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是初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时还是春秋时代，而且是狭义的春秋时代。社会上的变动是有了，但还不剧烈。因此，作为士阶层的代表者的孔子也便是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他对旧的有所留恋，例如，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五）。他对新的也有所希望，例如，他很想参加一些政变，晋国范氏的家臣佛肸以中牟叛，他想去（《阳货》，六），公山弗扰以费叛（《阳货》，四），他也想去，虽然都经过子路的反对，事实上他也没去，但总见出他是有改革的念头的。由于当时的社会变动还不剧烈，由于他自己饱经世故的理智锻炼，尤其由于他的阶级的限制，他对于任何事是采取一种保留的、慎重的、不彻底、不明朗的态度。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避免做肯定的答复，“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十二）。他一方面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十七），好像是一个唯物论者，好像是一个人格神的反对者，但另一方面却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十三），“天生德于予”（《述而》，二十三），就仍露出了他依然有人格神的信仰。这处处见出他是一个新旧之间的过渡人物。因此，他的思想体系是相当有弹性的，也就因此，他的思想体系容易被后人利用，各人可以找到满足自己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就当时的社会情况看，他的思想也该是表现这样的阶段。过誉过毁都是不必要的。
然而就是很平实地看去，孔子仍是有很大贡献的。由于社会阶层的变动，他提出了代表人道主义精神的“仁”，就当时说，在抬高人的地位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四引），可见他反对屠杀奴隶的人殉，并反对含有人殉的意识的存在。由于“士”这个阶层的出现，他为这个阶层规定了一些道德范畴，也想出了一些必备的条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自有它的推动作用。是孔子把教育事业的范围扩大了，他虽然并没有把受教育的机会开放给所有的人，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七），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有教无类”（《卫灵公》，三十九）的，这对以往的教育为贵族所专有而现在开放给一般自由民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革新。同时他又是一个“循循然善诱人”（像颜渊所称道他的，见《子罕》，十一）的教育实践家，他重启发，他尊重个性，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二），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十九），乐观积极，够得上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因为他对哲学问题采取保留的态度，把兴趣放在历史上，“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二十），“吾犹及史之阙文”（《卫灵公》，二十六），“多闻缺疑”（《为政》，十八），这对于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保存，功绩也是很大的。他自己又亲手编订了一部大事提要式的《春秋》。作为一个开山的历史家，他可以当之无愧。在文学艺术上，因为他看重音乐，也懂得音乐，含有大部分民歌的《诗经》之所以能够保留并得到尊重，和他的提倡并作为教材也是分不开的。——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
记载孔子的言行的书主要的是《论语》，《论语》未必是成自一手，但大部分可能是曾子的门人整理的（参看柳宗元说）。曾子死于公元前四三六年，书中记到曾子的死，所以这书的编成应该在公元前四三六年以后。《论语》是孔子及其周围（包括反对孔子的人）的生动活泼的记录。文字是那样简单，但已经能够传达丰富的思想感情，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十七）这是多么简练含蓄！它已经能够刻画人物，像写子路的直率、子贡的聪明、颜渊的谦虚，都是非常成功的。孔子和子路的对照，就宛然像《吉诃德先生传》[2]中的吉诃德和山冠[3]一样，也像《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一样。《侍坐》一章（《先进》，二十四）是典型的刻画人物的一个好的短篇。由于孔子讲究辞藻，记载孔子的话处也往往富有形象性，而耐人寻味，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二十八），“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都是意义深刻、富有暗示性而又有形象化的辞藻的。
《论语》是用对话体写的一部最早的书，也是十分成功的一部书。
《论语》中记载了《凤兮歌》，让我们见到最早的楚辞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