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之剧变 咸丰十年（一八六○），《北京条约》成立，并互换《天津条约》，中国国际关系为之根本改变。其明显之例，一则使馆许设于北京。中国向无此例，君臣多所顾虑，莫不认为重大损失，坚持反对，换约启衅，多由于此，败后始肯承认。其他各国遣使来华缔订条约，中国许其享受特殊权利，犹不允其公使馆早日设于北京，殆以为数年后，洋务转机，列强已设之使馆尚可取消也。一则商埠增加，数近二十。列强多于商埠设置领事，外商贸易之机会大有进步，且可持一护照游历内地，先进国原无商埠，外人持有护照入其境者，经营商业，或游历城镇，固无区域之限定。中国囿于历史上之传说，不能一旦全国开放，然视旧日进步多矣。
外交官署 自英、法联军入京，外交上之事务繁多，理藩院管理属地王公封爵朝贡，及与俄公文往来，礼部管理藩国朝贡，朝廷并无适当之外交机关。南京条约而后，两广总督奉旨兼钦差大臣，办理交涉事宜。外人信其奏报类多误解事实，尝使人北上，投递致军机大臣照会。清帝则称内臣不问外交，外使乃有照会皇帝者。至是，恭亲王主持和议，条约先后成立，而办理善后事宜尚无官署及负责之人员。王请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宗许而从之。衙门于咸丰十年冬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或称总署，初有大臣三人，后则增至数倍，人数不免太多，责任反不专一。外省交涉大员，朝廷初欲两江总督兼办南方交涉，曾国藩力持不可，因设通商大臣于上海，以前巡抚薛焕充任。薛焕后请辞职，改命总督兼理。北方初设三口通商大臣，后命直隶总督兼任。领事官职甚低，条约许其与道府往来，竟以行使条约上让与之权利，地位提高，有与督抚往来者。
入觐之争执 外使驻京原为西方国际惯例，中国唯有贡使，例须叩头谒见皇帝。外使欲照外国习惯，觐见皇帝，呈递国书，对于叩首认为有碍国体，不肯考虑。总署大臣知其违反旧例，声称皇帝冲幼，太后听政，本国大臣尚不能自由对语，不允照办。后穆宗大婚，外使以为将往恭贺，而总署遣使告其于婚日不可在街上行走，外使无奈，许而居于使馆。明年，穆宗亲政，外使要求入觐，议商多日，许其免冠行五鞠躬之礼。朝臣尚有力言不可者，帝亦犹豫不决，恭亲王奕奏称不敢自专，忽又奏言将致启衅，迟至数月，帝始许其入见。会日本大使亦要求觐见，久乃许而从之，仪节由总署议定，先请外使演习。觐见之日，帝御紫光阁，大使先见，外使继之，法使又递国书，礼毕而退，为时甚短。帝命于总署宴之，外使认为不满，多不肯往。
遣使出聘 条约载明中国遣派使臣驻于外国，顾历史上未有先例，加以人才难得，自好之士，初不屑往。总署尝以遣使外国是否可行？询问督抚。言者所持之理由多不相同，实未明了公使之职务与重要。外使则欲朝臣疆吏明了外国之实况，除去双方之隔阂与误会，迭请朝廷遣使出国。总署多所顾虑，不敢奏请。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总税务司赫德返英，说恭亲王遣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外国，增长见闻。王许其请，并派六十三岁之斌椿同行，学生年青，斌椿懒于动作，抵欧后不愿游美，中道而返，未有若何之影响，明年，美使蒲安臣回国，总署大臣忧虑将届修约之期，外国提出要求或至干涉内政，接受赫德之建议，请派蒲安臣聘于外国，太后许之。蒲安臣亦欣然奉命，会同属员于明年出发，先至美国谒见总统，议订条约，华工自由渡美，美不干涉中国内政，俄往英国。英外相表示亲善之谊，宣布外交政策，后聘于大陆列强，蒲安臣死于俄国，属员回国，亦未改变其思想。后天津教案起，朝廷遣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亦无所得。
对外思想之不变 困难之症结，则对外观念，一无更改。曾国藩、左宗棠初尚不信外国枪炮之威力。曾与李鸿章书曰：“九洑洲下关各贼垒，似非轮舟炸炮所能遽破。鄙人尝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营，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内，官军不因此而震骇。舍弟亦还以炸炮御之，彼亦不因此而动。左帅以四十余斤之炸弹，打入龙游城内，贼亦不甚慌。顷水师在金柱关抢贼船百余号，内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则洋人洋器，亦会有见惯不惊之一日也。”曾氏立论根据，多就南京一带作战之事例而言。舍弟指曾国荃，时统湘军，进驻雨花台附近，尝为李秀成所部所攻，九洑洲下关为南京沿江之要塞，金柱关则在南京上流。龙游故事，乃左宗棠炮轰浙江龙游城初不能下，函告曾氏，谓西洋大炮无用，故曾氏引之为证。朝臣顽固者更不足言，其人固不信外国亦有高深之学艺思想也。后曾、左与外人接触较多，始信船炮之利，其心则以我有船炮即足以制外人。
改革之困难 中国思想不变，朝臣疆吏除一二人外不肯比较中外之制度，采取外人之长有所改革。赫德尝递《局外旁观论》于总署大臣，主张中国矫正虚饰，实事求是，外国有火车、轮船、工织机器、邮局、电报、银币、军火、兵法，中国宜早兴办。关于外交，宜守条约，早日解决争执。总署置之不理。会英使馆参赞著《新议论略》呈递总署，主意则中国宜变成法，遣使驻于外国，建筑铁路，敷设电报，开采矿产，操练军队等。总署始以事关重大，奏报朝廷。太后命疆吏筹议，疆吏类多对外知识幼稚，全以恶意解释，兹引江西巡抚刘坤一之言，以概其余。刘氏立论之根据曰：“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是变我之人心风俗。至于轮船、火车断不能从其请，遣使出国则弃重臣于绝域，令得挟之为质。”其主张之外交，则以夷攻夷也。信如此说，则订约通商，有百害而无一利，实则全为传统思想所囿，稍有常识者皆知其非，不足一辨，而在当时则为强有力之意见。此新事业创办之困难也。
中国倾向于闭关，而世界交通以轮船、火车、电报之发明与利用，大为便利，闭关不惟不能维持，外交问题反而增多，要而言之，可别为三：曰订约与修约，曰教案，曰商业权利，兹分言之。
订约与修约 自北京条约成立，小国利用时机，遣使来华通好订约。中国于新败后，有所顾虑，主持交涉之大臣，未有外交上之经验，对于丧失主权或权利之条款，不知其损失之重大，亦不筹谋补救之方法。小国使臣多得大国之介绍。订约初在天津，后在北京，以大国条约为根据，遇有争执问题，大国公使出而调停。总署大臣往往让步，订成条约。其先成立者，当推普鲁斯及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其不同于强国条约，唯使馆暂不得设于京中耳。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诸国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以强据澳门之故，朝廷不肯批准，余则不问国之大小，商业之轻重，均享受列强所得之商业权利。日本订约较迟，独不得享受最惠国待遇，日商贩运洋货、土货，均须交纳厘金。其条约成立，则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朝臣疆吏已知最惠国条款之非，且以日本地理相近，多所顾虑。商业上之不平等待遇，乃为二国交涉问题之一。
总署大臣以为修约问题，造成战祸，咸丰八年之中、英《天津条约》载明十年修正，将近修约之期，深以为患。太后谕疆吏筹议，复奏所论不同，要多牵强附会之辞。同治七年（一八六七），英使阿礼国提出修约节略，要求免去厘金，多开长江及沿海商埠，内地设栈，轮船得驶行于内河等。总署谓其关系人民之生计，不愿多所让步。美使出而助英，亦无所成。明年，英使声称修约，将与他国一同办理，总署大臣患其合力谋我，请其议商条件，历久交涉，订成条约。中国添开商埠凡二，免去英商之厘金，外船驶行于内河者，待遇同于华人。所得者唯鸦片输入之增税耳。英商时多贩运鸦片，恶其提高税率，群起反对，政府因而不肯批准条约。修约暂作罢论。
教案 耶稣教传入中国三次，均归于消灭，要与中国之理想不合。士大夫对于传教，视为败坏人心风俗，尽以恶意解释其慈善事业。中国男女授受不亲，而教堂则男女一同唱歌敬拜上帝，中国慎终追远，重视祭祀，教士则反对祭祖。北京条约而后，天主教神父、耶稣教牧师均往内地传教，或租购产业。其来华者惟欲教徒之增多，广为收纳，中杂不良分子，往往欺凌乡里。士大夫遂以为凡信教者皆为奸民。不肖者更捏造蜚语，诋毁教士，士大夫从而信之。魏源于《海国图志》称入教者，吞受丸药，归毁祖先神主，并得领银三次，同教男女共宿一堂，病终，牧师来取目睛，用以炼银。夏燮于《中西纪事》亦引用其说，一似真有其事，使在今日，徒供识者一笑而已。乃在当时竟为强有力之议论，教案遂多。其较严重者，有南昌、贵州及天津教案。南昌系绅士主持，值逢郡试之期，生童聚众，毁坏教堂，并拆毁信教者之房屋。巡抚沈葆桢自负办理不善之咎，不许缉捕暴徒，报至京师，历久磋商，出银二万两，并给与九江城外空地一方，始得完案。贵州则提督田兴恕打毁教堂，伤死教徒，法使迭次抗议，并遣舰队驶入长江示威，久始解决。他如四川、江苏、湖南等地，亦有教案，类多出款结案。所可怪者，地方官负有维持治安之责任，生童俗所谓读书明理之人，乃一不能弹压暴民，一反煽惑滋事，政治之腐败及士大夫之无识，均于此毕见矣。其几引起重大事变者，当为天津教案。
初法国神父于天津建筑教堂，名曰仁慈堂，出钱收养婴儿。同治九年（一八七○）春，天津屡有儿童失踪。时人多信外国之富，由于用睛练银，魏源于《海国图志》称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津人疑失婴为外人所为。会仁慈堂儿童传染疫疾，死者颇多，津人益疑，值捕得拐犯，供称与堂中仆役有关。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会同法领前往调查，所得结论，外间传说全无根据，而暴民不信，竟围教堂。法领怒而于崇厚前鸣枪，出而于教堂附近枪击府官。暴民因殴杀之，毁坏教堂，杀害教士等五十余名，并劫其他教士住宅，驻京公使共同抗议。太后饬曾国藩赴津查办。
曾国藩抵津，言者不一，朝臣不知案之始末，竟言备战，太后且信仁慈堂有人心人眼，而曾国藩奏称并无迷拐人口之事，挖眼剖心，全属谣传，士大夫闻而讥之。曾亦不肯查拿正凶，法代办提出要求多端，如府县官抵命。曾则除惩凶赔偿损失而外，概不之许，形势趋于严重。朝命大员赴津会办，仍无进步，太后谕李鸿章将兵入直，曾国藩调兵防守要害，并令沿江沿海之督抚严行戒备。法则以军舰示威，战祸将起。李鸿章奉旨为直督，给与教堂银四十六万两，崇厚赴法道歉，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犯。醇亲王奕 视为让步太甚，愤而辞职。总署大臣监于往事，订成管理教士章程，其主意则教士顾及中国之习俗，不得侵犯官吏之权；对于奉教者，必先查明来历身家也。各国公使意见不一，未有成功。士大夫思想一无改变，教案仍为外交上问题之一。
商业权利 列强与中国订成条约，多谋促进商业。同治末年，欧、亚益便，其明显之证，则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苏彝士运河开通，驶行欧、亚之船只不再绕道非洲好望角，路程减少。同治十年，上海、伦敦间海线完成，商情报告，由是大便。外商于吾国享受之权利，超过于任何先进国家给与外商之权利，就本国商人而言，亦远不及其待遇之优厚。其造成之原因，一则政治哲学轻视商业，朝臣疆吏多不明了经济原理，不知适当应付新环境之方法。一则本国商人资本短少，类多未受良好之教育，又无类似商会之组织，维持或保护其利益。一则外国科学发达，轮船驶行于吾国商埠，国内唯有帆船驶行，何能与之竞争？外船遂处于优利地位。外商享受之特殊权利凡三：
（一）沿海及内河贸易 外船行驶于一国海岸，凡至一港，例须纳税一次。南京条约开放五口，未有若何规定，善后约章亦未载明。中、美望厦条约始许外船纳一次税后，驶行其他口岸，无须纳税。此乃本国船只享受之权利，竟许外人共之。及长江开放三口，外船行驶江内各口，亦得享受同等之权利。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名，因得自由行驶于内河。
（二）领事裁判权 外商处于被告地位，无论个人或其财产，均不受中国法律之拘束，法官之审判。凡本国商人所纳之捐税，可得拒绝不付；且重要或商业发达之商港，列强多有租界，界内成一特别区域，非中国官员所能管辖或能干预，其在吾国诚所谓有权利而无义务也。
（三）子口半税 征收商货税之机关，主要者有江海关、常关及厘金局。本国商人无论贩运国货、洋货，凡遇关局均须纳税，路程远者税金或超过物价。外商根据条约，纳百分之五正税及百分之二·五子口半税而已。子口半税为厘金之代替税，凡外商贩运洋货及国内土产，纳此税者免去其他捐税。本国商人贩运者，仍旧照纳，乃不能与外商竞争，诚工商业之自杀政策也。
海关之改组 于此情状之下，国人全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既未觉悟，亦不知应付方法，乃受支配于环境，随世事为转移。其倒行逆施不足以为人患，徒自损失，而久处于衰弱之情状，增加人民之痛苦，备受强国之欺侮。己不如人，既不振作，又不模仿，古所谓绝物也。士大夫之居高位者，多属于此，误国之罪大矣。失望期内，其较有成绩者，当为海关。海关雇用外人，授以大权，始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上海小刀会作乱，无法征税，道台迫而商于领事，雇用外人，改组海关也。其试验之结果，外人认为满意，《天津条约》承认推行此制于他口，各地江海关先后改组，革去弊端，成绩昭著。总署先命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后命赫德充任。赫德深为总署大臣所信，颇有建设，顾亦迫于环境，非自动改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