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司马迁所作的《史记》是中国二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名著，而且其中有许多篇也是文学名篇。因为司马迁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和高度的文学修养，所以他能够审择史料，创设体例，刻画人物，把先秦以来多方面的史实和他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的动态如实地反映出来，写成这样一部完密丰富的“通史”。更因这部书有完密的体例，可以妥帖地安排多方面的史实，于是就被由汉朝到清朝的许多历史家所接受和取法，无形中便规定了他们写历史的范式。另一方面，又因这书的内容丰富灿烂，生动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社会的复杂生活。于是就被后来历代的文学作家奉为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莫大的影响。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刘启中五年丙申岁）诞生于冯翊夏阳县（今陕西省韩城县）。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1]，他就随父进京（长安），住在茂陵地方（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开始学习。到十岁时，便能诵读古书。二十岁后开始旅行。他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今江苏省、安徽省一带），上会稽，探禹穴（在今浙江省绍兴县）。窥九疑（在今湖南省道县），浮于沅、湘（今湖南省境）。北涉汶、泗（今山东省境），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今山东省邹县的峄山）。厄困鄱、薛（俱鲁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过梁、楚（约当今江苏、安徽、河南三省交界一带地）以归。于是迁仕为郎。”[2]他的政治生活开始了。以后或因奉使出差，或因陪从封禅，或因采访史迹，他依然有旅行的机会，于是他的游踪便愈远愈广。从《史记》的许多篇“论赞”中他自己报道的行踪看，除了今福建、广东一带没有到过外，其它长城以南各省的境界差不多他都涉历过；尤其是江、淮下游一带，他往来经过的次数更多。因此，当时人烟最为稠密、文物最为丰富地区的社会状态，他便得到了仔细的观察，亲切的调查。
公元前一一〇年（汉武帝刘彻元封元年），司马谈死于周南（今河南省洛阳市）。过了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搜集史料，准备写作，那时他正三十八岁。他一方面把国家图书馆保藏下来的古籍加以编排和整理[3]；一方面访问交游朋好，或亲身实地调查来重加订正或补充。这样积累加工，到公元前一〇四年（刘彻太初元年）他四十二岁时，于是酝酿成熟，便着手写作这部前无古人的《史记》[4]。过了五年（公元前九九年，刘彻天汉二年），他四十七岁，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说了几句直话，触怒了刘彻，以为他有意诽谤李广利[5]，替李陵开脱，便把他下在牢里，而且处以腐刑（阉割）。他受了这样惨毒的酷刑，在狱中还是继续不断地写作。到公元前九六年（刘彻太始元年），他被赦出狱，刘彻又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亲近的秘书，地位比太史令为高，可是那时大都用宦者来充任，不免受到侮弄，所以他每每自伤，以为“身为闺阁之臣”[6]，很是痛愤。但为了要完成这部伟大的著作，他只得“隐忍苟活”，“故且从俗浮湛（沉），与时俯仰”[7]，仍旧继续写作了五六年，直到公元前九一年（刘彻征和二年）他五十五岁上，全书方才完成。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此后虽略有增修，到明年他五十六岁那年便成绝笔。后来怎样，竟没有确切的事迹可资佐证，所以他的卒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考定它。
在司马迁之前，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很多。除了那些早就散佚的古史不必指数外，到现在还流传通行的，已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国策》，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以记述各派思想流别并加以批判的“学术史”如《庄子》的《天下篇》和《荀子》的《非十二子篇》等等。但在当时，还没有人能够科学地编排整理，产生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司马迁独能融会贯通，扛起这样的重任，其主要原因在他具有创造义例的识力。他首先掌握了他那时代里所认为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人物，所以他把黄帝以次一直到他当代的帝王，编成《五帝本纪》等十二篇[8]。这些“本纪”固然详载帝王的事迹，可是同一时代社会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也就有计划地编排进去，把纲领贯穿起来，基本上成为有系统的编年大事记。其次把“并时异世，年差不明”[9]的事迹，仿周代谱牒的体制，编成《三代世表》等十篇。于是历代传递相及的世系，列国间交涉纠纷的关系，主要职官的更迭等等繁复混淆的事项都给这纵横交织的表格排列得头绪分明，眉目清疏了。又次，创立《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八篇。这些“书”，记述的是所谓“朝章国典”，其实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艺术等等都把它们分门别类，写成了各种类型的专业史。或者这样说，他已为后世的专业史塑造了适当的雏型。再次，创编了《吴太伯世家》等“世家”三十篇。把春秋、战国和汉初主要王侯、外戚的传世本末写成了各个不同的国别史[10]。最后是《伯夷列传》等人物传记七十篇[11]，总称“列传”。这些列传，基本上是描写各个人物生活的“专传”。但也有些业绩相连，彼此有关的人物，便写成了叙述多人的“合传”[12]。还有些人，或者行事的作风相类似，或者品质的气味差不多，只要有一节可记的，不问他们是否同时或者异代，便“以类相从”地作成了若干篇“类传”[13]。此外对于当时的外国或者国内的少数民族，也适当地安排在有关各篇列传的前后，说明他们同汉民族如何打交道、如何发生关系的始末情由[14]。每篇的末了，又大都附有“论赞”。论赞的作用，多半是引据异闻来补充流传的史实，或者根据实地调查来辟去相传的谬说，绝不像后世人作史论那样的任意翻案或者故作苛论。这样就表现了他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显示了负责的精神。
司马迁《史记》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他创设的体例上，尤其表现在他的工作态度上。他有丰富的社会实践和进步的历史观点，自然就认明了自己的写作责任，端正了自己的工作态度。他入手之初，广泛地征求当时流传的史料，加以甄择，先编成基本的记录，随时把他得自交游之间互谈访问的异闻口说来参订这记录的异同。又趁着游历的便利，到处亲自调查，把原来记录的材料互相比对，改正了不少书本上的错误。这样他就切切实实地做到了“考文征献”的工夫，揭露了民生疾苦的根源，提高了著作本身的传信价值。总之，他的《太史公书》务在崇实斥伪，对一切虚伪失真的把戏，始终作无情的斗争。如本纪一类，基本上是记载帝王发号施令的，他因为看到秦亡汉兴的五年之间，实际上领导当时各支起义的力量来推翻暴秦王朝的是项羽，他便在《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之间创立了《项羽本纪》。又看到刘邦死后，他的儿子刘盈承继了帝位，但一切实权都由刘邦的妻子吕雉掌握，刘盈只拥有一个虚名，他便干脆立了个《吕太后本纪》，书中竟找不到“孝惠本纪”的名色。他这样做，明明是“不以成败论人”，不肯屈辱了为领导起义斗争而失败的英雄[15]；明明是不偏轻妇女，所以不非难女主临朝，反而说“高后以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6]呢！这是何等的识力[17]！同时他为要分别是非，对于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也就秉笔直书，毫无隐饰地尽情揭发。帝王如刘彻的迷信求仙和贪功生事[18]；将相大臣如公孙弘等人的巧诈逢迎[19]，张汤、杜周等人的贪污残酷[20]，窦婴、田蚡等人的倾轧陷害[21]；王室子孙如燕王定国和齐厉王次景等人的荒淫乱伦[22]：都给它如实地反映了，遗留下深刻的讥讽和谴责。当时因为得罪了统治阶级，就有人说这部著作是“谤书”，这正证明了他斗争性的强烈，所以有这样拥护正义的态度，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此外，他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如儒生、游侠、农民、商人以至医、卜、星、相等等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也同样地看待，利用种种类传的方式，都给以广泛的、比较全面的叙述[23]。该同情的寄与同情，该批判的予以批判，真是爱憎分明，使后世的读者仿佛亲自接触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引起“善善恶恶”的共鸣。
综观《史记》的各体，“纪”是年代的标准，“传”是人物的动态，“世家”是纪传合体的国别史，“表”和“书”是贯穿事迹演化的总线索。它们之间互相关合着，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纪”和“传”更是构成全书的经纬线。正因为经纬关合，所以能够分别安排组织，“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作者的当代）”，“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4]，写成了这样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奠定了作史的范式，一直被后来历代史家所尊奉，称做“纪传体”。那些承袭纪传体的作品，不论以朝代的兴亡为限断的如后汉班固的《汉书》一直到清朝张廷玉的《明史》等；或者以某一个时代的特征为限断的如唐朝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宋朝薛居正的《五代史》和欧阳修的《五代史记》（世称《新五代史》）等；或者专记同时并立政府的如晋朝陈寿的《三国志》：大都遵循他的成规，跳不出他的范围。虽他们的作品，编次尽有出入[25]，名目尽有改变[26]，门类尽有短缺[27]，但“纪”和“传”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下来的。所以我们对历代逐渐结集拢来的“三史”、“十七史”、“二十一史”乃至“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纪传体的史书，都管它叫“正史”，在从前中国史学界中最占首要的地位，而《史记》乃是这些正史的开山祖师。那些正史以外的“汗牛充栋”的纪传体的“别史”，实在也都是由《史记》派生出来的。
“史记”一词本只是泛指一般史籍的公名[28]，所以司马迁的书在当时只称《太史公书》，班固把它记录在《汉书·艺文志》里，便直写“《太史公》百三十篇”。就是后汉时应劭的《风俗通义》和荀悦的《汉纪》提到这书也只称它为“太史公记”，并没有把“史记”的名词专门隶属给司马迁。直到唐朝编撰《隋书》，才正式把“《史记》一百三十卷”列为“史部”中的头一部，下注“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而且把刘宋裴骃、徐野民和梁邹诞生三家的释解音训之作也接连并载了“《史记》八十卷”、“《史记音义》十二卷”、“《史记音》三卷”三大项。于是“史记”之名便由公名演化为专名，而“太史公”三字也就跟司马迁的名字结合起来，三者之间便成为不可分割的专用品了。即此一端，很可想见他在中国史学界起了如何的示范作用。
上面说的是司马迁在中国史学上的不朽伟绩。至于他在中国文学界发生的巨大影响，更因为他的写作方法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他自幼诵读古代的典籍，接受了历史上传统的丰富的知识。后来他游历名山大川，深入社会，又接触到多方面的事物，体验了各阶层的生活。所以他能够抓住社会上各色各样的典型人物，予以尽情的刻画和生动的描写[29]。同时他能够冲破当时文坛上的陈腐习套，吸收了人民口边的新鲜活泼的语言，充实了自己的写作技巧。所以他把古籍中“佶屈聱牙”的文字大胆地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跟各地的方言土话并列起来[30]，同样地供他驱遣。并且有意扬弃了当时流行极盛的辞赋之流的骈偶形式，扩大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因而创造了干净利落优美独特的风格。凡是经他笔端塑造的人物，都成了有血有肉，充分表现个性的活人。他描写每一个人的说话或者几个人的对话都刻画得那么声口宛然，维妙维肖地恰合其人的身份和性格，而且曲折细致地表达了当时的场面和气氛。如《项羽本纪》写项梁的会稽起义；写项羽的钜鹿大战；写樊哙的鸿门闯宴；写项王的垓下突围。《陈涉世家》写大泽乡的起义；写陈涉旧友的愿朴。《留侯世家》写圯上老人的约会；写汉王席前的借箸划策；写设计搬弄四皓。《陈丞相世家》写陈平的去楚奔汉和还金辞汉；写周勃的被诘受窘和陈平的相机答辩。《孙子吴起列传》写孙武吴宫教战；写孙膑马陵道破杀庞涓；写吴起的矜名使气和受谗奔楚。《商君列传》写卫鞅入秦游说，与廷臣争辩；写变法之令的推行；写赵良的劝讽。《平原君虞卿列传》写平原君的矫情杀妾；写毛遂自荐，几句话把楚王说服，因而歃血定盟；写公孙龙夜见平原君，阻止他的贪功受封；写虞卿、楼缓的斗计。《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夷门执辔，神色愈恭；写侯嬴教公子窃符救赵：写朱亥椎杀晋鄙；写公子在赵与博徒、卖浆者交游，引起平原君的愧悔；写公子终因毛、薛二公的一言，翻然觉悟，立即归魏应付国难。《范睢蔡泽列传》写伪张禄逃死入秦，取得秦王的信任，封侯拜相；写须贾使秦受骗，受到不堪的陵辱，终因赠袍在先，仅免一死；写平原君的留秦被胁和魏齐的投奔无路：写蔡泽公开宣言，竟夺占了范睢的相位。《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的完璧归赵；写渑池会上秦王被胁击缻；写廉颇的觉悟谢罪和他晚境的颓唐；写赵奢的用兵和阏与取胜；写李牧的守边却敌。《田单列传》写田单的智略和火牛破燕；写田法章与太史嬓的女儿自由恋爱；写王蠋的守节不屈。《刺客列传》写专诸的刺杀王僚；写豫让的漆身吞炭；写聂政的剥面抉眼和他姊姊的哭尸明志；写荆轲的悲歌慷慨，提匕首入秦，当廷把住秦王的袖子，出匕首揕他；写高渐离的逃难击筑和矐目行刺。《淮阴侯列传》写韩信的胯下受辱和登坛拜将；写他的拔帜破赵和囊沙破楚；写武涉、蒯通对他的游说；写刘邦伪游云梦，韩信在陈受缚：又写他后来被人出卖，在锺室就戮。《季布栾布列传》写季布的逃难受髡，躲在朱家家里为奴；写曹丘生的面折季布；写栾布的冒死哭祭彭越。《张释之冯唐列传》写释之执法公平，不肯为皇帝的一言而枉杀无辜；写冯唐因皇帝问他边将的人材，伸雪了云中守魏尚的冤屈。《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田蚡的争权倾轧：写灌夫、籍福等人的从中挑拨；写后来为了灌夫骂座，逼到窦、田二人在太后面前互相攻讦，连皇帝也无可奈何。《李将军列传》写李广的善射；写霸陵尉的醉态；写李广的治军，不拘拘于文书条教而士卒爱戴；写他被匈奴擒住，在半途夺马逃回；写他深入敌境酣战，吏士皆无人色，而他意气自如；又写他勇略冠绝一时，终因不得大将军卫青的欢心而被逼自杀。《汲郑列传》写汲黯的憨直，他不畏强御，面折朝臣的虚诈和贪酷，对皇帝、大将军也不为少屈；写郑当时结交好客，唯恐不及，而一朝失势，宾客便骤见冷落。《游侠列传》写朱家、郭解的仗义行侠，都是脱人于厄而不求知，救人于难而不望报，终因包庇了许多被迫害者而遭到统治者的嫉忌，郭解便因此被夷灭。《滑稽列传》写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喻；写优孟“贱人贵马”的讽谏；写优旃“漆城难得荫室”的讥刺[31]。凡此种种，他都用多种多样的写法，描画出各各不同的境界。于是许多已经过去的历史竟变成了活泼生动的故事，读起来仿佛看了许多幅动人的图画，或者像看了许多出动人的戏剧。对那些可爱可憎的人物，忽而喜，忽而怒；对那些悲壮激烈的情节，真是可泣可歌。遇到十分紧张的场面和十分热烈的气氛时，更能使读它的人被吸住在字里行间，不但觉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真有“共呼吸、同生死”的感觉呢。
正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具有这样伟大的感染力量，他的影响便在中国文学史蔚成了一脉相传的散文主流。唐朝的韩愈为要从当时盛行的骈偶文体中求得解放，他便用全力提倡散文[32]，造成了一时的风气，表现了巨大的成绩。人家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33]，其实他和他的同志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后来的宋、元诸大家，明七子和清朝的桐城、阳湖诸派的所谓“古文”，都只是这一股主流中所起的波澜。其它如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那样类型的所谓“笔记小说”，也都是接受了《史记》的影响的。就是外国小说的初期翻译，也还是利用了这传统的散文，尤其是林纾。他们所以要这样追求摹仿，正因为《史记》那样的散文在当时是最适于通行的缘故。
基于同样的理由，《史记》中保留下来的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都成了人民喜见乐闻的东西。明朝余邵鱼的《列国志传》[34]和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等小说，其中绝大部分是取材于《史记》的。直到现在，南北各地说评话的艺人，在各种场合把它分头开讲，仍旧吸引着不可计数的广大听众。至于戏剧的搬演，尤其是“源远流长”，自元、明以来不少的“杂剧”和“传奇”也都采取《史记》的故事做他们编演的蓝本。现在最通行习见的杂剧结集如明朝臧懋循刻印的《元曲选》，传奇结集如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传刻的《六十种曲》，其中已有取材《史记》的作品十一种[35]，其它刊本流传的还没有一一悉数呢。目前京剧经常演出的节目中，如《鼎盛春秋》中的《文昭关》、《鱼肠剑》，《八义图》中的《闹朝扑犬》、《搜孤救孤》，《将相和》中的《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千金记》中的《鸿门宴》、《霸王别姬》等戏，没有一出不被广大人民所喜爱，而受到绝大多数观众的拥护。像这样上好的剧本，就说是根据司马迁的原著而改编的，也并不过分。其它如《屈原》、《棠棣之花》等话剧，《信陵公子》、《虎符记》等京、越剧，以及各处地方戏和先后编印的童话如《连城璧》、《河伯娶妇》等等，取材于《史记》的还多着呢。这不是它遗留在中国文艺界的莫大影响么！
公元十世纪四十年代（五代中叶）以来，中国雕版刷印的风气逐渐展开，刻书传布的作坊便成为当时新兴的事业。起初只见于官家和寺院，后来私人也有的经营了。各种图书的传刻，大都看它们本身的质量和社会的需要而决定它们流布的广狭，有些是一度刻印之后，绝未重刻再版的；也有些是辗转传刻，到现在还保留着若干不同的版本的。《史记》这书属于后一类，所以它从钞写以至雕版刷印，流传的本子极多。就内容说，有单刻白文的[36]，有附刻注文的[37]，有加刻评点的[38]；从形式说，有版口大小不一的，有行款疏密不同的。不但数出来不胜其烦，就是数得出的也颇有已经遗佚或者仅存孤本而成为古董的。现在最容易见到而流行最普通的《史记》，还是那些历来为了结集丛书而编刻进去的本子，如明朝嘉靖、万历时代南北监所刻的《廿一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所刻的《十七史》本，清朝乾隆时武英殿官刻的《二十四史》本[39]，光绪时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合刻的《二十四史》本[40]。
对于《史记》的注释和考订，从汉朝起一直到最近，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人在那里做过工夫的，也有未经传刻的稿本，也有单刻别行的专著和附刻在各家文集里边的散篇。最易接触到而且比较完整的注释也只就是那些附刻在《史记》一起的三家注[41]。上面述及的南北监本和殿本都附有三家注，汲古阁本和局本都只有《集解》而没有《索隐》和《正义》。但汲古阁于刻行《十七史》之外却又单刻了《史记索隐》三十卷。清朝同治时，张文虎便根据汲古本的《集解》，单刻本的《索隐》，明王延喆刻本《史记》的《正义》，并罗列了他所及见的旧刻古本、时本和别人的校本十四种，校成一个一百三十卷的新本子，当时便由金陵书局刻版印行。同时又另外刻印了他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这《札记》说明了各本字面上的异同及其所以去取的原由，前面并列举了所据各本的目录。后来日本人泷川龟太郎（资言）便用这个校刻本为底，再根据他国内传钞的材料补出了《正义》若干则，又根据中国清朝人的考订成说，偶也采取近人的著作和他国内学人的考订所得，作成《史记会注考证》十册。这一个选本，便从张文虎的校本里采录下来的白文。
这个选本的目的，在于试向一般爱好文艺的读者介绍这部祖国文学遗产的名著，同时提供一个便于诵读的本子。因此，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二十篇[42]，凡是“表”、“志”和其它偏重年代、世系或议论的“纪”、“传”概从割舍。为要保持原来的面目，入选的各篇都照录全文，不加刪节；篇次的前后也悉照原本的顺序。但移写的形式却照现今的惯例每篇都分段提行，施以标点[43]。
校勘古书是批判接受文化遗产的第一步工作。因为传本中语句的“异”“同”固然要引起解释的纠纷，就是字面的“正”“讹”也会影响到意义的分歧，所以历来严谨的学者往往对古书的校勘是不惮烦琐，不避迂拙地干着的。这一选本的任务虽没有搞校勘专业的必要，但为了帮助批判接受加一点力，乘便向读者提供几条校勘的例子，想来也不是多馀的。因此，把手头容易得到的覆刻宋蜀大字本（简称蜀本）、覆刻百衲宋本（简称百衲本）、影印南宋黄善夫刻本（简称黄本）、原刻汲古阁《十七史》本（简称汲古本）和日本排印的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本（简称会注本）来跟采定的张校本互相对勘，凡文字的异同正讹，一一随手作成“校记”若干则[44]，散附在各篇的注释之中。
这一选本，为了便于诵读，凡各篇中涉及的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官名、器物名……和彼此牵涉的事件必须互相阐明的地方，都作成简单的注释，跟校记并合起来，总称“校释”。这些校释，用〔1〕、〔2〕、〔3〕……号码分系在白文中每一需要说明的逗号或句号旁边，然后把这些校释的条文顺次总录在每篇的后面，以备读者的参考。
校释的条文，当然尽量使用语体，但也有难以表达而不得不采用浅近文言的。音读一般都用直音，但也有难觅恰当的字面而变例用“读某字某声（分别四声）”或偶采切音的。解释字义，大都利用习熟的连语，但有时也不得不仍取旧时的形式而写作“某，某也”；“某某，某某貌”。又为了进一步了解古书的异体字，有时也不避生僻，引用一些异文，以资比对。地名的考释，一以今地为归结，凡遇名称疆界有变动的地方，都根据内务部编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和最近区划变动的情况来改定它；也有彼此关涉必须搞清楚它的沿革的，也就不避烦琐地加以说明。人名只详简历，但关涉较广的人物而并无他的传记入选的，叙述也略为加详，并且注明《史记》本书中有他的传，以便读者需要时的考索。官名只说明它当时的职掌，但有涉及阶位、禄秩等等必须前后参照的，也详予叙述。器物名只能随顺旧注，加以今释，无法跟现制比附的，不敢穿凿。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编者着手编写校释工作时自定的凡例。
最后，应该郑重向读者声明：这一选本，虽经本所“中国古代文学组”同人的帮助，使编者及时修正了不少欠妥的地方。但其它生硬难化，甚至还有纰漏之处，都该由编者个人负责，竭诚请求读者的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王伯祥序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本年正值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年纪念。
* * *
[1] 掌理编写国史的史官。
[2]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3] 《自序》：“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4] 《史记》在当时只叫做《太史公书》或直叫《太史公》。
[5] 李广利是刘彻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当时为贰师将军，是李陵的主帅，后来他也投降了匈奴。
[6]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引他的《报益州刺史任安书》。
[7]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引他的《报益州刺史任安书》。
[8] 他这样做，当然受的历史上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只认识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人物，并不被“正统”观念所支配。所以十二本纪之中，就包括了当时一般人所忽视的草泽英雄如项羽和临朝称制的女主如吕后。
[9] 《太史公自序》。
[10] 《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是特例。
[11] 七十篇的末了一篇就是《太史公自序》。
[12] 如《范睢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
[13] 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等。
[14] 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
[15] 《史记》把陈涉列为世家，也是同样的理由。
[16]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后面的论赞。
[17] 后世史家，首推班固，他已被“正统”的观念困住了，写作《汉书》的时候，就把项羽次在陈涉之后，同降为列传，而且直斥其名，竟标做《陈胜项籍传》。至于吕后，他虽不敢显加贬损，但在《吕后纪》的前面一定要生硬地插入了短短的一篇《惠帝纪》，粉饰一下“政有所归”。其它的史官更不用说了。
[18] 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和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19] 见《史记》卷一百十二《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20] 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21] 见《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22] 见《史记》卷五十一《荆燕世家》和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
[23] 在当时的社会，医、卜、星、相等人号称杂流。尤其是游侠、货殖两类的人物，似乎都不被人家器重的，司马迁独能看出他们在社会发展上的地位，特地写成《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有人称赞他这样做是千古卓识，实在不是过情之誉。
[24] 都是《自序》里的话。
[25] 序次先后的位置，各史都略有移动。
[26] 《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新五代史》改“志”为“考”。
[27] 《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都无“表”“志”和“世家”（今本《后汉书》的“志”是梁朝刘昭补上的。编者按：今本《后汉书》的“志”实为晋司马彪所作《续汉书》的“志”，有宋朝刘昭注），《晋书》、《宋书》、《魏书》、《南齐书》、《隋书》、《唐书》、《五代史》都无“表”和“世家”，《新五代史》也无“表”，《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都无“世家”。
[28] 《太史公自序》述他父亲司马谈的话有“史记放绝”语，《周本纪》有“太史伯阳读史记”语，《十二诸侯年表序》有“西观周室论史记旧词”语，《陈杞世家》有“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语，《老庄申韩列传》有“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语等，而汉初有些摹仿司马迁而作的书也大多称为“史记”。
[29] 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支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现“典型人物”的人。
[30] 《史记》用方言土话是有一定的成功的。但也增加了后人理解的困难。例如“夥颐”一词，他是用来摹拟土话的声口的，后来读史的人就泥住在字面上，发生了纷歧的解释。
[31] 《滑稽列传》尚有东方朔、东郭先生、王先生、西门豹的故事，都是褚少孙补进去的，并不是司马迁的原文。详见后面《滑稽列传》的校释。
[32] 那时的古文运动，其实只是排斥骈文，提倡散文。
[33] 见宋苏轼《韩文公庙碑》。
[35] 《元曲选》中有李寿卿的《伍员吹箫》，郑廷玉的《楚昭王疎者下船》，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无名氏的《庞涓夜走马陵道》、《冻苏秦衣锦还乡》，高文秀的《须贾谇范叔》，尚仲贤的《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无名氏的《随何赚风魔蒯通》等八种。《六十种曲》中有梁辰鱼的《浣纱记》，徐元的《八义记》，沈采的《千金记》等三种。
[36] 只有正文，没有注解的，叫白文。
[37] 注解的多寡详略并不一律。
[38] 评论的见解和点刻的分量也各不相同。
[39] 通称“殿本”，后来许多翻刻和石印的《二十四史》乃至近年开明书店编印的《二十五史》，都出于此本。
[40] 通称“五局合刻本”，或者简称“局本”，其中的《史记》就是江宁书局照汲古阁传本刻印的。
[41] 这三家是刘宋裴骃的《集解》，唐朝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许多古注大多包含在《集解》内。
[42] 就是前面举例所及的《项羽本纪》以至《滑稽列传》等二十篇。
[43] 古书的传刻，大多每篇自为起迄，连书不断；很少见分清段落，圈断句读的。
[44] 从前刻书，往往整篇连写，偶有提行另起，也并不一律。校到的各本，就很多是这样的，在校记中逐一指出，俾读者可以想见原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