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八年）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我七十七岁。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说：“在丁丑年，脱丙运，交辰运。辰运是丁丑年三月十二日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脱。丁丑年下半年即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又说：“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又说：“十二日戌时，是交辰运之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念佛，带金器，避见属龙属狗属牛羊的人，我听了他话，都照办了。我还在他批的命书封面，写了九个大字：“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又在里页，写了几行字道：“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从丁丑年起，我就加了两岁，本年就算七十七岁了。
2月27日，即阴历正月十七日，宝珠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良尾，生了没有几天，就得病死了。这个孩子，生得倒还秀丽，看样子不是笨的，可惜是昙花一现，像泡沫似的一会儿就幻灭了。
7月7日，即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那天正交小暑节，天气已是热得很。后半夜，日本军阀在北平广安门外卢沟桥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事。卢沟桥在当时，是宛平县的县城，城虽很小，却是一个用兵要地，俨然是北平的屏障，失掉了它，北平就无险可守了。第二天，是阴历六月初一日，早晨见报，方知日军蓄意挑衅，事态有扩大可能，果然听到西边“嘭嘭”的好几回巨大的声音，乃是日军轰炸了西苑。接着南苑又炸了，情势十分紧张。过了两天，忽然传来讲和的消息。但是，有一夜，广安门那边，又有“啪啪啪”的机枪声，闹了大半宿。如此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闹了好多天。到了7月28日，即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继都沦陷了。前几天所说的讲和，原来是日军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的一种诡计。我们的军队，终于放弃了平津，转向内地而去。
这从来没曾遭遇过的事情，一旦身临其境，使我胆战心惊，坐立不宁。怕的是：沦陷之后，不知要经受怎样的折磨，国土也不知哪天才能光复，那时所受的刺激，简直是无法形容。我下定决心，从此闭门家居，不与外界接触。艺术学院和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两处的教课，都辞去不干了。亡友陈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于九月间逝世，我作了一副挽联送了去，联道：
为大臣嗣，画家爷，一辈作诗人，消受清闲原有命；
由南浦来，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经离乱岂无愁。
下联的末句，我有说不尽的苦处，含蓄在内。我因感念师曾生前对我的友谊，亲自到他尊人的灵前行了个礼，这是我在沦陷后第一次出大门。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年），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楔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长沙，王湘绮师约我到瞿子玖超览楼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践诺。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
6月23日，即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宝珠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第七子，宝珠生的第四子。我在日记上写道：“二十六日寅时，钟表乃三点二一分也。生一子，名曰良末，字纪牛，号耋根。此子之八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为炎上格，若生于前清时，宰相命也。”我在他的命册上批道：“字以纪牛者，牛，丑也，记丁丑年怀胎也。号以耋根也，八十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
12月14日，孙秉声生，是良迟的长子。良迟是我的第四子，宝珠所生的第一子，今年十八岁，娶的是献县纪文达公后裔纪彭年的次女。宝珠今年三十七岁已经有了孙子啦，我们家，人丁可算兴旺哪！美中不足的是：秉声生时，我的第六子良年，乳名叫做小翁子的，病得很重，隔不到十天，12月23日死了，年才五岁。
这孩子很有点夙根，当他三岁时，知识渐开，已经能懂得人事，见到爱吃的东西，从不争多论少，也不争先恐后，父母唤他才来，分得的还要留点给父母。我常说：“孔融让梨，不能专美于前，我家的小翁子，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
不料我有厚望的孩子，偏偏不能长寿，真叫我伤心！又因国难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听说我们家乡湖南，也已沦入敌手，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心绪恶劣万分，我的日记《三百石印纪事》，无意再记下去，就此停笔了。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我七十九岁。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我八十岁。自丁丑年北平沦陷后，这三年间，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还，但是登我门求见的人，非常之多。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有不少来找我的，请我吃饭，送我东西，跟我拉交情，图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参加什么盛典，我总是婉辞拒绝，不出大门一步。他们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我怕他们纠缠不休，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干脆在大门上贴一张纸条，写了十二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我原来是确实有点心脏病的，并不严重，就借此为名，避免与他们接近。“心病”两字，另有含义，我自谓用得很是恰当。只因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不靠卖画刻印，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在纸条上，补写了几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那时，囤积倒把的奸商，非常之多，他们发了财，都想弄点字画，挂在家里，装装门面，我的生意，简直是忙不过来。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年底，想趁过年的时候，多休息几天，我又贴出声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来之凭单退，后来之凭单不接。”
过了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正月，我为了生计，只得仍操旧业，不过在大门上，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说：“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这里头所说的“官入民家，主人不利”的话，是有双关意义的。我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在绝止减画价的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另又声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拒绝他们来麻烦的。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常来讹诈，有的要画，有的要钱，有的欺骗，有的硬索，我在墙上，又贴了告白，说：“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断难报答也。”又说：“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
这些字条，日军投降后，我的看门人尹春如，从大门上揭了下来，归他保存。春如原是清朝宫里的太监，分配到肃王府，清末，侍候过肃亲王善耆的。
二月初，得良元从家乡寄来快信，得知我妻陈春君，不幸于正月十四日逝世，寿七十九岁。春君自十三岁来我家，熬穷受苦，从无怨言，我在北平，卖画为活，北来探视，三往三返，不辞跋涉。相处六十多年，我虽有恒河沙数的话，也难说尽贫贱夫妻之事，一朝死别，悲痛刻骨，泪哭欲干，心摧欲碎，作了一副挽联：
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
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
又作了一篇祭文，叙说我妻一生贤德，留备后世子孙，观览勿忘。
良元信上还说，春君垂危之时，口嘱儿孙辈：慎侍衰翁，善承色笑，切莫使我生气。我想：远隔千里，不能当面诀别，这是她一生最后的缺恨，叫我用什么方法去报答她呢？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多年，雕虫小技，天下知名，所教的门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论理，应该可以自慰的了，但因亲友故旧，在世的已无多人，贤妻又先我而去，有家也归不得，想起来，就不免黯然销魂了。我膝下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儿媳五人，孙曾男女共四十多人，见面不相识的很多。人家都恭维我多寿多男，活到八十岁，不能说不多寿；儿女孙曾一大群，不能说不多男；只是福薄，说来真觉惭愧。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我八十一岁。宝珠随侍我二十多年，勤俭柔顺，始终不倦，春君逝世后，很多亲友，劝我扶正，遂于5月4日，邀请在北平的亲友二十余人，到场作证。先把我一生劳苦省俭，积存下来的一点薄产，分为六股，春君所生三子，分得湖南家乡的田地房屋，宝珠所生三子，分得北平的房屋现款，春君所生的次子良黼，已不在人世，由次儿媳同其子继承。立有关分产业字据，六人各执一份，以资信守。分产竣事后，随即举行扶正典礼，我首先郑重声明：“胡氏宝珠立为继室！”到场的二十多位亲友，都签名盖印。我当着亲友和儿孙等，在族谱上批明：“日后齐氏续谱，照称继室。”宝珠身体素弱，那天十分高兴，招待亲友，直到深夜，毫无倦累神色。
隔不多天，忽有几个日本宪兵，来到我家，看门人尹春如拦阻不及，他们已直闯进来，嘴里说着不甚清楚的中国话，说是：“要找齐老头儿。”我坐在正间的藤椅子上，一声不响，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问我话，我装得好像一点儿都听不见，他们近我身，我只装没有看见，他们叽里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也就没精打采地走了。事后，有人说：“这是日军特务，派来吓唬人的。”也有人说：“是几个喝醉的酒鬼，存心来捣乱的。”我也不问其究竟如何，只嘱咐尹春如，以后门户，要加倍小心，不可再疏忽，吃此虚惊。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我八十二岁。在七八年前，就已想到：我的岁数，过了古稀之年，桑榆暮景，为日无多，家乡辽远，白云在望，生既难还，死亦难归。北京西郊香山附近，有万安公墓，颇思预置生圹，备作他日葬骨之所，曾请同乡老友汪颂年写了墓碑，又请陈散原、吴北江、杨云史诸位题词做纪念。只是岁月逡巡，因循坐误，香山生圹之事，未曾举办。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冬，我又想到埋骨在陶然亭旁边，风景既优美，地点又近便，复有香冢、鹦鹉冢等著名胜迹，后人凭吊，倒也算做佳话。知道你曾替人成全过，就也托你代办一穴，可惜你不久离平南行，因此停顿至今。上年年底，你回平省亲，我跟你谈起旧事，承你厚意，和陶然亭慈悲禅林的主持慈安和尚商妥，慈安愿把亭东空地一段割赠，这真是所谓“高谊如云”的了。正月十三日，同了宝珠，带着幼子，由你陪去，介绍和慈安相晤，谈得非常满意。看了看墓地，高敞向阳，苇塘围绕，确是一块佳域。当下定议。我填了一阕《西江月》的词，后边附有跋语，说：“壬午春正月十又三日，余来陶然亭，住持僧慈安赠妥坟地事，次溪侄，引荐人也，书于词后，以记其事。”但因我的儿孙，大部分都在湖南家乡，万一我死之后，他们不听我话，也许运柩回湘，或是改葬他处，岂不有负初衷，我写一张委托书交你收存，免得他日别生枝节。这样，不仅我百年骸骨，有了归宿，也可算是你我的一段生死交情了。
（次溪按：老人当时写的委托书说：“百年后埋骨于此，虑家人不能遵，以此为证。”我曾请徐石雪丈宗浩，画过一幅《陶然亭白石觅塘图》，名流题词甚多，留作纪念。）
那年，我给你画的《萧寺拜陈图》，自信画得很不错，你请人题的诗词，据我看，治芗傅岳芬题的那首七绝，应该说是压卷。我同陈师曾的交谊，你是知道的，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在世时，记得是民国二十四年乙亥的端阳节左右，你陪我到姚家胡同去访问他，请他给我作诗集的序文，他知道了我和师曾的关系，慨然应允。没隔几天，序文就由你交来。我打算以后如再刊印诗稿，陈、樊二位的序文，一起刊在卷前，我的诗稿，更可增光得多了。我自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六月以后，不出家门一步。只在丁丑九月，得知散原先生逝世的消息，破例出了一次门，亲自去拜奠，他灵柩寄存在长椿寺，我也听人说起过，这次你我同到寺里去凭吊，我又破例出门了。
（次溪按：散原太世丈逝世时，我远客江南，壬午春，我回平，偶与老人谈及，拟往长椿寺祭拜，老人愿偕往，归后，特作《萧寺拜陈图》给我，我征集题词很多。傅治芗丈诗云：“槃槃盖世一棺存，岁瓣心香款寺门，彼似沧州陈太守，重封马鬣祭茶村。”）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我八十三岁。自从卢沟桥事变至今，已过了六个年头，天天提心吊胆，在忧闷中过着苦难日子。虽还没有大祸临身，但小小的骚扰，三天两头总是不免。最难应付的，就是假借买画的名义，常来捣乱，我这个八十开外的老翁，哪有许多精力，同他们去作无谓周旋。万不得已，从癸未年起，我在大门上，贴了四个大字：“停止卖画。”从此以后，无论是南纸店经手，或朋友介绍，一概谢绝不画。家乡方面的老朋友，知道我停止卖画，关心我的生活，来信问我近况。我回答他们一首诗，有句云：
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
我是宁可挨冻受饿，决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的。
我心里正在愁闷难遣的时候，偏偏又遭了一场失意之事：12月12日，继室胡宝珠病故，年四十二岁。宝珠自十八岁进我家门，二十多年来，善事我的起居，寒暖饥饱，刻刻关怀。我作画之时，给我理纸磨墨，见得我的作品多了，也能指出我笔法的巧拙，市上冒我名的假画，一望就能辨出，我偶或有些小病，她衣不解带地昼夜在我身边，悉心侍候。春君在世时，对她很是看重，她也处处不忘礼节，所以妻妾之间，从未发生龃龉。我本想风烛之年，仗她护持，身后之事，亦必待她料理，不料她方中年，竟先衰翁而去，怎不叫我洒尽老泪，犹难抑住悲怀哩！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我八十四岁。我满怀积忿，无可发泄，只有在文字中，略吐不幸之气。胡冷庵拿他所画的山水卷子，叫我题诗，我信笔写了一首七绝，说：
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
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
我这诗很有感慨。我虽停止卖画，但作画仍是天天并不间断，所作之画，分给儿女们保存。我画的《鸬鹚舟》，题诗道：
大好江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
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
我题门生李苦禅画的《鸬鹚鸟》，写了一段短文道：
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有时河涸江干，或有饿死者，渔人以肉饲其饿者，饿者不食。故旧有谚云：鸬鹚不食鸬鹚肉。
这是说汉奸们同鸬鹚一样的“一饱别无知”，但“鸬鹚不食鸬鹚肉”，并不自戕同类，汉奸们对之还有愧色哩。我题《群鼠图》诗：
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
既啮我果，又剥我黍。
烛她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
又题画螃蟹诗：
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
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
我见敌人的泥脚愈陷愈深，日暮途穷，就在眼前，所以拿老鼠和螃蟹来讽刺它们。有人劝我明哲保身，不必这样露骨地讽刺。我想：残年遭乱，死何足惜，拼着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6月7日，忽然接到艺术专科学校的通知，叫我去领配给煤。艺专本已升格为学院，沦陷后又降为专科学校。那时各学校的大权，都操在日籍顾问之手，各学校里，又都聘有日文教员，也是很有权威，人多侧目而视。我脱离艺校，已有七年，为什么凭空给我这份配给煤呢？其中必有原因，我立即把通知条退了回去，并附了一封信道：“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知误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煤在当时，固然不易买到，我齐白石又岂是没有骨头、爱贪小便宜的人，他们真是错看了人哪！
朋友因我老年无人照料，介绍一位夏文珠女士来任看护，那是九月间事。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我八十五岁。三月十一日，即阴历正月二十七日，我天明复睡，得了一梦：立在余霞峰借山馆的晒坪边，看见对面小路上有抬殡的过来，好像是要走到借山馆的后面去。殡后随着一口没有上盖的空棺，急急地走到殡前面，直向我家走来。我梦中自想，这是我的棺，为什么走得这样快？看来我是不久人世了。心里头一纳闷，就惊醒了。醒后，愈想愈觉离奇，就作了一副自挽联道：
有天下画名，何若忠臣孝子；
无人间恶相，不怕马面牛头。
这不过无聊之极，聊以解嘲而已。
到了8月14日，传来莫大的喜讯：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听了，胸中一口闷气，长长地松了出来，心里头顿时觉得舒畅多了。这一乐，乐得我一宿都没睡着，常言道，心花怒放，也许有点相像。10月10日是华北军区受降的日子，熬了八年的苦，受了八年的罪，一朝拨开云雾，重见天日，北平城里，人们面有喜色。那天，侯且斋、董秋崖、余倜等来看我，留他们在家小酌，我作了一首七言律诗，结联云：
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我八十六岁。抗战结束，国土光复，我恢复了卖画刻印生涯，琉璃厂一带的南纸铺，把我的润格，照旧地挂了出来。我的第五子良已，在辅仁大学美术系读书学画，颇肯用功，平日看我作画，我指点笔法，也能专心领会，仿我的作品，人家都说可以乱真，求他画的人，也很不少。十月，南京方面来人，请我南下一游，是坐飞机去的，我的第四子良迟和夏文珠同行。先到南京，中华全国美术会举行了我的作品展览；后到上海，也举行了一次展览。我带去的二百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了。
12月19日，女儿良欢死了，年十九岁。良欢幼时，乖巧得很，刚满周岁，牙牙学语，我教她认字，居然识了不忘，所以乳名小乖。自她母亲故去后，郁郁不乐，三年之间，时常闹些小病，日积月累，遂致不起。我既痛她短命，又想起了她的母亲，衰年伤心，洒了不少老泪。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我八十七岁。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我八十八岁。这两年，常有人来劝我迁往南京上海等地，还有人从杭州来信，叫我去主持西湖美术院。我回答他一首诗，句云：
北房南屋少安居，何处清平著老夫？
那时，“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个烧饼，卖十万元，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二十万元，吃一顿饭馆，总得千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接着改换了“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刚出现时，好像重病的人，缓过一口气，但一霎眼间，物价的涨风，一日千变，比了“法币”，更是有加无已。囤积倒把的人，街头巷尾，触目皆是。他们异想天开，把我的画，也当做货物一样，囤积起来。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我案头积纸如山，看着不免心惊肉跳。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这样子，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腕力，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画还买不到几个烧饼，望九之年，哪有许多精神？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
注释
〔1〕湘军。
〔2〕清制：一二品官戴红顶子，三四品官戴蓝顶子。
〔3〕曾国藩。
〔4〕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腰间系一黄带，俗称黄带子；远房的名曰觉罗，腰间系一红带，俗称红带子。黄带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发交宗人府圈禁，所以他们胡作非为，人均畏而避之。
〔5〕意指不安本分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