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乾隆禅位的真实原因
乾隆间，高宗常自言：践阼之初，即以周甲归政告天。至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辛亥，帝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高宗遵世宗家法，不立太子，唯密定皇储，缄名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后。始于乾隆元年，密定元后孝贤皇后所生皇二子永琏为太子。三年殇，追赠为皇太子，谥端慧；时仁宗未生。至三十八年，仁宗生十四岁，被密建为太子。至六十年九月辛亥，集王公、百官御勤政殿启密缄，立为太子，并命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颙字，是为嘉、道两朝帝讳自避习用字之始。
丙辰元旦，举行授受大典。帝侍太上皇帝诣奉先殿、堂子行礼，遣官祭太庙后殿，太上御太和殿，亲授帝宝，帝跪受宝，太上受贺毕还宫，帝即位受贺。奉太上传位诏书，颁行天下，覃恩有差。太上以宁寿宫为颐养之所。太上有所行幸，帝必从。帝听政，必御乾清门；在圆明园，则御勤政殿。三年之中，太上训政。当乾隆之季，高宗倦勤，和珅用事，帝之得立与否，和珅颇有关系。既受内禅，高宗已称太上，耄而健忘，和珅颇能左右其意指。清世所传如是，然无正大之纪载。及阅《朝鲜实录》颇足征实，节录如下：
朝鲜《正宗实录》，二十年，即清嘉庆元年，三月十二日戊午，召见回还进贺使李秉模等，上曰：“太上皇筋力康宁乎？”秉模曰：“然矣。”上曰：“新皇帝仁孝诚勤，誉闻远播云。然否？”秉模曰：“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李秉模于二月十九日乙未，先有驰启言：“正月十九日平明，因礼部知会，诣圆明园。午后，与冬至正、副使入山高水长阁。太上皇帝出御阁内后，入参内班，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黄昏时，太上皇帝从山高水长阁后御小舫，嗣皇帝亦御小舟随之，又令臣等乘舟随后，行数里许下船，入庆丰图。太上皇帝御楼下榻上，嗣皇帝侍坐，设杂戏赐茶。使内侍引臣等乘雪马行，一里许下岸，仍为引出退归。……臣等使任译问：“从今以后，小邦凡有进奏进表之事，太上皇帝前及嗣皇帝前，各进一度耶？”答云：“现今军机姑未定例，当自有文书出去云。”申后，礼部又送上马宴桌于馆所。二十六日，礼部知会有传谕事件，年贡、庆贺各该正、副使明日赴部。故二十七日巳时，臣等及冬至正、副使与任译诣礼部，则员外郎富森阿誊示传谕事件，以为贺使带来三起方物，业经钦奉敕旨：移准于下次正贡。再现奉敕旨‘此后外藩各国，唯须查照年例，具表赍贡，毋庸添备贡物于太上皇帝、皇帝前作两分呈进’”云云。
据此则内禅以后，依然政由太上，而和珅为出纳帝命之人，对外使且然，一切政务可想。但多一已显明之嗣皇帝，到处侍游侍宴，以全神贯注太上、和珅喜怒而已。此为仁宗动心忍性之日。
又：二十一年，即嘉庆二年，二月十七日戊子，冬至正使金思穆、副使柳 在燕驰启曰：“臣思穆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追到燕郊堡，与副使臣 ，书状臣翊模会竣使事间，于皇帝宴戏，辄进参，太上皇召至榻前，亲酌御酒，凡三赐之，又频赐食物，命撰进观灯诗，臣等各制七言律诗一首以进，赐缎疋、笔、墨。圆明园宴时，太上皇使和珅传言：‘尔还以平安以过，传于国王。’又问曰：‘世子年纪几何？’臣等对曰：‘八岁矣。’又问：‘已经痘乎？’臣等对曰：‘未也。’”
乾隆末荒于游宴，具见《朝鲜实录》。至授受礼成，太上既自命倦勤，又率帝般乐怠傲，稀御几务。时禁旅苦战苗疆，白莲教横行川、楚，天下不谓太平，而视为癣疥，戏愉之态，不为贬损。国史所不详，属国陪臣目击之纪载，足尽当日训政时情事。
又：三月二十二日丙戌，冬至书状官洪乐游进闻见别单，中有两款，关太上皇帝及皇帝情状：一、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二、皇帝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故筵臣之敷奏文义者，俱得尽意。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上眷注，异于诸臣，盖墉夙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云。
和珅之权加重，乃由太上之记忆力益衰，和珅不过为传太上意指之人，所传之真不真，无从质证，不得不畏而奉之，则其对嗣君不暇计自全之道，假借一时而已。嗣君于政事虽沉默，然讲筵犹可择人自近，其韬晦之程度，不过至不敢预政而止，未尝至自饰为清狂也。附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尽倾陷，则亦非大奸慝，唯乘太上之耆昏而专擅，亦未尝顾及后祸矣。
太上崩在正月初三，前数日岁杪时犹及见太上临御问对。其使臣岁币事宜及成服礼节，不关当日事状者从略。朝鲜国中犹称中国敕使为北使，且以成服礼隆重为耻，对故明久而犹慕恋不已；对清则终以夷狄视之，此则直到朝鲜亡国犹然。特乾隆时累记宫庭之富盛，稍异以前诅呪菲薄之口吻耳。
太上有遗诰，朝鲜于敕使到日，敕中即遗诰之文，然不见于《东华录》。《东华录》决不肯遗此冠冕文字，其不载，当是《实录》所本无。遗诰中自述功德，《东华录》于上谕中述之，即缘以奉上尊谥，而于当日未蒇之军事，遗诰中作铺张粉饰之语，上尊谥谕中不之及，别一谕则直发其欺蔽皇考高年之罪，以归责于将帅，是与遗诰不侔。可见太上初崩，在廷之举措，旋即有所改正。此与和珅之得罪，皆朝局之小小翻覆也。
《朝鲜实录》：三月初二日庚申，幸慕华馆迎敕，还御庆熙宫，宣敕于崇政殿，敕书曰：“奉天承运太上皇帝诰日：朕唯帝王诞膺天命，享祚久长，必有小心昭事之诚，与天无间，然后厥德不回，永绥多福。是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一日履乎帝位，即思一日享于天心。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易也。朕仰荷上苍鸿佑，列圣贻谟，爰自冲龄，即蒙皇祖钟爱非常，皇考慎选元良，付畀神器。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唯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不懈益虔，每遇郊坛大事，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自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唯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对章奏，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却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频施，不下亿万万。唯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佑，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凡此肤功之迭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回忆践阼之初，曾默祷上帝，若能仰邀眷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其时朕春秋方二十有五，预料六十年时日方长，若在可知不可知之数。乃荷昊慈笃祜，康强逢吉，年跻望九，亲见五代玄孙，周甲纪元，竟符初愿。抚衷循省，欣感交加。爰于丙辰正朝，亲授玺皇帝，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非欲自暇自逸，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后，朕日亲训政，盖自揣精力未至倦勤，若事优游颐养，则非所以仰答天祖深恩，不唯不忍，实所不敢。训政以来，犹日孜孜，于兹又逾三年。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寰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纡，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日弛也。越岁庚申，为朕九旬万寿。昨冬皇帝率同王公内外大臣等，预请举行庆典，情词恳切，实出至诚，业降敕旨俞允。夫以朕年跻上耋，诸福备膺，皇帝合万国之欢，申亿龄之祝，因为人子为人臣者无穷之愿，然朕之本衷，实不欲侈陈隆轨，过滋劳费。每思《洪范》以考终列五福之终，古帝王躬享遐龄，史册相望，终归有尽。且人生上寿百年，今朕已登八十有九，即满许期颐，亦瞬息间事。朕唯庄敬日强，修身以俟，岂尚有所不足而奢望无已。朕体气素强，从无疾病，上年冬腊，偶感风寒，调理就愈，精力稍不如前。新岁正朝，犹御乾清宫受贺，日来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皇帝孝养尽诚，百方调护，以冀痊可。第朕年寿已高，恐非医药所能奏效。兹殆将大渐，特举朕在位数十年翼翼小心，承受天祖恩佑之由，永贻来叶。皇帝聪明仁孝，能深体朕之心，必能如朕之福，付托得人，实所深慰。内外大小臣工等，其各勤思厥职，精白乃心，用辅皇帝郅隆之治，俾亿兆黎庶，咸乐升平。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矣。其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天地宗庙社稷之祭，不可久疏，百神群祀，亦不可辍。特兹诰诫，其各宜遵行。”
此遗诏于嗣君初无抵触，而官书竟不载。细绎仁宗谕旨，于川、楚军事，词气与此迥殊。时战斗方张，距蒇事之期正远，遗诏先作自欺欺人之语，仁宗殆觉其可愧，故于《实录》去之。检太上崩日谕旨，欲行三年之丧，谕有云：“服制一节，钦奉皇考遗诏，持服二十七日而除。”此三句即根据遗诰而来，是必有一遗诏也。此诏颁之属国，而卒不入《实录》。其于应述功德，改用上谕，即在太上崩逝之日，谕云：
自古帝王，功德显著，并有隆称懿号，昭垂万世，典至巨也。我皇考大行太上皇帝，御极六十年，抚御万邦，法天行健，遇郊庙大祀，必亲必敬。崇奉皇祖妣孝圣宪皇后四十二年，大孝弥隆，尊养备至。综览万几，爱民勤政，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铤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
自此以下，言其诗文全集之富，开四库，刊石经，集石鼓文，复辟雍制，研六律，纂群编。乃言文德为遗诰中所未见。其以上则皆遗诰语而浑括之。遂以此代遗诰。而于川、楚军事则于次日癸亥，别发一谕，正是不以遗诰为然之意。谕云：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来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唯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即如在京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其自军营回京者，即平日穷乏之员，家计顿臻饶裕，往往托词请假，并非实有祭祖省墓之事，不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此皆朕所深知。可见各路带兵大员等有意稽延，皆蹈此借端牟利之积弊。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所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胁者。若再加之朘削，势必去而从贼，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无怪乎贼匪日多，辗转追捕，迄无蒇事之期也。自用兵以来，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仰窥圣意，自以国家付托有人，他无可谕。唯军务未竣，不免深留遗憾。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耶？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糜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即如数年中，唯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唯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军务关系紧要，不容稍有隐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若稍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军营积弊，已非一日。朕总理庶务，诸期核实，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而于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从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唯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初四日既有此谕，而遣使颁发遗诰自远在其后。是在当时并不隐藏遗诰，虽与谕文抵触，未计及也。唯可知遗诰乃宁寿宫所出，和珅等所定。又证以谕中言“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之说，则遗诰本非实有太上亲笔，与历来遗诏，出于顾命大臣等之手者一辙。本非仁宗所预知，后遂删去亦不为嫌也。所云：“伊等以皇考高年，唯将吉祥语入告。”明揭前日欺饰之源。又云：“朕止以时和岁丰，平贼安民为上瑞。”明不以捏报吉祥语为瑞，言外可知太上之耄荒，与昔日处分张广泗、讷亲等时作用大异。一和珅得窥其旨，将帅皆从而附和之。仁宗时年已四十，犹自称幼主，盖愤于和珅、福长安辈以太上旧臣相临也。
《朝鲜实录》：“三月三十日戊子，书状官徐有闻进闻见别单，中有云：（一）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仍命与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又召入大学士刘墉、吏部尚书朱珪。珪则为珅中伤，方巡抚江南。乃于初八日，下珅于刑部狱，数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
初四日为太上崩之明日，《东华录》不书免和珅两职事。至初八日丁卯乃书以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史稿·本纪》从之。下狱时乃夺和珅大学士职。初四日先夺两兼职，不相抵触，但可补史之略。至数珅二十大罪，《东华录》所纪，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谕“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轻为更易，获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经科道列款参奏，实难刻贷。是以于恭颁遗诏日，即将和珅革职拏问，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拏问和珅，亦即于是日颁遗诏，是明明有遗诰也。所云“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纠参，由王念孙为倡，见念孙《本传》，原疏未见。盖罪状经上谕乃明，并非言官所尽知也。先以纠参而拏问，继由王大臣鞫讯，和珅供认，乃有十一日之谕。谕中已言鞫讯供认情事，着通谕各省督抚，今将已指出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覆奏。至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覆到，再奉谕始定为二十款。和珅《本传》遂以宣布罪状为在十五日，其实初八日已宣布矣。第一款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可见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为大罪，不受和珅之笼络。和珅以仁宗韬晦，疑为庸碌无能，故以拥戴为功，冀邀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亲政之日。此见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国史》具详，今可不赘。十八日赐和珅自尽，史文遂以谕宣罪状为在其日，官书盖未若《朝鲜实录》能详现状矣。
徐有闻闻见别单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为郡王者，及婢妾奴仆，并时囚系，封门孥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别业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孙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宝玩山积，过于王府。皇帝初欲剐杀之，皇妹之为珅子妇者，涕泣请全其支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缢而死。”
和珅有婿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详其人，虽经囚系，亦必旋释。和珅之狱，概未株连。仁宗初年，亦由操心虑患而来，故颇有意识，不甚为过当之举也。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由其高祖尼牙哈那军功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年冬，始迁乾清门侍卫。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户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自此遍历重职，且为翰林院掌院，四库馆正总裁，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累次。盖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当充乾清门侍卫，即一见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议者也。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和珅籍没清册成专案，今已印行，详故宫《文献丛编》。
别单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唯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至是处置明决，众心悦服。又下一谕，以为重治珅罪，实为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贷。初不肯别有株连，唯儆将来，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自有此诏，平日之趋附和坤者，始无疑惧之心云。”
清代两权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贪黩乱政之罪。和珅之贻误军国，正为贪黩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别言之，不过不欲株连，以此开脱行贿者耳。圣祖之于明珠，一经发觉其罪，即授权言官，使振纲纪，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养成大患，免其阁职，仍获以内大臣效用。于所宠爱，保全实多。高宗自谓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梁武、唐明，其晚节颓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参明珠直声震天下，实由高士奇受圣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为定稿乃上。见李光地《语录》。且云：“这样龙、比，很容易做。”然则圣祖之不欲自示聪明，而以风节成就台谏，尤不可及也。
第二节 祸起三省苗
乾隆末叶，以十全武功自夸大，吏治不饬，滋生变端，得清强长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亲，旗下贵介，借以侈其专征之绩。轻调重兵，但张声势，不求其肯綮所在，费繁役困，迭殒重臣，草草告蒇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贤有司，而后真有措手之道，历十余年乃大定。绝非高宗所信赖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见人君骄侈偏私，虽富强无益于事。嘉庆初三省苗事，官书侈福康安之功，于事实正相反。此亦盛极而衰之一征象。守文之主，尚能补救于用人之际，尽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为清代应付内乱中最有意义之一事。
乾隆间国威远震，视边裔之民，较腹地编氓，尤为鱼肉。苗民介湘、黔山中，环以凤凰、永绥、松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营汛相望，其驭苗也，隶尊如官，官尊如神。汉民与苗民相接，亦存凌侮之意。官弁军民，各肆其虐，苗民无所控，铤而走险。高宗未尝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悬，却急谋私亲之封拜。清《国史》载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余年来，读史者亦从而尊信之，今不能不发其覆，以为后世之遇变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广提督刘君辅奏：“正月二十二日，准镇筸镇总兵明安图咨：黔省松桃厅属大塘苗人石柳邓，聚众不法，恐窜入楚境，见带兵堵截。旋于二十五日，据镇筸游击田起龙等禀称：侦闻永绥厅属黄瓜寨苗人石三保，纠众抢劫，由永绥之黄土坡及凤凰厅之栗林，烧毁民房，杀毙客民，见在竭力保护城池等语。臣恐石三保等，或与大塘苗人勾结，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凤凰、栗林等处听用，臣带本标将弁及战兵六百名，前往办理。”是为苗事之始。
是日谕军机大臣等“贵州、湖南等处苗民，数十年来，甚为安静守法，与民人分别居住。向来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来无禁，地方官吏暨该处土著及客民等见其柔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迨至酿成事端，又复张皇禀报。看来石柳邓、石三保等，不过纠众仇杀，止当讯明起衅缘由，将为首之犯拏获严办，安抚余众，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带领多兵前往，转致启其疑惧，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众，成何事体”云云。此谕深悉苗变缘由，则整顿政治，不必倚恃兵威，应有定见。乃甫阅两日，戊午，湖广总督福宁奏“正月二十九日，据辰州府禀报：乾州城已被围，仓库被劫，并闻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检汪瑶俱已殉难。各路苗人约有数千，镇筸镇臣明安图在永绥、鸭西地方被阻”等语。奉谕“逆苗聚众不法，必须痛加剿除。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机剿捕”云云。剿捕而烦此大勋贵，则封拜之欲起矣。再阅八日，丙寅，又谕“和琳自西藏暂缓来京，接受四川督篆，带印速赴酉阳驻扎。并谕孙士毅交卸督篆，仍暂留四川。设和琳有需要带兵策应剿捕事宜，孙士毅兼办军需，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云云。和琳者，和珅之弟。权贵群集，封拜之欲更炽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谕：“福宁奏，查询起衅根由，据百户杨国安供‘苗人生计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与苗人争执，以致生变’等语。客民与苗人争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借端滋事，良民尚被扰累，何况苗民，岂有不恣行陵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员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争执，即为起衅之由。此事着福康安于事定后，必须切实查询，究明严办，以示惩创。”高宗既知苗民激变之有由，其查究应在用兵之先，待事定后，则屠戮已畅，封拜已遂，乃始理激变之失，其何能及？
自是福康安、和琳迭次奏捷邀赏。和琳旋命专任军事，川督仍由孙士毅署理。福康安一赏三眼翎；再赏由公爵进封贝子；三赏貂尾褂；四赏官其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五赐御服黄里元狐端罩，皆在六十年年内。明年嘉庆元年，更命赠其父傅恒贝子。至五月染瘴卒于军，加郡王衔，从傅恒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和琳则一赏双眼翎；再赏封一等宣勇伯；三赏上服貂褂；四赏黄带；五赏加太子太保，赏元狐端罩；入嘉庆元年，赏用紫缰。福康安卒，命督办军务，再赏三眼翎。八月卒于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此苗事尚未结束，权贵所已邀之封拜也。其奏捷之词，则攻破苗寨数十百计，擒获首领吴八月，据称八月自诡为吴三桂后，自称吴王，是为福康安督办时之功。福康安督七省官兵，计两广、两湖、云、贵、四川之兵皆集，与苗相持一年余。始既奏么么不足数，及老师旷日，则频以暴雨山潦阻涨为词，而饷道崎岖，先后益兵数万，降苗受官弁百余人，月给盐银者数万人，旋抚旋离，军士中暑毒死甚众，数省转输，费巨万计。及和琳代将，擒石三保，此为和琳督办时之功。八月和琳又卒，额勒登保代将，又斩石柳邓父子及吴八月之子吴廷义。此数苗族首领皆倡乱以来所指目。其实苗之为乱，不与此数人相终始，撤兵以后，苗中为数首领所为者何限。当时以著名苗族首领俱获，平陇寨亦克，而白莲教日益蔓延于川、楚，急于移师应之，遂告苗事已毕定，又封明亮襄勇伯，额勒登保威勇侯，德楞泰子爵，鄂辉男爵，时嘉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子也。至奏报中，大帅之运筹，将士之用命，起势之凶猛，苗寨之险阻，自是封拜应有之资。而以腹地蕞尔数百里间，劳师七省，用众数万，乱事未平，指目之首领亦未尽获，而二贵迭封，与开疆拓土之功无异，官文书所载如是。
《圣武记》一书，各篇亦多以官书为本，间采私家著述，或转有失实者。唯湖、贵苗事，独不据官书，极得事实。盖自事定宣捷、爵赏既沛之后，苗变复起，经营十年，而后化苗为民，易兵为屯，纯得力于政治。魏氏生长湘南，耳目相接，其乡先辈严如熤号乐园者，躬预其事，又专著为书，有《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作。平苗兴屯之傅鼐，大功成于一手，魏氏熟娴其事，又由傅鼐后任姚兴洁招修《屯防志》、《凤凰厅志》，考订公私文据极详。故此篇之首即云：“呜呼！以臣所闻，乾隆六十年湖苗之役，盖与当时颇殊云。”此盖深悉乡里近事，毋庸作考订类似语矣。所叙大帅之失机，奏保之不实，诱擒石三保出于效顺之土蛮而由绅士严如熤力白其被诬之头目张廷仲，始屡收其效。征苗之师，以嘉庆二年三月撤移，应湖北教乱之急，留官兵二万分防，而降苗受抚，月给盐粮银者三万七千人，劫掠四出，边无宁日。抚事由总督毕沅、巡抚姜晟主之。及四年，黑苗吴陈受又起，于是诏问：“久奏勘定，何复有纠众数千连犯边卡之事？”是前此福康安、和琳奏报不实，及草率蒇事之咎。自是湖、贵大吏不敢讳用兵，始奏以凤凰厅同知傅鼐总理边务，乃有募勇修碉，兴屯充饷，苗疆乃安。清《国史》亦载鼐《传》，其安苗之功未尝不纪。则元年之“荡平封拜”，二年之“奏凯移兵”，其为粉饰何如？《圣武记》载鼐复总督百龄书，稍见真相。魏氏集中有《傅鼐传》一首，读此乃知苗事真相。俱录如下：
鼐复总督百龄书日：“三苗自古叛服靡常，治之唯剿、抚两端，叛则先剿后抚，威克厥爱乃济。迩者楚苗之役，福、和二大帅以七省官兵，挞伐二载，而未底定，何哉？论者谓始则恃搏象之力搏兔，以为功成指顾，而无暇总全局以商定算。继则孤军深入，苗巢前坚后险，实有羝羊触藩之势。兵顿乌草河、牛练塘、九龙沟者俱累月，不得已广行招纳，归咎于客民争占之滋衅，尽撤苗巢汛四十八处，以期苗释怨罢兵。如豢贪狼，养骄子。大功未就，相继赍志而殁。踵其后者，承士卒之疲劳，国帑之糜费，又值川、楚事急，仓皇移师北去。是以苗志得气盈，鸱张鱼烂，不可收拾。而大兵既罢，势难再议兴戎。鼐思民弱则苗强，民强则苗弱。因而卫民以壮其气，练勇以摧其锋，驾驭以伸其信，进剿以威其凶。碉堡既成，我墉斯固。坚壁清野，无可觊觎。而后入其穴，扼其吭，夺其恃，歼其强，稚莠渐除，良善乃康。此又嘉庆二载来善后之情形也。”
据此书则事尚未蒇，而既报平定撤兵，不能复言兵事，于是所有真实安苗之举，反作非兵事论。使以前张皇讳饰之军功，独专封拜，岂不可笑！
清《国史·傅鼐传》：谕曰：“傅鼐由佐贰出身，荐升道员，历任苗疆十有余年，剿除顽梗，安抚善良，前后修建碉卡哨台一千余座，均屯田土十二万余亩，收恤难民十万余户，挑留屯练八千名，收缴苗砦器械四万余件。又复多方化导，将苗民妄信巫师椎牛聚众恶习，禁止革除，设立书院六处、义学一百处，近日苗民已知向学，吁求分额考试。所有凤凰、乾州一带边界苗众，实已革面洗心，辑宁安堵。凡该省历任大员，及在廷诸臣，多称系傅鼐一人任劳任怨，不顾身家，尽心筹划，克臻完善。朕久有所闻，特因未识其人，尚未特沛恩施。本日召见傅鼐，见其人安详谙练，明白诚实，洵属杰出之才，堪为苗疆保障。着加恩赏给按察使衔，令其先换顶戴，以示奖励。十四年，补授湖南按察使。十六年六月卒。”此下恤典，照巡抚例赐恤，谕文从略。
清《国史传》最不明了，盖缘嘉庆元年之苗疆平定案不撤销，封拜不追夺，则苗疆不得为军事地方，所叙傅鼐之功，竟不知建碉置卡，屯勇均田，一切所为何事。嘉庆四年之擒获吴陈受，五年之击毙吴尚保，明系战绩，而隐约有似寻常捕盗。既云独总其成，又云帮同道员，因总理边务一年，而其官仅同知，不足呼应各厅营，乃赏道衔。丁忧不开同知缺，改为署任，是大吏统军夺情办法，亦不叙明军中墨绖之义。元年善后案，既定清查叛产收缴苗寨器械，乃十年不办，即是乱事未毕，无后可善。至此由鼐举行，乃真蒇苗疆兵事。叙述全不明晰。谕中言苗众革面洗心，辑宁安堵，中外大臣，多称系傅鼐一人筹划。则前此封拜多人，举不及此一人矣。而持其出身佐贰，以示资格不及亲贵。虽成永久之功，不及涂饰一时之计也。在鼐乐以才器自鸣，功名自奋，原不问区区官赏，但从此知汉人中有人才，非若旗员挟从龙之阀，椒房之亲，赖专制之积威，朘举国之物力，重赏严罚，驱策效死之士，仅成焦头烂额之短计，不顾其后，兵撤即乱事如故。且苗本不出其乡，出入不过数州县，若有意涂饰，尽可糜烂三省，而自谓太平，虽数十年间，亦或不至窜扰天下，震惊宫阙也。故自以为平定即平定也。知此则七省大兵本不当用，既用而撤移，官书有所牵掣，不言嘉庆元年以后尚有苗民之变。其实清一代能定内乱者，莫善于苗疆之役，而实在虚报平定不许动兵以后。魏氏于《圣武记》之外，作《傅鼐传》，此则既传苗事之真相，所谓用武力之成分少于用政治者甚远，唯傅鼐足当之矣。录魏氏《鼐传》如下：
“嘉庆初，湖北、四川教匪方棘，诸将移征苗之师而北，草草奏勘定，月给降苗盐粮银羁縻之。而苗氛愈恶，借口前宣勇伯和琳苗地归苗之约，遂蔓延三厅地。巡抚姜晟至，倡以苗为民之议，议尽应其求。时凤凰厅治镇筸，当苗冲，同知傅鼐有文武才，知苗民愈抚且愈骄，而兵罢难再动，且方民弱苗强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十余碉则堡之，年余犄角渐密，苗妨出没，遂死力攻阻，鼐以乡勇东西援救，且战且修。其修之之法，近以防闲，遥其声势，边墙以限疆界，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堵敌，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战，以遏出，以截归。边墙亘山涧，哨台中边墙，炮台横其冲，碉堡相其宜。凡修此数者，近石以石，远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枪，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为之不可失也。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盗不逾；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数敷，犄角故势强。’民竞以劝，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将中鼐开边衅罪，又兵备道田灏者，阿大吏意，吝出纳以旁掣之，事且败。会四年，镇筸黑苗吴陈受众数千犯边，于是有‘苗疆何尝底定’之诏。责巡抚姜晟严获首贼。鼐为禽之，始奏加知府衔俸。是年碉堡成，明年，边墙百余里亦竣，苗并不能乘晦雾潜出没。每哨台举铳角则知有警，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戒严，于是守固矣，可以战。时镇筸左右营黑苗最患边，适谍晒金塘骁苗悉出掠泸溪，即夜三路捣毁其巢，复回要伏苟 岩，大歼之，苗气始夺。六年而贵州变起。盖湖南环苗东、南、北三面七百余里，其西南二百余里之贵州边，尚未修备。故石岘苗复思狡逞，煽十四砦并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乡勇千五百驰赴铜仁，而贵州巡抚伊桑阿至，叱其越境要功，鼐还楚界。伊桑阿遂以招抚勘定奏，回贵阳。时首逆枪械皆未缴，各砦方沸然，边民赴愬云贵总督琅玕。琅玕至，急檄鼐会剿，三日尽破诸砦。……琅玕奏楚勇功最，并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误边罪，为新巡抚初彭龄所劾，伏法。鼐遂奉旨总理边务。鼐以永绥孤悬苗巢，形如釜底，自元年尽撤营汛后，城以外即苗地，有三难二可虑，议迁城花园，而贵州方借永绥声援，难其移。鼐乃请于贵州边设螺蛳堡，移湖南守备戍之，助弹压。于是总督琅玕亦奏移驻是。七年九月，厅既移出，群苗争占旧城，弥月枪炮闻黔境，鼐以乡勇数百，深入弹压，忽远近苗大集，鼐急据吉多砦，苗数重环之，铳如雨骤，鼐按兵不动，徐以奇计穿围去。苗疑不敢逼。然自此遂议缴枪械，以绝其牙距。其抗命者，则复有永绥生苗、凤凰黑苗之剿矣。初永绥以厅城孤悬掣肘，从未深捣其巢，及是果抗缴械，阻丈田。于是石崇四等纠数千苗，复大猖獗。而是时厅已移出，且分驻形势地，又得贵州螺蛳堡可驻兵，遂立以乡勇千余，苗兵二千往，首败之夯都河，连烧六砦，乘胜穷追，宿阳孟冈。五鼓，万苗突至，四面噪攻，我兵时火药少，后路已绝，势岌岌。会雨霰杂下，苗绳硝皆湿，枪冻。比晓，我兵刀槊并前，人自为战，鏖至山后，斩堕溺死二千余，生擒石崇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蛳堡，连剿破口、漏鱼、补抽等寨，皆焚巢破卵。是役也，贼起事即戕良苗，故鼐得以驱策苗兵深入，转战月余，破砦十六，获枪炮刀矛三千有奇，余砦乞命降，永绥苗一举平。由是师行所至，万苗詟服，纳兵恐后，罗拜犒迎。贵州吏未能行令于黔苗，鼐并檄黔砦勒缴枪械，震叠罔抗，边境销兵，时嘉庆十一年也。”
以上为平苗之真实兵事。前此七省大兵，乃兵至苗去，兵过苗集，治标不治本之策。《圣武记》谓：嘉庆元年六月，和琳复乾州，使额勒登保等进攻平陇，而自与毕沅（新任两湖总督）、福宁（旧任，调督两江）及巡抚姜晟等。遂奏善后章程六事，大抵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唯购收枪械一事，颇关系而议旋寝。及嘉庆十年，兵备道傅鼐始按察勒缴四万余件云。《东华录》不载和琳善后六事疏，殆以善后之说为虚饰，以后十年事实具在，故《实录》删之欤？清《国史·和琳传》则曰：“七月，疏陈苗疆善后六事：清厘田亩，归并营汛，酌改土弁，修复城垣，收缴鸟枪，安插被难民人。上以收缴鸟枪一条，尚须斟酌，仍敕和琳筹办妥善。”然则缴械事反由上意寝之，此亦太上耄昏，和珅用事，知其弟所必不能办而故缓之也。夫不缴械则何谓善后，此固给盐粮以养持械之苗民，使遇机而逞。和琳于给银、缴械二事，尚不敢不并言，中旨成就其封拜之盛，亦由白莲教日炽，急欲移师，乐得置苗为后图也。
《传》又言：“初乾隆乙卯，嘉勇贝子征苗时，川、湖、贵、广重兵环境，湖南提督刘君辅进五路平苗策，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军。鼐则侦谍阒然，声东击西，倏然其去，忽然其来。苗各自守则党日离，不测则情益绌。从来备西北边，莫善于李牧一大创之法，御流寇莫如坚壁清野法，而惩苗则莫如沈希仪雕剿法，鼐专用之。大小百战，歼苗万计，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余口，而所用不过乡兵数千。则又其训练有过人者，大都苗兵有三长：奥壑重巇，足仄目悸，兽跖猱腾，如蓦平地，此一长也；地不可容大众，其进无部伍行列，退则鸟兽窜，冈回箐邃，贼忽中发，内暗外明，猝不及防，此二长也；铳锐以长，随山起伏，命中莫失，唯腰绳药，无重衣装，耐饥渴寒暑，此三长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轻走以习步，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俯击仰攻，临敌亦不方阵进，呼聚啸散，无异以苗攻苗，又苗兼挟利刀，乘火器甫发，冒烟豕突，因兼习藤牌刀法，狭路相逢，则短兵接战，复以趋捷胜。每战还必严汰，不但趦趄者去，贪掠者去，即徒勇而昧机宜昧号令者亦去，数年始得精兵千，号飞队。优养勤练而严节制之，行山涧风雨而行列不乱，遗赀货载道无反顾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阵亡若子弟，报公愤如私仇。而乡兵既明地利，习苗情，又多被祸同仇之家，故致死如一。十年，剿永绥苗事闻，诏各省督抚提镇，以鼐练乡勇法练官兵。《宋史》称辰州土官秦再雄练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历山飞堑，遂一方无边患。故详著之，庶后筹边君子有考焉。”
以上为与苗民战之兵来历及编练。就地发自爱身家之人，以地方官为帅，不用勋贵之重，七省调发之烦，批却导窍，不用泰山压卵大而无当之力。此因兵事而详其兵制者。以下乃可言善后。非元年平陇未下，和琳等遽奏善后六条，后悉作废之比也。
《传》又言：“至其屯田一事，与修边御苗错举，皆于十年蒇事。其始不无广占民田，以权利害轻重。及事定民争复业，屡有讼言，于是议者人异词。今独载鼐上巡抚高杞书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兵卫民，民实屯。有村堡以资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维，迩者贵州巡抚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请陈利害情形而效其说。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其营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师后，苗云扰波溃如故。维时鼐竭心筹之，无出碉堡为上，遂募丁壮子弟数千，以与匪苗从事。来痛击，去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而后苗锐挫望绝，薪烬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载，用兵以来，已糜帑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而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虞，则目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于始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逸于终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田亩多少。凤凰厅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共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千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余亩。而后边无余隙，各环苗境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兵无以守，勇丁非田亩无以赡。在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即后路同资屏藩，亦乐损有余以补不足。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则其亲族，而距边稍远者，则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土民杂处者，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为无赖，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稽之古效则如彼，筹之今势则如此，唯执事裁之。’其坚持定议者大指盖如此也。”
以上为善后之根本。高杞任湖南巡抚，在嘉庆七年至八年，时办屯已有效。以丁御苗，以屯养丁，兴屯之田，视需丁之数而定，均之于民户，而计其所养之丁，仍为各户子弟亲族。又有但输屯租，不以田别授者。后来首祸已弭，民思故业，不免兴讼，遂于鼐有间言。当其初不费国家给养，而得节制精劲之兵，功成之后，民有缺望，国家当设法代弥之，而反为任事者之谤议，较之福康安之泥沙帑项，师亦无功，徒得封拜，何可比也。
《传》又言：“积久制益密，田益辟，则又有出前议外者。于是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又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补助折耗，以廪赏，以葺缮，以赒恤，百务并举。而苗占田三万五千余亩，亦以兵勒田，别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复自呈七千余亩为经费。以苗养苗，即以苗制苗。于五年陈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陈经久八事，十二年复陈未尽七事。大抵其经费田，皆佃租变价者，其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者。其训练与农隙讲武，则屯守备掌之，以辖于兵备道者。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故约官与兵民日：‘无擅入苗砦，毋擅役苗夫。’约苗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靡财，毋挟枪矛寻睚眦以酿衅。’则永永不穷且变，遂同学校同考试，呜呼，其亦善深长思矣。”
以上为真善后。《先正事略》又详之云：“又以诗书礼乐，化其獉狉之气，请将乾、凤、永、保四厅县，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苗字号，外加中额一名。苗民益感奋。”李元度亦湘人，故《事略》亦得其详，然大致用魏氏说，稍补苴耳。当时收拾人心，以科举为最有力，新疆于清末行科举数次，遂与满、蒙、藏情态迥殊，苗疆善后，至此而攻其心矣。
《传》又言：“雍正间，张尚书广泗改黔、粤苗归流，设九卫军屯法，盖以经略督抚之权行之，故帖帖无异议。鼐区区守土吏，未领县官斗粮尺兵，所事大府，不掣肘即已幸，徒自奋于龃龉拮据中，盖独为其难。即其始欲不借屯以养丁，继不长屯以安乌合数千众，其可得乎？后之君子设身以处之。综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其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加按察使衔。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吁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边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给，门一木匦，诉者投满其中，夜归倒出阅之，黎明升堂剖决尽。兵民以专至，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权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十六年，复入觐，天子方将擢鼐巡抚湖南，而六月卒于宫。事闻震悼，赠巡抚，赐祭葬，敕祀名宦祠，并许苗疆专祠。呜呼！捍大灾，御大患，有大功德于民者矣。鼐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弼幼，故未有碑状。嗣兵备道者桐城姚兴洁，招源纂《屯防志》、《凤凰厅志》。志例当有传，乃传。”
以上略举兴屯之与所凭借，为三省安边，民得苏息。不当以事后之浮议为据。以平苗之人，而留苗疆去思，苗人德之如此。立苗疆专祠，较之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等祠，纯出于君主恩私者，其荣辱何如也！嗣子端弼幼，清《国史》作四岁。四岁嗣子主鼐后，故无碑状，则本无谀墓之文。魏源修《屯防志》及《凤凰厅志》，皆鼐立功所在，而屯防尤由鼐而成，《志》当有传故为传，更非有傅氏后人请托之，此诚地方人士之公论矣。
《啸亭杂录》谓：“福文襄王惑于幕客言，欲养贼自重，以邀封拜，乃顿兵不进，与川督和公琳日夜饮酒听乐。苗匪因玩视王师，煽惑勾连者日众，加以山岩险阻，我兵不能寸进。又有不肖将士兴言以价赎地，苗益肆无忌惮，日相焚掠。二公受瘴相继死。傅厚庵鼐，浙江人，以吏掾仕湖南，习知苗中情形，文襄王倚重之，明参政亮因荐公为凤凰厅同知。公受命时，乾州、凤凰各厅苗民出没，居民逃窜，公翦荆棘，招逃亡，团练乡勇数月，曰可以用命，因率兵攻苗寨。苗目笑曰：‘往时宿将如福王者，尚不敢撄吾锋，藐尔微员，何足污吾刃！’转战数旬，苗大败奔还其寨，公围之，苗民请降，公与之约曰：‘嗣后有阑入汉界者，檄诛不贷。’苗稽首唯命。公乃抚之曰：‘叛吾仇，降即吾子，忍不抚育耶？’苗民益感激。公在任十年，苗民无敢出寨滋事者。天子喜，擢公按察使。”
昭梿以宗室亲王，于福康安亦作此语，然其曰“养贼自重邀封拜”，则无是理。封拜则已封拜矣，又何用养苗民自重为？若不死，则久顿兵，必且无以见天下，其不进乃计无复之耳。
乾隆间辟新疆二万里，自是事实，然纯由天予，将帅无足称。余所谓“十全武功”，亦自乘富强之势耳。至征苗而亦于太上训政时告蒇，务与十全之语相配。其后十年，傅鼐成功，然后知平苗有表里二役。鼐之真实事迹为清代武事之足训于后世者，不可不知其详也。
第三节 南方白莲教起义
三省白莲教之役，为清代第一次长期之内乱，旗军之不得力，亦显露于此。其乱象与明季末年相仿佛。众股迭发，不相统率，残破各处，不据城池。出没三省，大股人数动辄数万。事亦起于乾隆中叶以后，而大发作于内禅告成太上训政之日。盖吏治至乾隆朝而坏，内乱之原，无不出于吏虐。康熙间崇奖清廉，大吏中有若汤斌、于成龙、张伯行、陈摈诸人为尤著。风声所树，为大吏者大率端谨。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高宗则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乱机已遍伏矣。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寿张清水教民王伦，以治病练拳，号召徒党。于八月间起事，袭城戕吏，连陷旁邑，方据临清旧城夺新城，援军大集，擒伦于城中，凡一月而平。明年而白莲教事发河南鹿邑，遂为川、楚巨乱之嚆矢。
《圣武记》曰：“白莲教者，奸民假治病持斋为名，伪造经咒，惑众敛财，而安徽刘松为之首。乾隆四十年，刘松以河南鹿邑邪教事发被捕，遣戍甘肃，复分遣其党刘之协、宋之清授徒传教，遍川、陕、湖北。日久党益众，遂谋不靖，倡言劫运将至，以同教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以煽动流伪。乾隆五十八年，事觉复捕获，各伏辜。王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唯刘之协远扬。是年，复迹于河南之扶沟，不获。
于是有旨大索。州县吏逐户搜缉，胥役乘虐，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富破家、贫陷死无算。时川、湖、粤、贵民，方以苗事困军兴，而无赖之徒，亦以严禁私盐、私铸失业。至是益仇官思乱，奸民乘机煽惑，于是发难于荆、襄、达州，骎淫于陕西而乱作。”
以上白莲教缘起。《东华录》不载，当出方略。《东华录》于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铺张内禅盛典。二十五日壬申，枝江、宜都白莲教聂杰人、刘鸣盛等纠众滋事，命惠龄剿之。惠龄，时湖北巡抚也。二月，擒聂杰人，而当阳白莲教林之华陷城戕官，命西安将军恒瑞率满兵二千往剿。三月初三日己酉，命乌鲁木齐都统永保往会剿。三月，襄阳白莲教姚之富与教首齐林妻王氏陷竹山、保康，施南之来凤亦陷，扰及四川酉阳。而恒瑞复竹山。四月丙子朔，命将郧县郧西责成陕甘督宜绵督属办理。竹溪至保康，责成永保、恒瑞。当阳、远安、东湖责成湖广总督毕沅。枝江、宜都责成惠龄、富志那。襄阳、谷城、均州、光化责成侍卫鄂辉等。来凤责成四川总督孙士毅。于是白莲教遍三省之交，三省大吏又益以北来禁旅尽赴军，声势浩然矣。未几，孙士毅且以剿来凤白莲教功晋男爵。又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龄各以兵会。又散蒙古窃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助骑队。六月，永保复请调湖南苗疆兵二万移剿。前督湖广之福宁，已调任督川留办兵事，与荆州将军观成破白莲教于旗鼓寨，投出者二千余，诱坑之，而以阵斩报，加宫保，益坚附从顽抗计。大帅麕集，各顿兵避战，久无功。赏复头等侍卫明亮追襄阳白莲教，教众走河南唐县，官军劳顿，复请增调山东、直隶兵四千，简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九月，以和琳卒苗疆，诏明亮驰往湖南，遂受平苗封爵而返。十月，四川达州徐天德等激于胥役，与太平东乡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四川故有啯民，盖金川之役，永保之父温福以大学士督师，于乾隆三十八年，败殁于木果木，逃卒无归，与悍民以剽掠为生计，散处于川东北者也。官捕之急，遂合于教。又襄阳白莲教亦多入川，皆战斗如素习。孙士毅已卒，新川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陕西巡抚秦承恩，皆无敢掩之者。毕沅唯力请罢苗疆兵移剿。白莲教愈蔓延，所过则官军报捷蒙奖，实则白莲教本不坚留一地也。总兵大员，累有战死者。
二年正月，苗事报大定，额勒登保奏移荆州将军兴肇兵回襄阳，总兵张廷彦兵二千余赴长阳，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率兵六千赴达州。白莲教又有王廷诏、李全诸股出没豫西。河南巡抚景安尤怯敌，其人和珅族孙，任用别有径窦，仁宗亲政后乃发之。在鄂境之姚之富、齐王氏亦入河南南阳，其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而豫西之教众则被清军追，又入陕，齐、姚各股又与合，清军尾追每后数日程，所突至无迎阻者，去则谓之扑灭，来则谓之滋扰，谓之蹂躏。四月，诏言“明季流寇横行，缘其时纪纲不整，朋党为奸，文恬武嬉，置民瘼于不问，以致坏事；方今吏治肃清，勤求民隐，每遇水旱偏灾，不惜多费帑金，蠲赈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应知感。邪匪不过乌合乱民，国家威棱远播，荒徼无不宾服。若内地乱民，纠众滋扰，不能立时殄灭，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云云。勤求民隐，实有此意；蠲赈兼施，实有此事，其不至为明之继者在此。至云吏治肃清，根本即为期谩。白莲教之随机数年不能已，岂得与吏治并存。时太上训政，和珅当事，锢蔽聪明，矛盾不自觉也。同日即免受扰应山等五县额赋。后七日，又予达县等三州县难民三月口粮及修屋银。此皆恤民之可证者。后复常有其事，然未知实惠及民否也？
军事在嘉庆初中制之最谬者，为严斥明亮、德楞泰奏请筑堡守御事，事在二年九月，《东华录》竟不载，清《国史·明亮》、《德楞泰传》亦无之。《圣武记》：“明亮、德楞泰奏言：臣等自楚入陕，所经村庄皆已焚烬，盖藏皆已搜劫，男妇皆已虏掠，目不忍见。已扰者固宜安恤，未扰者尤宜提防。查各州县在城之民，有城池以保障，是以贼匪皆不攻城。其村落市镇，仅恃一二隘口，乡勇或远不及防，或间道失守，仓皇逃避，不但衣粮尽为贼有，且备卫之火药器械，反以借寇而资盗。而各贼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逼胁之人为之乡导负运。是以自用兵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且兵力以保城为急，则村市已被虔刘；以保荆、襄为急，则房、竹、安、康已难兼顾。为今之计，欲困贼必须卫民，莫若饬近贼州县，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或数十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劳，贼匪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加以大兵乘压其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路即清一路。近日襄阳绅士梁有谷等，筑堡团守，贼屡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东各属，多有险峻山寨，只须令乡民临时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于以御贼安民，必可克期扑灭。”奏上，虽奉旨以“筑堡烦民，不如专禽首逆”，而坚壁清野之议实始此。魏氏不指当时之失计，而以后卒筑堡收功，谓实始于此。《史稿·本纪》：“十月戊戌，明亮、德楞泰请广修民堡，以削贼势，诏斥其迂缓。”而列传不见此事，可知《实录》本无，而《东华录》自无可录矣。
是时情况，据九月癸巳谕：“闻近日匪至一村，先将年壮平民逼令入伙，遇官兵辄令当先，贼匪随后接应。当先者被剿败，匪即先窜。官兵杀掠报功，节次折称杀贼无数者，皆逼胁平民，而真匪早远扬，所以日久不能成功。而新起入伙之贼，未必不由官兵驱迫所致。”至十二月癸亥，勒保奏言“贼匪随处焚掠，即随处勾胁，是以日久愈多。川、陕、楚三省犬牙相错，数千里崇山峻岭，处处有险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择隘堵御，贼又向无兵处滋扰，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未来，兵到而贼已去者。东剿西窜，南击北驰。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以言堵御，虽数十万兵亦不敷分布”等语。其为清野之法不行，清军以备多而见少，教众以所向随意而见多。徒以朝旨急于灭白莲教，不许先为灭之之备，虽亦真有奏捷之时，清军亦屡丧敢战之提镇大员，得失略相当耳。三年正月，以明亮、德楞泰追剿高均德，责其不先歼齐王氏、姚之富等，尽夺世职及优赏，止留本职戴罪图功。二月，并将明亮革职，拏交刑部治罪。而是时，明亮、德楞泰已破齐、姚于郧西，齐王氏及姚之富皆陨崖死。谕尚以未能生擒为不满，且言：“此时陕省首逆系高均德、李全，其次即张天文、阮正通，不可再令自毙逃戮。”
教之炽也，由于吏虐，仅凭教徒鼓众之口，实未可为信，教众之扰则有反证焉。四川南充县知县刘清，以贵州广顺拔贡官蜀，适当扰，清数以乡兵破之，所抚兵民，皆以儿子畜之，人乐为死。教众自为民时知清名，战莫为用，故遇清辄逃。教众分青、黄、蓝、白为号，白号首领王三槐横于蜀，总督宜绵命清亲入三槐营，三槐跪谒清，随至谒督，约率所部出降。清知降非诚意，设备以待。三槐于所约纳降之日，诡来投，所伏教众沿途接应，将为掩袭计，清大败之。此二年四月事也。三年，总督勒保受命专责剿办三槐，委清署广元县事，再议抚三槐，令清迭赴三槐营宣谕。三槐诣军门，勒保擒以奏捷，符诏书“生致首逆”之旨，勒保由侯晋公，晋和珅由伯为公，封珅党福长安爵侯。时距平乱尚远，只得教中首领之一耳，赏亦不及刘清。清既为总督所卖，然有所招徕辄遣清，清仍累至白莲教营，教众惩三槐事不敢出，以清廉吏，不忍加害。其非著名头目信清者仍夥，前后招降川东教众二万，皆遣散归农。清所练乡勇尤敢死，尝破罗其清、冉文俦于方山坪，破三槐于巴州江口，转战川东数载，大小百十战，斩馘万计，见奏牍者十仅二三。三槐被绐俘至京，廷讯时供：“官逼民反。”帝问：“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曰：“唯有刘青天一人。”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以军功累进宫至建昌道。嘉庆十年教乱已平，清入觐，仁宗赐诗，首有“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之句。丁艰起复，授按察使，升布政使。自陈才力不胜藩司任，恳开缺，斥其冒昧陈奏，降补员外郎。十八年，清已补山东盐运使，天理教李文成起河南，煽及山东，清再从戎，以破扈家集功最，谕以布政使缺与伊不甚相宜，以二品顶戴留运使任。二十一年，因病请开缺，令来京医治，旋授山东登州总兵，调曹州总兵。年老休致回籍，奉旨入祀贵州贤良祠、山东名宦祠，给子孙荫。
川、楚之役，以刘清事为最奇特。尤奇者教众皆颂刘青天，被斩馘而不仇，被招抚失信而不怨。非一二教目之特性，盖凡教众皆戴青天，然则良民之尽礼于贤长官，能过是乎？且能及是乎？以如此有性情之教众，而卒不乐为良民，是可知官逼民反之非借口矣。当三槐供及刘青天时，太上尚训政。明年正月太上崩，和珅获罪，仁宗谕“教匪滋事，以官逼民反为词。昨冬贼首王三槐解到，讯供亦有此语，闻之恻然，是以暂停正法。我国家百数十年厚泽深仁，皇考临御六十年，痌瘝在抱，普免钱粮漕粮，以及蠲缓赈贷，不啻亿万万，百姓安土乐业，焉肯铤而走险？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激变至此。然州县剥削小民，不尽自肥己橐，半奉上司；而督抚之勒索属员，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百姓当之。见在大憝已去，各省官吏，自当大法小廉，湔除积习，民无扰累，可遂其生”等语。盖已认“官逼民反”之语为真，而一委其祸本于和珅，或未可尽其事理。以廉吏仅得刘清，而不用以整率百僚，乃使浮沉吏议，至不欲为藩司之官，改武职而后守职数载，仍以老休致，一以寻常礼数待之，视康熙时之激浊扬清，使成风俗，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故知去和珅为积年隐忍之憾，非真为去吏治之蠹也。国家爱惜廉吏之心，尚不如三省普遍之白莲教众。以吾辈今日计之，若以异等之礼待刘清，以能识刘青天之良心奖教众，直使清主兵号召之，大甄汰地方长官，大筹措归农生计，抑不至更阅五六年，而后仍以武力靖乱。不数年，络续教乱，兵及宫廷，知守文之主，果不是与大有为也。
二月辛卯又谕：“自川、楚邪教逆匪滋事以来，所过劫掠焚烧，迫胁煽惑，良民不得已从贼日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室庐焚荡，田亩抛荒，欲返无所归，即归无所食，势不得不托贼巢栖身，借盗粮糊口。此非徒作招抚空谈，能收解散实效者也。前经降旨，剿抚兼施。大约谓自古唯闻用兵于敌国，不闻用兵于吾民，自相攻击，屠戮生灵。朕日夜哀怜，几废寝食。百姓极困思安，久劳思息，谅必一见恩旨，翕然来归。第思既归之后，目前何以食？将来何以居？务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设非虑及，他时恐倍难于今日。凡从各股贼匪中受抚来归者，应如何绥辑安插之处，令勒保就近传唤同知刘清及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俾其悉心妥议具奏。刘清既素谐民望，必能深识民情。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朕几余检阅《明史》，成化中，项忠、原杰先后办理荆襄流民一案，具有章程，或可采取其法，施之当今。或因事异时移，不宜泥古，可一一详细奏闻。至陕省抚辑情形，马慧裕新授藩司，正伊职分中事，亦着详议具奏。”此谕亦知从官逼民反之后，求其症结而理之。顾首称“邪教逆匪”，意少矜怜，既不重视刘清，仅与他州县同被勒保传唤，即非有清勇于任事之地。在受抚者意中，见传唤者为旗下纨绔之勒保，被传唤者有腼然与刘青天并列之多员，固已索然意尽矣。项忠与原杰并称，前例已未能确辨性质，固知其知识在明昧之间。既知贪污害民，不向百姓告罪，而作此是非蒙混之语，知乱事之不能豁然立解也。清居官廉，逢陋规必裁，为大吏所不便。任州县所碍大吏者仅一州县，若任藩司则碍一省矣。清后为藩司，勒保即劾以“民社有余，方面不足”，改降运使。清知若任财赋，终不见容，致改武职去，帝竟听之。编修洪亮吉于四年亡书，即云：“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亮吉几杀身，特宥犹获遣戍，刘清则终不大用，此足以见仁宗之持国是矣。
筑堡御守之策，二年已被斥不行。及仁宗亲政，有兰州知府留川督宜绵军中充左翼长之龚景瀚，复上坚壁清野之议，备陈调兵、增兵、募勇三害，征剿四难。谓：“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掳掠。民有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用坚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恃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其要先慎简良吏，次相度形势，次选择头人，次清查保甲，次训练壮丁，次积贮粮谷，次筹划经费，如是行之有十利。”反复数千言，切中事理。嗣是被兵各省，举仿其法，民获自保，教无所逞，成效大著。论者谓三省教众之平，以此为要领。《史稿·循吏·景瀚传》略具全文，不备录。四年六月，庚寅，诏曰：“朕闻湖北随州，未被贼扰，因民人掘沟垒山，足资捍御，民间村堡，尽可照办。勒保、松筠、吴熊光，即晓谕百姓知之。”时勒保为经略，松筠督陕甘，熊光抚河南，四川则勒保兼督，湖北则勒保经略所在也。十一年，续修《皇清文颖》，仁宗出此议付馆臣载入，盖深赏之，而明亮、德楞泰前所奏为始行矣。
先是谕斥清野策为迂缓，严敕诸将力战。三年正月，擒覃加耀，以蒇事缓，夺额勒登保爵职。六月，破齐王氏、姚之富，逼令陨崖死。七月，擒罗其清，又斩冉文俦，又诱擒王三槐，遂封拜勒保、和珅、福长安等，并释勒保弟永保于狱，而教乱仍如故。四年，仁宗亲政以后，三月，斩萧占国、张长更，又胜冷天禄一股，额勒登保迭进爵至一等男。七月，斩包正洪。八月擒龚文玉，又擒卜三聘。九月，毙汪正漋。十月，德楞泰擒高均德，封二等男，授参赞大臣。德楞泰前亦夺爵职。十二月，擒王登廷。五年二月，毙王金桂。三月，擒冉天元，晋德楞泰三等子。四月，歼教首雷士玉、孙嗣凤。五月，以歼净陕西教首刘允恭、刘开玉，擒获头目王洪儒，晋额勒登保三等子。七月，教首刘之协就擒于湖南宝丰，讯明正法。八月，歼毙教首伍金柱、宋麻子。九月，毙教首唐大信。十月，获张子聪。十二月，歼教首杨开第、齐国谟。六年正月，毙教首张世陇等，又毙徐万富等。二月，射死王士虎，生擒王廷诏。四月，擒教首高三、马五及马五之子，余众悉乎，并前擒王廷诏功，晋额勒登保二等子，予提督杨遇春骑都尉世职。德楞泰又击毙教首张允寿。六月，德楞泰等追剿青号教众，淹毙首领徐天德。额勒登保等擒张天伦、伍怀志。七月，吴熊光等毙白莲教首王镇贤。勒保奏擒徐天寿、王登高等。八月，勒保擒冉学胜等，赏还一品顶戴，封三等男。是月，以三省大功将蒇，撤盛京兵归伍。十月，额勒登保擒辛斗及总兵苏启志。德楞泰击毙龙绍周。十一月，额勒登保奏督剿通江一带，擒获元帅冉添璜、头目庞思宇等，又擒高见奇、周万友等。十二月，额勒登保击毙头目苟朝献。七年正月，额勒登保擒辛聪。吴熊光等擒青号教首张允寿之子德贵。二月，额勒登保奏道员刘清擒李彬及辛聪之弟辛文。三月，勒保击毙张天伦、魏学盛及其元帅陈国珠等。德楞泰截击线号教众，毙其首领龚其尧，擒老教师李世汉、李国珍等。五月，勒保擒庹向瑶并老教掌柜徐天培、张思从及头目多名。庆成擒元帅康二麻子、总兵张昌元等。六月，德楞泰击毙樊人杰等并其妻子弟侄，晋三等侯。勒保击毙杨步青。七月，勒保又歼除黄、白、青、蓝四号教众，擒刘朝选，晋一等男。额勒登保击毙苟文明，晋一等伯。勒保击毙楚省教首赖先锋，扑灭全股，并兜截张长吉一股。十二月，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等奏报川、陕、楚一律肃清。自成亲王、仪亲王以下，论功行赏有差。额勒登保、德楞泰俱晋一等侯，勒保、明亮俱一等男，赛冲阿、杨遇春俱轻车都尉世职。八年，诏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被扰各州县，自元年至七年，带征缓征逋欠钱粮，普予豁免。
是时三省之靖也，不过著名教首络续擒斩，大股教众无复纵横，山林薮逋逃，未可核也。诏经略、参赞毋遽来京，诸帅分扼三省要冲，穷搜遁伏之教众。其众皆百战之余，出没为变，诱官军入林，突出格杀，翼长穆克登布中矛死。穆克登布与杨遇春同为经略翼长，俱以敢战名。清诸师拥胜兵，分多路会哨排搜，并予招抚，先后降青、黄、蓝及有名号之教众多起。八年五月，额勒登保奏陕境已清，川、楚各有零股数百，散窜延喘，已成从前之啯，别筹搜捕之策。乃与勒保、德楞泰督诸将分二十余路排搜老林。七月，三人再报三省肃清，官兵凯旋，乡勇遣撤，每人以银五钱缴刀矛，二两资回籍。各勇多骁桀习战，无家可归，复入山泽与所匿教众合。教首苟文润者领其众，势复张，戕副将朱槐。此众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腾趫如猱，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三省不得解严。十一月，德楞泰进击山中，前队乡勇忽与白莲教队中乡勇旧识相诉苦，官军大败，阵亡副将以下数十。乡勇中以功曾得翎顶者，遣往招谕，苟文润杀之。诏悬赏购捕苟文润与向购苟文明等重。大帅统重兵，与畸零之教众角逐，时围逼一隘，辄复逸走，将士且久役思归，额勒登保时已改任钦差大臣督师，乃先汰遣疲病兵勇，又下令四卒擒一教者，即优遣回籍。而教众反纠散遣乡勇以益数，牵缀甚久。至九年夏，诏书切责，而暑雨时行，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皆病，时尚无欺饰报竣之弊，则诸帅尚得人也。八月，教中赵洪周乃应购斩苟文润出降，教众乃涣散，官军又奋起搜捕数著名头目，于是重报肃清。以九年九月班师。其不为明季之续者，以全盛博一隅，势不同耳。
用兵易，撤兵难。兵归原额则易，撤无归之兵大难。白莲教之役，用乡勇无几，撤时尚缀大兵经年而后定。其不先筹消纳之生计，仍是国无吏治也。
清自国初用兵，皆以八旗为主军，始命将皆亲贵。至乾、嘉时，已酣豢不足临敌，而犹用旗籍庶姓勋爵之裔，最疏远亦必为满洲世仆，时尚能得人，若额勒登保、德楞泰为将，为有方略及忠实可任使。《清史稿》言仁宗亲政，以三省久未定，卜宫中，繇曰：“三人同心，乃奏肤功。”遂常以勒保参两帅，功非其比也。而叙劳以清野策由勒保首行之，膺上赏，封伯爵，加宫保，正揆席，领军机，卒赠一等侯，谥文襄。殆亦自应其兆欤？汉人立功，杨遇春后由武转文，为总督，亦为异数。满人文武不分，汉人当时则仅有。与遇春起稍晚而齐名者为杨芳，时称二杨，三省平时为提督。道光初回疆有变，乃以功封侯，以宿将屡平川滇边乱，至鸦片案起对英吉利兵乃颇怯，为粤人所笑，则国防将转变矣。未几亦卒，幸以功名终焉。
第四节 东南海患
海盗之为患，至明而始大且久，统名之曰倭。与万历间之出兵朝鲜御倭，截然非一事也。嘉靖平倭之说，亦不过殪其名酋，稍杀一时盗敌耳。至明末乃归结于郑氏。郑芝龙受抚而并歼他盗刘香，郑成功用其遗众而开台湾，则为明之遗忠。清用绿旗各营，举不足以与之争长技，则于漳泉习海之人中物色其能胜大任者，要亦皆郑氏旧部，有内衅而离郑自归，且亦视清为可与共功名者耳。台湾平后，经营海疆，习海者既开功名之路，亦遂暂分盗业，而倚海为巢，盗故时有。海上言剿捕之事，日有所闻，至乾隆末而大炽。盖盗以安南为外援，得大肆于粤、闽海滨也。安南黎氏，自明宣德间有国，入清累世臣服。其强臣阮氏，世逼其君。至乾隆五十四年，阮光平终逐其君黎维祁而代之。清廷先救黎氏，维祁已一次复国。及阮氏复逞，清师大败，总督孙士毅退入镇南关，帝撤士毅归，以福康安代将，光平乞降，而请主其国，恳赐封号，福康安遽受之，帝亦俞允，而转以福康安不能于此役受王封为惜。是为高宗之昵于所私，而犹以安南已降，张大武功，为十全之一。此高宗之汰侈，而亦清室之衰征也。
阮光平之发难，由佛兰西教士阿兰特为介，乞得佛国兵船为助，又仿造船械，训练其兵，颇师西人海上余技。既以兵篡国，国用不足，乃遣乌槽船百余，总兵官十二，以采办军饷为名，多招中国海盗为向导，为寇海疆。当乾隆五十七年，光平死，子光缵嗣。嘉庆初，各省奏擒海贼屡有安南兵将及总兵封爵敕印，诏移咨安南，尚不谓国王预知。安南黎氏甥阮福映以暹罗兵为黎氏复仇，号旧阮，而以篡黎氏者为新阮。光缵既与旧阮构兵，益苦费绌，其总督陈宝玉招集粤艇，肆掠海中。浙定海总兵李长庚御盗，获安南艇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又有安南总兵黄文海，与盗目伍存七有隙，以二艇投于闽，闽乃用其式以造艇。盖是时盗有较坚巨之艇，清军弗及也。浙抚阮元讯伦贵利供，备得安南伙盗为患状。光缵谢罪，委之旧阮，而以伦贵利为罪首。时贵利已于取供后磔死。清廷又以川楚白莲教事日棘，未暇深问，以国王不知赦之。嘉庆二年，光缵解盗犯六十余名至广东，降敕褒赐，而盗不止。七年，旧阮克新阮，光缵被擒。八月，福映缚送光缵所招中国盗犯莫观扶等三名，皆受光缵封东海王及总兵职者。十二月，福映灭安南，遣使入贡，并陈复仇始末。又言其国本古越裳，乞以南越名国，帝以南越古两广地，不可予此名。八年，改为越南，封福映为越南王。越南不复通盗，而盗已得船械，驾官军之上，为海疆巨患矣。盗以同安人蔡牵为魁，有凤尾、水澳诸帮，皆附牵。商船出洋，勒税番银（时银圆乃外国币，谓之番银。）四百圆，回船倍之。结陆地会党济其粮械。官无舰，有舰亦不可用，雇商船载兵任战。既而粤仿商船造艇有效。浙抚阮元先奏，以李长庚总统浙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旋升提督。阮元率官商捐金付长庚，造大舰三十，名“霆船”，铸配大炮四百余。而粤抚孙玉庭尚奏言：“古有海防，不闻海战。”盖入海搏贼，固非时议之所拟及也，而诏特行之。六年艇成，兵威大振，迭获盗中著目。八年正月，迫盗首蔡牵于闽，牵窘，乞抚于闽督玉德，纳之。牵请勿令浙师由上风来逼我，玉德调长庚兵居下风，牵遂缮器备物扬帆去。以畏霆船故，厚赂闽商，更造大于霆之船，载货出海济牵，而以被劫报。牵得大船复振，横渡台湾，劫米数千石，分济闽粤温盗米，遂与合。大船至八十余，势甚炽。长庚建议禁商造大船，免资盗。海上驰逐累年，牵未就获。十一年二月，扼之于鹿耳门，复脱去。诏夺长庚翎顶。长庚奏言：“船不得力，臣坐船尚较蔡牵船低五六尺，诸镇船更下于此。曾与诸镇议，愿预支廉造大船三十号，督臣以为需时费财，不肯具奏。”诏褫玉德职逮治，升湖南巡抚阿林保代之。阿林保至，连疏密劾长庚，请革职治罪。帝疑之，密询浙抚。时阮元以忧归，代者为清安泰，颇能与元同意倚长庚，为疏辩。帝意解，切责阿林保。疏言当时海军状甚悉，《东华录》不载，清安泰《本传》亦无之。谕旨中稍述数语，其原文详《圣武记》，而《先正事略》采之入《长庚事略》。今录之，以见中国前所无之技术，官与盗皆习海者，而后争此奇胜。后则为欧洲尤习海而兼科学先进，海上技术，更非此比，则非徒不习海者不足言海事，中国之习海者亦相去甚远。此世运之不同，而善事之必先利器则一也。
清安泰奏言：“长庚熟悉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国，两载在外，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赀，所俘获尽以赏功，故士争效死。且身先士卒，屡冒危险。八月中剿贼渔山，围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创，将士亦伤百有四十人，鏖战不退，故贼中有‘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之语，实水师诸将冠。唯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则苔粭结，驾驶不灵。其收港并非逗留，且海中剿贼，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大炮相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炮坏其柁牙篷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飘然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浩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唯遇剿急时，始间以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逭诛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忧。每遇大风，一舟折桅，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常屡月不获一贼。夫船者，官兵之城郭、营垒、车马也。船诚得力，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今浙省兵船皆长庚督造，颇能如式。唯兵船有定制，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贼船。船愈高大，多炮多粮，则愈足资寇。近日长庚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禽获为功。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而不能为禽贼禽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反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收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尤宜两省合力，乃可期效。”
帝责阿林保，谓：“到任不过旬月，地方公事、海洋情形，素不熟悉，于李长庚更从未谋面，辄连次参奏，殊属冒昧。朕又不昏聩胡涂，岂受汝蛊惑，自失良将。朕已降旨，将剿办蔡逆，责成该提督。若阿林保因参奏不遂，遇事掣肘，致蔡逆逋诛，海疆贻误，朕唯执法惩办。浙省既无高大商船，阿林保等速在闽省雇募，迅即解交李长庚，口粮火药，亦须源源接济。”事在十一年八月。疏内“皮网钩镰”云者，蔡牵船用牛皮网纱多层，淋海水使湿，以御炮火，必用长柄钩镰拉去之，炮始有效也。嗣是长庚迭出击，至十二年十二月，率闽水师提督张见升追牵，穷所向，至黑水外洋，当粤潮阳县地，牵仅存三舟，长庚击破牵舷篷，自以火攻船，维其船后，敌急发一炮，适中长庚喉而殒。时闽、粤水师合剿，船械数十倍于敌，而张见升见总统船乱，即麾舟师退，牵乃遁，未就获于此役。
亲贵纪事，不满于旗员，而悼惜名将如此。其时满人之信望已坠矣。然核其言，殊未可信。玉德以五月革，阿林保由湘抚升闽督，奉命在五月十九日丙寅。七月间连劾长庚，谕旨明谓其到任不过旬月，于长庚更未谋面，但据称拆阅长庚致代督温承惠书，有“七月初十将兵船进港燂洗”，疑其私行回署。又于七月二十一日盗首李按一事，尚未知悉，遽迭参其玩误纵贼，力请革职治罪。疑忌参劾，自是实情。长庚在浙逐敌不暇，安有暇赴闽督置酒宴？新督亦知旧督以不得于长庚而夺职，因此谓非去长庚，督威不立，则有之；若敢于以大不韪之语，要长庚同意，必无是理。长庚本海中搏战，并非困敌于一岛，浙、闽会剿，何能飞檄专促长庚？长庚与阮元交最密，剿海盗事互助为功。元撰《长庚传》，于长庚中炮时事，则云：“见升本庸懦，又窥总督意，颇不受提挈。及是，远见总帅船乱，遽率舟师退，牵乃遁入安南夷海中。”则闽督与长庚自有芥蒂，亦属事实，但未必如礼邸所录之甚也。
长庚死事闻，帝谕有“览奏心摇手战，震悼之至”等语。追封伯爵，谥忠毅。命以所部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军无总统，命阿林保择驻厦门、漳州一带调度。海盗巨酋，自蔡牵外有粤朱 ，与牵时合时分，互寇海疆。十三年，濆为金门镇总兵许松年轰毙，弟朱渥复领其众。浙洋复有土盗张阿治、骆亚卢等，为邱良功等所歼。十四年，朱渥以众三千余，船四十二，炮八百余，降于闽。旋邱良功为浙江提督，王得禄为福建提督。浙、闽将帅无间，以是年九月，合剿蔡牵于定海之渔山，乘上风逼之，转战至黑水深洋，逾一夜至明日午，良功见水已绿，近内洋，惧日暮敌更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骈敌舟，闽舟又骈浙舟，敌死战，毁浙舟蓬，扎伤良功腓，浙舟脱出，闽舟又骈敌舟，敌余舟皆为诸镇所隔，不能救牵，牵船中创，毙余三十人，铅丸亦罄，以番饼作炮子，得禄亦受伤，挥兵火其尾楼，复以坐船冲断其柁，牵乃首尾举炮，自裂其船沉于海。封王得禄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粤洋尚有安南余艇之众，百龄代吴熊光督粤，严断接济，粮及硝磺不得漏出洋，其众以外洋无可掠，乃冒死入掠内河，官兵守待捕斩，有以制之，而尚有总兵许廷桂败死，敌突围遁走一事。敌终以穷蹙，各帮先后降，百龄所降至二万余众，船三百余，炮千数百。粤事平，赏百龄轻车都尉世职。蔡牵余党亦降于闽，尚有千余人。时澳门葡萄牙人备兵舶二，英吉利备兵舶四，各愿助战，朝议不许。见《圣武记》。自后海上外国船械日精，官与盗旧法皆见绌，遂开新海防时代。
第五节 京畿天理教叛乱
嘉庆兵事，有何可纪？纪兵事，见吏治之败也。乾隆以前，非开辟疆外之兵不纪。乾隆中叶以后，台湾已为内属后之兵事，亦略之。临清一役，乃嘉庆教乱之先见者，以为时甚暂，亦不专述。而内乱之萌孽，实始乾隆朝之骄泰，为种败亡之因。嘉庆间，苗、教、海，皆内地子民，所以暴动者，皆缘官吏之非人，纵不尽由迫压，而寸土皆官治之地，一民皆受治之人，岂有省道郡县层层统摄，而为变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酿成大乱之理？海事甫靖，教乱又兴，此事前接川、楚，后接金田，秘密党会之无法解散，于刘清之不见用验之。
嘉庆十六年春，有星孛见紫微垣，教众指为惑众之具，谓应在二年后之九月十五日。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东巡启銮，秋狝并谒东陵。九月甲子朔，命随扈之皇次子绵宁、皇三子绵恺先还京。绵宁即宣宗讳，以先还，故得以宫中御寇立功，封智亲王者也。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庄回銮，而是时教众已事露先发。盖距九月十五之期已近，一则伏戎于道，要回銮之驾；再则窜迹入宫，起事即在禁中，皆其所预谋，以应期会。其主名则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为分股之目。《圣武记》谓：“天理教聚众敛财，愚民苦胥吏者争与焉。”可知民之从教，亦由官迫也。从教则何以减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详。意当时胥吏多奉教，入教则可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鱼肉耳。教首在河南者为滑县李文成，在直隶者为大兴林清。教众谋久，自必外泄。会知滑县者为强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愦愦。有退吏讼系，感克捷白其诬，告以教众谋。克捷密封白巡抚高杞，申卫辉知府郎锦骐，请兵掩捕，皆不应。克捷知事急，于九月初六日，突执文成，先刑断其胫，及其党二十四人， 之狱。夜半，其党牛亮臣劫狱出文成等，屠告发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属均死之。时高杞已调任热河都统，新任方受畴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台斐音署巡抚而滑县失陷事，由直隶总督温承惠奏闻行在。十二日乙亥谕：“温承惠奏河南滑县老岸镇地方，有匪徒黄兴宰、黄兴相并宋姓为首，兴天理会。于本月初七日聚众滋事，滑县已失，县官被戕。长垣县亦有习教之人。高杞若尚未离豫，着督同河北镇总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又“以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马瑜驰往长垣、滑县剿贼。”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来直隶协剿。”又“命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境，剿捕贼党。”十三日丙子，又谕：“据素纳（当是正定镇总兵）奏：东明县朱炜禀报：县属齐五集铁匠张文典，首称有长垣县南乐集人姜复兴，托打钢刀十把。该县盘获姜复兴，究出伊与滑县白家道口宋义升、长垣县马塞村马文陇伙同习教。当将姜复兴收禁。又于初十日，长垣县典史刘世治禀报：“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陈梦熊首告，知县被害，都司领兵抢出该县尸骸，遍身有伤，身首异处。又知开州于晓禀报：东明县城被围危迫。恤长垣知县赵纶，量赏铁匠张文典。”十四日丁丑谕：“色克通阿奏：滑县匪徒牛亮臣等，杀入县署，劫放狱囚。着添兵并力歼除。”十五日戊寅，驻跸 髻山行宫。山东巡抚同兴前奏：“拏获金乡县编造歌词敛钱惑众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张文明等十八人。”至是又奏：“崔士俊供：‘先从城武县刘燕习八卦离字教，又从直隶长垣县徐安国习震卦教。徐安国告以今岁九月交白洋劫，届时老教首给白布小旗插门首，可免杀戮。’”又据奏：“定陶县城于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又递到十三日由五百里驰奏折。十一日，曹县续陷被据，敕温承惠与东省并力夹击。此皆九月十五以前各日事。由强克捷先破教众之谋，刑伤其首，致三省交界地带，不及期尽发，而行在无警矣。十六日己卯谕：“绵宁、绵恺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贼入苍震门，经总管太监擒获。未刻，内右门西又有贼越墙入，绵宁仓猝取进鸟枪，击坠墙上一贼，又击毙手执白旗在墙上指挥之贼。”又谕：“仪亲王等递到折，称剿办事已大定，讯取活贼供词，贼进禁城二百名，歼毙及活拏者三十一名。又供地安门外尚有贼五百名。此项余贼如何办法，着回奏。”旋知已为留守京师王大臣入卫官兵所擒捕。此为九月十五克期直攻内廷之教众拒退情状。十六日，诏停谒陵回京。十七日，下诏罪己。是日，步军统领英和等选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庄拏获林清，盖由前同兴奏首犯刘真空潜匿离京二十八里之沙河，即谕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拏获。供称：“前生姓刘，所有十五日禁城贼匪，由伊派拨属实。”又据所供太监刘得财等伙同入教。引入东华门者，刘得财、刘金；引入西华门者，张太、高广福；又王福禄、阎进喜在内接应。又究出杨进喜，亦由西华门引路。复严诘林清，坚供太监在内同谋者止此七人。凌迟处死完案。此办理禁城之情形也。
直、东、豫三省失守各州县，以李文成为首，既戕官据滑县城，胫断不能远出，遂不能与京畿教众相应。林清竟不知外地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无援而败。滑城教众萃精锐于距县十八里之道口镇。镇临运河，有积粮，据以号召诸所据州县，而出兵围浚。时温承惠督兵大名，巡抚高杞军浚，皆按兵不动。同兴亦闻报逾旬不发兵。刘清于川楚军罢，仁宗从其志辞布政使，改任山东运使，力争于同兴始发，身先士卒以攻，总兵陈某反随其后作策应，而奏报中以同兴在山东战绩独佳。帝不满于温承惠，诏以陕甘督那彦成代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兵进剿。那彦成以阿桂孙蒙倚任，又调禁军及西安、徐州兵益之。至卫辉，闻滑势盛，请俟调山西、甘肃、吉林索伦兵五千而后进。诏以“远道征兵，非数月不达，任贼蹂躏，束手坐视，停留长智，或奔突四出”，严旨斥之。赖杨遇春能战，在东省又有刘清，亦尚因以有恃。至十一月，各县皆复，唯滑坚厚而多粮，教众以守，无敢忤。官军围之久，教众拥李文成出收外属众，作西入太行之计。文成胫创，以车载乃行，招众四千，入辉县山，据司寨。总兵杨芳追之，累战，夺司寨。李文成自焚死，获其尸，然后并攻滑。滑城外官军已屡隧地谋轰城，辄为城中觉阻之。杨芳来，乃成掘隧计。十二月十日，药发城崩，官军夺城，巷战自哺至夜，俘教首牛亮臣、徐安国等。事平，那彦成加宫保，封三等子；杨遇春三等男；杨芳、刘清赏赉有差。是役敢战者唯平川、楚旧将，而那彦成居功首，刘清则径改武职，名从其志，抑可谓失人矣。时用人之柄，满洲固例居人上，汉人以科目为重，若刘清起拔贡，与苗役之傅鼐起吏员，皆不易自显。视雍正时之用田文镜、李卫，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挤，虽未必尽当，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强克捷以先发，刑李文成断胫，功大，事后赐谥忠烈，世袭轻车都尉，官其二子，于原籍韩城及滑县各建专祠，并加韩城学额。所扰各县中，唯金乡知县吴阶守御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沈宝麟撰阶《传》，详其城守功，乃颇得义和团之力。此知义和团由来已久，与天理会向仇敌，故官收其助。宝麟，嘉庆三年举人，官汤溪教谕，所纪自当时事。近言秘密会党者，谓白莲教在北变义和团，又言诸教会皆明遗忠，此持种族见，皆迎合潮流语。今满族去矣，各省红枪、黑枪、大刀、小刀之会如故，此又何说？在理会弥漫全国，亦不闻有他变。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吕四娘之说，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当时责其紊乱史实，为失纪载之道德，许唯唯。今许君殁矣，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又以《聊斋·侠女篇》为证，夫《聊斋》多脱胎《广记》，以笔墨自娱，原不负纪事之责，且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后事。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愿谈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习。
宣宗守御有功，相传因此而得大位。然掘《东华录》，《宣宗录》首云“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亲书上名，缄藏 匣，默体先志，慎简元良。由是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面稽列圣，寅承对越，胥寓深心”云云。则建储不待立功后矣。云“缄藏 匣”，不云“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其 匣究藏何所？缄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后。但高宗两缄储名，一则先天，一则亲行内禅，俱不待受遗诏而后启鐍。仁宗则缄 而不书正大光明匾。文宗以后，穆宗系独子，德宗、宣统系西后援立，以便其私，无所用其缄 。高宗作《储贰金鉴》，发明从古立储之害，若千圣百王，早定太子，皆为不智。此实因噎废食之拙计。父子兄弟，一片机心，天伦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正大光明匾，不过在乾清宫内，苟欲窃视，有何阻难？仁宗以后，更不置匾后，据当时纪载，乃托之于内侍之身畔，以内侍之身，当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内侍，怀此重器，在宫中给事历数十年，以小人挟此神秘，其变幻何所不有。其未肇清室之大变者，别有天幸，谓为可作家法，可傲千圣百王，则真无知之见矣。宣宗己名在 匣二十余年，宫中更有御寇大功，又仁宗元后所生唯此一子，依历代立储法，亦为天定无可改移之事。乃仁宗崩后，遍觅 匣不得，大臣搜索御箧，最后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后，犹不自陈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为出于情理之外，诚荒诞之甚也。《清史稿》于戴均元、托津两《传》，俱载其事。尤详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世臣童试时即受均元知，均元历官中外，世臣从游数十年，得之口授，不应无据。且墓碑传拓行世，方当宣宗在御之事，岂能以无据之言，诬蔑宫寝，将不为戴及己身家计乎？然则语必可信，录如下：
《戴均元墓碑》：“庚辰（嘉庆二十五年）春，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扈滦阳围。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锁固无钥，文恪拧金锁发盒得宝书，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
所云“锁固无钥”以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谓无钥为不可开，是何异俚俗语谓箱箧被盗取去，主人自庆云：“钥尚未失，盗无如此箧何也。”
第六节 道光年间的改革
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达官自刻奏议者，往往得罪。纪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士气消沉已极。仁宗天资长厚，尽失两朝箝制之意，历二十余年之久，后生新进，顾忌渐忘，稍稍有所撰述。虽未必即时刊行，然能动撰述之兴，即其生机已露也。若赵翼之《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熤之《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皆有涉世务之作。但在嘉庆朝为极少数。至道光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盐，曰河，曰漕。议论蠭起。当时亦竟有汇而刻之以传世者，贺长龄之《经世文编》是也。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为倡，林则徐之译各国图志，徐继畬之译《瀛寰志略》，皆为筚路蓝缕之功，而纪蒙古之《游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时。道光间学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谓非嘉庆朝所有矣。盐、漕、河三事，能文绩学之士皆有论述，而当事之臣采用之，朝廷听纳之，颇有改革。唯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咸丰初天然溃决，不可收拾而后改道，乃得苟安数十年。此道光朝之国事，亦即道光朝士习所由成也。分述如下。
盐务之坏，坏于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赋为永制。不加赋云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孙之以侈得祸也。圣祖六次南巡、东巡、西巡及亲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闻所过病其劳费。高宗亦六次南巡，则昭示太平，跸路所过，皆有点景，尤以扬州为极盛，高宗所谓“商人捐办，不碍务本之民”，此即取之盐业为一时自谓得计。实则节次内乱用兵，平教乱者三，平海患者一，何一非由私盐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发其覆。至道光间国课积亏，乃始哗然盐法之弊。此士论以盐为集中之点者一也。
考唐以前榷盐之法，偶行辄罢，不为经制。刘晏以善理盐策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见于史。继晏者更累加盐赋，而私之利益厚，积私贩为枭盗。有厚利以歆之，而趋附日众；有拒捕以习之，而犷悍日增，捕以公战怯，枭以私斗勇，既常苦于不相敌。而为他劫掠之盗，民必仇之，助官纵迹除患；为枭盗则与国争利，无累于民，民反得廉价购盐之益，故不加嫉视或反阴庇之。至秕政更多，善良失业，倚盗为生者益多，则大乱成矣。黄巢之亡唐，张士诚、方国珍之亡元，皆最著之盐枭。明之倭寇，清之海盗，倚海为家，即依盐为活。其余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党，无资粮不能团结，资粮莫如私盐。此必然之事无待疑议者也。官盐价平，至私盐无利而枭自散，无所用其捕也。以捕胜私，则为盗练抵抗之力，使由小盗为大盗而已矣。
《清史稿·食货志》：“垂舆屡次游巡，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此说盖指高宗之南巡。夫谓长芦、两淮因供亿乘舆而致困商耶？则正不然。亏帑许其病国，加价许其病民，商挟帝眷以挥霍于其间，正是最得意之日。芦商海宁查氏，声气之广，交结之豪，世称天津水西庄。至所谓查三臕子，历见诸家笔记，至今流为戏剧。淮商则《扬州画舫录》所载，园林栉比，尽态极妍，备一日之临幸，即为诸商家豪侈娱乐之所。河道稍宽，则就凿为湖，所凿之上，垒于湖中，名小金山。岩石嵌空，楼台曲折，经营于其上，导御舟至其地登岸。蒙允则一夕造成御码头，白石广平，翼以栏盾。登岸即天宁门外上下街，诸商所造园林盛处。今虽一片荒凉，遗址犹人人能指点也。《食货志》又言：“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此商倚国而为豪举，帝自以为不累民，而盐贵私盛，养成枭盗不知凡几。国取润于商资，商转嫁于民食，国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谓民食贵盐而即有碍生理，其说为主张加价者所笑，谓斤加数文，人食盐多不过三钱，斤盐可供两月之食，一人一月多负担数文，何至告病。不知商品贱则销，贵则滞，所争在毫厘之间。官盐价贵，即为枭贩驱除。内乱之萌，起于枭贩，枭贩必有结合，则所谓秘密社会皆发生于是，长养于是。近时人留意秘密社会史料，吾以一言蔽之：官盐价不敌私盐有以造成之耳。
乾隆间，帝王与盐商之自生 ，尤可怪叹。《食货志》言：“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余息银，数逾千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
清国史馆《彰宝传》：“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调江苏。六月，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征银，谕曰：‘此项银两，历来盐政并不奏明，显有蒙混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以每引三两计，应有千余万两。着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查。’寻查得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借端侵肥状，俱伏法。”
此一案，各书叙述不明。《东华录》虽谕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来源未著。清世《三通》述盐法，皆不及此事。各纪载中，以卢见曾之牵涉多为一代文学名流，往往道及卢之得罪，所谓“卢雅雨都转狱事”，王昶、纪昀、赵文哲等皆得罪，高恒、普福定斩候，卢定绞候。时卢已七十八岁，未伏法死于狱。合《食货志》与《彰宝传》观之，知高宗借帑给商，规取利息，本利齐拔，年数十万。前后套搭，永无清日。其实则商人按引提银备缴，所提之数甚巨，而缴者则年止二十万至四十万而止，其余商又中饱。盐政运使则坐享其馈送，代为蒙混，不报提引确数。事历二十余年，忽于尤拔世为盐政时，题明所提为每引三两，则至少以年销五十万引计，亦应有三千万两。以故兴此大狱。夫盐引所提，皆盐价所出，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财货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来。理财者以为取于盐为最轻微而易成大数，是诚然矣；殊不知有私盐以拟其后。此则国危之真谛，圣贤所垂戒，断非揣测过甚之词也。
乾隆中叶以后，教乱海患，迭起不止，民生之糜烂，军饷之耗费，不可数计。而养成之源，尚无人指陈盐弊者。商人营求盐政，定为封轮之制，轮到售盐，不准争先抢售，致有跌价。把持愈甚，盐价愈坚，私销愈畅。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奏请楚岸开轮。二年，盐政曾燠奏称：“轮规散后，有亏商本。”玉庭奏驳之。湖广总督陈若霖亦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余引。”既而楚督易李鸿宝，又徇商求，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淮盐岁应行纲额百六十余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于是朝廷始认为切己之事，召江督蒋攸铦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澍之治盐务，先见于其嘉庆末为川东道时。川东道驻重庆，私盐横行，沿江千百成群，当事议令营汛开铳击遏，澍谓是必激变，请减价敌私，计减四分之一，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此川盐事。川盐之减价，有司尚能主持，遂有此效。淮盐则积重更难返，而减价敌私为根本之计，则天下所同也。
道光十年，澍既为两江总督，朝命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宁，与澍会商改革盐法。京朝官所陈变法有二：一、就场定税，二、立厂抽税。皆主一税后听其所之。澍用运使俞德渊议，皆以为未可遽行，主申明旧章，以除弊为兴利，奏定章程十一条。钦差亦密请裁盐政归总督管理，以一事权。于是先行票盐法于淮北，废淮北纲商，以裁陋规为轻本敌私之根本办法。陋规悉在杠坝，起杠过坝，历五坝十杠，再改捆大包赴岸，官吏胥役，层层需索，每引成本至十余两。今立法在改道不改捆，不由杠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止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分司给以三连票之一连，立限运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始则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委员领运倡导，使人灼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到岸，未及四月，请运已逾三十万引，无改捆之搀杂，盐质纯净，而本轻价贱，私贩无利，改领票盐乃有利，贩私皆贩官矣。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本为盐引附纳之项，以销畅收旺，百废俱兴，盖以轻课敌私，以畅销溢额，故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一纲行两纲之课也。又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输运之多，转移佣值，全活无算。此淮北彻底变法之效也。
淮南则厘除积弊，大端有三：一曰裁浮费。淮盐自正课外，扬商大费，谓之公费；岸商有费，谓之匣费。公费旧定七十万两外，总商复浮用数十万两。盖存留普济、育婴、书院、义学等项，而裁其御书楼、务本堂、孝廉堂等处挂名董事岁支二十余万两。又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书役辛工纸饭，并乏商月折等项，岁需银八十余万两，则加删除。于本身所管盐政衙门，即裁十六万余两。扬州每年正开支三十万，匣费则湖广汉岸，每引征至一两二钱，已有百余万两，乃奏定公费、匣费两共每引正征四钱，永不加增，各费共减银百十余万两。至纲商并不自运，沿自前明，即得国家特许，谓之窝家，亦名根窝。其运盐之商，先向有窝之家买单，然后赴场纳课，以一纸虚根，先正课而享厚利，致商本加重，昂价病民。但既未革纲商之名，定为每纲每引给一钱二分，亦省费百四十余万两。领运旧例，名目过多，致运司衙门书吏多至十九房，商人办运请引，文书展转至十一次。盐务大小衙门，节节稽查，为需索陋规之具，交运司查明删并。二曰慎出纳。盐课入库，向来不分正杂，遇有紧解，百计挪应，始则以帑本抵额课；迨帑本罄，则令商豫纳减纳，而以豫给印本抵课；迨商垫复穷，则又令其以印本帖息质贷，而以减帖额数摊于后数纲，辗转葛藤，莫可究诘。又有总商管库，不行盐而专领费，甚至名为报效，实出库垫冒支，从无报销。乃奏分二库，以正项贮内库，专候部拨；以杂项贮外库，不许以正项挪垫。革去总商管库以杜侵渔，永禁印本减帖以截虚抵，俾勿贻后患。三曰严粮私船私。向日粮艘回空，夹带芦私，每占正纲三月额销。澍派弁力查，令行禁止。至十三年，漕督贵庆奏请漕舟许带芦盐，仍完淮课，以剂家丁。御史亦以为言。澍三奏驳之，谓不但病鹾，亦且误漕，盖漕船回空带私，即有随帮风客，除本分利，此出赀附和者即是枭犯，坐占淮南数十万引纲额，随路停泊卖私，尤误回空归次之期，即误下年趱运。丁情苦累，止可准带土宜免税津贴。若以鹾纲为丁舵沾润之计，则以天庾正供之船，为聚集匪党之薮，所卖尽长芦之私，所缺尽淮南之课。澍力争绝之。此严于粮私也。盐船遭险，例予津贴，并许批补沉失之盐，免其输课。自准封轮，守轮待售，迁延时日，船户盗卖后，凿沉空船，运商例有津贴批补，且可分装多船，越轮先售，是为淹消之名，尽出卖私虚报。又重斤夹带，一船所装不止报运之数。盐船由埠头串通商伙，勒扣水脚，甚且由船户出钱买装，倒赔水脚，共图贩私之利。澍定水脚按例价照实核发，各船拟次统号，连环保结，蹈故习者，船户埠保一并治罪。汉岸派员会盐道办理散轮，永不许再有整轮，以杜延滞。如实有淹消，准其补运，不准免课，并停津贴。又从前淮盐必由仪征全数运汉，验实后折回下游各口岸营销。粮船、江船贩私则随路售盐，官盐水脚加重，益不敌私。澍请查明各口岸额销，豫发防杜越运之水程，照例汇缴，以省周折。又挑浚仪征内河，利运道而轻商本。此严于船私也。三大端既定，纲商自乾隆间所积弊混，固不容复试，然恤商亦无所不至，尤恤实在运盐之商，而坐享根窝之利者，则予以限制。此淮南虽不彻底变法，而亦收化私为官之效者也。
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只行六纲，淮北尤只行三纲。每年奏销报解，恃有二途：一则全亏帑本七百余万，而以帑利贻患后来纳课之商。一则设豫纳、减纳、帖息名色，寅支卯粮，以数十年后之课，豫亏之于数十年之前，以致旧商累倒，新商裹足。至道光八年、十年间，已无可挪垫，无可借贷，遇报解则库如悬罄，遇开纲则只收空本。澍改章以后，年清年款，又带征还未销印本积欠残课三百数十万。所不得志者，游食于淮鹾之士绅官吏，扬州人家，至有以纸牌绘桃树，另绘一伐树之人，以寓诅咒者。十二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兼闻扬人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其切齿若此。恐误全局，请易专管为兼管，以顺物情。”宣宗不许。只有避让之语，初无根究之心，足国利民，内省不疚，得行所学，固已幸矣。
黄河夺淮数百年，淤垫已甚，至道光间岌岌不可终日，士大夫以筹河为急务。河底已高于平地逾丈，赖堤以夹之，行全河于人家屋脊之上，断无可以安心之理。于是议者争言改河。或谓堤外筑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为堤之一面。或谓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事皆窒碍难行，徒有议论驳辩而已。至咸丰五年，河决兰阳铜瓦厢，夺大清河入海，始听其自然改道。当道光间，所争议而得行者，唯筑坝改用石为用砖，事易实验，然且勘驳停废，争而后复。其实用石拥堤，亦起于嘉庆之末，而行于道光之初。初用石时，亦多异议，既用石十余年，议者亦以石为便，而反对砖。总之，胥侩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学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则以经验而得善法，中枢无定识，往往易于动摇。略志之，以见科学未明时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于水，以地域水，所谓堤工，不过使地不刷入水中致有淤垫而已。其时即有护堤之法，大约堤内隔若干距离，置一当水之物，使水不直冲堤土，盖视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当之冲，则为之布置当冲之物也。旧法束柴秸为之，其形如扫，遂名之曰埽。嘉庆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秸值昂费糜，于长河埽工挺险处所兼以碎石填护，埽遂无失，秸值亦平，遂奏减值十之一。又奏御黄、束清两坝，址过深，请积石基之，俱有效。而胥侩侧目，异议蜂起。世序言：“昔贾让策言：‘为石堤五。’师古云：‘聚石堤旁冲要之处，激去其水。’《水经注》载王诲言：‘大河以竹笼石、苇葺土为遏，坏败无已。请疏山采石，迭以为障。’工防宜石，古籍显著。”为固工节帑计，遂于道光元年，与总督孙玉庭合奏，略云：“徐城旧有护堤碎石，即滨山工埽，亦以填护墇御湍溜，碎石既利于徐，于长河宜无不利。夫河防平时恃埽，水盛没滩始恃堤，至河流纡曲，溜势逼堤，则又恃埽卫堤。埽坝专用柴秸，即坚实亦易朽腐，每岁拆旧使新，费倍力殚。自间埽填石，上下均倚为固。且埽斗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则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游缓无湍激。又膏以河泥，凝致巩固。故有石之埽，恒少蛰陷；其上下无石之埽即朽塌，补筑亦易为力。难者谓石数冲击，渐入中深，恒病梗阏。不知南北堤相距千余丈不等，至狭率七八百丈，河流经者不过二三百丈，余尽滩淤旁溜，迁徙靡常，攻塌南堤，则北堤生滩，逼扼此堤，则彼堤沙涌，埽石既不患攻塌，则溜且去而刷滩。夫以广干丈之河，岂惧此十余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独埽前溜激，始锼啮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护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岁行之为例。”时议始息。此河工用石护堤之一争议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东河道，时串沟久为河患。串沟者，在堤河之间，始仅断港积水，久而沟受河，又久沟尾入河，于是串沟遂成支河，而远堤十余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往往溃堤。毓美莅任，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时北岸原武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泛，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泛素无工，无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坝。毓美乃收买民砖，抛成砖坝数十所。工甫就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于是始知砖之可用。疏陈办理情形，以图说进，寻奏请设窑造砖。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肃亲王子尚书敬征赴东河查办，并令李莼随同往勘。七月奏云：“密采舆论，用砖抢办险工，未可深恃。治河之法，不外以土制水，镶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刚。碎石质重体坚，取其刚以制柔。砖本土成，可济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咸，断难坚实。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应请停止。烧砖已停，应以改办碎石为急务。请自本年始，将豫提防险银十万两，尽数采办碎石，限明年伏汛前运工。其旧例于添料银十万两内，以六成购石，仍照常发办。”奉旨“如所请行”。毓美疏争言：“豫省历次失事，皆在无工处所，堤长千里，未能处处筹备。一旦河势变迁，骤遇风雨，辄仓皇失措。幸而抢护平稳，埽工费已不赀，镶埽引溜生工，久为河工所戒。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查北岸为运道所关，往者原阳分溜，几掣动全河，若非用砖，费何可数计？今祥符下汛，陈留一汛，滩水串注堤根，形势正与北岸同。滨河士民，多有呈请用砖者，诚有见于砖工得力，为保田庐，情至切也。夫事有益于民，断无不利于国；特事近于创，难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众议纷如，良由工程平稳，用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工简务闲，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生，是以妄生浮议。赖圣明独断，敕下东河试办，至今永庆平成。唯自用碎石，请银几七十余万两，嗣改办六成碎石，然因购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经费仍未能节省。自试办砖，三年未生一新工，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采石只济源、巩县，采运维艰；砖则沿河民窑不下数十座，随地随时无悮事机。且石性滑，入水流转；砖性混，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砖块直六两，石价则五六两至十余两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尺砖千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均实。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砖重九千余斤。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可当石两方之用也。或谓砖块入土易损裂。不知砖得水更坚，抛成砖坝，一经游泥，即已凝结。或谓抛筑砖坝，近于与水争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自来镶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坝数十丈，然后用埽镶护，砖则无须乎埽。师土坝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所占河面无几，安得有与水争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则险，水浅则平；水近则险，水远则平。自抛筑砖坝，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浅且远。尚书敬征来豫，据道厅密禀，谓“砖办险工，未可深信”。连年水小，未敢自谓必可施行。今十八年盛涨，较二年、十二年尤为猛迅，砖坝均屹立不移，并未出险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且上年春间仪睢厅、秋间中河厅河水下卸，塌滩汇坝，抢镶埽段，旋即走失，因砖抛护，均能稳定。砖办险工，较镶埽更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滩陷不能镶埽，马工失事，因补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如用砖，运砖易于运石，则费省而工已固矣。各厅有工之处，皆易为力；唯无工之处，串沟隐患，必应未雨绸缪。若于黄沁下南豫储砖块，则可有备无患。应储之砖，仍令向民间采买，不必厅员烧造。此外别无流弊。”疏入，奉谕：“该河督既确有把握，朕即责成办理。”毓美又言：“从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络、木困、砖石、柳苇，自用料镶埽，以秸料为正宗，而险无定所，亦无一劳永逸之计。缘镶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过数尺，镶埽数段，引溜愈深，动辄数丈，无工变为险工。溜势上提，必须添镶；溜势下坐，必须接镶。片段愈长，防守愈难，新工既生，益形劳费。埽工无法减少，不得已而减土工，少购碎石，皆为苟且因循之计。自试抛砖坝，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护旧工，无不著有成效。且砖工不特资经久，而堆储亦无风火堪虞，从此工固澜安，益复培增土工，专用力于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无冲决之虞。”宣宗嘉纳之。巡抚牛鉴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此河工改用石为用砖之又一争议也。
漕运之制，未行海运以前，为承明代军运之法。明军制遍设卫所，复唐府兵之旧，而漕则始由民运，后乃兑与卫军。明代军制既紊，除边卫尚有任战之军外，腹地卫所，有漕之处尚充运，其余调充班军，只以供役。万历末年以后，卫兵不可用，纷纷召募，兵已重出，饷已不尽由于各卫之屯田。屯田亦辗转侵变，原额纷舛。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余则招降之官兵及群盗，不编为汉军旗者，悉隶绿营。向所谓卫所屯田之军，不任战守之事，唯于有粮运之处仍任运粮而已。
《清通考》：“顺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每卫设守备一员，兼管屯田，量设千总、百总，分理卫事。其原设指挥、副指挥等，俱裁去。改卫军为屯丁。凡卫所钱粮职掌及造船事务，并都司、行都司分辖，皆仍旧。七年，令卫所屯田，分有无粮运科征。先是卫所屯田，分给军丁承种，因有操演、城守、捕盗、领运之责，科征较民地稍轻。至是裁汰卫军，凡有运粮卫所，屯粮仍旧派征；其无运粮卫所，屯田俱照州县民田例，一体起科。十三年，定屯丁贴运之例。浙江金乡等卫，有屯无运；杭、宁、温、台各卫。嘉、湖、严、衢各所，有屯带运；金华等所，处、绍等卫，无屯有运，应均算津贴。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亩有奇。今议定带运卫所，照数分派，余田征租银拨贴无屯卫所。至有屯无运卫所，若有愿运者，照例给田佥运；若无领运者，计田征租银，拨贴无屯卫所运丁。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额，定每船给田一百一十三亩。”
此清初以来规定之漕制。至道光时漕事弊极，其大弊与河患相连，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论政之可为炯戒者。盖屡次开捐，到省候补之员多，无缺可补，则以差委为调剂。盐、漕、河，皆容纳差委之大窟穴。以漕而论，据当时包世臣《剔漕弊说》：“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淮安盘粮，漕臣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亲验米色，而委之花户。两处所费不赀。又一总运费二三万金，一重运所费二三千金，一空运，一催趱，费皆浮于千金。又沿途过闸，闸夫需索，一船一闸，不下千文。故帮丁专定运粮，其费取给于官而有余；合计陋规贿赂，虽力索州县之兑费而尚不足。此帮丁之受朘削于大吏也。”又据江督孙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为刁制。各州县开仓旬日，各厫即已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厫少，必须先兑。每借看米色为由，逐厫挑剔，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厫输纳，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机恣索，州县不敢不应其求。或所索未遂，即借口米色未纯，停兑喧扰。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此旗丁于受兑前刁制州县之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而过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旗丁也，众丁及运弁皆听指挥。尖丁索费，必先议定私费，再议通帮公费。故有尖丁后手及程仪等项名色。州县不遂其欲，则通关勒靳不交，至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此弁丁于既兑后刁制州县之弊，此州县之受勒索于帮丁也。又据江督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州县既须贴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包户挟制。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缙绅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并有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图买静求安。受制于刁衿劣棍，仍取偿于弱户良民。良善乡愚、零星小户，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贿托包户代交，较自交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包户日多，乡户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渐趋于莠。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积重无已之实情也。”
至运河受黄河之累，当嘉庆间，已成不可救药之势。《清史稿·河渠志》：“嘉庆十四五年间，淮、扬、运河三百余里浅阻，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堵闭清江三坝，筑坝断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下部议，覆称：‘近年运河浅阻，固由迭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黄水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畅出敌黄，并分流济运，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旧淤并可刷涤。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运河为事，恐旋挑旋淤，运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势愈猛，决堤吸溜，为患滋多。’命尚书托津等偕河督勘办。”此勘办未言结果，盖河无办法，运河终无办法，部覆已言之甚明也。又曰：“自嘉庆之季，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而历年借黄济运，议者亦知其非计，于是有筹及海运者。道光五年，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群以窒碍难行，独大学士英和有‘通筹漕、河全局，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之议。下所司及督抚悉心筹划，卒以黄、运两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时议论之士多有力促海运之成者。齐彦槐有《海运南漕议》，谓：“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滋盗粮。二曰重洋深阻，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然三者皆无虑。出吴淞迤南多矶岛，水深澜巨，非鸟船不行；迤北多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鸟船必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洋氛在闽、粤，皆坐鸟船，不能越吴淞以北也。不足虑者一。沙船聚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富民。一船须银七八千两，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号，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至上海年千余万石。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问其每岁漂没数，不过百之一。今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岁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线风信，熟如指掌。关东、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无虚日。此不得以元、明之事为说也。不足虑者二。秦、汉、唐漕粟入关，未言官艘，唯《刘晏传》有官漕之说，谅亦杂雇民船。国家除南粮外，百货采办，皆官与民为市，且间岁有采买米粮以民船运通之事。山东、江南拨船，皆由雇备。雇船未尝非政体，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南行为正载。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百余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关东装货，并无客伙押载，从不闻有欺骗。又沙船顺带南货，不能满载，皆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今若于冬底传集船商，明白晓谕，无论其船赴天津，赴关东，皆先载南粮至七分，其余准带南货。至天津卸于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陆续开行，二月初，江、浙之粮即定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仓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价，而官费之省者无数，又使州县不得以免费、津贴、旗柁名目，借词浮勒，一举而众善备。先期咨会浙江提镇哨招宝、陈钱，江南提镇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东镇臣哨成山十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护送。而淀津有拨船数千号，足敷过载。由淀、津抵通二百里，无粮艘阻滞，挽行顺速。唯装卸及发水脚，若任吏胥克扣需索，则船商或畏怯不前。悉心端意，了此一节，亦非难事。至行之有效，然后筹裁撤粮艘，安插柁水，清查屯田，皆有条理可循矣。”
彦槐在嘉庆季年上此议于苏抚，苏抚召与诘驳，终以不必改章为言，寝其事。至陶澍抚苏而办海运，世以盐、漕两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议也。当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朝廷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嘉庆间驳斥之海运议复兴。当嘉庆时，苏抚之寝彦槐议，亦承朝旨而然。盖勒保督两江，时有患运河阻滞建议海运者，勒保挈浙江大吏会奏海运十二不可行。于嘉庆十六年奉谕“海运既多窒碍，唯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盈绌不齐，唯有起驳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等语。明旨煌煌也。海运议再起，诏江督、漕督、苏、浙巡抚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鸣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惮更张，以窒碍难行入奏。其时前任江督孙玉庭，因渡黄艰滞，军船四十帮须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于挽运，复请截留米一百万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称：“玉庭所奏渡黄之船，有一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御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驳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帝震怒，元煜、玉庭、检均得罪。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迁延半载不决。会澍由皖抚移苏，与总督琦善奏言：“海运虽属创行，海船实所熟习。折漕变价数百万，势必银涌贵而谷陡贱，恐官民交困。请以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则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驳费巨，仍由河运。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徕商船，筹议驳运兑装等事。澍又亲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运米百五六十万石。朝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于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留难需索诸弊。海道水师会哨防护，并如十余年前齐彦槐所议。六年正月，各州县驳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水程四千余里，旬月抵津，一船不损。穆彰阿赴验米色，莹洁远过河运。海商运漕而北，载豆而南，两次得价，且由部发帑，收买海船耗米十余万石，其出力之商，优给顶戴，皆踊跃过望，先后共享银百余万两。不请一帑，而漕项银米，自解津应用及调剂旗丁外，尚节省银米各十余万。其海关免税不过万余，视河运又省费过倍。此商民具有组织能力，而国家始利用之；书生具有政治通识，而公卿能采取之，皆世运之渐变也。明年，江督蒋攸铦再请踵行，而朝议以河湖顺轨，又不许。历二十年，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二十六年，诏复行海运，始为常例。至轮船通行，益无风险之说，而招商局且揽为国营公司专利，不许外国商船承运，则无复河运之事。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议论，且交通既便，亦无庸议漕，而古来代有烦言，清世于道光朝作一改革，在当时为极可纪载之事实，撮述之，以见昔人知识之无法骤开，而士大夫之明通强干者，能救一时之弊，已不可谓非难能可贵矣。
第七节 鸦片战争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张格尔之役，十二年有叛猺赵金龙之役，不旋踵而皆定。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将。杨遇春、杨芳之于回，罗思举之于猺，转战迅速，而赏功必以旗籍大员居上。实则平回大帅长龄，主张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东四城；平猺钦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责，均暴露勋贵之无能，其事皆不足述。至鸦片一案，则为清运告终之萌芽。盖是役也，为中国科学落后之试验，为中国无世界知识之试验，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
三代以后，至清中叶以前，国无外交名义。“外交”二字，作罪恶之称。《礼记》所谓“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谷梁传》所谓“大夫无境外之交，束修之馈”。至于国君，则名为天子，即无敌于天下。四征不庭，乃为王者。至力屈于敌，明明卑以事之，仍称彼来曰“款”，我往曰“抚”。此古来夷夏相对之通例。鸦片案乃引起事变之端。中国之盲于外交，应受事变之教训，则固不自量力者所必致也。政治不自量力，必使万国就臣妾之列；学问不自量力，致使国防民用皆自趋于弱与贫，而以强与富让人。苟非如此，鸦片案何由发生？即发生鸦片害人，乌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鸦片非主因，中国之政与学相形见绌，乃其主因。今先略述鸦片案之来历。
中国自古有罂粟，词赋家皆或赏艳其花，农学家或采用其实，为济荒之用，从未有发明其为毒品者。明万历间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始有阿芙蓉一品。时珍解云：“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又引王氏《医林集要》，言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作《医林集要》者为王玺，当与李时珍时代尚近。天方国用以入药，据云纪元前早已传自希腊，既而流行各国，印度尚为最后。取浆凝为干块，款客嚼食如槟榔。明末，始有苏门答腊人吸食之法。康熙中，台湾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国吸烟特色。流行各省，至开馆卖烟。雍正七年定兴贩鸦片罪至充军，开馆卖烟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船户地保邻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关监督严加议处，是为鸦片定罪之始。时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嘉庆十五年以后，一再饬禁。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后，制烟土益精。英商以贩烟为大利，始犹泊于澳门，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为卸载转贩地；既且移之黄埔，于货物中夹带私售。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具结，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方准开舱。若行商容隐，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行商者，粤商十三家，经官立案，开设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贩货来者。其初十三家谓之洋商，而外商则曰夷商。后订约讳言“夷”字遂称外商为洋商，洋行并废，外商得自设行栈销售。乾嘉以来不如是也。当有洋行时，外商非投行不能销货。英人设公司经理贸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大班来粤，率寄寓洋行。洋行优其供应，而朘削之无所不至。初定行佣，每两货价奏抽三分，继而军需出其中，贡价出其中，又与关吏相比，课税增、规费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而十三洋行为世业，悉索于外商，养尊处优，驾两淮盐商之上。今所传粤中富家刊刻丛书，若海山仙馆潘氏、粤雅堂伍氏，皆当时洋行十三家之一也。鸦片不过商品之一，其实即无烧烟案，通商既久，必有变端。一缘葡萄牙擅澳门之先占利益，二缘粤关之加重规费。葡商在澳门，筑高楼而居，其商船到者，只纳船钞，别无课税。他国之商，船泊黄埔，钞课并纳，又非投行，无寄顿销售之策。既销之后，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赁葡人之屋，谓之住冬。葡人俨然为各国之东道主，各国皆羡之。而英人商务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鸦片之销行，视中国贸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据，嘉庆间，一再窥澳门，葡人辄请中国援助。粤督辄宣谕不许相犯，或且绝其互市，迫令退师；其时英人不敢深抗。中国固地主，有主权。而心不能平，必欲谋一相当之地，以雪见绌于葡人之愤。此一事也。中国关征之法，应本宽大，守“讥而不征”之训，各关所定征额甚微。以粤关论，乾隆《会典》所载十八年奏销之额，广东海关五十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八两，为天下额征最巨之关。其时江苏海关额征只有七万七千五百有九两。今以上海关为收数最高，年必数千万。可知通商以后，国家之受惠实多矣。昔时额征之外，或解羡余，不为常例。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讨关。关督爱才者，过客投一诗，以为可观，即许其满载而去。百年以前，中国国民为别一种风味。但国家并无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课赋之外，加以规费，关员之外，加以行商。所领军需、贡价，未尝不为公用，而又决非正供。洋行求取于外商者多端，遂分内用外用名目。当康熙间平定台湾，始开海禁，外商通互市之处，原不限定粤中。康熙三十七年，设定海关，英人始来通市。然粤近澳门，寄寓近便，多聚于粤，粤关即迭增重费，外商争执不见应。雍正中控于大府，稍稍裁减，未几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志。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粤督争之，奏请浙关增税使倍于粤。朝旨亦以宁波番舶云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粤之澳门，将示限制，许增浙关税。未几复定制，外商不准赴浙贸易，归并粤港。粤洋行益据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于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辉仍赴浙，请在宁波开港。而浙抚已奉新令，悉毁定海关夷馆。闻又有舟泊舟山，发令驱逐，断其岸上接济。洪任辉愤甚，白海道至天津，乞通市宁波，并讦粤关陋弊。七月，命福州将军来粤按验，得其与徽商汪圣仪交结状，治圣仪罪，而下洪任辉于狱，久之乃释。后又禁丝斤违禁出洋，亦为英商所不便。隐忍既久，乃于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马戛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并求减关税。不许。六十年，复入贡，表陈中国大将军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国曾发兵应援。的密，即廓尔喀也。奏入，敕书赐赉如例。
英国两次入贡，其后一次有表文，无专使，特由在粤大班名波朗者呈粤督请转奏。《东华录》具载之，故宫复发表原档。盖为前一次贡使回国后之回讯耳。附带土宜，作为贡物，亦不过大呢六箱。所欲就此次说明者，为廓尔喀之役曾有助力，补述之以见好于中国而已。其动机为欲避粤关，改市赴浙。商人请之不得，由国王具礼命使代请之。此其君民利害之相共，资本主义之实行，与当时中国人心理不同。转译表文，亦失原意。在康熙、雍正朝当不如此盲昧。
英国经此郑重声请，仍不得当。嘉庆中，英遂有一再谋占澳门之举，中国又禁格之，使不得逞，事在七年及十三年。至十五年，其大班又禀控粤抚，谓贸易资本皆自国帑借领，不堪亏折，请酌量裁减，以利远人。粤抚韩 饬司议，寝不行。二十一年，英国复遣使分入京、粤。其入粤者，先以谒见仪注起争执。盖旧制，外夷贡使见制府、将军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英使加拉威礼不可，署督董教增勉许免拜伏礼，使者免冠致敬，大府离席立受，在粤主宾，尚为成礼。其入京之正贡使罗尔美、副贡使司当东，舟抵天津，朝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就津赐宴，有司谕以谢宴应跪叩，不可。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该国使臣入觐仪注，不答。和世泰导使臣至圆明园，仁宗御殿受觐，使臣称病。帝怒其无礼，却贡不纳，旋虽酌收数事，仍颁敕赐以珍玩以答之。然为粤关规费事而来，本意竟未能达，怏怏而去。
至道光时，外商已自立公局为寓所，不住洋行，不复循回澳住冬之例。会粤城外大火，民居荡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旧址，为民所控，粤抚朱桂桢督役拆毁。英商禀诉，以八事相要挟，“移泊外洋，停止开舱”，相持半年始解。凡此纠葛，外商率致怨于粤。此二事也。
有以上两种积嫌，国家不足酬远人儌惠之恩，即唯有震以畏威之策。若示以威不足畏，则要挟狡展，势必有变端矣。鸦片则会逢其适之物也。当时有一派，目击烟销日旺，银钱外泄，成中国绝大漏巵，昌言自种自销，抵制英印所产，收回利权。此光禄卿许乃济所奏陈，知名之士若吴兰修、仪克中皆有是说。疆臣则卢坤约略言之，不敢明请。粤抚祁填则具稿请邓督领衔，邓亦允之，而为粤绅持清议者所阻。同光间有伪撰《洪经略奏对笔记》行世，其中主张种烟抵制印土，殆即许乃济、吴兰修辈所为，托之洪承畴以惑宫寝。兰修有《弭害论》，见梁廷坍《夷氛纪闻》，畅发此指。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有“漏巵宜防，请置重典”一奏，诏下内外诸臣，广收众议。众无敢言开禁者，独湖广总督林则徐言尤悚切，且规划防禁之法尤备。宣宗为所动，谴言弛禁者。降太常卿许乃济为六品顶戴，召则徐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驿赴粤，会督抚商办。定贩卖吸食皆死，著为令。则徐至粤，粤督邓廷桢亦贤者，体朝旨厉行禁约。除严拏贩烟吸烟之犯，又穷治外来烟土，务尽毁之以绝根株。时英商尽匿烟土于趸船，泊椗零丁洋面者二十有二艘。钦差、粤督坐堂皇，传集十三洋行，发交谕帖，令转谕英商公司，呈报存储烟土实数。时公司大班名义律，得谕迁延不复，则徐侦知英最巨之烟商查顿已遁，其次颠地尚与议律在夷馆谋遁，乃锢其所用买办华人，而调巡船围泊夷馆后，使不得下河；又筏断河口。义律计无复之，乃请就黄埔栈房及椗洋趸船所有，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尽数呈缴。则徐亲赴虎门验收，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觔。奏请派员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销毁，俾军民知所震畏。乃开池引卤水入，随投随夹以石灰，俟其扬沸，旋自糜烂。盖以火烧之，烟灰亦为吸品。同存性之石灰，随水糜烂，乃与灰黏合，无复烟之用也。则徐之布置周密如此。奏定缴烟外商，计箱赏茶叶五十斤。当时出洋茶税石二两五钱。洋行会馆，由公司包饷费六两七钱，并运至海口水脚，及武夷山买价。恩赏则一律蠲兑，所得亦颇抵烟値。遴随员知府余保纯、刘开域颁汉夷字结式，令诸国缮缴。义律坚不具结，负气缴还所赏茶斤，谓“遵结则后有烟土夹带，货没入官，人则正法，恐各商在途尚有烟土，不敢由彼一身代认此责”。时在澳门会议，葡商亦谓“货可充公，人则西国无斩首例，请不具正法字。”则徐以所请不与内地办法画一，斥之。保纯亦无以难义律之说，为具牍代请，而义律则谓委员已许之矣。既为则徐驳斥，乃怨大吏反复，以护货之兵与我舟师抗，我舟攻其趸船于零丁洋，毁其二艘。义律率货船屡战，皆中于炮而退。有英船愿缮结纸求入者，义律挥兵阻之。具结请入之船，见提督巡洋，坐船树红旗，又误以为来战，亦燃炮迎击。接仗凡六次，卒为舟师击毙无算。时别国货船向不带烟者，皆遵令具结，唯英船不就范。大理卿香山曾望颜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下粤中议，则徐以违抗只有英商，不拒各国，正可以夷制夷；粤人以海为生，尤不宜设禁自窘。奏覆而止。
英市既绝，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于义律，不得入，咸怨咎之。义律惧，请许率诸商还澳，俟本国信至，开舱贸易，词颇婉顺。而朝旨虽允不禁海，然对英封禁甚严，则徐不敢更张，峻拒之。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购接济。则徐自出驻海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备，民多感愧，相戒无复私售。十九年冬，朝命改则徐督粤，调廷桢督两江，旋改浙闽。英国自得粤中焚烟之讯，其国会议禁烟理直，当听中国之命。而义律以商人烟土被焚，请国库给价；且印度烟销为大利，怂恿发兵。英廷争议汹汹，卒决称兵，命其国戚伯麦率本国兵船十余艘、驻防印度兵船数十艘，聨 东向。则徐自奉旨断英市，首责诸国毋听英假借船号，毋代运出入货物；激励美、法，使不直英国所为。又以俄旧亲华，而与印度邻，英、俄相忌，又约属夷廓尔喀伺印度之隙。且知英远来费巨，鸦片减值而售，成本不敷尽供军用，决其持久必蹙，与提督关天培定议，严防要隘，全力剿办，悬赏购捕斩义律及白夷黑夷价有差；获其船者，财物尽充赏。移会闽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粤他犯。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则徐奏闻，尚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焉”之谕。英船至粤月余，无隙可乘，驶三十一艘赴浙，经福建，突攻厦门。浙督邓廷桢驻闽，出驻泉州，檄金厦道刘耀椿守御，炮击沉其兵船一，水师焚攻其一船，毙英兵数十。英全 驶至浙之定海，陷之。朝命江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视师。革浙抚乌尔恭额职，旋定罪绞候，以刘韵珂代。经此一挫，而朝旨突变。此宣宗意志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执成命以行事，亦世变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办意甚坚决。则徐对英人请求较近情之语，亦不能留伸缩之余地。当上年九月义律以兵抗战时，九龙炮台击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而于折内又累加旁批。折文云：“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其旁批云：“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折文云：“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其旁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十一月初八日，有诏“英夷反复，先放大炮。未绝其贸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时出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兹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区区货税，何足计论。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货贸易停止，船只尽行驱逐，不必取结；凶犯亦不值令交出。着出示列其罪状，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潜带入口，从重治罪”云云。则徐接此字寄，所以对义律之婉求无从通融也。洎定海一失，粤中之蜚语亦即上闻，谓“缴烟时先许以值，后负之而致激变”。此事当时有数说。
《夷氛纪闻》云：“林公至粤，居越华书院。洋行总散各商，侨寓其侧，备日夜传讯。义律呈缴禀至，夜传总商入见，责以‘汝为官商，倘有私许以价，而后设法赔补事，慎汝脑袋’。总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盖是时粤人纷纷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数日而呈缴净尽，意行商必许以事后给价。及闻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负约以自保，不暇复计夷怨，而夷已禀缴无及。然语皆出揣测，事秘，罔有显据也。”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云：“公才望赫奕冠寰宇。英酋义律慑公威重，与广府余保纯、洋商伍姓者密议，愿缴在海船土二万一千箱，易丝茶偿。余乃常州绅士，为公抚吴时激赏，素以干力著。伍则与义律最昵，知使节不久留，欲弥缝其间，而阴与洋行分年偿其直。其禀牍恭甚。公据其词入告，奉旨嘉奖，有‘不虑尔等孟浪，但虑尔等畏葸’语。公乃驰檄宣示英国王，词意剀壮，外国争传其文。就省城外浚大地，焚毁数月始尽。陶文毅卒，旋奉旨调两江总督。枢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请以邓调两江，而移公为粤督。命下，余、伍之初计沮。”
据上两说，许给烟价事有之，而非则徐所知。但衅之由生，亦不由偿价负约。义律并未形诸文牍。因勒令具结，致成决裂。且即给价购焚，亦不甚失体。果有其事，则徐尽可先奏，何必讳言？朝廷以此罪则徐，上欲加之罪耳！当浙陷定海之际，英船留澳门者，忽焚澳门后通香山之关闸，为守闸之前山营都司炮伤英兵数十，沉其小舟。七月十八日，则徐所遣副将陈连升率游击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战胜，以捷闻。奉批斥则徐贪功启衅。则徐遂力陈六月后粤海防范情形，请戴罪赴浙竭力图克复。不报。
是月，伯麦偕义律驶天津陈诉，出一汉文奏本，上直隶总督琦善转奏。其文为英人所具，可证则徐无许给烟价之语。文唯见《夷氛纪闻》，录以明以前粤中英人所借口之真相。
奏云：“英吉利国臣统领本国水师主帅子爵巴儿多兔，谨呈天朝大清国大皇帝驾下：窃巴儿多兔现奉敝国主命，协同本国陆路统领总兵官布尔利，带领水陆军兵战船，前来贵国。缘为去年本国之正领事官义律，暨来贵国贸易之商民，竟被广东钦差林、邓总督凌辱无道，以众欺寡。并一向敝国之商民到广东，被该省大宪等欺压无辜。为此奉命前来上诉。唯思船多兵众，夫用兵必须水陆择地，护船安营，是为首要之机，熟思贵国各直省大宪，以为业已封港，不通贸易，决不纳言，不肯接呈代奏，准有相拒之形，此即必彼此相斗，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营有所倚。去年林钦差到广，不数日，首先将西洋各国人，用水陆官兵围困在省城寓行之内，立即封舱，连日不准出入，兼绝伙食，勒缴在洋面停泊船内之烟土。又言限日尽缴，否则要斩要杀。如于限内缴出，则仍前交易买卖也。窃思贵国新例，禁买禁卖烟土，但既已禁绝，无人敢买，则西洋人亦必不再来。即有愚人带来，亦无人敢买，然则带来何益？且去年所缴之烟土，系在洋面，并非起运入内地，而外国商人亦万万不能运得入港也。奈林、邓二宪勒缴，而英国商人等如不缴，则不受杀亦要饿死，虽不惧杀而饥渴难当，只得含恨忍气以缴之，然后再酌议论。讵料缴之后，忽又要具结，称‘如有嗣后查出船内夹带烟土，即将货物全行入官，其领事人即正法’等语。但查犯禁货物入官，其领事人连船逐出，不准交易，此例西洋各国古今通行。唯正法条，西洋古今无杀头之刑。况且船多人众，万一遇有水手一二不肖，私自夹带，不拘多少，岂不累人。货物入官，而人亦受杀戮之惨。即因此，正领事官义律暨诸客商，皆不肯具此结之原委也。林、邓二宪因前事不服众，未得具结，即着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国荷蒙通商已来，百十余年，贸易买卖场中，岂无赊欠通融？今计贵国洋行商人，前后共欠已有数百万两之多。一旦封港，不独不能贸易，又坏了到广东船内之货物，不胜枚举。英国商人所失之本，何可胜言。且封港之后，林、邓二宪曾与义律商允具结，嗣后货船到广，任从查搜，如无夹带烟土，方准入口，否则逐回，不准贸易。奈林、邓二宪，前言不对后语，反复无常，忽然改变，仍执前议，具甘受正法之结也。后来义律等另有求商事体递呈，奈林、邓二宪绝不肯收。即去年封港后，适有英国兵船巡海，到广洋面，该船之总兵官递呈，系请询封港之由，以为开解，奈二宪仍不独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师提督带领水师官兵前来相拒，是以不得不还炮相喧矣。去年林、邓二宪禁止买办，不准供办伙食之后，有吕宋货船一只，与英国货船同泊洋面，正欲回帆之际，适其船内人过来英船探望，即或随送些少食物，林、邓二宪，责言吕宋人不应与英船人往来，不应送食物，竟用毒计，命人于黑夜之中将吕宋船只烧毁，并伤毙三人。可怜该船无辜，受此惨害，神人共愤。切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吕宋国与英国，火烟相益，非亲即故。今同在异邦客地，过船探候，即或送些伙食，亦系人情之常事。且欧罗巴洲与亚细亚洲相隔九万余里，不独无分统属，而且只有西洋船只到中华，而中华船只万万不能到西洋。今林、邓二宪，系中国之官，在广东止可管中国广东事，岂能管到西洋？即今大英国主仁慈，怜含吕宋船人无辜受此惨苦，即命如数赔其银两。但未审林、邓二宪，此事如何奏报？”
此奏中只言林、邓于具结事反复，即上所云“余保纯允为具牍代请，义律谓委员已许之”之事也，并不言许给烟价，则并余保纯等亦未尝许之可知也。今以理度之，当是实是以商捐茶叶，用给赏之名。以代给价。故《夷氛纪闻》较量其値，言土每箱给茶五十斤，凿凿可据。林折只言五斤，乃不欲多举其数。以本系捐办，无须奏销，对朝旨严办之意为合。此正余保纯之干才。其后因具结有违言，义律亦未受赏，其为五斤、五十斤，更无可辨。窃谓此为事实也。
英帅奏辞温雅，其于初次兵船开仗，直曰“还炮相喧”，轻儇已极。要于中国并无必用武力之意，特视其可侮而侮之，亦是事实。奏意虽出自英帅，而达意必有汉奸。以兵官而具此辞令，程度自高。当时中国去文，动足招侮。《中西纪事》载英人在定海递书，内言：“二月间遣使暂讨烟价数十万，入粤东配茶，天朝大臣粤宪回复言，‘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洲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等语。”此语出自英人所递书中，或非实有其事，然夏燮自加数语云：“此盖回复外夷之词，不嫌俚俗也。”然则著书之人有此寒陋，亦见当时士大夫之荒唐召侮，何足与西人比也。奏文外又出其国会致我国相书，要求六事：一索货价，二求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市埠，三欲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船贻累岸商，六请尽裁洋商浮费。琦善以闻，又令娴习西文之鲍鹏作覆书，称义律为公使，谓“上年缴烟，必有曲折，将来钦差大臣往粤查办，不难水落石出”。并犒以牛酒。诏革则徐、廷桢职，令俱在粤候勘，而命琦善驰驿至粤代则徐职。琦善在天津见英帅语平和，谓不难驯服，畜意稍给烟直，仍许贸易，即当了事；而给値则意粤关监督即能任措。既至粤，义律辈亦回粤守待，见新钦差易与，求索益高。而粤关利厚则费亦素巨，无余存，乃知棘手。唯撤海防兵以示无敌英意，冀英人鉴谅。诘开炮创英者将加罪，军心解体。又欲从英人诉词，谓则徐拒不上闻，将奏谴之，欲证成于巡抚怡良；怡良不敢应。检案牍，则又无可指摘，不得发。先是，则徐防海所募，择海滨渔蛋亡命熟沙礁险要者，一旦撤裁使失业，为英购汉奸招引而去。向之所惮，转济其用，形便曲折尽泄，要挟益无顾忌。坚索香港为埠地，以抵葡之澳门。琦善不敢决允，但增许烟价，冀就范。提督关天培请添兵设守，则峻拒以媚英。义律以议迟迟不决，突攻陷沙角、大角两炮台。敢战之将，副将陈连升以下，束手身殉者数人，事在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琦善委罪于天培，奏请重治，仍请续与夷议款。天培与镇将请增发兵药，琦善靳之。然亦恐再有失陷，重得罪，亟奏请开禁通商，给厦门为市地，以明年正初旬为期，还以烟价。其与义律伸约，则称之为公使大臣，许以香港全岛相畀，而以浙江所获英俘易定海。义律覆文，请缴还两炮台，及所掠粤船，愿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备文代递伊里布，俾知缴还定海之由，送给留定英船兵目。琦善依言达浙，而伊里布亦遂无守御意。时朝旨以两炮台失陷，又决痛剿，革琦善、天培顶戴，调湖南、四川、贵州及南赣兵驰赴粤。琦善不知，犹自出阅视虎门，与义律晤商条款。义律耀兵炮以示之，琦善更张皇入奏。奉严旨：“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受夷书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此谕见《东华录》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辛亥，其失态固与琦善相称矣。
其前，于正月初七日甲午，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方入觐，道皖，命折往粤，与户部尚书隆文同为参赞大臣。前在粤候勘之林则徐、邓廷桢，亦于上年十二月中奉旨着琦善督同办理。于是杜门候勘之林则徐复出，则询知舟勇已尽撤，无可为计。正月初五日，义律已知朝议复变，驱船攻横档炮台。台药不继，关天培阵亡。嗣是英舰进攻岸台，辄领鸦片舟尾入，约窑户艇泊其旁载运。粤兵名为迎敌，亦与通同，以护贩为利。忠勇之军，撤溃已尽。利之所在，对敌如戏。杨芳以宿将负威望，官民望其来，道佛山，一路呼噪相迓。既至则谓“夷炮命中，能在船舶荡漾中击我实地，较我实地所发转有准，此必邪教挟术所致”，传令地方保甲，遍收妇女溺器为厌胜具，载以木筏，约闻炮急眠器口向敌，伏卒即抄出夹攻。敌掠筏而过，守筏副将先遁，芳急勒兵入城。敌船未敢猝入省河，亦震芳威声，恐有布置，乃使人持书至凤凰冈台营，求入城面致芳。营将总兵长春遽引使入，迨返而敌尽知虚实，分攻猎德及大黄滘炮台，皆下，芳犹奏长春有御敌功，赏花翎勇号，时在二十一年二月。其先，义律、伯麦以琦善已允给香港，联名出示香港居民，称为英国子民，有事须禀英官治理。并以此照会大鹏协副将赖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则徐劝怡良实奏，怡良迟徊，为粤绅所恳促，乃允。奏入，而江督裕谦参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适至。诏革琦善职，拏解赴京，籍其家；以奉命驻江西理饷之刑部尚书祁填代粤督。而杨芳亦有攻守八难之奏，乞允通商，意多与琦善合。奕山、隆文继至，芳亦劝其勿浪战取败，意在徐就抚议。而奕山忽为人言所动，以三月晦发兵冲突省河英船，搜义律于夷馆，义律先遁，官兵遂掠其货物。越日，英船反攻，官军溃退，辎重船筏尽失。乘胜夺北门外山颠耆定炮台，俗名“四方炮台”，于是俯瞰城中，窥以远镜，纤悉毕见。子弹时以城中官署为的。城守始汹惧；而杨芳独以镇定闻，火箭巨弹，肃肃声过耳畔，笑骂而已。或劝稍避，不顾也。于时民居遭毁，兵多擅逃，城守岌岌，款夷之议遂决。则徐已于上月奉旨以四品卿衔赴浙候旨。盖裕谦以钦差大臣入浙，与闽督、浙抚先后皆奏则徐在粤无误故也。粤城上悬白旗示服从，军帅以下会印付保纯，缒城出，就商义律。旋议定，饷军六百万圆，计四百二十万两，作清还商欠，限五日内交足。大将军挈外来兵离省远驻，英船亦退出虎门。洋行括银不足额，仅得百二十万两，由藩、运、关三库垫足，由大将军奕山，参赞隆文、杨芳，驻防将军阿克精阿，督祁填，抚怡良，副都统格瑞会奏给商欠银议款事。其银是否即作烟价，及香港是否停给，款议未之及，奏中亦不以陈明。其实英兵方缺饷，得资为窥犯要挟地也。款成，耆定台未退出，伯麦自台下率众闯诸村落淫掠，至奸及老妇。举人何玉成柬传南海、番禺、增城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三元里。各乡义愤集至数万人，夷目毕霞率众与战。始民稍却，旋各乡众大至，围之竟夜，天明搜杀，伯麦、毕霞皆死，收其调兵符券及防身兵器，夷兵乞命之声震山谷。村民围耆定台英兵，计令饿毙台上。义律密遣人求救于保纯，或劝以兵助民并缚义律，重与约法。所给商欠银，时仅交四之一，当事以款银已去，败盟无利，事在和后，不欲为戎首，不用其策。粤督令南、番两令随广府保纯出，步向三元里拱揖代夷乞免，民乃解围。粤人至今举三元里为快。嗣是粤人踵行团练，遂为后数年拒夷入城督抚封爵之用。
三元里役之后，民气极盛，英兵已约定退出虎门。粤督大修守备，义律因不欲复入虎门，请与粤人市，不忍肆扰，别营市地于香港，请官为示，召商民就港贸易。请之至再，而内商以越海不愿往，又请以退出之尖沙嘴、九龙山二地易香港。当事以未奉谕旨却之，反劝其入市黄埔。义律以入市须经虎门，阻我兴筑炮台。纠纷不已，款市仍滞不行。五月，革则徐卿衔，发伊犁，廷桢亦遣戍。会英国王别派朴鼎查为将，巴葛及思亚刺、力巴、敦时为副，增兵增舰来粤；义律遂返英。朴鼎查以军官兼管商务，与伯麦为将时又有异。奕山偕隆文离省，居三水县之金山，撤湖南兵归，而独留杨芳驻省弹压。隆文居金山，独以愤不食死。朴鼎查按义律所议约，止收商欠而撤在粤兵，无与他省事。思尝试觇中国意，或不止就义律已成之功，于是舍粤洋北抵潮之南澳，泊船于长山尾，且登陆秣马，渐造屋为层楼；澳官无止之者。澄海县诸生在粤受课作海防论，乃及此事。书院监院梁廷枏发之，祁督饬海阳令查毁。朴鼎查遂以七月初十日犯厦门，投书驻厦提督，自称公使，吧噶称水师提督，敦时称陆路提督，谓不照上年天津所议事款，应有兵事，暂借厦门屯军，定议即缴还。提督陈化成适改官江南去，闽海亦奉旨以粤夷就款撤兵，总督颜伯焘仓卒迎击，大败，将士多死丧，遂失厦门。伯焘故有志杀敌，且非议邓廷桢在闽，谓能守而不能攻，事前购船铸炮，称有备。其置炮在台墙深处，炮口止能对一点。英船窥知之，避其中点，鼓行无阻，夺台反炮向内攻，所备适以自杀。英既破厦门，不留据其地，即分扰台湾、定海，而尤以定海为注意。犯台湾者为小股尝试。守台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早以海警戒防，莹尤以练达通博知名。当邓廷桢督闽时，已请奏起泉州在籍提督王得禄，故李长庚部下，平蔡牵封子爵者，出襄军事。八月十五日，英船挟三板犯鸡笼杙，越日进口，炮坏二沙湾兵房，台炮击中其船，遁而触礁，生禽黑夷二百数十、杀数十，白夷杀二人，沉一人。后一日，又搜杀白夷五，获其图册。九月十三日，英船再扑二沙湾，击毙二夷遂退。其扰定海者，亦以八月十二日至。自伊里布以钦差入浙，一意附合琦善，撤防待义律交还定海。定海名交还，尚留船盘踞。伊里布示谕居民毋敌视，并以已起椗之船数移慰巡抚，又奏收复定海。巡抚刘韵珂以敌方筑炮台，开河达城中，踞住岑港、沈家门，开两处民房，又出伪示招居民接济，缕奏其患。会朝命于粤又主剿，逮琦善籍其家，遂革伊里布大学士职，仍留江督任，命裕谦驰往代之。旋召伊里布入京；六月，革职发军台。裕谦入浙，奏保则徐，恃为谋主。未几，则徐遣戍去。至闻厦门失守，急檄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会同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以兵五千守焉。至是，敌至，连日拒击小胜。至十七日，敌大举猛攻，三总兵同时阵亡，定海城再陷，进犯镇海，分攻金鸡、招宝二山炮台。金鸡山奋击，毙敌数百。提督余步云守招宝山，先有二心，前数日，裕谦召步云盟神誓师，见裕谦无退志，称足疾不跪。敌至，不令兵开炮，甫抵山麓，遽弃台走。敌据招宝山，俯攻镇海城，城陷，裕谦殉节。裕谦故诚勇公班第曾孙，壮烈思无忝祖先，劾琦善、伊里布，慕林则徐，盖旗籍之矫矫者。既陷镇海，即攻宁波，步云又奔上虞，道府从之，时为八月二十九日。巡抚急守绍兴，扼曹娥江，防其犯省。九月初，英兵迭入余姚、上虞、奉化肆掠，毁其仓库，旋退而乱民乘之，浙东蹂躏甚惨。
九月初四日乙卯，命宗室大学土奕经为扬威大将军，驰驿赴浙办理军务。所命参赞大臣，皆不果行，旋以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又命怡良为钦差大臣赴福建，擢河南巡抚牛鉴督两江。出琦善于狱，使效力军前。奕经客宿迁举人臧纡青，劝奕经奏召林则徐来浙勷办，止琦善，斩余步云。奕经庸懦不敢用，仅止琦善。乃改发琦善军台，未几即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旋仍柄用如故，盖有首相穆彰阿为之内主也。二十二年正月，奕经军次绍兴，与文蔚定议，分袭宁波、镇海。预泄师期，两处皆败。二月，敌攻慈溪，金华协副将朱桂与战，督抬枪兵匿崖石树林自蔽，毙敌四百余，兵无伤者。军无后继，桂请文蔚发兵数百为援，不许。至暮发兵二百，敌已分兵绕出桂兵后，桂与其子武生昭南死之。文蔚从随员侍卫容照等议，防敌夜攻，弃军走，军资尽失。时朴鼎查方嗾兵舰再攻台湾，姚莹督官兵御之于大安港，别设伏于迤北土地公港，诱敌舰入，触礁不能驶，尽覆之。除淹毙杀毙外，擒红白夷十九、黑夷三十。上年获禁之百三十余夷，言官请无庸解京，就台正法。及是，并新获者皆斩于台，仅留禁其夷目勿杀。后遂为朴鼎查诬控所杀非兵，而系商民。穆彰阿主于内，使怡良就讯虚实。怡良嫉台湾镇道未以功归钦差，证成之。镇道皆下狱，以餍英人意，旋释之。至三十年，宣宗崩，文宗宣示穆彰阿罪，始正言镇道之受屈。而扰浙之英人既得志，又以浙为无可恋，更北扰，乃可胁成前约。有郑鼎臣者，前战死之处州镇郑国鸿子，志复父仇，投军自效，率定海水勇，多挈火具，附敌船焚攻，辄烬其船，多有擒斩。文蔚退还浙西，尽撤战火诸船。鼎臣不从，随行请治以法。奕经心重鼎臣忠孝，诺而未行。鼎臣于三月中累焚英船，焚溺英兵五六百。奕经、文蔚前经因败夺翎顶，至是因焚攻有功，皆蒙赏复。而浙抚刘韵珂意在羁縻，奏请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又以杀零夷为非，以鼎臣等为虚报冒功。鼎臣具四大舰，载所获夷级衣械及击碎船板送核，事乃白。时朝廷已复命宗室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入浙，并署杭州将军。耆，满洲亲贵，为一时庸劣之尤，足以显清室之王气已尽者也。三月二十七日，英军弃宁波北犯，奕经遂奏收复郡城，旋又弃镇海，未及夸张克捷。乍浦已于四月初九日失守，驻防副都统长喜投水死。驻防横暴，平时已与土人不洽，至有警，更多所指摘，谓为汉奸，于调集助守之福建水勇亦凌辱之，战时遂举火为内应。英水兵登岸，顷刻而城陷，平湖、海盐大扰，会城亦戒严。事闻，以乍浦顷刻溃散，皆余步云屡走屡失城池，未议重谴，有以倡之。始奉严旨拏解治罪；久之，至岁杪乃伏法。鸦片之战，失律逃溃者相望，正法者止步云一人。当时朝议，能却敌者，既以挑衅得罪；其逃避者，自应以弥衅邀赏，则步云之见法亦冤也。
浙抚刘韵珂，以煦煦为惠，得民心。浙中军事，有大将军、参赞及钦差辈先后坌集，责亦不在巡抚。其竭力赞和，唯恐失敌意致败，则不可掩。然民乃谅其弭祸，亦颇感之。伊里布之再来，韵珂所请，专为议款。乍浦既失，伊里布诣英船商款事，英人气骄甚，无成而返。韵珂意郑鼎臣辈屡获英俘，未还俘，故仇不解，乃奏出所获白黑夷于狱，载送乍浦，则英又弃乍浦，虏其军资去矣。追送镇海，俘还船不谢，受俘者亦默无一言以复。五月己酉朔，朝命乃以伊里布赏四品顶戴，署乍浦副都统，而英船于是日已泊吴淞。江督牛鉴以办防驻海口。初三日，英攻宝山。至初八日，提督陈化成在南门外海迎战，炮沉英船二，折一船桅，英船以炮弹火箭，焚及民舍。牛鉴方与化成分守海口，炮弹落其近处，失色退走还城，所督诸军从而皆溃。英军大进。余步云旧部徐州兵先遁，化成余亲军不及百，为夙所训练，随化成不退。化成手燃巨炮击贼，临危犹破一舟，中炮遽卒。鉴遁而城亦陷，驻上海文武官皆走松江。英船随入上海，城已空矣。十四日，更向松江，先奉调来援之寿春镇总兵尤渤，沉船塞港，置炮相拒于城外八里之地。英兵亦缘道示威，无意深入，被拒，遂退出吴淞，改驶长江口。六月七日甲申，牛鉴奏请仿照乾隆年间征缅罢兵事，准予英人通商。奉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又批：“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缅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傥将士有所窥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恨自愧。”先是，宝山失守之报至，朝命伊里布、耆英驰赴上海，会同牛鉴筹防堵。至是，又命伊里布回乍浦副都统任，止留耆英会办防剿。其时江防荡然，英船已过江阴、瓜洲抵镇江矣。牛鉴遁还江宁，京口副都统海龄守镇江，忌汉人，谓有汉奸，搜索骚扰。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以兵至，亦拒不延入。相持二三日，英军梯陴而上，镇江陷，海龄自缢，家属多殉。江宁相距，一日可达矣。
朴鼎查先奉英王命，仍赴天津请议约通商，故由宁波迭退而北，闯吴淞，闯长江，皆视可侮而取胜以壮声势。既陷镇江，其部夷马理逊者，其父为贡使，曾至北京，父亦名马理逊，当时谓之秧马理逊，自命为知中国地理政事，进言于朴鼎查，谓江宁为南北咽喉，踞以要挟，无不得志；或且扬言将冲挖高家堰堤，坏河防，阻运道，北京必汹惧，胜往天津。朴鼎查从之，令诸船齐进。一路声炮，焚毁瓜洲、仪征所有盐舶商船殆尽。以六月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逼江宁城。伊里布以议款情熟，仍具奏驰抵江省，其先既奉有“设法招抚，许便宜行事”之旨，遣其家仆张喜赴英船，以候款开导。英果不攻城，但责成议甚亟。初六日，耆英亦至，复遣员与张喜再诣英船。朴鼎查用马理逊预议：索三千万圆，稍减为二千一百万，以六百为补偿烟价，三百万为续还旧商欠，千二百万为军费。本年先交六百万，余分三年带交。又索香港为彼商侨居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贸易地。税项公立章程，遵中国例则征输，先占厦门、宁波、镇海、定海、乍浦、宝山、镇江各城岸，俟五口通商即退还。贸易各口设关，自设领事官经理。货至，责成领事官赴关纳税。裁去官设行商，由来商自行交易。彼国官至，与中国官用平行礼。及事后彼此释放俘虏。语毕，即促归商定。委员佐领塔芬布等还报，当事以不但悉如英初意，且所索更奢，迁延不敢覆。更往返议拟，英船已易白旗以俟，忽于初八日夜令易红旗，约次日复开仗。谓闻之谍者，中国用缓兵计，实调兵来决死战也。
总督、钦差急遣布政使黄恩彤，偕前委员侍卫咸龄见英帅，开诚告以无他，并一切勉循所请，船众欢呼。于是牛鉴、伊里布、耆英会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动，邻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扬帆直达。所请虽贪利无厌，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尚非潜蓄异谋可比。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费，以全大局。所索纹平七折银一千四百七十万两，商欠折二百十万两，行令粤商按数归还。本年先交四百二十万，就将扬州商人现给之五十万圆扣抵外（英攻镇江，扬州盐商赂以五十万圆，称犒师，祈勿过江扰累），令江苏捐备百万，再拟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库存，及关征粤税库通融借拨；其余三年带交，岁不及三百万（计数实应岁三百五十万，故意轻减，为掩耳盗铃计），彼国货税既新加饶裕，可以作抵（此则甚确），较用兵费实不及三之一。至厦门，夷虽退，尚未收复；香港、古浪屿、定海、招宝山，则仍据守未退。与其久被占据，不若归我土地。既愿遵输税课，即属悔过向风。此后彼因自获马头，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以为国家之利。所请与官讲平礼，虚文本可通融。事定后，亦应释俘囚以讲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附单详载条款以闻。奏入，帝甚怒。穆彰阿委曲晓譬，为东南数百万民命强为抑遏，加恩勉如所请，而谕令反复详议，永销后患。耆英等同诣英船，与立和约十三条、善后事宜八款，钤以关防。海关丁书巡役陋规，亦悉予禁革。八月初十日，恭值万寿，英官仰祝纯嘏，虔请代奏。英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诸帅设饯于正觉寺而去。此所谓壬寅《白门约》，即所谓不平等条约之第一缔结也。
第八节 鸦片战争前后
鸦片案之赔款割地，战败以后事也。所异者，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邓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顾。唯海岸线长，不能得复有如林、邓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内，始以忌刻而欲败林，继则务反林之所为，并谴及力能却敌之邓，乃至并谴及御敌获胜之达洪阿、姚莹。此皆满首相穆彰阿所为，而汉大学士王鼎至自经以尸谏，请处分首辅，而为首辅所抑，竟不得达。林则徐褫职，裕谦奏请入浙勷办，则必令远戍伊犁，唯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则徐助塞河决，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叹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与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大用，耆英则议和之后专任为通商大臣。盖帝犹遵祖制，重任必归满洲。满洲无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济之，以乞和为免祸之至计，故口憾之而实深赖之也。王鼎尸谏之事，《国史》不载，私家纪之。《清史稿》乃直书于鼎传，盖据汤纪尚之《书王文恪事》、陈康祺之《郎潜纪闻》。康祺又取证于孙衣言之《张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间一大事。
汤纪尚《书蒲城王文恪遗事》：“枢相穆彰阿秉政，张威福，尤深嫉两广总督林公勋名出己上，乃巧构机牙，媒蘖其短，以触上怒。由是林公罪废，虎门防撤，海氛益炽。逮公还朝奏对毕，痛陈御座前，力诤不可得。退，草疏请罪大帅，责枢臣。怀疏趋朝，待漏直庐中。灯火青荧，遽自缢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骇愕，事隐秘，莫测其端。……惜乎，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艰隐愍，卒幽隐而不彰也！”
陈康祺《郎潜纪闻》：“蒲城王文恪公鼎，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议初成，公侃侃力争，忤枢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怀，闭阁自缢，冀以尸谏回天听也。时军机章京领班陈孚恩，方党穆相，就公家减其疏，别撰遗折，以暴疾闻。设当时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罢，岂待咸丰初年！蕞尔岛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骄横如此。……康祺初入京，闻老辈言是事，犹以为未确，不敢遽笔也。嗣见冯中允桂芬《显志堂集》有公墓铭，称公自河上还，养疴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词意隐约，殆公后人讳言之。朱侍御琦记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顷见孙方伯衣言所撰《张文毅芾神道碑铭》，……又云：‘頟頟蒲城，深膑太息。闭阁草奏，忠奸别白。疏成在怀，遂缢以绝。或匿不闻，闻以暴疾。’则情事昭然矣。”
吴增祺《清史纲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学士王鼎自杀，予谥文恪。鼎自河防归，为遗疏数千言，极言穆彰阿等欺君误国之罪，并荐林则徐可大用，遂服药自尽。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为《清史稿·王鼎传》所本。吴增祺，闽人，或得诸林文忠之后。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与汤纪尚所云“公子孙下材，无以成公志”其说合。后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状，不及王相尸谏事，盖遗疏既改上，官书中无此一事矣。
《白门约》定，牛鉴革职拏问，以耆英为江督，而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奕山、奕经、文蔚，均议斩候；后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诉台湾镇道，妄杀遭风被难洋人。盖朴鼎查于约成后交换俘虏汉奸，始知台湾所俘先已正法，无以对所部，遂冀泄愤于镇道。奏入，命怡良渡台查办。怡良以钦差兼署闽督，台湾为辖境，战胜由台专奏，怡良心嫉之，兼体枢臣意媚夷，遂证成夷诉，逮镇道入都下刑部狱。舆论哗然，寻释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于粤，赠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国皆在粤通商，烧烟之役，二国颇居间和解，且不直英之所为，示善意于中国。英约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诸国市舶就彼按船抽钞，而后入黄埔输税中国。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愤讶，英始不敢持前说。而法、美以必得中国许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许之，自后援例者纷起矣。
通商非辱国也，中国当时则以为不得已而允之。《白门约》十三条，其于赔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时之事。其于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缚我也。不过以中国不用平等相待，于优待仪式争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国，彼此立约，从无须此。英人与中国约，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关署胥役之征求，英人所视为创巨痛深，国家亦本不当为此黑暗。若照《白门约》通商范围与各国订定，原无不平等条约发生。其不平等者，中国君臣强要之，使英人不得不覆，而后节节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愿承受之端，覆辞责中国官不应退让至此者。略举如下：
传教在西国实非恶意，且确有利益于人。中国从前视教会为蛇蝎，深信挖眼采生等说，以为西人技术之神，必借人眼人胎等物以济其恶，教堂即收集此等物之机关，因而谓传教之订入约章，亦始于《白门约》。今档案具在，《白门约》十三条中无有也。而《中西纪事》言之，近刘氏《续清考》亦载之，殊失检点。传教入约，自咸丰八年始，自此中国受教案之害者数十年。非无驻外之使节、留学之学生，于教案之症结竟无人了解。至清末大批留学日本，法政之书娴习者众，始知教士本无干政之理，奸民无复倚教为恶之缘，于是教案截然而止，信教者反多上流人士，此亦外交知识之一进步。
《条约》十三条与《善后事宜》八款，原非同时所定。自定约奏闻，奉旨指出顾虑各节，着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注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将就自前，草率了事。于是耆英等与朴鼎查再定《善后事宜》八条，乃中朝求商于英而加订。名为章程，尚非条约。至咸丰八年，《中英续约》第一款，乃言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宁所定和约，仍留照行；广东所定《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现在更章，既经并入新约，所有旧约作为废纸。则英人所可执为侵占之根据者，并入约中，并废前日之补充非正式之文字矣。因既作废，外务部公布之条约中遂不见此八条原文。今唯《夷氛纪闻》独存之。逐条皆中国向英要求，而由英酋照覆允行之语。总之，国际知识太浅，遂至无事生事。自以为不厌求详，正所以画蛇添足也。八条为他纪载所不具，录以见当时外交真相。其形式盖为八项照会，每一项一去照一来照也。
一、广东洋行商欠。除议定三百万圆，官为补交外，此后英国自投之行，即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查此项业据该夷照覆：嗣后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项，由管事官呈明内地官着追，万不可再求官为偿还。
此为第一款。洋行商欠，并非官为担保，本不应官为偿还。以后所谓洋行，且由洋人自设。即其时洋人尚未定自设洋行，洋货或需华商百货行代售，更属商民贸易常例。因其关涉外商，遂由国家于常法之外特别加以声明，希冀解除责任。其为畏洋人如虎狼之心理，乌得不引狡猾西人生心。
二、和议既定，永无战争。所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止可货船往来，未便兵船游弋。其五处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隶、奉天、山东、天津、台湾诸处，非独兵船不便往来，即货船亦未便贸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一俟《五港开关则例》颁行，即由英国君主出示，晓谕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各处。至该国向有水师小船数只，往来各口，稽查贸易，亦当协同中国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并请中国地方官严禁华民，除议明五港外，不准在他处与英商贸易。
此为第二款。既有五口通商之约，他口之不通商已明。多此词费，却轻轻将兵船游弋引入，且并不阻止。正缘英人谓兵船之来，乃协同中国官阻商船他往，中国官不敢与外商烦言，反有借重外国兵船之意。英早已窥之矣。
三、既经和好，各省官兵应撤应留，须听从中国斟酌。其内地炮台、墩堡、城池业经残毁者，均应次第修整，以复旧规，实为防缉洋盗起见，并非创自今日。英国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惧，或行拦阻。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以上各事宜，均听中国斟酌修整如旧，系属正办，英国断无阻止之理。盖此次和好，唯赖中国诚信践约，而英国亦当专心以信守为务。
此为第三款。中国竟不敢自行修复军备，且不敢增减兵额，请示于英国而后定，则早放弃其独立自主权矣。英在当时不愿再开玩笑。设若作难其间，宣宗之为君，穆彰阿之为相，耆英之为钦差，其惊惶哀乞必有可观者矣。
四、广东、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宁较远之处，不知和好信息，见有英国兵船驶入，或相攻击，均须原情罢战，不得借为口实，致乖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两国和好消息，业经由火船速行晓示，所有英国水陆军师自必与中国兵民互相友爱。倘有攻击之误，未足为仇。唯求臣等速将议和情由，飞行各省一体知照，免起纷争，更属欣幸。
此为第四款。广东等三省有伊里布、祁填、怡良、刘韵珂等在，自无向英攻击之事，而犹必请英国不复借口攻击，其情如绘。
五、和好之后，付给本年所交银两，各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即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停泊兵船，亦须约定同时退出，散遣归国，方坚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厦门之古浪屿，据议仍留英兵暂为驻守，但不便多驻兵船，致中国百姓暗生疑忌，与该二处通商之事，转多窒碍。所有每处泊船若干只，自应预为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俟本年银两交清后，所有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等处。其他省停泊船只，除舟山、古浪屿二处酌留兵船数只管理货船，及香港仍须留兵驻守外，其余均可遣散归国。盖留兵于他国，未免重费。英国意在省费，必不多留兵船。中国不必多虑，致伤和好。
此为第五款。
六、舟山、古浪屿泊有兵船，须令带兵官约束兵丁，不得侵夺民人，致乖和好。并闻古浪屿所泊兵船，曾有拦阻中国商船扣收货税之事。此时既经通商，应令各兵船不得于中国商船再行拦阻抽税。查此款业经该夷照覆：各处兵船，本应带兵官严为约束，此时和议已定，尤当彼此亲爱。所有拦阻商船，即行饬放，不得再行抽税各情，早经行文各处晓谕在案。嗣后倘有不遵，致有侵夺拦阻情弊，即当严行讯究，不致有乖和好。
此为第六款。
七、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交涉讼狱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归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甚属妥协，可免争端，应即遵照办理。
此为第七款，当时为英人梦想所不到。不自意处人法律管辖之下，竟能不受管辖也。是为领事裁判权之由来。领事裁判权，乃日本所定之名，旧译作治外法权，谓统治之外能行使法权也。英所未请，中国强予之。英人报以“甚属妥协”四字，不平等之祸，遂延至今而未已。日本对欧洲交涉，初沿我弊，甲午战胜后乃争回。我日夜痛心不平等条约，当时则推出此权以为得计。盖官畏夷，而不敢临其上以损威重；士大夫则以夷狄为禽兽，不屑以中国之法律治之，闻此损权之条件，亦未尝以为非也。故许英通商，弹劾者纷起；赠人领事裁判权，反历久无诋斥之声也。
八、内地奸民犯法应行究办，若投入英国货船、兵船，必须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违信誓，致伤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内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国货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断不庇匿；其英国及属国逃民、逃兵，若潜逃内地，中国亦须送交英国近地理事官领回，以敦和好。
此为第八款。
后耆英以伊里布死，改调入粤，再订《通商章程》九条，即咸丰八年《续约》所云《善后》及《通商章程》皆并入约文者也。《通商章程》无大关系，不录。要之，此两章程，今皆不见官书，唯恃《夷氛纪闻》存此耳。宫中所存官修之《筹办始末》亦尚不载，则《夷氛纪闻》所存之史料多矣。
其所谓强予英人而不受反遭斥者，《白门约善后》第七款以治外法权奉英，尚云“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则似有所靳于无约国人矣。乃后于咸丰八年《中英续约》附件中，又有去照称：“其无约之国，本不应与有约之国视同一律，只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云云。英人来照则称：“至于未立条约各国民人，贵大臣来文询以作何办理。此语揆之本大臣，似难置答。何则？因有不归本国所属民人，诸凡作为，本国不任其责。除此，当立将兹款转报秉政各大臣，奏候御览外，合为先奉一词：果在各口海关，派员晓畅练习著名诚实之人，征饷皆从一律办理，相待商民，毫无偏袒，谅贵大臣所指情弊，定必大半消除。来文所称因贵大臣等不明外国情节，是以行文询访。思贵国原谓大邦，贵大臣职推大员，本大臣中怀敬慎，敢问中士大员何以必措不明外事之词？泰西各邦，并无难达秘密之景，各国都城，人皆可履其地，恭遇大皇帝特派称任大员，前往西土，命以凡有益于国体，保其无碍，应知之学，必得明了。本大臣不论别国，而本国则必以实心友谊接待。如留意博访审察各节，任便咨询通彻。由此两邦永存和好之据，日见增广，保全周妥矣。”
英人于无约国拒绝干预，且训斥中国议约大臣如此。其时英、法、美三国同订续约，前项商询无约国人事，亦及法、美。法则覆言“有约之国，不与无约之国视同一律。贵大臣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设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本大臣查此甚属有理。但刻下尚无定见，只可将贵大臣照会详至本国，饬令法官之在无和约之国者，转告无和约国之官，一一遵办”云云。美则覆言“本大臣身为和好大国奉使之员，向知此事自应变通，然因稍有难行。今请将中国所能行者略为陈列。首应与讨问欲立约之国定立条约也。前大吕宋即西班牙国，来求立约，而中国不允。今大西班即葡萄雅尔，亦已求取矣。使中国肯同定约，自当稍减无约之国。今姑无论，即任其仍前如是。本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国公使，凡此国领事奉遣至别国者，若不得所往之国准信延接者，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称领事，而中华国家或省宪地方官不肯明作准信延接者，彼即无权办事。是则中国于此等兼摄领事，立即可以推辞不接。凡已延接者，亦可刻即声明不与交往。设有美国人兼摄无约领事，借以作护身符以图己益者，既属美国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却，不与延款。遇有事故，着彼投明美国领事，自应随时办理。间或美国人兼摄领事，而代无约商民讨求地方官帮助申理等情，地方官碍于情面代为办理者，亦可以对彼说明，并非职守理所当然，乃只由于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称领事，有与海关办理船只饷项事宜者，地方官可却以必须按照条约遵行之语。倘彼固执己见干犯制例者，中国或出于不得已，地方官自应用强禁阻。当五月二十日在天津时，本大臣照会桂中堂、花冡宰，以中国必须购造外国战舰、火轮船只者，特为此故，足征所言非谬也”云云。据此，则法尚答以圆滑语，不过中含调笑；美覆词则支节横生，既为他国说项，请允通商，又称无约国外商固执己见干犯制例，则有强权禁阻，先当购造战舰。事势诚然，然大出中国议约大臣虚中请教之意外。毕竟无约国人，任其投有约国领事或商人，皆可包庇，则不平等之领事裁判权，适为推扩至无穷尽之域而已。
道光中通商约虽成，士民汹汹，所嫉大抵非今日所谓条约之不平等，乃以夷入华地为大戚。传言洋人如何无体凌人，亦未知其信否？粤人嫉夷尤甚，屡起纷纠。余保纯为大府奔走款事，为粤人所嫉，事成乞病去。后任广州府刘浔，因杖冲道之民于路，民遽讹言府署藏纳英夷，遂聚而火其署，至藩司出为解释，搜府无夷乃去。他口通商，英商颇通官署，照约讲钧礼。粤人则习见暹逻、越南贡使，随贡物乃入领宴，必易中国冠服成礼，英人以夷服若入会城，视为中外大防裂矣。英商视粤垣城门为禁地，益欲临门窥探，必为守门者斥退。若遇居民，必鼓噪聚众，使之惊遁乃散；亦有闯入而辄遭殴击者。城外则西人向本不全禁游行，但此期日，得由洋行备通事导游近处。约定后，洋行已裁，西人辄自适野游猎，动辄与住民龃龉。二十七年夏，城西黄竹岐村有英游船驶至，妇女见而哗，村人毕集，英人举枪拟众，众愤激，杀三英人。时徐广缙始任巡抚，为缚杀三人以偿之。英人照会耆英，谓游处必不能废，应保后无效尤乃可。粤绅民持之，官亦无以应英人。先是，英人谓其国虽宫院名胜地，他国人至，必导以游观为乐，岂有一城而客商不得瞻仰？时时讼言于督抚。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患之，将以约宴为酬酢礼，他日非延请无缘自至；与约有所商，仍出城就之，以此为权宜两全之计。未定期日，而省绅已闻之，具呈力争，遂据以拒英人。英人哓哓不已，且据约谓可租地建屋，指地请谕民议租值。托词阻止，则一再易地相要。彼不厌烦，穷于应付，宛转商拒，仍以得许入城为请。且由香港运兵杂货闯越虎门，入驻夷馆近地，占居民房，要以必允。欲以兵逐之，则恐坏约启衅，不逐则人心惶惶，乃预订二年后入城之约。谓当于此二年间，调解绅民。英兵乃退。且报其国主，普告西人之商中国者，届期观礼。耆英于二十八年奏请述职，明年春即行，请以巡抚徐广缙佩钦差大臣印署督，布政使叶名琛署抚，先英约入城期而去。二月，英领事以文来践约，广缙、名琛商拒无效，乃用绅民为后盾，鼓三元里之余焰，就其已编团练之名籍，张皇用之。土绅人人以为夷夏大防在此一举，一时而集至十万人，武装旗帜，如临大敌。法、美顾商利，劝阻英人，入城之说暂辍。督抚奏报张其事，朝廷亦以为不世之伟绩，与荡平巨虏献俘功等，封广缙一等子爵，世袭，赐双眼花翎；名琛一等男爵，世袭，赐花翎。粤垣官以军功议叙，绅士许祥光、伍崇曜等皆优奖。督带壮勇者三百七十余人，有职者进一阶，无则给以九品职。是为道光朝外交之一段落。酝酿至咸丰间，广缙以御粤变失机，褫职籍没论斩，旋释出从军自赎，予四品卿衔卒。名琛以使相留督粤，英再请入城不允，为英所虏，居之印度一楼上，自署所作书画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卒于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