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八日电】陈布雷先生逝世经过，十七日下午八时临时中常会举行会议时，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提出报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以致常苦于失眠，每日必服安眠药三片始能入睡，有时于夜半醒来，再服数片，始可略睡，晨起总在上午七时左右。本月十三日至上午十时，尚未见起，秘书蒋君章推门进入卧室，见布雷先生面色有异，急请总统府医官陈广煜、熊丸救治，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其时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榻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陈氏家属及秘书随从检点遗物，又于公文箧中发现上总裁书二纸，及分致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诸友人，及留交陈夫人及公子之书信，均先后分别呈送，并由诸友人陆续送交陈委员治丧委员会，复于十五日发现陈氏十一日手书杂记，亦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缴还亲存。陈委员治丧委员会汇集各项文件，交发表。
十一月十一日杂记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祗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也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祇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侯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祇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祇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
上总统书
介公总裁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留交蒋金两秘书函及处理身后事务十则
君章省吾两兄：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此事并非突然发生，实在从今年夏天以来，即觉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决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善后诸事我不忍预想，亦无暇预言。第一件事，乃为如何发表消息，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时艰，断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我实在是自责自谴？无法再生存下去，神经已反常，不能自制也。另纸各事，请两兄住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畏垒留言。
（一）即嘱叔谅或叔同来（急请其以电话告申报六弟训畲，并告祖望弟）说我病危，要其陪内子来京一行。
（二）遗留数函（在公事皮包内）分别投寄。（呈委座函即托宋涛呈阅。）
（三）实之弟如可请假，请其来寓帮同照料。（兰友、芷町两兄，请其来寓主持）他人不必惊动。
（四）宣传小组各件一包（存在铁箱内）（存疑簿及支票簿等）君章兄即交黄部长少谷、道藩、惟果、希圣诸兄。
（五）卧室后间橱内，有小箱一只，标明 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此可检交周宏涛兄汇存于机密本案之内。
（六）物价日高，务必薄敛、薄棺、薄埋，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葬事请于三天至五天内办毕。
（七）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
（八）善后事办毕后，京寓即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依其姊以居。
（九）可询明内子后，对陶副官送三百元，严尚友（一百元）分别致送酬劳金，以酬其忠实，徐正良亦酌发若干元亦可。
（十）兄等忠勤相随，我无以为报，只有感谢，但此为兄等最后对我之相助，千祈于结束事务多多尽力。
我在牀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祇有存农行信用簿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
致张道藩先生函
道藩我兄：弟生机已绝，生命之意义已尽，几个月来之病苦，发成为严重之心疾，以至于不可救，今与我兄别矣。多承厚爱，讵料竟出此不可谅恕之下场，实不配为兄之朋友。立夫兄前为我道别，不及另函。宣传小组弟经管之账略及单据等等，烦兄向蒋君章同志（系藏在我寓铁箱之内）取出后，与惟果、希圣两兄同交黄少谷收，谨托，谨托。并忠诚致谢兄一贯待我之友谊。
弟布雷上，十一月十二日。
致洪兰友先生函
兰友我兄大鉴：弟今突患严重之心疾，不能自抑，其几年来屡发屡止之自弃心理以至于此，夙承爱好，兹与兄长别矣。
中政会方面，弟别无交接之事，好在我兄一切均极接洽，必能为我照料，而善处之也。立夫、道藩诸兄前，弟不及略函道别，实亦无颜为兄等之朋友，盖弟虽因自知不堪服务，忧心如焚，自责自讥，以致此疾，然在时事严重之际，在公要为万无可谅恕之罪也。身体衰弱，为人生最大之不幸，昔日季陶兄尝为我言健康之必然，而弟不善保养，今若斯，命也。惟诸兄于可原谅之中，而仍宥恕。
弟布雷谨上。
致潘公展、程沧波先生函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廿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悯，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留交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先生并嘱向中央诸友致敬之函
芷町、惟果、希圣三兄惠鉴：获交完口，情如手足，人生知己之感，何能一日忘怀，惟弟自今夏以来，神经陷于极度衰弱，累月不痊，又因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今竟不能自抑其民国卅二年及卅四年时之狂愚自弃的反常心理，而与兄等长别矣。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实不配为兄等之友朋。弟之此举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弟遭时艰虞口而生性孤僻如此，处境之进退无措至此，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兄等当能体谅。身后诸事，惟实不忍预想，拙荆今后孤苦可怜，惟望兄等推爱而有以照拂之。文白、岳军、辞修、果夫、立夫、厉生、兰友、沧波、溯中、公展、国桢、乃建、凭远、昌焕诸兄，对弟皆一向爱护有加，今不及一一留书为别，惟祈兄等为我转致最后之敬意。我一生自问无愧做人之道，无负于友朋之期望，乃今得此严重之心疾，而陷入无可求谅之罪愆，命也如斯，尚复何言。兄等年力壮强，尚祈珍重健康，临书依恋，不尽负罪。 弟畏垒谨上。
遗陈夫人书
默君惠鉴：我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实觉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伦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萌而不能自制，如此对国家不负责任，实为一种无上之罪歉，尤其对君卅年之眷爱，而我乃先君而自弃，竟蹈吟兄之覆辙，自私自了，我实负君，无容可求谅恕。但宛转寸肠，早已思量不止千百遍，我如此下场之后，在君或反而减少牵虑之痛苦。我年将六十，譬如在武汉撒退时，在武昭重庆轰炸时遭遇不幸，千万望君退一步想，千万勿为我而悲痛。我尚有若干知友，当能照顾我的家属。人生至此，命也，尚何言哉！来日大难，君与令姊太觉孤寂凄凉，可将在国内之三儿召回一人留侍。后事如何，不忍预嘱。我－生爱惜名誉，今乃以如此不仁不义不智而弃世，徒供世斥，有负平生。然事属万不得已，君当了解出此下策，无可奈何。我的灵魂永远依绕君之左右，肠断心枯，不忍再往下写。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痛极痛极，惟祝大局好转，国家长存，我虽死犹生矣。
遗训玆、训悆、叔同诸弟书
四弟、六弟、八弟：兄患严重之心疾久矣，民国卅二年及卅四年均因自感体力衰弱，力不从心，曾数度作自绝人寰之想，而皆因临时之故障以中止，今年春夏之间，虽工作积极，而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我不欲责人，祇有责己，七月下旬以后，神经已陷于极度衰弱，今时局艰危，而兄无能，近日心绪之疲散不实，为力不能集中，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今竟不能自抑，而与我弟等长别矣。先父先年仅四十九岁，兄已过父年十岁，弟等不必为我悲，我在此时期作此自了之举，实为无可恕之罪愆，然实出于无可奈何，今以后事累弟等，内心祇有十分疚戾，七弟在海外，祇望弟等病而死。五妹八妹，九妹不及一一书告别，今后唯祝天佑中国，大局转危为安，并望弟各自珍重。允默今后孤苦可怜，我意彼可返居沪寓，惟弟等常常看顾而扶助之。临书依恋，不胜手足分离痛。彦及手书。
遗陈公子书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 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闇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祇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廿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兄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彦及手书。
予陶副官永标之手教
陶副官：汝半生随我患难，我永远不忘，今我身体衰弱，患严重之脑病而死，对我身后事，望汝多负责照料，待我殓殡之后，护送太太回沪，此后汝可自谋生活，以汝之能力，有诸长官扶助，当不愁无工作，而诸长官必能因我之面情，为汝安排工作也。汝见我信之后第一事，就是将五斗橱右抽斗内之小皮夹收藏起来，（其中有保险箱之钥匙），又将我的图章亦收藏起来，待太太来京时交之。
（录自新生报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三版及二十一日第二、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