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说的土地改革的情形，足证少数人疯狂似的热忱，是促使一件事情成功的重要关键。但专靠热忱仍旧不够，还要明白所做的事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它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尤其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所负的使命是什么，看清楚这点，才不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们对本身所担负的工作，先要有一种基本的看法，或者就应该根据一种基本的哲学。这就是全盘问题里最重要的原则。这样，不论工作或解决问题，均可循此原则进行。此外还要了解国际的大势，能看清这一点，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不至于违反时代的精神。若反其道而行，就会和世界的趋势扞格难通的。
我们还该知道本身所处的环境其要求是什么？然后设法解决，而且要用科学的技术去解决它。谁都知道近世的进步与中古世纪的落后，其主因就是近世有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一两个人在短时间内便可完成古代千百人耗费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东方的某些科学落后的国家，实应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始能赶上时代！
除上述各点外，政府的态度，社会的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这几年做事的经验，深感凡做一件事，如果得不到当局和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即使成功，也是事倍功半的，反之必可事半功倍。这几年来，台湾农村建设的成功，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过多产几十吨米，多养几百头猪，多出口几万斤橘子等等是看得见的有形的成绩；但在这些有形的成绩后面，还有许多看不见但更重要的因素，我将在这本书里，时时予以说明。
1948年夏的一天早晨，我在南京红十字总会办公室里办公时，来了一个电话，要我亲自接听。我拿起听筒先说道：“我是蒋某人，你是哪一位？”我讲的是绍兴国语。对方一听我的绍兴国语，便用他的宁波国语回答说：“这里是委员长公馆，委员长要请蒋先生中午来吃便饭。”绍兴官话和宁波官话大致相似，所以这几句话，彼此都听得很清楚，知道没有弄错。到了12点钟，我赴约前往。进了委员长公馆，招呼客人的就领我到一间饭厅里去。这里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委员长常在此约我们吃饭的。当时我看到桌上有两付碗筷，一个主座，一个客座，已经安排好了。不到几秒钟，委员长便走出来，说：“请坐，请坐，吃点便饭吧！”我就依言坐下去了。委员长接着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去担任。”我问：“什么事情啊？”他说：“现在有一个中美共同组织的开发农村的委员会，请你去担任这个会的主任委员。”我说：“委员长，我现在正在办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这个机构很大，凡是联合国援助我国抗战后期所剩下来的钱和物资，都由这个委员会处理，这已经够忙了，而且都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工作，范围很大，从上海到成都，从北方到广州都在其内。”委员长说：“这个我都知道，我要你担任这个农村工作，就是因为你担任工业工作的关系，农和工是不好分开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两个工作都要担任，这两个工作不能分离的。”我也没有客气，就说：“委员长要我担任，我就担任了。”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当即回答：“我有点意见。”于是我说道：“农村建设如果不从改革土地着手，只是维持现状，是不会成功的。”委员长点头道：“对了，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希望划出一个地区做试验，实行土地改革。”委员长问我：“你要划出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划出无锡来，因为无锡是一个已经半工业化的县份，那个地方有资本家，有地主，而无锡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们的土地拿来做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至于激烈反对。”委员长马上同意地说：“哦！那可以的。”我又补充道：“我指定无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土地改革是要地主拿出土地来的，虽然无锡已相当工业化，但要地主们拿出土地来，总好像是与虎谋皮，不是容易办到的事。那是可能要用兵力来打老虎。无锡与南京邻近，容易派兵，将来我们试验的时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员长是不是可以派兵？”委员长果断地说：“可以，要用兵的时候，当然派兵。好了，就这样做吧！其余的事情慢慢地想。你去负责任，要什么人你去派，派了之后，你和行政院长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说，我事情也忙，这件事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全权去办”这几个字，今天回想起来，已经12年了。这12年之中，政府对于农复会的工作和一班负责工作的人，只有信任，没有一点怀疑。所以我说，得到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政府不信任，不但土地改革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事情也都会办不通的。
读前文，足证促成农村建设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其形成绝非偶然。我们参考着历史，根据基本哲学，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再适应着社会的环境，随时随地的研究，时时与政府保持联络，12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松懈过。我在本书里，不但要写农复会在台湾的工作情形，同时还追溯一部分过去的事。这样写法，才能使读者明白我们工作的过程，以及农复会所负的使命。
农复会的基本哲学，前面已经说过，一方面要公平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社会公道的问题；一方面要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各种生产问题。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呢？这也是一个偶然的事。往往有好多偶然的事，会发展为一个时代的历史。
1947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有一天这会里推举两个人出来说话，一个代表西方的，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英国历史家汤因比（Toynbee）；另一个代表东方说话的，他们推举了我。汤因比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把俄国与美国作了比较，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并举了两个例子说：“一个是俄国，正在拼命地建设国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福利牺牲了，因此现在俄国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国就不同了，他们在大战以后，便解散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建设起各种公共事业，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以彻底维持社会公道。”他又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一条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立足。”这个意思很明白，船沉了，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汤因比讲完后便让我讲。我开头说，“如果世界像一条沉下去的船，那么中国就正在这只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地听着。这话是我偶然冲口说出来的，事前并未细想。不过记得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果夫先生谈天时说过：“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后来果夫先生说：“唉！你这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再跟委员长去谈谈罢。”我说：“既然僵了，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再去谈谈，倒也不妨。”后来我即匆匆起程赴伦敦，并没有找委员长再谈过，但我心里总想着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形成一团阴影，一直存在我的潜意识里，所以当时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冲口而出。
国防啊！社会公道啊！从此便常在我耳边无声地呼喊着，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以后我就把“社会公道”保留了，而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生产。但是我没有把经过的原委向委员们说明。农复会的委员们接受了我的建议，遂定为农复会的基本政策——即一面讲公平分配，一面讲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