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巴黎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精神，北京也继承了中华帝国黄金时代的精神。巴黎是西方都市之都，北京则是东方的都市之都。如果你到过巴黎，你会觉得它不但是法国人的首都，而且是你自己的城市；同样地，北京不仅是中国人的都市，也是全世界人士的都市。住在巴黎和北平的人都会说：“这是我的城市，我愿意永远住在这里。”
我在北京住了15年，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乾隆间出窑的瓷器，周朝的铜器，4000年前用于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拂去案头杂物上的灰尘，你会觉得已经圆满地完成这一早晨的初步工作。阳光映耀，藤影摇曳的纸窗在向你微笑，纤尘不染的书桌以及案头摆设的古董在向你点头；于是你心满意足地开始处理你这一天的工作。
这种古色古香的气氛可以使你回想到孔夫子设帐授徒的春秋时代；或者景教徒初至中国的唐朝时代；或者耶稣会教士在明朝制造天文仪器的时代；或是拿破仑长驱直入俄罗斯，迫得饮街灯灯油的时代；或者回想到成吉思汗派遣他的常胜军直入多瑙河盆地，建立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帝国，并且把北京定为他的一位儿子的京城。我们可以从北京正确地了解历史，因为北京不仅像大自然一样伟大，而且像历史一样悠久。它曾是五个朝代的京城，一代继替一代兴起，一代又接着一代灭亡，但是北京却始终屹立无恙。
皇宫建筑都是长方形的，而且很对称地排得像一张安乐椅，中间有一个宽阔的长方形天井，天井中央摆着一只青铜镀金的大香炉，点了香，香烟就袅袅地升入天空。宫门前站着一排排的铜鹿，宫门口则有雄踞着的一对对石狮或铜狮把守。这种三面围着雄伟建筑的天井，数在一百以上，星罗棋布在紫禁城内。紫禁城的周围是一座长方形的黄色城墙，城墙四角矗立着黄瓦的碉楼。北京皇城由元朝开始建造，明朝时曾予改建，清朝再予改良而成目前的形式。
碰到晴空澄碧，艳阳高照的日子，宫殿屋顶的黄色釉瓦就闪耀生辉。在暮霭四合或曙色初露之时，紫禁城的大门——午门——上的谯楼映着苍茫的天色，很像半空中的碉堡。在万里无云的月夜，这些谯楼更像是月亮中的神仙宫阙，可望而不可即。
民国成立以后，满清的末朝皇帝溥仪暂时仍统治着北京的这个城中之城，少数残留的清廷官吏还每隔半月觐见一次。这些官吏穿着旧日满清官服聚集在紫禁城的后门听候召见，仍执君臣之礼。1924年冯玉祥入京，终于把溥仪逐出紫禁城。
政变后不久，我受命入故宫监督政府的一个委员会逐屋封闭各门。当时宫内还留有几个太监，我从他们口中得到好些有关宫廷生活的知识，以及过去许多皇帝、皇后、王子、公子等等的趣闻轶事。
其中一则故事涉及一面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墙脚的大镜子，据说慈禧太后喜欢坐在镜子前面，看看她自己究竟多威严。有一天陕西抚台奉命入宫觐见，他进门后首先看到镜子里的太后，于是马上跪倒对镜中人大叩其头。
“那么太后怎么样呢？我想她一定很生气吧！”我说。
“哦，不，不！她笑了，而且很和蔼地对他说：‘你弄错了，那是镜子呀。’”
我遇到几个曾经侍候过王子读书的太监，但是这几个太监竟然全都目不识丁。宫廷规矩禁止他们受教育，因此他们对于王子念些什么始终毫无所知。
走廊上挂着许多鸟架，上面站着红色、黄色以及蓝色的鹦鹉，嘴里说着公主们花了不少时间教它们的话，“请进！客来了。倒茶……”一只蓝色的鹦鹉这样对我说；那只红色的和那只黄色的跟着喊：“倒茶！倒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蓝色的鹦鹉。金鱼在宫中的水池中追逐嬉戏，有白色的、黑色的、红色的和金色的。其中有许多几乎长达一尺，它们的潜望镜一样的眼睛朝天望着，它们的丝绸样的尾巴好像几柄相连的扇子在水中摇曳生姿。
溥仪住的宫殿看起来很俗气，大厅中央摆着一张似乎很粗俗的长长的外国桌子，桌子四周放着几张丑陋的椅子。桌子上摆着一对红色的玻璃花瓶。这房间看起来倒很像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真想不到就是中国皇帝的居室。所有的精华家具和艺术珍品已经被弃置而收拾到后宫去了。通商口岸的粗俗的西方文明已经侵入到皇宫；对照之下，使人觉得没有再比这更不调和的了。低级杂志四散各处，新切开的半只苹果和一盒新打开的饼干还放在桌子上。溥仪显然因事起仓猝，匆匆出走，无暇收拾房间。
后来各宫启封清点艺术珍藏时，奇珍拱璧之多实在惊人。其中有足以乱真的玉琢西瓜，有“雨过天青”色的瓷器，有经历三千年沧桑的铜器，还有皇帝御用的玉玺。
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名画，更是美不胜收。有些山水画，描写大自然的美丽和谐，使人神游其中，乐而忘返；有些名家画的鸟维妙维肖，跃然纸上；鱼儿遨游水中，栩栩如生；鹅嘶鸡啼，如闻其声；竹影扶疏，迎风摇曳；荷塘新叶，晨露欲滴；兰蕙飘香，清芬可挹。中国的名画，不仅力求外貌的近似，而且要表现动态、声音、色泽和特征，希望启发想象，甚至激发情感。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描摹事物的神韵。
这个委员会包括一百多职员，两年中翻箱倒箧，搜遍了皇宫的每一角落，把历代帝王积聚下来的千万件奇珍异宝一一登记点验。有些仓库密密层层满是蜘蛛网，有些仓库的灰尘几乎可以淹没足踝，显见已经百年以上无人问津。有些古物已经好久没有人碰过，究竟多少，谁也不知道。
最后故宫终于开放，同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主持古物展览事宜。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总算大开眼界，有机会欣赏几百年来中国艺术丰富而伟大的成就。北京本来就是艺术中心，鉴赏家很多，艺术家也不少，故宫博物院开放以后，更使北京生色不少。过去深藏在皇宫后院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可以欣赏了，过去只有皇室才能接触的东西，现在已经公诸大众。抗战初期，政府就把故宫古物南运，由北平而南京而西南内地。战后运回南京。复因战乱而运至台湾。现在台中所陈列之古物，就是从北平故宫运来的。
科学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则的表现，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感所触的表现。艺术是人生的一种表现，它使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圆满无缺。
紫禁城之西，有三个互相衔接的湖，叫南海、中海和北海。湖与湖之间的小溪上有似驼背形的石桥，沿湖遍植百年古木，湖里盛开着荷花，环湖的山峰上矗立着金黄色琉璃瓦、朱红柱子和雕梁画栋的亭子。据说有一次在湖中捕到一条鱼，鱼身上还挂着一块写着明朝（1368—1643）永乐年间放生的金牌。
中海之中有个瀛台，那是一个周围遍植荷花的小岛。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光绪皇帝就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后来在1909年死在那里。小岛上建着许多庭院宽敞的宫殿。长着绿苔的古树高高地俯盖着设计复杂的宫殿上的黄瓦，各亭台之间有迂回曲折的朱红色的走廊互相连接。御花园中建有假山，洞穴怪石毕具，使人恍如置身深山之中。至于不幸的光绪皇帝是否在这美丽的“监狱”里乐而忘忧，那恐怕只有光绪皇帝自己和跟随他的人才知道了。在他被幽禁的寂寞的日子里，他一直受着身心病痛的困扰，最后还是死神解脱了他的痛苦。
湖水原先是用石渠从西山转引来的泉水。公路旁边至今仍可发现部分残留的渠道。北京的下水道系统更是旧日的一项伟大的工程成就，用以排泄市内污水的地下沟渠很像现代地道车的隧道。到了清朝末期，所有这些下水道都淤塞了，但是每年检查下水道一次的制度却维持到清朝末年。早年时，检查人员必须身入下水道，从这一头查到那一头，看看有没有需要修补的地方。后来下水道垃圾淤塞，这些检查人员就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段来欺蒙他们的上司：两个穿制服的检查员在下水道的一端爬下去躲起来，另外两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检查员则预先躲在另一端，检查官骑马到了出口处时，事先躲在那里的检查员也就爬出来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个下水道系统表面上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它的精神却因多年来阳奉阴违的结果而烟消云散了。满清末年，这类事情在政府各部门都有发生，所以清廷终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实在毫不足奇。
北京满城都是树木。私人住宅的宽敞的庭院和花园里到处是枝叶扶疏，满长青苔的参天古木。如果你站在煤山或其他高地眺望北京，整个城市简直像是建在森林里面。平行交叉的街道像是棋盘上纵横的线条交织着北京的“林园”。根据由来已久的皇家规矩，北京城里只许种树，不准砍树。年代一久，大家已经忘记了这规矩，却在无形中养成爱护树木的良好习惯——这个例子说明了制度本身虽然已经被遗忘，但是制度的精神却已深植人心。中国新生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北京住过的人，很少人会忘记蔚蓝天空下闪闪发光的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颐和园和公园里有几百年前栽种的古松。有的成行成列，有的则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着松香。烹调精美的酒楼饭馆随时可以满足老饕们的胃口。古董铺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古玩玉器，使鉴赏家目不暇接。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书架上保存着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年代最久的是商朝（公元前1766—前1122）的甲骨，这些甲骨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上雾样迷濛的时代开始有了概念。此外还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天坛。它使我们体会到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精神的崇高。
现代的国立北京大学于1898年成立，直接继承了国子监的传统，在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氛围中，北京大学的成立几乎可以说只是昨天的事。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化智慧的源泉。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从各方汇集到北京，在这古城的和谐的氛围中发展他们的心智，培育他们的心灵。古代的文物，现代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将来的希望，在这里汇为一股智慧的巨流，全国青年就纷纷来此古城，畅饮这智慧的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