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大事及以前之传说

商朝从成汤创业以后,六百年间,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迁都,除了对鬼方的大战,除了最后直接间接和亡国有关的打击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环。所谓盛就是君主英武,诸侯归服;所谓衰就是君主昏暗,或王室内乱,而诸侯叛离。前期第一度的盛衰牵涉到汤孙太甲(商朝第四王)和汤的开国功臣伊尹的关系。这有二说:一说太甲无道,“颠覆汤之典型”,伊尹把他放逐于桐,过了三年,伊尹见他悔过修德,又迎他复位。一说伊尹于商王仲壬死后,把法当嗣位的太甲放逐于桐,而自即王位;其后七年,太甲自桐潜出,杀伊尹。肇始商朝后期的盘庚是一中兴之主。在他以后,唯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兴。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继位的君主皆生长安逸,“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之从”(这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追数前朝衰亡的原因的话)。他们以畋游荒宴代替了国政的烦劳。在商朝末年,一种叔世的颓废和放纵弥漫了整个商人社会。狂饮滥醉的风气普遍于君主、贵族和庶民。这是他们亡国的主因。

在叙述商朝灭亡的经过之前,让我们回溯商朝所继承的历史线索。

商朝所替换的朝代是夏。关于夏朝,我们所知,远更模糊。例如夏朝已有没有文字?有没有铜器?其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政治组织与商的异同如何?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我们所能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大要如下。

夏朝历年约莫四百,其君位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其国都的迁徙比商朝更为频数。最初的君主禹历都阳城、晋阳、安邑,皆不出今山西的西南角(阳城在翼城西,晋阳在临汾西,安邑在平陆东北)。禹子启始渡河而南,居今新郑、密县间。以后除启孙后相因外患失国远窜外,夏主的迁徙,不出今河南的黄河以南,汝、颍以北。当夏朝为成汤所灭时,都于斟,即今巩县[1]西南。夏朝最大的事件是与外族有穷氏的斗争。有穷氏以 (今河南滑县东)为根据地,当启子太康时,攻占了夏都(时在斟),以后统治了夏境至少有六七十年。太康逃居于外,有穷氏以次立其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为傀儡。后相继被窜逐追杀。后来后相的遗腹子少康收聚夏朝的残余势力,乘有穷氏的衰弱,把他灭掉,恢复旧物。有穷氏是在夏境的东北,后来灭夏的成汤则来自东南,其先世亦发祥于东北。夏朝的外患盖常在东方。

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他的先十四代祖契与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为根据地。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继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之得名由此。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才大略的君长,曾大启疆宇,以相(在今安阳西十五里)为东都。可惜他的功业的记录只剩下他的后裔的两句颂诗: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后来商朝亡后,王弟箕子能逃入朝鲜而历世君临其地,莫不是因为商人原先在那里有些根据?相土以后两三百年间,商人的事迹无考,也许这是他们的中衰时代(传说相土发明以马驾车,又他的后裔王亥——也是成汤的先世——发明以牛驾车)。到了成汤才复把商人带领到历史上,他从商北迁于亳,继灭了北方的若干邻族,然后向夏进攻,夏主桀兵败,被他放逐于南巢(在今安徽巢县[2]东北五里)而死,夏朝于此终结。

我们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凡此种种,本书自宜从略。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后来历史的外表,颇有关系,应当附带叙及。

据说禹所继承的君主是舜,国号虞;舜所继承的是尧,国号唐。当尧舜之世,天下为公,而不是一家一姓所得私有的。尧怎样获得帝位,传说没有照顾到。舜本是历山(在今山东)的农夫,有一串故事(这里从略)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贤兄,又有一串故事(例如他在那里耕种,那里的农人便互相让界;他在那里打鱼,那里的渔人便互相让屋;他在那里造陶器,那里的陶工便不造劣器)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领袖。

帝尧闻得他的圣明,便把他召到朝廷里来,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他,试他治家的能力;并拿重要的职位去试他政治的能力。他果然家庭雍睦任事称职。尧老了,便告退,把帝位推让给他。尧的时候有一场普遍于全“中国”的大水灾。禹父鲧,因治水无功,被处死刑,禹继承了他父亲的任务终于把水患平定。禹治水的工作凡历十三年,在这期间,曾三次走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并且听到新产的儿子在呱呱地哭呢。后来舜照尧的旧例,把帝位推让给禹。禹在死前,也照例选定了一位益做自己的继承者。但禹死后,百姓不拥戴益,而拥戴禹的儿子启,于是启践登了帝位(一说益和启争位,为启所杀)。旧例一破便不再回复了。这便是尧舜“禅让”的故事。

还有一位值得提到的传说中重要人物,那是黄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时代虽在尧舜之先,他的创造却似在尧舜之后。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也是商周两朝王室的远祖,并且成了后来许多向化的外族的祖先。黄帝和他左右的一班人物并且是许多文化成分的创造者,例如他发明舟、车、罗盘、阵法、占星术和许多政治的制度;他的妃嫘祖最初教人养蚕织丝;他的诸臣分别发明文字、算术、历法、甲子和种种乐器。总之,他不独是中国人的共祖,并且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他的功用是把中国古代史大大地简单化了。

周朝的兴起

现在让我们离开想象,回到事实。

当商朝最末的一百年间,在渭水的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周字的古文像田中有种植之形,表示这国族是以农业见长。周王室的始祖后稷(姬姓),乃是一个著名的农师(传说与禹同时),死后被周人奉为农神的。后稷的子孙辗转迁徙于泾渭一带;至古公亶父(后来追称太王),原居于豳(今陕西邠县[3]附近),因受不了鬼方侵迫,率众迁居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之下。这一带地方盖特别肥沃,所以后来周人歌咏它道:

周原,堇荼如饴。

以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经过移民的选择,来到肥沃土地,而且饱经忧患,勤奋图存,故不数十年间,便蔚为一个富强之国。到了古公子季历(后来追称王季)在位时,竟大败鬼方,俘其酋长二十人了。古公在豳,还住地穴,其时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迁岐之后,他们开始有宫室、宗庙和城郭了。季历及其子昌(后来追称文王)皆与商朝联婚,这促进了周人对商文化的接受,也即促进了周人的开化。

至少自古公以下,周为商朝的诸侯之一,故卜辞中有“令周侯”的记录。旧载季历及昌皆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当是可信。但卜辞中屡有“寇周”的记载,可见商与周的关系并不常是和谐的。旧载古公即有“翦商”的企图。盖周自强盛以来,即以东向发展为一贯之国策。古公和季历的雄图的表现,于史无考,但西伯昌的远略尚可窥见一斑。他在逝世前九年,自称接受了天命,改元纪年。此后六年之间,他至少灭掉了四个商朝的诸侯国:

一、密 今甘肃灵台县西,

二、黎 今山西黎城县东北,

三、邘 今河南怀庆[4]西北,

四、崇 今河南嵩县附近。此外商诸侯不待征伐而归附他的当不少。又旧载西伯昌曾受商王纣命,管领江、汉、汝旁的诸侯,大约他的势力已及于这一带。后来周人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若以商朝的势力范围为天下,恐怕竟去事实不远了。灭崇之后,西伯昌作新都于丰邑(在今长安县境),自岐下东迁居之。他东进的意向是够彰明的了。

文王死后第四年的春初,他的嗣子武王发率领了若干诸侯及若干西北西南土族的选锋(中有庸、蜀、羌、髳、微、纟卢、彭、濮等族类,其名字不尽见于以前和以后的历史),大举伐商;他的誓师词至今犹存,即《尚书》里的《牧誓》。凭一场胜仗,武王便把商朝灭掉。战场是牧野,离商王纣的行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不远。朝歌是他的离宫别馆所在,是他娱悦晚景的胜地。这时他至少已有六七十岁了。在享尽了畋游和酒色的快乐之后,他对第一次挫败的反应是回宫自焚而死。商兵溃散,武王等长驱入殷。商朝所以亡得这样快,照后来周人的解释是文王、武王累世积德行仁,民心归向,而商纣则荒淫残暴,民心离叛;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固然不能说没有一些事实的影子,但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周人记载中无意泄露的关于商、周之际的消息,有两点可注意。一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人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因征服东方的外族,而把国力大大损耗了;武王乃乘其疲敝而取胜的。一说“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可见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武王是知道怎样利用饥饿的力量的。

殷都的陷落和商朝的覆亡,只是周人东向发展的初步成功。商朝旧诸侯的土地并不因此便为周人所有,而且许多旧诸侯并不因此就承认武王为新的宗主。此后武王、成王、康王之世,不断地把兄弟、子侄、姻戚、功臣分封于外,建立新国。这些新国大抵是取旧有的诸侯而代之,也许有的是开辟本来未开辟的土地。每一个这类新国的建立,便是周人的一次向外移殖,便是周人势力范围的一次扩展。

但当初武王攻陷殷都之后,并没有把殷都及殷王畿占据,却把纣子武庚禄父封在这里,统治商遗民,而派自己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去协助并监视他们。这不是武王的仁慈宽大。这一区域是民族意识特别深刻的“殷顽民”的植根地,而且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离周人的“本部”丰岐一带很远,显然是周人所不易统治的。故此武王乐得做一个人情。但这却种下后来一场大变的原因。武王克殷后二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王叔周公旦以开国功臣的资格摄政。管、蔡二叔心怀不平,散布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并鼓动武庚禄父联结旧诸侯国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背叛周室。周公东征三年,才把这场大乱平定。用兵的经过不得而详,其为艰苦卓绝的事业,是可想象的。于是周公以成王命,把殷旧都及畿辅之地封给文王的少子康叔,国号卫;把商丘一带及一部分殷遗民封给纣的庶兄微子启,以存殷祀,国号宋;把奄国旧地封给周公子伯禽,国号鲁;又封功臣太公望(姜姓)的儿子于鲁之北,国号齐(都今山东临淄[5]);封功臣召公奭(周同姓)的儿子于齐之北,国号燕(都今北平[6]附近);都是取商朝旧有诸侯国而代之的。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论,周公的东征比武王的克殷还更重要。这大事业不可没有一些艺术的点缀。旧传《诗经·豳风》里《东山》一篇就是周公东征归后所作,兹录其一章如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假如传说不误,这位多才多艺的军事政治家,还是一个委婉的诗人呢!

先是武王克殷后,曾在丰邑以东不远,另造新都曰镐京(仍在长安县[7]境),迁居之,是为宗周。“远东”戡定后,在周人的新版图里,丰镐未免太偏处于西了。为加强周人在东方的控制力,周公在洛阳的地方建筑一个宏伟的东都,称为成周。成周既成,周公把一大部分“殷顽民”,远迁到那里。从此周人在东方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不料他们未来的大患乃在西方!周公对被迁到成周的殷人的训词,至今还保存着,即《尚书》里的《多士》。

武王、成王两世,共封立了七十多个新国,其中与周同姓的有五十多国;但这七十余国而外,在当时黄河下游和大江以南,旧有国族之归附新朝或为新朝威力所不届的,大大小小,还不知凡几。在这区域内,周朝新建的和旧有的国,现在可考的有一百三十多。兹于现在可考的周初新建国中,除上面已提到的宋、卫、鲁、齐、燕外,择其可以表示周人势力的分布的十八国列表如下:

[1] 霍县,今山西霍州市。——编者注

[2] 宝鸡县,今陕西宝鸡市。——编者注

[3] 滕县,今山东滕州市。——编者注

[4] 城武县,今山东成武县。——编者注

[5] 定陶县,今山东荷泽市定陶区。——编者注

[6] 汜水县,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编者注

本节叙述周人的东徙至周朝的创业,本自成一段落。但为以下行文的方便起见,并将成王后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八世的若干大事附记于此。这时期的记载甚为缺略,连康、昭、共、懿、孝、夷六王在位的年数亦不可考(成王在位的年数亦然)。因此厉王以前的一切史事皆不能正确地追数为距今若干年。成、康二世为周朝的全盛时代,内则诸侯辑睦,外则四夷畏慑。穆王喜出外巡游,其踪迹所及,不可确考,但有许多神话附着于他。夷王时周室始衰,诸侯多不来朝,且互相攻伐。厉王即位于公元前878年。他因为积久的暴虐,于即位第三十七年,为人民所废逐,居外十四年而死。在这期间,王位虚悬,由两位大臣共掌朝政,史家称之为共和时代。厉王死后,其子继位,是为宣王。

周代的封建社会(节选)

封建帝国的组织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莫七百年(公元前11世纪初至前5世纪末)。这期间的社会概况便是本章所要描写的。自然在这期间,并非没有社会变迁,而各地域的情形也不一致。这纵横两方面的变异,虽然现在可能知道的很少,下文也将连带叙及。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史中第一个有详情可考的时期。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样说,周代的社会无疑的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名义上这整个的帝国是“王土”,整个帝国里的人都是“王臣”,但事实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只是王畿之地。王畿是以镐京和洛邑为两个焦点,其范围现在不能确考,但可知其北不过黄河,南不到汉水流域,东不到淮水流域,西则镐京已接近边陲。王畿之地,在周人的估计中,是约莫一千里左右见方。王畿之外,周室先后至少封立了一百三十个以上(确数不可考)的诸侯国,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初年的武威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成了具文,尽不尽听凭诸侯的喜欢罢了。另一方面,周王在畿内,诸侯在国内,各把大部分的土地,分给许多小封君。每一小封君是其封区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世袭主人,人民对他纳租税,服力役和兵役,听凭他生杀予夺,不过他每年对诸侯或王室有纳贡的义务。

周朝的诸侯国,就其起源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开国之初,王室把新征服或取得的土地,分给宗亲姻戚或功臣而建立的。前章所表列的国家皆属此类。第二类是开国许久之后,王室划分畿内的土地赐给子弟或功臣而建立,例如郑、秦。郑始祖为周厉王少子友,宣王时始封,在今陕西华县[8]。幽王之乱,郑友寄家于郐及东虢,因而占夺其地,别建新国(在今河南中部黄河以南新郑一带)。第三类是拿商朝原有的土地封给商朝后裔的,属于此类的只有宋。第四类是商代原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归附于周朝的,例如陈、杞等。旧说周朝诸侯,爵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此说曾有人怀疑。但现存东周的鲁国史记里确有这五等的分别。其中所称及的诸侯公爵的只有宋,男爵的只有许(今河南许昌);属于第一类的多数为侯,亦有为伯的;属于第二类的秦、郑皆为伯;属于第四类的大抵为子。

王畿内的小封君殆全是王族。列国的小封君原初殆亦全是“公族”(国君的同族);但至迟在前7世纪初这种清一色的局面已打破。齐桓公(前651—前643)[9]有名的贤臣管仲和景公(前547—前490)有名的贤臣晏婴都有封地,却非公族,晏婴并且据说是个东夷。晋国自从献公(前676—前651)把公族几乎诛逐净尽,后来的贵族多属异姓,或来自别国。秦国自从它的政制有可稽考,自从穆公(前659—前621)[10]的时代,已大用“客卿”,公族始终在秦国没有抬过头。但鲁、郑和宋国,似乎终春秋之世不曾有过(至少稀有)非公族的小封君。这个差异是进取和保守的差异的背景,也是强弱的差异的背景。畿内小封君的情形,我们所知甚少,姑置不谈。列国的小封君统称为大夫。列国的大夫多数是在国君的朝廷里任职的,其辅助国君掌理一般国政的叫作卿。卿有上下或正副之别。大国的卿至多不过六位。大夫亦有上下的等级,但其数目没有限制。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却照例不是世袭的,虽然也有累代为卿的巨室。大夫的家族各有特殊的氏。有以开宗大夫的官职为氏的;有以封地的首邑为氏的;若开宗大夫为国君之子,则第三世以下用开宗大夫的别字为氏。下文为叙述的便利,称大夫的世袭的家业为“氏室”,以别于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周制:列国的卿,有一两位要由王朝任命,但此制实施之时间空间范围不详)。

周王和大小的封君(包括诸侯)构成这封建社会的最上层,其次的一层是他们所禄养的官吏和武士,又其次的一层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庶人,最下的一层是贵家所豢养的奴隶。

奴隶

关于奴隶阶级的情形现在所知甚少。譬如在全国或某一地域奴隶和其他人口的比例是怎样呢?天子、诸侯或大夫所直接役属的奴隶各有多少呢?我们都不得而知。幸而当时周王和列国君主赏赐奴隶的数目常见于记录。最高的记录是晋景公(前599—前581)以“狄臣”(狄人做奴隶的)一千家赏给他一个新立战功的大夫荀林父。其次是齐灵公(前581—前554)以奴隶三百五十家赏给他的一个新受封的大夫。荀林父在这次受赐之前已做过两朝的执政,他家中原有的奴隶,至少当可以抵得过这一次的赏赐。可见是时一个大国的阔大夫所有的奴隶会在一万人以上。

这些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周初克殷和东征的大战,不用说了,此后诸夏对异族的征讨和诸侯相互的攻伐,每次在战场内外所获的俘虏,除了极小数有时被用来“衅鼓”(杀而取血涂鼓,以祓除不祥)

或用作祭祀的牺牲外,大部分是做了胜利者的奴隶。殷亡国以后,殷人被俘虏的一定很多,但究有若干,现在不可确考(《逸周书》所载不可靠)。此后俘数之可知者:对外的例如成王二十五年伐鬼方之役俘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又如上说赏给荀林父的“狄臣”一千家就是当时新获的俘虏的一部分。对内的例如前484年吴国、鲁国伐齐,俘齐国甲车八百乘,甲士三千人。俘虏的利益有时竟成为侵伐的动机。诸侯对天子,或小国对大国时常有献俘的典礼。诸夏国互获的俘虏可以赎回。鲁国定规赎俘之费由国库负担。但有被赎的幸运的恐怕只是显贵的俘虏,而有时所费不赀。例如前607年,宋国向郑人赎那“睅其目、皤其腹”的华元,用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但这些礼物还未交到一半他就逃脱回来了)。奴隶的另一个来源是罪犯。犯罪的庶人和他的家属被没入贵家为奴的事虽然不见于记载,但我们知道,贵家因罪戾被废,或因互争被灭,其妻孥有被系或被俘而用作赏品的,其后裔有“降在皂隶”的。

奴隶做的是什么事?第一,自然是在贵人左右服役。这一类的奴隶包括“小臣”(即侍役)、婢妾和管宫室、管车驾的仆竖;还有照例用被刖的罪犯充当的“阍人”和用被“宫”的罪犯充当的“寺人”。但这些只占小数。大部分的奴隶是被用于生产的工作。每一个贵家,自周王的以至大夫的,是一个自足的社会。谷米不用说是从采邑里来的。此外全家穿的衣服和用的东西,自家具以至车舆、兵器、乐器、祭器,多半是家中的奴隶制造的。这时代用车战,兵车以马驾,养马和管厩又是奴隶的事。此外山林川泽是由贵家专利的。樵、苏、渔、牧和煮盐又是奴隶的事。女奴也有分配到外边做工的:采桑养蚕的叫作蚕妾,做纺织或其他女红的叫作工妾。贵家设有一官专管工人。公室的工官普通叫作工正,唯楚国的叫作工尹。王室和公室的总工官之下还有分各业的工官:例如以现在所知,周室有所谓“陶正”者,大约是管制造陶器的;鲁国有所谓“匠师”者,大约是管木工的。有专长的奴隶每被用作礼物。例如前589年,鲁国向楚国求和,赂以执斫、执针、织纴各百人。又例如前562年,郑国向晋国讲和,所赂有美女和工妾共三十人,女乐二队,每队八人。

奴隶可以抵押买卖。西周铜器铭刻中有“赎兹五夫用百寽”的话。奴隶的生命自然由贵人随意处置。例如晋献公有一回思疑肉里有毒,先拿给狗试试,狗死了;再拿给小臣试试,这不幸的小臣便与那狗同其命运了。又例如献公的儿子重耳出亡时,他的从臣们在桑下密谋把他骗离齐国,被一个蚕妾偷听了;她回去告诉重耳的新婚夫人齐姜,齐姜恐怕妨碍公子的“四方之志”,一声不响地便把那蚕妾杀了。在周代盛行的殉葬制度底下,奴隶也是必然的牺牲。平常以百计的殉葬者当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是奴隶。他们的死太轻微了,史家是不会注意的。但也有一件奴隶殉葬的故事因为有趣而被保留。晋景公的一个小臣有一朝起来很高兴地告诉人,他夜梦背着晋侯登天,午间他果然背着景公但不是登天,而是“如厕”;景公本来病重,他跌落厕坑里死了,那小臣便恰好被用来殉葬。

奴隶是以家为单位的,一个奴隶家里不论男女老幼都是奴隶。他们的地位是世袭罔替的;除了遇着例外的解放。新俘奴隶被本国赎回也许是常见的事。此外奴隶被解放的机会似乎是很少的,历史上只保存着两个例子。其一,前655年,晋灭虞,俘了虞大夫百里奚,后来把他用作秦穆公夫人的“媵臣”(从嫁奴隶)。他从秦逃到楚,被楚人捉住。他在虞国本来以贤能知名,秦穆公想重用他,怕楚不给,于是以赎“媵臣”为名,出五张黑羊皮的很低代价,竟把他赎回了。他因此得到“五羖大夫”的绰号。其二,前550年,晋国内乱,叛臣手下的一个大力士督戎,人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惧怕。公家有一个奴隶叫作斐豹,自荐给执政道,若把他的奴籍烧了,他便杀死督戎,执政答应了他,后来他果然把督戎杀了。

庶民

我们在上文叙述奴隶的生活时,保留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奴隶和农业的关系是怎样?换句话说,大多数农民的地位是怎样的?关于这一方面,记载很残缺,现在可得而说的多半是间接的推论。我们可以悬想,周朝开国之初,无数战胜的族长分批地率领子弟来到新殖民地里,把城邑占据了,田土瓜分了,做他们的侯伯大夫,他们于所占得的田土当中留出一小部分,直接派人去管理,收入完全归他们自己,这种田便是所谓“公田”;其余大部分的田土,仍旧给原来的农夫耕种,却责他们以粟米、布缕和力役的供奉;他们的佃耕权可以传给子孙却不能转让或出售给别人。这种田即所谓“私田”。大部分的公田当是由耕私田的农夫兼尽义务去耕种的。他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但也有一部分“公田”是由奴隶去耕种的。所以西周的《大克鼎》铭文里记周王赏田七区,其中有一区注明“以厥臣妾”。但由此亦可见奴隶附田的制度在西周已不很普遍了。耕私田的农夫皆是所谓“庶人”。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为高贵些;但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粟米和布缕的征收固有定额,但不会很轻;什一之税在东周末年还是可望难即的理想。除正税外遇着贵人家有婚嫁等喜事他们还有特别的供应。力役之征更是无限的。平常他们农隙的光阴大部分花在贵人的差使上。若贵人要起宫室、营台榭、修宗庙或筑城郭,随时可以把他们征调到在鞭子底下作苦工。遇着贵人要打仗,他们得供应军需,并且供献生命。遇着凶年饥馑,他们更不如奴隶的有依靠,多半是“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西周传下来的《七月》一首民歌描写豳(今陕西邠县)地农民的生活很详细。根据这诗,可以作一个农民的起居注如下:正月把农器修理。二月开始耕种,他的妻子送饭到田里给他吃,督耕的“田畯”也笑嘻嘻地来了。同时他的女儿携着竹筐到陌上采桑。八月他开始收获,同时他的女儿忙着缫丝,缫好了,染成黑的、黄的,还有红洒洒的预备织作公子的衣裳。十月获稻,并酿制明春给贵人上寿的酒。农夫们把禾稼聚拢好,便到贵人家里做工,白天去采茅,晚上绞绳。是月酬神聚饮烹宰羔羊;大家到贵人堂上献酒,欢呼万岁。十一月出猎,寻觅狐狸,为着贵人的皮袍。十二月农夫们会同受军事训练。是月把养肥了的猪献给贵人,又把冰凿下,藏好,预备明年春夏天贵人需用。

《七月》这首歌是贵人用作乐章的,自然要合贵人的口味。诗中的农夫是怎样知足安分地过着牛马生活。但农夫和别的庶民也有不安分的时候,假如贵人太过忽略了他们的苦痛。第一章里已经说过,周朝的第十个王,厉王,就因为久积的暴虐,被民众驱逐出国都,失却王位。和厉王同命运,甚至比他更不幸的封君不断地见于记载。举例如下:前634年,当晋、楚两强交争的时候,卫君因为得罪了晋国想转而亲楚。但卫国离晋较近,亲楚便会时常招惹晋人的讨伐。在这种当儿,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他们即使幸而免于战死,免于被俘,他们回到家中,会发现禾稼被敌人割了,树木被砍了,庐舍被毁了,甚至井也被塞了。因此,卫君的亲楚政策是和卫国人民的利益根本冲突的。他们听到了,便大闹起来,把卫君赶到外国去了。同类的事件有前553年蔡国的公子燮因为想背楚亲晋给民众杀了。蔡是邻近楚的。经过这些事件的教训,所以前577年,陈侯当外患紧急时只好把国人召齐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来决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残虐人民失去地位或性命的封君,为例更多。前609年,莒君因为“多行无礼于国”被他的太子率领民众杀了。前561年,畿内的原伯,因为详情现在不知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众赶走了。前559年,另一位莒君因为喜欢玩剑,每铸成一把剑便拿人民来试;又因为想背叛齐国,被一位大夫率领民众赶走了。前550年,陈国的庆氏据着首都作乱,陈侯率兵来围,庆氏督着民众修城。是时,城是用土筑的,筑时用板夹土。督工的看见一两块板倒了,便把旁边的役人杀死。于是役人暴动起来把庆氏的族长通杀了。前484年,陈大夫某,因为陈侯嫁女,替向国人征收特税;征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为自己铸了一件钟鼎之类的“大器”。后来国人知道,便把他赶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同行的一位族人马上把稻酒、干粮和肉脯献上,他高兴到了不得,问为什么这样现成?答道:大器铸成时已经预备着。

上述厉王以后的民变,全发生在前6世纪当中和附近。这些见于记载的暴动完全是成功的,影响到贵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败而不见于记载的恐怕还有不少。这时候民众已渐渐抬头,许多聪明的卿大夫已认识民众的重要,极力施恩于他们,收为己助,以强其宗,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当宋昭公(前619—前611)昏聩无道的时候,他的庶弟公子鲍却对民众特别讲礼貌。有一回宋国大闹饥荒,他把自己所有的谷子都借给饥民。国中七十岁以上的人他都送给食物,有时是珍异的食物。他长得很美,连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爱上了他,极力助他施舍。后来襄夫人把昭公谋害了,他便在国人的拥戴中继为宋君。又例如齐国当景公(前547—前490)的时候,当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劳力的三分之二归入公室,而仅以三分之一自给衣食的时候,陈氏却用实惠来收买人心。齐国的量器,以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陈家特制一种新量,从升到釜皆以五进,仍以十釜为钟,借谷子给人民的时候,用新量,收还的时候,用旧量。陈家专卖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样价;专卖的鱼盐蜃蛤,在海边和在市上一样价。这一来民众自然觉得陈家比公室可爱。后来陈氏毫无阻力地篡夺了齐国。此外如鲁的季氏,郑的罕氏都以同类的手段取得政权。

上文所说参加叛变和被强家利用的民众自然包括各种色的庶人。当中自然大部分是农人,其余当有少数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隶的重要差别在前者可以私蓄财物,可以自由迁徙。但农人实际上很少移动,除了当饥荒的时候。虽然在前6世纪时人的记忆中,有“民不迁,农不移”的古礼。这似乎不是绝对的限制,礼到底与法禁有别。

都邑与商业

人民聚居的地方通称曰邑。邑可分为两大类,有城垣的和没有城垣的。有城垣的邑又可分为三类,一是王都和国都(直至东周时,国字还是仅指国都而言);二是畿内和列国的小封君的首邑;三是平常的城邑。周室的西都镐京自东迁后已成为禾黍油油的废墟,其规模不见于记载。东都洛邑(今洛阳)的城据传说是九里(一千六百二十丈)见方,其面积为八十一方里,约当现在北平城之21.7%(北平城面积是今度一百九十四方里,周一里当今0.7215里,一方里当今0.52056方里)。城的外郭据传说是二十七里(四千八百六十丈)见方,其所包的面积差不多是现在北平城的两倍。列国的都城,连外郭计,以九百丈(五里)见方的为平常,其面积约为今北平城的十五分之一。一直到前3世纪初,一千丈见方的城还算是不小的。但春秋末年勃兴的吴国,其所造的都城却特别大。据后汉[11]人的记载,那箕形的大城,周围约为今度三十四里,其外郭周围约为今度五十里(今北平城周约五十四里)。卿大夫首邑的城照例比国都小,有小至五百丈至一百丈左右见方的,那简直和堡寨差不多了。这些小城的基址似乎到唐、宋时还有存在。唐人封演记当时“汤阴县北有古城,周围可三百步,其中平实。此东,顿丘、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实”。又宋人陈师道记:“齐之龙山镇有平陆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马台而高半之,阔五之一,上下如之。”此二人所记很像是周人的遗迹。

王城和列国都城的人口不详。但我们知道春秋时大夫的封邑在一千户上下的已算很大的了。平常国都的人口就算比这多十倍也不过一万户。我们从前686年内蛇与外蛇斗于郑都南门中的故事,可知当时的国都决不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前660年比较细小的卫国都城被狄人攻破后,它的遗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的人口,通共也只有五千人。

我们试看列国都城在地图上的分布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邻近河流;以现在所知,几无例外。一部分固然因为交通的便利,一部分也因为河谷的土壤比较肥沃,粮食供给比较可靠。城的作用在保卫,贵人的生命和财富和祖先神主的保卫。国都的主要居住者为国君的家族和他的卫士、“百工”;在朝中做官的卿大夫和他们的卫士。大多数国家的朝廷,像王室的一般,内中主要的官吏有掌军政的司马,掌司法和警察的司寇,掌赋税和徭役的司徒和掌工务(如城垣、道路、宗庙的修筑)的司空。国都里的重要建筑,有国君的宫殿、台榭、苑囿、仓廪、府库、诸祖庙、祀土神的社、祀谷神的稷,卿大夫的邸第和给外国的使臣居住的客馆。这些建筑在城的中央,外面环着民家和墟市。墟市多半在近郭门的大道旁。郭门外有护城的小池或小河,上面的桥大约是随时可以移动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升降的悬门。城门时常有人把守,夜间关闭,守门的“击柝”通宵。货物通过城门要纳税,这是国君的一笔大收入。

都邑也是商业的中心。至迟在春秋下半期,一些通都里已可以看见“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富商。他们得到阔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宝,他们输纳小诸侯所不能输纳的贿赂。他们有时居然闯入贵族所包办的政治舞台。旧史保存着两个这样的例子:(1)前597年晋军大将知䓨在战场被楚人俘了。一位郑国的商人,在楚国做买卖的,要把他藏在丝绵中间,偷偷地运走。这计策已定好,还没实行,楚国已把知䓨放还。后来那位商人去到晋国,知䓨待他只当是他救了自己一般。那商人谦逊不遑,往齐国去了。(2)前627年,秦人潜师袭郑,行到王城和郑商人弦高相遇。弦高探得他们的来意,便一方面假托郑君的名义,拿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只牛去犒师,一方面派人向郑国告警,秦人以为郑国已经知道防备,只好把袭郑的计划取消了。这两个故事中的商人都是郑人。如故事所示,郑商人的贸易范围至少西北到了王城和晋国,东到了齐国,南到了楚国,郑国最早的商人本是镐京的商遗民,当郑桓公始受封的时候,跟他们一同来到封地,帮他们斩芟蓬蒿藜藿,开辟土地的。郑君和他们立过这样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郑当交通的中心,自东迁时便有了一群富于经验的商人,他们又有了特定的保障,故此郑国的商业特别发达。但这时期商人所贩卖的大部分只是丝麻布帛和五谷等农产品,加上些家庭的工艺品。以佣力或奴隶支持的工业还没有出现。

周人的货币,除贝以外还有铜。西周彝器铭文中每有“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一类的记录。也有罚罪取“金”(即铜)若干寽(字亦作锊)的记录。传说周景王(前544—前521)已开始铸大钱。但贝和“金”似乎到春秋时还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货币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国际间所输大宗或小宗的贿赂还是用田土、车马、币帛、彝器或玉器,而不闻用贝或用“金”,钱更不用说了。

家庭

庶人的家庭状况自然不会被贵人身边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现在也无可讲述。只是这时代的民歌泄露一些婚姻制度的消息:

艺麻如之何?横纵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少年男女直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的自由在这时代已经被剥夺了。在樊笼中的少女只得央告她的情人: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甚至在悲愤中嚷着: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这种婚姻制度的背景应当是男女在社交上的隔离。诗人只管歌咏着城隅桑间的密会幽期,野外水边的软语雅谑,男女间的堤防至少在贵族社会当中已高高地筑起了。说一件故事为例:前506年,吴人攻入楚国都城的时候,楚王带着两个妹妹出走,半路遇盗,险些送了性命。幸运落在他的一个从臣钟建身上,他把王妹季芈救出,背起来跟着楚王一路跑。后来楚王复国,要替季芈找丈夫,她谢绝,说道:处女是亲近男子不得的,钟建已背过我了。楚王会意,便把她嫁给钟建;并且授钟建以“乐尹”的官,大约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礼制,但东周的贵族还没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贵族家庭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多妻。至少在周王和诸侯的婚姻里有这样的一种奇异制度:一个未来的王后或国君夫人出嫁的时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给新郎做姬妾,同时跟去的婢女还不少,这些迟早也是有机会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作媵。更可异的,一个国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国君依礼,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在前550年,齐国就利用这种机会把晋国的一位叛臣当作媵女的仆隶送到晋国去,兴起内乱,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这次变乱中的事。

媵女而外,王侯还随时可以把别的心爱的女子收在宫中。他们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里最容易发生骨肉相残的事件,在春秋时代真是史不绝书。举一例如下:卫宣公(前718—前700)和他的庶母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后来急子长大,宣公给他向齐国娶了一个媳妇来,看见是很美,便收为己用,叫作宣姜。子通庶母,父夺子妻,在春秋时代并不是稀奇的事。这时代男女礼防之严和男女风纪之乱,恰成对照。宣公收了宣姜后,夷姜气愤不过,上吊死了。宣姜生了两个儿子,寿和朔。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倾陷急子,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宣公于是派急子出使到齐国去,同时买通一些强盗要在半路暗杀他。寿子知道这秘密,跑去告诉急子,劝他逃走。他要全孝道,执意不肯。当他起程的时候,寿子给他饯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强盗杀了。急子醒来,赶上前去,对强盗说:卫君要杀的是我,干寿子甚事?他们不客气地又把他杀了。

有两种事情打破封建社会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二者同是被认为关系国家的生存的。先说战争。

周室的分封本来是一种武装殖民的事业。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的贵族(包括国君、公子、公孙、卿大夫及其子孙)立在多数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这些贵族的领主地位要靠坚强的武力来维持。而直至春秋时代,所有诸夏的国家若不是与戎狄蛮夷杂错而居,便是与这些外族相当的接近,致时有受其侵袭的危险。再者至迟入东周以后,国际间的武装冲突和侵略战争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因为这三种原因,军事成了任何国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贵族生活的中心。贵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脑,一方面也是军事的首脑。农民每年于农隙讲武,每逢国家打仗都有受征调的义务。此外有一班受贵族禄养着专门替贵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战场上斗争的主力,那叫作“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国的“士”有多少呢?这不能一概而论。据说周朝的制度,王室有六军,大国三军(《齐侯镈钟》:“余命汝政于朕三军”;又“穆和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周朝行车战,军力以乘计。大约一军有车一千乘,每乘有甲胄之“士”十人。事实自然与制度有出入。例如周室东迁后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陈、蔡、卫的兵还打不过郑国,此时的周室决不能“张皇六师”。又例如在春秋末叶(约前562—前482),头等的大国如晋、秦、楚等其兵力总在四五千乘以上。

士字原初指执干(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后却渐渐变成专指读书、议论的文人。为什么同一个字其先后的意义恰恰对极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后的社会一大差别。在前一个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后一个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终是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为教育的内容改变,它的涵义也就改变了。

“士”的主要训练是裸着臂腿习射御干戈。此外他的学科有舞乐和礼仪。音乐对于他们并不是等闲的玩艺,“士无故不彻琴瑟”。而且较射和会舞都有音乐相伴。“士”的生活可以说是浸润在音乐的空气中的。乐曲的歌词,即所谓“诗”。诗的记诵,大约是武士的唯一的文字教育。这些诗,到了春秋末叶积有三百多篇,即现存的《诗经》。内中有的是祭祀用的颂神歌,有的是诗人抒情的作品,大部分却是各国流行的民歌。较射和会舞都是兼有娱乐、交际、德育和体育作用的。较射是很隆重的典礼,由周王或国君召集卿大夫举行的叫作大射,由大夫士约集宾客举行的叫作乡射。较射的前后奏乐称觞。预射的人揖让而升,揖让而下。这是孔子所赞为“君子之争”的。

会舞多半是在祭祀和宴享的时候举行(不像西方的习俗,其中没有女子参加的)。舞时协以种种的乐曲,视乎集会的性质而异。这时期中著名的乐曲,如相传为舜作的“韶”,相传为禹作的“大夏”和武王所作的“大武”等,都是舞曲。大武的舞姿,现在犹可仿佛一二,全部分为六节,每一节谓之一成。第一成象“北出”,舞者“总干(持盾)山立”;第二成象“灭商”,舞容是“发扬蹈厉”;第三成象南向出师;第四成象奠定南国;第五成象周公召公左右分治(周初曾把王畿分为两部,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陕西省之得名由此),舞者分夹而进;第六成象军队集合登高,最后舞者同时坐下。六成各有相配的歌词,皆存于《诗经》中,兹引录如下:

六成不必全用,第二成单行叫作武,第三成叫作勺,第四、五、六成各叫作象,幼童学舞,初习勺,次习象。大武是周代的国乐,是创业的纪念,垂教的典型,武威的象征,其壮烈盖非韶、夏可比。舞者必有所执,在大武中舞者执干戈,此外或执雉羽,或鹭羽,或斧钺,或弓矢。执羽的舞叫作“万”,这种舞,加上讲究的姿势和伴奏,一定是很迷人的,可以一段故事为证。楚文王(前689—前677)死后,遗下一个美丽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却没门径,于是在她的宫室旁边,起了一所别馆,天天在那里举行万舞,希望把她引诱出来。她却哭道:“先君举行万舞原是为修武备的,现在令尹(楚国执政官名,公子元所居之职)不拿它来对付敌人,却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边,那可奇了!”子元听了,羞惭无地,马上带了六百乘车去打郑国。

理想的武士不仅有技,并且能忠。把荣誉看得重过安全,把责任看得重过生命;知危不避,临难不惊;甚至以藐然之身与揭地掀天的命运相抵拒。这种悲剧的、壮伟的精神,古代的武士是有的,虽然他们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举两例如下:(一)前684年,鲁国和宋国交战,县贲父给一个将官御车。他的马忽然惊慌起来,鲁军因而败绩。鲁公也跌落车下,县贲父上前相助。鲁公说道:这是未曾占卜之故(照例打仗前选择御士须经占卜)。县贲父道:别的日子不打败,今日偏打败了,总是我没勇力。说完便冲入阵地战死。后来国人洗马发现那匹马的肉里有一枚流矢。(二)前480年卫国内乱,大臣孔悝被围禁在自己的家中。他的家臣季路(孔子的一位弟子),听到这消息,便单身匹马地跑去救应,半路遇着一位僚友劝他不必。他说,既然食着人家的饭,就得救人家的祸。到了孔家,门已关闭,他嚷着要放火。里头放出两位力士来和他斗,他脑袋上中了一戈,冠缨也断了。他说:“君子死,冠不免。”把冠缨结好才死。

王公大夫的子弟至少在原则上都得受武士的教育。王室有“学宫”,王子和他的近侍在内中学射,周王和他的臣工也有时在内中比射;又别有“射卢”,周王在内中习射,作乐舞。公室也当有同类的设备。

武士的地位仅次于大夫。他们虽然没有封邑,却有食田。出战时“士”是穿着甲胄坐在车上的主要战斗力。但他们底下还有许多役徒小卒,这些多半是临时征发农民充当的。

卿大夫

封君当中,不用说以大夫占多数。他们是地主而兼统治者的阶级的主体。虽然各国在任何时期的氏室总数,无可稽考;但我们知道,在鲁国单是出自桓公的氏室已有三桓,在郑国单是出自穆公的氏室已有七穆,宋国在前609年左右至少有十二氏,晋国的一小部分在前537年左右已有十一个氏室。

氏室的领地,或以邑计,或以县计。言邑自然包括其附近的田土。县本来是田土的一种单位,但言县也自然包括其中的都邑。

一个氏室的封邑有多少?这不能一概而论。前546年,卫君拿六十邑赏给一位大夫,他辞却,说道:“唯卿备百邑,臣六十邑矣。”这恐怕只能代表小国的情形。我们知道,在齐国,管仲曾“夺伯氏骈邑三百”;又现存一个春秋以前的齐国铜器(《子仲姜宝镈》),上面的刻辞记着齐侯以二百九十九邑为赏。

县的名称一直沿到现在。在春秋时似乎还只秦、晋、齐、楚等国有之。最初秦、楚两强以新灭的小国或新占领的地方为县,直属于国君,由他派官去治理。这种官吏在楚国叫作县公或县尹。他们在县里只替国君征收赋税,判断讼狱。他们即使有封邑,也在所治县之外。这种制度是后世郡县制度的萌芽。秦在前688年灭邽、冀戎,以其地为县,次年以杜、郑为县。楚国在前597年左右,至少已设有九县,每一县即旧时为一小国。晋、齐的县制较后起,它们的县不尽是取自它国的土地,也不尽属于公室。晋国在前537年左右有四十九县,其中九县有十一个氏室;直属公室的县各设县大夫去管,如楚国的县尹。前514年,晋灭祁氏和羊舌氏把他们的田邑没归公室;分祁氏的田为七县,羊舌氏的田为三县,各置县大夫。在晋国,县肥于郡。前493年,晋国伐郑,军中曾出过这样的赏格:“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万,盖误),庶人工商遂(得仕进),人臣隶圉免(免奴籍)。”齐国在春秋时有县的唯一证据乃在灵公时代一件遗器(《齐侯镈钟》)的铭文,内记灵公以三百县的土地为赏。显然齐国的县比晋、楚等国的县小得多。

县郡的区分在春秋时代还不普遍。在没有县郡的国里,公室和较大的氏室都给所属的邑设宰。邑宰的性质和县尹县大夫相同,不过邑宰所管辖的范围较小罢了。

上文有点离开叙述的干路,让我们回到列国的氏室,它们的土地原初都是受自国君。国君名义上依旧是这些土地的主人。虽然氏室属下的人民只对氏室负租税和力役的义务,氏室对于国君年中却有定额的“贡”赋,所以有“公食贡”的话。国君或执政者可以增加贡额。举一例如下:鲁国著名圣哲臧武仲有一次奉使去晋国(公元前551年),半路下雨,到一位大夫家里暂避。那位大夫正要喝酒,看见他来,说道:“圣人有什么用?我喝喝酒就够了!下雨天还要出行,做什么圣人!”这话给一位执政者听到了,以为那位大夫自己不能出使,却傲慢使人,是国家的大蠹,下令把他的贡赋加倍,以作惩罚。

大夫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土地。至少有些阔大夫把食邑的一部分拨给一个庶子,另立一个世家,叫作“侧室”或“贰宗”。别的被大夫宠幸的人也可受他赏邑或求他赏邑。例如前500年,宋公子地拿自己食邑的十一分之五赏给一个嬖人。又前486年,郑大夫某的嬖人某向他求邑,他没得给,许他往别的国里取,因此郑军围宋雍丘,结果全军覆没。大夫也可以受异国君主的赐邑,例如前656年,齐桓公会诸侯伐楚,师还,一位郑大夫献计改道,为桓公所喜,赐以郑的虎牢;又例如前657年,鲁大夫某出使晋国,晋人要联络他,给他田邑,他不受;又例如前563年晋会诸侯灭偪阳国,以与向戌,向戌也辞却。大夫又有挟其食邑,投奔外国的,例如前547年齐大夫某以廪丘奔晋;前541年,莒大夫某以大厖及常仪奔鲁;前511年邾大夫某以滥奔鲁。

大夫私属的官吏,除邑宰外以现在所知,有总管家务的家宰,这相当于王室和公室的太宰;有祝,有史,有管商业的贾正,有掌兵的司马。这些官吏都受大夫禄养。家宰在职时有食邑,去职则把邑还给大夫,或交给继任的人。氏室的官吏有其特殊的道德意识:“家臣不敢知国”;“家臣而张公室罪莫大焉”。

氏室和公室的比较兵力没有一个时代可以详考。现在所知者:春秋初年郑庄公消灭国内最强的氏室,用车不过二百乘。当春秋中叶,在鲁、卫等国,“百乘之家”已算是不小的了。但大国的巨室,其兵力有时足与另一大国开战。例如前592年,晋郤克奉使齐国,受了妇人在帷后窥视窃笑的侮辱,归来请晋侯伐齐,不许,便请以私属出征。而郤克的族侄郤至则“富半公室,家半三军”。鲁国的季氏从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后,私属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具有土地、人民和军队的氏室和公室名分上虽有尊卑之殊,事实上每成为对峙的势力。强横的氏室俨然一个自主的国。原则上国君的特权在(1)代表全国主祭,(2)受国内各氏室的贡赋,(3)出征时指挥全国的军队,(4)予夺封爵和任免朝廷的官吏。但至迟入东周后,在多数的国家如齐、鲁、晋、宋、卫、郑等,末两种权柄渐渐落在强大的氏室,甚至国君的废立也由大夫操纵。

封建组织的崩溃

我们对于商朝的政治组织,所知甚少,所以无法拿商、周两朝的政治组织做详细的比较。但其间有一重大的差异点是可以确知的。商朝创建之初并没有把王子分封于外,以建立诸侯国。商朝王位的继承,是以兄终弟及(不分嫡庶)为原则的。但到了无弟可传的时候,并不是由所有的伯叔兄弟以次继承(由末弟诸子抑或由其先兄诸子以次继承亦无一定)。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二世以后的王子总有许多不得为王的。这些不得为王的王子是否有的被封在外建国?这问题无法确答。但周朝的旧国当中,从没听说是商朝后裔的。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国,却是周人所建。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绝无,亦稀有。但在周朝,则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长子继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数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后无出,或嫡长子前死),都没有为王的资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国,其后周王的庶子在可能的限度内也都或被封在畿外建国,或被封在畿内立家。这商、周间的一大差异有两种重大的结果。第一,因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盘,比之商朝大大的扩张了。王室的势力,至少在开国初年大大的加强了;同时王的地位也大大的提高了。周王正式的名号是“天王”,通俗的称号是“天子”,那就是说,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这促进民族间的同化,也就助成“诸夏”范围的拓展。

嫡长继承制把王庶子的后裔逐渐推向社会的下层去,而助成平民(即所谓庶人)地位的提高。周王的庶子也许就都有机会去做畿外的诸侯或畿内的小封君;他的庶子的庶子也许还都有机会做畿内的封君;但他的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则不必然了。越往下去,他的后裔胙土受封的机会越少,而终有侪于平民的。所以至迟在前7世纪的末年畿内原邑的人民,便会以“此谁非王之亲姻”自夸。随着贵族后裔的投入平民阶级里,本来贵族所专有的教育和知识也渐渐渗入民间。

周朝诸侯和大夫的传世也是用嫡长继承制(以现在所知诸侯位之传袭曾不依此例者有吴、越、秦、楚。楚初行少子承袭制,至前630年以后,始改用嫡长承袭制;秦行兄终弟及制至前620年以后始改用嫡长承袭制;吴亡于前473年,其前半世纪还行兄终弟及制)。在嫡长继承制下,卿大夫的亲属的贵族地位最难长久维持。大夫的诸儿子当中只有一个继承他的爵位,其余的也许有一个被立为“贰宗”或“侧室”,也许有一两个被国君赏拔而成为大夫;但就久远而论,这两种机会是不多的。一个“多男子”的大夫总有些儿子得不到封邑,他的孙曾更不用说了。这些卿大夫的旁支后裔当中,和氏室的嫡系稍亲的多半做了氏室的官吏或武士,疏远的就做它属下的庶民。故一个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属战士,每每构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时候领着同族出征,他作乱的时候领着整族作乱。他和另一个大夫作对就是两族作对,他出走的时候或者领着整族出走,他失败的时候或者累得整族被灭。

氏室属下的庶民也许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则也是集族而居的。氏室上面的一层是国君和同姓卿大夫构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层是周王和同姓诸侯构成的大家族。其天子和异姓诸侯间,或异姓诸侯彼此间,则多半有姻戚关系。这整个封建帝国的组织大体上是以家族为经,家族为纬的。

因此这个大帝国的命运也就和一个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设想一个精明强干的始祖督率着几个少子,在艰苦中协力治产,造成一个富足而亲热的、人人羡慕的家庭。等到这些儿子各各娶妻生子之后,他们对于父母,和他们彼此间,就难免形迹稍为疏隔。到了第三代,祖孙叔侄或堂兄弟之间,就会有背后的闲话。家口愈增加,良莠愈不齐。到了第四、五代,这大家庭的分子间就会有愁怨、有争夺、有倾轧,他们也许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闹起官司来。至迟在东周的初期,整个帝国里已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形,充满了这时代的历史的是王室和诸侯间的冲突,诸侯彼此间的冲突,公室和氏室间的冲突,氏室彼此间的冲突。但亲者不失其为亲,宗族或姻戚间的阋争,总容易调停,总留点余地。例如前705年,周桓王带兵去打郑国,打个大败,并且被射中了肩膊。有人劝郑庄公正好乘胜追上去,庄公不答应,夜间却派一位大员去慰劳桓王,并且探问伤状。又例如前634年,齐君带兵侵入鲁境。鲁君知道不敌,只得派人去犒师,并叫使者预备好一番辞令,希望把齐师说退。齐君见了鲁使问道:鲁人怕吗?答道:小百姓怕了,但上头的人却不怕。问:你们家里空空的,田野上没一根青草,凭什么不怕?鲁使答道:凭着先王的命令。随后他追溯从前鲁国的始祖周公和齐国的始祖姜太公怎样同心协力,辅助成王,成王怎样感谢他们,给他们立过“世世子孙无相害”的盟誓;后来齐桓公怎样复修旧职,纠合诸侯,给他们排解纷争,拯救灾难。最后鲁使作大意如下的陈说:您即位的时候,诸侯都盼望您继续桓公的事业,敝国所以不敢设防,以为难道您继桓公的位才九年,就会改变他的政策吗?这样怎对得住令先君?我们相信您一定不会的,靠着这一点,我们所以不怕。齐君听了这番话,便命退兵。又例如前554年,晋师侵齐,半路听说齐侯死了,便退还。这种顾念旧情、不为已甚的心理加上畏惧名分、虽干犯而不敢过度干犯的矛盾心理,使得周室东迁后三百年间的中国尚不致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两种心理是春秋时代之所以异于后来战国时代的地方。不错,在春秋时代灭国在六十以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以夷灭夏和以夏灭夷;诸夏国相灭只占极少数,姬姓国相灭的例尤少。而这少数的例中,晋国做侵略者的占去大半。再看列国的内部,大夫固然有时逐君弑君,却还要找一个比较合法的继承者来做傀儡。许多国的君主的权柄固然是永远落在强大的氏室,但以非公室至亲的大夫而篡夺或僭登君位的事,在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称侯以前,尚未有所闻。故此我们把这一年作为本章所述的时代的下限。

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君臣上下的名分,最初靠权力造成,名分背后的权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必被戳穿,它的窟窿愈多,则威严愈减。光靠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去维持的组织必不能长久。何况姬周帝国之外本来就有不受这两种链索拘束的势力。

楚的兴起

江水在四川、湖北间被一道长峡约束住;出峡,向东南奔放,泻成汪洋万顷的洞庭湖,然后折向东北;至武昌,汉水来汇。江水和汉水界划着一大片的沃原,这是荆楚民族的根据地。周人虽然在汉水下游的沿岸(大部分在东北岸)零星地建立了一些小国,但他们是绝不能凌迫楚国,而适足以供它蚕食的。在楚的西边,巴(在今巫山至重庆一带)、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东)等族都是弱小得只能做楚的附庸;在南边,洞庭湖以外是无穷尽的荒林,只等候楚人去开辟;在东边,迄春秋末叶吴国勃兴以前,楚人亦无劲敌。从周初以来,楚国只有侵略别国别族的分,没有惧怕别国别族侵略的分。这种安全是黄河流域的诸夏国家所没有的。军事上的安全而外,因为江汉流域的土壤肥美,水旱稀少,是时的人口密度又比较低,楚人更有一种北方所仰羡不及的经济的安全。

这两种的安全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空气,和北人的严肃紧张的态度成为对照。这种差异从他们的神话可以看出。楚国王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楚人想象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师,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话里,没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执斧钺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有披着荷衣、系着蕙带、张着孔雀盖和翡翠的司命(主持命运的神)。适宜于楚国的神祇不是牛羊犬豕的羶腥,而是蕙肴兰藉和桂酒椒浆的芳烈;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再从文学上看,后来战国时楚人所作的《楚辞》也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词藻而别于朴素、质直、单调的《诗》三百篇。

楚国的语言和诸夏相差很远。例如楚人叫哺乳作谷,叫虎作於菟。直至战国时北方人还说楚人为“南蛮舌之人”。但至迟在西周时楚人已使用诸夏的文字。现存有一个周宣王时代的楚钟(《夜雨楚公钟》),其铭刻的字体文体均与宗周金文一致。这时楚国的文化盖已与周人相距不远了。后来的《楚辞》也大体上是用诸夏的文言写的。

传说周成王时,楚君熊绎曾受周封。是时楚都于丹阳,在今湖北秭归之东。至昭王时,楚已与周为敌。周昭王曾屡次伐楚,有一次在汉水之滨全军覆没。后来他南巡不返,传说是给楚人害死的,周人也无可奈何。周夷王时,熊渠崛起,东向拓地至于鄂,即今武昌县[12]境。渠子红继位,即都于鄂,以后六传至熊咢不改。上文提到的楚钟即熊咢的遗器,发现于武昌与嘉鱼之间的。熊咢与宣王同时而稍后。

当宣王之世,周楚曾起兵争,而楚锋大挫。故是时的周人遗诗有“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猷”之语。咢四传为武王,其间楚国内变频仍,似无暇于外竞。武王即位于周平王三十一年,从他以后,楚国的历史转入一新阶段,亦从他以后楚国的历史才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他三次侵随;合巴师围鄾、伐郧、伐绞、伐罗,无役不胜。又灭掉权国。他的嗣子文王始都于郢(即今湖北江陵)。在文王以前,楚已把汉水沿岸的诸姬姓国家剪灭殆尽。文王更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国、邓国和息国灭掉(息、邓[13]皆河南今县,申即南阳),奠定了楚国经略中原的基础。中原的中枢是郑国。自从武王末年,郑人对楚已惴惴不安。文王的侵略的兵锋终于刺入郑国,但他没有得志于郑而死。他死后的二十年间楚国再接再厉地四次伐郑。但这时齐国已兴起做它北进的第一个敌手了。

齐的兴起(附宋)

齐国原初的境土占今山东省的北部,南边以泰山山脉与鲁为界,东边除去胶东半岛。这半岛在商代已为半开化的莱夷的领域。太公初来,定都营丘(后名临淄,今仍之[14])的时候,莱夷就给他一个迎头痛击。此后莱夷和齐国的斗争不时续起,直到前567年齐人灭莱为止。灭莱是齐国史中一大事。不独此后齐国去了一方的边患,不独此后它的境土增加了原有的一半以上,而且此后它才成为真正的海国。以前它的海疆只有莱州湾的一半而已。

但远在灭莱之前,当春秋的开始,齐已强大。前706年,郑太子忽带兵助齐抵御北戎有功,齐侯要把女儿文姜嫁给他,他便以“齐大非吾偶”的理由谢绝。原来文姜和她的大哥即后日的齐襄公,有些暧昧的关系,她终于嫁了鲁桓公。有一次桓公跟她回娘家,居然看破并且说破了襄公与她之间的隐情。襄公老羞成怒,便命一个力士把桓公杀了。讲究周礼的鲁人,在齐国的积威之下,只能哀求襄公把罪名加给那奉命的凶手,拿来杀了,聊以遮羞。这时齐国的强横可以想见。此事发生后四年(公元前690年)襄公灭纪(在今山东寿光县[15]南,为周初所封与齐同姓国)。这是齐国兼并小国之始。襄公后来被公子无知所弑,无知僭位后,又被弑,齐国大乱。襄公有二弟:长的名纠,由管仲和召忽辅佐着;次的名小白,由鲍叔牙辅佐着。襄公即位,鲍叔看他的行为太不像样,知道国内迟早要闹乱子,便领着小白投奔莒国。乱起,管仲也领着公子纠逃往鲁国,纠的母亲原是鲁女。无知死后,鲁君便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要扶立他。齐、鲁之间,本来没有好感,齐人对于鲁君的盛意十分怀疑,派兵挡驾。同时齐的巨室国、高二氏暗中差人去迎接小白。鲁君也虑及小白捷足先归,早就命管仲带兵截住莒、齐间的道路。小白后到,管仲瞄准他的心窝,一箭射去,正中目标,眼见他应弦仆倒。小白的死讯传到鲁国后,护送公子纠的军队在庆祝声中,越行越慢,及到齐境,则齐国已经有了新君,就是小白!原来管仲仅射中他的带钩,他灵机一动,装死躺下,安然归国。

小白即桓公,他胜利后,立即要求鲁人把公子纠杀了。召忽闻得公子纠死,便以身殉。管仲却依然活着。他同鲍叔本是知友,鲍叔向桓公力荐他。桓公听鲍叔的话,把国政付托给他,称他为“仲父”。此后桓公的事业全是管仲的谋画。桓公怎样灭谭、灭遂、灭项;怎样号召诸侯,开了十多次的冠裳盛会;怎样在尊王的题目下,操纵王室的内政,阻止惠王废置太子,而终于扶太子正位,这些现在都从略。他的救邢、救卫,以阻挡狄人的南侵,给诸夏造一大功德。现在单讲他霸业中的一大项目:南制荆楚。在前659年即当楚文王死后十八年,当齐国正忙着援救邢卫的时候,楚人第三次攻郑。接着两年中,他们又两次攻郑,非迫到它和楚“亲善”不休。郑人此时却依靠着齐国。桓公自然不肯示弱。前657年,他联络妥了在楚国东北边,而可以牵制齐兵的江、黄二国。次年便率领齐、鲁、宋、陈、卫、郑、曹、许的八国联军,首先讨伐附楚的蔡国。蔡人望风溃散。这浩荡的大军,乘胜侵入楚境。楚人竟不敢应战,差人向齐军说和。桓公等见楚方无隙可乘,亦将就答应,在召陵(楚境,在今河南郾城县[16]东)的地方和楚国立了一个盟约而退。盟约的内容不可考,大约是楚国从郑缩手,承认齐对郑的霸权,但其后不久,周王因为易储的问题,怨恨桓公,怂恿郑国背齐附楚,许以王室和晋国的援助,郑人从之。于是附齐的诸侯伐郑,楚伐许以援郑,因诸侯救许而退。但许君经蔡侯的劝诱和恐吓,终于在蔡侯的引领之下,面缚衔璧,并使大夫穿丧服,士抬棺材,跟随在后,以降于楚。次年齐以大军伐郑,郑人杀其君以求和于齐。其后桓公之终世,郑隶属齐的势力范围。在这期间楚不能得志于北方,转而东向,灭弦(都今湖北蕲水[17]西北),灭黄(都今河南潢川西)。齐人无如之何;继又讨伐附齐的徐戎,败之,齐与诸侯救徐,无功而退。

召陵之盟是桓公霸业的极峰。其后十二三年,管仲和桓公先后去世。管仲的功业在士大夫间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死了百余年后,孔子还赞叹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做戎狄)矣!”到了战国时代,管仲竟成了政治改革的传说的箭垛;许多政治的理论和一切富国强兵的善策、奇策、谬策,都堆在他名下,这些理论和方策的总结构成现存《管子》书的主要部分。

桓公死后,五公子争位,齐国和诸夏同时失了重心。于是宋襄公摆着霸主的架子出场。他首先会合些诸侯,带兵入齐,给它立君定乱。这一着是成功了。接着,他拘执了滕君,威服了曹国,又逼令邾人把鄫君杀了祭社,希望借此服属与鄫不睦的东夷。接着他要求楚王分给他以领导诸侯霸权,楚王是口头答应了。他便兴高采烈地大会诸侯。就在这会中,楚王的伏兵一起,他从坛坫上的盟主变作阶下之囚徒。接着他的囚车追陪楚君临到宋境。幸而宋国有备,楚王姑且把他放归。从此他很可以放下霸主的架子了,可是不然。自从桓公死后,郑即附楚,郑君并且亲朝于楚。于是襄公伐郑。他的大军和楚的救兵在泓水上相遇。是时楚人涉渡未毕,宋方的大司马劝襄公正好迎击,他说不行。一会,楚人都登陆,却还没整队,大司马又劝他进击。他说,还是不行。等到楚人把阵摆好,他的良心才容许他下进攻令。结果,宋军大败;他伤了腿,后来因此致死。死前他还大发议论道:“君子临阵,不在伤上加伤,不捉头发斑白的老者;古人用兵,不靠险阻。寡人虽是亡国之余,怎能向未成列的敌人鸣鼓进攻呢?”桓公死后十年间,卫灭邢;邾灭须句;秦灭芮、梁;楚灭夔。

晋楚争霸

桓公的霸业是靠本来强盛的齐国做基础的。当他称霸的时代,晋国和秦国先后又在缔构强国的规模,晋国在准备一个接替桓公的霸主降临,秦国在给未来比霸业更宏大的事业铺路。话分两头,先讲晋国。

晋始封时都于唐(今太原县[18]北),在汾水的上游;其后至迟过了三个半世纪,已迁都绛(今翼城县),在汾水的下游。晋人开拓的路径是很明显的。不过迁绛后许久他们还未曾占有汾水流域的全部,当汾水的中游还梗着一个与晋同姓的霍国,当汾水将近入河的地方还碍着一个也与晋同姓的耿国,前745年晋君把绛都西南百多里外的曲沃,分给他的兄弟,建立了一个强宗。此后晋国实际分裂为二。曲沃越来越盛,晋国越来越衰,它们间的仇隙也越来越大。这对抗的局面终结于前679年曲沃武公灭晋并且拿所得的宝器向周王买取正式的册封。老髦的武公,受封后两年,便一瞑不视,遗下新拼合的大国给他的儿子献公去粘缀、镶补。

献公即位于齐桓公十年(公元前676年),死于桓公三十五年。他二十六年的统治给晋国换一副面目。他重新修筑了绛都的城郭;把武公的一军扩充为二军。他灭霍、灭耿、灭魏、灭虞、灭虢,使晋国的境土不独包括了整个的汾水流域,并且远蹠到大河以南。但献公最重要的事业还不止此。却说武公灭晋后,自然把他的公族尽力芟锄,免遗后患。我们可以想象晋国这番复合之后,它的氏室必定灭了许多,但在曲沃一方,自从始封以来,公子公孙们新立的氏室为数也不少。献公即位不久,便设法收拾他们。他第一步挑拨其中较穷的,使与“富子”为仇,然后利用前者去打倒后者。第二步,他让残余的宗子同住一邑,好意地给他们营宫室,筑城郭;最后更好意地派大兵去保卫他们,结果,他们的性命都不保。于是晋国的公族只剩下献公的一些儿子。及献公死,诸子争立。胜利者鉴于前车,也顾不得什么父子之情,把所有长成而没有继位资格的公子都遣派到各外国居住,此后的一长期中,公子居外,沿为定例。在这种制度之下,遇着君死而太子未定,或君死而太子幼弱的当儿,君权自然失落在异姓的卿大夫手里。失落容易,收复却难。这种制度的成立便是日后“六卿专晋”“三家分晋”的预兆。话说回来,献公夷灭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以他凭借“险而多马”的晋土,整军经武,兼弱攻昧,已积贮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沉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身后一场大乱,继他的儿孙又都是下等材料。晋国的霸业还要留待他和狄女所生的公子重耳,就是那在外漂流十九年,周历八国,备尝艰难险阻,到六十多岁才得位的晋文公。

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了两年。宋人又与楚国“提携”起来,其他郑、鲁、卫、曹、许等国,更不用说了。当初文公漂流过宋时,仁慈的襄公曾送过他二十乘马。文公即位后,对宋国未免有情。宋人又眼见他归国两年间,内结民心,消弭反侧;外联强秦,给王室戡定叛乱,觉得他大可倚靠,便背楚从晋。楚率陈、蔡、郑、许的兵来讨,宋人向晋求救。文公和一班患难相从的文武老臣筹商了以后,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更扩充为三军,练兵选将,预备“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他先向附楚的国曹、卫进攻,占据了他们的都城;把他们的田分给宋国;一面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虽是著名“刚而无礼”的楚帅子玉,也知道文公是不好惹的,先派人向晋军说和,情愿退出宋境,只要晋军同时也退出曹、卫。文公却一面私许恢复曹、卫,让他们宣告与楚国绝交;一面把楚国的来使拘留。这一来把子玉的怒点着了。于是前632年,即齐桓公死后十一年,楚、陈、蔡的联军与晋、宋、齐、秦的联军大战于城濮(卫地)。就在这一战中,楚人北指的兵锋初次被挫,文公成就了凌驾齐桓的威名,晋国肇始它和楚国八十多年乍断乍续的争斗。

这八十多年的国际政治史表面虽很混乱,却有它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起先晋楚两强,来一场大战;甲胜,则若干以前附乙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甲;乙不肯干休,和它们算账;从了乙,甲又不肯干休,又和它们算账,这种账算来算去,越算越不清,终于两强作直接的总算账,又来一场大战。这可以叫作“晋、楚争霸的公式”。晋、楚争取小国的归附就是争取军事的和经济的势力范围。因为被控制的小国对于所归附的霸国大抵有两种义务:(一)是当它需要时,出定额的兵车助它征伐。此事史无明文,但我们从以下二事可以类推:(1)齐国对鲁国某次所提出的盟约道:“齐师出境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2)其后吴国称霸,鲁对它供应军赋车六百乘,邾三百乘。(二)是以纳贡或纳币的形式对霸国作经济上的供应(贡是定期的进献,币是朝会庆吊的贽礼)。此事史亦无明文,但我们从以下三事可以推知:(1)楚人灭黄的借口是它“不归楚贡”。(2)前548年晋执政赵文子令减轻诸侯的币,而加重待诸侯的礼;他就预料兵祸可以从此稍息。(3)前530年郑往晋吊丧,带去作贽礼的币用一百辆车输运,一千人押送。后来使人不得觐见的机会,那一千人的旅费就把带去的币用光!当周室全盛时,诸侯对于天王所尽的义务也不过如上说的两事。可见霸主即是有实无名的小天王,而同时正式的天王却变成有名无实了。

在晋、楚争霸的公式的复演中,战事的频数和剧烈迥非齐桓、宋襄的时代可比,而且与日俱甚。城濮之战后三十五年,晋师救郑,与楚师遇,而有邲(郑地)之战,楚胜;又二十二年,楚师救郑,与晋师遇,而有*陵(郑地)之战,晋胜;又十八年,晋伐楚以报楚之侵宋(先是楚侵宋以报晋之取郑),而有湛阪(楚地)之战,晋胜。但这四次的大战只是连绵的兵祸的点逗。在这八十余年间,楚灭江、六、蓼、庸、萧(萧后入于宋)及群舒;晋灭群狄,又灭偪阳以与宋;齐灭莱;秦灭滑(滑后入于晋);鲁灭邾;莒灭鄫(鄫后入于鲁)。在这期间,郑国为自卫,为霸主的命令,及为侵略而参加的争战在七十二次以上。宋国同项的次数在四十六以上。其他小国可以类推。兵祸的惨酷,可以从两例概见:(一)前597年,正当邲战之前,楚人在讨叛的名目下,围攻郑都。被围了十七天后,郑人不支,想求和,龟兆却不赞成;只有集众在太庙哀哭,并且每巷备定一辆车,等候迁徙,这一着却是龟兆所赞成的。当民众在太庙哀哭时,守着城头的兵士也应声大哭。楚人都被哭软了,不禁暂时解围。郑人把城修好,楚兵又来,再围了三个月,终于把城攻破,郑君只得袒着身子,牵着一只象征驯服的羊去迎接楚王。(二)过了两年,恶运轮到宋人头上。楚王派人出使齐国,故意令他经过宋国时,不向宋人假道。宋华元说:经过我国而不来假道,就是把我国看作属地,把我国看作属地就是要亡我国;若杀了楚使,楚人必来侵伐,来侵伐也是要亡我国;均之是亡,宁可保全自己的尊严。于是宋杀楚使。果然不久楚国问罪的大军来到宋都城下,晋国答应的救兵只是画饼。九个月的包围弄到城内的居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楚人还在城外盖起房舍,表示要久留。但宋人宁可死到净尽,不肯做耻辱的屈服。幸亏华元深夜偷入楚营,乘敌帅子反的不备,挥着利刃,迫得他立誓,把楚军撤退三十里,和宋国议和,这回恶斗才得解决。

像这类悲惨事件所构成的争霸史却怎样了结?难道它就照一定的公式永远循环下去吗?难道人类共有的恻隐心竟不能推使一个有力者,稍作超国界的打算吗?前579年,尝透了战争滋味的华元开始做和平运动。这时他同晋、楚的执政者都很要好;由他的极力拉拢,两强订立了下面的盟约: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不来朝的)。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胙国。

这简直兼有现在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和“攻守同盟”了。但这“交浅言深”的盟约,才侥幸保证了三年的和平,楚国便一手把它撕破,向晋方的郑国用兵;次年便发生*陵的大战。

争霸的公式再循环了一次之后,和平运动又起。这回的主角向戌也是宋国的名大夫,也和晋、楚的执政者都有交情的。但他愿望和福气都比华元大。前546年,他在宋都召集了一个十四国的“弭兵”大会。兵要怎样弭法,向戌却是茫然的。这个会也许仅只成就一番趋跄揖让的虚文,若不是楚国的代表令尹子木提出一个踏实的办法:让本未附从晋或楚的国家以后对晋、楚尽同样的义务。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办法。子木的建议经过两次的小修正后到底被采纳了。第一次的修正是在晋、楚的附从国当中把齐、秦除外,因为这时亲晋的齐和亲楚的秦都不是好惹的。第二次的修正又把邾、滕除外。因为齐要把邾、宋要把滕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四国除外,所以参加盟约的只有楚、晋、宋、鲁、郑、卫、曹、许、陈、蔡十国。

在这次盟会中晋国是大大地让步了。不独它任由楚人自居盟主;不独它任由楚人“衷甲”赴会,没一声抗议;而那盟约的本身就是楚国的胜利;因为拿去交换门户开放的,晋方有郑、卫、曹、宋、鲁五国,而楚方则只有陈、蔡、许三国。但晋国的让步还有更大的。十二年后,楚国又践踏着这盟约,把陈国灭了(五年后又把它复立,至前478年终灭之),晋人只装作不知。弭兵之会后不久,晋人索性从争霸场中退出了。晋国的“虎头蛇尾”是有苦衷的。此会之前,晋国已交入一个蜕变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它的主权从公室移到越来越少的氏室,直至它裂为三国才止。在这蜕变的时期中,它只有蛰伏不动。但楚国且慢高兴,当它灭陈的时候,新近暴发的吴国已蹑在它脚后了。

吴越代兴

自泰伯君吴后,十九世而至寿梦。中间吴国的历史全是空白。寿梦时,吴国起了一大变化。这变化的起源,说来很长。前617年,即城濮之战后十五年,陈国有夏徵舒之乱。徵舒的母亲夏姬有一天同陈灵公和两位大夫在家里喝酒。灵公指着徵舒对一位大夫说道:“徵舒像你。”那位大夫答道:“也像你。”酒后徵舒从马厩里暗箭把灵公射死。陈国大乱。楚庄王率兵入陈定乱,杀了徵舒,俘了夏姬回来,打算把她收在宫里。申公巫臣说了一大番道理把他劝阻了。有一位贵族子反想要她,巫臣又说了一大番道理把他劝阻了。后来夏姬落在连尹襄老之手。邲之战,襄老战死,他的儿子又和她有染。巫臣却遣人和她通意,要娶她,并教她借故离楚;而设法把她安顿在郑。夏姬去后不久,巫臣抓着出使齐国的机会。他行到郑国,便叫从人把所赍的“币”带回去,而自己携着夏姬投奔晋国。子反失掉夏姬,怀恨巫臣。又先时另一位贵族要求赏田,为巫臣所阻,亦怀恨他。二人联合,尽杀巫臣的家族,而瓜分他的财产。巫臣由晋致书二人,誓必使他们“疲于奔命以死”。于是向晋献联吴制楚之策。他亲自出使于吴,大为寿梦所欢迎。吴以前原是服属于楚的,他教寿梦叛楚。他从晋国带来了一队兵车,教吴人射御和车战之术。吴本江湖之国,习于水战而不习于陆战。但从水道与楚争,则楚居长江的上游而吴居其下游,在当时交通技术的限制之下,逆流而进,远不如顺流而下的利便,故吴无法胜楚。但自从吴人学得车战后,形势便大变了,他们从此可以舍舟而陆,从淮南江北间捬楚之背。从此楚的东北境无宁日。楚在这一方面先后筑了钟离、巢及州来三城(皆在今安徽境,州来在寿县,巢在庐州[19],钟离在临淮县[20])以御吴。吴于公元前519年取州来。其后七年间以次取巢取钟离并灭徐。前506年,即向戌弭兵之会后四十年,吴王阖闾大举伐楚,吴军由蔡人引导,从现在的寿县、历光、黄,经义阳三关,进至汉水北岸,乃收军;楚军追战至麻城(时称柏举)大溃。吴师继历五战,皆胜,遂攻入郢都。楚昭王逃奔于随。这次吴人悬军深入,饱掠之后,不能不退,但楚国却受到空前的深痛巨创了。昭王复国后,把国都北迁于鄀,是为*郢,即今湖北宜城。

像晋联吴制楚,楚亦联越制吴。

在周代的东南诸外族中,越受诸夏化最晚。直至战国时,中国人在寓言中提到越人,还说他们“断发文身”,说他们“徒跣”不履;又有些学者说越“民愚疾而垢”是因为“越之水重浊而洎”。此时越人的僿野可想。越人的语言与诸夏绝不相通。现在还保存着前5世纪中叶一首用华字记音的越歌和它的华译。兹并录如下,以资比较。

越人在公元前537年以前的历史除了关于越王室起源的传说外,全是空白。是年越人开始随楚人伐吴。其后吴师入郢,越人即乘虚袭其后。入郢之后十年,吴王阖闾与越王句践战于檇李(今嘉兴)大败,受伤而死。其子夫差于继位后三年(公元前494年)大举报仇,句践败到只剩甲楯五千,退保会稽(今绍兴),使人向夫差卑辞乞和,情愿称臣归属。此时有人力劝夫差趁势灭越。夫差却许越和。大约一来他心软,二来他认定越再无能为,而急于北进与诸夏争霸,不愿再向南荒用兵了。在此后十二年间,夫差忙于伐陈伐鲁,筑城于邗(即今扬州),凿运河连接江淮,从陆路又从海道(吴以舟师从海道伐齐为我国航海事见于记载之始)伐齐,和朝会北方诸侯;而句践则一方面向夫差献殷勤,向他的亲信大臣送贿赂,一方面在国内奖励生育(令壮者不得娶老妇,老者不得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并给人民以军事训练。前482年,夫差既两败齐国,大会诸侯于齐的黄池。他要学齐桓、晋文的先例,自居盟主。临到会盟的一天,晋人见他神色异常的不佳,料定他国内有变,坚持不肯屈居吴下,一直争执到天黑,结果他不得不把盟主的地位让给晋国。原来他已经秘密接到本国首都(吴原都句吴,在今无锡东南,至夫差始迁于姑苏,即今苏州)被越人攻陷的消息了。夫差自黄池扫兴而归后,与越人屡战屡败。前473年,吴亡于越,夫差自杀。句践踏着夫差的路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据顾栋高考,此徐州在今山东滕县,非江苏之徐州),周王亦使人来“致胙”。后又迁都于琅琊(越本都会稽,即今绍兴。至句践前一代迁诸暨),筑起一座周围七里的观台,以望东海。这时越已拓地至山东,与邾、鲁为界了。

句践死于前465年,又六十三年而晋国正式分裂为三,那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在这中间,越灭滕(后恢复),灭郯;楚则灭蔡、灭杞、灭莒(莒后入于齐),亦拓地至山东境。在转到战国时代之前,让我们补记两个和向戌先后并世的大人物:一个是郑公孙侨,字子产,即弭兵大会中郑国的代表之一;另一个是鲁孔丘,字仲尼,即后世尊称为孔子的。

秦的变法

秦的发祥地在渭水上游的秦川的东岸(今甘肃天水县[21]境),周孝王时,嬴姓的非子因替王室养马蕃息的功劳,受封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近畿的“附庸”。宣王时,秦庄公以讨伐犬戎有功受命为西垂大夫。及平王东迁,秦襄公带兵去扈卫,平王感念他的殷勤,才把他升在诸侯之列。这时畿内的丰岐一带已沦入犬戎,平王索性更做一个不用破费的人情,把这一带地方许给了秦,假如它能将犬戎驱逐。此后秦人渐渐地东向开拓,到了穆公的时代,更加猛进。穆公是春秋的霸主之一。他曾俘获了晋惠公,拿来换取晋国的河西地方;又灭梁、灭芮,都是黄河西岸与晋邻近的小国。他又潜师远出,希图灭郑,若不是郑商人弦高把噩耗发现得早,向祖国报讯得快,秦的铁手此时也许便伸入中原了。秦的东侵是晋的大忌。秦师这次由郑旋归,晋人也顾不得文公新丧,墨绖兴兵,把他们拦路截击,杀个惨败。后来穆公虽报了此仇,他东向的出路到底给晋人用全力扼住了。他只得回过头去“霸西戎”,结果,“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死时(公元前621年),秦人已占有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已奠定一个头等国的基础。但此后二百多年间,秦的内部停滞不进,而晋始终保持着霸国的地位,继续把秦人东出的路堵住。

当战国开场的前后,秦在“七雄”中算是最不雄的一国。自前428年以降,四十多年间,它的政治出了常轨,大权落在乱臣。在这时期中,它有一个君主被迫自杀,一个太子被拒不得继位,另一个君主和母后一同被弑,沉尸深渊。魏人乘秦内乱,屡相侵伐,并且夺回穆公所得到的河西地方。

穆公的霸图的追续是自献公始。他即位的次年(公元前383年)便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县)东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县[22]东北)。他恢复君权,整饬军旅,两败魏师。但秦国更基本的改革,更长足的进展,还要等待继他位的少年新君孝公和一个来自卫国的贵族少年公孙鞅。

公孙鞅原先游仕在魏。传说魏相公叔痤病到要死时,魏君(即日后的惠王)请他举荐继任的人,他便以卫鞅对。魏君默然不语。公叔痤更嘱咐道:若不用这人,必得设法把他杀掉,勿令出境。魏君答应去后,公叔痤立即唤叫卫鞅前来,把刚才的谈话告诉了他,劝他快走。他不慌不忙答道:魏君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呢?后来闻得孝公即位,下令求贤,他才挟着李悝的《法经》,走去秦国。

前359年(孝公三年),孝公用卫鞅计颁布第一次的变法令。这令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刑法的加严加密。人民以十家或五家为一组,若一家犯法,其他同组诸家得连同告发,知情不举的腰斩;告发本组以外奸恶的与斩敌首同赏,藏匿奸人的与降敌同罚。(二)是富强的新策。凡不做耕织的游民收为公家的奴隶,努力耕织多致粟帛的人民免除徭役;家有两男以上不分居的纳加倍的人口税,私相殴斗的分轻重惩罚;非有军功的人不得受爵;服饰、居室和私有的田土奴婢的限度,按爵级区别,因此没有军功的人虽富也不得享受。这新法施行十年后,秦国家给人足,盗贼绝踪,百姓从诅咒转而歌颂。这新法的成效更表现在卫鞅的武功,前352年,他亲自领兵征魏,把魏的旧都安邑也攻破了。此役后二年,卫鞅又发动第二步的改革。把国都迁到渭水边的咸阳,在那里重新筑起宏伟的城阙和宫殿;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把全国的城邑和村落归并为三十一县,每县设县令、丞(正副县长);把旧日封区的疆界一概铲平,让人民自由占耕未垦辟的土地,让国家对人民直接计田征税。第二步改革完成后,卫鞅于前340年又领兵征魏,把魏将公子卬也虏了回来。于是孝公封卫鞅于商,为商君,后人因此称他为商鞅,但他的末日也快到了。先时第一次变法令公布后,人人观望怀疑。适值太子犯法。卫鞅便拿他做一个榜样,把他的师傅公子虔黥了。后来公子虔自己犯法,又给卫鞅劓了。前338年孝公死,太子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商鞅族诛。但商鞅的政策却继续被采用。

秦地本是戎狄之区。西周的京畿虽建在其上,文明的透入始终不深,好比一件锦衣覆着褴褛。周室东迁后,锦衣一去,便褴褛依然。直至孝公变法时,秦人还不脱戎狄之俗,例如他们还父兄子弟和姑媳妯娌同寝一室,这大约是沿着游牧时代以一个帐幕为一家的经济办法。这种陋俗经商鞅的严禁才消灭。又例如秦国道地的音乐,直至战国晚年,还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没有受文明的雅化,也就没有受文明的软化。在六国中秦人是最犷野矫健的。商鞅的严刑峻法给他们养成循规蹈矩的习惯,商鞅的特殊爵赏制度使得对外战争,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以最强悍、最有纪律的民族,用全力向外发展,秦人遂无敌于天下。

商鞅死后约莫七八十年,赵国的大儒荀卿游秦。据他所记,这时商鞅变法的成绩还历历可见。荀卿说:

〔秦之〕国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淫荡)汙(猥亵),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入其国(首都),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早)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

荀卿的弟子韩非也说:

今……〔六国〕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

信赏必罚正是商鞅的政术。荀卿又曾比较齐、魏和秦的强兵政策道:

齐人隆技击。……得一首者则赐赎锱(八两)金,无本赏矣 (本赏大约是指战胜攻取之赏)。是事小,敌毳(脆),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然离耳。……是亡国之兵也。……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按一定标准挑选):衣三属(层)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 (胄)带剑,赢(背)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免除赋役),利其田宅(给以好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合格的武卒,几年后便衰弱不可用。但其特权却不能剥夺)。……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给人民的生路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忸(狃)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压迫)而用之,得而后功之(胜利才算功,不但计首级),功赏相长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所说齐、魏的兵制,不知创行于何时,所说秦国的兵制正是商鞅所创的。

注释

[1]巩县,今河南巩义市,1991年撤县设市。—— 编者注

[2]巢县于1949年撤县并入巢湖专区,属今巢湖市。—— 编者注

[3]邠县,即今陕西彬州。—— 编者注

[4]怀庆,今属河南焦作市。—— 编者注

[5]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 编者注

[6]北平,即今北京市,后不赘述。—— 编者注

[7]长安县,2002年撤县,设立西安市长安区。—— 编者注

[8]华县,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 编者注

[9]公元前651年为齐桓公葵丘会盟的时间。——编者注

[10]此段景公、献公、穆公的括注时间段为其在位的时间。——编者注

[11]此处所指应为东汉。——编者注

[12]武昌县,即今武昌区。—— 编者注

[13]邓国,在今河南邓州。——编者注

[14]今为淄博市临淄区。—— 编者注

[15]寿光县,即今寿光市。—— 编者注

[16]郾城县,即今漯河市郾城区。—— 编者注

[17]蕲水,即今湖北浠水县,1933年改为浠水县。—— 编者注

[18]太原县,今属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 编者注

[19]庐州,今属安徽合肥市。—— 编者注

[20]临淮县,清乾隆年间废临淮县,并入凤阳县。—— 编者注

[21]天水县,即今甘肃天水市。—— 编者注

[22]临潼县,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