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中西交通之渐盛与西学之输入
近代中西相互的关系，和中古时代不同。中古时代，往来的不过商人；国家除偶通使命外，无甚深切的关系。近代则不然，西洋各国，都要尽力向海外发展了。基督教传布于中国，唐、元时代，即已有之，但对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什么深切的影响。近代西人的发明，足以补我们之所不及的，是科学，所以科学的输入，实在是一件大事。科学，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输入的。科学首先被中国人采用的，为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炮术、医学等，可见当时对于科学，还只知道应用一方面，而没有知道他的真价值啊！
新航路的发现
从蒙古西征以后，土耳其人被迫立国于小亚细亚，后来渐次强盛，侵入欧洲，至十五世纪，而地中海东岸和黑海沿岸之地，尽为所据，对于欧人东行的，异常苛税为难。欧人乃想另找一条路，以达东方，其结果，就有两条新航路发现。新航路发现以后，葡萄牙人首先东来，一五一六年到广东，至一五五三年，遂租得澳门为根据地。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相继东来。向中国通商，都受葡人阻碍。西班牙人乃占据菲律宾，开辟马尼剌；荷人则占据苏门答腊、爪哇、满剌加、中国台湾；南洋非复郑和航行时的南洋了。英国和法国，在印度竞争，而英人较为得势。
新航路发现前的中西交通
从亚洲的东方到欧洲，陆路本有四条：（一）自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二）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之间（谓咸海、里海）。（三）自天山南路逾葱岭。（四）自前后印度西北行，两道并会于西亚。第一路荒凉太甚。第二路则沙漠地带，自古为游牧民族荐居之地，只有匈奴、蒙古自此以侵略欧洲，而两洲的声明文物，由此接触的颇少。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第三路有沙漠山岭的阻隔，第四路太觉回远，而沿途亦多未开化之国，所以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而其交往的密切，转有待于海路的开通。自欧洲至东洋的海路：一自叙利亚出阿付腊底斯河流域；二泛黑海，自阿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流域。两路均入波斯湾。三自亚历山大黎亚溯尼罗河，绝沙漠而出红海。这都是自古商旅所经。自土耳其兴，而一二两道，都入其手，第三道须经沙漠，不便，乃不得不别觅新航路。（《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7—8页）
中西相互的关系
近代中西相互的关系，和中古时代不同。中古时代，往来的不过商人；国家除偶通使命外，无甚深切的关系。近代则不然，西洋各国，都要尽力向海外发展了。中国对于远方人，素取怀柔主义。通商为两利之事，向为历代所欢迎。唯（一）西人航海的，都是冒险的青年，未免有不规则的举动。（二）又中国历代，对于海寇，都是疑忌的。明朝人经过倭寇之患，疑忌更甚。西人船坚炮利（《明史·外国传》说：“荷兰所恃，唯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炮有铜有铁，巨铁炮长二丈，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案中国初得到的炮，叫“佛郎机”，后来所得的叫“红夷”。清朝的时候讳“夷”字，改称为“红衣”，并封他为“红衣大将军”；“佛郎机”是中国人称葡萄牙、西班牙人之辞。称荷兰为“红夷”，亦曰“红毛番”），也足以引起华人戒惧之心。（三）加以宗教的传播有些格不相入，中西相互之间，就未免形成隔阂了。
中西隔阂之缘由
中国和西洋的交通，由来甚早，历代西方的估客，梯山航海而来的不少。近世欧人东来，自然犹以敌意遇之。然（一）历代东西交通，所贩卖的，大概是珍奇之品，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见之自然适得其反。而且交广之地，天高皇帝远，肆意诛求，究难发觉。所以通商地方，或专司通商事务的官吏，特别容易贪污。（二）商人唯利是图，自更无所不至。主人畏客，乃五口通商以后的特别的情形。客子畏人，则千古一辙。在外商无力争持，中国官吏不能秉公判断的情形下，中国商人，自然要极其力之所能至，以榨取外商。（三）班超对任尚说：能来西域的吏士，必非孝子顺孙。何况远越重洋的冒险家？此辈从其一方面说，自然是个英雄，从其又一方面说，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却很难下个断语。怀抱大志的首领如此，何况其余附随的人呢？当时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类于海盗的行为。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数对通商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民的反感。（四）中国历代不甚奖励人民向海上发展。因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对于海盗不易犁庭扫穴，遂觉其较诸陆上的盗贼，可怕得多。明朝承倭寇之后，此等恐怖心尤甚。又加当时的欧洲人，船炮的坚利，已非中国所及。所以对于他尤为畏恶，积此四端，遂酿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一种隔阂的情形。（《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63—164页）
教士的东来
基督教传布于中国，唐、元时代，即已有之，但对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什么深切的影响。近代西洋宗教改革，旧教在欧陆，渐次失势，想传播于海外。西人东来的时候，就有教士跟着同来。教士中首先到中国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事在一五八二年。他先到广东肇庆，学习华文、华语，改着华装。然后到韶州，设立天主堂，继到南京，后往北京广结当时的士大夫，并向神宗献方物，神宗许其在北京建立天主堂，时在一六〇五年。士大夫很多和他往来，然亦有攻击他的，至一六一六年，遂遭禁止，教士都逐回澳门。直到满明启衅，明朝需用大炮，召他们监制，教禁才无形解除。
科学的输入
近代西人的发明，足以补我们之所不及的，是科学，所以科学的输入，实在是一件大事。科学，最初是由教士之手输入的。中国人也很欢迎他，初期精通西学的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他们的相信西教，自然还是因科学引起的。科学首先被中国人采用的，为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炮术、医学等，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东来后，徐光启便荐他参与修历的事。到明朝末年才修成。未及颁行，而清朝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清朝就用其所定的历法，谓之时宪历。汤若望亦被任为钦天监监正。清世祖死后，习旧历法的杨光先，上书攻击。汤若望等一时得罪。但到后来，毕竟因旧历法的不准，仍黜杨光先而用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清圣祖是最留心于格物之学的，他所任用的西教士亦很多。但是，这时候中国人对于科学，究竟还未能认识其真价值。所以杨光先攻击西教士，就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疑心他的将来要成大患，就是清圣祖，也说：“千百年后，中国必受西洋各国之害。”（杨光先的话，见其所著的《不得已书》。清圣祖的话，见其《御制文集》，后来同治年间，反对新法的大学士倭仁奏议中曾引之。当时各种科学书，差不多都有译著，但不受人注意）可见当时对于科学，还只知道应用一方面，而没有知道他的真价值啊！
科学输入的阻碍
中国和外国的交通，也有好几千年了。虽然彼此接触，总不能无相互的影响，然而从没有能使我国内部的组织，都因之而起变化的。其有之，则自近世的中欧交通始。这其间固然有种种的关系，然而其最主要的，还是东西文化的差异。东西文化最大的差异，为西洋近世所发明，而为中国所缺乏的，便是所谓科学。所以科学的传入，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科学与宗教，虽若相反，其最初传入，却是经教士之手的。杨光先曾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他又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杨光先的见解，在今日看起来，似乎是偏狭，是顽固。但是中国历代，本有借邪教以创乱的人；而基督教士学艺之精，和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又是中国向来没有看见过的。这种迷信的精神，迷信不深的中国人，实在难于了解。杨光先当日，有此疑忌，却也无怪其然。不但杨光先，怕也是当日大多数人所同有的心理。即如清圣祖，他对于西洋传入的科学，可以说是颇有兴味的。对于基督教士，任用亦不为不至。然而在他的《御制文集》里，亦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正和杨光先是一样的见解。人类的互相了解，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在学艺上，只要肯虚心研究，是非长短，是很容易见得的。但是国际上和民族间的猜忌之心，一时间总难于泯灭，就做了学艺上互相灌输的障碍。近世史的初期，科学输入的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11、13、14页）
第三十五章
清代之勃兴
清朝的初起，和辽、金、元情形又微有不同。辽、金、元初起时，都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形。清朝则未入关时，已颇能译汉书、用汉人了。清世祖立，年方六岁。叔父多尔衮摄政，闻北京危急，勒兵于关外以伺隙，恰有守将吴三桂，因李自成掠其爱妾，开关降清，清人和他合兵，把李自成打败。清朝初入关时，不意中国的抵抗力，如此薄弱，所发檄文，还承认福王的自立，虽下剃发之令，亦旋即取消。清朝对西南，兵力本不够进取，这时候，颇想维持现状，而桂王因孙可望跋扈，求助于李定国，可望攻之，大败，转而降清。
清朝的起源
清朝的祖宗，就是明朝的建州卫指挥使，名猛哥帖木儿（清朝人自己说：他的祖宗，是天女吞朱果而生，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这全是有意造作的话，不足为据），地在朝鲜会宁府河谷，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子董山，弟凡察，分为左、右二卫，迁居佟家江流域。董山因桀骜，为明所诛戮，于是左卫衰而右卫强。明李成梁守辽东时，右卫酋长阿台背叛。满洲部人尼堪外兰，引李成梁的兵，把他围困，阿台是左卫酋长叫场的孙婿，他失的女婿。（叫场，《清实录》作觉昌安，追谥景祖。他失，《清实录》作塔克世，追谥显祖）叫场、他失入城，劝他投降，阿台不听。城破，叫场、他失亦被杀。他失的儿子，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向明朝呼冤，明朝仍给以官职。此时努尔哈赤势甚微弱。后来渐次强盛，灭掉尼堪外兰，征服满洲和长白山两部，并俘掠东海部，以增加人众，遂犯扈伦，灭哈达。哈达、叶赫是明人称为“南关”与“北关”的。哈达即亡，明人乃遣兵助守叶赫。
明朝的战争
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叛明，明人派大兵二十万，分四路东征，三路皆败，清兵遂灭叶赫，进陷辽、沈，清太祖从新宾（清时称兴京）迁都到辽阳，又迁都沈阳。明朝因调度乖方，辽西又多残破，拟尽撤守备入关，而袁崇焕誓以死守宁远，清太祖攻之，大败，受伤而死。太宗立，先征服朝鲜，回兵攻宁远、锦州又大败，太宗乃击破察哈尔部，从喜峰口入寇。袁崇焕亦发兵入援，明思宗中太宗反间之计，把袁崇焕杀掉，锦州遂不能守。然山海关仍迄然为重镇，清兵虽从长城各口深入，蹂躏河北、山东，到底不敢久留。
明军事失败之原因
明之兵部，有干涉参谋之权，前敌将帅之行动，受其指挥；而朝中并非兵部之人员，亦得干涉兵部之行动，往往发言。兵部受其牵掣。此等非兵部之人员，其于兵略何知，其识已不如兵部；而兵部居内，其于前敌战阵之事何知，其识复不如前敌将帅。而前敌将帅为兵部所制，兵部为其他无识之人员所制，此明军事上失败之大原因也。（《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85页）
清朝的入关
明朝的流寇，起于一六二八年，因剿办不得其法，到处入关流窜，遂成不可收拾之势。后来分为两大股：张献忠入川；李自成在陕西僭位，东陷山西，分兵犯北京，思宗自缢而死，时为一六四四年。先一年，清太宗亦死了，子世祖立，年方六岁。叔父多尔衮摄政，闻北京危急，勒兵于关外以伺隙，恰有守将吴三桂，因李自成掠其爱妾，开关降清，清人和他合兵，把李自成打败。自成逃回陕西，清世祖遂入北京。
清与辽、金、元之不同
清朝的初起，和辽、金、元情形又微有不同。辽、金、元初起时，都不甚了解中国的情形。清朝则未入关时，已颇能译汉书、用汉人了。当太祖之时，憎恶汉人颇甚，当时俘获汉人，都发给满人为奴。尤其是读书人，得者辄杀。到太宗时，才知道欲成大业，单靠满洲人，是不行的。所俘汉人，都编为民户，令其与旗人分居，且另选汉官治理。对于读书人，则加以考试。录取的或减免差徭，赏给布帛。于明朝的降臣、降将，尤其重视。清朝当日的创业，和一班投效的汉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确是很有关系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17页）
明朝的灭亡
明人立福王于南京，荒淫无度，朝臣还要互争党见，诸将又不和。清兵攻陕西，李自成走死湖北，清兵遂移攻江南，扬州失陷，督师史可法殉国。福王北狩，清兵直打到杭州，乃北归。清朝初入关时，不意中国的抵抗力，如此薄弱，所发檄文，还承认福王的自立，虽下剃发之令，亦旋即取消。至此，乃又下令强迫剃发易服，以摧挫中国人的民族性，人心大愤，江南民兵蜂起，然不久即失败。清兵进陷闽、浙，明朝在宁波监国的鲁王，逃走舟山，后来舟山失陷，乃到厦门依郑成功。在福州正位的唐王殉国，清兵遂陷广东。明人又立桂王于广西。清朝又遣吴三桂入川，张献忠败死。然川南、川东，都附明桂王。李自成余党在湖南，亦受招抚，助明抗清，江西、广东，亦都反正，合云南、贵州共有七省之地，但残破之余，到底敌不过新兴的气焰。至一六五一年，各地相继失陷，桂王穷居南宁，遣使到贵州，求助于张献忠余党孙可望，可望遣李定国等分路出兵，杀败吴三桂，恢复四川，并攻破桂林，把明将降清的孔有德诛戮。清朝对西南，兵力本不够进取，这时候，颇想维持现状，而桂王因孙可望跋扈，求助于李定国，定国派人迎王入滇，可望攻之，大败，转而降清。明降臣洪承畴守湖南，因请清兵大举。李定国力战不胜，乃奉桂王入缅甸，吴三桂又发大兵出边胁迫，缅人乃奉桂王入三桂军，为其所害，时在一六六二年，明朝至此灭亡。
三藩的灭亡
明朝既灭亡，清朝乃封降将三人，以守南方之地，是为“三藩”。一六七三年，因撤藩令下，吴三桂首先举兵。耿、尚二藩，亦都响应。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先后陷落。声势颇张，然三桂年老，不能用弃滇北上之计，徒和清兵相持于湖南、江西，兵势遂渐促。耿、尚二藩，又转而降清，三桂死后，其孙遂于一六八一年，为清所灭。
台湾郑氏
然而天南片土，还保存着汉族的衣冠，这便是台湾郑氏。先是清兵破福建，实由明朝叛臣郑芝龙，暗中输款，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独不肯，据金门、厦门，和清朝相抗。清攻桂王时，成功大举入长江直薄南京，因势孤退出，旋从荷兰人手里，夺取台湾，以为根据地。成功死后，子经继立。三藩平后，清朝颇想同他讲和，而郑氏的降将不肯。郑经卒后，国有内乱，一六八三年，遂为清人所灭。
第三十六章
清初之政治及武功
清朝初入关时，屠杀是很厉害的。圈占民地，以给旗人，贻害亦很烈。但其政治，确较明末为整饬。圣祖在位岁久，勤于政事。世宗虽然残忍，亦颇严明，与民休养生息，便又现出富庶的景象了。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了国力的充裕，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
清初的政治
清朝初入关时，屠杀是很厉害的。圈占民地，以给旗人，贻害亦很烈。但其政治，确较明末为整饬。圣祖在位岁久，勤于政事。世宗虽然残忍，亦颇严明，与民休养生息，便又现出富庶的景象了。高宗虽然奢侈，表面上也还能维持着这个盛况，所以从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起，到一七九五年，即乾隆的末年，总算是清朝的治世。清初，汉人虽因流寇的骚扰，军人的专擅作伥，精疲力尽，不得不屈服于异族羁轭之下，然而反抗的心理，总是不能没有的。但满族为收拾人心起见，亦颇知用牢笼政策以为缓和。所以圣祖、高宗时，曾两开博学鸿词科；又网罗儒臣，编纂书籍（编纂书籍以圣祖、高宗时为最多，圣祖时之《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高宗时之《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尤为最大编著），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把明人著述，涉及满洲事实的，都加以销毁（文字之狱，如圣祖时，庄廷 《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皆至灭家。世宗、高宗时，因诗文字句有毁谤嫌疑而起大狱者更众。余见下章）；以摧挫士气。禁止满、汉通婚；满人不得学汉人风俗。满兵驻防各省的，亦和汉人分城而居；并把满、蒙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这许多，都是金、元人所想不到，而亦不敢行的。
兴于统一，败与内溃
大凡民族的强盛，总是从统一同族起的。清太祖之兴，也是如此。大凡北族的灭亡，总是由于内溃。而其内溃，则总是由于宗室之中，相争不决的。这是从匈奴以后，都是如此。读者请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见得。其互相争而能够终定于一的，就可以暂时支持。辽、金两朝的初叶，就是其适例。清朝从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总算把骄横的宗室压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于内溃了。（《白话本国史》第三册，第31、47页）
盛世与国民的自助力
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又算是这时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当其入关之时，即罢免明末的三饷。又厘订《赋役全书》，征收都以明万历以前为标准。圣祖时，曾叠次减免天下的钱粮。后来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赋”之例，把丁赋的数目限定了。这在农民，却颇可减轻负担。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地节俭。所以圣祖末年，库中余蓄之数，已及六千万。世宗时，屡次用兵，到高宗初年，仍有二千四百万。自此继长增高，至一七八二年，就达到七千八百万的巨数了。以国富论，除汉、隋、唐盛时，却也少可比拟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19页）
蒙回藏的平定
清朝的武功，是颇有可观的。这也并不是满洲人有什么力量，还不过是利用中国的国力罢了。清朝当入关前，漠南蒙古，即已为其所征服。漠北蒙古，则不过每年送他一匹白驼，八匹白马（清朝谓之“九白之贡”），还无甚深切的关系。此时蒙古信喇嘛教，已渐流于弱；而天山北路的卫拉特渐强。西藏人所信的喇嘛教，系唐中叶后，由印度传入的。其后专炫幻术，颇多流弊。十五世纪，宗喀巴生于西宁，乃改良教义，另创新派。他的信徒，都着黄衣冠，和旧派的红衣冠区别。世因称旧派为红教，新派为黄教。黄教推行日广，至十六世纪中，遂普及青海和蒙古。（其时俺答征服青海，留两个儿子据守。他这两个儿子，先相信了喇嘛教，因而感化到俺答）黄教教规，不许娶妻。教中尊宿，都以呼毕勒罕（再生的意思。据他们说：教中的尊宿，来去都可以自由，死前即预知将来托生何所的。可以依着他的指示，去找这地方新生的孩子。找到了，用种种方法试他，决定他是再来人，就把他迎接回去，施以特别的教养；达到一定年龄，就可以承袭其地位和职务。如其没有预示托生之所，也有用占卜的方法决定的），主持教务。宗喀巴两大弟子达赖和班禅，都住在拉萨；其第三大弟子哲卜尊丹巴，则住居库伦；而后藏拉达克的藏巴汗，仍为红教护法。十七世纪中，西藏第巴桑结（第巴，官名，达赖喇嘛只管教务，政务是另行设官管理的，第巴即其中之一），招和硕特固始汗入藏，攻杀藏巴汗，奉班禅居日喀则，固始汗留子达延汗在西藏，而自己徙牧青海。桑结又招准噶尔噶尔丹入藏，把达延汗攻杀。于是准噶尔统一四卫拉特，势大张，遂徙牧阿尔泰山，突发兵袭外蒙古，喀尔喀三汗（外蒙喀尔喀，有汗号的，共有三人：一土谢图汗，一车臣汗，一扎萨克图汗。清世宗时，扎萨克图汗所属郡王策凌，曾自练精兵，把准噶尔打败。清朝乃使之独立，是为三音诺颜汗。喀尔喀自此以后，就有四汗了），都复走漠南，时在一六八九年。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准噶尔，噶尔丹因旧地为其兄子所据，穷蹙自杀，喀尔喀还治漠北。圣祖死，和硕特谋叛，亦给世宗打平。高宗时，准部内乱，又乘机把他征服。天山南路，从元朝以来回教盛行，回教教主后裔，居于喀什噶尔，甚得人民尊信。准噶尔强时，曾将其酋长兄弟两人，拘质于伊犁，清平准部后放归。二人却据天山南路，和清朝相抗，又给高宗打平，时为一七五九年。于是葱岭以西诸回部，亦都来朝，是为清朝武功最盛之世。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了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自唐中叶后，喇嘛教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明末，俺答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征服，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19—520页）
西南诸国的平定
安南从脱离中国自立后，南并占城，国势颇盛。其西邻的暹与罗斛，则明初合并为一国，受封于中国，为逻罗国王。更西，在半岛的西部，元、明两代，还大都是中国的土司。其后中国实力不能及，而缅甸及自立为国。十八世纪后半，缅甸强盛，吞并逻罗，又侵犯云南，清高宗出兵讨伐，不胜。安南当明末，其王黎氏，曾为其臣莫氏所篡，后藉其臣郑氏、阮氏之力，才得复国，而颇薄待阮氏，阮氏遂南据顺化形同独立。这时候，阮氏又为西山的阮文岳所灭，是为新阮，并灭黎氏，清高宗讨伐新阮，亦不得利。然两国都怕清朝再出兵。华人郑昭，流寓逻罗，曾做过逻罗的官。逻罗亡时，郑昭罢职在家，后来亦起兵恢复逻罗，将缅甸驱逐。缅甸又怕他和中国夹攻，亦都请和朝贡于清。西藏边外的廓尔喀，曾举兵犯藏，给清朝打败。哲孟雄不丹，则本是西藏的属部，这三国亦都来朝贡。清朝的疆域，就和汉、唐相颉颃了。
清史的分期
清代的历史，可分为前后两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国内大体平安，对外的用兵，亦多胜利，此时虽已与西洋交通，尚未感觉其影响，纯为闭关独立之旧，其情形颇与汉、唐盛世相似，此时期约历一世纪半，可称为前期。至嘉庆时而内乱作，道光时五口通商，渐受外力影响，而情形一变矣。在前期一世纪半中，海内尚未大定，然政治及社会之情形，业已好转。中国社会，本来在秩序安定的情形下，数十年间，即可转为富庶。康熙中叶后，适逢其时，故国内渐见升平气象。雍正承之，行政稍加严肃，于政治风纪及财政，均有裨益。乾隆时遂臻极盛。高宗性本奢侈，中年后任用和珅，大肆贪黩，政治风纪大坏。而社会情形，亦适逢恶化之时。于是哀机潜伏，至其末年，内乱爆发，转入后期矣。（《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90页）
第三十七章
中华民族之扩大
中华民族的扩大，本已不止一次，而到近代，则其成绩尤为显著。其在北方，因蒙古受了喇嘛教的感化，满洲人又入据中原，三百年来，北境均平安无事，遂成为拓殖的好机会。辽东西久为中国郡县；就吉、黑两省，也很适宜于农耕；所以这三省，拓殖的成绩，最为优良。新疆方面，汉人移殖的较少；西藏、青海更少。然这两方面，靠了宗教的力量，实在同化了许多复杂的民族。西洋各国因争教而致分裂，我们则信仰自由，各种宗教，互相尊重，因此而收到团结联合的效果，这真是民族的“度量相越”了。
满蒙的同化
中华民族的扩大，本已不止一次，而到近代，则其成绩尤为显著。其在北方，因蒙古受了喇嘛教的感化，满洲人又入据中原，三百年来，北境均平安无事，遂成为拓殖的好机会。清朝对于汉人，猜忌是很深的，山海关以外，都不许汉人移殖；即蒙古亦然。（清朝的奉天将军，每到年终，要奏报本年并无汉人私行出关，直到光绪年间，还是如此。真可发一大噱。蒙古从前汉人前往经商，是要领有票据的。居住不准满一年。且不许在蒙古造屋）然此等无谓的禁令，敌不过汉人自然膨胀的力量。所以从清朝入关后，山东人民，渡海前往东三省的，依旧不少。从海口沿官道深入，渐次分布于内地。就是因犯罪遣戍到黑龙江的人，也有在那里成家立业的。咸、同乱后，汉人更出长城，移殖到蒙古东部，又由此而入吉、黑。清朝明知禁令之无益，亦就默认其解除。而此时外患渐亟，并觉得东三省有充实的必要，就更有官自开放，招人前往垦殖的事情了。辽东西久为中国郡县；就吉、黑两省，也很适宜于农耕；所以这三省，拓殖的成绩，最为优良。满语、满文几于不复存在。一切风俗，亦和内地无异。据最近的调查，三省的居民，十五分的十四，都是汉人。这都是前人辛苦经营的成绩呀！次之就要算内蒙了。
只有“移民实边”，不可“限民虚边”
关东三省，是清朝的老家。（其实也算不得他的老家，因为辽东西本来是中国的郡县）他入关以后，还想把他保守着。（傥使老家给汉人占据起来，他就无家可归，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而东三省的形势，和蒙古的关系，又很为密切的。所以想把这两处，通统封锁起来。关东三省中，只有少数的“民地”。此外就都是“旗地”和“官地”，汉人出关耕垦，是有禁的。蒙古亦有每丁的私有地，和各旗公共之地。都不准汉人前往垦种，就汉人前往蒙古经商的，也要领了票据，然后可往。且不得在蒙古住满一年。不准在蒙地造屋。他的意思，无非怕汉蒙联合，要想把汉蒙隔绝了，满蒙却联结一气，以制汉人，然而这种违反自然趋势的命令，到底敌不过汉族天然膨胀之力。当康熙时，山东的人民，已经陆续地向关东移住了。这种封锁的政策，虽然不能阻止汉人的自然移殖，毕竟把汉人的移殖，阻止得缓了许多。现在蒙满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傥使当初不存一“联合满蒙，以制汉人”的谬见，早早把满蒙开放，设法奖励汉人的移殖，到现在，就不敢说和内地一样，怕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的加倍不止。决不会有后来抱着满蒙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反忧其“瓠落而无所容”的患害。不但如此，汉官昏愦，到底也比什么将军副都统等清楚些。（就使官都昏愦，幕里也总有明白的人）傥使早早招徕汉人，设置州县，沿边的情形，也总要比较明白。像前五四、五二两年（一八五八、一八六〇），一举而割掉几千万方里的地方的事情，怕不会有罢？总而言之，从古以来，只听见“移民实边”，没听见“限民虚边”。（《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58、59—60页）
回藏的开拓
新疆方面，汉人移殖的较少；西藏、青海更少。然这两方面，靠了宗教的力量，实在同化了许多复杂的民族。回族在现在，只是一个宗教上的名词。所谓汉回，除信仰回教以外，其余一切，与汉人无异。就是别种民族，如缠回等，亦因其信仰回教，而风俗渐趋于同一了。青藏方面亦然，以该地方地势的崎岖，民族的复杂，非藉喇嘛教的力量，断不能像现在的大略趋于一致的。西洋各国因争教而致分裂，我们则信仰自由，各种宗教，互相尊重，因此而收到团结联合的效果，这真是民族的“度量相越”了。
西南的开拓
西南方面，历代的开拓，亦是到近代才竟其全功的。湖南和贵州的东部，属于洞庭流系，为苗族的根据地。其中唯湘江流域，开拓最早。澧、沅、资三水流域，则是从隋唐到清朝，逐渐开辟的。贵州于一四一三年列为布政司（明成祖永乐十一年），其东南部的苗疆，则到清朝雍正年间强制执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土归流”为雍正四年云南巡抚兼总督鄂尔泰奏请用此策以平苗疆。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改土司为流官的意思）才算成功。广西一省，明代用兵最多。雍正改流时，开辟亦不少。云南当明时，还全省都是土官，就正印是流官，亦必以土官为之副。后来逐渐改流，亦是到清朝雍正年间大定的。四川西北境的大小金川，清乾隆时，抗命最烈，前后用兵五年，糜饷七千万，然后平定。一时虽然劳费，却也获长治久安之功。总而言之：西南一带，现在只是地利有待于开辟，以民族论，可说是没有问题了。
西南的改土归流
清朝对于川、滇、黔、桂诸省的用兵，虽然事在疆域之内，然和西南诸省的开拓，实在大有关系。原来西南诸省，都系苗、傜、倮罗诸族所据。虽然，自秦汉以降，久列于版图，而散居其地的种落，终未能完全同化。元时，其酋长来降的，都授以土司之职，承袭必得朝命。有犯顺、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废其酋长，代以中国所派遣的官吏，是之谓改流。虽然逐渐改流的很多，毕竟不能不烦兵力。此等用兵，虽一时不免劳费，然在西南诸省的统治和开发上，总可算有莫大利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35页）
第三十八章
清初之外交与中叶之政治
西人的东来，远在明朝中叶，其时除广东一隅外，以全国论，可谓不曾受到什么影响，到清朝就不然了。最初在国交上发生关系的，就要数到中、俄的划界交涉。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清朝的势力，在表面上，到乾隆时为极盛，然而盛极必衰，其危机也就潜伏于这时候的。
中俄交涉
西人的东来，远在明朝中叶，其时除广东一隅外，以全国论，可谓不曾受到什么影响，到清朝就不然了。最初在国交上发生关系的，就要数到中、俄的划界交涉。蒙古西征以后，俄人本隶属于其所分封的钦察汗。到十五世纪，俄人渐强，而钦察汗后裔，互相争斗，俄人遂脱蒙古羁绊而自立。其时哥萨克族（Cossacks，即哈萨克 Kazak的音讹，此种人自亚入欧，住在俄罗斯南部草原）归附俄人，替他向东侵略西伯利亚。
国情不同是近世受侵削之根源
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中国当汉、唐盛时，西伯利亚南部诸国，亦都曾朝贡服属。在唐时，并曾置羁縻府州），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然而近世的帝国主义，则竟有如此的。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65页）
清朝入关时，俄人的远征队，已达到黑龙江边。在江外造了尼布楚、雅克萨两城。此等远征队，专事剽掠，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大为不安。清圣祖屡次致书俄将，请其约束，都无效。一六八五年，乃命黑龙江都统出兵，攻毁雅克萨城。俄人又修理驻守，清兵亦再进兵围攻。会圣祖前托荷兰商人致书俄皇，此时得其覆书，请先解围，然后两国各派使臣，会商疆界。圣祖乃将围兵撤退，公元一六八九年，两国使臣，相会于尼布楚［中国使臣为索额图，俄使为费耀多罗（Fedor A. Golovin）］，俄人要求划黑龙江为界，中国则要求以外兴安岭为界。彼此相持，势将决裂，此时俄人在东方的兵力，还不够和中国为敌。俄使护从的兵，也较中国使臣为单薄，乃照中国的意思，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流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是为《尼布楚条约》。约定后，在北京设俄罗斯馆，许俄国派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满、汉文字，后又许俄商三年到北京贸易一次，免其税项。
《尼布楚条约》定后未几，而准噶尔之事起，外蒙全归向中国，于是又发生蒙俄界务问题。此事于公元一七二七年，订《恰克图条约》解决。自沙宾达巴哈以东，都行订定。（就是现在的蒙、俄疆界。中、俄界约，唯这一段，订定后没有变动）以恰克图为通商地点。到高宗时，就停北京贸易，专在恰克图。
广东通商交涉
广东方面的通商，中国人认澳门为各国居留之地，而事实上，为葡人所把持，各国都感不便，而以英国为尤甚。台湾郑氏灭亡后，清朝曾开四处海口通商，然事实上，各国贸易，皆在广州。此时广东的对外贸易，为公行所专，外人颇受剥削［公行，亦称洋行。其时的洋行，是由华人设立的。五口通商以后，才由外人设立而雇用中国人做买办。和内地的牙行一般，因与外洋商人往来，故称洋行，最著的为十三洋行。当时外商营业的居所，名为商馆（Factory），限定只得与公行交易，税项由他估定，还有官吏所收的“规礼”，公行所抽的“行用”，亦要一并加上，行用初时颇轻，后来逐渐加重到好几倍］，英人住在广州商馆里，受种种拘束，尤不自由（如不准携眷；不准坐轿；出外游玩，限于逢三、八日等）。英人乃于公元一七九二、一八一六两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来，要求改良通商章程，都不得结果。［公元一七九二年，英使为马甘尼（Macartney），近译亦作马戛尔尼。公元一八一六年所派为阿姆哈司（Amherst）。前一次，适值高宗八旬万寿，中国人强指其为祝寿来的，赏以礼物筵宴，于其所要求的事，则赐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两道，一概驳斥不准。后一次因国书衣装落后，仁宗召见，英使以疾辞，仁宗疑其傲慢，将其押解回广东］先是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亦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公元一八三四年，乃将其专利权取消。公司的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英国派贸易监督官前来，中国官吏，仍当他是大班，不肯和他平等交际，后来英人又改派义律为领事［Charles Elliot，此为甲必丹义律。后来鸦片战争时，合伯麦（G.Bremer）统兵前来的，为加至义律，近译亦作为乔治义律（George Elliot）］，和中国交涉，亦不得要领，义律乃报告本国政府，说要得中国平等待遇，非用兵力不可，两国的战机，就潜伏了。
澳门问题的由来
明朝在广州，本来设有市舶司。其初外国船来通商的，都停泊在海洋之中，就船贸易。公元一五三五年，指挥使黄庆，才许他们在澳门居住。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后来葡萄牙人，就渐渐的筑城置戍，据为己有了。当时曾有人请把他们驱逐出去，仍在海洋中就船交易。广东官吏筹议说：“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大海茫茫，转难制驭。”遂作罢。这话在当日，原是合乎情势的。但是到后来，情势变迁，澳门就竟给葡萄牙人占据去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初尚按年交纳地租，到公元一八四九年，那时候，已经是清朝的道光末年，在五口通商之后了。葡人借口其头目被杀，就抗不交租。后来清朝和欧、美各国，多数立约通商，独葡约因澳门问题，不能成立。其时还有“由中国偿还葡人筑路、建屋之费，把澳门收回”之议，未能有成。时鸦片久已用洋药之名，抽收税厘，而从香港、澳门偷运入境的，非常之多。中国要求英国人缉私。英国人说：“澳门如不缉私，香港亦难照办。”中国不得已，于公元一八七七年，和葡人订立条约，许其“永居，管理澳门”，而葡人允许助中国人缉私，竟成割让澳门以交换查缉私烟之局了，这是何等痛心的事？澳门既割弃后，界址又未能画定。（《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三册，第3、9—10页）
传教的情形
利玛窦等初来传教时，一切顺从中国的风俗，拜孔子，拜祖宗，都在所不禁（他们的解释说：“中国人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拜祖宗，是报恩的意思；都没有求福免祸之见，不能算崇拜偶像。”），后来别派教士，有向教皇攻击他的。教皇遣使到中国来禁止。清圣祖大怒，将其使逐归澳门，命葡萄牙人拘禁。（教皇所派使 Tournon，旧译作多罗，新译作铎罗。被葡人监察甚严，忧愤而死）然教皇仍不肯将其禁令取消，于是在华传教的教士不能再容忍中国人的风俗，彼此隔碍就渐深。到一七一七年，清朝就禁止天主教传布。教士除在京效力的外，一概逐归澳门。（后因澳门地小不能容，许居广州天主堂，而禁止出外行走）各地方的天主堂，都改为公廨。
清中叶的内政
清朝的势力，在表面上，到乾隆时为极盛，然而盛极必衰，其危机也就潜伏于这时候的。高宗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件件事情，都要摹仿圣祖，而没有他的聪明勤力，凡事都喜欢装饰表面。又好奢侈，六次南巡，沿途供帐，所费甚巨。中岁后任用和珅，贪赃枉法，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贿赂他，于是上司诛求下属，下属剥削百姓，吏治大坏，社会就骚然不安了。
一七九五年，高宗传位于仁宗。明年，白莲教徒，就以“官逼民反”为词，起事于湖北，蔓延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攻剿十年，才算全平。同时，东南有“艇盗”，闽、浙、广东，大受其害。到公元一八○九年才平定。而一八一三年，北方又有天理教之变。教首李文成、林清，至结连内监，袭入宫禁，其党亦叛于山东、河南。宣宗时，回疆又有张格尔之变。张格尔，就是天山南路教主的后裔，清平天山南路时，逃到浩罕去的。至是借其兵入寇，陷南路数城。这许多叛变，虽然都经戡定，然而人心摇动的情形，就可以见得了。
清朝的财政，是当康熙时代，就有余蓄的。乾隆最盛时，曾达七千余万两，嘉庆以后，内外多故，就开始患贫。至于兵力，则当吴三桂起事时，满兵已不足用。“绿营”亦徒有其名，川楚教匪的勘定，实在是得力于乡勇的。以如此腐败的政治，而要当西人方兴之焰，自然要败坏决裂了。
中国历代财政之窳敝
凡百政事，总是有了钱，才能够举办的。所以财政实为庶政的命脉。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中国的政治，既是放任主义，所以其财政亦极窳敝。全国最重要的赋税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本指力役而言。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乃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而所谓折纳钱者，又不是真向应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县丁额，设法摊派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清朝所谓编审，就是将丁税之额，设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户口，了不相干。所以各县丁税，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清圣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新生人丁，概不出赋，而旧有丁赋之额，仍要维持，就不得不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至此，地丁两税，乃正式合并为一。所以昔时租税的基本部分，全为农民所负担，其伸缩之力极小。财政困难时，加赋往往召乱。但不加赋，又无以应付事情，这亦是从前政治难于措置的一端。（《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54—155页）
第三十九章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西正式冲突的开始。这是积了种种的障碍，到此爆发的；所谓禁烟，倒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种种的经过，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中国当承平时，政治是放任的，兵备是废弛的。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社会的情形，积重如此，又岂一日所能转变？中国人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从此以后，中国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所可惜的，当时别种方面，虽然屈从英国人，禁烟一事，仍旧可以提出的。而当时议约诸人，于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国的战争，专为强销鸦片而来；中国既然战败，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的。
鸦片的输入
鸦片战争，是中西正式冲突的开始。这是积了种种的障碍，到此爆发的；所谓禁烟，倒不过是一个导火线。鸦片在唐德宗贞元时，已由大食商人输入中国。［宋初所修《开宝本草》，也有其名（开宝，宋太祖年号，公元九六八至九七五年）］但是从前只作药用。明末，烟草输入，吸食的人渐多，其中有一种，是以鸦片和烟草同熬的，谓之鸦片烟。那时代吸烟草也有禁令，后来就解除了。鸦片烟则讫未弛禁，然吸者亦不绝。明神宗万历年间，鸦片初由葡萄牙人输入，每年不过几千箱。十八世纪中叶，英人独占印度，印度的恒河流域，是鸦片产地，输入遂逐渐增多，后来竟近三万箱。那时候的中西贸易，输出以丝、茶为大宗，输入以呢、布、钟表为大宗，出入本略可相抵。鸦片输入激增后，进出口不能平衡，乃不得不将现银输出。银是清朝时候用作货币的，既然银条外流，内地银荒日甚，于是银价上涨，货值日跌。经济界颇受影响。（当时赋税都系收钱，换成银两解上去，钱贱银贵，征收的官吏，就要赔累。盐商卖盐交课亦然）而吸烟的人，志气颓唐，身体衰弱，尤为民族一大危机。于是禁烟之议起。
禁烟问题的两派
中国是时，没有这许多出口货与之相抵，只得输出银两，银是清代用为货币的，官吏征收钱粮，盐商卖盐，所收的都是铜钱，及其解交国库，则都须换成银两。银钱相易，前此都有赢余，此时则不克赔累，影响于财政颇巨。于是严禁之议复起。私运为大利之所在，能否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切禁绝，颇成问题。而对外方面，通商上的症结深了，能否一切不顾，专办禁烟，亦成问题。做《中西纪事》的夏燮，眼光是很旧的，然而他论禁烟之事，亦说不宜同时断绝通商。且说晁错策七国，削之反速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当时情事，适当其反。西人万里而来，不过图利，若使其有利可得，战祸或竟可消弭于无形。可见当时战事，烧烟其名，争通商之利其实，为众所共知。所以当时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奏，颇主缓和。主开禁收税，但只准以货物交易，不许用银，官员、士子、兵丁禁吸，余不问，且许栽种。然积弊须以渐除，固是一理，要用迅雷疾风的手段，加以震慑扫荡，然后爬罗剔抉的工作，乃得继之而进行，亦是一理。林则徐在当时，大约是主张后者的，至于对外的关系，则非当时所知，总以为前此办理的不善，由于官吏的畏葸不负责任。于是严厉的行动，就开始了。（《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74—175页）
林则徐的禁烟
一八三八年，宣宗将禁烟问题，命臣下详议，多数主张严禁。湖广总督林则徐，奏语尤为激烈。（则徐有“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唯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诸警语）宣宗即命他到广东去查办。明年，则徐迫令英人缴出鸦片二万另二百八十三箱（每箱一百二十斤），把他悉数烧毁。下令各国商船：进口的要具“夹带鸦片，船货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各国都照具了，独有英国不肯。义律命英商退往澳门，则徐断其接济。义律遂以兵船封锁广州，然未得政府的允许，究不能和中国开战，乃又请他国斡旋愿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的结，但请删“人即正法”四字，则徐亦不许。
虽林则徐对外仍是隔膜
中英交战之时，英船尝三犯台湾。第一次在鸡笼，第二次在大安港，都搁浅。当姚莹等捕获英人时，廷寄命其将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之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约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切实具奏。林则徐在广州时，奏称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仅能取胜外洋，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以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便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又其陛辞时，奏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口，已足制诸夷之命。至广州，又奏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其隔膜至于如此，岂在短时期中，能有知己知彼之望？（《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78、179页）
中英的开战
公元一八四○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用兵。于是英人派兵二万余前来，攻击广东沿海，不克。改攻厦门，旋亦弃去。北陷舟山，又到大沽投英国首相致中国的信。信中提出六项要求。其时督抚怕多事，宣宗遂派琦善在广东查办，林则徐时已授为两广总督，革职，遣戍新疆。琦善既至，和英人磋议。英人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英人就进兵攻陷海口炮台。琦善不得已，允许了他。清朝闻英人进兵，大怒，将琦善革职，另派大臣督兵进剿。英国亦嫌交涉软弱，撤去旧员，改换新将。［第一次带兵来的，见第三十八章“广东通商交涉”注文，后来所换的为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清兵到广东，进攻不胜，英兵至，再陷厦门、舟山，进破宁波、乍浦。又撤兵入长江，陷上海、镇江，直逼南京，清朝无可如何，乃派耆英等和英人议和，订立《南京条约》。
社会情形积重难返
中国当承平时，政治是放任的，兵备是废弛的。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写给刘韵珂的信，说各处调到的兵，纷扰喧呶，毫无纪律，互斗杀人，校场中积尸不知凡几。甚至夷兵抢夺十三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背负，千百成群，竟行遁去，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又说：林则徐查办烟案，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前辙不能覆蹈。刘韵珂写给人家的信，亦说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英兵所至，到处官逃民散，论者称其为入无人之境，而非如入无人之境，社会的情形，积重如此，又岂一日所能转变？（《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79页）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大致是照英国人的要求订定的。其中重要的条款是：（一）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英商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二）割让香港。（三）偿还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并赔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四）英人得与华人任意交易，无庸拘定行商。（五）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英货既完进口税后，由中国商人，运入内地，只可照原税酌加几成。（六）中、英官吏，以平等的礼节往来。这是专为打破前此口岸任意开闭，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税额繁苛，不许英官和中国平行之局的。
自尊自大是外交失败的根源
中国人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中国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原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1—12页）
南京条约的善后
《南京条约》，订明英兵占据定海和鼓浪屿，俟赔款交清，五口开放后，方行撤退。中国乃派耆英往广东，与英人筹议善后问题。此时问题的症结，为广东的英领事要入城，而华人固执一七九三年“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的上谕，加以拒绝。民气既不能压抑，英人又无可通融，耆英深以为苦。一八四六年，五口都已开放，赔款亦已付清，耆英请英人撤兵，英人又要求他订立舟山群岛不得割让他国之约，而耆英亦要求英人，将入城问题，延缓两年，英人也答应了。耆英遂急求内调而去，留下一个纷扰的根株。中、英条约定后，各国都相继东来，美、法、瑞典都和我国立有条约。唯俄人要在海路通商，仍给中国拒绝。
战败仍可禁烟
五口通商一役，种种的经过，都是不谙外情当然的结果，无足深论。所可惜的，当时别种方面，虽然屈从英国人，禁烟一事，仍旧可以提出的。当义律到天津投书的时候，津海道陆建瀛，就主张把禁烟一层，先和他谈判。而当时议约诸人，于此竟一字不提。倒像英国的战争，专为强销鸦片而来；中国既然战败，就不得不承认他贩卖鸦片似的。于是中国对于鸦片，既无弛禁的明文；而实际上反任英人任意运销，变作无税的物品。直到前五三年（一八五九年），《天津条约》订结之后，才掩耳盗铃的，把他改个名目，唤作洋药，征收关税。（《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8页）
第四十章
太平天国
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一公例：承平了数十百年，生齿渐渐的繁起来；一部分人的生活，渐渐的奢侈起来；那贫富也就渐渐的不均起来；这种现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嘉、道以后，内乱时起，外患迭乘；清朝的威望，扫地以尽；革命的种子，就有萌芽的机会了。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无过于（宋儒）尊王攘夷之论。尊王攘夷，孔门相传，确有此义。然所以尊王，原是想一匡天下；而所以要一匡天下，则免于被发左衽，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后来顾亭林先生分别“有亡国，有亡天下”。其所谓国，实指王室而言。所谓天下，似指国家，然中国人于国家的观念，向来不甚晶莹，亭林所云天下，与其说是指国家，无宁说是指民族。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
民族主义的勃兴
当明室灭亡之时，有志于革命的人，见事无可为，乃想将民族主义的根苗，流传后代，于是有会党的组织。（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一章）在粤江流域的为三合会，在长江流域的为哥老会，都以反清复明为口号。从桂王败亡，台湾破灭以后，看似汉族全被征服，其实革命种子，仍潜伏于社会之中。嘉、道以后，内乱时起，外患迭乘；清朝的威望，扫地以尽；革命的种子，就有萌芽的机会了。
民族主义至宋后形成
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无过于（宋儒的）尊王攘夷之论。尊王是晚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裂冠毁冕的结果。攘夷则是燕云十六州割弃，终北宋之世不能恢复，更加以女真猾夏的结果。这四个字原是从《春秋经》里来的。尊王攘夷，孔门相传，确有此义。然所以尊王，原是想一匡天下；而所以要一匡天下，则免于被发左衽，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周天子尚在，而孟子力劝齐梁之君以图王业，可见孟子是没有扶翼周室之心的。如此看来，攘夷之义实更重于尊王。后来顾亭林先生分别“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其所谓国，实指王室而言。所谓天下，似指国家，然中国人于国家的观念，向来不甚晶莹，亭林所云天下，与其说是指国家，无宁说是指民族。此义初非亭林所自创，自宋儒的言论推之，是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原刊《学林》1940年12月第2期）
太平军的起事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花县人。生于一八一二年，恰在民国纪元之前百年。他少有大志，为要运动下级社会，不得不借助于宗教，广东和外人接触早，对于基督教，认识较多。他乃采取其说，自创一教，称为上帝教。自称天父的次子，称基督为天兄。和同县冯云山，到广西桂平、武宣一带传布。这一带地方的人民，风气朴实，性质勇敢，信他的人很多。恰好广西大饥，盗匪遍地。人民办团练自卫，土著与客民，又相龃龉，他就乘机，以一八五○年，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
太平军起事的背景
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一公例：承平了数十百年，生齿渐渐的繁起来；一部分人的生活，渐渐的奢侈起来；那贫富也就渐渐的不均起来；这种现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就又是如此了。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的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清朝从乾隆以后，也恰好到这时代了。虽然有川楚教匪……乱事，社会的心理，还没有厌乱。借宗教煽诱愚俗，也是历代都有的。从西人东渐以后，黄河、长江两流域，都还没大受他的影响。独广东和他接触最早，受他的影响最多。兼且上流社会中人，和固有的文化，关系较深，受外教的影响较难，下流社会却较容易。合此种种，就造成了洪杨的乱事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24页）
太平天国的兴亡
洪秀全起事之后，袭据永安，建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同起诸人都封王，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清将向荣，把大兵围困他，太平军突围而出，入湖南，出岳州，下武汉，沿江东下，直抵南京，称其地为天京。时在一八五三年。向荣率大兵，随太平军之后，至天京城外孝陵卫扎营，是为“江南大营”。清朝又派琦善一支兵，屯驻防扬州，是为“江北大营”。太平军殊不在意。并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出安徽北伐，胡以晃、赖文英沿江西上。后来北伐的兵，因势孤，从河南、山西，入直隶，退据山东，给清兵消灭。西上的，却攻下安庆、九江，再取武汉，甚为得势。
太平军之军略失策
太平军在军略上的失策：（一）未能于初起时全军北上，与清人争一旦之命。（二）在南方又未立定规模。（三）初起时藉长江的便利，未久即下天京，后来水师之利反为清人所有。至其军队，初起时确甚优良。广西军人，强悍善战，其纪律颇严，并无奸淫杀掠之事，所以人民颇为欢迎。清张德坚撰《贼情汇纂》称：“贼至则争先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情形，比比皆然，而湖北为尤甚。”可见光复军兴时，箪食壶浆的盛况。此时太平军军队未甚多，其首领的骄奢淫佚亦未甚，所破州县，到处都有蓄积，取之已足敷用，人民亦有自动进贡以求免祸的，故其财政宽然有余，无事诛求。（《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219页）
此时清朝绿营、旗兵，都毫无用处，而曾国藩在湖南练成湘军，成为太平军的劲敌。一出来，就攻陷武汉，进陷九江。派兵从水陆两路，进取安徽。先是太平军中又有内讧。杨秀清专权，天王使韦昌辉把他杀掉，旋又使秀清余党，杀掉昌辉。石达开别为一军，剽掠湖南、两广，后来给清军消灭于四川。冯云山、萧朝贵先已战死。天王深居简出，不亲政事，太平天国中，遂现出中枢无主的景象。军纪日坏，将士的暮气亦日深，幸得英王陈玉成，破湘军于三河集，忠王李秀成，派兵分扰赣、浙，击破江南大营，进取苏、松，太平军的气势又一振。然而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清朝以曾国藩督两江，指挥诸将，国藩分兵定赣、浙。又遣李鸿章募淮军，以攻苏、松，湘军以全力下安庆，水陆两军，沿江东下，天京遂于一八六四年失陷。天王先服毒殉国，子福瑱，殉国于江西，余党亦先后败灭。太平天国共计十五年；势力所到之地，达十六省；内地十八省，只有陕、甘两省未到。事虽无成，亦可以算得壮烈了。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
太平军初起时，以区区岭南的穷寇，乘间北出，不一年而攻取江宁，震动全国；后来兵锋所至，蹂躏了一十六省（除陕、甘二省）。攻破了六百多城，其中不可谓无才。他初起的时候，发布“奉天讨胡”的檄文，也总应当得几分汉人的同情。又这时候，外人方厌恶满洲政府的顽固，对于太平军，也颇有表同情的。太平军要想成功，实在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当时民族的自觉，势力颇小。而君臣之义，却颇有势力。曾国藩生平，带这种色彩，颇为浓厚。大概他们看了这种阶级社会里头的道德，是维持社会所必需。当时的人的思想，自只如此。后来的人，抱民族主义的，说他为什么要做满洲的奴隶？已经可笑了。抱政治思想的，又说他为什么不把满洲政府推翻，好把政治彻底改良？这更陷于时代错误。推翻王室，改良政治，这件事，在大家都抱着君主思想的时代，谈何容易办到。况且曾国藩等，何尝知道彻底改良政治来。以练兵造船为自强，正是这班中兴名将的政策。太平天国的政治，都带有西教的色彩，尤易为一般人所疾视。而且他初起兵时，军纪严肃，军中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朝气。后来始起诸王，互相屠戮。洪秀全也渐渐荒淫。一切军事政事，都出于他的兄弟仁福、仁达之手，日益腐败。奸淫抢掠的事情，也一天天多了，自然人民就反对他。这是太平军所以失败的原因。（《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27页）
太平天国事变的影响
太平天国的兴亡，虽不过十五年间，但其影响却不小。政制社会的改革：太平信奉基督教理，谓人皆上帝子女，故称男皆曰兄弟，女皆曰姊妹，一律平等。改新历，行公田，禁止卖娼蓄妾。排斥释道，废庙宇偶像，重定儒书，此为不能抓住民心之处。上海为外人居留地，上海响应太平时，外人宣言中立，租界行政权渐归外人，为公共租界之起源。经此事变后，满汉畛域消除。汉大臣多任内外大官，得有势力，清室大权，渐渐推移。
北方的捻乱
太平天国同时，北方又有捻党。那是无甚主义的，不过只算是流寇。捻党初横行于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之间。太平天国既亡，余党和他相合，声势骤盛。清朝派僧格林沁去打他，败死于曹州。乃改派曾国藩，国藩创“长围圈制”之法，于运河、贾鲁河沿岸筑长墙，到底给他突破，分为东、西两股，东捻首领任柱、赖文光入苏、鲁，西捻首领张总愚走陕西。李鸿章代曾国藩，倒守运河，把东捻逼到海边平定。左宗棠剿西捻，西捻回窜直隶，李鸿章和他合力，把捻党包围在黄、运、徒骇河三河之间打平。这事在一八六七年、一八六八两年。
西北西南的回乱
同时西北、西南，又有回乱。云南回民杜文秀，以一八五五年据大理，尽占迤西一带，迤东也有起而创乱的。到一八七二年，才给岑毓英用回将马如龙打平。西北回乱，起于一八六二年，直到捻匪定后，左宗棠方才回兵剿办，其时陕、甘几全成匪区，天山南北路，亦为浩罕将阿古柏帕夏所据（阿古柏是浩罕的将，浩罕使他随着张格尔的儿子东来的。后来张格尔的儿子，为其所废。此时天山北路，先有回酋妥得璘起兵，进取南路。又有汉人徐学功，起兵自卫，阿古柏和徐学功联合，攻破妥得璘。徐学功亦内附。于是天山南北路为俄所据外，余尽入其手），想在其地建立一个回教国。英、俄、土耳其都和他通使，英人怕俄人南下，危及印度，尤其要扶助他。左宗棠先平定陕、甘，英人仍为阿古柏求封册。朝议因用兵劳费，也有主张封他的，宗棠力持不可，于一八七五年进兵，至一八七八年，把南北路都平定，然伊犁先已为俄人所占，到底酿成重大的交涉。
亚洲西北部的局势
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是从亚洲西北部，侵入欧洲的。却从俄罗斯兴起，而亚洲西北部，反受其侵略。历史上的印度，是常受西亚高原侵略的。却从英吉利侵入印度，而西亚高原，亦反受其侵略。而且英人的东侵从海，俄人的东侵从陆，本来是各不相谋的。乃英人从印度西北出，俄人从两海之间东南下，而印度固斯山一带，就做了两国势力的交点。这也可谓极历史上的奇观了。当英人侵入印度，俄人侵入两海之间的时候，也正是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和征服西藏之时。三国的势力，恰成一三角式的样子。乃英俄两国的势力步步扩充。而中国的实力，则实在不能越葱岭一步，就弄成后来日蹙百里的局面了。中国到这时候，也知道西北的形势紧急了。前二八年（一八八四年），就把新疆改为行省。（《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32、34页）
第四十一章
英法联军与中俄交涉
天下事情，本来只有强权，哪里有什么公理？何况平心而论，我们中国弄错的地方也很多，这“糊涂”两个字，我们从政府起到百姓止，实在是辞不掉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设防，把英、法两国的兵船打坏了，英、法两国的公使，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见打了一个小胜仗，便得意非常，把去年所订的条约废掉了，叫他们另外派人来，到上海重议。这么一来，把有理又变作无理了。《尼布楚条约》，中国看似胜利，然而自此以后，对于东北方，并没有加意经营；而俄人却步步进取，经过一世纪半之后，强弱自然要易位了。所以边疆的不保，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
广东交涉的纠纷
公元一八五八和一八六〇年，南方内乱正炽，北方又有英法联军和中、俄交涉，遂使外力的侵入，更深一层。先是耆英去后，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两个人，都是有些虚 之气的。时粤人自办团练，要想抵抗外人。英人要求入城，徐广缙自己到他船上去阻止，英国人想把他扣留起来。团丁同时齐集两岸，呼声震天。英人怕肇大祸，乃将徐广缙放还。并另订广东通商专约，把不入城列入约中。事闻，清朝大加奖励，广东人更形得意。后来徐广缙去职，叶名琛代为总督，对于外人，更持傲慢不理的态度。然实不知外情，亦无实力防备。一八五六年，中国水师，在挂英国旗的亚罗号船上，搜捕海盗。（当时香港政府许华船向其注册，这一只船，实在是注册业已满期的，英人借口中国搜捕海盗之际，侮辱其国旗，向叶名琛索还所拘捕的人，叶名琛即行送还，英人又不受，说要解决入城问题，遂径行进攻省城，以为迫胁）英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借此启衅，攻陷省城。然并无本国政府的命令，旋又退出，又因印度士兵起了叛变，而粤人以为英人惧战易与，烧毁各国商馆，反成为巴夏礼请本国政府用兵的口实。
英法联军的东来
此时英想联络法、俄、美一致行动，而美、俄都只愿改订商约；法则因拿破仑第三野心难戢，适逢广西西林县，又杀掉一个法国教士，法国亦想借此示威。于是四国各派使臣，英、法则以军队相随，攻陷广州，把叶名琛虏去，后来死在印度。英、法兵又北上，陷大沽炮台。清朝不得已，派大臣在天津，和英、法、美三国，各订条约，是为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条约》。明年，英、法使臣来换约，中国方在大沽口修理防务，命其改走北塘，不听，强行闯入，为中国兵击败，逃到上海。
木必自腐，而后虫生
古人说得好：“木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况且天下事情，本来只有强权，哪里有什么公理？何况平心而论，我们中国弄错的地方也很多，这“糊涂”两个字，我们从政府起到百姓止，实在是辞不掉的呢。这一次的条约，言明一年之后到中国的天津来彼此交换。这时候，英国的政府颇有些有意挑衅。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五月，到了大沽口，便要硬走白河口到天津。这时候，正值中国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设防，便照会他们改从北塘口，走蓟运河里进去。英、法的使臣不听，带了兵舰硬从白河里闯进来，中国的炮台上便开炮打他，把英、法两国的兵船打坏了四只。两国上岸的兵士，不是打死，便给中国人擒住了，一个也没有回去。英、法两国的公使，只得退出去逃到上海。这一次的事情，本是英、法两国错的。要是当时的政府据着理同他们交涉，英、法两国也未必有什么说。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又是糊涂的，见打了一个小胜仗，便得意非常。下了一道上谕，说什么“英夷狂悖无礼，此次痛加剿杀，应知中国兵威，未可轻犯”的话。把去年所订的条约废掉了，叫他们另外派人来，到上海重议。这么一来，把有理又变作无理了。（《国耻小史》，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3、29、30、31页）
又明年，英、法兵再至，攻陷大沽，清朝再派亲王讲和。而亲王误信人言，说英人暗藏兵器，要想在会场上“劫我”。军官僧格林沁，竟把巴夏礼捉起，送往北京刑部牢里监禁。英、法兵进攻，清兵大败，文宗逃往热河，英、法兵胁开京城，把圆明园烧毁，才由文宗之弟恭亲王奕 ，和两国另订条约，是为一八六○年的《北京条约》。
圆明园之毁，无足深惜
圆明园为清世宗在藩邸时赐园。即位后，亦于其中听政。累朝继续经营，法人称其建筑之精，珍奇之富，为欧洲之所无。一旦化为劫灰，实为我国有关文化的建筑古物，遭受损失之始。此后战事之所破坏，古董商人之所贩卖，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买之所毁损，更不知凡几。此次抗战以来，沦陷区域整批的毁坏、抢劫、盗窃，更其无从说起了。几世几年的菁英，一朝化为乌有，言之岂不可痛？但须知：（一）文化的进退，视乎其社会的情状，是否安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实在其次。（二）即舍此弗论，以现在文化的状态，虽有宝物，亦必不能终守。此岂独今日为然？亦岂独中国为然？（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后者固绝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会论，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被摈于其外的。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如其失之，亦无足深惜。敢以此为国民进一解。（《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88页）
天津北京条约
天津、北京两条约，包含（一）赔款（英千二百万两，法六百万两）外，（二）许外国派使驻扎北京，是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外人直接交涉之始。（三）沿海添开口岸，并及长江。于是内河航行权，就与人共之了。［《天津英约》，沿海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沿江自汉口而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法约》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北京英约》又增开天津］（四）领事裁判权。（五）关税协定。（六）传教。前此仅以上谕解禁，许在海口设教堂，至此则明认外人到内地去传教，并可租买土地，建造房屋了。［领事裁判、关税、传教各协议，均在道光江宁、咸丰天津各条约中。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宁约》第十款，议定英货纳税例。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津约》第二十六款，定货物每值百两税五两。又是年《中英通商善后章程》第一项，定税则未载之货，估价值百抽五。以上皆关于关税者也。《津约》第十六款，英人犯事，归英惩办。但道光二十四年《中法条约》第二十七款，业已规定有领事裁判权。此关于法权者也。天津《英约》第八款即为保教。天津《法约》第十款，法人可以购地建礼拜堂、书院、学堂。第十三款，保护天主教士、教民，并在内地传教。此关于传教者也］
中俄划界交涉
自《尼布楚条约》订立以来，俄人对于东方，仍逐渐侵占；中国则以为边荒之地，不甚注意经营；黑龙江以北之地，遂多为俄所据。一八五〇年，俄人要求新疆通商，中国许开伊犁和塔城。一八五七年，又在天津订立条约，许其在海口通商。（当时中国本不许俄国在海口通商。此时想借俄国的力量，牵制英、法，所以许其海口通商，和他订约，反在英、法、美之前）然俄人要求变更《尼布楚条约》，则中国仍加坚拒。一八五八年，俄人乘中国多事，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之地，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作为两国共管。一八六〇年的英、法和议，俄使曾居间调停，事后又借此要功，迫中国再订《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亦作为割让。西北疆界，从沙宾达巴哈以西，都规定大概，订明另行派员会勘。新疆再开喀什噶尔，又许俄人从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到京，零星货物亦得发卖。旋又订立《通商章程》，陆路税则，较海口三分减一。两国边界百里内，都为无税区域。（此条看似彼此一律，但中、俄接界之处，都是中国境内繁盛，而俄国荒凉，所以中国实在是吃亏的。此事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四编下第一章第六节）蒙古设官之处，都准俄人前往贸易。诸约不但东北割地，广大可惊；就蒙古、新疆，也几于藩篱尽撤了。
边备废弛的恶果
凡事不进则退。《尼布楚条约》，中国看似胜利，然而自此以后，对于东北方，并没有加意经营；而俄人却步步进取，经过一世纪半之后，强弱自然要易位了。《瑷珲条约》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之地，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然奕山在当日，亦曾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这时候的情形，恰和结《尼布楚条约》时相反，傥使开战，中国是万无幸胜之理的，徒然弄得牵涉更广。所以边疆的不保，是坏在平时边备的废弛，并不能专怪哪一个人。（《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65、67页）
中俄伊犁交涉
《北京条约》定后，西北边界，是逐段派员会勘的，又都略有损失，而伊犁将军所属，界约并未及订成而回乱作，伊犁为俄所据。中国向其诘问，俄人说“乱定即还”。及乱定再向追索，则又要求偿还代守的兵费。中国派崇厚往俄，崇厚是不懂事的，仅收回伊犁空城，而丧失的权利，广大无限。中国将崇厚下狱，中、俄几至决裂。后乃彼此让步，派曾纪泽往俄重议，将伊犁南境要隘，多索回了些。原约蒙古、新疆都为无税区域，新约仅新疆暂不纳税。原约许俄人在多处设领，新约仅肃州、土鲁番两处。而将蒙古贸易，扩充至不设官之处。此约定于一八八一年。明年，中国遂改新疆为行省。
第四十二章
中法战争和西南藩属的丧失
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自愿来通朝贡；或者君主好大喜功，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贡，以为名高，朝聘往来，向守厚往薄来主义。在国计民生，无甚实益。所以历代的政论家，多以弊中国、事四夷为戒。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有一藩属，介居其间，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势要缓和许多。所以保护藩属，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然中国之对待藩属，仍系遵循旧法。为中国计，当是时，唯有采用联邦之法，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外交荦荦大端，操诸中央之手，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无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国秉政者所知。
越南的衰乱
藩属就是我的属国，而又可以做我的藩篱的意思，藩属沦亡，内地就要危险了。安南旧阮，自给新阮灭掉后，遁居海岛。因法教士的介绍，求援于法；又借助于暹罗，将新阮灭掉。立国顺化，受封于中国，为越南国王。当越南求援于法时，曾和法国立有草约，许事成之后，割化南岛为赂，后来草约没有签字，约中所载的义务，法国亦没有履行；越南亦就没有割地，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是与法交涉之间，殊多 ，南部遂为法国所占，这事还在中国订立《天津条约》之时。后来太平天国灭亡，余党又逃入越南北部，旧阮初兴，对于北部，实力本来顾不到，至此遂更形混乱。
无甚实益的藩属在近代却至为重要
藩就是藩篱的意思。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是外国仰慕中国的文明，自愿来通朝贡；或者专制时代，君主好大喜功，喜欢招徕外国人来朝贡，以为名高，朝聘往来，向守厚往薄来主义。从不干涉人家的内政，或者榨取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在国计民生上，是无甚实益的。所以历代的政论家，多以弊中国、事四夷为戒。然当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有一藩属，介居其间，则本国的领土不和侵略者直接，形势要缓和许多。所以当此时代，保护藩属，实在是国防和外交上的要义。然而中国却不能然，藩属逐渐沦亡，本国的边境也就危险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84页）
中法战争和越南丧失
当云南回乱时，中国曾托法商购运军火，法人因此知航行红河，可通云南，又想侵占越南北部。越人联合太平军余党刘义（后来内附，改名刘永福，所领军号黑旗军），把他打败。中国亦命云南、广西出兵，法人乃设计攻顺化，胁越南立被保护之约。中国提出抗议，法国置诸不理。时中国兵出云南、广西的都不利，乃由李鸿章在天津，与法使订约。中国承认法、越条约，而法允不索兵费，旋因撤兵期误会，两军冲突，法国又要求偿金。中、法遂开战，时在一八八五年。法兵袭击马江，破坏我国的海军，又陷澎湖、基隆，封锁宁波、海口。然我陆军出云南、广西的都胜利，台湾淡水坚守，法军亦不能下。是时法新败于德，元气未复；战既不利，舆论哗然，主战的内阁，因之而倒。傥使我更坚持，或者条件还可有利些，然我国亦未能利用机会，仍放弃越南成和，不过法人没有要索赔款罢了。
缅甸和暹罗的丧失
英国和缅甸，是久有冲突的。一八二六年，就割其阿剌干和地那悉林；一八五一年，又割白古。缅人自此没有南出的海口，屡图恢复，终无成功。法、越交涉紧急之时，法人又诱缅甸立密约，许代监禁其争位的王族，而缅甸人则割地以为报酬。英人大惊，趁中法交战之时，发兵把缅甸灭掉。法人既并越南，借口暹罗湄公河左岸之地，曾属越南，向其索取，暹人不能拒。英人和法协议，以湄公河为两国势力范围界限，湄南河流域为中立之地。暹罗因两国的均势，得以幸存，然亦不是我的属国了。
疆界的糊涂不清
中国的边界，向来是全不清楚的。当初和英国议界时，曾要求腾越所属汉龙、天马、虎踞、铁壁四关。汉龙、天马，本无问题。虎踞、铁壁，照云南省的地图，亦均在中国界内。英人以为必不致误，遂许照原界分画，后来实行查勘，才知道二关久为缅占（据薛福成原奏，其时英所守界，越虎踞而东，已数十里；越铁壁亦六七十里），英人遂不肯归还。而汉龙、天马，虽许归还，汉龙又不知所在，于此约中订明“由勘界官查勘；若勘得在英国界的，可否归还中国，再行审量”，岂非笑柄？而此约所定之界，于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又未能分画，订明俟将来再定，遂为后来英人占据片马的根本。（《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第89—90页）
哲孟雄不丹的丧失
西藏南边之国，亦久为英人所觊觎，当公元一八一六年时，廓尔喀因受英国迫胁，曾求救于中国，清仁宗茫然不省。（见 《东华录》嘉庆二十一年。廓尔喀言受披楞压迫，披楞即不列颠的异译。仁宗降谕说：“尔国来禀之意，不过要求天朝帮助，天朝于边外部落，彼此相争，从无发兵偏助一国之事。尔国与披楞，或和或战，即或竟投诚披楞，天朝总置不问。但届至贡期，仍当按例进贡。傥至期不来，即当发兵进剿。”真可谓昏愦糊涂，而又颜之厚了）廓尔喀遂兼附于英，不过终清之世，仍守其五年一贡之例而已。哲孟雄则当公元一八三九年时，英人即租得其大吉岭之地，后来又取得其铁路敷设之权；自此西藏的藩篱就渐撤。不丹于公元一八六五年，为英军所败，乞和。到公元一八九〇年，中国和英人订结《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公元一九一〇年，不丹亦夷为英的保护国，西南的藩属，就几于全失了。
西南的危机
藩属既已丧失，本国的形势，就渐行赤露。《法越条约》，中国许开边界两处通商，后来广西开了龙州，云南开了蒙自、河口。先是英人要求派员入藏探测，中国不能拒，允许了他，而其所派之员，行至腾冲边界被杀，英人指为大员主使，交涉几至决裂，于是有公元一八七六年的《芝罘条约》。在西江沿岸，开放商埠，并许英人航行西江，而派员入藏一节，仍订入约中。直到公元一八八六年，中国订约，承认缅甸属英，才将他取消。其中缅界约，则直到一八九四年方订立，仍仅规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自此以北，疆界迄未勘定，遂为英兵侵占片马、江心坡、班洪等地的张本。又此约订明孟连、江洪不得割让，而一八九五年的《商务界务专条》，却把江洪之地，割让了一部分给法国，并许越南铁路，接展至中国。于是英人向我诘责。一八九七年，又立《中缅条约》附款，许缅甸铁路，和云南铁路相接。西南的形势，就更形危急了。
变藩属为联邦
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开疆拓土之意少，所谓守在四夷也。历代管理外国，不外（一）就其通路，加以保护，如汉于西域设都护，以护南北两道是也。（二）择其要点，设官驻兵，以诸属部加以管理，使不至渐形桀骜，寖开犯顺之端，又或互相联合，或独立并吞，驯至富强终成坐大。如唐于属地设都护府是也。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国，而非防更有强敌侵犯此等藩属，至近代，则情势迥异矣。然中国之对待藩属，仍系遵循旧法。当是时，欲图改革，亦有难焉者，何也？中国之实力不足，则不能御敌，欲求实力充足，必有所经营布置，而欲有所经营布置，则或非属部所乐，转易引起内讧矣。为中国计，当是时，唯有采用联邦之法，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外交荦荦大端，操诸中央之手，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一）所求者简，则中央易于为力。（二）变动不大，则藩属不至反对。（三）告以我之措置，又凡事与之和衷协商，则藩属必欣然从我矣。无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国秉政者所知。（《中国近百年史概论》，写于1942至1943年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246页）
第四十三章
中日战争与外力之压迫
欢迎西学，而畏恶西教；西人挟兵力以求通商，则深闭固拒，以致危辱；到外力的压迫深了，才幡然改图，以求和新世界适应；这是欧人东略以后，东洋诸国所同抱的态度；而日本因缘凑合，变法维新，成功的最快。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关系，极为深切，当西力东侵之际，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但日人则褊狭性成，专务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遂转成为东方的侵掠者。中日战后，中国的积弱，暴露于天下，而外力的压迫，遂纷纷而起。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
朝鲜日本的盛衰
日本千年以来，幕府专权，国土分裂，本在乱极思治的时候，因西洋各国，强迫通商，激起国人“尊王攘夷”之论。幕府倒，封建废，借王权的力量以维新，就是所谓“明治维新”，正当清同治七年，由此而渐进于宪政政制的正轨。
日本因变法而成侵略国
欢迎西学，而畏恶西教；西人挟兵力以求通商，则深闭固拒，以致危辱；到外力的压迫深了，才幡然改图，以求和新世界适应；这是欧人东略以后，东洋诸国所同抱的态度；而日本因缘凑合，变法维新，成功的最快，遂转成为东方的侵掠者。（《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93页）
中日初期的交涉
日本和中国订约，事在一八七一年。当时因我国与西洋各国，都是全国开放的，对于日本则仅限于通商口岸，所以我国和日本所订的约，也和西洋各国有异。（一）领事裁判权，彼此都有。（二）关税都照税则完纳；要税则所无的，才值百抽五。（三）亦无所谓传教。这是日本人很不满意的。这一年有琉球诸人遭风飘到台湾，为生番所杀。琉球是两属于中、日之间的，中国却并不知道，日本向我诘问，我国说：“琉球是我藩属，琉球人被杀，与你何涉？”又说：“生番是化外之民，不能负责。”日本遂自行发兵到台湾去攻生番。我国亦调兵渡海，日人颇为胆怯，乃由中国给死者家属以抚恤；并偿还其修路、造屋之费而罢。但日人觊觎琉球，有加无已。公元一八七九年，日本就把琉球灭掉。我国和他交涉，始终无效。
日本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
中、日两国，同立国于东方，在历史上的关系，极为深切，当西力东侵之际，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但这时候，中国人对外情太觉隔阂，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态度出之，而日人则褊狭性成，专务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中、日的订立条约，事在一八七一年。领判权彼此皆有。进口货物，按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定的，则直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内地通商，则明定禁止。在中国当日，未始不想借此为基本，树立一改良条约之基，然未能将此意开诚布公，和日本说明。日本则本不想和中国合作，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于是心怀不忿。至一八七四年，因台湾生番杀害日本漂流的人民，径自派兵前往攻击。一八七九年，又灭琉球。交涉屡有葛藤，而衰微不振的朝鲜，适为日本踏上大陆的第一步，遂成为中、日两国权利冲突的焦点。一八九四年，日人预备充足，蓄意挑衅，卒至以兵戎相见。（《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39—540页）
日本的窥伺朝鲜
公元一八七六年，日本和朝鲜订约，认朝鲜为自主国，后来清廷发觉，才命朝鲜又和美、英、法、德次第订约，均申明为我属国，然《日约》未能追改。公元一八八二年，朝鲜国王李熙的本生父昰应，和王妃闵氏争权，作乱。中国派兵代为勘定，自此中国兵就留驻朝鲜京城。公元一八八四年，朝鲜党人作乱，又为我国所镇定。明年，日本遣使来，和我订约：彼此都撤兵，如欲派兵，必须互相知照。中、日对朝鲜，就立于同等地位了。
朝鲜人好结党相争
朝鲜李氏的开国，略和明朝同时。攘斥胡元，输入中国的文化，一时国势，颇蒸蒸日上。不幸，朝鲜人虽学到了中国人的好处，也沾染了宋、明时代中国人的习气，士大夫好结党相争；又外戚专权，历时甚久，政治遂大腐败。（《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三册，第106页）
中日战争
一八九四年，朝鲜东南部又有乱事，求救于我，我国派兵前往，未至而乱已平。日本亦派兵云集京畿，我国要求他撤退，日本不听，又击沉我国运兵的轮船，两国遂开战。我国陆军败于平壤，海军败于大东沟，日兵遂渡鸭绿江逼摩天岭，别一军进旅顺，营口、海城亦相继陷落。其海军又北陷威海卫，南陷澎湖，中国不得已派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马关条约
和议初开时，日人的要求很为苛酷，旋因李鸿章为刺客所伤，各国舆论哗然，日人才许停战。旋议定条约：（一）中国认朝鲜独立。（二）赔款二万万两。（三）割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四）照欧、美现行约章，和日人改订商约，这是日本求之多年而不得的。而（五）开放长江上流的沙市、重庆和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六）日人得在通商口岸，从事制造，货品课税及租栈，得享有一切豁免优权。则又是欧美各国，所求之而未能得的了。约既定，俄、德、法劝告日本，勿割辽东；日人乃增索赔款三千万两，而将辽东还我。台湾人自立民主国，和日本抵抗，到底因势孤援绝，为日人所灭。
中日战后外力的压迫
中日战后，中国的积弱，暴露于天下，而外力的压迫，遂纷纷而起。俄人以干涉还辽之故，于公元一八九六年，诱我与订《密约》，许其筑造东省铁路。次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迫我订租借九十九年的条约，并得胶济、胶沂济铁路的敷设权，及开采沿铁路线三十里内的矿山。同年俄人又租借旅顺、大连湾，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得从东省铁路，添筑一支线，达于旅、大。英国则借口均势，于公元一八九八年，租借威海卫，租期与旅、大相同。又租借九龙半岛，租期和胶州湾相同。同年法国亦租借广州湾，租期和胶州湾相同。而法于两广、云南，日于福建，英于长江流域各省，又都要求我不得割让他国。这就是外人所谓“势力范围”，各于其中，攘夺筑路、开矿的权利；瓜分之论，一时大炽。
美国在中国，是没有什么特殊权利的，其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或译赫伊），乃照会英、法、德、意、俄、日六国，提出“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这就是所谓“均势”。（照会的条件有三：一、 各国对于中国已得的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 各国势力范围内各港，对于别国的商品，都遵照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 各国势力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的船舶为高；铁路运费亦然，这是所以保存各国对我国条约上的权利的。要条约有效力，必须领土不变更，所以既谈门户开放，必然连带及于领土保全）从此以后，我国的局势，就随着外人瓜分和均势的议论，而忽松忽紧了。
对外认识一大变
从戊戌以前，中国人对外的认识，可分为四期：
（一）教士的译著书籍，是从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学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便看见了，也不信他。譬如纪昀修《四库总目》，对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这是毫无认识的时代。
（二）到五口通商之后，而中国人始一警醒。于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事》等出来。对于外国的情形，稍稍认识。然而这时代，所抱着的，还是闭关的思想；所讲求的，还是把守口岸，不给洋人攻破等等法子。这是第二个时代。
（三）太平军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实在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中兴诸将，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知道中国的兵力，确非其敌。于是乱平之后，就要注意于练兵。设船政局、制造局，开同文馆，广方言馆，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至兴办铁路、汽船、电报等事，都是如此。这是第三个时代。
（四）这种办法的弱点，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中日战后，更其尽情暴露。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和外国接触较深，知道他的内情较真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上，不易为人所认识。到中日之战，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又是长于旧学，在中国社会上，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52、53、54页）
第四十四章
维新运动之始末
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也是应当改革的。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然则士大夫阶级的改革路线失败，而起于草野者卒成；从中国的旧观点出发的手段失败，而顺应世界大势者卒成，我们可以说：“这可以觇世变了。”
维新的酝酿
维新运动，是适应环境的要求而生的。当鸦片战争时代，举国上下，几于茫然不知世界的情势，一味为盲目的排外，就到英法联军时，也还是如此。中国新机的开发，是从湘、淮军中一班人物起的。他们任事久，经验多了；又目击西人兵力的强盛［当太平军陷苏州时，清朝官吏，避居上海，初募印度人防守，由西人统带；后乃改募华兵，仍由洋将训练统率，是为常胜军。英人戈登（Gordon）率之随淮军作战。所以湘、淮军诸将，实在是和西人共过事的］；知道故步自封，不能自立于今日的世界，才渐次趋向于改革。然他们的改革，直接的是军事；间接的是制造和交通，还不外乎为军事起见。（如改练洋操；购铁甲船；设制造局，造船厂；筑铁路，设电报等）这种改革，自然还是不够应付的，再进一步，就要想把全国的政事，彻底改革一下了。这便是维新运动的动机。
中国近代的改革
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总靠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总不能无老废物的堆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可以说是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二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我们种种治化，也是应当改革的。所以我们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个诱因。
中国受外力刺激而起反应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这可谓自宋以来，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排斥的目的，已经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后，最守旧的人，属于这一派。拳匪乱时，守旧大臣的意见，仍属此派。其第二步，则是中兴时代湘淮军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出于其幕府中的，则如薛福成、黎庶昌之类。此派知道闭关绝市是办不到的。既已入于列国并立之世，则交际之道不可不讲，内政亦不得不为相当的改革。但是他们所想仿效他人的，根本上不离乎兵事。因为要练兵，所以要学他们的技艺；因为要学他们的技艺，所以要学他们的学术；因此而要学他们的语文。如此，所办的新政虽多，总不出乎兵事和制造两类。当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这种办法，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再进一步，便要改革及于政治了。
但是从根本上改革，这句话谈何容易？中日之战，以偌大的中国，而败于向所轻视的日本，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经这一个打击，中国人的迷梦，该要醒了，于是维新运动以起。（《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105—106页）
咸、同、光的朝局
然而以当时的朝局论，则是很难望其振作的。前清文宗末年，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颇为专权。文宗死于热河，穆宗立，年幼，三人等自称赞襄政务大臣。穆宗生母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 密谋，于回京之日，把他们三个人杀掉，慈禧太后和文宗的皇后慈安太后同时垂帘听政；而实权全在慈禧太后（钮钴禄氏，徽号慈安，谥孝贞，当时谓之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徽号慈禧，谥孝钦，当时谓之圣母皇太后。俗以其所居称钮钴禄氏为东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为西宫皇太后；简称东太后、西太后）。这时候，满人腐败，已达极点，肃顺是主张任用汉人的，慈禧亦能守其政策，所以湘、淮军诸将得以效力于外，把内难削平。然自此以后，慈禧就骄奢起来了，而其性质又甚专权。穆宗死，无子，强立德宗，年方四岁（清朝当高宗时，曾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之例，穆宗无子，本该在其侄辈中选立，而德宗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所以慈禧独断立他），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再临朝。慈安死，慈禧更无忌惮。德宗大婚亲政后，依旧事事要干预，德宗是颇有志于改革的，而为其所制，志不得行，就酿成戊戌政变之祸了。
旧手段不足应付新局面
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孝钦皇后，自亦有其相当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陈旧的。试看她晚年的言论，还时时流露出道、咸时代人的思想来可知。大约她自入宫以后，就和外边隔绝了，时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较所谓中兴名臣，还要落后许多。当时应付太平天国，应付捻、回，所用的，都是旧手段，她是足以应付的。内乱既定之后，要进而发愤自强，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也远觉不够。他们不过任事久了，经验丰富些，知道当时的一种迂阔之论不足用，他们亦觉得中国所遭遇的，非复历史上所有的旧局面，但他们所感觉得的，只是军事。因军事而牵及于制造，因制造而牵及于学术，如此而已。后来的人所说的：“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非仅在械器之末。”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的，这亦无怪其然。中兴诸将，地丑德齐，他们多数是读书人，既有些顾虑君臣的名义，又有些顾虑到身家、名誉，不敢不急流勇退。士大夫的风气，在清时本是近于阘茸而好利的。湘军的中坚人物，一时曾以坚贞任事的精神为倡。然少数人的提倡，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36—537页）
戊戌维新及政变
中日之战，中国以大国而败于小国；而且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人心奋发，风气渐变。康有为设强学会于北京，虽然被封禁了，其弟子梁启超，又设《时务报》于上海，鼓吹变法，风行一时。康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请变法的。其中有一次得达，德宗深以为然。
士大夫的改革终是无成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柢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及宋、明理学而成的。（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542页）
康、梁、章的学问，都是从士大夫阶级产生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实从太平天国的余波迤演而来，可谓出自平民阶级。康、梁、章的改革手段，都以中国的旧见解为基本的，虽然康长素变法之见，多得之于国外的观感。孙中山的民权、民生两主义，则其见解，都是植基于外国学问上的，虽然到后来亦将其和中国旧说相贯通。然则士大夫阶级的改革路线失败，而起于草野者卒成；从中国的旧观点出发的手段失败，而顺应世界大势者卒成，我们可以说：“这可以觇世变了。”（《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
公元一八九八年夏，德宗就擢用有为等，下诏定国是，励行新法。这一年，是戊戌，自四月至八月中，变法之会相继诏示。守旧大臣，群诉于慈禧太后，请其阻止。后乃自颐和园回宫，说康有为等要谋围颐和园，不利于她，复行垂帘听政。康有为、梁启超走海外；有为弟广仁等都被杀，时人谓之“六君子”（六君子，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德宗自是被幽于南海的瀛台，一切新政，尽行推翻，是为“戊戌政变”。
专制政体的危害
专制政体，把全国的事情，都交给一个人做主。于是这一个人的智愚仁暴，就能使全国的人民，大受其影响。而君位继承之法，又和家族中的承继，并为一谈。于是家庭间的争夺，亦往往影响于国事。这是历代都是如此的，到晚清仍是其适例。专制君主的权力，在法律上是无制限的，在事实上则不尽然。历代有志改革的君主，为旧势力所包围，以致遭废弑幽禁之祸的，正自不乏。这期间，由于意见的不同者半，由于保存权位之私者亦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册，第78、107页）
政变后的情形
新政虽然推翻，人心却不能复旧了。太后深恶康有为、梁启超，要想拘捕他，而外人以其为国事犯，加以保护。太后要想废掉德宗，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㑺为大阿哥以觇人心，而各国公使，表示反对。太后说德宗有病，则海外华侨，和上海新党，都电请圣安，以表示拥戴。太后要拿办他们，又不能得。于是新旧乖迕，内外猜疑，义和团的事变，乘之而起；而立宪革命的气势，亦渐次旺盛了。
第四十五章
八国联军之役
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一班毫无知识的人？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于激动。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清朝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敷衍搪塞，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
义和团的起源
义和团是八卦教中的一派，和白莲教同源的。自西人东来传教，中国积受欺陵，人心未免忿恨；而教民倚势横行，教士又加以庇护，辞讼不得其平，尤为人民切肤之痛。一般社会心理，以为西洋人所长，唯在枪炮；土著齐心，即可将少数客籍打退；这种观念，亦与日俱深。加以平话、戏剧、荒诞不经的教育，遂有练神拳可御枪炮的怪说。而民间的秘密团体，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亦就一变而为扶清灭洋了。
义和团兴起的社会心理
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忿，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傥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55—56页）
义和团的扰乱及联军入京
义和团盛于一九〇〇年，其初起于山东。巡抚袁世凯痛加剿办，其众遂流入直隶。此时中枢大臣，还有极其迂谬，全不晓事的；亲贵中又有想废德宗而立溥㑺的人，利于乱中行事（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中国近百年史资料》本）。慈禧太后因洋人庇护康、梁，亦生仇恨，乃亦加以奖励，其众遂大盛，京、津之间，到处设坛练拳。拆铁路、毁电线；烧教堂，杀教士；甚至见着洋服和用洋货的人，都加以杀戮；秩序大乱。而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都被戕。［德使克林德（Ketteler），日书记官杉山彬。后议和条约中，定派亲王大臣赴德、日，表示惋惜之意］迂谬的亲贵大臣，又令驻京的甘军，合着他去攻公使馆，幸有暗中令甘军缓攻的，使馆才得不破。亲贵又伪造西人的要求条件，激怒太后，对各国同时宣战；而不知英、美、德、法、奥、意、俄、日八国的联军已到，大沽先已失陷了。（与各国宣战的上谕，在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大沽口的失陷，在二十一日）当时的拳民，亦有相当的勇气。［当联军未来之前，英国提督西摩（Seymour）带着各国海军陆战队，进京援救，为义和团所阻。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第五讲载西摩的话，说：“当时义和团的勇气，如果他们所用，是新式枪炮，联军一定全军覆没。他们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再令人惊奇佩服。”］然既无训练，又专恃血肉之躯，自不足以当大敌。联军一到，就都溃散了。专靠一个聂士成，力战抗敌，到底因众寡不敌阵亡，联军进逼，德宗及太后走太原，旋又走西安。联军的兵锋，东到山海关，西到保定。
东南的互保和东三省失陷
傥使当时外省的督抚，亦像中央政府一般，轻举妄动，则战祸的蔓延，势必及于全国。幸而东南各督抚，不奉乱命，和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当时两江总督为刘坤一，两广为李鸿章，湖广为张之洞。三人会商，饬上海道和各国领事立约：租界归各国保护，内地归各督抚保护。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亦取一致态度）然黑龙江省，遵奉伪谕，攻入俄境，俄人从旅顺和阿穆尔省两路出兵，攻陷三省要地，挟奉天将军，以号令所属，三省遂几同沦陷。
辛丑和约
京城既陷，清朝乃再派李鸿章和各国讲和。各国要挟清朝，惩办排外的亲贵大臣，然后开议，议未竟而李鸿章死，代以王文韶。明年，和约成。其中要点：（一）划定使馆区域专由外人管理，禁止华人居住。（二）拆毁大沽口及从北京到海口路上的炮台。（三）许各国驻兵于一定地点，以保护北京到海口的交通。（四）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还要按市价易成金款，于是按其实，就连九万万都不止了。
乱后的形势
和议定后，太后和德宗还京，实权仍在太后之手。排外失败，一变而为媚外，时时和各公使夫人等相联络，那更可笑了。闯下滔天大祸，贻累国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知道舆论主张维新，乃又伪行新政，以为揜饰之计，又谁不能窥其虚伪？人民到此，对清朝就绝望，而立宪的议论，革命的气势，就要日盛一日了。
立宪与革命思想的更替
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中国人看着皇帝，本来当他是公仆，好就承认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这种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的理想，自然易于激动。因此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中央一班人，鉴于前清末年，外权颇重，不知道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无能为，积渐而致的，不是顷刻可变。要想中央集权，却又不知集权之法，误以压制施之人民。而革命之祸，就因之激起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72、73、74页）
第四十六章
日俄战争与东北移民
俄国强占东三省，是各国都不愿意的，而尤其不愿意的是日本。一九〇四年，就和俄国开战。日俄战后，日本将所得东省铁路的支线，改名南满洲铁路；并将所得租借地，改称关东州，为关东都督府。东北的形势变为日南俄北，分划势力范围，不准他国插足了。日俄之战，又有影响于我国之内政者，则立宪之论是也。是役也，日胜而俄败，而日之政体为立宪，俄之政体为专制。我国民方渴望立宪，遂以政体之异，为其致胜负之最大原因。其说确实与否且勿论。而日、俄之战，实与我国主张立宪者以极大之奋兴。公元一九〇七年，中国亦知东三省形势的危急，将其地改建为行省，努力于开荒拓垦事宜。
俄国占据东三省
当各国和约，在京开议时，俄人借口东三省事件有特别关系，要求另议，于是向中国肆行要挟；而各国又警告中国不得和俄国另立密约；中国乃处于左右为难的地位。后来各国和约，大致磋商就绪，俄人迫于公议，乃和中国订约，分三期撤兵。从庚子年九月十五起，每半年为一期，第一期撤盛京以西南的兵，第二期撤奉天省里其余地方和吉林省的兵。第三期撤黑龙江的兵。第一期照办了；第二期就不但未撤，反有增加；第三期更不必说了。
日俄战争
俄国强占东三省，是各国都不愿意的，而尤其不愿意的，自然是日本。日本这时，国力还非俄国之敌。一九〇二年，日、英订结同盟，以共同对敌俄国南侵。然尚未敢贸然和俄国开衅，乃向俄国提出“满、韩交换”的办法，而俄人对于东三省，丝毫不容日本过问；对于朝鲜，亦不肯放弃。日人迫于无可如何，一九〇四年，就和俄国开战。中国反宣告中立，划辽河以东为战区。日本当宣战之前，业已袭败俄舰于旅顺及仁川。俄舰均蛰伏不能活动，日人遂得纵横海上。于是日人以第一军渡鸭绿江，逼摩天岭。第二军攻金州，第三军攻旅顺。后来又组织第四军，和一、二两军相合，攻下辽阳。俄国精锐的兵，多在西方，运输较难。（因西伯利亚铁路甚长，又系单轨，运输需时日。而海路又因英日同盟关系，俄舰只能绕好望角来，所以迂缓）辽阳陷后，西方的精锐才渐集，反攻不克，而为时已迫冬季，乃彼此休战，而日人于其间，以全力攻下旅顺。明年，日军三十四万，俄军四十三万，大战七日，俄兵败退。日兵陷奉天，北据开原、铁岭。俄人调波罗的海舰队东来，又被日人在对马海峡袭击。乃由美国调停，在该国的朴资茅斯岛议和。
俄败日胜之原因
战之胜败在兵，而其胜败之原因，则不在于兵也。关于此点，当时海内外议论甚多。今归纳之，得如下之三事。（一）日本于此战，迫不得已，俄国则否。（二）则日本之政治，较俄国为整饬。（三）则日本战士之效命，非俄国所及。抗军相加，迫不得已者胜，似矣。然从古亡国败家相随属，当其败亡之时，孰非处于迫不获已之境？为国民者，亦孰愿其国之亡？然而终已不救，则知徒有志愿而无实力，终无济于事也。日人则不然。当封建之时，有所谓武士道者，其为人则重然诺，轻生死，抑强扶弱，忠实奉令。又以立国适值天幸，千余年来，未尝被外敌征服；其皇室亦迄未更易，故其忠君爱国之念极强。夫祸福倚伏，事至难言。日人今后，此等偏狭爱国之心，愚鲁忠君之念，或且为其前途之障碍，亦未可知。然在当日，则固足以一战矣。（《日俄战争》，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5、126、127页）
日俄和议
此时日本兵力、财力，都很竭蹶，求和的心，反较俄人为切。所以和约的条件，日本是吃亏的。俄人仅（一）放弃朝鲜；（二）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于日本；（三）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南，亦割归日本；（四）并割库页岛的南半；而赔款则丝毫未得。当日俄议和时，中国曾声明：“关涉中国的条件，不得中国承认，不能有效。”就《日俄条约》，也说（二）（三）两条，要得中国承认的。然而事实上何能不承认？于是由中国和日本订结《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承认（二）（三）两项外；并开放商埠多处（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又许日人将军用的安奉铁路，改筑为普通铁路。
日俄战后东北的形势
日、俄战后，日本将所得东省铁路的支线，改名南满洲铁路。并将所得租借地，改称关东州，为关东都督府。中国要借英款建造新法铁路；又想借英、美款项，建造锦爱铁路，都遭日本反对。日本却又获得新奉和吉长线两路的建造权。后来又要求将吉长延长到朝鲜的会宁，称为吉会铁路。吉林延吉厅，有韩人越垦，称其地为间岛。日人即指为韩地，派官驻扎，经再三交涉，然后撤去。美人提议“满洲铁路中立”。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与中国，将东三省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时，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日、俄二国，共同反对。旋订《新协约》，声明“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两国得互相商议”。于是变为日南俄北，分划势力范围，不准他国插足的形势了。
日俄战争对内政之影响
日、俄之战，又有影响于我国之内政者，则立宪之论是也。是役也，日胜而俄败，而日之政体为立宪，俄之政体为专制。我国民方渴望立宪，遂以政体之异，为其致胜负之最大原因。其说确实与否且勿论。而日、俄之战，实与我国主张立宪者以极大之奋兴，要求立宪者以有力之口实，则无疑之事实也。于是清廷不能拒，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六月。其后遂下诏预备立宪。行之不得其道，卒致酿成革命焉。我国政体之改变，原因虽多，而日、俄战争亦为悬崖转石中，加以助力之一事，则众所公认也。（《日俄战争》，第108页）
中日间岛交涉
中国和朝鲜，是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二水同发源于长白山，而长白山一带，清人视为发祥之地，加以封锁，遂成为荒凉寂寞之区。隔江的韩人，渐有渡江开垦的。一八八五和一八八七两年，清朝派员和朝鲜会勘边界。在图们江沿岸，设立界碑。将越垦的朝鲜人，编入民籍。并禁此后再行越界。朝鲜亦经承认。然其后仍有越垦的。延吉县东南夹江地方（亦称通江），朝鲜人呼为间岛。朝鲜属日本保护后，日人遂强指延吉一带，均为间岛，派官驻扎其地。交涉再三，乃于一九〇九年，订立《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人认图们江北为中国之地，把派出的理事官撤退。中国则开龙井村、局子街（即延吉县）、头道沟、百草沟（今汪清县）为商埠。许朝鲜人仍在江北耕种。并许吉长铁路，将来展接至朝鲜的会宁。（《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四册，第49—50页）
中国的移民
中国亦知东三省形势的危急。公元一九〇七年，将其地改建为行省，努力于开荒拓垦事宜，并开拓到蒙古东部。辽河、洮儿河流域，新设县治不少。吉、黑两省，亦渐见繁盛。据近来的调查：十九世纪末年，东三省只有人口七百万；一九一一年，增至一千八百万；一九三一年，增至三千万。现在东三省的居民，十五个人中，有十四个是汉人。（二十一年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的话）
第四十七章
清代之政治制度与末年之宪政运动
清朝的官制，是大体沿袭明朝，亦以内阁为相职。唯雍正时，因对西北用兵，特设军机处，后来就没有裁撤。重要的奏章，都直达军机处，实际上，是军机处亲而内阁疏了。外官：明时废元行省，改设布政、按察两司，而区域则略沿元代行省之旧。清朝于两司之上设督抚。区域大则行政不易细密；而上级官的威权，自然加增，下级官受其抑压，格外不易展布；这是清代官制极坏之处。学校、科举合一，是明朝的一个特色，而清朝也沿袭他。所考的四书义，体裁是要逐段相对的，“谓之八股”。所考的东西虽多，其实只注重八股。而八股到后来，另成为一种文字，就连“四书”都不懂，也是可以做的。这是从前科举之士，学识浅陋的原因。
清代之官制
清朝的官制，是大体沿袭明朝，而又加以改变的。明太祖废宰相，天子自领六部，后世殿、阁学士，遂渐握宰相的实权，谓之内阁，清朝亦以内阁为相职。唯雍正时，因对西北用兵，特设军机处，后来就没有裁撤。重要的奏章，都直达军机处，廷寄亦由军机处发出；事后才知照内阁，在实际上，是军机处亲而内阁疏了。六部之外，清朝又有理藩院，以管理蒙、回、藏的事情，名为院，设官亦与六部相同。六部长官，都满、汉并置。咸丰末年，因天津、北京两条约，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派王大臣任其职。前代的御史台，明代称为都察院，有左、右都、副御史，和监察御史，又有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清朝设有巡按御史，右都、副御史，为总督、巡抚的兼衔。
外官：明时废元行省，改设布政、按察两司，而区域则略沿元代行省之旧。清朝于两司之上设督抚。两司的官，分驻在外面的，就是所谓道，又若自成为一级，于是（一）督抚，（二）司，（三）道，（四）府，（五）县，几乎成为五级了。（中国官治的最下一级唤作县，从秦朝到现在没有改。县以上的一级唤郡，郡以上的一级唤作州，隋唐时把州郡并为一级，唐于州郡之上设道。宋改道为路，又把大郡升为府，府州之名，遂相错杂。元于行省之下置路府军州。明清于道之下，只有府州，州分两级，领县的为直隶州，与府同级。不领县的为散州，与县同级。同知、通判，另有驻地的，清朝谓之厅，亦有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直隶厅除四川叙永厅外，没有领县的）区域大则行政不易细密；而上级官的威权，自然加增，下级官受其抑压，格外不易展布；这是清代官制极坏之处。奉天省，清朝视为陪京，于其地设府尹及户、礼、兵、刑、工五部。还有锦州一府，是沿袭未废的。此外就只有将军、副都统等治兵之官了。蒙、回、藏之地，也只以将军、副都统、办事大臣等驻防的官驻扎。（中法战后，曾改台湾为行省。后来失掉，新疆、关东，后来亦都改省制。唯蒙、藏、青海始终没有改省）
官俸至近代而大薄
官俸，历代虽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贫富，视其封地之大小、善恶，与官职的高下无关。无封地的，给之禄以代耕，是即所谓官俸。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规。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断无以自给的。而有等机关，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项，实亦以其一部分支给行政费用，并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问题，极为复杂。清世宗时，曾因官俸之薄，加给养廉银，然仍不足支持。（《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18—119页）
清朝的科举
学校、科举合一，是明朝的一个特色，而清朝也沿袭他。明制：各府、县都设学，京城则设国子监。府、县学生，升入国子监的，谓之监生。监生和府、县学生，都可以应科举。科举隔三年一开，先在本省考试，中式的谓之举人。进京，由礼部考试，中式的再加殿试，谓之进士。监生，除应科举中式外，亦可有入仕之途，不过差一些，府、县学生却没有；而非学生也不能应科举。所以《明史》说：明制是“学校储才，以待科举”的。清朝的制度，和明朝大致相同。
明清科举之弊
明清的科举制度，有可评论者两端。其（一）学校科目，历代都是两件事。明朝令应科目的必由学校，原是看重学校的意思。然其结果，反弄得入学校的，都以应科举为目的，学校变成科举的附属品。入学校的目的，既然专在应科举，而应科举的本事，又不必定要在学校里学；则学校当然可以不入。到后来，学校遂成虚设。生员并不真正入学，教官也无事可做。其（二）唐宋时代的科举，设科很多。应这时代的科举，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这是可能的事情。从王荆公变法之后，罢“诸科”而独存“进士”，强天下的人而出于一途，已经不合理了。然而这时候，进士所试的只是经义、论、策。经义所试的，是本经、兼经。一人不过要通得一两经，比较上还是可能的事情。到明清两朝，则应科举的人：（一）于经之中，既须兼通“四书”“五经”。（二）明朝要试论、判、诏、诰、表，清朝要试试帖诗，这是唐宋时“制科”和“诗赋进士科”所试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场的策，前代也有个范围的（大抵时务策居多）。明清两朝，则又加之以经子，更其要无所不通。这种科举，就不是人所能应的了。法律是不能违反自然的。强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结果，就连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两朝的科举，其结果，变成只看几篇“四书”文，其余的都一概不管；就“四书”文也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会做“四书”文的人，连“四书”也不必懂得的。于是应科举的人，就都变作一物不知的。人才败坏，达于极点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5—86页）
所考的四书义，体裁是要逐段相对的，“谓之八股”。［不是一句句对，而是一段段对的。最正规的格式，是分作八段四对（但其前后仍有不对的起结），所以谓之八股］其体式，为明太祖和刘基所创。五经义，和策、论等，都不重视，只要没有违犯格式的地方就算了。所考的东西虽多，其实只注重八股。而八股到后来，另成为一种文字，就连“四书”都不懂，也是可以做的。这是从前科举之士，学识浅陋的原因。（戊戌维新时，曾废八股，改试论、策、经义。政变后复旧，辛丑回銮后又改。后遂废科举，专行学校教育）
“八股”的由来
这种奇怪的文体，也有个发生的原故。因为考试时候，务求动试官之目。然应考的人多，取录的人少。出了题目，限定体裁，无论怎样高才博学的人，也不敢说我这一篇文章，一定比人家做得好。而又定要动试官之目，就只有两种法子：（一）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叫试官看了，吃其一吓，不敢不取。（二）是把文章做得很长，也是吓一吓试官的意思。这两种毛病，是宋朝以来就极盛的。要限制这种弊病，就于文章的格式上，硬想出种种法子：第一种办法，就是所以预防（一）的弊病。第二种办法，则是所以预防（二）的弊病的。因为要代古人说话，就是限定了，只准说某时代某一个人的话。其所说的话，就有了一定范围。自然不能十分奇怪，散文可以任意拉长（所谓“汗漫难知”），骈文却不容易。然而文体却弄得奇怪不堪了。（《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4—85页）
清朝的兵制
清朝的兵制，入关以前有八旗（初止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后有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共八旗。这时候，汉人、蒙古人，都和满人合在一块编制。后来分出，称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合满洲八旗，实在有二十四旗了），入关以后，收编的汉兵，谓之绿营。乾隆以前，大概出征用八旗，平内乱用绿营。嘉庆以后，八旗、绿营，都不足用，于是有勇营（湘、淮军亦称勇营）。咸同以后，才有改练洋操的。末年又要实行征兵制度，就各州县挑选有身家的壮丁，入伍训练，为常备兵。三年退为续备，又三年退为后备，共九年，而脱军籍。现在的一师，当时谓之一镇，想练陆军三十六镇，没有练成，就灭亡了。水军：本有内河、外海两种。承平既久，都有名无实。曾国藩练长江水师，和太平军角逐，当时称为精锐。然讲到新式的战争，还是无用的。咸同以后，乃购买铁甲船，又设造船厂、水师学堂，创造新式海军。法、日战争，两次丧败；港湾又都给外国租借去；就几于不能成军了。
清朝之兵力
以兵力论，则中国承平时代，只可谓之无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会神以赴之。若其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时，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寖至于腐败者也。此为心理作用，受时势之支配，无可如何之事。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清代则文恬武嬉，兵额多缺，而为武员侵蚀其饷。存者亦不操练，一以武员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更无操练之余暇也。近代火器发明，实非人力所能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兵事如此，边防自更废弛，对于藩属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又中国近代，富力与西洋各国相差太远，社会经济落伍，赋税之瘠薄随之。清代经常收入，恒不过四千数百万，即其末造，亦不过七八千万，尚安能有所举措耶？（《中国近百年史概说》，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236页）
清朝的刑法
中国历代的法律，都是大体相沿的，已见本书第二十章。法律仅规定大概，实用之时，不能不参考判例，这个历代都是如此。清朝将两者合编一处称为《律例》。（例是随时修纂的，把新的添进去，旧的删除）刑法亦历代相沿，唯明朝有所谓充军，系将犯罪的人，勒令当兵，实为最不合理的制度。清朝既不靠这法子取兵，却也沿袭其制（清朝的充军，实际上是较重的流刑）， 那就更为荒谬了。通商以后，外人借口中国法律不完备，刑罚残酷，于是有领事裁判权。清末，想将此权收回，仍将刑法加以修改（笞、杖改为罚金，徒、流改为工作）。预备立宪时，又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以为最高审判机关，其下分设高等、地方、初等三级审判厅，检察厅，亦未能实行。
法律太简的弊端
中国历代的所谓法典，只有行政法、刑法两种。而这两种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编纂的较为整齐。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中国历代，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又当其编纂之始，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到后来，则又有所谓案。法学家的议论大抵谓“律主于简，例求其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资援引”，“律以定法，例以准情”。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但是例太多了，有时“主者不能遍览”，人民更不能通晓，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这正和汉朝时候，法文太简，什么“比”同“注释”等，都当作法律适用，弊窦相同。都由法律的分类，太觉简单，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89—90页）
清朝的赋税
明初，定“黄册”“鱼鳞册”之法。黄册载各户人口及当差丁数，所有田地之数，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记土田字号、地形、地昧，及其属于何人，以便田地有所稽考，其法颇为精详。但到后来，两种册子，都失实了。人户丁口，及其所有田地之数，都不能得实，赋役就不能平均。历代的田赋，征收是有定额的。（加赋还是有定限的。浮收是事实问题）派人民当差，或折收实物、货币，则系量出为入，征收的数目和次数，都没有一定。所以役的病民，更甚于赋。役的负担，是兼论人丁和资产的。人的贫富不均，以丁的多少，定负担的轻重，本非公平之法。况且调查不易得实，资产除田地外，亦是不易调查的。于是征收之法，渐变为计算一年需用之数，并作一次征收，谓之“一条鞭”。负担之法，名为专论丁粮，实则不查其丁，但就有粮的人，硬派他负担丁税，谓之“丁随粮行”。（丁税既不按人丁征收，所以各地方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的，清朝的免收新生人丁丁税，实在是落得慷慨。许多无识的人，相信他真是仁政，那就上他的当了）实际上，变为加田税而免其役了。所以到公元一七一二年时，清圣祖便下诏说：此后新生人丁，不再收赋，丁赋之数，即以该年为准。如此，新丁不收赋，旧丁是要死亡的，现有的丁税，不久就要无法征收了。所以世宗以后，就将丁银摊入地粮，加田赋而免丁税，是赋税上自然的趋势，历代都是照此方向进行的，至此而达于成功。
“永不加赋”的真相
（明）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左右，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154—155页）
“地丁”是全国农民的负担。此外江、浙、两湖、安徽、江西、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初征本色，后来亦改征折色。地丁、漕粮而外，重要的，要算关、盐两税。关分新、旧。旧关是明朝因为收为亩钞而设的，后来就没有撤废，所以又称“钞关”。新关是和外国通商之后，设立于水陆各口的。盐法，由有引的盐商承销（盐多引少，临时招商承销的，谓之“票盐”），各有一定区域，谓之“引地”。引地是看水陆运道，计营销之便而定的，每一区域中所销的盐数，则视其地的人口多少而定，两者都不能没有变更，而引地引额，却不能随之而变，于是官盐贵而私销盛了。“厘金”起于太平军兴以后，设卡多而征收的方法不一律，更为恶税。（厘金是钦差帮办军务雷以 在江北创行的。沿途设卡，凡商人货物过境的，照物价抽收几厘，故名厘金。嗣后各省仿行，至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始行裁撤）
清末的宪政运动
清朝的政治制度，大体都是沿袭前代的，只好处闭关独立之世，不足以应付新局面。至于实际的政治，则当咸、同之间，清朝实已不能自立，全靠一班汉人，帮他的忙，才能削平内乱，号称“中兴”。这一班中兴将帅，本也是应付旧局面则有余，应付新局面则不足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又极腐败；如此，国事自然要日趋于败坏了。戊戌维新，是清朝一个振兴的机会，不但未能有成，反因此而引起义和团之乱，人民对清政府就绝望，而立宪、革命的运动就日盛。立宪之论，起于拳乱以后。到日、俄战争，日以立宪政体而胜，俄以专制政体而败，就更替主张立宪的人，增加了一种口实。清朝鉴于民气之盛，也就假意敷衍。于公元一九〇六年，下预备立宪之诏。公元一九〇八年，又定以九年，为实行之期。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先后死了，溥仪继立。其父载沣摄政。一班亲贵握权，朝政更形腐败，人民多请愿即行立宪。清朝勉强许将预备期限，缩短三年。再有请愿的，就都遭驱逐。又因铁路国有之事，和人民大起冲突，革命军乘机而起，清朝就要入于末运了。
第四十八章
清代之文化与社会状况
明末学术，有两方面：一是经世致用，一是读书考古。清朝处于异族专制之下，有许多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都不敢谈；士大夫也有些动极思静了；于是经世致用之学，渐即销沉，而专发达了读书考古的一派。清朝所谓考据之学。古代不明白的事，经他们考据明白的很多。他们要求正确的古书，所以尽力于辨伪，尽力于校勘，尽力于辑佚，业经亡失、错误、窜乱的古书，经他们整理好的亦不少。清代是一个动极思静的时代，所以其风气，是比较沉闷的。到后来，所以始终没有慷慨激昂，以国事为己任的人，以致建立不出一个中坚社会来，实由于此。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此等风气，实在到现在，还是受其弊的。
学风的转变
明末诸儒的学术，本有两方面：一是经世致用，一是读书考古。清朝处于异族专制之下，有许多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都不敢谈；而且从宋到明，士大夫喜欢闹意气，争党见，这时候，也有些动极思静了；于是经世致用之学，渐即销沉，而专发达了读书考古的一派。
清朝的士风
士人本有领导他阶级的责任，中国士人最能尽此责任的，要算理学昌明时代，因为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而他们所谓治天下，并不是专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会，在他们看得是很要紧的。他们在乡里之间，往往能提倡兴修水利，举办社仓等公益事业。又或能改良冠婚丧祭之礼，行之于家，以为民模范。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养之政。他们所提倡的，为非为是，姑置勿论，要之不是与社会绝缘的。入清代以后，理学衰落，全国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据。考据之学，是与社会无关系的。次之，则有少数真通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其为数较多的，则有略知文字，会做几篇文章，几首诗，写几个字，画几笔画的人。其和社会无关系，亦与科举之士相等。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57—158页）
清代的考据学
清朝所谓考据之学，是以经学为中心的。因为要读经，所以要留意古代的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古代不明白的事，经他们考据明白的很多。他们要求正确的古书，所以尽力于辨伪，尽力于校勘，尽力于辑佚，业经亡失、错误、窜乱的古书，经他们整理好的亦不少。他们的大本营虽在经，然用这一种精密的手段，应用于子、史等书，成绩也是很好的。清朝对于经学，是宗汉而祧宋的，所以其学亦称为“汉学”。但是汉学之中，仍有区别。清初如顾炎武等，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不过偏重于汉罢了。专以发挥汉人之说为主的，在乾、嘉两朝，实为汉学极盛时代。惠栋、戴震、钱大昕，为此时巨子。嘉庆年间，开始有人从汉学中，分别“今文”“古文”之说，道、咸以后，主张今文，排斥古文的风气渐盛。汉朝的今文家，本是主张经世致用的，所以清学到末期，经世致用的精神，也就有些复活了。
史事何以要考证？
大抵原始的史料，总是从见闻而来的，传闻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实亲见者亦何尝可信？人的观察本来容易错误的。即使不误，而所见的事情稍纵即逝，到记载的时候，总是根据记忆写出来的，而记忆的易误，又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所看见的，总是许多断片，其能成为一件事情，总是以意联属起来的，这已经掺入很大的主观的成分。何况还有没看见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补缀呢？这还是得之于见的，其得之于闻的，则传述者又把这些错误一一加入。传述多一次，则其错误增加一次。事情经过多次传述，就无意间把不近情理的情节删除或改动，而把有趣味的情节扩大起来。看似愈传述愈详尽，愈精彩，实则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这还是无意的，还有有意的作伪。那便是：（一）伪造假的事实，（二）抹杀真的事实，（三）无所为而出于游戏性质的。以上所述，实在还都是粗浅的，若论其精微的，则凭你一意求真，还是不能免于不确实，虽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因为人的心理，总有一个方向，总不能接受和这方向相反的事情。所以又有许多真确而有价值的事情，为你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心理上这种细微的偏见，是没有彻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当的程度，也很不容易。史事的不足信如此，无怪史学家说“历史只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史学家为求真起见，在这上面，就得费掉很大的工夫。（《历史研究法》，第56—57页）
清代的义理辞章之学
宋学在清代，也仍保守其相当的分野。人们对于讲考据的人，而称其学为义理之学；至于做文章的人，则称为辞章之学；俨然成为学术界上的三大派别。义理和辞章之学，声光都远不如考据之盛，这是风气使然。以古文著名的桐城派，创于方苞，成于姚鼐，都是安徽桐城县人。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立论颇为持平。以他自己的立场论，则在汉、宋之间，是偏于宋的；而其所长，则尤在辞章。在宋时，浙东一派学术，本是注重史学的。此风经明、清两代，还能保存。会稽章学诚，史学上的见解，尤称卓绝，和现代的新史学，相通之处颇多。清代的学术界，可以说是理性发达，感情沉寂的时代，所以其文艺，和历代比较起来，无甚特色。桐城派号称古文正宗，不过是学的唐、宋人，此外也不过或学周、秦，或学汉、魏；诗亦是如此，非学唐，即学宋。词则中叶的常州派，嫌元、明的轻佻成薄，而要学唐、五代、宋；书法则邓完白、包世臣嫌历代相传的帖，渐渐失真，而要取法北碑；都有复古的倾向；然亦不过摹仿古人罢了。
清代的社会状况
因为清代是一个动极思静的时代，所以其风气，是比较沉闷的。清朝的管彤曾说：“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见管彤撰《拟言风俗书》）把明、清风气，两两比较，可谓穷形尽相了。清朝到后来，所以始终没有慷慨激昂，以国事为己任的人，以致建立不出一个中坚社会来，实由于此。此等风气，实在到现在，还是受其弊的。以上是指士大夫说。至于人民，则历朝开国之初，大抵当大乱之后，风气总要勤俭朴实些。一再传后，生活渐觉宽裕，贫富的不均，亦即随之而甚。明清时代，各省还有“贱民”，在最低阶级，为“良民”所不齿的。如山西的“乐籍”，广东的“蜑户”，浙江的“丐户”，清朝曾免去乐籍、丐户，使为良民。但如蜑户等，虽经解放，仍旧守其故俗。
传统政治与社会的特点
（一）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二）当时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疏阔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所以中国人民无其爱国观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时，才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三）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61页）
第四十九章
清代之经济状况
中国的经济状况，清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实在还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此时的农人，是各安耕耨。工业大都是家庭副业。商人亦不过较之农工，赢利略多，生活略见宽裕而已。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变了，外国的货物，源源输入，家庭工业和手工业，逐渐为其所破坏，又收买我国的原料而去。我国对于新式事业，虽亦略有兴办。亦因资本微末，技术幼稚，不能和外厂竞争，遏止外货的输入。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
闭关时代之经济状况
中国的经济状况，清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前，外人虽已来华通商，然输出入的数目并不大；输入的也不是什么必需品；所以当这时代，中国实在还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此时的农人，是各安耕耨。他们的收入并不大，然而他们的支出，也是很节省的。工业：除较困难的，要从师学习，独立而成为一艺外，其余大都是家庭副业。出品并不甚多，营销的区域，也不很远。天产品亦系如此。所以当时的商人，除盐商由国家保护其专利，获利最厚外，只有典当、钱庄、票号等，资本较大，获利较丰。此外，亦不过较之农工，赢利略多，生活略见宽裕而已，并没有什么可以致大富的人。总之，生产方法不改变，社会的经济情形，是不会大变的。
传统社会的农工商
中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的知识，大概是从经验得来的。其种植的方法，颇有足称。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这是因地利之不同，历史之有异，如遭兵荒而技术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体论，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这因（一）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滥伐，时而不免于天灾。（二）因田主及高利贷的剥削，商人的操纵。（三）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所种的田，因分析而面积变小。所以农民的生活，大多数在困苦之中。设遇天灾人祸，即遭流离死亡之惨，抑或成为乱源。工业：大抵是手工。有极精巧的，然真正全国闻名的工业品并不多。即使有，其销场实亦仍限于一区域中。流行全国的，数实有限。此因制造的规模不大，产量不多，又运输费贵，受购买力的限制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营销的区域。工人无甚智识，一切都照老样子做，所以改良进步颇迟；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闭关时代，可谓最活跃的阶级，这因为社会的经济，既进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换不能生存。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居其间，却尽可找有利的条件买进，又可尽找有利的条件卖出。他买进的条件，是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卖出的条件，是只要消费者能勉力买，所以他给予生产者的，在原则上，只有最低限度。取诸消费者的，在原则上，却达于最高限度。又且他们手中，握有较多的流动资本。所以商人与非商人的交易，商人总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中国的商业，虽有相当的发达，但受交通及货币、度量衡等制度发达不甚完美的影响，所以国内商业，还饶有发展的余地。商人经营的天才，亦有足称。但欲以之与现代资本雄厚、组织精密的外国商人为敌，自然是不够的。加以他们（一）向来是习于国内商业的，对于国外商业的经营，不甚习熟。（二）资本又不够雄厚。（三）外国机器制品输入，在中国饶有展拓之地，即居间亦有厚利可图。所以海通以来，遂发达而成为买办阶级。（《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55—157页）
五口通商后的经济状况
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变了，外国的货物，源源输入，家庭工业和手工业，逐渐为其所破坏，又收买我国的原料而去。于是中国的农人，也有为外国的制造家而生产的，经济上彼此的联结，就渐渐密切了。资本主义，是除掉低廉的原料以外，还要求低廉的劳力的；而劳力也总是向工资高的地方而移动。于是华工纷纷出洋谋生，遂成为外国的资本和商品输入，而中国的劳力输出的现象，其初是很受外国欢迎的，后来又为其工人所妒，到处遭遇禁阻，于是中国人谋生的路更窄了。（排斥华工，起于美国，其事在一八七九年，后来南洋亦有继起的）
清末的经济状况
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地步，是要将资本输出的。既要将资本输出，就要谋其所输出的资本的安全；就不免要干涉后进国的政治。于是资本主义，和传统的武力主义相结合，而成为帝国主义了。我国一通商，而沿海和内河的航权，即随之而俱去。（一）航业遂成为外人投资的中心。（二）又外国的银行，分设于通商口岸，亦能操纵我的金融。（《天津条约》定时，实际上，外船早在沿海自由航行了）至中日战后，则（三）通商口岸，既得设厂；（四）又得投资于我国的路矿；（五）而各种借款，又多含有政治意味。于是我国的轻工业、重工业，都受到外力的压迫；就是政治，也不免要受其牵制了。
我国对于新式事业，虽亦略有兴办。然如制造局和船政局，只是为军事起见。开平煤矿，大权旁落于英人。汉冶萍煤铁矿厂，因欠外债而深受日人的束缚。一个招商局，既不足和外轮竞争，铁路又多借外债。官私所办的纺织事业，亦因资本微末，技术幼稚，不能和外厂竞争，遏止外货的输入。再加以屡次战败，赔款之额，超过全年收入数倍（清朝光绪年间，全国的岁入，是七千万两。所以中、日之战的赔款，是当时岁入的三倍。庚子赔款四万五千万两，易成金款，实际上要加倍，那就十倍不止了。中国的借外债，是起于左宗棠征新疆时的。然自中日之战以前，所借甚少，且都随即还清），非借外债，无以资挹注；而借外债则既要负担利息、折扣，还要负担镑亏。国际收支，遂日趋于逆势，除掉华侨汇归的款项外，非靠外人投资，不能弥补；而外国资本，就竞以我国为尾闾了。
清末的借款
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胜清末叶的办新政起。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傥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28页）
第五十章
本期结论
从清室灭亡之日，追溯西人东来之初，为时约四百年，是中国历史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四百年中的变动，比上一期的二千年，还要来得厉害；而尤以五口通商后的七十年为剧烈。这七十年之中，向来以天朝自居的，至此不得不纡尊降贵，和外国讲平等的交际。向来以为中国的学问，是尽善尽美的，至此而有许多地方，不能应付。总而言之：是环境变动剧烈，而我们的见解，一时来不及转变。见解的转变，本来要有相当的时间，七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以中国之大，旧文化根底的深厚，受了几十年的刺激，居然能有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甚至于革命运动，去求适应，也并不能算慢。不过方面太多了，不容易对付，所以到如今，还在艰难困苦之中奋斗。
环境的变动
本期是中国历史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从清室灭亡之日，追溯西人东来之初，为时约四百年。这四百年中的变动，比上一期的二千年，还要来得厉害；而尤以五口通商后的七十年为剧烈。在这七十年以前，内而政治、风俗，外而对外的方针和手段，都还是前一期的旧观。到这七十年之中，就大变了，向来以天朝自居的，至此不得不纡尊降贵，和外国讲平等的交际。向来以为中国的学问，是尽善尽美的，至此而有许多地方，不能应付。对外则屡战屡败，而莫知其由。看了外国人所制的东西，只是觉得奇巧，而也莫名其妙。当鸦片战争之后，外力初突破闭关的局面时，真有这种惶惑无主之概。
中国文化的三大期
中国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即（一）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二）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三）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近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其影响亦及于中国。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到现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无法可以阻止的。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环境既改变，非改变控制的方法，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国在受着此新影响之后，亦时时在改变之中，迄于今而犹未已。（《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46、147页）
适应的困难
所以这七十年中的失败，总而言之，可以说是环境骤变，而我国民族，还未能与之适应。譬如对外，中国向来是以不勤远略为宗旨的，因为从前既无殖民政策，除攻势的防御外，勤远略确是劳民伤财。然而外力侵削之秋，还牢守这种主义，藩属就要丧失，边疆也要危险了。又如经济，中国向来是以节俭为训条，安贫为美德的。在机械没有发明，生产能力有个定限的时代，自然也只得如此。然当外国货物源源输入，人民贪其“价廉物美”不得不买的时候，就非此等空言，所能抵拒外货，遏止“入超”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而言之：是环境变动剧烈，而我们的见解，一时来不及转变。见解的转变，本来要有相当的时间，七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以中国之大，旧文化根底的深厚，受了几十年的刺激，居然能有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甚至于革命运动，去求适应，也并不能算慢。不过方面太多了，不容易对付，所以到如今，还在艰难困苦之中奋斗。
社会改革之难
世界所以有大事，正和我们的屋子，住了一年要大扫除一次一样。灰尘垃圾，都是平时堆积下来的。堆积了一年，扫除自然费力了。谁能使他不堆积起来呢？天天扫除，使其绝不堆积，或者也并非办法，谁能按着堆积的情形，决定扫除的次数，并把他排列在适当的日期，使扫除亦成为生活的节奏呢？屋子住了一年要扫除，是没人反对的，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必要。社会上堆积着千万年的灰尘垃圾，却赞成扫除的人少，反对扫除的人多，甚而至于把灰尘垃圾，视为宝物，死命的加以保存。世界之所以多事，岂不以此？（《两年诗话》，原刊《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出版）
社会是时时需要改革的，然其改革却极不易。所希望的目的，未曾达到，因改革而来的苦痛，倒不知凡几了，人们当此之际，就要嚣然不宁。苦于社会的体段太大了，其利害复杂而难明。还有一班私利害和公利害相违反的人，不惜创为歪曲之论。于是手段和目的，牵混为一。目的本来好的，因其手段的不好，而连带被攻击；替目的辩护的人，明知其手段的不好，亦必一并加以辩护；遂至是非淆乱，越说越不清楚了。（《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