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些画的是国家大事，有的则是戏中情节。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短短九年之内，中国已经相继丧失了三个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外围国，最先是越南，继之是缅甸，现在又丢了高丽。
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位临时雇工气喘如牛地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跑了出来。他说在书房里听到一阵叮当的声音，但是房里找不到人影。他说一定是鬼在作怪。后来一追究，原来是时钟在报时。
从无可稽考的年代起，乡下人一直利用刀片敲击火石来取火，现在忽然有人从上海带来了几盒火柴。大人对这种简便的取火方法非常高兴。小孩们也很开心，在黑暗的角落里，手上的火柴一擦，就可以发出萤火虫一样的光亮。火柴在当时叫“自来火”，因为一擦就着；也叫“洋火”，因为它是从外洋运进来的。
时钟实际上并无需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火柴其实也是奢侈品——用刀片火石不也是一直过得很好吗？至于煤油，那可又当别论了，煤油灯可以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这与菜油灯的昏暗灯光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
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么，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了。
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者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
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
我不是说传教士应对中国现代商业的成长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角色，而且是重要的一角，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每一个角落。主角自然还是西方列强的商船和兵舰。基督教传教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
我曾经目睹买办阶级的成长以及士大夫阶级的没落。我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士大夫的行列，但是最后总算偷偷地溜掉了。所谓买办阶级，就是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中国人。外国商人把货品运到上海、天津等通商港埠，这些货品再通过买办，从大商埠转销到各城镇村庄。买办们在转手之间就可以大笔地赚钱，因此吃这一行饭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事业心比较强、际遇比较好的人，纷纷加入直接间接买卖外国货品的新行业。有的人发了大财，有的人则丰衣足食。际遇比较差的可就落了伍，有的依旧种田耕地，有的则守在旧行业里谋生。田地的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的竞争之下又一落千丈，于是旧有的经济制度很快地就开始崩溃了。结果是一大群人无可避免地失去了谋生糊口的机会。这些不幸的人，一方面嫉妒新兴的暴发户，一方面又不满于旧日的行业，或者根本丧失了旧有的职业，结果就铤而走险。曹娥江大潮正在冲击着水闸，象征着即将破坏蒋村安宁的动乱正在奔腾澎湃。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在田野里追逐嬉戏，我忽然听到一阵紧急狂骤的锣声。敲锣的人一面狂奔着，一面高喊堤塘已经冲塌了，洪水正向村中漫过来。我拼命跑回家，把这消息告诉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人。
大家马上忙做一团，我们赶快准备好船只、木浴盆，以及所有可以浮得起来的东西，以便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有的人则决定爬到大树上去暂避。第二天早晨，洪水已经冲到我们家的大门，水头像巨蟒一样奔进院子。到了中午时，小孩已经坐上浴盆，在大厅里划来划去了。
堤塘的缺口终于用沙包堵住，曹娥江也不再泛滥了。洪水在我们村里以及邻近村庄停留约一个星期，然后慢慢退到低地，最后随江河入海，同时卷走了所有的稻作。
大约一星期以后，一只大船在傍晚时分载着许多人向我们村庄划过来。这只船在我家附近停下，船上的人纷纷离船上岸。我们为防意外，赶紧闭起大门。他们用大石头来捣大门，最后终于排闼而入。领头的人身材魁伟，显然孔武有力，辫子盘在头顶上。他带着一伙人走到天井里，高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借粮。”其余人也就跟着呐喊助威。他们搜索了谷仓，但是没有马上动手搬；他们要“借”。最后经过隔壁一位农人的调停，他们“借”走了几担谷子以后，就回船启航了。这是随后发生一连串变乱的首次警号。
性质相近然而比较严重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邻村发生。开始时是“借”，随后就变质为抢劫。抢劫事件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乡间微薄的官兵武力根本无法加以阻遏。而且抢粮食不能处以极刑，但是在那种情势下，恐怕只有极刑才能加以遏止，至少暂时不致如此猖獗。
“借粮”的事件一直延续至那年冬天。不久之后，杀人掳掠的暴行终于在孙庄首次发生。被害的孙君在上海有一爿生意兴隆的木行。孙君的父亲曾在上海承包“洋行”的营造工程而发了大财。
那是一个凛冽的冬夜，孙庄的人很早就躲到被窝里去了。有人从窗子里发现黑暗中有一队火把正从大路上向孙庄移动。火把临近孙庄时，大家听到一阵枪声。强盗来了！强盗冲开孙家的大门，抢走了孙家所有的金银财帛——名贵的羊裘皮袄、金银器皿、珍珠宝石，无一幸免。他们并且掳走孙君，把他绑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然后又把他压到河底。第二天孙家的人拖起竹竿才发现他的尸体。
抢劫的风潮迅速蔓延到各村庄。几百年来乡村人们所享受的和平与安宁，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我们没有一夜能够安稳地睡觉。我父亲从上海买来了手枪以及旧式的长枪。大家开始练习放枪，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拿鸟雀当活靶，因此连鸟雀都遭了殃。我们轮班睡觉，值班的人就负责守夜。一听到犬吠，我们就向天空放枪警告盗匪，自然有时是虚惊，有时却的确把强盗吓跑了。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常常在枪声中夹带些爆竹。
永远这样紧张下去究竟不是事。父亲最后无可奈何地带了一家大小搬到上海住下来。
我们搬家之前的两年内，我曾在绍兴继续我的学业。我还在家塾里念书的时候，父亲曾经问我将来愿意做生意还是预备做官。我的两位哥哥都已经决定步入仕途。父亲要我决定之前，仔细考虑一番。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几百年来，年轻人无不心向往之。自然我也很希望将来能做官。在另一方面，新近发财的人可以享受新颖奇巧的外国货，这般人的生活也是一种强烈的引诱。名利之间的选择，多少与一个人思想中所已灌输进去的观念和理想有点关联。
我听人家说，我们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每一个阶级在整个社会里都有特定的任务，士大夫都是统治阶级，因此也是最尊荣的一级，依照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哲学家当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说，哲人学士如果做不到帝王，至少也应该是公卿宰相。中国的贵族阶级除少数例外，都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于本身努力而达到的。俗语说：秀才是宰相的根苗。如果我去经商，那么将来不就与功名无缘了吗？
因此我决心续求学问。自然，我当时对学问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我只觉得那是向上层社会爬的阶梯。在我们村子里，农、工、商三类人都不稀罕。种田的不必说了，商人也不少。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从上海带回来很多好玩的东西：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汽枪、手表等等，多不胜举。至于工匠，我们的一位族长就是木匠，他的儿子们也是的。一位远房叔叔是银匠，专门打造乡村妇女装饰的指环、手镯、钗簪之类。至于读书的人，那可不同了。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庙中都有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举人以上的家庙前面还有高高的旗杆，悬挂他们的旗帜。我还记得有一天县太爷到邻村查办命案，他乘坐一顶四人抬的绿呢暖轿，红缨帽上缀着一颗金顶，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四名轿夫每人戴着一顶尖锥的黑帽，帽顶插着一根鹅毛。暖轿前面有一对铜锣开道，县太爷所经之处，老百姓就得肃静回避。他是本县的父母官，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听他发落。他的权势怎么来的？读书呀！
于是我知道了读书人的地位，也知道做一名读书人的好处。他可以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甚至有一天当了大官，还可以在北京皇宫里饮御赐香茗呢！像我这样的一位乡下孩子，足步向未逾越邻近的村镇，希望读书做官应是很自然的事。我幼稚的心灵里，幻想着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气，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再中进士，终于有一天当了很大很大的官，比那位县知事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悬玉带，红缨帽上缀着大红顶子，胸前挂着长长的朝珠，显显赫赫地回到故乡，使村子里的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些美丽的憧憬，在我眼前一幕一幕展开，我的前程多么光明呀！只要我用心熟读经书就行了。
我的童年教育虽然枯燥乏味，却也在我的思想里模模糊糊地留下学问重于一切的印象。政府官吏都是经过科举选拔的。但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有希望金榜题名。官吏受人敬重，是因为学问本身在中国普遍受人敬重的关系。
因此我最后决定努力向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父亲自然欣然同意，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因此父亲把我送到离村约四十里的绍兴府去进中西学堂，我的两位哥哥则已先我一年入学。我们是乘条又小又窄的河船去的。小船的一边是一柄长桨，是利用脚力来划的，另一边则是一柄用手操纵的短桨，作用等于船舵。沿岸我们看到许多纪念烈女节妇的牌坊。沿岸相隔相当的距离就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市镇。我们一大早动身，中途在一个大镇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府城。
顾名思义，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得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在这以前，我对西洋的认识只是限于进口的洋货。现在我那充满了神仙狐鬼的脑子，却开始与思想上的舶来品接触了。
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所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我在乡村里曾经养成研究自然的习惯，我喜欢观察，喜欢说理，虽然有时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意。这种习惯在中西学堂里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强于理解而不善记忆，凡是合理的新观念我都乐于接受，对记忆中的旧观念则弃如敝屣。
中西学堂的课程大部分还是属于文科方面的：国文、经书和历史。记忆的工作相当多，记忆既非我之所长，我的考试成绩也就经常在中等以下。我在学校中显得庸庸碌碌，较之当时头角峥嵘的若干学生，显有逊色。教师们对我的评价如此，我自己也作如是观。
校中外语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三组。我先选修英文，后来又加选日文。我的日文教师是中川先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正确的日文发音。英文是一位中国老师教的，他的英语发音错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千辛万苦才算改正过来。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导入歧途，连字母发音都咬不准。最可笑的是他竟把字母Z念成“乌才”。
1898年，我在学校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话，已经决定废科举，办学校。这使老一辈的学人大惊失色。但是康、梁的维新运动如昙花一现，不久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中国又回到老路子，我放假回到乡村时，看到大街的墙上张贴着黄纸缮写的圣旨，一面是汉文，一面是满文，写的是通缉康、梁的命令。看起来，维新运动就此寿终正寝了。这个维新运动，以后叫做戊戌政变，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虽不为革命党人所乐道，而历史的事实却不能因政见不同而抹杀的。我记得梁氏逝世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蔡孑民先生和我两人曾在中央政治会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表扬其功业。适值胡展堂（汉民）先生为主席，一见提案，面孔涨得通红，便开口大骂。于是我们自动把提案取消了事。
绍兴的名胜古迹很多，它原是古代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在纪元前494年被以苏州为京城的吴王夫差所击败。勾践定下“二十年计划”，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终于在纪元前473年击败骄奢淫逸的吴王夫差，复兴越国。
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故事，差不多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了。这则历史教训使一切在公私事业上遭受挫折的人重新燃起希望，它说明了忍耐、勇气、刻苦，和详密计划的重要性。我在勾践卧薪尝胆的故址领受这个历史教训，自然印象特别深刻。
南宋（1127—1276）的高宗也曾在绍兴驻节。当时金兵南侵，宋康王渡江南迁，京城也从开封迁到杭州。离绍兴府城不远，还有南宋皇帝的陵寝。
绍兴师爷是全国皆知的。全国大小衙门，几乎到处有绍兴师爷插足，绍兴老酒更是名震遐迩。绍兴府出过许多历史上有名的学者、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绍兴府包括八个县，我的故乡余姚便是其中一县。
绍兴的风景也很有名，这里有迂回曲折的小溪，桥梁密布的小河，奔腾湍急的大江，平滑如镜的湖泊，以及蜿蜒起伏的丘陵，山光水色使学人哲士留连忘返。
我在绍兴读了两年书，知识大增。我开始了解1894年中日战争的意义：日本战胜我国是吸收西洋学术的结果。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是受了这次失败的刺激。中国预备学敌人的榜样，学校里有日文课程就是这个道理。
在绍兴的两年学校生活结束以后，乡村里盗警频仍，使我们无法再安居下去。于是父亲带了我们一家迁到上海。我的大哥已在搬家的前一年亡故了。到了上海以后，我暂时进了一家天主教学校继续念英文，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个法国神父。我心里想，这位英文先生既然是外国人，发音一定很准确。他的发音与我过去那位中国先生迥然不同，过去那位先生把“兄弟”念成“布朗德”，现在的法国先生却教我们念“布拉达”。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英国音或美国音，而是法国音。不过我在这个天主教学校里的时间不久。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父亲就让我二哥到一位美国太太那里学英文，二哥又把学到的英文转授给我，因此二哥就成为学英文的“掮客”了。我对这办法很不满意，但是父亲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安排，因为这样可以省钱。
上海在1899年前后还是个小城，居留的外国人也只不过三四千人，但是这些洋人却都趾高气扬，自视甚高。市政倒办得不错，街道宽大清洁，有电灯，也有煤气灯。我觉得洋人真了不起，他们居然懂得电的秘密。他们发明了蒸汽机，又能建造轮船。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学新知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又像魔鬼，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犬居华人之上，这就很够人受的了。在我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三只手分别拿着电灯、轮船、洋娃娃，另外三只手分别拿着巡棍、手枪、鸦片。从某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却是魔鬼。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总不出这两个极端，印象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李鸿章看到西方文明丑恶狰狞的一面，因此决定建立海军，以魔鬼之矛攻魔鬼之盾。光绪帝看到西方文明光明和善的一面，因此想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看到可憎的一面，想用中国的陈旧武器驱逐魔鬼。麻烦的是这位怪物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不可分的。它有时像是佛法无边的神，有时又像狰狞凶残的魔鬼，但是它凭借的力量是相同的。我们要就不接受西方文明，要接受就得好坏一齐收下。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没奈何，我们只好向我们过去的敌人学习了。
我们在上海住了将近两年。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慈禧太后已经命令各省总督把所有的外国人一齐杀光。于是我们连夜举家迁离上海，那是1900年的事，也就是义和团战争的开始。义和团的人自称能用符咒对付刀枪子弹，拳术也是训练节目之一。因此，义和团有拳匪之称。他们预备破坏一切外国制造的东西，同时杀死所有使用外国货的人。他们要把运进这些可恶的外国货而阻绝他们生路的洋人统统杀光。把这些害人的外国货介绍到中国来的教会、学校、传教士、基督徒都罪无可逭。用刀剑、法术把这些人杀光吧！放把火把外国人的财产统统烧光！
朝廷本身也想把康有为、梁启超介绍进来的外国思想一扫而光，免得有人再搞什么维新运动。义和团要消灭物质上的外国货，慈禧太后则想消灭精神上的外国货。不论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反正都是外国货，都是外国人造的孽。杀呀！杀光外国人！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人曾经捣毁了威胁他们生活的机器。义和团做得更彻底，他们要同时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
南方的人对外国人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们欢迎外国货，他们不觉得外国货是盗匪的起因，他们认为毛病在于清室的苛捐杂税以及官吏的腐败无能。他们要革命。
北方的老百姓和朝廷，认为外国人杜绝了他们的生路，那是对的。但是他们想借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来解决问题却错了。南方的人认为朝廷本身的腐败是苦难唯一的原因，想不到更大的原因是洋货进口。推理错了，但是展开革命的行动却是对的。历史似乎包括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不合逻辑的推理，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似乎不过是命运之神摆布的工具而已。
外国人咒骂中国的盗匪，殊不知盗匪正是他们自己的货品所引起的。在我的童年时代里，大家都害怕老虎、鬼怪和强盗，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老虎、鬼怪或强盗。我们只在图画书中看到这些东西。忽然之间，强盗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好像是老虎冲进你的居室，也像是鬼怪在你背后紧追不舍。最后我们所惧怕的是强盗，老虎和鬼怪却都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