我舅舅，名效彭，字聃生。我对外婆家的称呼大半儿照常州的叫法儿，可是都用北边音。按京话来叫外祖父外祖母是叫“姥爷，姥姥”，可是我照北边音南边话称他们“舅公，舅婆”。大姨儿么，我认作干娘，我管她叫“大寄娘”，没称她“大寄爹”，大概因为是我生的时候儿她已经嫁了，所以就不避讳“娘”字了——也许是因为我管我姑母已经叫“大寄爹”了——横是现在没人再能告送我家里从前的事情了，我忘了恐怕就没人记得了。大舅舅是大房的老大。我外祖父行二（所以他的号是“仲”字起头儿），大舅舅就是堂房舅舅。——现在再回头说我们到南边的事情。舅舅他们给我们在租界定了一家儿旅馆先住几天再回常州。旅馆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叫了烧饼、油条来吃点心。这油条在南边算是很讲究的了，可是我们的口味也古怪，吃惯了北边那种又酥又松的果子，觉得南边的那种黏不叽的油条的味儿差远了。当时哪儿还料到离开中国多年在旧金山又吃到了黏不叽的广东式的油炸烩，还觉着好吃得不得了呐！——可是话又说远了。——我们一到了上海觉着地方很像天津，简直比天津还更天津，因为我们住得租界，到处的洋人跟洋东西更多。东洋车也比天津多。还有马车我在上海是头一回坐。那时候儿顶讲究的车轱辘儿是实心儿的橡皮包着的。可是我一坐上去觉着软和得像腾云驾雾似的舒服极了，跟在北边上路时候儿坐的那种颠来倒去两边儿碰脑袋的骡车比起来，简直不能比了。可是人也真是不知足，实心儿的橡皮轱辘儿嫌不够软，还要发明空心儿的，真是越不知足越进步。平常说：“知足常乐”，我想给它加一句，说：“知足常乐，不知足常进。”对不对？——我这话又岔得别的上去了。刚才是说我刚到上海觉着像天津。有一样儿很不同的就是满街的红头巡捕。我们的洋车到了旅馆卸东西慢了一点儿拉车的就催，说：“巡捕不叫停车，巡捕不叫停车！”他们要是不该停的地方儿停得太长一点儿，巡捕就来打他们踢他们。所以我们起头儿对白人倒还没什么，可是看着那些印度人仗着白人的势力来欺负中国人，我们恨极了。后来中国人跟印度人老是合不来，也许从那类的经验来的，横是我自己这么些年下来，印度人跟我同过学，同过事，上过我的课的也并不少人，可是我始终没有过几个算是朋友的，所以也许我小时候儿的经验给我种下来的偏见太深了，到后来不管看得多明白，可是骨子里还是想不通。
我一小儿是留心人说话的声音的。到了上海就觉着有好几种不一样的声音。拉车的跟做粗工的多半儿说江北话，就是扬州那一类的南方官话。那种话我觉着很好懂，因为除了他们有入声，还有把“天、清、山、高”那类所谓阴平字念得低得不得了以外，别的声音跟北边话就差得不太远。上海自然说上海话的人最多了。上海话我听起来觉着很像常熟话，可是没常熟话好听，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会说常熟话，不会说上海话的缘故。可是我听得最多的还是我家里人，我舅舅，还有别的在上海的亲戚说的话。他们跟我们小孩儿们说带常州口音的北边话，他们自己当中有时候儿也说那种话儿，有时候儿说常州话。常州话我虽然还不会说，可是一小儿也听惯了的。所以我在上海那几天还不觉着太生得慌，因为地方虽然生，可是家里人从爷爷过去了下来我们都还在一块儿，所以总还觉着是在家里。
我记旧时候儿的事情，顶叫我想起从前景况的滋味的，就是当时常念的诗歌儿或是常听见的乐器的调儿。比方我练大字的时候儿念杜牧的《赤壁》那首诗，一想起来就想到己亥那年的风光。这回到上海呐，是舅舅给我的一个八音匣子里头的调儿，好像是这样儿的：
这个调儿完得有点儿怪，也许是过了这么久了记不太真了，也许本来是这么样儿的，我不敢说。横是我想到这调儿就想到刚回到南边头几天的那种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