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的必亡必滅，是金人立國初年的形勢所造成的。
遼是異族，在遼人進入中國以後，直至天祚之亡，前後二百餘年，甚至天祚被俘，西遼還繼續存在八十八年，可是金人的統治，始終不足一百二十年。一個朝代存在的長短，和它的統治是否適當，以及當時的客觀形勢，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在金存在的時候，以極少數的女真民族，用極為落後的方法統治多數文化較高的漢民族，這正是古人所説的厝火於積薪之上，其滅亡可立而待的。
現在金的統治結束了，雖然金哀宗不是一個荒淫無度的君主，但是他的統治崩潰是無可避免的。在金人北依長河、南連宋人的時候，蒙古的軍隊北叩潼關，南沿襄鄧，期在滅金，而始終被阻於豫西羣山之外，急切間找不到滅金的道路。然後始命王檝南結宋人，約定宋元會師。滅金而後，以黄河為界，蒙古在北，宋人在南，共存共榮，這纔有蔡州的會師。宋人以白米三百萬斛接濟蒙古，最後纔能取得勝利，不是如此，無論蒙古的軍隊如何長於作戰，這個本領，女真人原是共同具有的。“困獸猶鬥”，中國人這句從古相傳的老話，真是積若干代的經驗學到的真理，究竟是不可磨滅的。
“以河為界”的約定是從宋、金之間“以淮為界”的延伸。淮水淺，而且西至鄧州為止，因此潁、壽而東，經常是界址不明，涉水可慮；唐、鄧已經接近淮水的盡頭，更易於挑起南北的釁端。所以以黄河為界的新計劃，從表面上看，宋人是占到了些須的便宜。但是戰争的事，本來要冒一定的危險，既然參加戰争，不會是全無賠償的白貼人馬和軍需，這一點無論蒙古是怎樣的涉世無多，不會不理解，也是必然要在訂約的時候看得清楚的。
有了這樣的相互理解，所以金人亡國的消息一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下詔出師收復三京。所謂三京，是宋人的南京應天（今商丘）、東京開封、西京河南（今洛陽），其實都在黄河以南。實際上是把宋、金後期交涉中宋人不斷出入淮河以北的情況，確定為黄河以南而已。丞相鄭清之力主其説，且命趙范移師黄州，刻日進兵。趙范、趙葵都主張守河據關，收復三京。當然彼時也有一些人認為：“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而得二三十萬衆，不足以事驅馳。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餉，士有飢色。今之饋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磬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鐘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運不繼，當是之時，孫吴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説。”這樣的考慮不能説是不正確的。
是不是應當收復三京，在當日是有争論的，後人也是有争論的。張溥《宋史紀事本末》是同情收復三京的。他的主張是這樣的：
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二失同譏。然燕、薊、景、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瑭失之；平、營、灤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河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童貫伐遼，白溝敗績，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實無功，事成背約，彼或有辭。蒙古攻金，假道乞師，馬磴之戰，孟珙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必斂手空城，坐而不取，非人情也。且遼為宋敵，金為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為臣子，其誰堪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太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議攻金，帝命使往報，約功成以後，歸河南境地；孟珙與江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即痛哭與言，完顔氏滅，土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以下歸宋。盟無渝也，蒙古必聽。即不然，李伯淵等既誅崔立以降，即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可尋，汴京、洛陽，寢廟是宅，不敢不守，非有他志，蒙古之師其無出乎！又不然，彼兵直下，我兵堅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持之數月，或犬羊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畫疆罷鬥，皆足相當。奈何聞風即逃，不戰而潰也。李全之叛，害由養癰，趙范、趙葵，再四請討，鄭清之力主其説，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鋭進不疑，不知韃靼強大，非金比也。守汴之計未定，而入汴之師先發，取決目前，雖得猶失，闊端分寇，益其咎耳。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鄭，令宋師不出，蒙古日大，既擁三京，保無南牧乎？殆未可與童貫北伐、張瑴開釁同日而論也。
王夫之的《宋論》，主張又不相同。他説：
會女真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真，旋以自滅，若合符契，懸明鑒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真以滅契丹，非女真之為之也，女真無藉援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間道以往約，而後啟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真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淩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讎，則援而存之以為外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真，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真也，聞之則震，當之則迷，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絶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間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真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為訢為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藉不許其約而拒之歟，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其辭先詘。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為挑釁之媒，而固苶然不敢盡其辭。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妤，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為利。如是以為辭而我詘矣。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為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真為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
張溥、王夫之兩人的議論都是確有所本的，但是他們的議論，因為時代正在不斷地變動，因此形勢也必然要隨著時代的變動而變動。南宋的初年，承著宣和的積衰，寬緩之至，成為孱弱，高宗蒼皇南渡，奔走海上，宗澤既老，杜充亦降，韓世忠之善戰，將兵不過五萬；岳飛之精忠，高宗又疑其欲立太子；苗傅、劉正彦，激而欲擁立周歲之高宗子旉，并改元明受，張浚奔走海上，僅而獲濟。南宋之初，不可謂非積弱矣。自茲以後，雖牝雞司晨，庸臣誤國，韓侂胄力圖晚蓋而不能，史嵩之陰執大權而未敢，但是朝野之間始終以靖康為大恥，金源為血仇。及蒙古之難作，而宋人之奮發蹈厲，幾於空前，釣魚臺之堅守，為古今歷史所未有，蒙哥之死，雖蒙古人謂為病殂，而宋人謂其死於中箭，亦無以斥之。崖山之役，宋軍以全體殉國，忠貞之至，幾於駕迦太基而上之。謂宋人為積弱，可也，謂宋人為終於積弱，不可也。持論者徒執一端之見，以為有宋三百年，南北十八君，始終出於一轍，此則偏固不經之論，尤不可也。
但是宋人收復三京之説，終於以洛陽之敗而成為空論，是歷史的事實。那又是為什麽？我們的答覆是北方的糧食空虚，一至於此，為趙葵兄弟主張收復洛陽時所不及見而已。那麽要問為什麽不能預見，不能及時發現，不能立即接濟？這樁公案是六百多年以前的事了，年代久遠，我們固難盡見，即以我們及身之時代言之：抗戰末期，河南大荒，重以反動軍隊的蹂躪，當時人民即有河南水、旱、蝗、湯四大害之説。此其一。三年自然災害，北方有守土大吏媚上壓下，河南深受其害，此其二。其後“四人幫”之害，山東、皖北、豫東大荒，及政策適當變動，人民始有温飽之望。此其三。總之，中原之災荒頻繁，為南方所少有，而其轉運之繁重，道路之困難，亦為後代所不能想像，故徐子才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只有采蒿和麵作餅以食。麵餅皆盡，殺馬而食，終於不戰而退。蒙古兵又決黄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軍，遂致宋軍皆南退。最後是蒙古全部繼承了金人的遺業，宋金的戰争遂一轉而為宋與蒙古的戰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