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乱之酝酿 祸乱之原动力酝酿已久，一为人口激增，耕地有限，关外旷地尚禁人民开垦，其往海外经商者，亦为法令所禁。洪亮吉尝谓人口增加，游手好闲者数十倍于前，遇有荒灾固不肯束手待毙，乃勾结会党，乘机举兵。秘密会社于中国社会上之势力不可轻侮，历史上之大乱，莫不与之有关，乾嘉之世，已数起而为乱。乱平，而潜伏之势力并未消灭，西南以三合会之徒众为多，长江一带则以哥老会为盛，北方则教匪之势力较强。鸦片战争期内，各省匪徒有蠢蠢然欲动之势，疆吏朝臣尝以之为言。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宣宗病死，子奕 嗣位，明年改元咸丰。其初嗣位也，诏求直言，朝臣上疏言事，均言吏治腐败，有司贪墨，政治之积弊深痼，固促成祸乱之一原因也，乃予洪秀全起兵之时机。
上帝会 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住于乡村，家境穷困，读书应试，屡不得售，尝于广州得教士编述之书，会病，见有异象，以为得见天父与耶稣。耶稣为天父长子，己为次子，与其徒冯云山入广西浔州传教，创设上帝会。言者谓其创于朱九涛，实不足信。其教义至为简单，信如李秀成曰：“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后洪秀全返家，冯云山传教，信者渐多，毁坏神像，引起绅士之反对，其领袖乃秘密活动。其时湖南匪徒逃至广西，广西多山，地瘠民穷，匪徒滋扰之结果，一则农民不能安耕，一则创办团练。团练各自成派，常相械斗，道光三十年六月（七月），洪秀全利用之举兵。其发难也，与其党杨秀清等合谋，上帝会徒多不之知，迫而从之，起兵后匪党客民应之，有众数千。
太平军攻扰六省 洪秀全举兵，官军方剿他股匪徒，乃至坐大。其滋扰之地，初在浔州府属各县，如桂平武宣等。巡抚郑祖琛老庸，力无能为，遣兵攻之，不胜。朝廷调兵会剿，亦无功绩，大员且多死亡，统兵诸将又不和协。明年，洪军攻下永安（今蒙山县），建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起兵同志五人为王。其最重要者当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二人出身穷困，一称天父下凡附于其身，善谋能断；一谓耶稣下凡附于其身，忠勇善战。官军围城，久不能下。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洪军突围而出，进攻省城桂林不下，率众进犯湖南，所至城破，独长沙未陷。其入湘也，众至十数万，惟冯云山萧朝贵战死耳；乃犯湖北，明年，沿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境，二月（三月），攻下南京，遂奠都焉，号曰天京。其战胜之主因，一则官军不堪战斗，一则太平军死中求生。其人或贪慕富贵，或为会党，尚有家人在军，唯有力战而已，据其宣传，胜负定于天父，死则且为升天也。就两军纪律而言，太平军胜于清军，愚民迎之；清兵每至一地，商民往住罢市。
洪秀全
两军之战守 清帝文宗（咸丰）嗣位数月，即有大乱。叛乱之起，虽非一人一事之故，要当振作，帝好女色，旗人家无见粮，尚不恤其艰苦，亲选秀女，其亲臣多为宗室，亦无才能，其诏命督师之大员，多为文官。朝廷求功太急，唯责其进剿，固无军事计划，亦不知当事者之困难也。统将进剿或赴援无功者，即奉旨办罪。其较能战者，一为向荣，所部为绿营，一为江忠源，所部为勇。顾其人数太少，未有大功。向荣初为主将所厄，后则尾追太平军，收复其放弃之诸城，及洪秀全定都南京，向荣所部亦至，驻扎孝陵卫一带，是为江南大营。方太平军进陷武汉，文宗诏琦善统率旗兵，中有黑龙江骑兵，扼守河南，阻其北上。及太平军东下，乃驰赴江苏，后称江北大营，其战斗力尚在江南大营之下。
北伐之失败 洪秀全既据南京，不肯悉众北上，遣将李开芳东陷镇江，渡江进据扬州，会琦善兵至，不得沿运河而北，乃绕道行，出安徽，扰河南，入山西，突攻直隶防军，迭陷要城，直逼天津，不胜，南陷静海，筑垒固守。李开芳之北伐也，未据城邑，或设官治理，同于流寇。北方人民强于南方，恶其劫粮胁众，不为之助。南北气候迥异，粤人不惯居于地冻水冰之北方，又无过冬之服装，乃大处于不利地位。清将僧格林沁督兵围攻，咸丰四年（一八五四）春，李开芳突围而出，逃入山东，清军颇有斩获，天王遣兵赴援，为清将胜保所败，明年北伐军全没。其在江苏，太平军据有镇江扬州。镇江以东全为清廷统治疆域，上海小刀会作乱，遣使乞援，天王弗应。及李开芳北伐，江北大营力攻扬州，守兵退守瓜州，会小刀会平定，清兵自上海来攻镇江。江南大营驻于南京城外，未有若何重要战绩。天国诸王初殆淡然视之。
太平军之西上 天王既遣军北伐，又命兵西上，再陷沿江要城，直攻江西。值江忠源奉命东下，乃助守南昌，飞召湘勇赴援，罗泽南率勇前往。罗氏原为书生，兴办团练，剿匪有功，至是，出省应援，初战不胜，改剿股匪，平之。南昌则以江忠源之力，得未攻下。九江则为太平军所陷，乘势而上，江氏赴援亦不能胜。太平军直入湖北，分兵四出，不胜，退回安徽。其在皖北者，势颇张旺，江氏往援，困于庐州，城陷而死。鄂督来战，咸丰四年（一八五四）一月，兵败而死，太平军乘胜再陷汉口，分军而出，一往湖南，曾国藩乃率兵讨贼。曾氏久官于京师，学问文章，颇称于时，会以母丧告假在籍，朝廷令其督办团练，又以友人之劝说，始往长沙练勇，饷糈出自捐输，大为绅士所恶。兵又与勇械斗，迫而移居衡州，一面分兵剿平股匪，访拿恶棍，不顾残酷之名，而以严刑杀之，一面创办水师，至是统率一万七千人，自衡州出发，公布讨贼檄文。内容则列举太平军之罪状，如抢劫掳人，破坏名教，谕民捐输，久陷贼中者自拔来降。檄文虽有夸张曲解之辞，所言之罪状，要多事实。
湘军出征 曾国藩统兵出战，两次败退，投水自杀，为从者所救，回归长沙。论者谓勇无用，徒废民财，主张解散，会湘潭大捷之报至，太平军迫而退守岳州。湘军重行整顿，罗泽南奉命回湘，胡林翼亦督军助战。胡氏官于贵州，奉命募勇，所部黔勇时在湖南，故与曾国藩合作。六月，大军二万人水陆前进，击败拒抗之敌军，不战而下岳州，攻陷城陵矶，进至湖北，收复武汉，焚毁敌船千只，兵势大振，沿江东下，半壁山之战尤为激烈，太平军败逃。湘军进至江西，围攻九江。翼王石达开统兵西上，沿长江北岸而进，战败防兵，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再陷武汉三镇。湘军方屯于九江城下，撤师不得，乃遣胡林翼罗泽南先后往援，明年，罗氏进攻武昌，重伤而死，胡林翼仍督师围攻。及冬，守军弃城而逃，胡林翼时任巡抚，自此而后，湖北始渐巩固。江西则以石达开之回援，城邑多破，曾国藩困于南昌，颇濒于危。
两军之形势 就上所叙之形势而言，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北伐军业已消灭。上流两军战守互相胜负，太平军失地较多，要处于不利地位。江苏省内，清军先已收复扬州，方力围攻镇江。江南大营尚在城外，其主将不理内应者之建议，坐失时机，不足有为，然可阻碍交通，妨害粮运，且有利用事机袭入城中之危险，固所谓心腹之患也。于此情状之下，天京之粮日少，形势趋于严重，东王杨秀清遣将李秀成率兵往援镇江，大败围兵，乘胜渡江，战败江北大营，再陷扬州，顾未分兵防守，弃之而去，回师攻击高资（镇江西）守兵，杀巡抚吉尔杭阿，乃攻江南大营。大营分兵往援邻县，兵力单薄，城内又出兵夹攻，势遂不支，兵卒溃散。主将向荣退至丹阳，李秀成追之，于是太平军之势一振。
内讧 方李秀成之追败兵也，天国诸王竞相残杀。初西王、南王战死，余有三王，东王杨秀清，机巧善断，掌握军政大权，尝托天父下凡，欲杖天王，又称天父命其佐治天国，有取而代之之意。天王则深居宫中，颇有失德，臣下呼为万岁，东王则称九千岁，与之相去一阶耳。其共同举兵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莫不惮之。据《天父下凡诏书》，北王在东王府议商政事，尚不敢多言，相见且须请安。据《李秀成供》，北王翼王恶其专政，谋欲杀之，原意只杀东王，乃东王死后，北王大杀其异己者。翼王几不免难，缒城出逃，率兵来讨，天王杀韦昌辉始已。翼王入朝，天王忌之，遂统兵外出，行止无定，同于流寇。天王于此变后，不信臣下，重用其亲，其亲毫无才能，朝政日坏，识者知其将不能久，有解散之意，而官军不肯赦免老贼。粤人唯有死斗，战争延长而已。
军纪之比较 自洪秀全起兵，迄于诸王内讧，时约六年，战争或滋扰区域凡十数省，两军攻守城邑者，先焚城外民房，以免敌兵利用掩避，武昌、南昌等城均有其例，且强城中壮丁助守。大军经过之地，抢掠拉夫自不能免，官军纪律废弛，扰民之甚，初远过于太平军。潮州勇丁入湘，无恶不作，湘人恶之之深，追念太平军之不扰民，曾国藩作文纠正绅士之观念，则其证也。又如湖北官军所过之城镇，商民辄相率罢市，太平军至，贫民有迎之者。《贼情汇编》称为悖逆，而不为之稍讳，盖当太平军初起之时，各县仓有积谷，农民安耕，中等之家亦有余粮，沿途掠粮尚不苛求，并常以其剩余分给贫民，拉夫虽亦为之，然行一二日程，许其还乡，财货则多取之于官绅富户。军中遵行天律，严禁奸淫，故不为贫民所恶。及后战事延长，人民无力进贡，抢劫至为惨酷。此乃形势变迁，非搜劫罄尽，难以维持军食也。
宗教思想 洪秀全起兵之初，颇借宗教迷信之力，鼓舞战士，自称天父次子，耶稣之弟，天父天兄常接其上天，万事由其作主。杨秀清诈为天父下凡附于其身，指言人私有若神明，萧朝贵则称天兄下凡附身，激励将士作战。其刊行之《天父下凡诏书》及《三字经》等莫不牵强附会，以宗教为号召，求达政治目的。其立国也曰真天命太平天国，及奠都南京，称为天京，法曰天法，律曰天律，历曰天历，军曰天军，民曰天民。朝廷之上，杨秀清称天父下凡，数天王失德，并欲杖之，朝臣哀求，天父不许，天王伏而受杖，天父始许免杖。太平军每至一地，常搭高台，讲演道理。其所谓道理，一指天父遣子下凡灭妖，一则说明天律。天律仿自《旧约》摩西《十诫》。其敬拜上帝耶稣圣灵之礼节，尽为国内固有之习俗。简略言之，天国领袖之宗教思想，盖利用民间之迷信，牵合于耶稣教之教义。洪秀全虽尝受教于美教士，然时甚短，殆无若何之重大影响于上帝会也。
官制 天国之政体为专制集权政府，天王名义上总揽一切大权，事实上深居宫中，少见群臣，军权政权均握于东王杨秀清之手。其官职则为军师，其下为副军师，萧朝贵、冯云山初授此职，军师原为小说上之名称，秘密会常或用之。其下设官甚多，上下之分森严，官以王为最尊，其下为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等，每一官名，设官繁多，职权往往不同。奏事则官禀报上司，按次传转达于军师，由其转奏天王，谕令亦次第传转，达于执行官员。其弊则官员太多，传递稽延，盖当立国战争之际，多授官职，便于号召也。天王宫中及各王府均有女官，宫中朝中不相往来，言语不准互传，传者罪斩。臣下“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朝中忌讳甚多，隐语亦夥，其立国久暂，决定于军事胜负。天国定有营制营律，初亦严峻，其兵多为会匪，后则强民入伍，人数先后不同，要多缺乏操练，战斗力殊低也。
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之领袖，多出身穷困之家，深知多数农民生活之困苦，谋一救济之办法。其理想社会，则“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其办法分田为九等，曰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之田，每年一亩，收谷一千二百斤，其下以百斤为差。凡十六岁以上者受上上田一亩，或下下田三亩，十五岁以下减半。此种计划，盖受古所谓井田影响，井田划一整齐，而土地限于山陵河泊，非地广人稀之区域，决无实现之理。及人口增加，非得广大人稀之新地，终将崩溃，无法维持。孟子倡言井田之后，识者深恶兼并之家，往往主张均田，王莽改革失败，北魏孝文亦行均田，北齐、隋、唐亦尝踵行。顾以人口之增加，终复崩溃。天国制定田亩制度，而国内田亩人口之确数均不可知，时当战争之际，方榨取于民，固无法实行，亦无求其实现之诚意。
禁令 其他改革尚有消极禁令，兹略言其主要者于下。（一）禁娼——洪秀全起兵之初，严禁男女往来，及奠都南京，创设女行（即女馆），安置无依赖之妇女。凡不嫁人又不入馆者，罪或至死；其弊之极妇女于夫新死，即奔从他人，其原意则防娼妓也。民间夫妇成婚之后，不许离异，统治阶级固得纳妾。（二）禁烟酒赌博——三者均为社会上消遣物品。烟则吸之成瘾，尤以鸦片为害为甚，酒则多饮有伤身体，赌则荡产倾家，天王概严禁之。顾国内娱乐之种类甚少，非有代替之物品，禁令徒为具文耳。（三）毁偶像——上帝会不拜别神，凡太平军所至之地，无不毁坏佛寺及美术上珍贵之建筑物，有形之偶像虽毁，而人民之信心固未一旦遽变。
国内之纷扰 战争既久，城邑往往空虚，不能剿平小股土匪，土匪多为地方无赖，于太平军未至之先，聚众掠粮，称为进贡，及其去后，假其旗帜，滋扰乡村，所在皆是。盖当用兵之际，政府之威信丧失，无赖无所畏惧，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精神，附乱者益多也。且祸乱之酝酿已久，会党领袖及不满意于政府之少数民族乃乘时举兵。其在北方，捻匪之势力颇盛。捻之原义今不可知，初为掳人勒赎之土匪，至是以安徽淮河一带为中心，出扰山东、河南，与太平军合作。新疆有外匪窜入，西北回人有不安之势，云南回人时已起兵，贵州苗人亦乘时为乱。广西自太平军北上，官军追之，小股土匪因之大起，所在皆是，广东、福建等省亦有叛乱。沿海诸省又有海盗，商船非私出钱，或由外船保护，多遭抢劫，长江内亦多盗船，国内几无安乐之土。
人民之痛苦 人民于扰乱区域，难于耕种，或死于饥馑，或死于逃亡，或死于兵火，或死疾疫，尤以女子死者为惨。其人重视贞操，有恐失节先自经死者，要以中级社会为多。民间财产之损失，更无法计算。清廷以田赋之收入锐减，而兵饷之支出反多，陕西等省奉旨预借钱粮，官吏更藉端剥削贫民。人民不堪，有聚众滋事者，统兵大员常以军粮无着，强绅富捐输，或创厘金扰商病民，后且遍于国内。其他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北京税及贫民住房，则其例也。政府无铜鼓铸制钱，民间收藏纹银，货币不敷流通，清廷又以财政困难，发行不兑现之纸币，鼓铸铁钱，强民使用，货值因之提高，商业几至停顿。河南、山东、江苏又受咸丰五年（一八五五）黄河改道之影响，民益贫苦。黄河先夺淮水故道入海，泥沙淤积，河身渐高。斯年大水，自河南开封铜瓦厢决口，夺山东大清河道入海，官吏置之不问。淮水储于洪泽湖，自运河入江，肥沃之地，淹没于水中，今始着手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