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汉唐宋元明清历代末期的变动，都是由农村问题引起的。最早的我不讲它了，让我从汉朝讲起。
汉太学生贾谊有几句话，说明当时土地与人民的关系。他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从这两句话里，可知当时田地都集中在豪富手里，真正耕种的农民，反而一点土地都没有。这种情形，到西汉末年尤为显著。王莽知道情势严重，便想把土地问题作个彻底的解决，于是拟定了一个土地政策，把天下所有的土地统统收归国有。但这种土地国有政策很糟，无论是大地主、小地主，以及佃农，群起反对，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说我要地啊！土地被国家收去以后，人民全都没有地，是不智之举，所以后来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结果造成了西汉末年的大乱。
后来到了北魏、唐，对于土地问题，有了一个相当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所谓授田办法。一个人出生后，便授与一份田地，男女都有规定的数量。这样暂时算解决了问题。但是等到人口增多，土地就不敷分配了，等到国家已没有田再授给人民的时候，就只好让人民自由去买卖，结果又回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
我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家里有几百亩良田，虽然是祖宗积下来的，但是我们就靠祖宗的这点遗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下，有些人弄点鸦片抽抽，有些人读读书，去参加科举考试，有些人游荡着无所事事。社会里有了一个不劳而获的阶级，就会造成人心的不平，又因要保存资本的安全，土地就变成一种资本，购买土地成了保存家产的一个最好办法。
列代的叛乱以及朝代的改变，大都是因土地问题引起的。洪杨之乱时，洪秀全的太平军有一个号召：“跟着来，大家有田了！”大家分到田，当然谁都高兴，于是大家都跟了去。不过等到大局安定了以后，土地问题就不谈了。这是什么缘故？因为起初一般百姓为了得到土地，跟了去。等到打进了城，放肆的机会来了，女子玉帛，任由大家抢掠一番。一抢就糟了，这班乡下来的人，从此再不肯回田间去了。他们心想，何必要种地呢，乡下老婆又丑又笨，城里人的老婆又美又伶俐，一抢就抢来了，只要当兵，女子玉帛都有了，还种什么地。而且每次朝代换了之后，人口减少，好多人被杀掉，地也就足够分配了。
据说，关于湖南湘绣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刺绣中最讲究的是江苏的苏绣。湘绣的得名是因战事而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政府军里多半是湖南人，所以后来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话。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军队里也是湖南人多。刺绣这东西，本来是苏州人的特长，这班湖南人，脾气憨憨的，怎会刺绣呢？但这是有道理的。当战事结束，曾国藩把军队解散，这班三湘子弟也带了抢来或娶去的苏州老婆回去了。苏州老婆到了湖南，把苏绣传开来，便成了湘绣。
譬如在浙江於潜、昌化两地，在洪秀全战乱以后，土地没有人种。因为太平军到浙江来，是从於潜、昌化进来的。沿路的农民，被太平军掳的掳，杀的杀，以致过了好几十年，人口还是不够，土地因此也都荒废了。那时候政府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以田地分配给犯罪的人作为刑罚。譬如一个人犯了罪，县知事便判道：“好，你犯罪了，罚你领20亩地去。”这个乡下人说：“大老爷！求求你开恩，给我领两亩吧，我不要20亩啊！”大老爷说：“那么你拿10亩去！”这现象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给了田人家不要呢？殊不知这个田要用本钱去开辟的。试想一二十年没有耕种过的田，已长满了野草，要开辟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人民死于战争太多，能出劳力的人手不够，何况有了田便要付税，这个税可受不了。土地问题本来是很复杂的，每次朝代变更之后，人们何以便把这个问题忘了呢？这是因为人口减少，本来要土地的人，好多已经死掉了。又等到太平若干年以后，人口日渐增多，土地的分配又发生了困难。所以农村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永远是中国祸乱循环的原因。
中山先生倡耕者有其田，就是看到历史上这个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想要解决它。起初我不明白中山先生为什么特别重视耕者有其田，后来我到广东去工作才明白了。中国土地制度之坏莫过于中山县。有一次我在广州碰到孙哲生先生，我说：“哲生兄！你老太爷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可是你们中山县土地制度最坏了。普通的比较正常的办法所谓‘五五’，是地主得五成，佃农得五成。后来慢慢改为三七，地主得七成，佃农得三成，甚至一九都有，那就是地主得九成，佃农得一成。试问农民生活哪得不苦？他们住在茅屋里边，穷得连粥也没得喝，幸亏中山县渔产丰富，他们可以利用农闲时去捕鱼，否则叫他们怎么生活呢？”中山先生因为看见农民生活困苦，所以提倡耕者有其田，是有他的社会背景的。有一次中山先生问梁士诒先生：“燕荪先生，袁项城赞成土地改革是什么缘故？”梁士诒说：“那是当然的，因为北方土地生产力量差，而大多数农民都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人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的。袁项城又怎么会反对呢？”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情形不同，当我们到陕西、甘肃去做工作的时候，知道这两省本来就是耕者有其田，只有在南方土壤肥沃的地方，土地才成了买卖的商品和财富的资本。这已经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而且变为资本问题了。南北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推行耕者有其田，首先着重南方。
中山先生有生之年，迄无机会实现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只留下了一个主张，那是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第一次试验此一政策是北伐成功以后，在浙江开始的，那是民国十八年。当年试行二五减租由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合推行。减租的结果，民间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我记得那一年过年的时候，爆竹声似乎格外热烈。农民吃得好，穿得漂亮，农村里洋溢着一片欢乐。但仅在浙江一省进行试验，当地的地主们当然不高兴。其所以能够推行，是因国民军到达杭州以后，政府的权力有了后盾，所以省政府和省党部决定要试办二五减租，当时是没有法定机关或民意机构可以反对的，像现在的台湾，那就要经省议会通过了。那时是革命军训政时代，只要党部与政府合作即可。所以一般地主即使要反对，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们心里是不愿意的，所以到后来，他们终于买通了职业凶手，把进行二五减租的一个领袖——沈玄庐刺死了。以后，二五减租虽还继续了一段时期，但是纠纷愈来愈多。地主想出种种的办法来阻挠，结果还是取消了。今天在台湾已由三七五减租改为耕者有其田。在推行过程中，政府方面要是没有相当的毅力是行不通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竭力主张，经省议会通过后才办理的。而省议员们多是代表地主一方面的，所以要他们通过土地改革法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抗战期间，陈辞修先生任湖北省主席。因战时有安定社会的需要，他就在湖北推行减租，眼看减租以后，民间的经济状况果然好转起来了。经过这两次试验，并在前面说过龙岩的实例，证明减租确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因此政府才决定在台湾推行。若没有湖北、浙江和龙岩的前例，或许大家还不会有这样的信心和热心。
有一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士（Justice Douglas）到台湾来研究土地改革实况。他曾问我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有无困难？我说，要地主把地拿出来，当然经过了种种阻难。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所谓与虎谋皮，和老虎讲价钱要它把皮剥下来，你想老虎肯吗？后来我看见他所写的一本书里有一章叫做“与虎谋皮”，并未说出何人所讲，只说是在台湾时，听到一个人说的。
有一年陈果夫先生在南京和我说，他竭力主张要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等到开会时，他把计划提出后，竟左右碰壁，大多数的人都不赞成。他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收买了。所以你要他们来通过他的计划，当然是很困难的。我那时与陈果夫先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果夫先生说：“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
1953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梯文生（Mr. Adlai E. Stevenson）来台湾，曾到农复会来讨论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问题。我代表农复会，作三分钟的致辞。在这短短时间内，要包括欢迎辞并说明建设农村的基本哲学。其意义与我们初到台湾时省主席所讲的大致相似。在此不妨译出来重述一遍。当我写讲辞时，曾经仔细考虑过，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外国上宾讲话必须扼要中肯，精密简明才好。后来斯氏在美国讲演或写作，常常引用我这欢迎辞里的话，译文如下：
斯梯文生先生！
这是您第一次到自由中国么？
（答“是”。）
但是我们对于您觉得有一种亲密感，这亲密感是以您在美国几篇著名的讲演中得来的。
您的讲演，能把美国人民的理想人格化，并超越党派，透过国界，将此宣示于全世界。
这种人格化的理想，如空谷传音，拨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弦。
我们希望您能在这儿的农复会里，看见与您相等的精神，虽然看起来，不免渺小一点。
农复会的工作，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一）社会的公道，换言之为公平分配。（二）物质的福利，换言之为增加生产。
我们要想把这两者达成平衡的境界。单独地只讲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其结果是均贫。反过来说，若只讲生产，其结果会使富者更富，贫者仍贫，贫富悬隔的鸿沟因此更为加深。
土地改革，为讲社会公道最要紧的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在今年（1953）年底可完成。土地问题，自汉代以来，就是循环不已的人民叛变之源。好几个强大的朝代，为农民革命狂潮所卷去。
增产最基本的工作，是水利、肥料和病虫害之防治。很谨慎地能把分配与生产配合起来，在世界这角落里，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
我们的眼看着天上的星，我们的脚踏着地下的草根，我们从农民那里学习，不以我们的幻想去教农民。
我们的理想是很高的，我们的办法是很切实际的。
斯梯文生先生，我们想您会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