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高宗两朝，为清极盛之时，特世宗操劳，且戕贼诸兄弟，亦觉少暇豫之乐；高宗则享尽太平之荣，位禄名寿，直可侈拟舜之大德，然日中则昃，衰象亦自高宗兆之。分节如下。
第一节 世宗雍正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圣祖崩于畅春园，帝亲为更衣讫，当夜即奉还大内，安于乾清宫。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谕称朕。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殓。既殓，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第二谕即命抚远大将军奔丧来京，第三谕即封允禩、允祥为亲王，允礽子弘皙为郡王。急用隆科多，以报其拥立之功；急召允禵，以防其在边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鹬蚌相争为渔翁得利之气，固非有为允礽报怨之意明也。《清史稿·允禩传》，于雍正初插入数语云：“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领起下文渐渐得罪。此实望文生义，未将《大义觉迷录》等书世宗谕旨，细意寻绎，盖雍正间之戮辱诸弟，与康熙间夺嫡案，事不相关，余已别有考。今专述世宗图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丑。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将军、督抚、提镇等官贡献方物。十三日甲子，诏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货志》言：“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核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借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财政整饬之状，然缴绕不明，忽言补足亏空，忽言核实奏销，殊难了解。检《东华录》则系同日两谕，各为一事，一谕户部，一谕户、工二部。
谕户部：“自古唯正之供，所以储军国之需。当治平无事之日，必使仓库充足，斯可有备无患。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相容隐，及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全完者绝少。迁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着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盘，彼既畏大吏之势，虽有亏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启效尤之心，遂借此挟制上司，不得不为之隐讳，任意侵蚀，辗转相因，亏空愈甚。
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应，关系匪浅。朕深悉此弊，本应即行彻底清查，重加惩治，但念已成积习，姑从宽典，除陕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未经参出，三年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派累民间，毋得借端遮饰。 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足之后，再有亏空，决不宽贷。至于署印之官，始而百计钻营，既而视如传舍，于前任亏空，视作泛常，接受交盘，复转授新任。嗣后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将委署之上司，与署印之员，一并严加治罪。尔部可即传知各省督抚。”
谕户、工二部：“财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国裕民，务必制节谨度。朕初即位，每恐府库金钱，中饱于胥吏之侵蚀。以后凡户、工二部，一应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须详查核实，开造清册具奏，毋得虚开浮估。倘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敷，核估不实者，事觉将堂司官从重治罪。”
世宗承圣祖宽大之后，综核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应特叙列。而牵混不清，史官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此等处皆《史稿》之应纠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颁谕旨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守令，武将至参游，凡十一道。每谕文各千言内外，各就其职掌而申儆之。国家设官，久而忘其应循之职，与者擅为恩私，受者冒其禄利，奔竞无耻，用心皆在职掌之外。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纲挈领之知识。百官职掌，近六百年来，皆自明太祖定之，后来因事损益而已。持以为督责之柄，则可以为君；奉以为率由之淮，则可以为臣。世宗则知其故矣。然各谕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实颁为格式，要其意则已蕲向乎是，文繁不具录。
世宗于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为首，嗣是有谕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门，领侍卫内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尽情伪。雍正一朝，《朱批奏折》、《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几，而已选刻者不下数十万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尽意，皆出亲裁。有照例阁臣票拟者，略一含糊，辄被诘问。试举一例：
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谕内阁：“前因年羹尧奏称：赵之坛情愿捐银一万两，往布隆吉尔地方筑城效力。朕念赵之坛系功臣之后（良栋之孙）。若伊才具不胜知府之任，道员事简易办，捐银叙用，似属可行；若赵之坛才克胜任，即留知府用。见今赵弘燮亏空库银三四十万两，交与赵之坛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银？况年羹尧启奏：筑城已有张连登、王之枢等可以竣事。今复遣往效力议叙，似又开一捐例，断不可行。若布隆吉尔筑城，张连登等所捐之赀，不克完工，令年羹尧密折具奏，再将情愿效力者发往，此朕从前谕旨也。尔等票签，全不符合，将朕紧要语句，俱行遗漏。尔等俱系圣祖仁皇帝委任大臣，圣祖仁皇帝天纵生知，兼之临御日久，诸事精熟，尔等舛错之处，全赖圣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误事。今朕临御之初，内借大学士，外借督、抚、提镇，理应诸事勤慎，尽心协办。如前日本上脱落一宇，事虽甚小，然不得谓小事便可轻忽。本章用心细阅，自无错误。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尧奏过之事，尔等又票该部议奏，朕疑其或有异同，照签批发，及观部议，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亦如尔等玩忽，督抚本章，概批依议，用人一途，听之九卿随意保举，岂不省事？但尔等可以负朕，朕何忍负我皇考之深恩乎？况朕于尔等陈奏，虚心采纳，并未有偏执之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尔等若能指摘朕过，朕心甚喜。改过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箝结为老成，以退诿为谨慎，非朕所望于尔等之意也。”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种气象。虽多所责难，并不轻于戮辱，亦未视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较之高宗，尚为远胜。至其刻深惨毒，唯对继统一事，有所讦发，或有意居功要挟之人，天资自非长厚，然正极力爱名。至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从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第二节 雍正朝的制度革新
雍正朝有两种创制，遂为一代所遵行，一曰并地丁，停编审。二曰定火耗，加养廉。今分述之：
一、地丁。古者布缕、粟米、力役三征，征一缓二。唐时租、庸、调犹沿之，至改两税而其目并矣。明行一条鞭，所并之目尤多。要其总数不重于什一，即为常赋之法。但一切负担可并，庶人往役之义，则自清以前未改也。编审人丁，计丁征费，以充百役。一条鞭虽已并古者丁盐在内，然丁仍有役，盐亦有课，故论者以为重复赋民。然总额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清承明旧，尽免明末之加派，已庆更生。圣祖康熙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原圣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户口增，续续滋生，所能享国土之生产，只有此数，而丁赋则随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为人丁定额，新生者不复纳赋。此亦穷思极想，务欲惠及人民之意。然立法不彻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于前，反需向亲戚同甲之家，商求补额，岂不反成周折？不有通变，此美意终将废阁。会圣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将丁银摊入田粮。”部议：“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得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九卿旋议覆：“应令该抚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免输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得旨：“九卿不据理详议，依违瞻顾，皆由迎合上意起见，即如本内‘有地穷民’一语，既称有地，何谓穷民？不与有米饿殍之语相似乎？朕于诸事，本无成见，有何迎合之处。所发会议事件，原欲与众共商，当理即朕意。朕不自以为是，所议允当，朕即不从，不妨面折廷诤，再三执奏，即不显言，亦可密折敷陈。圣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与尔等，期共相黾勉，以臻至治。原本发还九卿，着仍照户部议行。”
以上为九月戊戌谕，原文极长，且勉且责，愧励交至。兹节其成事实之语。夫圣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废阁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额”之意。唯有丁随地起一法，李维钧奏之，部议从之，以其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会议，以示郑重。九卿则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总名，加以詹事、科道，是为会议。乃以预议者多，反疑上意或与户部原议未合，遂作此延宕支节之词，设或允行，即废阁之变相耳。其实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户部议行，何其简捷！
唯丁随地起以后，丁额与赋税无关，编审自可不必，即行编审，亦属具文，乃一定之理。故后来论者，谓清之户口无确数，实摊丁于地之为弊。动称四万万，究竟标准何在？亦不过据二百年来某一年之随意册报耳。户口无确数，一切无从统计，则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国，可以见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初虽丁摊于地，编审之法未改，停止不审，始于雍正四年行直隶总督李绂《改编审行保甲一疏》，略云：“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请自后严饬编排，人丁自十六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册籍不烦，而丁数大备矣。”
清户口之数，与编审相关者，从《食货志》考之，明季丧乱之后，至顺治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千有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口。较之四万万之数，盖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康熙五十年为据定丁额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万万之十七分之一。其后丁数仍由编审移补，较定额时稍有增加，其余滋生人丁则日多。停编审以后，则无所谓定额与滋生，人口激增，民无顾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此即近世中国人口四万万之说所由来也。咸同军兴，人口自减，亦每无全国册报。至光绪元年，有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口。三十三年厘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调查户口为职掌。旋谕直省造报民数，务须确查实数，以为庶政根本。宣统元年，复颁行填造户口格式，令先查户口数，限明年十月报齐，续查口数，限宣统四年十月报齐。至三年十月，据京师内外城、顺天府、各直省，各旗营、各驻防、各蒙旗所报，除新疆、湖北、广东、广西各省，江宁、青州、西安、凉州、伊犁、贵州、西宁各驻防，泰宁镇、热河各蒙旗，川、滇边务，均未册报到部外，凡正户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八千有四，附户千四百五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四户。凡口数：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万三千二百有八，共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口。时湖北已起事月余，两广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边远则功令之遵奉逾期，驻防亦然，合计当亦未足四万万。是为清最末一次调查户口较确之数。
当编审停止之时，颇整顿保甲，如果保甲法不弛，户口何至无可稽考。但闭关之世，盈虚消长，皆在国内，听民自生自息，官吏以不扰民为上理，乡民出入相友，奸盗本不易收容。数十年前，余粮栖亩，不知设守，携赀夜行，不畏路劫。唯城市人多杂处，则人家自谨门户，官亦有事稽查。命、盗重情，地方官勒限参处，满四参离任，以此维整治安。虽有保甲，不甚严密。通商以后，各国有统计，而我国独无，根本在户口不了。乃知编审之废，在地丁并征，因咎康雍之失计。其实因赋役而编审，则隐匿者必多。康雍户口，较之嘉道时只一二十分之一，所编审者亦非真相，不如厉行保甲之有实际。特自治之事，当假手于愿治之民人，古未深明此理，遂无彻底综核之法。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时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丁银摊入地亩，以直隶李维钧奏请为始，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嗣后各直省一体仿行，于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唯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地丁分征。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察其轻重之故，盖赋重之地，摊丁较轻，因重赋所加，每亩担银数钱，虽每两加数分，已为一两亩地所担之加款，至赋轻之地，数十亩而后担银一两，加至二三钱，在一亩所加实更微也。
二、养廉。自古官只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给用，不能无取盈之计。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于赋额加以浮收，公然认为官吏俸薄，此为应得之调剂。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银，畸零散碎，经火镕销成锭，不无折耗，稍取于正额之外，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每两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清承明季加派之后，国库严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开，遂无限制。康熙季年，陕西督抚以亏空无法填补，奏请以旧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许，专为填亏空之用。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来也。
康熙末之提及火耗，为督抚计及挪用，而圣祖不肯允从，恐为盛德之累，然又明知故昧，留以赡官吏之私，此不彻底之治法，沿历代故事而来。在圣祖为恤民艰，存政体，虑官困，多方兼顾，而非以自私，自是有道之象。然至世宗则有以成就之矣。当时内阁条奏，系请禁提解火耗。禁提解非禁征收，则州县可取火耗于民间，上司不能提火耗于州县，私收者永任其为私，监司不许过问而已。此为体恤州县，而又不欲监司分肥，亦不彻底之见解。但较之前代，以进羡余而得奖擢者，得体已多。高成龄辨正阁奏，以为火耗非提解不可，无所利于提解，仍以体恤州县，明定为永久之公廉，及补一时之亏空，一举而数善备。养廉之说始此。
是年七月丁未，总理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议覆高成龄疏，得旨：“所议见识浅小，与朕意未合。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历来火耗皆州县经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皆取给于州县。以至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为容隐。与其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以上为俸薄不能无火耗，而火耗不可不使公开。不公开则为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公开则为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二语最中的。世宗见解实出廷臣之上。
又云：“尔等请将火耗酌定分数。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轻重，地广粮多之州县，少加火耗，已足养廉，若行之地小粮少之州县，则不能矣。唯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烦，酌量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简，即可量减。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致有增无减。”
此时养廉制未定，世宗所虑者，仍是后来反对养廉制之理论。未几仍为定额，见下。此驳定分数之议。
又云：“又奏称提解火耗，将州县应得之项，听其扣存，不必解而复拨。今州县征收钱粮，皆百姓自封投柜，其拆封起解时，同城官公同验看，耗羡与正项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县皆知重耗无益己，孰肯额外加征？”
随征随解，显然有据，解时不能隐匿，解后不能重征，唯解乃为正耗分明，此驳扣存之议。
又云：“应令诺岷、高成龄二人尽心商榷，先于山西一省内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唯可行不可行两途。以为可行，则可通行于天下；以为不可行，则不当试之于山西。以药试病，鲜能愈者。以山西为试之之省，朕不忍也。”
世宗意在定制通行，此驳山西试行之议。
又云：“又奏称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当渐减。今尔等所议，为国计乎？为民生乎？不过为州县起见。独不思州县有州县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论必当公平，不可偏向。”
当时议者不反对火耗名色，而反对提解，故世宗谓为州县起见。又养廉之制未定，提解火耗，仍兼顾见在之亏空，亏空完后，乃可专定养廉也。故下文又言朝廷与百姓一体，朝廷经费充足，歉收可以赈恤，百姓自无不足之虞。清补亏空，于国计民生均益。是提解仍注重清亏空。
又云：“尔等所奏，与朕意不合。若令再议，必遵议覆准，则朕亦不能保其将来无弊。各省能行，听其举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强。可将此谕旨，并尔等所议之本，交存内阁。”
据此则本令详议，却仍以不议终结。本不欲独令山西试行，却又不令他省必行。世宗亦慎重之至。《清史稿·食货志》浑括此文，殊不清晰。今从《东华录》核之。当雍正二年六七月间，朝廷虽极力议论此事，帝意不以廷臣之延宕为然，尤不以主张不提解为然，而卒留作悬案。以后至何时勒定火耗改为养廉，《东华录》不复见。《食货志》言于是定为官给养廉之制。此句着于浑括二年谕旨之后，实与谕旨原文不贯。考之《会典事例》，则至五年始为各省定额。
山西巡抚发端是二年事，奉各省酌议具奏之旨，当即七月乙未谕后，所云交与内阁，内阁即更请旨饬下各省也。以非明发，亦无决断，遂不入《实录》，故不见《东华录》。各省陆续覆到，终成定制，首冠以雍正五年，即其定制之年矣。不然，山西发端在二年，何云五年耶？
要之清初沿明，官俸太薄，官无自给之道，不得不有所取资，制定养廉，即是加俸。且俸因处分而可罚，廉则罚所不及。廉之数较之俸，多至数十倍，如正从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总督兼尚书衔者为从一品，不兼者为正二品。而总督养廉，多者若陕甘、云贵，至二万两，少者若浙闽、四川，亦一万三千两。其间一万八千、一万五千各有差。又如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而知县七品，其养廉多者，首县至二千两，少者简缺亦六百两，其有四五百两者，则简不成体之县，间有一二，盖例外矣。其后京官亦有有养廉者，八旗官员，亦有有养廉者，皆别指款项，不在火耗之内。供各省官员养廉，地大粮多之县，火耗甚微。以吾所知，吾乡武进、阳湖等县，正银一两，加耗仅三分耳。
清世制度，多沿明旧。清全盛时，极知补救，然不敢言制作，故历帝皆倾佩明太祖，奉行唯谨，而不敢学其自我作古，此亦或有自知之明。如官员加俸一事，仅以养廉之名，补苴于俸之不足，仍不敢动额定之俸。唯加征火耗，悉数用于外官之养廉，无丝毫流用，则可见清帝于财用之致慎。既与国人约永不加赋，终清世谨守之。唯以用银翦凿不便，折价收钱，清末以二千二百文为一两。当时银贱，每两有数百文之余谓之平余。漕米则每年由藩司约省城绅士公议，照时定价，本折兼收，听民自便。唯每石征脚费钱一千零五十二文，由官收兑运解。此清末纲纪未破裂时所永遵行者。吾乡为赋重之区，每平原上则田一亩，征银两忙共一钱三分有零，征米六升三合有零，当时无所谓附加税，完纳此数，即所入皆民之生产矣。故清世之赋甚轻，其税额后虽不可复用，然其制节谨度，不敢逾定制一步，清之历朝遵行不替，其风亦可嘉也。
其尤可念者，清一代唯加征火耗为迹近加赋，雍正朝之审慎出之，绝不流用，专用于外官之养廉，似已心安理得。乃至高宗初立，尚以为疑，复大征廷臣意见。此亦清之家法，视加派为最不祥之事也。
轻徭薄赋，为清一代最美之政，而官俸太薄，有此提解火耗制定养廉之举。乾隆间尚恐其迹近加赋，而与内外诸臣共议之。《食货志》浑括甚略，今各举其事实如下：
《东华录》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谕下注云：“是月庚寅朔，策试天下贡士金甡等。务民之本，莫要于轻徭薄赋，重农积谷。我国家从无力役之征，斯固无徭之可轻矣，而赋犹有未尽合于古者乎？赋之外有耗羡，此固古之所无也。抑亦古尝有之，不董之于官，则虽有若无，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间无耗羡，雍正年间有耗羡。无耗羡之时，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乐输，或按亩而派捐，业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所为诸弊，一切扫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谋生者，反无以糊其口。农民散处田间，其富厚尚难于骤见；而游民喧阗城市，其贫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亦犹‘燕赵无镈’，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语出《考工记》，作“粤之无镈也”，不作“燕赵无镈”。下又云：“燕之无函也，桌之无庐也，胡之无弓车也。”各自为文。则此句作“燕赵无镈”有误。）而议者犹訾征耗羡为加赋。而不知昔之分项，皆出于此而有余；今则日见其不足，且动正帑矣。是以徒被加赋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为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复公款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间，其必不出此，而于农民之果有无利弊，必知之详矣。其毋以朕为不足告，而 之隐之；其尚以朕为可告，而敷之陈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讳。”
其乙未谕：“办理耗羡一事，乃当今之切务。朕夙夜思维，总无善策，是以昨日临轩试士，以此发问。意诸生济济，或有剀切敷陈，可备采择，见诸施行者。乃诸贡士所对率皆敷衍成文，全无当于实事。想伊等草茅新进，未登仕籍，于事务不能晓彻，此亦无怪其然。今将此条策问发与九卿翰林科道阅看，伊等服官有年，非来自田间者可比，可悉心筹划，各抒所见，具折陈奏，候朕裁度。若无所见，亦不必勉强塞责。至外省督抚，寄重封疆，谅已筹算有素，并着各据所见，具折奏闻。务期毋隐毋讳，以副朕集思广益之意。”
此为临轩发问，不得要领，再征内外清要大僚意见之事实。是科一甲三人：金甡，状元，浙之仁和人，榜眼杨达曾、探花汤大绅，皆苏之阳湖人，一时羡科第之荣。其实廷对碌碌，无裨实用，此见科目之非必得才，而成才实资阅历，未必闭户读书，真能知天下事也。既而言者纷然，又妄有揣摩，以为帝意求取民善法，除加赋而别计殖财，竟未信天子实有官民兼恤之心，只问火耗之当征不当征，非有他意，遂复遭申饬，而清一代慎重于加赋之意愈见。于是廷臣商榷甚久，又逾半年以上，至十一月乙丑，由大学士等归纳内外诸臣覆到各奏，统为一议，奏略如下：
奏略言：“耗羡归公，法制尽善，不可复更，众议佥同。其间有一二异议者，皆系不揣事势不量出入之论。伏思耗羡由来已久，弊窦渐生，世宗宪皇帝允臣工所请，定火耗归公，革除州县一切陋习，各该省旧存火耗，提解司库，为各官养廉及地方公事之用。从此上官无勒索，州县无科派，小民无重耗，以天下之财，为天下之用，国家毫无所私，可以久远遵行，弗庸轻改。至总督高斌、孙嘉淦等请耗羡通贮藩库，令督抚察核，仍复年终报部之例。查各省动用存公银，款项繁多，若未悉情形，既行饬驳，势必掣肘。若竟听其任意费用，则侵滥之弊，无从剔除。唯送部查核，诸弊可厘，应如所请行。”
此为内外众议，覆由大学士取为定论，请定永远遵行。得旨略如下：
钱粮有耗羡，事势必不得已。未归公以前，贤者兢兢守法，不肖者视为应得，尽入私囊。一遇公事，或强民输纳，或按亩捐派，无所底止。州县以上官员，养廉无出，收受属员规礼节礼，以资日用。州县有所借口，恣其贪婪，上官瞻徇而不敢过问，甚至以馈遗之多寡，为黜陟之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弊。我皇考定归公之例，就该省旧收之数，归于藩司，酌给大小官员养廉，有余则为地方公事之用。小民止循旧有之章，有轻减无加益也。而办公有资，捐派不行，贤者无用矫廉，不肖不能贪取，爱养黎元，整饬官方，并非为国用计而为此举。以本地之出，供本地之用，国家并无所利于其间。然通天下计之，耗羡敷用之处，不过二三省，其余不足之处，仍拨正供以补之，此则臣民未必尽知者。此十数年中办理耗羡之梗概。朕御极以来，颇有言其不便者，是以留心体察，并于今年廷试，以此策问诸生，诸生敷衍成文，无当实事，于是降旨询问九卿、翰林、科道并各省督抚。今据回奏，大抵以官民相安已久，不宜复议更易，其中偶有条陈一二事者，不过旁枝末节，无关耗羡归公本务。朕再四思维，州县所入既丰，可以任意挥霍，上司养廉无出，可以收纳馈遗。至于假公济私，上行下效，又不待言矣。向朕所闻，未必不出于愿耗羡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朕日以廉洁训勉臣工，今若轻更见行之例，不且导之使贪，重负我皇考惠民课吏之盛心乎？此事当从众议，仍由旧章，特颁谕旨，俾中外臣民知之。余着照大学士等所议行。”
于是火耗与正赋，并明载由单串票。养廉自督抚至杂职，皆有定额，因公办有差务，作正开销，火耗不敷，别支国库，自前代以来，漫无稽考之赡官吏，办差徭，作一结束。虽未能入预算决算财政公开轨道，而较之前代，则清之雍乾可谓尽心吏治矣。因此事利弊复杂，再举当时赞否两方议论之工者作一比较，俾是非可了然焉。
《史稿·钱陈群传》：“及敕询州县耗羡，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钱粮，收耗羡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羡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收支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羡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应支给，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给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饬勿得耗外加耗，以重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羡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余，益知鼓励。”
据此知康熙间不归公之耗羡，以陆清献之清，只取每两四分，是为康熙朝有清官。至养廉既定，就吾所见清末之吾乡武进、阳湖二县，每两不过三分，嘉定亦赋重粮多之县，断不亚于武、阳，而犹非每两四分不能给，则有耗羡以后之州县，其清有过于陆清献，而决不得谓之清官，是为雍正朝无清官矣。不均者重行支配，公事多者并动正项报销，办公且不全仰耗羡。是即谕旨中申定之意。盖即自钱文端发之。其极指耗羡归公为大弊者则如下：
又《柴潮生传》：“疏言：耗羡归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厘剔。自耗羡归公，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耗羡归公，输纳比于正供，出入操于内部，地丁公费，除养廉外无余剩。官吏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及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亦无余剩。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吏、兵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唯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余若灾伤当拯恤，孤贫当养赡，河渠水利当兴修，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当修治，采买仓谷价值不敷，皆于此动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而协济之。稽察属司道，核减属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饿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
潮生此疏，《食货志》谓其独指耗羡归公之弊，并乾隆七年廷议耗羡而言之。其实潮生奏在十年，所陈理财三策，此乃捐监宜充公费之一策，故言耗羡归公，法无可改。但有司无宽余任用之资，治地方一切之事，咎耗羡归公之约束太严，其说绝不可行。必欲财政不为法拘，仍当立活动之法。所谓国税、地方税之分款，预算、决算之逐年制定，人民有权监督财政，尤为根本。既不当徒咎耗羡之归公，更不当指捐监为不竭之财源，成永久之裨贩。捐监随人所愿，既无的数可定，监生尽出捐纳，太学之制已亡，尽人皆为监生，久久又谁甘捐此滥品？其立想已非通论。故凡不愿耗羡归公者，皆非通达政体之言也。清世最重民生，其蠲免赋税，至不待凶歉，而以丰年留民余力，颇似汉之文景。康熙五十年以后，每用三年一周普免天下钱粮之法，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康、雍、乾三朝颇知其旨矣。
第三节 收复青海、喀木
前于《绥服蒙古篇》，已言准噶尔之侵掠外蒙，适为清代效驱除之力。准噶尔为四卫拉特之一，其强盛在噶尔丹为酋长之时。以前自明末以来，则以和硕特为四卫拉特之首。四卫拉特本以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为其聚牧之地。和硕特汗图尔拜琥本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哈布图哈萨尔之八世孙乌噜克特穆尔，始分为和硕特部，又九传至博贝密尔咱，始称卫拉特汗。卫拉特明人谓之瓦喇，原非元代帝室之裔，至和硕特入居之，则卫拉特中有元之帝裔矣。始居乌鲁木齐，即后设迪化府，为新疆省城地。图尔拜琥为博贝密尔咱之孙，又称顾实汗，袭据青海，遂徙牧焉。青海本古西羌，唐以后为吐蕃地。吐蕃亦分四部：一曰青海；二曰喀木，即今西康；三曰藏，亦称前藏；四曰后藏。顾实汗既袭青海，并取喀木。吐蕃后音转为图伯特，又作唐古特。唐古特故有王，明末时为藏巴汗。其时黄教已盛，而藏巴不尊信之。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穆错之第巴，乞兵于顾实汗，入藏攻杀藏巴汗，以达赖、班禅二喇嘛分主前后藏黄教，而以其长子达延统藏地为汗。于是唐古特为和硕特蒙古所有。传至达延之孙拉藏汗，为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所袭杀。其时第六世达赖喇嘛真伪发生纠纷，中朝顺青海部人信仰，与其族拉藏汗被戕之仇，用青海为出兵根据地，逐准噶尔据藏之将，纳青海所奉之达赖喇嘛入藏地安禅，事在康熙六十年，详前《定西藏篇》。斯时中朝为青海伸其达赖喇嘛之信仰，为和硕特复其拉藏汗被戕之仇，用拉藏遗臣仍理藏地政务，可谓有惠于青海和硕特矣。乃至世宗嗣位，青海又叛。青海顾实汗卒于顺治十三年，其子在青海者为鄂齐图汗，亦为噶尔丹所破。自此为准噶尔称强于四卫拉特之时，四卫拉特皆受其压制。康熙三十六年，圣祖既大胜准部，噶尔丹走死，和硕特台吉扎什巴图尔等请觐，谕以“天暑未便，至秋凉来朝”。扎什巴图尔为顾实汗亲子，特封以亲王爵，余诸青海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爵有差，又预定藏功、青海复振。准部惮中朝，不敢蹂青海，止戕顾实汗后人拉藏汗于藏地。扎什巴图尔之子罗卜藏丹津，既袭亲王爵，从大军入藏归，感觉唐古特本皆和硕特部属，己又顾实汗嫡孙，思复先世霸业，反结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为助，于雍正元年夏，诱青海诸台吉盟于察罕托罗海。令去清廷所授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各用所部故号为台吉，自号达赖珲台吉以统之。诸台吉中，察罕丹津为顾实汗曾孙，雍正元年，以补叙定藏功，由郡王晋和硕亲王，与罗卜藏丹津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亦顾实汗曾孙，由贝勒晋郡王。二人者，均不从叛谋。余多附逆，或被胁从，遂以兵掠不附者。察罕丹津及额尔德尼及两人所属，先后来归，处之兰州甘州境内。署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以状闻，诏遣驻西宁之侍郎常寿谕和罗卜藏丹津。常寿寻疏报抵青海，罗卜藏丹津不从诏。十月，勅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改延信为平逆将军，而罗卜藏丹津亦执使臣常寿，笔帖式多尔济死之，遂寇西宁，为守将所败。年羹尧旋奏迭败来犯之敌，亦奏青海台吉以下被胁者屡次率属来归，又奏罗卜藏丹津送侍郎常寿回营，诏拿解西安监禁。时青海有大喇嘛，曰察罕诺们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尔寺，为黄教宗。罗卜藏丹津诱使从己，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二年正月甲申谕：“逆贼罗卜藏丹津一事，喇嘛等理宜善言开导，令不致起事，戕害生命，是为维持佛教。如不能，亦应呈明该将军等，闭户安居，岂意反助背逆之人，纠合数千喇嘛，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及溃败犹不降顺，入庙固守，以致追杀覆灭，有玷佛教甚矣。钦唯太宗时，第五辈达赖喇嘛遣使入觐，极为恭顺，世祖时又延至京师，蒙被殊礼。百年以来，法教兴隆，皆我朝之恩赐。准噶尔寇犯招地，杀僧毁庙，圣祖遣师恢复，重安达赖喇嘛法座，佛教复兴。如此隆恩，喇嘛并不感激，反助悖逆之人，凶恶已极，于佛门之教尚可谓信受奉行者乎？将朕此旨，遍谕各处寺庙喇嘛，并住居蒙古扎萨克处之大小喇嘛知之。”
观清世之待遇喇嘛，纯以宗教操纵蒙藏，非为佞佛。下此谕后越数日，年羹尧奏：“张家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原住西宁东北郭隆寺，属下喇嘛甚多，又传令东山一带番人于正月十一日齐集拒战。遣提督岳钟琪进剿，转战数日，毁寨十七，焚屋七十余所，前后杀伤贼众六千余名，随毁郭隆寺。张家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众喇嘛预先携往大通、河西、杂隆地方，将达克玛胡土克图正法。”凡此皆与元明以来崇信番僧之风大异。
是月以十二日丁亥，始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专征青海。盖以郭隆寺之役，兵止三千，破敌万余，大将军年羹尧喜谓钟琪：“上知公勇，将命公领万七千兵，直捣青海，约四月启行何如？”钟琪曰：“青海无虑十万，我以万七千当之，宜乘其不备，且塞外无畜牧所，不可久屯，愿请精兵五千，马倍之，二月即发。”羹尧以奏，帝壮之，故有此命。如期以二月八日出塞，中途见野兽群奔，知前有侦骑，急麾兵进，果擒百余，又歼其守哈达河之敌二千。于是敌无哨探，蓐食衔枚，宵进百有六十里，二十日黎明抵乌兰穆和儿敌帐，敌尚卧，马未衔勒，闻官军至，惊不知所为，则皆走，生擒罗卜藏丹津母阿尔太哈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并男女牛羊无数。二十二日至柴旦木，罗卜藏丹津率二百余人窜越戈壁，北投准噶尔。擒获倡乱之党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札木等，八台吉之助乱者皆就擒，青海部落悉平。自出师至平定，仅十五日。三月初九日癸未奏至，次日即封年羹尧一等公，加一精奇尼哈番。岳钟琪三等公。
五月戊辰（二十六日）。王大臣等遵旨议善后事宜，悉据年羹尧奏请十三条：（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分别功罪，以加赏罚。拒逆投诚随军效力之王、台吉，均加封爵；俘获后效力悔过后投诚之台吉，留原封爵；扰乱内地者革爵；助逆久而投诚者降爵。（二）青海部落，分别游牧、居住，如内札萨克例，百户置佐领一，不及百户为半佐领。该管台吉俱为札萨克，拣选其弟兄内一人为协理台吉，下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每参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领催四。一旗有十佐领以上，添副协领一。每两佐领，酌添参领一。岁会盟，奏选盟长，不准私推。（三）朝贡交易，按期定地。贡期自明年始，三年一班，分三班，九年而周，自备驼马，由边入京。市易以春秋二仲月，集西宁、四川边外那拉萨拉地。官兵督视，有擅入边墉者治罪。（四）罗卜藏丹津所属吹宰桑，察罕丹津从子丹衷部下宰桑色布腾达什等率众降，各授千、百产等官，就地住牧。（五）喀尔喀及厄鲁特四部之非和硕特者，不属青海。诸部向错居青海，为所属。今乘兵威，将喀尔喀、土尔扈特、准噶尔、辉特各部人，照青海例编旗，分佐领，添设札萨克，分青海之势，而益令各族台吉感恩。（六）西蕃宜属内地管辖。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自明以来，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唯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今西番归化，应添设卫所，将番人心服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分管，仍辖于附近道厅及添设卫所。（七）青海等处宜加约束。青海、巴尔喀木（即康，今称西康）。藏、危（即卫，即后藏）。乃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据此，以青海地广可牧畜，喀木粮富，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喀木纳其赋。藏、卫二处，原给达赖、班禅二喇嘛，今因青海叛逆，取其地交四川、云南官员管理。达赖喇嘛向遣人赴市打箭炉，驮装经察木多、乍雅、巴塘、里塘，向各处居住之喇嘛索银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炉始纳税。应饬达赖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炉亦免其税，岁给达赖茶五千斤，班禅半之。（八）喇嘛庙宇定例稽察。西宁各庙，喇嘛多者数千，少者五六百，易藏奸。番民纳租税于喇嘛，无异纳贡。喇嘛复畜盔甲器械，罗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众为抗官兵。应于塔儿寺选老成喇嘛三百名，给与印照，令守清规。嗣后岁察二次，庙屋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止三百，少者十余。令首领喇嘛具甘结存档。番民粮赋，令地方官管理，量各庙岁用给之。（九）边防宜严界限。陕西边外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处，水草丰美，林麓茂密，弃此不守，蒙古遂占大草滩之地，将常宁湖为牧厂，各处相通，竟无阻碍。应于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等处，自巴尔扎海至扁都都口，修边墙，筑城堡，令西番据攘之区，悉成内地。又肃州之西洮赉河、常马尔、鄂敦他拉等，俱膏腴地，应令民人耕种。布隆、吉尔地方修城驻兵之后。渐至富饶。至宁夏险地，无过贺兰山。顾实汗裔，旧游牧山后，今竟移至山前，应令阿拉善札萨克郡王额驸阿宝，饬属归阿拉善后，其山前营盘水、长流等处，悉为内地。（十）甘州、西宁等处，添设官弁营汛。青海巴尔虎盐池，自古原系内地，蒙古等至西藏噶斯等处，所必经过，应速取回。所设总兵、副将、参、游、都、守、千把等官，各有汛地及所管兵额。西宁改设同知，移原设之通判驻盐池，办理税务。（十一）打箭炉等处亦添设宫弁。青海既平，应并收喀木。除罗隆宗之东察木多、乍雅地方，俱隶胡土克图管辖外，诸番目悉给印照，与内地土司一体保障。打箭炉外各处添设总兵、副、参、游、守、千把，各定汛地兵额，统辖于新设总兵。以为川、滇两省声援。青海属左格诸番，急移内地。阿巴十司头目墨丹住等，从剿有功，应给安抚司衔，不隶青海辖。又黄胜关外设副、游、都、守、汛地兵额。隶松潘总兵辖。里塘添设同知，管理兵粮，收纳番民贡赋。南至滇，北至陕，俱可援助。（十二）边地弁兵归并裁汰。西宁、宁夏等处外有添设之兵，及川省内地，均可裁省兵弁。（十三）开垦边内地方。西宁边墙内大通地方，俱属可耕之田，可招西宁人民及驻大通兵丁之子弟亲戚，愿往种地者。布隆吉尔远在边外，愿去者少，行文刑部，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佥妻军犯，除贼盗外，即发往，令地方官动支正项钱粮，买给牛具籽种，三年后照例起科。又定禁约青海十二事，前六事即善后事宜中所有；其余六事：（甲）背负恩泽，必行剿灭。（乙）内地差遣官员，不论品级大小，若捧谕旨，王公等俱行跪接；其余相见，俱行宾主礼。（丙）恪守分地，不许强占。（丁）差员商贾往过，不许抢掠。（戊）父没不许娶继母，及强娶兄弟之妇。（己）察罕诺们汗喇嘛庙内，不得妄聚议事。
雍正初，因康熙间西陲兵事余势，本备对准部，而适值青海和硕特反结所仇之准部先动。世宗命将得人，以五千之众，疾驱入数十万之蒙族及喇嘛势力中，用十五日之期间决之，青海下而喀木与为一家，尽收为设官置戍布政宣威之地，较之康熙间绥服外蒙，缜密过之。又于其间尽复汉唐故疆，明代所陷于蒙古者西宁并边玉门关内外，悉为郡县奥区。北则逼视伊犁，南则直接藏卫，遂开平定新疆、治理藏地之路。
第四节 再定西藏
罗卜藏丹津之奔准噶尔也，朝命准部归之，不奉命。准噶尔自噶尔丹之死，从子策妄阿喇布坦报宿憾倾噶尔丹，得收准部故地。渐有贰志，袭西藏，戕和硕特裔，旋又勾通为变，事败而纳其亡。情态已极反侧，然未敢公然为寇。雍正朝虽亦命将征之，始失利而后获胜，卒亦未奏大功。延至乾隆二十年，而后结罗卜藏丹津之案。此当专述于后篇。今先详雍正中兵事之有结果者。
康熙末既定西藏，以和硕特拉藏汗旧臣第巴康济鼐理前藏务，颇罗鼐理后藏务。同时封康济鼐及同为第巴之阿尔布巴，皆为固山贝子，隆布鼐为辅国公，同理前藏。颇罗鼐则封为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各授噶卜伦。噶卜伦为唐古特高官，总理藏务者。定前藏设四噶卜伦，谓之四相。盖自拉藏被戕以后，藏无汗，以噶卜伦共理之。雍正元年，诏给第六世达赖喇嘛册印，别赐敕司噶卜伦务，则达赖喇嘛亦兼一行政长官之职。既平青海，于喇嘛颇有淘汰。三年撤大军还，以康济鼐总藏务，阿尔布巴副之。是时年羹尧失帝意，于羹尧所奏唐古特善后事宜，多有挑剔。阿拉善札萨克朝驸阿宝忽称被羹尧蔑视，曲加慰谕。羹尧已请勅阿宝让出山前，归牧山后，于奏善后事宜中，已荷世宗奖允，忽又允阿宝请，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博罗充克牧地给之，并钤青海族属，且谕羹尧遣员赍饷助徙牧（博罗充克，即《汉·地理志》称“潢水”）。又责羹尧不恤青海王公穷窘，给以万金太薄。务损羹尧威信，以市恩于诸王公。既而以羹尧表文中“夕惕朝乾”语发难，夺大将军，使为杭州将军，旋赐死。此别有故，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录。而诸王分邀一时之赏赉，原无足重轻，唯阿宝则于七年，以博罗充克牧地隘，擅请再徙乌兰穆和儿及额济内河界，议削爵，寻复其爵，而仍归阿拉善枚地，不许复居青海，则仍用羹尧原定，固知羹尧规画为有方，世宗指摘为别有用意。小小波折，去一羹尧而边计非有出入也。而唐古特之喀木部，则于三年亦改羹尧原议，以察木多以东为内地，以西罗洛宗等部仍属唐古特。此则缘准部方张，意在声讨，且将内徙达赖、班禅以避之。准部平而唐古特自在掌握，当时未至其会也。而其时所委以与唐古特者，则以康济鼐及阿尔布巴为治理全藏及喀木半境之首长。未几康济鼐被戕，而藏地又扰。
第五世达赖喇嘛之昏愦，造成康熙间蒙古数十年之患。援立一青海所信之胡必勒罕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喇嘛年幼，以其父为保护人。康济鼐总藏务，为噶卜伦之首。诸噶卜伦忌之，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札，娶噶卜伦隆布鼐之二女，隆布鼐恃与达赖喇嘛姻，益耸动阿尔布巴不服康济鼐，其党札尔鼐附之。后藏之阿里地，廷议令康济鼐自择人代为治理，康济鼐遵旨议以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为阿里总管。三年四月，既调年羹尧杭州将军，以岳钟琪为川陕总督。钟琪奏分喀木西境仍隶唐古特，辖于其噶卜伦，世宗允之。遣副都统鄂齐往谕达赖喇嘛。五年正月，鄂齐奏唐古特情状，恐阿尔布巴以下阴险党附，构达赖与康济鼐不睦，请罢隆布鼐、札尔鼐，翦阿尔布巴羽翼。谕但令达赖偕康济鼐、阿尔布巴和衷。赍谕之臣，以副都统玛拉、内阁学士僧格往，二臣遂驻藏，为驻藏设大臣之始。时康济鼐与准噶尔构兵，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结合前藏头目，于是年六月，戕康济鼐。后藏噶隆即噶卜伦。扎萨克台吉颇罗鼐奏闻，并称阿尔布巴等发兵来侵，被臣杀伤无算，今率后藏军民前往剿捕，乞援。帝命陕西各路及四川、云南各派兵马候调。既知康济鼐被戕，由西藏噶布伦彼此不睦，准噶尔策妄阿勒布坦尚未有窥伺之意，命撤备。十月，谕遣学士班第传示岳钟琪，令择员入藏，密告驻藏之玛拉、僧格二臣，听颇罗鼐征剿阿尔布巴，毋为阿尔布巴所惑，从中讲和，转致颇罗鼐受害。十一月，乃命四川、陕西、云南各遣兵进藏，以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禄经理一应军务。颇罗鼐知有援兵，藏中人心已震动厌乱，于六年五月，率部至前藏界，藏斥候兵皆从之，鼓行而前，驻藏大臣玛拉、僧格，即往布达拉地守护达赖喇嘛。颇罗鼐兵围布达拉。越日，各庙喇嘛自擒献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查郎阿抵藏，会同玛拉、僧格及颇罗鼐鞫阿尔布巴等罪俱实，诛之，藏地平。奏令颇罗鼐总理后藏事，其先康济鼐所举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于阿尔布巴来侵后藏时，已战殁，至是由颇罗鼐代，而令举二人理前藏，暂由颇罗鼐兼辖前、后藏，俟达赖喇嘛移居里塘事毕，乃回后藏。达赖至里塘，建噶达寺居之。盖将讨准噶尔，防其袭杀篡取达赖为奇货也。当是时，朝廷威德已足震慑西藏，达赖喇嘛私其父，于噶卜伦有所亲疏，致相残害而为乱，其实未敢叛中朝，驻藏大臣居其间亦无恙。帝先敕二臣勿居间妨颇罗鼐事，即足平乱，出兵乃助颇罗鼐声势便早集事耳。从此中朝设宫常驻治藏，与元明时之敬仰番僧者大异矣。
第五节 力取北疆准噶尔
准部自康熙初代和硕特雄长四部厄鲁特，旁掠诸部，东则喀尔喀外蒙，西则哈萨克及葱岭东西回部，南及唐古特，为最强悍之种族。自其酋长噶尔丹走死，策妄阿勒布坦旋即代兴，既扰西藏，被逐回，入雍正朝阴结青海为变。世宗平青海，策妄阿勒布坦收纳青海罗卜藏丹津，清廷诏索之，始终不奉命。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勒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对清廷无宾服意，因谨防之。大军再定藏地，噶尔丹策零使至，奏请入藏煎茶，清廷至徙达赖喇嘛入内地避之。七年二月，谕王大臣等议申讨，谕文备详本末，可明历来史实。稍简括其文如下：
《东华录》：雍正七年二月癸巳，谕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准噶尔噶尔丹、策妄阿勒布坦，世济其恶。我朝定鼎，各处蒙古倾心归顺，已八十余年。唯准噶尔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外，扰乱离间众蒙古。噶尔丹身为喇嘛，破戒还俗，娶青海鄂齐儿图车臣汗之女为妻。后又潜往青海，贼害妻父，掳其属人。续因喀尔喀七旗内彼此稍有嫌隙，奏恳圣祖仁皇帝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达赖喇嘛使者前往。噶尔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尔喀卑视达赖喇嘛使人为辞，遣伊族内微末台吉多尔济查布，将喀尔喀汗、台吉等肆辱。喀尔喀汗等怒彼狂悖，将彼杀害，遂称杀害伊弟多尔济查布，猝击喀尔喀众溃，纷纷来投，圣祖仁皇帝施恩养育。遣使往谕噶尔丹，与喀尔喀和好。讵噶尔丹借追袭喀尔喀之名，入犯边汛。仁皇帝遣使责问，噶尔丹设誓撤兵，乃并不归伊牧所，潜居克尔伦图拉，暗行窥伺。仁皇帝复降旨谕回原牧，佯称遵旨，仍潜掠沿边蒙古畜牧，蒙古不获安居。我皇考遂亲统大兵，声罪致讨，噶尔丹接战大败，妻子被禽，窘迫自杀。彼时恐有黩武之议，因而中止。噶尔丹之侄策妄阿喇布坦与伊叔不睦，带领七人潜逃至吐鲁番居住。圣祖以伊遁迹逃生，加以恩泽，伊当感激归诚，将噶尔丹余剩部落赏给策妄阿勒布坦，彼时策妄阿喇布坦甚为恭顺。其后离间伊妻父图尔古特（即土尔扈特）。之阿玉气汗与其子三济札布，诱三济札布携万余户至伊牧处，因而强占入己。从此窥伺青海，被哈密驻兵击败遁回。又假黄教为名，潜兵入藏，杀伊妻弟拉藏汗。毁寺庙，杀喇嘛，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往问，乃伊阻兵拒命，圣祖仍赐包容，令大兵缓进，遣使示以能悔过恳恩具奏，其时另降谕旨。朕绍登大宝，伊虽遣使求和。朕谕来使分析利害，又恐伊心怀疑贰，将两路大兵尽撤。伊因此愈生骄傲，于定界一事妄欲侵占。朕又向来使降旨，令告知伊定界实于伊有益，如遵旨即遣使具奏，不遵亦必遣使前来，乃伊并不回奏。伊旋身故，伊长子噶尔丹策零使来，奏闻伊父已经成佛，又称：“欲使众生乐业，黄教振兴。”此岂噶尔丹策零应出之语？伊欲求和，应代伊父谢罪恳恩，送回青海叛逃之罗卜藏丹津，乃敢以如许诞妄之词见之陈奏。闻策零甚属凶暴，西藏阿尔布巴等罪状，皆因与伊处相近，而罗卜藏丹津原系姻戚，彼此相依，仓猝窘迫时，必有投奔准部之计，因颇罗鼐奋勇截其去路，未得前进，即被擒获。今朕已将来使遣回，若伊遵旨陈奏，临时裁夺降旨；傥仍前玩抗不恭，将来必生事妄为。西北两三路大兵尽撤，如许安享太平之喀尔喀等，及安插妥帖之青海、西藏，必被扰害，甚属可虑。此乃圣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仰赖天、祖福佑，帑充兵奋，可以举行。迟疑不决，定贻后悔。此朕一人之见。用兵大事，不可轻率，着各抒所见，公同密议具奏。寻议乞命将兴师。得旨：众议佥同，即着办理。
以上谕旨中留其有关事实，而略其故示威德之空文。又其述准部先世源流与《明史》不合，与《蒙古源流》亦不合。《朔漠方略》具载谕文，张穆《游牧记》中已辨正之，谓准部未平，中朝传闻未审。乾隆时撰《蒙古王公传》所叙即不如此，故删之。
三月丙辰，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六月，上御太和殿，命大学士捧敕印授大将军傅尔丹出征，官吏行礼毕，上率大将军等诣堂子行礼，吹螺于兵部，大纛前行，礼毕，遂御长安门外黄幄，大将军等佩弓矢跪辞，以次行跪抱礼，上亲视大将军等上马启行。其进兵攻战之期，则犹定在明年也。十月十三日甲寅，岳钟琪自巴尔库（后改巴里坤，又改镇西府，复为厅）。奏：“噶尔丹策零使臣特磊于十月初六日至军营言，原解送罗卜藏丹津前来，闻总督有兵从哈密来，是以请示策零，将罗卜藏丹津仍回伊犁，轻骑赍折前来，语难凭信。”得旨：差员伴送至京。初六由巴里坤发折，十三日已奉旨，当时驿递亦甚速。八年五月谕：“准噶尔藏匿罗卜藏丹津，发兵致讨，期于今年直捣伊犁。今噶尔丹策零遣使特磊奉表陈奏，谓已解送罗卜藏丹津，闻兵信暂中止。若赦其已往，即行解送。朕欲将进兵之期，暂缓一年，遣回特磊，并差大员往谕准噶尔，受封定界，敦族睦邻，送出逃匿。俟特磊起身后，着岳钟琪、傅尔丹及参赞大臣等来京，应行事宜，着详议具奏。”寻议：“由傅尔丹知会岳钟琪先后到京，会同商酌。”
两路大将军方入觐，噶尔丹策零已令其宰桑祃木特以兵二万至科舍图汛，谋掠牛马，总兵樊廷等御却之。九年四月，傅尔丹筑城科布多，于五月初六日身至筑城处，据侍卫巴尔善等所获准部苏尔海丹巴一名供称：“噶尔丹策零遣其将大小策零敦多卜以兵三万来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兵未到，见到者止二万余名。而噶尔丹策零恐哈萨克闻讯乘虚来攻，分兵两处各万人防守，噶尔丹策零游牧处，兵丁不过二千自保。”又供：“噶尔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罗卜藏策零率兵防哈萨克，罗卜藏策零自率其属归顺中朝，噶尔丹策零又派兵追之，为所败，续遣兵再追，因此大策零敦多卜延不得至。”傅尔丹信之，迭次具奏，并称选兵万人，轻装由科布多河西路以六月初九疾进，途次复迭获准卒，语符前供。至七月丁卯。尚谕大学士等，据傅尔丹奏罗卜藏策零来投，曾降旨缘路查问安置，今情形可疑，着密谕加谨防范。而傅尔丹已于六月二十日遇贼二万余，连日交战被围，阵亡副将军巴赛、查弼纳，将校死者甚众，索伦蒙古兵皆溃，唯满兵四千卫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七月朔得还科布多者二千人。岳钟琪闻北路被围，使纪成斌进攻乌鲁木齐，以分敌势，敌已委城先徙，无所得。诏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代之，斩先遁之参赞陈泰，移科布多营退至察罕廋尔。又以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屯归化城，为后路援应。是役也，世宗张皇大举，命将之礼极隆，盖狃于青海之骤胜，实未尝得准部要领，与康熙间朔漠之功大异。康熙时，噶尔丹转殴喀尔喀来投，而策妄阿喇布坦已绝噶尔丹之归路，圣祖皆先得其情而投其间。雍正时准部无间可投，彼之行诈，将帅茫然。夫无间可用，虽有良将，胜败亦在相持之数，况命将又为蠢蠢之傅尔丹耶？
时青海部落以防准部设汛，亦乘间叛。虽由其本部未叛之王、台吉，自相追捕，已颇纷扰。世宗抚谕甚至，谓：“蒙古系元后，准部系奴仆，投中朝则爵赏稠叠，投准部则徒受虐使。”前后封赏劝导，而准部亦遣间诱煽，蒙古台吉颇有从叛者。西藏亦以防淮部故，再内徙达赖喇嘛至泰宁。九年八月，西藏贝勒颇罗鼐奏报：“准噶尔欲送回拉藏之子苏尔杂立为西藏汗。”谕以准夷杀害拉藏而掳其子，今称送回，又与往年噶夷遣策零敦多卜送回拉藏长子噶尔丹丹忠，遂袭藏而杀拉藏如出一辙。令颇罗鼐以此宣谕唐古特众。准部屡窥北路科布多，清廷已命抚远大将军大学士马尔赛由归化城进扎图拉等处会同喀尔喀王公防守。九月，大策凌敦多卜取道阿尔台迤东，略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三音诺颜部郡王额驸策凌，时皆以从征功授定边副将军，迎击准部，斩其骁将喀喇巴图尔。大策凌敦多卜退走，仍布文书诱厄鲁特公、台吉等，多从叛者。清廷复谆谕未叛者省悟，赏丹津多尔济银万两，策凌晋和硕亲王，亦赏银万两。十年六月，小策凌敦多卜率众三万犯北路。七月，傅尔丹接战大败，西路岳钟琪之师亦久无功。谕以钟琪办理军务不妥，召还京。其先钟琪奏军十六条，谕谓：“一无可采。”又奏筑城于巴里坤西北四百余里之木垒，屯兵一二万，与巴里坤大营犄角。城未成，敌众已逼哈密，钟琪遣总兵曹勷击败之于二堡，又遣将军石云倬等赴南山口、梯泉等处截敌归路。云倬发兵迟一日，敌已窜越，钟琪劾之。既治罪，而大学士鄂尔泰并劾钟琪。得旨：削公爵及少保，降三等侯，戴罪立功。七月城成，大军由巴里坤进驻木垒，而已奉召还之旨，以副将军张广泗护大将军印。钟琪奏木垒四面受敌，必不可驻大兵，诏速撤回巴里坤。广泗并言钟琪主用车战敌准部马力。谕革钟琪职，交兵部拘禁候议。越二年，大学士等覆讯拟斩决，得旨：改斩监候。
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岳威信公佩抚远大将军印。以入觐，命提督纪公成斌权其篆。会准夷入寇，掳马驼万余，纪不时奏，乃为总督查郎阿所发，遂褫岳公爵，置纪于法。然尝闻老卒有云；‘岳既入朝也，纪以满人强劲，因以驼马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廪性懦葸，畏边地寒，因以马驼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商会，挟娼妓以为乐。会准夷入寇，偏裨报廪，廪笑曰：“鼠盗之辈，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马驼被掳，廪闻信，乃先弃军去，过曹总兵勤垒，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为其所败，单骑而奔，赖樊提督廷率本标卒追之，转战七昼夜始却敌。廪见纪公，皆委罪于曹勷，纪笑曰：“满人之勇固如是耶！”将收缚斩之。会岳公至，纪告其故，岳公惊曰：“君今族矣！满人为国旧人，宗戚甚众，吾侪汉臣，岂可与之相抗以干其怒耶？”因解廪缚，以善言谕之，因皆委罪于曹，斩之以徇，而以捷闻。廪乃恨公刺骨。会查郎阿巡边，故廪戚也，廪因矫控岳公诸不法事，以及纪公掩败为功诸状。查故怒岳公，因诬实其言以闻。上大怒，斩纪公于营，置岳公于诏狱，而廪官固如故也。’呜呼！世宗之于岳公，君臣之际，可谓至矣，因忤一满人卑职者，乃使青蝇之谗，为祸若尔，持国柄者可不省欤！”
昭梿袭爵在嘉庆间，去雍正时七八十年，据一老卒言，未必极确。但钟琪为将有名，亲贵犹崇拜之，觉世宗之谴责为太过，则公道不可诬也。世宗以初即位时，平青海太易，时即收功于钟琪。至此大举幸功，已属骄兵，逮一再挫衄，以敌无衅可乘，虽钟琪亦无必胜之策，遂斥其所陈军事一无可采。旋因小人之间，至怒而欲杀钟琪，此特泄忿于钟琪耳。吐鲁番产粮，钟琪发驮马往运，会准部入寇，世宗谓为钟琪炫视粮多之故，应给价令吐鲁番自运云。以此归罪，何至夺爵下狱论斩。故雍正年之用兵准部，为失败之兵事，特内度其帑藏充盈，军士用命，尚不至遽伤元气，则虽不知彼，尚能知己，故不至甚败。且旋即与准部议和撤兵，泄忿于将帅而不敢泄忿于敌，故不以忿兵致害，此尚为明主之事耳。然亦幸外蒙有一策凌，能拒强敌，若纯恃满洲军，外蒙不可保而青海、西藏皆震动生变矣。
北路战事，当十年七月，傅尔丹再失利，准部突至杭爱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牧地。时哲卜尊丹巴已徙避至多伦泊，空无所得。八月，探知策凌军赴本博图山，遂突袭其帐于塔密尔河，尽掠子女牲畜，策凌还击敌，并急报顺承郡王请夹攻。贼方饱掠不设备，蒙古兵夜半绕间道出山背，黎明突至，敌仓皇溃遁，追击大战二日，敌大败，而援师不至。策凌独转战至额尔德尼昭，锡保及丹津多尔济无能为助。额尔德尼昭地右阻山，左逼水，道狭而喇嘛寺横亘之。蒙古兵乘暮薄险蹴准部，敌被击斩及挤坠溺毙者甚众，以无兵夹攻，敌得突围推河，尽弃辎重山谷间以阻追师。策凌急檄驻拜达里克河马尔赛之师邀其归路。拜达里克有城，城中有兵万三千，副将军达尔济整兵待发，不许；副都统傅鼐至跪求，亦不应。敌骑过者无复行列，翌日，将士皆不问将军下令，自开城追斩尾敌千余，敌酋长则已先过矣。事闻，诏斩马尔赛及附和阻挠之都统李杕以殉，旋并罪顺承亲王锡保、土谢图汗亲王丹津多济，独奖额驸策凌，晋封和硕超勇亲王，据大札萨克。策凌在雍正三年，已奉诏于喀尔喀三部中自袭祖称三音诺颜号，别为三音诺颜部。喀尔喀于是始有四部。盖分土谢图汗部为二，以上谢图汗部已渐收西北境，拓至乌梁海科布多，由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以策凌功，分二十旗使之别自为部。至是更以御准部大捷受上赏。若非此捷，则漠北大扰，震及漠南，对准一役为不可收拾矣。亲贵无能，将帅失律，不审敌情，骄兵取败，赖策凌以蒙古兵累胜，佩定边左副将军印，屯科布多，总理进剿机宜，相持逾年。于十二年五月，谕停止进兵，遣使宣示准部利害，退驻北路兵，示和意。十三年三月，噶尔丹策凌亦报使请和，争定地界，谓阿尔泰原系厄鲁特牧，杭爱乃喀尔喀牧，请由哲尔格西喇呼鲁苏至巴里坤，划界分守。诏下策凌议，策凌言：“喀尔喀牧地可如所请，唯设汛已在哲尔格西喇呼鲁苏界外，应如故。准噶尔游牧应以额尔齐斯及阿尔泰为界。”帝韪之。谕噶尔丹策凌：“阿尔泰之属厄鲁特，乃噶尔丹从前之事。今可以为界，不可以为牧地。”付准部使臣赍谕归，并撤青海驻防兵，达赖喇嘛回藏，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亦回牧。此雍正之于准噶尔以征讨始，以约和终，是为西陲未竟之局。岳钟琪至乾隆二年方出狱，囚禁盖已五年。家居逾十年，至乾隆十三年用兵金川，乃再出立功，以十九年卒。明年，准部内衅已熟，发军平定之，钟琪不及见矣。
终世宗之世，以与准部议和为归结。乾隆元年，撤两路大军还。北路于乌里雅苏台为前线，鄂尔坤为后路，西路以巴里坤为前线，哈密为后路，各留兵戍守。嗣是噶尔丹策凌尚与策凌往返争阿尔泰地，亦遣使来请于朝，俱弗许。四年，界议始定。十年，噶尔丹策凌死，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嗣。于时准部尚守约，清廷以其间平金川，盖自十一年瞻对土司之乱始，至十四年春乃定。十五年二月定边左副将军超勇亲王额驸策凌卒，特敕配享太庙，创蒙古诸藩未有之典，视怡贤亲王例，崇祀京师贤良嗣，谥曰襄，建碑纪功烈，从其世子成衮札布言，以遗意拊葬公主园寝。初策凌有二子陷准部中，与准部议界时，准使至京师，语及之，策凌不为动，厉辞拒折，准使意沮，乃定议。六月，授其子成衮札布嗣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藏郡王颇罗鼐卒于十二年三月。颇罗鼐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颇罗鼐请，越其兄为长子。郡王之应袭者称长子。至十五年，阴通准部为外应。既请罢驻藏兵，得允，又袭杀其兄，扬言准部兵至欲为变。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先发图之，以无兵，乃诱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至寺中，登楼手刃之，二人亦为其党所害。帝命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引兵入藏，达赖喇嘛已使公爵班第达擒叛者以闻，遂止所调大兵，封赠先事靖变之二臣。自是藏中不复封汗王贝子，以四噶布伦分其权，而总于达赖喇嘛。命副都统班第为驻藏大臣。班第达，颇罗鼐婿也，不附叛者，先为珠尔默特纳木札勒所恶，夺其孥，至是以达赖喇嘛令摄藏事，遂平乱。诏以其未能救护二臣，仅使以辅国公爵管理噶卜伦事。
金川，内地土司也，用兵虽久，得人即蒇事。藏乱则与准噶尔相呼应，准部不平，西事终为患。至乾隆十五年间，准噶尔内衅生，而开辟新疆之机乃成熟。是年正月壬子，准部使来，犹为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所遣，盖嗣汗位既第六年矣。九月壬戌，准部宰桑萨喇尔率众来降，朝廷始知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勒已为其姊夫萨奇伯勒克所杀，而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篡汗位。准部有同族两台吉，皆名策凌敦多卜，冠大、小字为别，皆以谋勇辅策妄阿喇布坦父子，屡扰邻境。及汗被弑，小策凌敦多卜之子达什达瓦与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谋立噶尔丹策凌幼子策旺达什为汗，达什达瓦及策旺达什二人，皆为喇嘛达尔札所杀。时大策凌敦多卜之孙达瓦齐游牧额密尔领准噶尔二十一昂吉之一，与阿睦尔撒纳等惧祸及，欲来降，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以闻。诏以准部与中国只定界约，未尝定不纳降人之约，许纳之。而达瓦齐已变计走哈萨克，喇嘛达尔札索之，遂窜归，与阿睦尔撒纳等又弑喇嘛达尔札而袭其位。准噶尔与杜尔伯特部同姓绰罗斯，同为明时也先后，向与准部同牧，牧地在额尔齐斯河。其台吉有三车凌因部内乱，达瓦齐方篡，又与小策凌敦多卜之孙讷默库济尔噶尔构兵，各召令为助，三车凌不知所可，遂谋内附以避之。三车凌，一名车凌，一名车凌乌巴什，一名车凌蒙克。内附之讯既达，诏定边左副将军纳之，其部众从者至五千余户，入边令暂驻乌里雅苏台。达瓦齐遣宰桑杩木特追之，由博尔济河入喀尔喀汛，不及，复逸出。上以守汛不谨，责驻防乌里雅苏台副都统达青阿。达青阿召杩木特至，诱擒之，械送京师。谕又责其召而辄至，何用诱擒，宥罪给冠服，就道中释之归，盖用攻心之术矣。三车凌子弟亦有叛遁，诏厚抚其未叛以致之。准部日有离散，未几内讧又起。
达瓦齐之篡也，恃阿睦尔撒纳及班珠尔等羽翼之。既而小策凌敦多卜之孙纳默库济尔噶尔与达瓦齐构兵不解，将与分辖准部。阿睦尔撒纳复计诱纳默库济尔噶尔杀之，恃功益骄横，达瓦齐不能堪，以兵击之。阿睦尔撒纳遂偕班珠尔内附，事在十九年七月。阿睦尔撒纳者，策妄阿勒布坦之外孙，班珠尔则其同母兄也。其父为和硕特顾实汗之玄孙，名噶尔丹丹衷。顾实汗曾孙拉藏，康熙末为西藏汗，其子丹衷，赘于准部。时策妄阿勒布坦娶拉藏之姊，而以其女赘丹衷，假送婿女归藏名，袭杀拉藏，亦杀丹衷。丹衷妻先生子名班珠尔，丹衷死时复有孕，生阿睦尔撒纳，再嫁辉特部，阿睦尔撒纳遂为辉特台吉，班珠尔则仍为和硕特台吉，而居准部，至是来归。准部中，杜尔伯特部讷默库以下，封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有差，辉特部阿睦尔撒纳封亲王，和硕特部班珠尔以下，封郡王、辅国公。祃木特之归也，为达瓦齐掠阿睦尔撒纳罪。阿睦尔撤纳既内附，祃木特感不杀恩，亦有归志，诏授内大臣。二十年二月大举讨准噶尔，命班第为定北将军，出北路，阿睦尔撒纳副之，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成衮札布、内大臣祃木特参赞军务；永常为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副之，郡王班珠尔、贝勒札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参赞军务。各携两月粮，分出乌里雅苏台及巴里坤，期会于博罗塔拉河，缘途降者相继。博罗塔拉河，距伊犁三百余里，达瓦齐素纵酒不设备。至是，仓卒遣亲信两宰桑出令箭征兵，自率亲兵万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为营。清军遮获其征兵之宰桑，具悉其国中解体状，土争奋渡伊犁河，追袭将及格登山，夜遣降人网玉锡等率二十余骑觇路。阿玉锡即乘夜大呼突其营，其众瓦解，达瓦齐逾冰岭南走回疆，官兵以二十余骑收其众七千余。达瓦齐率余众半途逃散，仅余百骑，投所善乌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大军于伊犁获罗卜藏丹津，霍吉斯亦承将军檄执达瓦齐献之，准部不血刃而平。逮献俘至京师，帝以罗卜藏丹津在世宗曾有来归不死之谕，亦赦之。既封功臣，亦封阿睦尔撒纳双亲王，食双亲王俸，萨喇尔一等超勇公。旋封达瓦齐、霍吉斯皆为亲王、郡王。分建四厄鲁特汗，各部落设盟长及副将军一人。
十月，阿睦尔撒纳复乱。时大军已撤，班第、鄂容安留伊犁筹善后，仅余兵五百。初，四部厄鲁特本各有汗，准部强盛，伊犁始为四部长，抗中国者数世。帝既命分建四部，阿睦尔撒纳意不慊，阴使哈萨克、布鲁特诸部纵流言，非己总四部，边不得安。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衣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帝令九月至热河行饮至礼，中道北逸，日出煽乱，伊犁诸喇嘛、宰桑蠭起相应，班第、鄂容安力战走二百余里，被围死之。北路军将既陷，西路永常有兵不相援，仓皇退回巴里坤。帝逮治永常，以策楞代，永常道死。又命玉保、富德、达尔党阿为参赞。赐轻信纵逃之喀尔喀亲王额林沁多尔济自尽。二十一年二月，策楞等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遁入哈萨克。时追之将及，彼遣人诳报有台吉诺尔布已擒阿来献，玉保驻军待之，先以红旗报捷于策楞，策楞掘以入奏。既知为敌所误，将军、参赞互相咎，谓马力竭，顿师伊犁不进。帝命达尔党阿、哈达哈代之，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二十二年二月，达尔党阿由西路击败哈萨克二千人，阿睦尔撒纳易服潜遁。又使哈萨克人来言：“需汗至即擒献，乞暂缓师待。”达尔党阿果下令驻军。阿睦尔撒纳扬去。哈达哈出北路，又遇哈萨克不击。从征降人宰桑见两将军皆见卖无能，皆轻之，诸部并叛，都统和起被诱歼焉。策楞、玉保逮问，途次为厄鲁特所杀。兆惠以兵千五百入伊犁，阿睦尔撒纳闻诸部构乱，自哈萨克归，会诸部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大扰，兆惠闻变，自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沿途杀敌数千，于二十二年正月至乌鲁木齐，敌众皆会，连日数十百战，至特讷格，不复能冲击，乃结营自固。会帝先命侍卫图伦楚率巴里坤兵往迎，围乃解，复往剿巴雅尔部落。始回巴里坤。四月，议大剿准部，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会诸部落自相攻伐，且大疫，兆惠兵至，诸部落皆溃，阿睦尔撒纳则投哈萨克。哈萨克汗阿布赉已与阿睦尔撒纳积衅，且惧清军，遣使入贡，阿睦尔撒纳来投只率二十人，遂先收其马，阿睦尔撒纳携八人夜走俄罗斯界，旋患痘死。成衮札布以定边左副将军归镇乌里雅苏台，兆惠率兵四千弹压厄鲁特，未几，而回疆兵事又起。
第六节 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
回疆已服属于准噶尔，准部既平，似已一并收功，不用再举，高宗初志本然。乾隆二十年正月，甫动讨准之兵，二月即传谕西路参赞鄂容安：“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地久湮，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之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一一询之土人，细为纪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此谕见《东华录》，可见成功者自有意识，而事实正不如是之易也。数月内果平伊犁，而回部和卓木甫脱准部之羁绊，而准部则又有阿睦尔撒纳之变，回部因有大、小和卓木之生心，鄂容安亦死于变中，回疆乃终用武力取之矣。
回疆在汉唐时，早为西域城郭之国，唐以前佛教流行，其变为伊斯兰教，世系有不能详。而《圣武记》特凿凿言之，虽未知其所根据，然与他官书多未尽合，则亦不敢尽信也。
据魏氏言，蒙与回之递代，亦由理想推之，事实固不可以理想为定断，但当存为一说耳，文已稍嫌武断，证以史实，殊有非是。并因其推断之不确，而其确举之名字世系，亦大有疑问。
《明史·西域四卫传》略言：“哈密，汉伊吾卢地，唐为伊州，宋入于回纥，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卒，弟安克帖木儿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儿地，置安定等卫，渐逼哈密，安克帖木儿惧，将纳款。成祖初，遣使来朝贡马。永乐元年十一月至京。明年六月，封忠顺王。八年，封兔力帖木儿为忠义王（嗣王脱脱从弟）。宣德三年，以所命脱脱子卜答失理嗣忠顺王、兔力帖木儿弟脱欢帖木儿嗣忠义王，二嗣王同理国政。自是二王并贡。成化三年，马文升言：‘番人重种类，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后裔镇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陕巴，乃故忠义脱脱近属从孙，可主哈密。’五年春，立陕巴为忠顺王。六年春，吐鲁番速檀阿黑麻袭哈密，执陕巴。廷臣议：陕巴即使复还，势难复立，令都督奄克孛剌总理哈密事，与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领三种番人以辅之。十年，阿黑麻送还陕巴，仍其旧封。十八年，陕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称速檀，命封为忠顺王。时吐鲁番阿黑麻已卒，其子满速儿嗣为速檀。正德六年，满速儿甘言诱拜牙即叛。八年，拜牙即弃城叛入吐鲁番。嘉靖初，刑部尚书胡世宁言；‘拜牙即久归吐鲁番，回回一种，早已归之，哈剌灰、畏兀儿二族逃附肃州已久，不可驱之出关，然则哈密将安兴复哉？乞置哈密勿问。’后哈密服属吐鲁番，迄隆庆、万历朝，犹入贡不绝，然非忠顺王苗裔矣。”
综《哈密传》文，明初其地已属色目，而非蒙古。色目有三：曰畏兀儿，曰回回，曰哈剌灰。元以色目与蒙古为阶级，自与蒙古为标异。《辍耕录》载色目三十一种，畏兀儿作畏吾儿，回回同，哈剌灰当即阿儿浑。畏兀儿、哈剌灰所奉之教，未敢必为回教，回回则必系回教，非回纥或回鹘旧有之名。唐回纥亦佛教，后天方之摩诃末教渐风行各国。元初唯知回纥为西方大国，而奉摩诃末教，即名此教为回纥教，而奉此教者即名之为回纥，不暇深辨，音又讹为回回。盖回回之名，即从奉回教而来，说详屠氏寄《蒙兀儿史记》。哈密为回疆东界，元时已为回族所居，则谓明末始有谟罕蓦德二十六世裔孙玛墨特东迁喀什噶尔，为新疆有回族首领之始。其意殆谓以前只有回民，而其中并无布教长耶？且玛墨特与其兄弟分役各国，皆在同时，独玛墨特东逾葱岭，为新疆回族有首领之始，其他兄弟所适之国尚多，当葱岭以西回教之国，皆待此而始有耶？哈密忠顺王为元代威武王之裔，非元太祖次子哈萨岱之裔，哈萨岱《元史》作察合台，宫书叙回部之祖，亦作察哈岱，《圣武记》作哈萨岱，字已误倒。威武王，《元诸王表》作威武西宁王出伯，大德八年封。十一年，进封豳王。又；豳王出伯，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宁王进封。喃忽里，延佑七年袭封。喃忽里即纳忽里，然在进封豳王之后始袭，所进王非肃王，《明史》微误。此王驻西宁或豳州，兼经哈密，或元亡后退驻边外而抵哈密。要为元在中国本部之藩王，非察合台藩国之分王。速檀系回部之长之称，《哈密传》中一见，下《吐鲁番传》中，累易其长皆称嗣速檀位。盖即今回教国中所称苏丹，清官书作苏勒檀，顺治中之吐鲁番苏勒檀名阿布勒阿哈默特。魏氏以苏勒檀为吐鲁番汗之名，亦殊不审。
吐鲁番在元设万户府，则非有驻守之汗王，其为元裔与否，《明史》不著。正统间，阿力自称王，成化间来贡亦称为速檀，自阿力以下传其嗣阿黑麻及满速儿，三世称雄。满速儿尤能使哈密自投，明廷不能复问，享国尤长，为吐鲁番之最强者，疑后世彼族自称先业，侈言苏赉满汗，即此满速儿译音之歧出也。
《旧国史·吐鲁番回部总传》：“顺治三年，吐鲁番苏勒檀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济汗遣都督玛萨朗琥伯峰等奉表贡，谕曰：‘吐鲁番乃元青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前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得幸而复合，岂非天乎？’苏勒檀者，犹蒙古称汗，明成化时酋号如之。十年，贡表署苏勒檀赛伊特汗。十二年，回使克拜赍叶尔羌表至，表署阿布都喇汗，诘表异名违例故，克拜告曰：‘哈密、吐鲁番、叶尔羌长皆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叶尔羌，卒已久，有子九：长即阿布都喇汗，居叶尔羌；次即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鲁番，先二年卒；次苏勒檀赛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天朝故，为叶尔羌长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子代之；次玛哈默特苏勒檀，居帖力；次沙汗，居库车；次早死；次伊思玛业勒，居阿克苏；次伊卜喇伊木，居和阗。前叶尔羌汗遣其弟自吐鲁番请贡，故表称吐鲁番罕名，今以叶尔羌汗为昆弟长，故表称叶尔羌汗名。’康熙十二年，吐鲁番使乌鲁和卓等至，贡表称祃木特赛伊特汗，署一千八十三年。二十年，吐鲁番使伊思喇木和等贡，表署阿布勒穆咱帕尔苏勒檀玛哈默特额敏巴图尔哈什汗。二十五年，复遣使乌鲁和卓至，表称：‘臣青吉思汗裔，承苏赉满汗业，谨守疆界，向风殊切，今特遣献方物。’三十四年，大军议征噶勒丹（即噶尔丹）。先是噶勒丹强胁吐鲁番为己属，兄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与构怨，携父僧格旧臣七人走吐鲁番，寻徙和博克萨哩。吐鲁番为策妄阿喇布坦属。至是刑部尚书图纳请檄吐鲁番，令知罪只噶勒丹，勿惊惧，诏允之。三十五年，噶勒丹败遁，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军所降，告：‘叶尔羌有兵二万，吐鲁番有兵五千，请携孥赴吐鲁番，宣圣德，偕策妄阿刺布坦擒献噶勒丹。’上悯其情，遣归，噶尔丹寻走死。”
顺康间，回部来贡诸汗之为元裔，略如魏氏之说。唯称吐鲁番独为苏勒檀汗，稍未审。《传》言噶尔丹强胁吐鲁番为己属，策妄阿勒布坦因与噶尔丹构怨，走吐鲁番，吐鲁番遂属于策妄阿勒布坦，为弱小顺服随遇而安之常态。侪准部为上国，不获自达于中朝。谓攻破千城，故无贡表，未必确。回虽属于准，固未尝灭绝。魏氏误以蒙与回分为二，其实回疆之蒙古诸汗，即为其长。康熙十一年为回历千八十三年，十二年始达京师，署表固在前一年也。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即魏氏所谓阿布都实特，而又谓为即霍集占兄弟之祖，则自为出自派罕巴尔而非蒙古。此为官书所绝不言，不但此传不言，其详叙霍集占源流时亦不言，疑未必确。康熙时大军未至伊犁，噶尔丹走死，伊犁已为策妄阿勒布坦所据，所云自军所降，未必由伊犁自拔来归，特为噶尔丹挟以从军，军败出降耳。为质伊犁之说既不确，且亦当是蒙裔之回部长，非派罕巴尔裔也。
清《国史·回部台吉哈什木传》：“吐鲁番人，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裔。初元太祖定西北诸部，分遣王驸马等领之。次子察哈岱居伊犁，兼辖吐鲁番回众。越十传，至特木尔图呼鲁克，弃蒙古俗习回教，子吉匝尔和卓布哈尔拜密尔徙居吐鲁番，不复有伊犁地。本朝康熙二十五年，有阿布勒穆咱帕尔苏勒檀玛哈玛特额敏巴图尔哈什汗者，自吐鲁番贡称元裔，见《吐鲁番回部总传》。五十九年，大军讨准噶尔，由吐鲁番进击乌鲁木齐，哈什木兄莽苏尔迎献驼马。军还，策妄阿勒布坦罪之，禁诸喀喇沙尔。乾隆二十年，大军定准噶尔，莽苏尔闻之乞降，定北将军班第奏请，遣辖吐鲁番旧属。未定议而阿睦尔撒纳叛，莽苏尔等不获归吐鲁番。二十四年，叶尔羌诸回城定，乃获莽苏尔及哈什木。二十五年入觐，上以其为元太祖裔，诏并授一等台吉，留京师。”
此为吐鲁番旧头目莽苏尔事之曲折。其迁喀喇沙，缘策妄阿喇布坦怒其迎清军，献驼马。阅四十年而归京师，受爵传世，以终回疆、蒙古之局。魏氏恍忽言之，反滋疑窦矣。
清《国史·回部贝勒霍集斯传》：“霍集斯，乌什人，父阿济斯和卓，为吐鲁番头目，准噶尔胁徙喀喇沙尔，复自喀喇沙尔徙乌什。阿济斯和卓死，葬阿克苏，霍集斯嗣，居乌什。其兄曰阿卜都伯克，弟曰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苏。乾隆二十年，大军征准噶尔，抵伊犁，达瓦齐窜逾库鲁克岭，霍集斯侦达瓦齐将赴喀什噶尔，伏兵绐迎，擒以献。阿卜都伯克告叶尔羌、喀什噶尔将偕色沁（准部官名，专司炮者），希卜察克众，袭库车、阿克苏、赛里木、多伦诸回城，请遣旧和卓子归。旧和卓日阿哈玛特，为派罕帕尔裔，世居叶尔羌、喀什噶尔辖回族，准噶尔诱执之，禁诸阿巴噶斯，赍恨死。子二：长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羁阿巴噶斯。大军至，乃释之。将军班第遵旨，遣霍集斯偕布拉呢敦归抚叶尔羌诸城。”
此为霍集占兄弟之缘起。其父为旧和卓，名阿哈玛特，与魏氏作玛罕木特者略异。旧和卓为世居叶尔羌、喀什噶尔辖回族者，不言其先世之名，魏氏以为即名阿布都实特者。据前《吐鲁番总传》，叶尔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即阿布都实特其人，称汗而不称和卓，是蒙而非回。和卓与汗同居一地，特和卓专辖回族，是为宗教之首领，与汗、王等长之称不同，恐非旧和卓之父也。魏氏盖粗阅官书，遽以理想推断，出之太快，于事实有未尽合。盖准、回两部，经兵力荡平，后又以其地改设行省，不为藩属，藩属尚多有记其原委者。有《准噶尔全部纪略》，高宗所制，以矫正雍正间传闻之误，故尚有可据。回则无详实之纪载。魏氏约略叙之，不免失实，特为疏通证明之如此。
乾隆二十年平伊犁，大、小和卓木被羁于伊犁者，奉诏遣大和卓布拉呢敦先回，安抚叶尔羌等处，小和卓霍集占尚留伊犁。未几阿睦尔撒纳复变于伊犁，霍集占颇为阿用。二十一年三月清军再入伊犁，阿睦尔撒纳遁入哈萨克，霍集占亦遁归叶尔羌，遂与其兄布拉呢敦共谋纠回众据境自守。清廷方遣侍卫托伦泰赴叶尔羌、喀什噶尔抚谕大、小和卓，久未返。七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自伊犁奏遣副都统阿敏道率兵往收阿克苏、库车、乌什各回部，且侦托伦泰信。是月，霍集占送托伦泰还，兆惠饬阿敏道驰往抚谕，霍集占驱率回众，列城尽靡，库车、拜城、阿克苏等城阿奇木伯克（统理地方诸务之回官）。鄂对等不从乱，奔伊犁。十月，兆惠奏霍集占作乱状，令鄂对等从阿敏道进兵。鄂对在道闻亲族被杀，各城响应，小和卓心腹阿布都已守库车，劝阿敏道急归，待大军偕进。阿敏道不从，率索伦兵百、厄鲁特兵三千，至库车。霍集占在焉，闭城拒师。且诡言：“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撒还即降。”阿敏道遂命厄鲁特兵退，以百索伦兵入城，为霍集占所执。明年遇害，从者数将及兵百人皆从死。是时准噶尔余众，以清军自哈萨克撤回，复煽乱。兆惠驻伊犁，后路尽梗，整师东旋，至鄂垒扎拉图。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诏趣赴援，甫得脱归。阿睦尔撤纳又回窜伊犁，北疆军事亟，兆惠檄参赞大臣富德追阿睦尔撒纳，自驻济尔哈郎地防回变。谕饬其不知缓急，盖高宗知回部无远图，先以靖准部为急。五月，阿敏道死事事闻。九月，乃命兆惠等筹攻回部，诏授兆惠定边将军。二十三年正月，兆惠奏言：“沙喇伯勒厄鲁特众尚万户，请先剿除。”诏以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办回部。四月，兆惠奏准噶尔之事将竣，请由伊犁趋回部。七月，命与雅尔哈善合兵以进。会雅尔哈善已围库车，霍集占来援，为清军击败，入城拒守。城以柳枝、沙土密筑甚坚，炮攻不能入。提督马得胜穴地入城，已将及，雅尔哈善督之急，夜秉燧入穴开凿，城上之敌见火光，于城内为横沟，灌水入穴，清兵皆没。鄂对告雅尔哈善：“库车食且尽，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浅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苏，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不省。越八日，霍集占夜引四百骑，启西门涉鄂根河遁。又数日，阿都卜克勒木复夜遁，余头人阿拉难尔等率老弱以城降。高宗闻失霍集占，怒，以纳穆札尔代为靖逆将军，三泰为参赞，命兆惠至军，斩疏纵之副都统顺德讷，逮雅尔哈善及得胜返京师。二十四年正月，亦以失机鞫实正法。顺德讷者，当霍集占逃出时，侍卫噶布舒知之以报，顺德讷闻报，以夜不肯往追，令敌得渡河，据桥断后者也。未几，参赞哈宁阿亦论斩。
回疆自古为城郭国，势分力弱，弓马无特长，慓悍非素习，故西域从无为中国患者，非劲敌也。唯中国之兵远征，则主客异势，一失呼应，后路可虞。统观西师将帅，雅尔哈善等固为旗下纨绔，偾事有余，易以兆惠，不过较勇敢不避艰险耳，其功成乃乘单准部之势，取准部之所已胁服者而继续之，其事至顺。霍集占以其世为和卓木之资望，由伊犁脱归，亲见阿睦尔撒纳未俘，准部已降者亦多反侧，料中朝疲于奔命，无暇南来，故敢于侥幸一试。是时清廷实力甚厚，北路之军未撤，别遣专征回部之师，若雅尔哈善等属中材，大、小和卓木在库车早已就擒。迨二人均逸，将帅骈诛，兆惠移伊犁得胜之师南下，逾天山，抵阿克苏，回部头目颇拉特等以城降。不数日，霍集斯亦自乌什迎降。霍集斯亦回部强族，前大军初定伊犁，霍集斯因达瓦齐逃入回疆，诱擒以献。又以布拉呢敦及霍集占为旧和卓子，请于大军，得释归。故霍集斯以回部盛族，而又有德于霍集占兄弟，霍集占感且惮之。时阿睦尔撒纳方为副将军，预讨达瓦齐有功，霍集斯阴乞于阿，事平以己长回部，中朝密防之。既而阿睦尔撒纳变，霍集占兄弟继之，遂析霍集斯兄弟子侄各居一城为伯克。霍集斯父阿济斯和卓，本吐鲁番头目，为准噶尔累徙至乌什。至是霍集占以霍集斯为和阗伯克，子漠咱帕尔为乌什伯克，兄阿卜都伯克为叶尔羌伯克，兄之子阿布萨塔尔为阿克苏伯克，实挟之以从军。至霍集占自库车出走，霍集斯绐之，请入乌什召其众从徙。既入乌什，遂以兵拒霍集占。兆惠檄至，霍集斯父子出降，并遣子弟赴叶尔羌招降其兄阿卜都伯克，时在二十四年九月，回部降者已相踵，无坚城可相抗矣。十月初三日，兆惠兵至距叶尔羌四十里之辉齐阿里克讯擒获回人供：“霍集占已入叶尔羌城，布拉呢敦驻当噶勒齐，离喀什噶尔一站地。”奏言：“叶尔羌城大，兵少不足合围，且自乌什进兵，以三千余人行戈壁千五百里，马亦疲乏，南路通痕都斯坦、巴达克山、喀喇土伯特等处均拟驻兵堵截。又回人多窖粟，须分军搜掘以窘之，令内自生变，以故兵马皆需接济。”十一月奏至，谕前命富德帅师自准部赴兆惠军，着速进。又命阿里衮为参赞大臣，选马三千匹，率兵六百，亲送兆惠军营，而是时兆惠已被围于黑水矣。
黑水之围，清纪载侈其事，共原盖出高宗《御制十全武功诗》而来。按之《东华录》，当时奏报无此夸大也。神奇之说，本不足信，今两相比较，以考其实。
《东华录》：二十三年十一月丁酉，阿克苏办事头等侍卫舒赫德奏“十月二十日，将军兆惠差人送到文书，并所派往截喀什噶尔贼援之副都统爱隆阿途中相遇，带到移文，内称：将军问知霍集占牧群所在，领兵往攻，至叶尔羌城外，贼众阻河为阵，因渡桥攻剿，过兵甫四百余，桥断，贼众四合，将军奋击，两易马俱中枪毙，面及胫俱伤，幸不甚重，力战浮水至营。贼马步万余来合围，虽有剿杀，无马不能冲突，遂掘濠结寨，贼亦结寨相持。计军需马驼，尚可供两月食，唯军器火药不足。被围后乘夜前行，遇爱隆阿之兵，令其先来通信”等语。数日间，兆惠奏迭至，略言：“臣等渡河向叶尔羌城南进兵，十月十三日，贼兵约四五千骑，步贼在后，并迎出，沟内排立。臣等冲突，贼败走，又放枪拒敌。臣等正在奋击，贼又从两翼夹攻，因马力不能驰骤，回保大营，贼四面合围。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骑贼数千，步贼亦多，与我兵接战五昼夜。臣等固守大营，相机剿杀，口粮尚可支持一两月。臣等以阿克苏、乌什既定，机不可失，轻敌妄进，臣兆惠罪实难逭，然策应之兵，年内齐集，尚可合力攻剿。”又据爱隆阿奏：“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图鲁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卒冲拒，三人均已阵亡。”既而舒赫德又奏：“十二月初三日，询据叶尔羌来投回人言：布拉呢敦、霍集占马步万人，合围大兵三十余日，因闻布拉呢敦所辖之喀什噶尔属城英吉沙尔忽被布鲁特抢掠，二贼猝谋御敌，是日薄暮，将军领兵纵火夺贼营二，劫杀看守人众过半，二贼谓将军与布鲁特有约，遣人议和，将军射书传谕，缚献霍集占方允纳款。往复未决，从此遂不交锋。又军营脱出之厄鲁特人告称：军营掘得米一百六十窖，收马千余匹，驼千余只。布拉呢敦因喀什噶尔告急，撤回防御，所留仅二百人。”二十四年二月，谕“富德等奏报正月初六日，领兵至呼尔 ，霍集占等率骑五千抗拒，转战至初九日，马匹远行力乏，不能悉行斩获。是夜月落后，阿里衮送马已到，即与分为两翼，阵戳贼众甚夥。初十日天晓收兵，计五日四夜，杀贼千余，及中伤者无算。布拉呢敦于初六日战时，胁间中枪甚剧，舁入城，旋回喀什噶尔。计阵戮贼巴图尔十五名，大伯克数十名。兆惠闻枪炮声，即遣人赍文通信”等语。又谕：“苏赫得称有乌什回人，告称将军掘得窖粟，及得马驼各千，布拉呢敦已回喀什噶尔。今览兆惠咨文，并未收获马驼，而富德又称布拉呢敦临阵负伤，舁入城中，是来投之回人托克托默特所言尽属子虚，或系霍集占遣来懈我军心。自应查明此人见在何处，严拿送军营，交与兆惠审理。”越数日，富德又奏：“呼尔 转战五日，得兆惠咨，于十三日至叶尔羌河岸侦探，相距二十里。十四日黎明，前进六七里，右翼阿里衮、爱隆阿以枪炮败贼数次，余贼仍依芦苇放枪。臣富德、舒赫德领左翼兵急进，贼渡河而逃，计剿贼二三百人。又防城内突出，中军与右翼以次进攻，令左队努三等领马兵堵截，寻至营盘，知将军大臣官兵无恙，贼人展败，不敢来犯，见派努三等殿后，徐回阿克苏。”
据上各奏报，兆惠被围，自缘轻进，一时死高职旗员及汉总兵大员为数不少，实属将军失机。至被围数月，回人奄奄如不欲战，可见并非大敌，口粮早称尚可支持，亦不待得窖粟，获马驼，尽邀天赐。回人隔岁之粮，本以窖藏为习惯，故兆惠未被围前，已奉命遣兵搜掘，即得窖粟，非有神奇也。乃清《国史·兆惠传》及《圣武记》，则言之甚怪，《清史稿·兆惠传》又用《圣武记》文。
兆惠于解围后，还阿克苏，高宗尚深责之。时和阗方被攻，不急救，乃共还阿克苏。高宗谓前以一军尚进至叶尔芜，今两三军会合，和阗近而阿克苏远，反奔还不顾。后和阗亦未失，回部实无能为。兆惠此时已因受围封一等公，卒以功成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富德亦由伯封侯，视其方略则平平也。魏氏于兆惠入回疆时，不叙阿克苏、乌什迎降，末言振旅还阿克苏，围中拔出，未能克一城，何言振旅？中间夸大之语，若圣天子自有神助，即可不用兵力者然。此出高宗不负责之诗歌，遂为官修诸书所承用，然《实录》则无之。高宗当盈满之日，好作粉饰之词，正其日中则昃之象，更录其诗如下：
《御制十全诗文集·黑水行》：“喀喇乌苏者，唐言黑水同。去年我军薄回穴，强弩之末难称雄。筑垒黑水待围解，讵人力也天 幪。明瑞驰驿逾月到，（自注：毅勇承恩公明瑞，孝贤皇后侄也，命以副都统行间，为前锋，召回京，问以被围情状，自叶尔奇木抵京，路万五千里，疾驰逾月而至。）面询其故悚予衷。蜂蚁张甄数无万，三千余人守从容，窖米济军军气壮，奚肯麦曲山鞠藭，引水灌我我预备，（自注：逆回导渠淹我营垒，将军兆惠等预开沟引之入河，且转资其用。）反资众饮用益丰。铳不中人中营树，何至析骸薪材充，着木铳铁获万亿，（自注：贼据商施铣，铅丸坌集营树上，我军斫木为薪，木中得铅丸万亿，即取以击贼，毙贼无算。）翻以击贼贼计穷。先是营内所穿井，围将解乃眢其中。闻言为之怅，诸臣实鞠躬，既复为之感，天眷信深崇。敬读皇祖《实录》语，所载曾闻我太宗，时明四总兵未战，正值大雾弥雺雺。敌施火炮树皆毁，都统艾塔往视攻，回奏敌炮止伤树，我兵曾无伤矢弓。匪今伊昔蒙帝佑，觐扬前烈励子冲，讵人力也天 幪，大清寰海钦皇风。”
此诗明言所据为明瑞口语，非将帅奏报之文。奏报尽载《实录》，《东华录》录之。将帅于奏报，已不无张功掩败之习。若诗歌遣兴，原无信史之责，而官私著述据之。自来帝制神权，合而为一，仗迷信以服人者，皆作如是观可矣。
当黑水解围，已在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而阿克苏办事侍郎永贵奏：“正月十九日准前赴和阗之侍卫齐凌扎布等呈称：‘回党鄂斯统众六百，犯和阗所属额里齐、哈喇哈什两回城，破克勒底雅一回城，请兵救援。’即一面派兵，一面咨商由北路赴援黑水之参赞都统巴禄将所领之兵协剿。”巴禄即奏以进援兆惠为要，未往和阗。至兆惠救出以后，各军会合，即远道撤回阿克苏，巴禄亦在撤回之列。兆惠乃于路奏：“拟回阿克苏后，更由阿克苏、和阗两路进兵，此时未便兵驻阿克苏一处。已与阿里衮、巴禄、阿桂驻阿克苏，候马驼粮饷；分兵一半，令爱隆阿驻乌什就粮，兼防喀什噶尔一路。和阗应援，自不可缓，但马力疲乏，先拣官兵数百，令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前往，沿途捉生询问，若和阗守御如旧，即会同夹击，否则收兵来迎富德，俟粮饷马匹到时领兵接济。臣兆惠俟办足五千兵粮马，再策应富德，并从和阗往取叶尔羌，并堵截逆贼逃往巴达克山等处路径。”奉谕：“兆惠、富德等遽行撤回，不知是何意见？和阗去叶尔羌颇近，阿克苏则甚远，富德救援将军，自谓了事犹可恕；兆惠身为阃帅，待人救出即撤回，太不知愧奋，且不援和阗，岂不为霍集斯所笑？和阗之围，齐凌扎布以寥寥之众尚能相拒；兆惠到彼，即可败贼，乃仅遣瑚尔起、巴图济尔噶勒往塞责。又巴禄本接永贵行知，赴和阗援剿，以援兆惠来往，今将军已援出，何以不援和阗？”后又谕：“谓兵力不足，则兆惠一军尚能相拒，况与富德两队会合，岂转患其弱？谓马力不足，则既可回至阿克苏，何难就近赴和阗，因粮以守？”旋兆惠等奏：“瑚尔起等二月二十日至和阗、达哩雅河，知额里齐等二城未陷，余为贼掘，叶尔羌尚无贼众前来。”谕：“所报和阗情形，霍集占兵力已穷蹙，兆惠等正月十四日解围而出，至二月初二日，已逾半月，和阗回人尚云叶尔羌未有贼众前来。是从前围守军营及侵犯和阗不过乌合之众，兆惠等应就见在兵力加意奋勉，以冀大功速成。”既而哈喇哈什城被陷，齐凌扎布等脱出，仍随同进兵，兆惠等由阿克苏出兵，途次得和阗之克勒底雅及塔克等回城人等，闻清军将至，擒获敌方所用头目来降。兆惠进兵喀什噶尔，于闰六月初三日至伊克斯哈喇，有喀什噶尔投诚回人称布拉呢敦将伊等抢掠潜逃，伊等即来迎大兵。即派人驰往喀什噶尔安抚城堡，据所属牌租阿巴特回城伯克呢雅斯呈称：“六月间，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焚毁叶尔羌、喀什噶尔城堡，令回人等迁往巴达克山。我即闭城拒守。闻霍集占兄弟约于色呼库勒之齐里衮巴苏相会。”于是兆惠檄知布鲁特纳喇巴图等截贼前往色呼库勒投霍罕额尔德尼伯克之路，一面尽力尾追。富德亦奏：“由固 萨纳珠前进，霍集占已弃叶尔羌逃往英吉沙尔，大、小伯克等迎降，抚定其众二万余。”两和卓木走巴达克山，以怒巴达克山不恭，欲约邻部扰之，于是战于阿尔浑楚岭，擒其兄弟，函首军门以献。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于是葱岭以西布鲁特、爱乌罕、博罗尔、敖罕、安集延、巴达克山诸国皆遣使来。
高宗之取新疆，武功之盛逾于前代，虽元代西北土地而逾于此，然三大藩各自立国，乃蒙古族之庞大，几与统治中国之元朝无涉。除元以外，清之武功为极盛矣。然考其终极，西北之气运当亡，收其功者无若何名绩可纪，高宗庙谟独运于上，指挥颇中肯綮，而元勋上将，若兆惠之俦，细核其功状，实不足满人意。高宗于此役，亦知取乱侮亡，事非艰巨，特予丰镐旧臣，事前假以立功名，事后资以为汤沐。其昏惰甚不堪者乃诛之；即成功者亦何曾有殊绩。纳穆札尔、三泰以将军、参赞之任，赴敌就死如偏裨，弥见朝廷命将之失。然且专征已非亲贵，所用不过开国勋臣之裔，亦见八旗人才之日耗，与康熙时已大不侔矣。十全武功，铺张极盛，而衰象早伏其中。清一代纪功之文，汗牛充栋，无有就《实录》胪其平凡之状者。总之准部自伐而人伐之，回部不能抗准而反欲抗中朝，亦唯两和卓之妄耳。天之予清特厚，高宗无忧盛危明之意，侈十全之武功，是其福过灾生之渐。又以此私厚旗人，于边计益闭塞无远虑，后来一开行省而气象大变，则知高宗之设置新疆，规模不足取矣。
回疆既平，以采玉为一大役。和阗产玉闻天下，叶尔羌次之。定制春、秋采玉二次。叶尔羌玉山曰密尔岱山，距城四百余里，崇削万仞。山三成，上下皆石，唯中成玉，极望莹然，人迹所不至。采者乘牦牛乃及其 ，凿而陨之，重或千万斤。色黝质青，声清越中宫悬，先后贡重华宫玉磬材、特磬、编磬各如干事，又贡玉册、玉宝各八十具；白微黄者供宗庙；白微红者备庆典。然此任土作贡，未为病民。高宗朝，大功既成，侈心莫遏。遂思以奇宝炫世，屡有采运大玉之事，今宁寿宫有重宝，乃玉一座，周围凿夏禹治水图，是其遗迹之一。阮元《石渠随笔》记：“乾隆四十年间和阗贡玉，大至高七八尺，围丈许，敕依大禹治水图雕琢，发在扬州建隆寺治之，元时曾往敬观。”阮文达之言如此。此玉入大内以后，外人不复见，无由证文达之说，清亡后乃得之于宁寿宫，具如所说。而又读张澍《养素堂文集》，则知大玉之采，不止一次，劳费之巨，于开辟之土为病已甚。《圣武记》言：“嘉庆四年，叶尔羌获大玉三，青者重万余斤，葱白者八千余斤，白者三千余斤。边臣侈其详以闻，上以沙碛辇运劳人，急捐罢之。至今岿然存哈喇沙。”读张澍文，乃知其详。所云嘉庆四年，乃太上皇崩后弃玉之年，非采获之岁也。
高宗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坤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乾隆前后金川两役，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而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损耗亦甚大，而亦预于十全武功之列，皆高宗之侈也。十全武功者，除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外，为两定金川，为土司，一定台湾，为内地，缅甸、安南各一役，廓尔喀两役，为御外。
第七节 雍正登基的血色权谋
康熙间夺嫡之案，前已叙述。至雍正间，复于诸王多所戕杀，旧时因避时忌，不暇细考其曲折，鲜不以为即夺嫡之余波，颂世宗者且以为能代故太子报怨矣。不知夺嫡之魁为允禩，雍正初尊以亲王，任以总理，极意联络，事实昭然。后来变计，在《实录》情节不备，论者益无所征信。唯事结于曾静劝岳钟琪反清，与吕留良著书排满。诸王同为圣祖之子，岂有党附于反清排满之理，何以并为一谈，此必有故。昔时《大义觉迷录》为禁书，细阅者少，改革后大事研讨，则真相出矣。允禩之得罪于雍正朝，必以不服世宗之嗣位，而世宗之嗣位，自有瑕疵，供人指摘。指摘之根由，出于诸王；指摘之文字，则在曾静笔录。吕留良乃其学派之牵涉，因治及反清排满之罪，非世宗本意所重视也。此事余别有《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具述。唯允禩辈前尚身预夺嫡，罪状允禩者犹为有说。至世宗兄皇三子诚亲王允祉，前以保护太子闻，则有功于嫡；后又不入允禩等案内，则无嫌于世宗。只以甘心闲散，不欲预闻政务为罪，至夺爵禁锢以死。此事可作一补叙，知世宗有难言之隐在也。
《东华录》：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圣祖崩。十六日丁酉，颁遗诏。二十日辛丑，世宗登极。十二月初九日庚申，上释服，移居养心殿。十二日癸亥，谕：“陈梦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宽仁免戮，发往关东。后东巡时，以其平日稍知学问，带回京师，交诚亲王处行走。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京师断不可留，着将陈梦雷父子发遣边外。或有陈梦雷之门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陈奏。杨文言乃耿逆伪相，一时漏网，公然潜匿京师，著书立说。今虽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驱遣。尔等毋得徇私隐蔽。陈梦雷处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此书工犹未竣，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原稿间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副皇考稽古博览至意。”此为加罪诸王府官属宾友之始，而适以诚亲王开端。唯未明言兄弟相戕，用耿精忠牵涉立说。陈、杨与耿藩旧事，久已消释，今忽重提，其实追憾诚王之得圣祖欢心，由于陈、杨之以学问为辅佐。
世宗当时相形见绌，甫即大位，即修此怨。其证如下：
清宫《文献丛编》第三册载戴铎清折十件，其康熙五十七年第九件云；“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谨启。”件后记云：蒙批：“杨道升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又蒙批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屁当香焚之理。”又蒙批：“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等谕。
戴铎十启，自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之事。世宗即位以后，令铎汇录原文并所蒙批谕，成折存档，不过明铎时时望己作帝，而己则时时斥绝之，以见其并不与铎同此奢望也。然其批谕语气，岂是实行斥绝，所谓“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世宗于允禩诸人，从夺嫡案中，已相形取得胜利，知前此力图夺嫡者，更无再得储位之望。而允祉则前以保护太子，为圣祖所心重，又以踊跃修书，合圣祖尚文好学之意。其实效修书之力者，乃陈梦雷、杨文言二人。杨尤身负天算、律吕绝学，为圣祖自命独有心得而举世罕及之事。此实世宗所最忌而无如之何，甫即位遽修怨于陈、杨。其原委撮叙于下：
据陈梦雷《松鹤山房集》，梦雷与李光地均中康熙九年进士，均入翰林，同省同年，通家相得，同以请假回籍。而十三年撤藩之变，耿精忠以福建叛，既逼梦雷从逆，又召外郡缙绅。光地自泉州安溪本籍至，以年家子先谒梦雷尊人。陈氏父子均劝光地勿受叛藩职，光地意未决。时杨文言在耿幕，与梦雷交密，梦雷约文言与光地相见，告以耿必无成，急归谋间道通疏京师，请兵由赣州径指汀州，精忠方以全力备仙霞关，大兵可由汀州直入闽腹地。朝廷得光地蜡丸书，致前敌行之有效，光地受上赏。十五年，精忠势蹙乞降，文言遂归。梦雷以十九年入都自陈，而朝议方以精忠为所属首告，降后仍通逆，召精忠对质治罪，而梦雷以职官从逆论死。光地为明其非得已，然不言其上疏请兵时梦雷亦预谋也。故仅得减死戍辽东，时为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梦雷献诗称旨，召还京，命侍诚亲王邸。王命辑《汇编》一书，分类排纂群籍至三千余卷，校刊未竣而圣祖崩。世宗谕旨中改其名为《古今图书集成》。追论梦雷罪再遣戍，时梦雷年已七十一。所云藩变时之罪，圣祖早雪免之，且颇蒙恩赉，奖其文学，御书联语赐之，有“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之句。故梦雷以“松鹤山房”名其集。因怨光地，作《绝交书》行于世，世谓之安溪负友，成一公案。世宗于即位后追理梦雷前罪，实为与允祉为难，非圣祖怜才宥过意也。至杨文言以布衣入藩幕，在三藩未变以前，本不为罪。既变被羁，精忠降而脱归，所至不讳其在闽时事。十八年梦雷入都，文言与偕行。梦雷得罪无究及文言者。旋以天算绝学，应征入明史馆预修《历志》。
文言，字道声，《松鹤山房集》中皆称道声，而光地《集》中虽亦称道声，亦或作道生，唯戴铎启本及雍邸批辞作道升。当康熙季年，世宗已极注意道升之归诚邸。道声在闽，原无为耿丞相之说，世宗追诬之，以归罪于诚邸。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谕旨，不惜以天子诬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钟于诚邸，不过忌陈、杨修书之能为诚邸博圣祖之欢心而已。自此诚邸若口无间言，当亦可保其躯命，以其究无挤其储位之实迹也。然卒不能免者，则必以诚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辞色之间，既不竭诚输服，将有发其隐覆之嫌。观其坐罪之词，多不成罪状，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诸王大臣加以描画，归结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为拘禁终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诚邸罪名，唯见《上谕旗务议覆》中。《东华录》无之，想已为《实录》所削。兹录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
诚邸为世宗兄，诚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旨，将其心术不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
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唯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
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唯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唯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危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
“皇考圣躬违和之时，朕侍奉汤药，五内焦劳，而允祉不但无忧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为子臣所不忍言者。其天良尽泯，一至于此！”
自夸其孝，责兄不孝，并无违忤实迹，只想象于辞意之间，此不足以罪人，徒见己之不弟而已。
“皇考以东宫仪仗礼服，从前定制太过，特命廷臣纠正。允祉见廷臣所议，忿然谩骂，且云：‘如此则何乐乎为皇太子耶？’”
此本是为太子不平，不过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贵太子，后觉贬损太过，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议罪，则描画之云：“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此其妄乱之罪一也。”更引伸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谓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
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时，侵帑婪赃，逋欠累累。朕恐其完公之后，家计未能充裕，两次共赐银十五万两，俾其饶足。而允祉每以该旗该部催追数百两数千两之处，琐屑渎奏，怨忿不平。朕皆宽宥之。”
逋欠是康熙间诸王常态。及世宗令该旗该部催追，特自发内帑赡给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诸王之能事。诚邸不知风色，尚忿催追而诉于帝前，此实长厚太过。既称宽宥之，即不当论罪。而王大臣论之曰：“贪黩负恩之罪，法所难宥者一也。”则前之宽宥，乃为之并计加罪地也。
“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 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䄉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䄉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搜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䄉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䄉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所，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
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曰：‘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比时曾向廷臣言之。’”
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
“数年以来，允祉进见，朕必赐坐，以朕勤政忧民之心告之，伊从未许朕一是字，且并未尝一点首也，但以闲居散适之乐，娓娓陈述，欲以歆动朕怠逸之心，荒废政事，以遂其私愿。”
弟为天子，勤政爱民；己为天子之兄，闲居自乐，正是各行其是。怠逸岂以此而歆动？古来中主，能以此谅其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谈，使天伦之乐澌尽，岂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侵于平时。”
此或为太子旧怨，但既为世宗所罪，则对罪人无甚哀戚，亦不当论罪。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来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未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歔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间，意志不同，乃道义之品评，非刑法所裁制。此固不当论罪。文中以庄亲王等参奏，定为狂悖凶逆，已至其极，则参奏中是否尚有别情。今检《东华录》“本月己卯，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等参奏：臣等奉命办理怡亲王丧事，所见齐集人员，无不衔恩垂泣。独诚亲王允祉，当皇上视临回宫之后，迟久始至。逮宣读皇上谕旨之时，众皆呜咽悲泣，而诚亲王早已回家。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云云。参奏语不过如此。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
“允祉从前过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令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
陈梦雷案已见前。谓陈为耿藩从逆，则戍所召回，命入诚邸，乃由圣祖，非诚邸罪也。谓陈为招摇不法，则当时并无招摇害政事实。刑部满汉尚书陶赖、张廷枢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轻纵降调，又何至罪及府主。乃谕中既涉及陈梦雷，王大臣议覆，遂于陈梦雷一款添出事实。文云“允祉素日包藏祸心，希冀储位，与逆乱邪伪之陈梦雷亲昵密谋，遂将陈梦雷逆党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术，拜斗祈禳，阴为镇魇。及事迹败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诛”云云。周昌言前未见过，此时忽添邪术镇魇等说，果有此事，纵对诚邸法外施仁，何以对陈梦雷仅止遣戍。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议覆之王大臣直以意为之，且以杨文言含混为周昌言耳。此种议覆，本无真伪可辨，且今年已复亲王爵，前事本不当复论。今所谓丧心蔑理，无过怡王之丧临哭不哀一款，其余皆任意诬蔑之辞。其实则陈梦雷、杨文言为所忌之人；《古今图书集成》、《历律渊源》二书为所忌之物。是为清皇室之文字狱，较之允禩诸人，以传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为得已而不已。既为《东华录》所不详，想为《实录》之所已讳。胪举之以见世宗之忍。至允禩、允禟、允䄉、允禵之事，则《东华录》之外，已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
第八节 雍乾时期的儒学
世宗于吏治民生，极尽心力，讲事功，实不讲心性。晚乃遁入于禅，亦与世祖之学佛不同。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其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然所收纯儒之效，远逊康熙朝，即有数理学名臣，亦不过守先朝作养之余绪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后唯末学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则又非世宗时规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两庑及启圣公祠，祀位皆仍其旧。唯顺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题“至圣先师”。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卜子之次，而从祀增一范仲淹。盖未尝于文庙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孔子父自元以来已封启圣王，明嘉靖时改封公，此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则封王自此始。旧称启圣祠，今以启圣王为祠中之一世，改称崇圣祠。清世俗人则称“五王祠”焉。二年，复以祔飨庙庭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与孰应祔祀崇圣祠者，议一再上，于是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县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曰汉一人：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曰明二人：罗钦顺、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宋张迪。陆陇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过三十二年。陇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论早定，可见圣祖所倡学风之纯一。以立朝事实论，同寮间颇有异同，如李光地亦以讲学名世，然于陇其之以争捐纳当罢夺官，即以其不谅时艰为罪。光地固以讲学为投时之具者。不数年间，陇其之大名已定，非时论所能游移，则执德固而信道笃者获伸于世。即清全盛时之学术，由此可观其趋向矣。历乾隆至嘉庆朝不改，于从祀不生异议。唯于乾隆二年，复元儒吴澄祀。三年，升有子若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不过取其相配平均耳，余无他异。
雍乾间之儒学，天子不自讲学，唯以从祀示好尚，于学术亦有影响。汤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陆陇其，然以其学尚陆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从祀。清之中世，理学守门户甚谨，于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学阿世，亦自谓从事程朱，正投时好耳，其语录谓汤斌以不好朱学，故不甚读朱子书。光地指朱子上时君言事之书，谓龙逢、比干不是过，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黄，决非事实。汤何尝不服朱子，唯受学于孙夏峰，宗为陆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长，而后服之。朱子处仁弱之世，宽大之朝，纵献直言，决无杀身灭族之祸，正谊明道之君子皆能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处。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时尚，与乾、嘉以前理学宗传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谨守，自是学术趋于一途，虽豪杰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为厉世摩钝之用，则专为学的亦已足矣。汤斌等自信陆王，初不与程朱相诋毁，此即太平气象。人品不足企陆陇其、汤斌，而朱、陆异同，争辩不息。“天下无道，辞有枚叶”，此其验矣。
雍乾间儒学无争辩，而余事则昌明文学。清沿前代用科举制，又沿明代以八股为科举取士之用。圣祖以身自向学，使天下承风。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学问。其振兴文教之事，则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为倡，余令各该省督抚预筹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银内支用。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云云。谕中又言：“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临御以来，未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此为省会遍设书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县学，是为学校制。学官本为课士而设，后不能举其职，乃移其事任于书院。夫使回复学校初制，士以学官为师，似不必尽待书院之山长。然延师之道，不可以资格拘，就旧日任用学官之法，求为士子得师，事必无济。又为士人求学而不出乡，声气虽通，见闻不广，终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年间故事。是诏未定试期，应诏荐举者人数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荐，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试。十月，引见考取博学鸿词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有差。二年七月，复试续到博学鸿词，授万松龄等四人为检讨、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科目有灵，即国家无故，比亦世运隆替之征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隲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四库全书》之起源，以安徽学政侍读学士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奉购访遗书之诏，奏陈四事：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其第二款中有云：“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内阁议覆内称“《永乐大典》一书，系永乐初年所辑，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旧存皇史宬，复经移置翰林院典籍库，扃贮既久，卷册又多。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查，据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在存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等语。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设办事之所，并拟定条例进呈。”奉旨：“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之取名，本为辑《大典》中轶书而起。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间，办理《四库全书》处又奏“遵旨排纂《四库全书》，仰蒙皇上指示，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等语。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库全书》，帝早有编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库全书》名实相称。是为今存《四库全书》办理之原委。又其必为提要，最为四库馆中裨益艺林之伟举，其端亦自朱筠发之。其奏陈四事中第三款云：“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几、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历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后来提要规程，实定于此。朱筠与弟大学士朱珪齐名，性情品行，学问文章，具载清《国史·儒林传》。私家为作传记尤多，清史不应无传。他且不论，即此《四库》开馆、《大典》辑轶两事，皆自筠发其端，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应不有传载，而《清史稿》竟遗之，此为遗漏之最难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书，及御纂、御定、御制之书，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宫史》，不备列。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统观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涂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狱已有专辑，其不出于档案者，余亦稍有搜辑，当别成专著，不能列入本篇。唯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
文字狱不暇细数，果属触犯而成狱，虽暴犹为罪有可加，谓其为违梗也。即无意中得违梗之罪，而遽戮辱，犹谓使人知有犯必惩，不以无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惩违梗之嫌疑也。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顺承郡王锡保参奏济世谤毁程朱。此因济世以参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镜得罪，希意摭拾其过。然《礼记》亦颁定之经书，既与《四书》并行，信此信彼，必无大罪。乃世宗则云“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云云。遂深辩田文镜之不当参，己之非拒谏，令议济世罪。九卿等议斩立决，后得旨免死，交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此谢济世之幸而不死，后卒释回而以名臣传于世者也。夫济世既注经文，经文自是如此意义，而竟议斩。则如宋儒之说经，多涉事理者，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一涉笔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余矣。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一也。陆生枬作《通鉴论》今已不见其书。生枬与济世，均广西人，得罪亦同时，同在锡保军前，为锡保所奏。世宗逐条谕驳，所引原文，具在《东华录》。可见生枬就《鉴》论《鉴》，所见与世各有异同，要是作论本色，绝无桀骜不驯耸听激变之语。一曰论封建，则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害深祸烈，不可胜言。”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二曰论建储，则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三日论兵制，则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四曰论隋炀帝，则云“后之君臣，傥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五曰论人主，则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六曰论相臣，则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七曰论王安石，则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八曰论无为之治，则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在。”又云“绛度数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
以上皆世宗所举《通鉴论》之原文，驳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枬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云云。夫《通鉴论》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为罪恶所在无过于此数语。今试由读《史》读《鉴》者平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即其论人君而作危词，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坚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之定理。温公作《通鉴》本以为法为戒之故，分别诏人。学者能加以发挥，正是忠君爱国之真意。以此掇杀身之祸，复谁乐致力于史实，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二也。
尹嘉铨为故父会一请谥。又请将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其父会一，从祀文庙。事在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拿交刑部治罪，并查伊家有无狂悖不法字迹。此为因冒昧渎奏而引入文字之狱。有司查得嘉铨所著书籍，嘉铨主聚徒讲学，其文有云：“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谕旨则云：“显悖世宗《御制朋党论》。”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则云：“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录》，胪列本朝大臣。则云：“朱子当宋式微，又在下位。今尹嘉铨欲于国家全盛之时，妄生议论，实为莠言乱政。”又自称古稀老人。则云“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云云。嘉铨不以朋党为非，又袭讲学家自重之习，学孟子“为王者师”之说，纂集当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献之要务。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诗句，人尽习称，岂可以帝王专其利？高宗于上年刚及七十，自称“古稀天子”。嘉铨之称古稀，是否在其后，今尚未明，姑不论。此外日记中家庭琐屑语，即有迂腐可笑，岂有杀身之罪？乃大学士等竟定拟凌迟处死，家属缘坐。满廷无救正之言，唯以逢迎为宰相之责，是何气象！特旨改绞立决，免其凌迟及缘坐，谓之加恩，是此案归结。而谕旨又特提嘉铨二罪：因日记中记有任大理卿时，与刑部签商缓决事，谓之“市恩”。又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作“相国”。则云“明洪武时已废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临御自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复于何事，借大学土之襄赞？昔程子云‘天下治乱系宰相’，止可就彼时阘冗而言。我国家世世子孙，能以朕心为心，整纲维而勤宵旰，庶几永凝庥命，垂裕万年”云云。此则视大学土为赘疣。谓清沿明制，不设宰相，则不知明大学士五品，后来兼尚书宫保，其位乃尊，何云大学士非宰相？清则大学士正一品，礼绝百僚，何得云非宰相？有宰相便是阘冗，并戒世世子孙，不许倚任大臣襄赞，此真亡国之言。是以当时之大学士，只能希意议尹嘉铨之凌迟缘坐矣。孟子所谓“ 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当时自大学士以下，孰非谗谄面谀。又是何气象！天之厚清，实异寻常。康熙六十一年，享国之久，古已仅有。高宗二十五岁始即位，自称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满六十年，以八十六岁之年，内禅仁宗，称太上皇训政逾三年，以嘉庆四年正月始崩，享寿至八十九岁。西陲拓地万里，臣属至葱岭以西，卫藏以外。国内太平，文治自然兴起。而顺、康、雍、乾四朝，人主聪明，实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观。自三代以来，帝王之尊荣安富，享国久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而乃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