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GHT HISTORIAN
18世纪史学大家章学诚曾经说过“六经皆史”。章学诚的言论名声太盛，以至于王阳明在16世纪初发表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言论（王阳明说过五经皆史。——译者注），基本上已无人记起。章学诚是基于如下内容作出这一表述的，即古人在讲道理时，总是摆出诸如古代统治者的功绩、制度、法典和习俗等事实加以说明。这呼应了欧阳修很久以前就曾说过的话：“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学必求知古……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
在经学中，欧阳修最喜爱的是《春秋》。它以“谨严而简约”的风格，记录了具有实际价值的信息，从而体现了作者正确的方法论。对欧阳修最具吸引力的是《春秋》凝练的语言风格。欧阳修对这本经书中的古代历史研究兴趣寥寥，他认为其中并未包含足够的史料。伴随《春秋》出现并大致覆盖相同历史时期的是两部名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注释性著作。此外还有一部名为《左传》的著作，它详细描述了政治事件，并对相关细节进行了一些富有想象力的重建。这三本书是较为次要的经学著作。欧阳修将其视为注疏，而且可信度较低，因为他通过研究发现这几部书中存在明显缺点（例如，同一人，《公羊》《谷梁》以为男子，《左传》以为妇人）。《春秋》记载简略这一点并未给欧阳修造成困扰。他说，“其久远难明之事，后世不必知……孔子皆不道也”，“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对欧阳修来说，在无法确定真实性的情况下补充细节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他认为汉朝学者是糟糕的史学家，因为他们将“奇书异说”融入其历史著述中，这些“奇书异说”有时是根据传闻得来，有时甚至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得来。司马迁撰写的不朽巨作《史记》也受到欧阳修的批评：“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也。”
在欧阳修看来，历史必须依靠史料。他不喜欢以前的著述是因为这些著述缺乏史料。他对金石学极感兴趣，热衷于寻找青铜器、石器和其他文物，它们“上自周穆王以来，下及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传写可能会失真，因此欧阳修制作拓本并进行归类和注释。他由此撰写了闻名于世的《集古录》，其中收集的金石拓片多达千卷。欧阳修坚持认为，收集史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务必做到详尽无遗方可。史料一经发现应当尽快记录下来。因为他本人尚未做好进一步撰写中国早期历史的准备，欧阳修倾向于“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几于多闻”。“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释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无论其研究价值如何，欧阳修都会将发现的每一件物品保留下来。
欧阳修也关注书目和宋朝当代史料两种历史资料。欧阳修自景祐元年（1034年）开始参与《崇文总目》的编纂工作。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与范仲淹一起被罢离朝，他对该书的编纂工作也随即停止。《崇文总目》是崇文院所藏图书的目录，著录3445部图书。这本目录“每书之下，必著说焉”，并凭借这种“新意”，该书超越了以前的目录书。这些说明性注释“清晰而全面”，为之后的书目树立了典范。欧阳修参与该项目时官位较低，但他为该书做出的贡献可能高于其分内之事。正是欧阳修撰写了带有注释性质与编纂方法的释文。庆历元年（1041年）《崇文总目》完成后，欧阳修仍时常注意修订该书。正如后来他指出的那样，《崇文总目》“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另外，“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与”，编修者无权阅读。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后，于嘉祐七年（1062年）专门奏请皇帝恩准开放这些书籍，将秘书善本汇总一起校勘，所有这些书籍都予以抄录、核查，然后将其编入了《崇文总目》。直到那时，这次著名的编纂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欧阳修在为后世史学家保存当代文献资料方面也同样勤勉不辍。嘉祐四年（1059年），欧阳修在国史院编修《新唐书》时发现，国史院的一些程序差强人意。与以前各个朝代一样，宋朝政府也设置史官收集重要的政府记录，并编纂《国史》。虽然在参考特定先例时偶尔也会使用这些文献，但其主要目的是为后人留史，继任王朝遵循悠久传统，成立委员会并利用这些文献资料来编写前朝的正史。欧阳修发现，之前负责《国史》编修的官员将编修完毕的《国史》进呈皇帝，并销毁了所有草稿。欧阳修认为，这两个步骤皆不可取。草稿应保留下来以备参考，而最终版本也不应进呈皇帝，因为知悉皇帝会御览书稿或许会令史官感到尴尬。欧阳修就这一问题向皇帝进呈奏议，内容如下：
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僚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纪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于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公文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月日，谓之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可得也……并乞更不进本。
书法是欧阳修在撰写《新唐书》时所写的笔记（来自故宫藏品）。
关于已经上呈的部分国史，欧阳修请求抄录并送回国史院以供参考。他的请求仅得到部分批准。朝廷同意，不应销毁国史的前期草稿，而且国史院应保留最终版本的抄本，但欧阳修反对将国史进呈皇帝的意见仅被提及，却并未得到准许。因而，这一做法仍被沿用。
欧阳修意识到史官的独立性并未受到政府自始至终的尊重，因而官方记录总是遭受诸多限制和约束。从这个角度来看，私人记述具有很高的价值。宋朝很多士大夫喜欢在私人笔记中记录其经历，以及偶然收集到的有趣信息。这些随意的回忆撇开严肃话题，只涉及闲谈和神鬼传说，这些闲谈和故事彼此常常毫无关联，也没有明显的顺序或条理。然而，有时这是作者蓄意将政治敏感事件隐没于无关紧要的内容之中。许多私人笔记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数据。由于其性质参差不齐，传统书目不会将这些笔记列为真正的历史著述。它们充其量被列为“杂史”“杂著”，有时与传奇小说一起被列在“故事”类型下。欧阳修就留下了这样一部笔记作品，名为《归田录》。用他的话来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
欧阳修在历史领域久负盛名主要归功于他撰写的《新五代史》及参与编修的《新唐书》。这两部著作虽然并未达到取代旧五代正史的目的，但确实因其独具众多优点而被纳入正史之中。宋初的《旧唐书》不过是一部官方档案汇编。因宋朝学术质量的提升，该书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朝廷最终又成立了编委会，重新编修。宋祁从一开始就负责编修列传。欧阳修可能也编修过一些列传，但考虑到宋祁资历深厚，欧阳修并未声称自己擅长写作列传。欧阳修的主要职责是这部史书的其余部分：本纪，大量的表及关于各种制度的志。欧阳修十分重视这些制度的运行方式，其在实现目标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其变更模式。
欧阳修很早就对五代——宋朝之前那段分裂与动荡的时期——怀有浓厚兴趣，并且这种兴趣贯穿其一生。欧阳修年轻时虽然很少有时间研究历史，但仍提议与朋友尹洙合作撰写五代史，尹洙也是一位杰出的古文家并擅长《春秋》。不幸的是，尹洙英年早逝，仅撰写了四千余字的《五代春秋》。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被贬至夷陵，在那里他兴致寥寥，因此决定独自继续撰写五代史。在整个仕宦生涯中，每当欧阳修被委派到偏僻的地方任职，他就会致力于研究工作。有时，欧阳修会将草稿送给朋友梅尧臣交流讨论。欧阳修向梅尧臣透露，他为自己在这一著述中采用的原则、作出的判断以及确定的非传统分类感到自豪。然而，欧阳修说他只会与几位好友就此进行探讨，至于其他人，他认为他们将无法理解这些问题。当然，欧阳修正在撰写《五代史》并非无人知晓。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再次身居要职之后，朝廷让他进呈《五代史》的手稿，这是他的荣幸。欧阳修选择了拒绝，理由是《五代史》手稿还难以令人满意甚至尚未完成，因为此前身处远地，很难收集查阅参考资料，而且由于他最近参与编修《新唐书》，无暇进行私人写作。欧阳修终其一生都不愿公开《五代史》，因为他认为很多杰出的士大夫，尤其是他的政治对手，都不会赞成这部著作。欧阳修去世不久后，朝廷命其家人进呈《五代史》手稿，目的是将其正式出版，以此向欧阳修表达身后的敬意。正如欧阳修的先见之明，《五代史》的刊行由于王安石的反对而搁置，王安石认为“其文解多不合义理”。五年之后该书才得以刊行，这也使欧阳修伟大史学家的地位得到了认可。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具有文字典雅简洁的特点，尤其是后者。这两本史书文采粲然，在历代正史的读者中广受欢迎。然而，作为历史著作，它们又饱受批评。由于文字过度精练，它们经常仅提供最基本的总结。这一缺陷是它们无法按照预期取代《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主要原因。
《新唐书》被进呈朝堂请求恩准时，编修者声称，此书“文省于旧”，与《旧唐书》相比“事增于前”。后世很多史学家在这两点上均持反对意见。如果编修者没有因为坚持简洁，而选择删弃那些见于《唐实录》中的若干史料，那么《新唐书》的参考价值会比实际情况高得多，北宋灭亡时，《唐实录》已佚。虽然《新唐书》比《旧唐书》可读性更强，但其信息量却不及后者，因而无法满足那些对史料感兴趣的读者。例如，其他正史通常都会提及所谈人物的家庭背景，但《新唐书》的列传部分却并未采用这一做法（这并非欧阳修的想法，而极有可能缘于杰出唐史学家吕夏卿的影响）。学者们在设法追溯列传人物的社会出身时，就会因为这类信息的缺失而遇到极大障碍。该书的另一个缺点是由欧阳修的文学品味导致的。唐朝大多数文献都使用辞藻华丽、堆砌典故的骈文写成，而欧阳修不喜骈文。因此，他要么把这些唐朝文献全部删弃，要么将其砍削编纂成他喜欢的样子。后世学者认为，欧阳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破坏了其中大部分历史价值。
欧阳修及其同僚将从旧史书未使用的文献中得来的信息加入到新史书之中。然而，他们似乎并未足够审慎地核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一些批评家甚至指出，他们在明知文献内容可疑的情况下仍然使用了这些史料。无论如何，《新唐书》中包含许多错误：一位后来的史学家将其谬误划分为20类。在该书出版时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它的一些不足之处。司马光在编纂其传世之作《资治通鉴》时选择依靠《旧唐书》，因为它更为忠实地保留了原始史料的内容。
尽管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由于沿袭对历史的充分尊重，所以五代时期的大多数记录都得以保存完好。就像《旧唐书》一样，《旧五代史》只是遵循这些记录，并没有试图进行解读。而这正是让欧阳修和其他几位学者不悦的原因，他们希望看到该书能够重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主要是解读性的。他很少关注事件，认为其中很多是乱世之间微不足道的小事件，或是佛教影响带来的不良结果，亦或是几乎毫无意义或价值，因此将其从书中尽数剔除。欧阳修反而专注于通过有选择地提出事实来发展和运用说教概念，以便支持道德判断。欧阳修通常会在《新五代史》各卷的卷末探讨他之所以如此选择和安排信息的原则，之后是对本卷道德信息的注述。一些批评家抱怨说，这些探讨和注述对五代的各种弊端进行了过多的谴责。欧阳修则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坚称五代混乱已极，似乎只有激烈言辞方能适用。
对历史进行说教性解读的核心是《春秋》确定的褒贬原则。几个世纪以来，史学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史官一职赋予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通过明智而审慎地评价历史人物来维护政治道德。但欧阳修是第一位系统应用这一思想的史学家。他怀着极大热忱继续奉行其最喜欢的《春秋》的精神，并设置了新的列传类型，例如“死节传”（从字面上讲，是坚贞不屈而死）和“死事传”。在颂扬那些虽生于道德沦丧礼义崩塌的乱世，但仍坚定奉行高标准政治道德的人物时，欧阳修努力总结出这一深刻教训：忠诚的儒家应始终遵循正道，珍视美德甚于珍视生命。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有贬有褒。先后在五朝为相，服侍过八位皇帝的冯道，作为失节的象征被欧阳修专门挑出来，从此冯道落下了不忠不义的骂名。冯道曾被同代之人高度评价为有良知的儒士，但根据宋朝新儒家的严苛信条，他根本算不上儒士。欧阳修为他撰写的杂传里充斥着道德愤慨。
欧阳修的评价并不总是如此明确：有些评价是通过微妙的史学技术进行传达的。为众多史学家所用的一项技术是通过寓褒贬于一词来作出隐讳评估。另一项技术是由欧阳修发明的，可以描述为“通过交替使用抑扬来进行补偿”。在为大体高尚之人作传时，欧阳修会强调他的主要成就，不提及他的轻微缺点；但在史书的其他部分谈及相关主题时，则会全部指出此人的这些缺点。18世纪史学大家赵翼称赞这项技术毫不隐晦且明智，推荐所有历史著作使用这一技术。这种技术有助于通过将一个高尚之人的行为变得更为振奋人心，而促进美德的传扬，同时又能保持历史记录的可信性。欧阳修发明出这项技术展现出他的悲悯、温情，以及他对历史这种道德指引途径的关注。欧阳修的历史道德标准虽然严苛，却不会严厉或轻率地使用。
欧阳修称《新五代史》中的注出自其亲戚兼门人弟子徐无党之手，但现代学者认为这些注出自欧阳修本人之手。欧阳修或许担心他对政治行为的道德判断虽然仅涉及过去，但仍有可能为当时白热化的党争提供更多动力。然而徐无党与政治毫无关系（巧合的是，他的姓意为“逐渐”，他的名“无党”表示“没有朋党”或“没有党派偏见”）。欧阳修关于说教性的注由徐无党撰写的说法，大大消除了这些注的令人迷惑之处。
尽管欧阳修的技术和风格受到后世史学家的称赞，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对研究对象的激烈道德评价过于热切。章学诚认为，欧阳修仅以说教方式看待历史极为偏颇。人们可以接受解读历史，但欧阳修的史书中充斥着过多的情绪化议论。因此，大多数史学家仍继续把《旧五代史》作为真实的参考书来使用。与欧阳修相比，司马光被视为更为优秀的史学家。他的《资治通鉴》是继《春秋》之后的又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历史轨迹。该书同样文风简洁，且亦是为说教而作，但并不像欧阳修的史书那样固执己见、好发议论。故而，相比文采，更感兴趣史笔的学者们通常会阅读《资治通鉴》或其各类缩写本，而不是欧阳修撰写的史书。
正统论是儒家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欧阳修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常规看法是合法王朝持续更迭，每个王朝都将其合法性归功于五行相胜，归功于其王道之治，归功于其来自此前合法统治者的血统，或归功于这些因素某种程度的共同作用。对欧阳修来说，五行理论在理性方面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基于血统的主张通常出于政治动机，它忽略了这样一种现实：某些朝代虽正，但却只控制了传统中国疆域的几个弹丸之地，而被视为非法篡位者的其他政权反而统一了大片国土，并长期执政。“合法性”用术语被称为“正统”，正如欧阳修对该词所作的解释那样，“正统”包括两个单独的要素：“正”，指王朝继承的道德权力，而“统”则为统一的政治控制事实。
有时，这两个要素根本不会同时发生。虽然欧阳修是卫道士，但他也指出，政权缺乏王道并不会抵消统一的事实。他甚至还坚称，在执政伊始缺乏道德权力的王朝，或许能通过稳定的统治逐渐获得正统。他也不同意“正统”这一概念，“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者”。根据欧阳修的理论，王朝的正统性仅在国家分裂时出现了中断，即过去的正统在汉朝之后的三国时期、晋朝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及唐朝之后的五代时期分别断绝。这一观点虽然是一项重要而合理的贡献，但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皇权更迭的正统路线存在断层以及实现统一的既成事实会授予正统，这两种观点对于传统儒家思想来说很难接受。很多史学家继续寻找将以某种方式重申旧有信念的方案，即只有王道才会带来正统，而且只有正统政权方能统一中国。几个世纪后，由于需要解释靠征服而建立的元和清这两个王朝的存在，史学家在解释何为正统的问题上面临更为巨大的困难。
欧阳修还为史学的一个次要分支家谱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宋朝新兴士大夫阶层成员羡慕世家大族保留着数百年来显赫祖先和父系亲属的大量记录，于是设法效仿他们。当然，那些试图通过追溯家庭起源以获得高贵出身来提高声望的人，经常找不到足够的可靠事实来证实其主张，但人们对家谱的兴趣却大大增加。世家大族在鼎盛时期曾保持着庞大的“族”（大约为宗族组织）。他们的家谱遵循嫡长子继嗣并记录所有族人，也包括那些经常被忽视的族人。在宋朝，“族”一词开始意指规模大大缩小的亲属群体，主要是指家庭较为亲近的分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远亲不再比邻而居。因此，编修家谱的旧方法变得过于繁琐和混乱。欧阳修和苏东坡之父苏洵各自发明了编修家谱的新方法，而且两人欣喜地发现，他们的方法竟然大致相同。从那时起直至20世纪初，所有家谱的编修都遵循他们这两种方法的原理。无论是否为嫡长子继承，都遵循将直系血亲作为族谱的主干。仅将直系三代以内的后代记录下来。人们认为疏远的分支会单独拥有各自的家谱。家谱也具有社会学意义：它们有助于加强家族团结，而这正是儒家的理想。
尽管欧阳修的史学技能遭受到一些批评，但他理应被誉为杰出的史学家。他与人合修了一部正史，又独自私修了另一部正史，同时还是考古学的先驱、伟大的目录学家、宋朝当代史料的保存者、开创性思想家，还对史学各个分支都做出了杰出贡献，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前辈、同辈和后辈外，诸般成就使欧阳修几乎令所有人都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