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僧尼之发生
我国古时，本无宗教。有之，自汉代始。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后孝明帝，遣蔡愔使天竺求经，佛教自此传入中国。道教虽渊源于周末，方士神仙之说，然亦至汉张陵，假托老子为教主，始蔚为大观。从此二教于政治上、经济上及思想上，发生莫大影响，就中尤以佛教为甚。佛教于汉魏之间，已有人出家为僧尼，成立坐食阶级。《事物纪原》卷七“尼”条云：“《僧史略》又曰：‘汉明帝既听刘峻等出家，又听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此盖中国尼之始。’”同书同卷“受戒”条又云：“北方受戒，自魏朱士行为之首也。”《隋书》卷一○《经籍志》亦云：“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
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赋役繁苛。上流阶级，思想厌世，劳苦民众，规避徭役，相率出家。北魏僧尼，多至二百万。《魏书》卷一二《释老志》云：
（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熙平）二年春，灵太后令曰：“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正光以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同书同志又云：“自今有一人私度者，皆以违旨论”，则不但公度僧尼非常流行，即私度僧尼亦如日方升，故国家严令制止之。 南朝僧尼，亦不逊于北朝，例如梁武帝时，僧道人口，竟占天下之半，《南史》卷七《郭祖深传》云：
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则国家兵赋，必蒙莫大损失，南朝之不振，僧尼实尸其咎。唐武宗谓：“晋、宋、梁、齐，物力固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唐会要》卷四七）允称公论。
自隋以至唐，佛道两教：一以具悠久之历史；一以帝室与教主同姓，势力日盛，在社会上、政治上占有相当地位，同时国家经济亦受莫大之损失，所谓“坐食阶级”，盖为此也。
二 坐食阶级之度牒
唐代度牒，分公度、私度两种。前者系国家筹措军饷，以救时艰，后者为地方官吏与僧道，图谋诈财，以饱私囊。故人无问僧道，度无论公私，皆系一丘之貉，徒耗国家经费而已。今先以公度论之，玄宗时，以安禄山之乱国库空虚，举行度牒。《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
及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
肃宗在灵武，亦以军用不足，实行度牒，《佛祖统纪》卷四○云：“（至德元年）帝在灵武，以军须不足，宰相裴冕请鬻僧道度牒，谓之香水钱。”《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亦云：
肃宗即位……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此事，《新唐书·肃宗本纪》及《裴冕传》，记载亦同。论者谓唐代度牒即始于此，其实不然，《广弘明集》卷三五《太宗度僧于天下诏》云：
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取精诚德业。
盖始于太宗时也。不过此时，度牒之钱乃入私家，玄肃以后，始归公府。《新唐书》卷一二二《魏元忠传》云：
今（中宗时）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本行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值）。昔之卖官，钱入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入道，徒为游食。
至于私度，唐代亦极盛行，例举如下：
（则天时）……今道人私度者几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伪度。（《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同书卷一二四《姚崇传》）
朕（玄宗）先知此弊，故预塞其源，不度人来，向二十载，访闻在外，有三十以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县，括责处分。（《唐大诏令》卷一一三“不许私度僧尼及住兰若敕”）
（宪宗时）王智兴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敬宗时）殷侑于洪州戒坛度僧。（同书《敬宗本纪》）
比来（文宗时）京城及诸州府三长斋月，置讲集众兼戒忏，及七月十五日，解夏后巡门家，提剥割生人妄称度脱者，并宜禁断。（《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
按《唐律疏议·户婚》，本有“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之规定，观此，可知法律自法律，度牒自度牒也。度牒既不出之以正，僧道自然低劣，故代宗命令僧尼，每日须有两小时行道 礼拜。《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贯僧尼敕”云：
其寺观除三纲并老病不能支持者，余并俾每日二时行道礼拜，如有弛慢，并量加科罚。（宝应元年八月）
文宗时，又有念经考试之规定，《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云：
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诸州府，委本任长吏试经，僧尼并须读得五百纸，文字通流，免有舛误，兼数内念得三百纸，则为及格。京城敕下后，诸州府敕到后，许三个月温习，然后试练，如不及格，便勒还俗。其有年过五十以上，筋力既衰，及年齿未至，夙婴痼疾并喑聋跛躄不能自存者，并不在试经限。
盖所以防俗人入道，破坏清规也。度牒价目，公度方面，通例每人纳钱二缗，《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云：“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私度价格多少，史籍未详，或系因人地而异，无一定标准也。
三 坐食阶级之权势
唐代皇帝崇拜佛老，因此坐食阶级权势日大，高祖时曾授道士爵位，《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云：
其来诣军前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请效力……逸民道士等，诚有可嘉，并依前授人或以授官。
肃宗时，有门徒家僧数百，留居禁中。《新唐书》卷一三九《张镐传》云：
玄宗西狩，镐徒步扈从，俄遣诣肃宗所……时引内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呗外闻，镐谏……
代宗亦令僧徒百余人入居宫中，谓之内道场。《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食之厚，穷极珍异。
至懿宗，亦引僧人入禁中，《新唐书》卷一○一《萧仿传》云：
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门入禁中，为祷祠事，数幸佛庐，广施予。
坐食阶级，因出入禁中，日与皇帝接近，不独人民不敢睨视，即官吏亦不得侮辱。同书卷一四五《元载传》云：“（代宗）诏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僧尼在社会上，既受特别优待，自然不守清规，非法犯禁。同书卷一一二《薛登传》云：“僧慧范怙太平公主势，夺民邸肆，官不能直。”同书卷一三○《崔隐甫传》亦云：“浮屠慧范倚太平公主，胁人子女，隐甫劾状，反为所挤。”
代宗时，京畿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僧有败行，吏不能禁。《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僧之徒侣，虽有赃奸畜乱，败戮相继，而代宗信心不易……
则僧徒不守清规，贻害社会，一般可见，至于尼姑女冠，衣服丽都，俨如妖妇，亦不乏人。《唐语林》卷一云：
宣宗微行至宣德观，有女道士盛服浓妆者，赫怒归宫，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尽逐去，别选男子二人，住持其观。
坐食阶级，权势既如此，行为又如彼，则聚众作乱，势所难免。《新唐书》卷八六《高开道传》云：
先是，怀戎浮屠高昙晟，因县令具供，与其徒袭杀令，伪号大乘皇帝，以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法轮，遣使约开道为兄弟，封齐王，开道引众从之。居三月，杀昙晟，并其众，复称燕王。
观高昙晟，伪称大乘皇帝，静宣伪称耶输皇后，以及历代僧徒，聚众作乱，谁谓沙门真正看破红尘，毫无野心？然而唐代佛道二教，究竟何者势力较大，地位较高，尤不能不提及。太宗贞观时，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惟武后天授时，释道又列道法之上，固无一定制度。因此二教教徒，时生斗争，武后乃下诏制止之。《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条流佛道二教制”云：
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浅识之徒，竞于物我，或因怼怨，各出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诽谤佛法，更相訾毁，务在加诸，人而无良，一至于此。且出家之人，须崇业行，非圣犯义，岂是法门，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
迨及玄宗，定道教为国教，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尊卑之分始分，高下之争乃息。
四 坐食阶级影响军财大计
唐武宗谓“一夫不耕，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冻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坐食阶级之贻害社会，已可概见。唐代僧道之数，多至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人，则其为害又岂浅鲜。《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上）云：
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 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官，御史一人莅之，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官，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
按《唐会要》卷八四记载，唐代户口数目，大概如下：
玄宗开元十四年 七○六九五六五
玄宗天宝十三年 九六一九二五四
肃宗乾元三年 一九三三一七四
代宗广德二年 二九三三一二五
德宗建中元年 三○八五○七六
宪宗元和二年 二四四○二五四
穆宗长庆中 三九四四九五五
文宗太和中 四○九○五○四
则坐食阶级，占全国人口，多至十分之一，少为九分之一，据彭偃统计，一僧之费，岁约三万。《唐会要》卷四七云：
（代宗）大历时，彭偃谓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
则十二万七千七百六十四人，每年需费，约三十八万万有余，其影响国计民生，为何如也。尤有甚者，一入空门，所有赋役，俱行废免，以致国家兵力财政，皆无从出。《元氏长庆集》卷二八云：
加以依浮屠者，无去华绝俗之贞，而有抗役逃刑之宠。戎服者无超乘挽强之勇，而有横击诟吏之骄，是以十天下之人，九为游食，蠢朴愚谨，不能自迁者，而后依于农。
《唐会要》卷四七亦云：
臣（李叔明）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未满五十者，输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赋税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
僧道不出赋税，竟占天下税项三分之一，而纳税者，尽系穷人 ，国焉得不贫且弱也。《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云：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税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则不独出赋之人少，即征兵亦无兵可征。《新唐书》卷一二八《李峤传》云：
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丁多，黠商大贾，诡诈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
所谓“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则入道者之多，不言可知。故时人以为集诸寺僧为兵，可成六军。《广弘明集》卷七云：
庸人信之，争营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统计诸寺，兵多六军，侵食生民，国家大患。
夫以六军之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顾家，安坐而食，岂非国之蠹。况其爰居爰处，不婚不嫁，尤为整个民族存亡接续所关。《广弘明集》卷七云：“今卫壮之僧，婉娈之尼，失礼不婚，夭胎杀子，减损户口不伤乎。”《昌黎文集》卷五《谁氏子》诗亦云：
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
似此失礼不婚，或婚后离妻，民族前途，其何以堪！昔刘勰《灭惑论》谓佛教有三破，“入国则破国，入家则破家，入身则破身”，可谓知言。唐代坐食阶级，凡十余万，倘互相匹配，可得十余万户，不独增加国家赋税，且长进国家丁口，福国利民，宁有际涯。故《旧唐书》卷七九《傅弈传》云：
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
解放坐食阶级，实可以益国足兵，惜当时君主，未及实行，迨武宗时，始有毁佛之举。《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云：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顷，收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世谓佛教三武之祸，武宗为其一。然以经济民族方面言之，武宗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生长人丁，获利匪浅，何祸之有？
五 建寺铸像之耗费
寺观之建筑，北魏极盛。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般可见北周废佛，壮丽之伽蓝，一时殆皆毁尽。隋文帝灭周与陈，统一天下，从事建筑，寺观如雨后春笋，日益兴盛。降至唐代，高祖武德九年，加以限制，仅许京师存留佛寺三所，道观两所，各州寺观各一所，余悉毁坏，寺观因之不振。高祖以后诸帝，加以修理或建筑，又渐兴盛，同时雕梁画栋，美轮美奂，亦数见不鲜。则天时代，狄仁杰上疏云：
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
中宗时代，韦嗣立上疏亦云：
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同书卷八八《韦思谦传》）
辛替否上疏，言之尤切。略云：
今天下佛寺盖无数，一寺堂殿，倍陛下一宫，壮丽甚矣，用度过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臣窃痛之。（《唐会要》卷四七）
建筑寺观，耗费天下资财十分之七八，国家经济势必濒于破产，无怪狄、韦、辛诸人，期期以为不可。而李文公亦有《与杨尚书请停修寺观钱状》及《再请停修寺观钱状》二文（《李文公文集》），皆反复申述修筑寺观之失当。况一兴工，不独伤财，而且劳民。《唐会要》卷四八云：
永徽六年……昭陵建造佛寺，唯欲早成其功……催迫发遣，幽州已北，岐州以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来赴作。
即此一端，唐代寺观劳民兴作者，想不在少数。因此唐代寺观之数，尤有叙及之必要。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云：
城中一百八坊，《韦述记》曰：其中有折冲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元坛。天宝以后，不在其数。
天宝以前，长安寺观，已比隋代减少，然尚有僧尼寺九十一，道观十，若以天下计之，数必不少。开元年间，寺观总数，《唐六典》卷四云：
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一千一百三十七所道士，五百五十所女道士）……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三百四十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
至武宗时，佛寺四千六百余，比玄宗时减少数百，然若加招提或兰若等，必比玄宗增多。“招提”“兰若”，系梵语译音。招提为四方僧房之意，即一种私设寺院。宋道诚《释氏要览》所谓“即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兰若”系远离处，或闲静处之意，为于山林幽静地建立之庵室。因此多有不逞之徒往来其间，于社会治安不无隐忧。《唐大诏令》卷一一三载“开元十九年七月诏”云：
如闻远就山林，别为兰若，兼亦聚众，公然往来，或妄说生缘，辄有俗家居止。
盖兰若于政府直接监督离开较远，兴邪作乱，势所难免。此不独影响国家经济，且于社会政治，发生莫大关系也。建筑寺观，固足以耗费国家财政，同时因之制造之用器及佛像天尊像，直接或间接之耗费，数亦不少。《旧唐书》卷一一八《王缙传》云：
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
《广弘明集》卷二八上《唐西明寺钟铭》亦云：
大唐麟德二年……皇太子奉为二圣，于西明寺造铜钟一口，可一万斤，发汉水之奇珍，采蜀山之秘宝，虞倕练火，晋旷飞垆。
仅以用器而论，饰一盂兰盆，已费金翠百万，铸一铜钟，已用铜万斤，至若塑像，所费尤大。据《佛祖统记》卷三九四○高宗咸享三年，诏洛阳龙门，造庐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永隆元年，又令沙门智运于龙门雕刻一万五千佛像，玄宗开元十八年，亦令沙门智运于嘉州大江之滨，制高三百六十尺之弥勒像，造九层阁，称为凌云寺。其他金银铜铁之佛像亦颇发达，此为寺观繁多当然发生之现象。因铸像之盛，玄宗时长安洛阳人民多以此为业。
因为铸像，促使工艺美术等进步，固不可讳之事实，然毁钱以铸像，所在多有，则影响所及，必致货币减少，经济发生恐慌，是又间接贻害社会者也。
至于人民为求佛迎佛，所费亦大，因致饥寒。《唐大诏令》卷一一三“断书经及铸佛像敕”云：
如闻坊巷之内，开铺书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神之心遂起，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
甚至有失业者，《唐语林》卷三云：
懿宗迎佛骨，自凤翔至阙内，礼仪盛于郊祀……缘路迎拜，数十里不绝……宰相以下，施财不可胜计，百姓竞为浮图，以至失业。
《唐会要》卷四七亦云：
元和十三年，功德使奏，凤翔府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诏许之，命中使领禁兵与僧徒迎护至京……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王公士庶，瞻礼施舍，如恐不及，百姓有废业竭产，烧顶灼臂，而去供养者。
夫求佛，本以图福致富，今福未至而饥已来，财未得而业先废，嗟彼庸俗，何愚之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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