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 跋折公墓志铭
宋府州《折可存墓志铭》以1939年出土于陕西府谷县，今存府谷县署。折可存名氏不见《宋史》，惟《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引续觱撰《李翼行状》，载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人围崞县，可存及其伯兄可与并预城守。城陷，可与被执，敌诱降，骂曰：“我八十年世守之家，宁肯负国，败坏家声？无知畜类，不若亟杀我。”敌击之，损一目，骂愈甚，遂遇害。而可存则得免云。据《志》，可存非纳降则就俘矣。《志》所谓“仲兄今节制承宣公”者，即折可求也。方可与等守崞县时，可求则以府州守臣统麟府兵二万往援太原，未至，与金人战于交城，师大溃，后崞县之陷才数日耳。此时守太原者，即《志》所称“帅太原，辟（可存为）河东第二将”之张孝纯也。孝纯死守太原久，力竭被执，亦骂贼不屈，然金人委曲柔之，竟降志为刘豫丞相。此为南宋初一大怪事，详于《会编》。可求后亦于建炎二年（1128）以麟、府、丰三州降金，事见《宋》《金》史本纪。据《志》，可存葬于庚戌，即建炎四年（1130），后可求之降二年。《志》即作于此时，宜其不书宋年号也。所谓“今节制承宣公”乃可求入金后之官爵，承宣即承宣使，旧称观察留后。《宋史·职官志》云，“政和七年易观察留后为承宣使”，盖其后金人亦仿之。而《四库提要序》录《檆溪居士集》驳《宋志》云：“集中赐董先辞免新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诏，有顷因留务之职，易以使名之语，知承宣使之名，乃始于绍兴，不始于政和。”予未得睹《檆溪集》，然据此《志》可决《宋志》不误，而《提要》误也。《志》载可存于平方腊、擒宋江二役，均曾立功。然二役之其他公私记载，无见可存名者，殆其功非赫赫欤？据方勺《青溪寇轨》，方腊之乱，“朝廷遣领枢密院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淮二浙”。其河东蕃汉兵当即可存所率也。方腊之平与宋江之降，二事孰先孰后，又宋江曾否参预平方腊之役，旧有异辞。《宋史》本纪系宋江之降于方腊平后次年，而《北盟会编》（卷五二）引《童贯别传》云：“贯将刘延庆、宋江等讨方腊。”毕氏《续通鉴考异》云：“《别传》误，今不取。”而黄以周等所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自注（卷四二末）云：“案毕氏此言似亦失考。今据《长编》所载，三年四月戊子，童贯……分兵四围包帮源洞，而王涣……宋江次洞后。《十朝纲要》亦载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是宋江之讨方腊固有明证，而毕氏乃疑《童贯别传》为误，其说殆未当也。”今按《志》云：“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则《宋史》本纪之不误，而毕氏去取之当于以决矣。凡一时众所共见之大事，正史类有同时之实录为本，不易错乱，轻据野史以疑之，过也。且《童贯别传》当亦《长编》所据，而《十朝纲要》又本《长编》，以《纲要》《长编》证《别传》，犹无证矣。然不有此《志》之出，又何以确见其说之谬欤？《志铭》书撰人范圭，自称“蜀忠文公曾孙”，蜀忠文公即范镇也，《宋史》有传。
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
华阳 范圭 书撰
公讳可存，字嗣长，府州之折也。惟折氏远有世序，茅土相绍，垂三百年，代不乏贤豪。公为人刚直不挠，倜傥有大节，尝慨然起功名之念，耻骄矜而羞富贵，笃学喜士，敏于为政，名重缙绅间，果公家一代之奇才也。曾祖简州团练使赠崇信军节度使，讳惟忠；曾祖妣刘氏，彭城郡夫人。祖果州团练使赠太尉，讳继闵；祖妣刘氏，云安郡夫人；慕容氏，齐安郡夫人；郭氏，咸安郡夫人。考秦州观察使赠少师，讳克行，谥曰武恭；妣王氏，秦国夫人。公以武恭荫补入仕为右班殿直，俄迁左侍禁。官制行，改忠训郎充经略司准备差使。公之仲兄，今节制承宣公也，时为统制官，辟公主管机宜文字。夏人女崖来扰我边，西陲不宁者十有五年。女崖，酋之桀黠者，闻吾虚实，洞察无遗，边民苦之。朝廷立赏御逐，统制命公率所部捕之，众不满百，公设奇谋，以伏兵生获女崖，遂奠西土。功奏，迁秉义郎、阁门祗候，升第四副将。宣和初，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升阁门宣赞舍人。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张孝纯帅太原，辟河东第二将。雁门索援，公受命不宿，曰：“固吾事也。”即驻兵崞县，城陷，被执应州。丙午岁，自应间道而南也，季秋四日，终于中山府北寨，享年三十一。庚戌十月四日，葬于府州西天平山武恭公域之东。公娶吉州刺史张世景之女，封安人。一子彦深，保义郎，早亡。女一人，许适蜀忠文公曾孙范圭。圭尝闻公之来中山，盖今太安人张氏乃公所生母，尚在并门，公欲趋并拜母，无何，数不少延，寿止于斯，哀哉！忠孝两不得尽，在公为深憾矣。于其葬也，圭受命于承宣公而为之铭。铭曰：
既冠而仕，仕已有声。
女崖巨猾，举不再征；
俘腊取江，势若建瓴。
雁门之役，为将沿兵。
受命不宿，怀忠允勤。
门道自南，凡母在并。
公乎云亡，天道杳冥。
谁为痛惜，昭昭斯铭。
［原名《宋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跋》，载《益世报·文史副刊》，1942年5月28日；《张荫麟全集》编者据张荫麟《宋史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清样本（后因故未出版）刊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并改作今名］
附二 刘锜与顺昌之战
一、《刘锜与顺昌之战》自序
宋、金交兵之最初十五年间，宋以崩倒之战为常，而从未有一次屹决之胜。虏骑长驱远突，南至于南昌、长沙，东至于杭州、宁波，高宗仓皇浮海，仅免为徽、钦之续。时方百计通使，求拜表称臣而不获。暨秦桧秉钧，王伦使回，高宗始遂屈膝偷安之愿，然甫逾年而虏骑又南下矣。
自顺昌之战而形势一变。是役也，刘锜以壮弱杂□不盈二万之军，撄顺昌□薄之孤城，而败金兀术十余万之精锐，使之狼狈遁逃。声威所播，举国振奋。于是李宝捷于兴仁，姚仲捷于凤翔，牛皋捷于京西，孙显捷于陈蔡，曹成捷于大兴，王胜、成闵等先后捷于淮阳，杨从义捷于宝鸡，王贵、姚成捷颍昌，吴璘捷于陕州，韩世忠捷于泇口，杨沂中捷于柘皋，而岳飞捷于郾城。是时洪皓方奉使在燕，据其所见，金人震惧丧魄，悉迁燕之珍宝于北，意将捐燕以南而弃之。无如高宗，一意于和也。然高宗所以能终和，赖此战耳。朱晦庵曰：“虏人（经此）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其言谅矣。是则顺昌之战者，宋、金南北对峙之局所由奠也。论其在历史上之重要，视昆阳、赤壁、淝水诸役岂有逊哉！而其两方众寡之悬殊，又与昆阳、赤壁、淝水诸役为类。
吾人读史至昆阳、赤壁、淝水诸役，每恨无亲历其事者之赡详记录，又无异源之资料以供参校；今所传者，既甚简略，又不知几经文人点窜，其去真象之远近，竟无以测之。顺昌之役，幸独不尔。现存此役之重要史料有七，请略述如下。
（一）杨汝翼之《顺昌之战胜破贼录》（下文省称《杨录》）。杨氏事迹，于本录外无可考见。本录中云：“某（作者）随轩而来，偶遭虏寇。迨兹平宁，敢以前后所见叙为纪实。”意杨氏当是刘锜左右司笔札者。本录为日记体，如下文所考，乃撰于战后两三月内，时作者盖尚留顺昌也。以亲见亲闻，而记于记忆尚新鲜之际，在原始史料中，所希觏也。
（二）汪若海陈报顺昌战功之《劄子》（下文省称《汪氏劄子》）。汪氏在战前官顺昌府通判，城将被围时，奉知府陈规命请援于朝。此《劄子》之来源，据其中所述，乃汪氏“躬往战地，或访亲见临阵之人，或质被虏得脱之士。”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三七载“若海移书辅臣”云云，其下录书中语皆见于此《劄子》中。则此“劄子”乃其移辅臣之书也。
以上二种皆全采于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分载卷二百一及二百二。
（三）刘锜自述顺昌之战略，经辗转传述而记入于《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者。《语类》皆朱子门弟子所记。其关于顺昌之战二则，乃刘锜亲言于张栋，张栋以告朱子，朱子以告其门弟子而记之者。二则乃二人各记同一谈话，而互有详略，且稍有参差，《语类》并收之。史法上所谓“传闻异辞”，此为最佳之实例。
（四）周南之《山房杂记》。周南略与朱子同时，官至秘书省正字。《杂记》见于其所撰《山房集》（涵芬楼秘笈本）卷八，中记刘锜事五则（其关于顺昌之战者一则），皆不见于他书。
（五）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会编》除全采《杨录》及《汪氏劄子》外，尚有许多关于刘锜之记载，不尽注明来源者。
（六）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文省称《要录》）。心传号称良史，而《要录》记顺昌之战颇略，且时有颠倒凌乱，殆非其经意之笔也。《要录》因□编而修，此所记乃以《杨录》及《汪氏劄子》为主源，然其撰拟亦有出二文之外者，惜不注来历耳。所可异者，《要录》之考异小注中，屡引郭乔年之《顺昌破敌录》，而所引文皆见于今存之《杨录》中，仅偶有一两字之差异。岂《郭录》与《杨录》实即一书，而作者传闻歧出欤？抑《郭录》全采《杨录》，加以增广，而《要录》所引，适为其因袭之部分欤？以余观之，后一说为近实。《要录》小注所引尚有不著撰人之《顺昌破敌记》一则，原书今已佚，《要录》记顺昌之战虽稍略，然刘锜在此战以前及以后之事迹散见于《要录》中者则甚多，且大部分为《宋史·刘锜传》所不载，可采以补其缺也。
（七）《宋史·刘锜传》（下文省称《本传》）关于刘锜之史料，此最晚出。其记顺昌之战，一部分符于《杨录》，一部分符于李氏《要录》，而亦有出此二录之外者，显然别有一源，惜此别源之来历不可考耳。所记此战前后之刘锜事迹，校以《要录》，不独互有详略，且时有重大之差歧，须重加考订。
南宋人笔记，于南宋名将，如韩世忠、岳飞辈多记其遗闻轶事，独于刘锜则缺如。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搜讨宋人笔记殆遍，而于刘锜只有短短之三则，其二摘自徐氏《会编》，其一采自朱子之《名臣言行录》，皆无关重要者。
以上所列举关于刘锜及顺昌之战之史料（此外，次要之资料尚有《十三处战功录》《中兴御武录》及《南宋十将传》，予因避地边荒，无从得见，须俟他日增补），过去史家尚未有汇聚而整理之，考校其异同，断取其可信，而综合为一比较能满人意之记述者。本书爰始为之。
下文分两部：
（一）《刘锜别传》。即抉择而融会一切有关史料之新记述。
①顺昌之战以前；②顺昌之战；③顺昌之战以后。此篇分三节，在第一及第三节中，遇有歧异之记载为本文所不采者，悉为考异，随文附注。此二节之史源，除《本传》《要录》及《会编》外，尚有朱子之《张复行状》。第三节之史源及其考异尽具于下一篇中，故不复以考异随文附注云。
（二）杨氏《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杨录》本身为一极有意义之历史文件，亦一极富趣味之读物。其中细节，《别传》格于文体，无法完全采入，抑其亲切之意味与时代之精神，一经转述便无法保存。要之此录自有独立永存之价值，而非任何转述所能替代。今以此录为正文，而悉采其他史料之详其所略者，或可以补其所阙者，或可以正讹误者，或与有出入而是非难遽决者，分别疏附其下，间加按语。庶学者览此，不惟于顺昌之战可得更亲切而深刻之印象，且于记载之源流与夫史家取裁之艰苦，亦可了然。窃以为凡关史中大事之有众多史源者，皆宜以此法处理之，兹篇其权舆也。
［原载《益世报·史学副刊（重庆版）》第6期，1940年6月13日］
二、顺昌战前之刘锜
刘锜，字信叔，秦州人（秦州在宋属陕西秦凤路）。父仲武，神宗熙宁中试射殿廷异等补官，累为边将。徽宗崇宁三年（1104），河湟羌结西夏入寇，陇右都护知鄯州高永年发兵往御，时仲武知河州，永年用为统制。师出遇敌，仲武欲固垒，永年易敌，迎战，遂大败，被执。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岭南。命未下，仲武与夏人战伤足，朝廷闵而贷之，以为西宁都护。童贯招诱羌王子臧征仆哥，收碛石军，邀仲武计事。仲武曰：“王师入，羌必降；但河桥非仓卒可成，若禀命待报，虑失事机。”贯乃守便宜。仆哥果约降，而索一人为质，仲武即遣其子锡往。河桥即成，仲武帅师渡河，挈与归。童贯掩其功，亦不自言。久之，徽宗召劳之，称其策高永年之事，与降仆哥之功，悉官其子九人。仲武累官泸川军节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知熙州。卒年七十三，谥威肃。（《宋史·刘锜传》《刘仲武传》及《西夏传》）（考异一：《宋史·刘仲武传》以为秦州人，《锜传》以为德顺军人，父子异籍，当有一误。今从秦州说。德顺军亦属陕西秦凤路。）
锜，仲武第九子也。美仪状，善射，声如洪钟。尝从仲武征讨，牙门水斛满，以箭射之，拔箭水漏，随以一箭窒之。人服其精。徽宗推恩授仲武诸子官，史不详锜得何职。宣和间，用高俅荐，特授阁门祗候。高宗即位，录仲武后，锜得召见。高宗奇之，特授阁门宣赞舍人，差知岷州，为陇右都护。与夏人战累胜，夏人儿啼，辄怖之曰：“刘都护来！”（《宋史》本传）
张浚宣抚陕蜀，一见奇其才。建炎三年（1129）九月，擢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同时任其兄锡为熙河经略使，兼知熙州。四年（1130）九月，张浚集诸军与金人战于富平，败绩。是役也，刘锡实为统帅，而锜以师会。战之日，敌三千骑径赴乡民小寨，乡民奔窜不止，践寨而入，诸军惊乱。遂薄泾原军，锜身先士卒御之。自辰至未，胜负未分。敌更薄环庆军，他路军无与援者。而环庆军帅赵哲擅离所部，将士望见尘起，惊遁，军遂大溃。张浚归罪赵哲而诛之。十月，哲部将慕容洧（考异二：《本传》作慕洧，误）叛，攻环州。浚命统制官李彦琪以泾原兵救环州。洧附于西夏，浚又遣锜追之。锜留统制官张中彦、干办公事承务郎赵彬守渭州。二人素轻锜，又闻浚已还秦州，恐金人至，乃相与谋逐锜而据泾原。锜至环州，方与洧相拒，金以轻兵破泾州，次潘原县。锜留彦琪捍洧，而亲率精锐还渭州，至瓦亭而敌已迫渭城。锜进不能追洧，退不能入渭，遂走德顺军。彦琪以孤军无援，亦惧，遁归古原州。张中彦、赵彬闻之，遂通款于金。［考异三：熊克《中兴小历》：“锜留统制官张中孚、李彦琪捍洧，亲率精锐还，而渭城已陷，退屯瓦亭。中孚与弟中彦送款降敌。彦琪以余兵遁归古原州。中孚等又引金人劫之。锜至花石峡，赵彬又劫其军与金帛降敌。”又《要略》引杨氏《圣政编年》：“浚遣李彦琪救环州。金自凤翔犯泾原。刘锜遁去，统制官张中孚、张中彦降。……刘锜至花石峡，赵彬劫其军与金帛降敌。”《要录》云，“以赵甡之《（中兴）遗史》考之，当洧及中彦继叛时，金人犹未大入也。”甡之以为张中彦、赵彬同谋逐锜，此为得之，今依《要录》。］其后李彦琪亦降。彦琪及中孚本在羁管中，锜起以为将而叛。十一月金人入德顺军，锜走归。锜坐环渭事，贬秩知绵州，兼绵威茂州石泉军沿边安抚使。（按此事不详年月，亦不知是出朝命，抑张浚承制为之。）绍兴三年（1133），复官为宣抚使统制官。是年十一月，金人攻拔和尚原，乃以锜分守陕蜀之地。（以上据《传》及《要录》）
绍兴四年（1134）八月，高宗以亲笔召刘锜赴行在，命川陕宣抚使津发，因使者自蜀归以锜名上闻也。宣抚使王似等数言锜守边不可遣，乃稍缓其行。五年（1135）二月，川陕宣抚副使卢法原选精锐五千，令锜统押出蜀赴行在。诏将兵不须起发，令锜疾速赴行在。七月锜至岳州，时张浚宣抚荆湖，以锜暂摄岳州事，且上言朝廷若于锜未有差委，欲正差知岳州。诏趣赴行在。十二月锜至行在（临安），诏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以其亲兵遥隶侍卫步军司。（考异四：《本传》云：“召还，除带御器械，寻为江东副总管。”有误。）六年（1136）二月，诏锜以带御器械兼权提举宿卫亲兵。十月，擢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要录》）
绍兴七年（1137）正月，高宗驻跸平江，诏锜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并殿前步军司公事（按宋代禁军分侍卫殿前两司，又各分马步司）。初，行营前护军都统制王彦镇金州，其使臣某亡去，至是在权主管马军公事解潜军中，彦遣将执之。两军之士，交斗于通衢。中外汹汹。会平江民居火，潜所部兵乘机劫掠，侍御史某论潜罪。先是，张浚屡荐锜文武两器，真大将才。（考异五：《要录》以为浚荐锜在解潜得罪后，今从《北盟会编》。）乃以锜代解潜职。解潜既罢，王彦亦不自安，因乞持余服，高宗许之。二月，诏以彦所部前护副军（即有名之“八字军”）并隶刘锜。彦闻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三月，高宗次建康，锜以所部扈从。四月，锜奏以前护副军及解潜所部马司兵，并已原有部队，通为前后左右及游奕凡六军，每军少壮正甲军千人，共为十二将。诏从之。前护副军原有万人，解潜所部原有二千六百人，锜自蜀带到军马亦有五千人，今六军十二将止共管少壮正甲军六千人者，则老弱数多故也。是年六月，锜奉命以所部戍庐州，兼淮南督府咨议军事。八月以锜兼淮南西路制置副使，置司庐州。九月，以锜知庐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抚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盖是时淮西之守全寄于刘锜一军矣。八年（1138）六月，锜移屯镇江府。九年（1139）二月，被召还朝，为龙神卫四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时朝廷以与金和议成，弛江防也。（《要录》及《本传》）
（原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
三、《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
谨按：顺昌之战（宋顺昌府治即今安徽阜阳县治）乃宋南渡后第一次大挫金人之战。此役为朱子少时事。后来朱子谈及此役，尝曰：“虏人（经此）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语类》一三二）则其所系之重可知。且是役也，宋以远行疲敝、不盈二万之众，撄孤城，而败野人十万余整暇之师，亦军事史上一异迹，而有足资今日军人之兴感与借鉴者。此役最原始而详细之记录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据其内证，知作者身预此役而纪述于班师之前。陈振孙《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谓此录“不著名氏”。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采录之，则题作者为杨汝翼。汝翼事迹别无可考，梦莘去顺昌之战不远，所题宜有根据。然李心传《建炎系年要录》之记此役，自注所引，无杨汝翼之《顺昌战胜破贼录》，而有郭乔年之《顺昌破敌录》。观其所引《郭录》之文，除一两字之出入外，全同徐梦莘所采之《杨录》，深可异也。岂心传所引之《郭录》与梦莘所采之《杨录》，实即一书，而于其作者，二人所闻异辞欤？抑《郭录》本采及《杨录》，而心传所引适为其所采于《杨录》之部分欤？今无从稽决矣。兹取所见《杨录》以外一切与顺昌战役有关之史料，以校补《杨录》，以《杨录》为正文，凡可以为其参证、补阙正讹，及与其有出入者，皆分别疏附于其下，名曰《杨录疏证》，实即顺昌战役史之源汇集，亦即顺昌战役史之长编也。疏证所资之文献，例举如下：
（1）《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顺昌战事。此刘锜亲言张栋，张栋以告朱子，朱子语其弟子而记之者。两弟子各记同一谈话而互有详略，且稍有参差，《语类》并收之。
（2）汪若海述顺昌战事《移辅臣书》（《疏证》省称《汪书》）。按汪氏在战前任顺昌府通判，城将被围时，汪氏奉知府陈规命请援于朝。此书所述，据其内证，乃汪氏“躬往战地，或访亲见临阵之人，或质被虏得脱之士”而得者。《三朝北盟会编》采录此书全文，题作《汪若海劄子》，今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三七，自汪改题如上。
（3）周南《山房杂记》。周南为朱子同时人，官至秘书省正字，《杂记》见于其本集（《山房集》，有涵芬楼秘笈本）卷八。
（4）《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疏证》省称《圣政》）。南宋人撰，不著撰人，有宛委别藏本。
（5）《三朝北盟会编》（《疏证》省称《会编》）。此书关于顺昌大战，除采录原料外，亦有纲目式之记载不注所出者。
（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疏证》省称《要录》）。
（7）《宋史·刘锜传》（《疏证》省称《本传》）。
绍兴十年，春，天子以骑帅太尉刘公副守东都，仍节制所领军马。
《要录》一三四：绍兴十年（1140）二月，“辛亥（初六日），济州防御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刘锜（关于刘锜之生平，参看附录）为东京副留守，仍兼节制军马”。自注：“锜兼节制在此月壬戌（十七日）。”（《圣政》二六同）
继被朝旨，精锐兵马分戍陈、汴，随军老小屯泊顺昌。
《本传》：“所部八字军才三万七千人，皆携其孥，将驻于汴，家留顺昌。”
三月十八日，陛辞出城，益以殿司二千人。
《本传》及《要录》一三五皆作三千人。
拨隶戍役，束装裹粮，越五日而后启行。绝江泝淮，风涛险阻，自临安凡二千二百里抵颍上。以顺昌之属邑，陆路两驿而近，水路萦纡曲折，殆三百里。太尉舍舟，与属官将佐先抵城下，时五月十五日。
“颍上”以下疑有讹夺。大意谓由颍上至顺昌府城陆路近而水路远，锜等趋陆故先至，大军仍以水路为便，故后至。《本传》：“锜自临安溯江绝淮二千二百里至涡口。方食，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未至五月（日？），抵顺昌三百里，金人果败盟来侵。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要录》系锜至顺昌于本月丁亥，即十四日；《会编》系于五月二十六。
太守龙学陈规、倅（按即通判府事）汪若海，洎兵职官吏门首迎迓，馆太尉于罗汉院。守倅既相报谒，即往按视营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两日之间，经营区处，尚未就绪。十七日早，太尉门首别提宫宋待制未及回，陈守约相见，出泰和县申状，报太子（按太子上当脱“四”字，四太子即兀术）人马于五月十二日寇东京。亟归谕诸将，戒饬士卒，无致张皇。
《要录》一三五：“庚寅（十七日）……知顺昌府陈规得报，敌骑入东京。时新东京副留守刘锜方送客，规以报示锜。锜曰：‘吾军有万八千人，而辎重居半，且远来力不可支。’乃见规，问曰：‘事急矣！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规亦力留锜共守。锜又见刘豫时所蓄毒药犹在，足以待敌。”（《圣政》二六全同）
其时，选锋游奕两军并老少辎重舟船九百余只相去尚远，遣骑追促，至四更后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巳间有探报，虏骑已入陈州。陈州距顺昌才三百里，阖城惶惑，罔知所措。而马军缘寨棚未定，遂以罗汉院驻左军，普惠寺驻右军，前军驻旧衙，后军驻毗卢院，中军驻台头寺，而太尉迁维摩院，乃欧阳文忠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与府治及民家两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机宜文字杜亨道、干办公事王羲宾谒陈守，以朝廷先降到赡军钱支发交子，欲敛兵入城，为捍御计。陈守愕然曰：“城中闻警报，人皆欲去。太尉独欲守，何也？”
《要录》一三五：“锜遣兵属与规议，敛兵入城为捍御计，人心稍定。”自注：“郭乔年《顺昌破敌录》云：‘太尉欲敛兵入城为捍御计。陈守愕然曰：“城中人闻警报皆欲去，太尉独望守城耶？”’疑规未必有此言，今不取。”
继而汪若海告别，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禀议。”太尉因托以章奏附行。寻闻挈家出南门矣。十九日，太尉与属官并统兵官聚议：“我军方自远来，未及息肩，已闻虏骑压境，诸公以为何如？”其间或欲守御，或欲就便舟顺流而下，独太尉激以忠义，喻以祸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司既陷，未可之官，赖全军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御。顾此机会，大不容失。要当同心戮力死报国家。”诸公翕然同辞，无或异议，
《本传》：“召诸将计事。皆曰：‘金兵不可敌也，诸以精锐为殿，步骑遮老少，顺流还江南。’锜曰：‘吾本赴官留司，今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吾意已决。敢言去者斩！’惟部将许清号夜叉者奋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军士扶携老幼而来。今避而走，易耳，然欲弃父母妻子则不忍。欲与偕行则敌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与努力一战，死中求生也。’议与锜合。锜大喜，凿舟沉之，示无去意，寘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按《杨录》与《本传》所记诸将之勇怯大殊，汝翼不免袒其同辈也。
于是与官属登城区处，以后军统制许清守御东门。中军统制（自注：阙姓名）守御西门。
据《要录》一三五及《圣政》二六，守西门者为贺辉。
右军统制焦文通、游奕统制钟彦分守南门，左军统制杜杞守北门。分遣将士，明远斥堠，仍召募土人作乡导间探。是日晚，亳州把门使臣白忠等二人来报，云有王彦先者，刘豫时曾知亳州，号王爪角，自东京同金贼已入亳州，亳州至顺昌二百四十里。继捉到王彦先所差探事人朱海、张山，斩之，枭首于市。又报金贼入陈州。陈州至顺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后，报金贼犯蔡州，蔡州至顺昌二百七十里。续报犯项城，项城陈州属邑，至顺昌一百九十里。又报犯泰和，泰和顺昌属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因贼势逼近，后闻太尉一意坚守，皆杂沓辐辏入城，城中百姓赖以安堵。
《要录》一三五：“城外有居民数千家，恐为贼巢，悉焚之。”
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络绎出城，皆渡淮而东走。太尉日夕在城上，亲督兵将，备设战具。而城垒摧缺，旋加补贴，芟薙榛棘，如篦篱笆，仅存数十。悉取伪齐所作痴车，
痴车，《本传》同，《要录》一三五作蚩尤车。《圣政》二六作蚩车。
以轮辕埋没城上。又谕州索居民门户扇踏，随宜悬挂，仅能周匝。其时新鄜延总管刘光远，以路梗亦留顺昌。新永康知军柳倪，缘太尉亲，以从行，至是皆就差，检察一行军马，提举四壁守御。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间为备御计，食息不暇。而探报日急，而军中相与激劝，争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辈自此出阵，未曾立功。今才至此，便遇大敌，须是出力报答国家，兼荷太尉存恤，到这里要取一场富贵。”上下响应，如出一心。
《本传》：“军士皆奋，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争呼跃曰：‘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
二十五日，金贼游骑数千涉颍河，出没城下。遇太尉生擒银牌千户阿赫杀阿鲁等，
按太尉下当脱“伏兵”二字，据《要录》一三五及《本传》补。阿赫杀阿鲁等，《要录》作“阿克顺杀等二人”，《本传》作“阿黑等二人”。
通说韩将军先遣来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报，韩将军、翟将军两头项在白沙、龙涡一带下寨，在城北约三十里。太尉夜遣千余人击之。至二十六日早，复与贼战，杀伤千百人。辰巳间入城，太尉于北门犒劳，即具捷奏以闻。
《汪书》：“兀术……初遣三路都统既下淮宁，来取顺昌，犯白沙。刘某夜遣师，晨至白沙，相距终日，合数阵，三路都统大败而去。”此与《杨录》不同。
二十七日，金贼驰报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皆自陈州来，增益兵马。至二十九日，合韩、翟二将军，一带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南，自南之东。人马约三万余骑。太尉西门出军，仍激励出城士卒，内外协应。巳午之间，贼临城施放，而柳知军适在东门，为敌箭中左足。柳倪即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应声而倒，继发十枝，无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击，慌怖回奔，走小河，人马渰溺者不可胜计。
《本传》纪二十九日之战，较《杨录》为更得要领。记云：“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褒以兵三万与龙虎大王合兵薄城。锜令开诸门，金人疑不敢近。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与清（按：谓部将许清，见上文）等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轶着于城上，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敌稍却，复以步兵邀击，溺河死者不可胜计。”
《圣政》二六于葛王褒及龙虎大王兵败溺河后记云：“夺其器甲及生获北国汉儿。皆谓敌已遣报银牌使驰诸东京，告急于都元帅宗弼矣。”
抵暮，尚有铁骑数千，摆布河外，复出官军千数，连击之，大获胜捷。夺到韩将军大小认旗十面，并铁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战士还屯，犒劳如初，亦以上闻。
《山房杂记》：“锜至顺昌，不旬日，金之韩、霍（编按：当作‘翟’）二将与乌珠兵大入。锜命清野以待，近城居民皆徙入之。先是，属邑警报至，锜下令命军士及徙入百姓，持荻煤纳于州之佛寺庑下，密遣小校碎以臼杵，囊盛而积之。数日，入者填满，勿能容。有番欲出城避兵者，因命人授一囊以归，且禁勿开视，曰：‘汝归视汝冢墓，于其井坎，四旁沟涧，遇有水，则投之。敌当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时出者既众，一二百里内，投者皆遍。敌以五月出兵至顺昌，涉六月，自陈蔡而来，地多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散鞫之，所言人人同。汲于井间，得渗末。敌暗曰：‘吾固疑吾军多腹疾耳，马亦多毙，盖锜寘毒于水也。’始命军士掘地而饮，遇天雨则以林（编按：当作‘杯’）勺承以饮马。人马燥渴，皆欲速战，故锜得因城守以破之。”
六月一日，金贼尚留旧寨。有擒到女真及汉儿（按：即汉人役属于金者）云：已遣银牌大使驰往东京，告急于四太子（按：即兀术）矣。初二日，贼立寨城东，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锐五百人夜出劫之。乡导者引军官直至中军，以枪撤去毡帐。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即太平！”竟为官军所杀。是夜阴晦欲雨，时电光所烛，但见秃头辫发者，悉皆歼之。其杀伤比之前日两战为最。
《汪书》：“刘某遣骁骑将阎充夜劫三路都统寨，正中中军，连破五寨，见毡帐数重，朱红美车。有虏酋急披甲呼曰：‘毋杀我，留我则太平！’军士不听，即杀之。其余不及披甲，因乱击杀数百人，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数。由此虏惊，昼夜不敢下马，惟于马上寝食而已。”
据《本传》，第一次夜袭后，“金兵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锜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嘂，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枚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烛则皆奋激，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即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退军老婆湾”。
此事《杨录》及《汪书》皆不载，可疑。
初三日，战士归城，亦以捷状奏闻。初四初五日，金贼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真，具道杀伤甚多，且乏粮食。有建议者，愿乘此屡捷之势，顺流乘舟以全。太尉乃会诸统兵官于西门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机会，天造地设。况以屡挫贼锋，军声稍振。虽贼与官兵多寡不侔，然业已至此，可前进不可退却。贼营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领重兵来援。万一诸军遽舍顺昌，不惟前功尽废，一军老小，当此仓卒扰攘，岂敢尽保无虞？贼众追袭，首尾相失，将至狼狈，大有不可言者。驯致侵扰两淮，惊动江浙，则吾辈生平报国之心，死为误国之鬼，虽万死何以谢天下？愿诸公坚忠孝心，誓与此城俱存，勿与此贼同生。此言不食，天实临之！”
《汪书》：“刘某闻其（兀术）将至也，会诸将于东门上，问策当安出。诸将或曰：‘今已三大战，军士夷伤者众。若兀术自至，恐势力不加，不如拥护老小渡淮。’刘正色谓诸将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要一朝为缓急以用。安可见大敌而退？况老小一动，必不能全。虏骑无数十里之远者（按：“者”字疑衍），若被追，老小必乱，甲士未能保，何老小以可全？不如背城一战，以死中求生，上足以报答国家，下足以取富贵。请为诸君五日内杀回兀术。’”
于是诸统兵官皆愿奋不顾身，罔有退志，齐以警戒之令，晓谕将士，人人咸欲效命，欣然待敌。
《朱子语类》一三二：“刘锜顺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后生。当时虏骑大拥而至，凡十余万。诸将会议，以为固知力不能当，然急渡江，则朝廷兵守已城自戒严，必不可渡。兼携老扶幼，虏骑已迫，必为所追，其势终归于死。若两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几可生。遂闭城而守。”
初六日，太尉遂以东北门外泊舟船悉沉河底，以示死战，不为东归计。俄报四太子入泰和县，辎重前驱，已与龙虎诸酋营寨相接。连夜颍河系桥渡军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与诸酋首连接下寨，人马蔽野，骆驼牛马纷杂其间，毡车奚车亦以百数。至于攻城器具来自陈州，粮食器甲来自蔡河。散遣轻骑，巡绰城下。有叩城以手揶揄曰：“城里人只有一个日头里。”至晚，以前日陷阵人曹成荷团枷，赍实封文字放回。太尉得知虏贼为诡计以惑众心，不启封而焚之。
《要录》一三六：“锜呼帐下曹成二人谕曰：‘吾遣尔乘闲（《本传》作“间”），事捷有厚赏。第如我言，敌必不杀。我今遣骑绰路，置汝队中。汝遇敌必坠马，使为所得。敌帅问我何人，对曰：太平边帅子，喜声色，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乐耳。’已而遣探骑果遇敌，二人被执，兀术问之，对如前。兀术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令不用负鹅车炮具行。翌日，锜行城上，见二人远来，心知其归，即缒上。贼械二人，以文书一卷置于械。锜取焚之。”《本传》略同。
初八日，四太子疏责诸酋前日用兵之失。诸酋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马非日前比，往往以一当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国王临阵，自可备见。盖四太子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越国王也。即下令曰：“顺昌城壁如此，可用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所得妇女玉帛，悉听自留，男子三岁以上皆杀之。”且折箭为誓，以激其众。
《汪书》：“折三箭为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饭于府衙。’折二箭曰：‘敢过车轮之下者皆杀。’折三箭曰：‘妇人财帛尽以赏军。’”
然太尉发策战争，忠义自持，仍以方略授诸将佐。顾视羯戎，逆天悖道，贪黩无厌，平时愤激，直欲气吞此贼，以谓不足忧也。
《本传》：是日“锜遣耿训以书约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尔！’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兀术曰：‘诺。’乃下令明日府治会食。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颍河上，敌由之以济。”
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还合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军也。而顺昌东西两门受敌，贼乃睥睨东门，濒濠待敌。太尉亦自东门出兵应之。
《汪书》：“九日辰时，扣城西门索战，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刘出军五千人接战，自西门转向南门，又转东门及东北角。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
《圣政》二六：时“锜所部不满五万，而可出战者仅五千”。
城上发鼓，即与交锋。转战逾时，贼复大衄。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四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
《要录》一三六：“乌珠自将牙兵三千，往来为援。”
《汪书》：“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枪揭去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头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享战士，优游闲暇如平时。贼众望之，骤然披靡。食已即来，以数队趣战斗。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朱子语类》一三二：“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即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金人十二万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日，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铁甲一联晒庭中，一边以肉饭犒师。时使人摸铁甲，未大热，又且候。候甲热甚，遂开城门，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砍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此队归，以五苓大顺散与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队出如前。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后人问晒甲之事如何？曰：‘甲热则虏人在日中皆热闷矣。此则在凉处歇方出。’时当暑月也。”《语类》又有一则同记此事而略异，并摘录如下：“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饭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幅兜牟与甲置之日下晒，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得几何，如此数次。其兜牟与甲尚可容手，则未发。直待热如火，不可容手，乃唤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唤一队上，授之出南门。如此数队，分诸门，叠出叠入。虏遂大败。”此则视前则所记似较得实。
《本传》：“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敌……严阵以待。诸酋各居一部。众请击韩将军。锜曰：‘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尚不可当，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余无能为矣。’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敝，锜士气闲暇。敌昼夜不解甲，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士殊死斗，入其阵，刀斧乱下。……自辰至申，敌败。递以拒马木障之，小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砍敌，又大破之。”
无何，有误传令者，令少却，官军遂稍引后。贼众并拥逼濠，而致（官军）溺水者二百余人。而选锋统制韩直身被一枪三箭，几至溺死，赖有一虞候挟以上马而归。虞候与马皆中箭，被血淋漓，余勇尚未衰也。其余中伤稍轻可者，犹欲再出接战。
《要录》一三六：“统制官赵樽、韩直皆被数矢，战不肯已，锜遣属扶归。士殊死斗，入敌阵中斫以刀斧，至有奋手捽之，与俱坠于濠者。敌大败，杀其众五千。”
是日西风怒号，城土吹落；尘霾涨天，咫尺不辨。贼毙尸倒马，纵横枕藉，掩入沟壑，间及堕井者，不知几何。旗号器甲，火麻苇竹山积。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
《汪书》作孔彦舟、赵荣等，《要略》一三六同。
皆单骑列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前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
按“两”字下脱去“翼”字，《要录》并同此误，遂不可通，今据《本传》校补。
故官军力为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损七八。当其败衄时，城上见有官军归城，军马自塞而北，复渡河而去。贼初涉濠，耀兵张势，云吓城。既而官军归城，直欲夺取钓桥，望城放箭。箭落如雨，至有用响箭与窄柳箭者。城上悉以破胡弓及神臂弓临下射之。人马自退，从东而南，转而之西，连亘西北。薄城而营，长十五里，阔十余里。
《汪书》：“血战自辰至申，虏乃败走。……刘亦敛兵入城。兀术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矢）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兀术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自西南至西北约十余里。”
至晚发雷（按：谓敌营中发声如雷），声振山谷。（《本传》作“每暮鼓声震山谷”，点窜之误。）父老皆言是生以来未之或闻。然贼营中嗥呼喧哗，自夜达旦。时有金人傍城属耳以听，城中肃然，鸡犬无闻。以是自见胜负之兆。四太子帐前以甲兵环卫，持烛照坐。贼徒皆分番假寐马上，深惧官军夜击之。至初十日，大雨倾注。贼于营外埋鹿角栅，栅外开小濠，深阔各五尺许。正尔督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余骑挠之，贼众悉皆挂甲挽弓以护。雨后大作，官军劫之，昼夜不得休息。
《要录》一三六：“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余。锜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宁处。”
十一日早，贼发雷，听如昨日。
此次与前次之发雷，盖皆以火药造成之轰炸声。是时金人已有火药，而尚无火炮。
太尉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且虽被伤中，犹欲抵死报答太尉。俄报四太子作筏系桥甚急（原注：金人到此，日给炒麦数合，疲困已极，皆思北归），至晚不辍。抽摘人马过河，然不复发雷声，只击锣数声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炮架，置推牌，斤斧不绝，虚立旗帜，以疑城上。盖缘颍河暴溺，冲激桥筏，人马数十随亦被溺，遂复系桥，连夜以济。两日之间，收集尸首，随处焚化。至有数十人作祭者，亦有烧半残者。或入颍河为水漂泛，或半为鸟鸢所食，杂以马尸牛头弥望遍野。及晚，拔寨尽走。即具解围奏闻。贼营中炮架、推牌、云梯、拒马木、败甲、破车，积堆如山。弓、刀、枪、槊亦委之而去。然犹有潜匿山林间以向袭，至十三十四日，悉出境上复合於陈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统，韩、翟二将军，人以柳条挞之数十下。如千户毛可等皆挞之百十下。
《汪书》：“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于刘某，以战而败。疑是外国借来人（天？）兵。兀术至泰和，因复气疾，黄肿下血。居县门楼，临两日。至淮宁府，龙虎者始敢献言，以为不当南来，亦犹南人深入我地。兀术怒诸酋之败，挞韩将军九十柳条，翟将军八十柳条，其余或一百或二百，哭声彻天。韩将军颇出怨言，曰：‘我只为你于和尚原坏了。’”
寻以三路都统守南京，韩将军守颍昌，翟将军守陈州，四太子、龙虎大王各以所辖人马同之东京。初，龙虎与诸酋既败，遣银牌天使告急于四太子。天使才到，就龙德宫见之。得报，即索靴上马出门。告报士卒，顷刻而集。经由陈州一宿，措划战具粮食而行，自东京至顺昌往复千二百里，首尾不过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太尉在围城时，奏求援于朝，得报，差行营左护军统制王德躬率全军来顺昌策应。
《要录》一三六：“上命淮西宣抚使张俊遣德以所部授刘锜。俊既不乐锜，而德复惧拨隶刘光世军，迁延未行。建康留守叶梦得谕德曰：‘朝廷颁赏格，能立奇功者，使节度使，皆即军中书告，旧未闻也。且刘锜名素出君下，今且奋身报国。君能救锜，则可谓奇功矣。’德遂行。”
十四日
《要录》一三六引郭乔年《顺昌破敌录》作十二日。
金人既退之后，王德方且以移文来，问贼势动息。至二十三日卯时，以数千骑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饭。饭已，则卧憩于子城楼上，至申时即出门。乃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别，今且复回。”又报，数日，传闻德申枢密院：“某已解顺昌围矣。”方金贼在城下，得递到御笔：刘某择利班师。
《要录》一三六：“兀术之未败也，秦桧奏俾锜择利班师。”原注：“此据郭乔年《顺昌破敌录》修入。乔年云递到御笔云云，其实宰相听拟也。”
太尉以方御敌，未敢轻为进止。既且贼退，十日后，又被旨：“先发老小往镇江府驻扎。”遂津遣老小辎重，并被伤将士，船载而行。以左军统制杜杞、右军统制焦文通两军防护东下。俄闻王德申宣抚司云：“某以全军裹送刘太尉老小出颍河矣。”其诞谩皆类此。敌国相去未远，万一事或蹉跌，为害不细。然太尉恬若无闻，未尝略介怀也。顺昌古城，且素无备，迨兹贼已来，陈守始令居民筑牛马墙。（《本传》作“羊马墙”，义同，谓墙高可遮牛马或羊马者也。）贼既退，方置炮座，比之军中（军上脱“敌”字）所放炮，争五十步先。军中令牌：每遇出战，除守御人外，非带号挂甲者，不得登城。虽顺昌官军土豪不许预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阖户守家，内外肃静，无有犯者。
《汪书》：“有王山者，兀术之（之字衍）旧用知顺昌府，至是携来，欲令再守顺昌。……刘某自金贼犯顺昌，见陈、蔡以西，皆望风投拜，又见……王山在城下，恐城中苟求性命，有卖我于外者，更不敢用顺昌府官吏军民充守御。既分兵于城上，又分其兵于城中，逐巷口摆列。每遇令牌一过，即百姓寂无一人敢出户者。”
初破金贼，陈守送到煮酒十数石，门首犒劳战士，一杯而已。再战退贼后，市户以面六千余斤、猪百口来献，随即分付诸军，人不得面半斤、肉数两。至第三战，太尉不免谕陈守略与犒劳。官军但各人给粟米一石。及赴仓请之，有止得蛀麦五斗者。其间不愿请者甚多。
李心传曰：“按（陈）规守顺昌，正当金人根括钱帛之余，朝廷蠲免租税之始，未及一岁，而战士二万不致乏粮，斯已难矣。若责其厚赏犒军，恐无此理。”（见《要录》一三六）按陈规则为南宋初期殊不可多得之贤吏与名将，《宋史》有传。而此录对之多诋，心传之解辩甚久。此录篇首言其主弃城，未必非当时因怒其赏薄而生之蔑词也。
事定，陈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属守城恩赏。且言措置守御，贾（编按：当作“鼓”）率将佐，犒赏战士，遂至成功。虽太尉依应保明奏闻，将士颇誓不平。
《要录》一三六，闰六月十六日，“知顺昌府陈规充枢密院直学士，录守城之劳也。既而规言：‘敌人败盟，臣仓皇措置，数日之间守具略备。而刘锜将士，每出每捷，致敌不敢逼近府城。此皆锜之功，臣何力之有！望追寝成命。’诏不许。”规非争功之人明矣。
方围城时，太尉晓夜城上，寝食皆废。阅月之间，略不以家事经意。故能激励军心，皆为之用。遇临敌，则躬亲鼓旗，贾（编按：当作“鼓”）作士气。先下令不得斫级夺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效命如游奕统领田守忠、中军正将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杀数十人而后死。悉取前后阵亡将士，凿土埋瘗，作大冢，傍作屋数间，命僧主之，作水陆道场。以至资荐，仍复存恤其家种种。顺昌北门外初有居民瓦屋数十间，
《要录》一三五作“数千家”。
恐为贼窠，前期爇之。贼退，即访元主，酬以价值。自始及终，无毫发扰民者。城门四启，每得奸细，即审问。情状详悉，而众所不容者，抵之。遣回使（此处有讹夺），未尝轻戮一人。虽金贼亦谓：“自过南朝来十五年间，无如此战，必是外国起鬼兵来，我辈莫敢当也。”
吕中《大事记》：“洪皓、燕山之奏，谓顺昌之役敌震惧丧魄，欲捐燕以南弃之。又谓敌已厌兵，朝廷若乘胜进击，再造犹反掌耳。”（《要录》一三六注引）
后以生擒到女真阿赫杀并契丹等五十余人解赴阙下。前项有妨功者，移书权贵：“顺昌城下无金贼，止是两河与诸路签军耳。”顾虽力诋，奈此公议何。太尉初领兵不满二万。当其围城时，城上备御，及防护老小营寨，遇敌则又把路捉巷，至于子城仓库等处皆分兵守之，其实出战之士不过五千人，当十万余众。
《汪书》作“约十五万”，《要录》一三六作“凡十余万”，前引《朱子语类》作“十二万”，《本传》作“数十万”。
自非明于料敌，果于制胜，安能以应不虞之变？韩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谓“凡此蔡功，惟断乃成”者，某于太尉亦云。
自捷奏到，朝廷宠以鼎州观察使，
《要录》一三六：六月“戊申（初五日）、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济州防御使、东京副留守刘锜为鼎州观察使，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再被制命，建武泰节钺，
《要录》一三六，同月“庚午（二十七日）……刘锜为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前一日，上谕大臣曰：‘用兵之际，赏罚欲明。锜以孤军挫敌锋，乌珠遁去。其功卓然。当便除节钺。’即日降制”。
皆恳辞至于再三，不欲先战士而被赏。继而王人踵至，使者沓来，抚问宠贲，优渥有加，
按内侍陈腆劳军刘锜于顺昌，锜以例书送银五百两，例外又以六百五十两遣之，腆不以闻。后发觉，送大理寺治罪，事在七月丙辰。详《要录》一三七。
宸翰奖谕，且有“卿之伟绩，朕所不忘”之语。咸谓主上酬报非常之功，敻出前此。仍降告身千百轴，俾就军前书填，随即缴纳，以谓不若自朝廷给之为荣。累得旨索本军功状。校定两日，方得具奏。盖缘节次出战，更番守御，分别功过，不容或差。至闰六月二十七日，准安排全军功赏，逐队列单，申姓名，一一核实。
按是日以刘锜兼权知顺昌府，陈规知庐州。详《要录》一三六。
统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带及金碗赏之；其有过者，则面疏其失，劳绩亦减。将佐立功者，以金带及金碗赏之；其有过者，则杖责之，降而入队。至于战士，悉以前后所赐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第功赏之。
《要录》一三六：“遂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
初，田守忠、李忠辈陷阵，本军将佐不即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责，其能致力策应者仍给赏。且出钱千缗，揭榜许军中论告，有侥冒战功者，按以军法。如阵殁之家，亦各优厚周恤。斯又见太尉信赏必罚，出人意表如此者。
某随轩而来，偶遭虏寇。迨兹平宁，敢以围城前后所见，叙为纪实。笔墨荒涩，甚无文采。且将过江，贻诸亲旧。
按据此，则本录乃撰于杨氏随军渡江南归之前。考《要录》一三七，锜以是年九月还至江南太平州。是本录至迟当选于九月之前也。
至于解严之后，以迄班师，述事赞功，当俟大手笔者。
《圣政》二七：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高宗谓大臣：“朕于诸帅，听其言则知其用心，观其所为则知其才。人皆言刘锜善战，朕谓顺昌之胜，所谓置之死地然后生，未为善战也。锜之所长，在于循分守节，危疑之中能自立不变，此为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