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扩张时期——唐

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唐前期的政治概况

——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祏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子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诲，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众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末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因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平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宇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e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两个月）。《新唐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时日，超过役期要免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人。募兵比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

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guǐ），其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俸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飞féi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谁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

《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边将如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音抓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俸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蕃，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彍骑（彍音扩kuò），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竟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宫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岐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侍读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官来监视他们的行动，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第二节唐中期的政治概况

——七四二年——八二○年

唐朝前期，在国内，政治是统一的，社会是安宁的；在境外，与邻国关系一般是和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是通畅的。唐朝长时期保持着这种和平状态，因之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前进，呈现超越两汉的兴盛气象。但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在和平环境中也继续在增强。到开元时期，社会前进的趋势达到最高点，腐朽势力的增强也达到足以推翻前进趋势取得政治指导权的高点。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立边功，轻易用武。他说出的话不许臣下有不同意见，自然只能得到奸邪人的奉承；他过着高度的奢侈生活，还觉得不够快意，想在对外战争上大立声威，自然要重用聚敛之臣和野心的武夫。骄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极因素都乘机活跃，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腐朽势力的昏君。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在专任李林甫为宰相以前，他主要代表社会的前进趋势，任用李林甫，正是明君转变为昏君的标志，唐中期的祸乱，实际是在这时候开始了。因为战祸的爆发在天宝年间，按惯例，仍以七四二年（天宝元年）作为唐中期的开始。

唐中期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酿乱期，其余三段都是统一势力和割据势力这一主要矛盾在不同情况下的斗争表现。统一势力始终不曾失去它的优势，这是因为：第一，广大民众要求恢复国家的统一，给朝廷以支持；第二，唐朝赋税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区，长江流域尤其重要。朝廷不论怎样处境困难，只要南北漕路得通，就可以在关中立足。这种黄河流域土地大部被割去，朝廷却仍能保持优势的局面，唐以前朝代，例如在汉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一酿乱期（七三六年——七五五年）

唐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便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他用李林甫作宰相，李林甫的一套奸佞本领，使他的暮气愈益深重，逐渐陷入昏迷状态。唐玄宗以前用相，都是不多时候就调换，对李林甫却始终信任，自七三六年开始，直到七五二年病死，掌大权凡十七年。李林甫取得这样的信任，只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摸透了唐玄宗的骄侈心理，一切顺从意旨，让他放心纵欲，得到无止境的满足。七四四年，唐玄宗得杨太真为贵妃，宠爱无比，从此昏迷在声色中，政事上更依靠李林甫。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当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无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办，你看如何？高力士说，权柄不可借给别人，如果他造成威势，谁还敢说他个不是。唐玄宗听了不喜欢，高力士叩头谢罪，说自己发狂病，乱说话，该死。李林甫一向给宦官送厚赂，探知宫中动静，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彼此不相犯，唐玄宗连宦官方面不利于李林甫的话也听不到了。《资治通鉴》总结李林甫的奸恶，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宠”；二是“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四是“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四条奸恶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唐玄宗的骄侈，养成了李林甫的奸恶。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用杨国忠为宰相。杨国忠是个纨裤无赖子，和李林甫一样，也善于“迎合上意”，同好同恶，又善于搜括民财，充实官库，因此取得信任。他作宰相以后，一身兼四十余职，任意处理事务，表示自己的精干；广收贿赂，积缣多至三千万匹。他曾对人说，我偶而碰上机会，谁知道日后是什么下场，想来我不会有好声名，不如眼前享它个极乐。这样苟且的人，执掌国政，更加速了祸乱的爆发。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殷富达到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峰。史书说开元末年，西京、东都米价一石不到二百钱，布帛价也很低廉，海内安富，行人走万里远路，用不着带武器。又说天宝末年，中国盛强，自西京安远门（西门）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全国各州县，仓库里都堆满粟帛。杨国忠奏准令州县变卖旧存粟帛为轻货，新征丁租、地税也折合成布帛，都运送到京师来。这样，收藏天下赋税的左藏，财物确实多得惊人。七四九年，杨国忠请唐玄宗亲率百官到左藏察看，早就极度骄侈的唐玄宗，更觉得财物同粪土一样，毫不足惜。

七四七年，唐玄宗曾将本年全国进贡的物品，全部赏给李林甫。看左藏以后，赏赐贵宠人家，什么限度也没有了。当时贵宠们讲究给皇帝进食品，宫中特设检校进食使，评比各家食品的精美程度。每一次进食，多至数千盘（疑是数十盘），一盘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与此相似的浪费可以类推，皇帝给贵宠们的赏赐也可以想见。

唐玄宗更大的浪费，还在求边功方面。天宝初年，边境上有下列节度使和经略使。

（一）安西节度使——职务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龟兹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二万四千。

（二）北庭节度使——职务是防御游牧在北方的突骑施和坚昆。治所在北庭都护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屯伊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西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东南）二州境上，统兵二万。

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专对西域天山南北两路的诸国。

（三）河西节度使——职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两国间的交通。治所在凉州（甘肃武威县）。统兵七万三千。

以上一镇兼顾西方和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四）朔方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统兵六万四千七百。

（五）河东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所在太原府

（山西太原市），统兵五万五千。

以上两镇互相应援，专对突厥。

（六）范阳节度使——职务是压制奚、契丹。治所在幽州（北京市）。统兵九万一千四百。

（七）平卢节度使——职务是招抚室韦、靺鞨（音末合mòhe）。治所在营州（辽宁锦州市西）。统兵三万七千五百。

以上两镇专对东北诸部，主要是对奚、契丹。

（八）陇右节度使——职务是防御吐蕃。治所在鄯州

（青海乐都县）。统兵七万五千。

（九）剑南节度使——职务是西抗吐蕃，南抚国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益州（四川成都市）。统兵三万九百。

以上两镇专对吐蕃。

（十）岭南五府经略使（七五六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升经略使为节度使）——职务是绥靖境内各少数族。治所在广州

（广东广州市）。统兵一万五千四百。

各镇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小量驻军，共有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后来边将陆续奏请增加兵额，每年需要作衣料赏品用的布帛多至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一百九十万石。边镇兵数比七二二年（开元十年）以前的六十余万人减少十余万人，经费比开元年间却增加五倍。按照当时的边境情形，这个巨大军费的极大部分是浪费。

范阳一镇兵数最多，它的对方奚、契丹是不是强敌呢？完全不是。七一六年，契丹酋长李失活、奚酋氏李大酺（音葡p*）率所部内附，唐封二人为郡王兼任都督。此后奚、契丹为唐藩属国，不曾大举侵扰边境。唐朝却大举攻击奚和契丹。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营州杂种胡人安禄山为捉生将。安禄山每率数骑出去，总要捉获数十人，显然不是斗力而是用诈计诱捉契丹人。安禄山因此算是有了战功，逐渐提升，七四二年，竟被任为平卢节度使，七四四年，又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侵略奚、契丹得唐玄宗的宠信，作两个节度使以后，当然更要立所谓边功来固宠。七四五年，唐嫁两个公主给契丹王李怀节和奚王李延宠。在安禄山的残暴欺压下，奚、契丹两国被迫各杀唐公主，起兵反抗。安禄山出击，又算立了战功。安禄山好几次诱两国酋长来宴会，用毒酒灌醉来人，割酋长的头献朝廷，其余醉人都被坑杀，先后共杀数千人。这种卑劣无耻的阴谋活动，唐玄宗也认为是立了边功。七五一年，赏安禄山的边功，又使他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三镇兵六万进攻契丹，被契丹杀得全军覆没。唐玄宗不究大败的责任，依然宠信有加。自七五一年大败后，安禄山准备进攻西京，从昏君手里夺天下。

兵数次多的是陇右、河西两镇。它的对方吐蕃是一个强国，不过，唐与吐蕃间的战争，多半是唐边将挑动起来的。七一四年（开元二年），吐蕃赞普遣使官来境上请和，请用敌国礼。唐玄宗发怒，不许讲和。从此两国经常作战，互相侵夺。七三○年，吐蕃因屡次战败，请求讲和。皇甫惟明劝唐玄宗许和。唐玄宗说，赞普给我的信，狂悖无礼（指七一四年请用敌国礼），我不能原谅。皇甫惟明说，开元初年，赞普还很年轻，那会写这封信！我想，大概是边将故意假造，用来激怒朝廷。因为边境有事，将吏得以偷盗官物，虚报战功，骗取勋爵。这是奸臣的利益，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战事不停，费用浩大，河西、陇右两道都不得安宁。朝廷如果派使官去慰问金城公主（七○九年嫁到吐蕃），和赞普当面结和约，使他称臣息兵，不是对待邻国的善策么！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赞普大喜，遣大臣入朝，两国恢复甥舅的和好关系。

皇甫惟明所说唐边将的好战行为，是切合实际情形的，诸如对奚、契丹，对吐蕃以及对其他邻国（例如南诏），都可以证明。本来，边将凭借国家的威力，侵侮邻国来求富贵，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朝廷能否加以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战心，节度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唐与邻国当然不会相安无事。下列事例，说明唐玄宗发动战争，不愿意边境上有和平。

唐与吐蕃讲和以后，边境宁静。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使人对吐蕃守将说，如今两国通好，亲如一家，双方何必置兵守备，妨害耕牧，请都撤去守备兵。吐蕃守将经崔希逸力请，允许撤兵。自此汉人耕种，吐蕃人畜牧，各得安居乐业。七三七年，崔希逸派使人孙诲到京城奏事。孙诲想立边功，奏称袭击吐蕃，定能大获。唐玄宗使宦官赵惠琮同孙诲去河西审察情形。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击，崔希逸不得已进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崔希逸内调为河南尹，自愧失信，得病死去。赵惠琮、孙诲都算有功受了重赏。唐玄宗贪小利，宁愿对邻国失大信，吐蕃因此断绝和好，进行战争。

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备的将帅，幼年时和唐玄宗论兵法，唐玄宗说他将来必成良将。他做两镇节度使，专以持重安边为宗旨，经常告诫部属说，当太平时候的将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就可以，不要耗费中国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要用良将攻击吐蕃，七四六年，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掌握天下劲兵，选拔将才，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骑施哥舒部人）二将尤被重视。王忠嗣数次击败吐蕃军，但仍守持重安边的宗旨。七四七年，王忠嗣看出安禄山的阴谋，奏称安禄山必反。李林甫深恶他议及朝政，唐玄宗一向宠信安禄山，自然也不以为然，不久，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宁市西南）。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时机，再行进取。唐玄宗很不满意他的建议，令王忠嗣分兵数万，交给将军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为了爱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赏鼓励士气，将来朝廷追究责任，怕不好解释。王忠嗣回答说，现在用数万人去争一城，得了并不能控制对方，不得也无害于我国，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责，最重是贬到南方小郡里做个佐杂官，我不能让数万人战死来保全我这个官。李将军，感谢你的好意，我已下定决心，请不要再谈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动，说，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说话。董延光攻石堡不下，说王忠嗣阻挠军计。唐玄宗发怒，李林甫使人诬告王忠嗣谋反。唐玄宗革王忠嗣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问。三司判王忠嗣死刑。当时哥舒翰已继任陇右节度使，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王忠嗣得免死，贬为郡太守。七四九年，得暴病死。王忠嗣病死的一年，唐玄宗令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战死数万人才攻下石堡，俘获吐蕃守军四百人。战争的结果，不出王忠嗣所预料，唐损失是很重的。唐玄宗为夺取一个无关战局的小城，把士卒的生命看作蚁命，除了极度的骄侈心和发狂似的好战心驱使他这样做，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王忠嗣守正不屈，却被昏君奸相斥逐，又不幸早死。安史作乱时，唐朝军事上主要依靠郭子仪、李光弼来挽救危局，郭、李地位相差不远，出身的镇也不同（郭子仪出身朔方镇，李光弼出身河西镇），朝廷正缺少象王忠嗣那样能统率各镇兵将的大将，王忠嗣的贬黜和死去，对唐朝说来，是一个大损失。

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侮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安禄山生事邀功，因而得到宠信，王忠嗣持重安边，因而遭到黜逐，他用这样谬误的赏罚制造边境上的战争，足见战争所耗损的人命和财物，都是不必要的。

发动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募兵制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李林甫作宰相，奏请京师及边境诸军都行募兵制。这种应募的兵士，既不是土著，又没有宗族，看轻自己的生命，只求赏赐的获得。李泌这个说法是有理由的。应募的兵士许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朝的各少数族人。主要由亡命之徒和少数族人组成的边镇军队，为了得赏当然不避战争。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藏大弓在袋子里，表示不用。军中却日夜思战，王忠嗣只好多派间谍到敌境探查情况，见有可胜的机会，才出兵攻击。看来，王忠嗣也不能违反军中的好战心理，严格守边不出击。唐玄宗本身好战，从边镇听到的又是些好战的话，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着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这里，唐玄宗为什么把国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财物放到边镇上去的原因，也就得到解释了。

七二五年，招募彍骑十二万人，作为皇帝的宿卫兵。彍骑居京师，没有出战的危险，天宝年间，应募的都是些小贩和无赖，根本不受军事训练。当时承平多年，很多议政的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禁止民间收藏武器；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耻辱，不许作为本家人。这都是太平观念的反映。京师有兵等于无兵，内地民间连武器也没有，猛将精兵却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危险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

战祸只待边镇上的野心家来发动，唐玄宗积极培养野心家，安禄山为首的一伙叛乱者被培养出来了。王忠嗣兼四镇节度使，功名渐盛，李林甫怕他入朝作宰相。王忠嗣奏称安禄山必反，唐玄宗不信王忠嗣的预料，反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原来李林甫要杜绝边帅入相的道路，早就主张用少数族人为边帅，因为他们不识汉文字，无法作宰相。李林甫用另一种理由对唐玄宗说，文臣为将，总是缺少勇气，不如用寒微胡人。胡人勇猛，敢于上阵作战，出身寒微，不象酋长贵族那样有部落和徒党。他们孤立无党，如果朝廷给予恩惠，一定感恩为朝廷效忠。唐玄宗喜边功，又怕边帅立功名，结成朋党，李林甫的计议正合心意，寒微胡人安禄山等就这样被重用起来。七四七年王忠嗣去职后，自东北至西北的边境六个重镇中，安禄山得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力最强，哥舒翰得河西、陇右两镇。两人私怨很深，各培植势力，争夺权利互不相下，边镇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力量。七五五年，哥舒翰入朝，路上得中风病，留在京师，安禄山成为唯一掌握重兵的边帅。就在这一年的冬季，蓄谋将近十年的安禄山，公开叛变，从此，唐朝的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长时期的斗争。

二第一次斗争（七五五年——七七九年）

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的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士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向南进军。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使，河北是他的管辖地，沿路郡县官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避，或被捉杀死，情况非常混乱。唐玄宗得到一些安禄山反叛的报告，还以为是假报，不信安禄山真会造反。

唐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造反，才仓卒布置防御。他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到东京（洛阳）募兵，十天内得六万人。断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北），防叛军从河阳（河南孟县）渡河。又调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旧唐书·玄宗纪》作工部尚书），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河南节度使，领陈留（治浚仪，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防守黄河南岸。当叛军来路的诸郡都设防御使。招募兵士十一万，都是京师街市上小贩一类的人。任皇子李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高丽人）为副。高仙芝率兵五万，出关到陕郡屯守，宦官边令诚为监军。

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几天，安禄山率叛军渡河到了城下，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将士数千人被杀。叛军攻荥阳（河南郑州市），守城士卒听到鼓角声，不觉纷纷掉下城去。叛军取荥阳，声势更大，前锋向东京进攻。封常清率军抵抗，战败退出东都，叛军占领东都。封常清率余部到陕郡，与高仙芝计议，退守潼关。叛军到潼关不得入，退屯陕郡。安禄山谋称帝（七五六年，自称大燕皇帝），留在东京不急于西进，因此朝廷得以多少作些准备，援兵也调集了一些。

腐朽入骨的唐朝廷，明明崩溃在眼前，君臣上下还说些“安禄山狂悖，不日授首”的大话来互相欺骗，要求封常清、高仙芝一出兵就消灭叛军。封常清、高仙芝用不曾训练过的新募兵抵抗安禄山，宜守不宜战，洛阳既因战败失去，退守潼关，保卫西京，实是必要的措施。封常清、高仙芝都是有战争经验的旧将，守潼关是可能胜任的。监军边令诚向唐玄宗进谗言，说封常清夸张敌情，动摇人心；高仙芝放弃陕地数百里，又刻扣军饷。唐玄宗大怒，令边令诚就在军中杀二将。封常清上遗表说，我死以后，仍望朝廷不轻看这个叛贼，切莫忘记我的话。高仙芝临死，说我遇敌后退，固然有罪，但说我刻扣军饷，天在上，地在下，可以证明我的冤枉！兵士们都大呼冤枉，边令诚还是把二将杀死。

唐玄宗杀了高仙芝、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兵八万讨安禄山。哥舒翰有中风病，固辞不敢奉命。唐玄宗不许，哥舒翰只好带病出征。他所统八万人，多是各地招募来的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两镇兵及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到潼关，又加上高仙芝的旧兵，共有十多万人，号称二十万。这个杂凑起来的大军队，由一个病人统率，实际是无人统率。诸将争地位，各不相让，军心涣散，斗志消沉，固守潼关已是难事，唐玄宗却还要这个军队出关去攻取洛阳。哥舒翰屯兵在潼关，并不符合朝廷的愿望。

当时（七五六年春季）在河北地区有常山（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起兵声讨安禄山，颜杲卿一起兵，河北诸郡响应，十七郡归顺朝廷，安禄山只剩下用重兵镇守的六个郡。安禄山正要进攻潼关，听说河北有变，被迫停止西进。颜杲卿起兵才八天，叛军大将史思明等攻破常山城，颜杲卿被执到洛阳，大骂叛贼安禄山，至死骂不绝口。颜杲卿这一骂，振奋久被压抑的正气，挫折正在嚣张的邪风，出于忠义人口中的骂，是具有巨大威力的。颜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万余人，附近诸郡杀安禄山所置守将，响应平原，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平原兵会合清河、博平（治聊城，山东聊城）两郡兵大破叛军，攻克魏郡城（河北大名县西），军声大振。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汉、蕃步骑兵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克复常山城，击败史思明军，收复常山郡所属九个县的七个县，史思明据两个县与李光弼军相持。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大军出井陉，到常山与李光弼会合，有汉、蕃步骑兵十余万人。史思明大败，逃往博陵郡（河北定县）。河北民众到处自动结集，大部多至二万人，小部也有万人或数千人，各部在当地抵抗叛军的侵袭，郭、李大军进入河北，各部争来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优势并且继续在加强这个优势。在河南地区，反抗安禄山叛军的力量也正在迅速发展。睢阳太守许远守睢阳城（河南商丘县），张巡守雍丘县（河南杞县），是最重要的抵抗者。河南各地准备向西进击的义兵总数不下十万人。多年来唐玄宗实行腐朽统治，所用官员当然多是些腐朽人，黄河南北郡县官纷纷投降叛军，有些甚至为叛军出力，这是腐朽统治应有的现象，并不表示安禄山因此获得了多大的实力。相反，颜杲卿、颜真卿、张巡、许远所代表的新兴力量，虽然开始时还很微弱，如果经过一些时日，取得战斗经验，并且和郭、李等大军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在黄河南北消灭叛军全部。

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散兵数万人，又被郭子仪、李光弼击败。安禄山在洛阳分出步骑兵二万人，又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合史思明残部，共有兵五万余人。安禄山用这一些兵力保持在河北的退路，正是无力保持退路的证明。七五六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斩首四万级。史思明坠马，扶着断枪逃入营垒，率残兵奔回博陵。郭、李围博陵，军威大振，河北十余郡都杀叛军守将，归顺朝廷。洛阳叛军大动摇，安禄山恐慌，召高尚、严庄来骂道，你们教我造反，说是万全。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还进不得潼关，北路已断，唐兵各路会合，我只有汴、郑几州，万全在那里？从今不许你们来见我。自然，安禄山还得和这些人相见，商量放弃洛阳，逃回范阳。正在商量未定的时候，昏君唐玄宗、奸相杨国忠开潼关让安禄山入西京。

唐玄宗极端骄傲，总以为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对的。在安禄山反叛以前，他对朝臣担保安禄山“必无异志”，给予兵权毫不吝惜。安禄山反叛以后，他转过来对将帅猜忌，只要不合己意，就认为可疑，或杀或逐，毫不犹豫。既然认自己是对的，那末，除了李林甫式的奸相和宫廷奴隶——宦官，此外再没有值得真正可信任的人了。

哥舒翰扶病守潼关，不是安禄山有后顾之忧，潼关早就不守。唐玄宗和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按兵不进，可能别有企图，募兵万人屯灞上，暗中防备哥舒翰叛变。唐玄宗派遣使者催促哥舒翰进兵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请等待时机以取成功。郭子仪、李光弼也奏称准备引兵攻取范阳，捣毁叛军的巢穴；潼关大军，必须固守，切不可轻出。唐玄宗、杨国忠对哥舒翰更加猜忌，派宦官一个跟着一个去催促进兵。哥舒翰知道必败，拍胸痛哭，引兵出关，在灵宝县西遇敌，一战溃败，哥舒翰被部下一个叛变的蕃将捕获送洛阳，唐军全部覆没。叛军入潼关，唐玄宗、杨国忠率领一些随从的朝官、宦官和卫兵，逃出西京，仓皇走向成都避难。

安禄山得西京，声势大振。一部分叛军侵入河东，郭子仪、李光弼收兵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前往灵武，河北诸郡全被史思明夺去。河南诸郡大半沦陷，张巡、许远力守睢阳，阻止叛军侵掠江、淮，因而江、淮财赋得以经由江、汉二水以至洋川（陕西洋县），再由洋川陆运到扶风，接济军用。郭、李两军的保存和睢阳的坚守，对唐朝的兴复是有决定意义的。叛军方面，在进入西京后，诸叛将自以为得志，沉迷酒色，争夺权位，搜括财物，不再有力量进攻唐军，只待唐军来扫除。

唐玄宗逃出西京，到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县西），随行兵士杀杨国忠，又迫唐玄宗杀杨贵妃。两条祸根拔去了，算是平息众怒，这个骄侈已极，酿成祸乱的唐玄宗才得到兵士的护送，走到成都去安身。太子李亨在马嵬被民众留下，主持军事。李亨到灵武，朔方镇留守官劝进，李亨即皇帝位（唐肃宗）。唐朝以唐肃宗为首，展开了统一与割据间斗争的新局面。

朔方镇精兵早已调出去，只留老弱守边。唐肃宗即位时，文武官不满三十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人才，他的左右却有宠妾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两个嬖人，足以给他重大的坏影响。他虽然有号召全国的政治地位，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体谋略和实力。这时候李泌到达灵武，唐肃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妒嫉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这样，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李泌智慧早成，在开元年间为唐玄宗和张说、张九龄等所器重，称为奇童。天宝中，唐玄宗命他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成为太子李亨（肃宗）的师友，因作诗指责杨国忠、安禄山等，被朝廷斥逐。他到达灵武，唐肃宗大喜，大小事都和他商量，言无不听。郭子仪率精兵五万也到达灵武。唐肃宗得李泌、郭子仪两个杰出的文、武辅佐，兴复有望，进驻彭原（甘肃庆阳县南），指挥军事。

唐肃宗听从李泌的建议，以长子广平王李泌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都隶属元帅府。李泌不肯接受官位（右相），唐肃宗特为创设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的名号，使李泌用这个名号处理军务。同时又用李辅国为判元帅行军司马事，地位仅次于李泌。李泌估计军事形势，对唐肃宗说，安禄山反叛，只有蕃将替他出力，汉人不过高尚等几个人，其余都是胁从。照我的预料，用兵两年，就可以消灭叛军。他给唐肃宗规定用兵计划，要旨是令李光弼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使安禄山部下大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西京长安，随从安禄山守东京洛阳的大将，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庆。郭子仪入河东后，不要他进取华阴，让叛军据守的东西两京道路常通。朝廷驻兵在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它的尾，来救尾就击它的头，让它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唐军经常保持以逸待劳的优势，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的城池，不断叛军的走路。明年（七五七年）春季，使建宁王李倓（音谈tan唐肃宗次子）率兵顺着边境进攻范阳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阳的南面，两面夹击，攻取范阳，叛军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军四面围攻，叛军还能逃到那里去！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唐肃宗也认为可行，但是，他那种昏暗贪近利的性格，不可能有实行计划的决心。

七五七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叛军内部愈益不安，史思明据范阳，不听安庆绪的调度，这些，都是给用兵计划以更有利的条件。唐肃宗却只求早日收复两京，享受做皇帝的尊荣，顾不得久远的利益。张良娣、李辅国互相勾结，谋逐走李泌，李倓性刚直，斥责二人的罪恶。二人进谗言，说李倓想当元帅，谋害广平王。唐肃宗怒，杀死李倓。他不问真假，也不和李泌商量，一怒便杀李倓，至少说明他无意于进攻范阳的计划。他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对付功臣。他问李泌说，郭子仪、李光弼现在都做了宰相，将来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再没有官可赏，该怎么办？李泌建议把官与爵分开，“官以任能，爵以酬功”，赏功臣用爵不用官。因为用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唐肃宗听了以为有理，但也不会采用李泌的建议。七五七年春季，唐肃宗进驻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兵都已经调到，江、淮庸调也运到汉中。李泌请按照用兵计划，派安西、西域兵顺着边境去攻取范阳。唐肃宗说，现在正该进取两京，那可引兵向东北走数千里，先取范阳，不是迂缓么？李泌说，现在调来的精兵都是西北守边兵和诸少数族人，他们不习惯关东夏季气候，克两京后，不可久留在内地。叛军逃归巢穴，等官军走了，一定又南来，战争势必拖延下去。不如先用在寒冷地方（范阳），使叛军无地可归，全部被消灭。李泌断言“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唐肃宗只求快些进入京城，根本不考虑什么久安之策，放李泌在一边，独自指导战争在错误的道路上进行。

战争在错误指导下，实行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叛军坚城，断叛军走路，一切违反李泌的用兵计划。郭子仪在河东，被召回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进攻长安。郭子仪军大败，退保武功县。唐军数次战败，唐肃宗不承认自己的指导有错误，却认为唐兵力不强。郭子仪看到回纥兵精猛，劝唐肃宗要求回纥多派援兵。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叶护等率精骑四千余人来凤翔。唐肃宗好象获得了至宝似的，竭力讨回纥喜欢，与回纥定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这是多么卑劣无耻的昏暴行为！七五七年秋，元帅李俶、副元帅郭子仪率朔方等镇兵及回纥、西域兵共十五万，自凤翔出发，至长安城西，大破叛军，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等率败兵逃出潼关，唐军进入西京。叶护要照约大掠，李俶拜求叶护到东京再践约，西京人才算免了灾祸。

叛军方面想扼杀唐朝，也用了最大的力量。它知道江淮庸调是唐朝的命脉，张巡、许远守睢阳，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音窘jiǒng）守南阳（城陷后退守襄阳），都是为了保护运道，因此叛军力攻两城，志在必得。张巡、许远和鲁炅都表现高度的坚毅性，坚守危城，特别是张巡，战绩尤为卓绝。睢阳陷落时，唐军已攻克西京，叛军无力再进扰江、淮。睢阳、南阳的坚守，对战局有重大的贡献。

唐军入西京，李泌便力求到衡山隐居，唐肃宗也就允许了。李泌的归隐是要避免杀身的灾难，唐肃宗的允许，是要行施自己的一套想法。唐肃宗挽留李泌时说，我和你同忧患有年，现在正好同娱乐，你怎么说要走呢！李泌看来，忧患正在兴起；唐肃宗却看作娱乐的时候已经来到。李泌看来，娱乐里面包含着杀身之祸，必须及早走避到遥远的衡山去；唐肃宗却看作娱乐是忧患的报酬，忧患过去了，剩下的只是娱乐。智士与昏君的两套想法，如此悬殊，当然不可以合作。唐肃宗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去，政治上军事上产生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因而不断地遭到忧患，最后还是在宫庭内的忧患中死去。

叛军失西京，军心动摇。李俶、郭子仪率大军进攻洛阳。安庆绪放弃洛阳，逃往河北，据邺郡等七个郡六十余城，有兵六万，仍是唐的劲敌。七五八年，唐肃宗命郭子仪等七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又命李光弼、王思礼（高丽人，王忠嗣部将，任关内、泽潞节度使）两个节度使率兵相助，合力进攻安庆绪。九个节度使不相统属，使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就是想用鱼朝恩来当统帅。鱼朝恩凭什么来统率这样庞大的军队呢？前途是可以预见的了。

郭子仪等击败安庆绪军，围攻邺郡城（河南安阳县）。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救邺。史思明陷魏州（自七五八年起，郡都改称为州）。七五九年，鱼朝恩聚集步骑兵多至六十万，专力攻邺城。史思明看准唐军缺乏统一指挥，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上下解体的弱点，亲率大军直到邺城下。唐军六十万，布阵与史思明军决战，恰恰吹来一阵大风，沙尘弥漫，对面不相见，交战的两军都大惊溃散，唐军向南，史思明军向北。唐军遗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率朔方军到洛阳，准备保卫东京，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各引本部归镇，其余节度使和溃兵纷纷逃回本镇。史思明收集溃军，又回到邺城下，杀安庆绪，兼并安庆绪的土地和全部人马，自称大燕皇帝，成为一个强大的反叛力量。

唐军大溃败，完全是唐肃宗错误想法的恶果。他不设元帅的理由是郭、李都是元勋，难相统属。事实何尝如此。所谓难相统属，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情实别有所在，那就是唐肃宗曾问过李泌，郭、李再立大功，无官可赏，该怎么办。攻安庆绪时，郭、李早做了三公（正一品官，郭司徒、李司空），立功后确实是无官可赏，也就是功高震主，朝廷将感到不能容而又不得不容的困难，使宦官作观军容使，战胜的首功当然属于鱼朝恩，唐肃宗以为这是避免困难的方法，结果却招致六十万人崩溃的大失败。

宦官监军是唐玄宗创立的一个恶例，唐肃宗设观军容使，在监军外新创一个更大的恶例，标志着宦官势力又扩大了一步。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观军容使鱼朝恩归罪郭子仪，唐肃宗召郭子仪归京城，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又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中仆骨部人）进爵为郡王，使与李光弼（郭、李都封国公）地位约略相等。他这些处置，根本还是从无官可赏的想法出发，罢免郭子仪，改用资望较次的李光弼，升进仆固怀恩，又为抑退李光弼作了准备。唐肃宗和他的后嗣们，依靠功臣来维持朝廷，却惯于用小智短计来对待功臣，结果是引起一联串的变乱。

七五九年，史思明率大队兵马取汴州，又取郑州。李光弼兵少，退出东京，驻军河阳。史思明得东京，引兵攻河阳。李光弼大破史思明军，史思明逃回东京，战争呈现相持不决的局面。

七六一年，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认为攻洛阳的时机已到，唐肃宗就令李光弼等进取洛阳。李光弼奏称，敌兵尚强，不可轻进。仆固怀恩要李光弼战败，自己可以上升，附和鱼朝恩，说洛阳可取。唐肃宗派宦官接连催促李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自己同仆固怀恩将兵会合鱼朝恩等共攻洛阳。仆固怀恩反抗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下平原布阵，被史思明军冲击，唐军大败，诸将走散，李抱玉也弃河阳退走。史思明得河阳、怀州（治河内，河南沁阳县）等重要地点，准备进攻陕州。李光弼因战败失去兵权，改任河中（治蒲州，山西永济县）节度使。鱼朝恩、仆固怀恩依然得到宠任。

史思明乘胜要取陕州，进取西京，朝廷大惧。正在这个时候，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自称皇帝。

七六二年，张皇后（即张良娣）准备杀死李辅国和另一宦官程元振，李辅国、程元振杀张皇后等，拥立太子李豫（即李俶，唐代宗），唐肃宗惊死。

七六二年，唐代宗即位。他是唐肃宗的肖子，就是说，同样是个昏君。他要攻取洛阳，消灭史朝义，任命长子李适（音括kuò）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宦官向回纥请兵。回纥登里可汗，亲自率兵来内地，目的在掠夺财物。登里可汗轻视唐朝，强迫李适行拜舞礼，随从唐臣力争，回纥鞭打这些力争者各一百，说李适年幼无知，免其行礼。唐代宗不信任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却信任强横不法、依附宦官的仆固怀恩；不信任本国的兵力，却请求回纥出兵来壮胆，这种谬误可耻的措施，正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回纥的侮辱是自己招致的。后来李适即位（唐德宗），一味痛恨回纥对自己无礼，唐朝又因此招致大损失。

唐大军自陕州向洛阳进攻，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路来会攻。大军与史朝义军在洛阳北郊大战，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勇陷阵，大军继进，大破史朝义军。史朝义逃往河北。回纥入洛阳，纵兵大杀掠，朔方（仆固怀恩所统）、神策（鱼朝恩所统）两军借口洛阳、郑、汴、汝等州是贼境，也沿路虏掠。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到河北追击史朝义。七六三年，史朝义败死。安、史所代表的割据势力，到此时形式上算是失败，但在实际上却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而得到巩固。

七六二年，唐诸军进击史朝义在河北的余部。史朝义部下诸节度使投降唐军。朝廷下令说“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这样，凡是叛军节度使都一变而为唐朝的节度使。张忠志（奚人）原是安禄山部下著名勇将，唐朝廷特别尊重他，给他成德军节度使名义，统原有恒、赵、深（治陆泽，河北深县）、定、易五州，赐姓名为李宝臣。藩镇成德镇（节度使驻恒州，河北正定县）从此成立。七六三年，朝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德、沧（河北沧县）、瀛五州都防御使（当年升为节度使），藩镇魏博镇（节度使驻魏州）从此成立。又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占有幽、涿、营、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蓟（治蓟，河北蓟县）、妫（治怀戎，河北怀来县）、檀（治密云，北京市密云县）、莫（治莫，河北任丘县）八州，藩镇幽州镇（节度使驻幽州）从此成立。仆固怀恩怀异心，要诸叛将据有河北，作为党援，使自己常得朝廷的尊重，不过这还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唐朝廷本身腐朽无能，只求苟安一时，诸叛将既然名义上承认了朝廷，瓜分河北就不认为最重要的损害。

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郭子仪功绩最大，威望最高，对朝命最顺从，遭受的猜忌也最大。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朝廷的赏罚如此悖谬，宜乎图谋割据的野心家愈来愈多，那些不为风气所转移，忠实地阻遏割据势力的少数功臣，对朝廷说来，也就愈益显得难能而可贵。

安、史反叛，朝廷调西北兵参加征伐，边镇只留一些老弱兵，吐蕃乘机夺取唐地，河西陇右为吐蕃所占有，七六三年，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深入到奉天（陕西乾县）、武功，京师大惊骇。唐代宗任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到咸阳抵御，郭子仪在家闲住，早已遣散亲兵，以免疑谤。这时候召募得二十骑，便赶赴咸阳。唐代宗见吐蕃兵已逼近，仓猝不知所为，逃出长安，奔向陕州。第三天，吐蕃入长安城，大烧大掠，长安变成一座空城。吐蕃虏获城中士女百工，准备归国。郭子仪用少数兵卒，虚张声势，吐蕃惊骇，全军逃出长安，退到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会（甘肃靖远县）、成（甘肃成县）、渭（甘肃平凉县）一带，待机进取。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陆续成为吐蕃属地，唐朝廷所在的西京，从此处于吐蕃的威胁下。

当吐蕃入大震关时，朝廷便下诏征调援兵，诸功臣痛恨宦官程元振的擅权横行，没有人奉诏，连李光弼也不发兵来援。太常博士柳伉料到唐代宗和宦官刚回来，气焰不免受挫，可以说些话。他上书指出吐蕃不战直入京师，武士纷纷逃避，这是将帅叛朝廷了。功臣被疏远，嬖幸受重任，直到大祸造成，群臣还没有一个人敢直谏，这是公卿叛朝廷了。此次车驾刚出都城，城里居人便入府库取财物，杀守者，这是三辅（畿内州县）叛朝廷了。自十月朔（夏历）发诏召援兵，四十天不见有一兵入关，这是四方叛朝廷了。柳伉指出这四条来提醒昏君，随后要求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神策军（鱼朝恩率领）交付大臣统率，做了这些以后，皇帝还得下诏罪己，问天下能不能允许自己自新改过，如果不得允许，皇帝该退位让贤。柳伉敢说这些话，因为他代表群臣的公意。唐代宗被迫取消程元振的官爵，用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统禁兵，又加重奸相元载的权势，让他压制敢言的朝臣，昏君依靠鱼朝恩和元载，以为又可以安坐享乐了，事实却完全相反。

仆固怀恩率朔方军在河东，自以为有大功，不满意朝廷给予的待遇；朝廷也照例对功臣猜忌，总想收回兵权才称心。仆固怀恩不敢入朝，朝廷坚持要他入朝，双方关系逐渐恶化。七六四年，唐代宗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将士一听到郭子仪来了，都离开仆固怀恩，欢迎郭子仪。仆固怀恩率兵三百人逃到灵武，收合散兵，招引回纥、吐蕃兵十万人，绕过邠州（治兴平，陕西邠县），进逼奉天。郭子仪率军抵御，敌军不战退走。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人入侵，路上仆固怀恩病死，郭子仪与回纥讲和，合力击退吐蕃。唐朝依靠郭子仪的威望，得朔方军和众节度使的效忠，仆固怀恩才无所作为，可是，元载对唐代宗说，安禄山、史思明被儿子杀死，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都是国家福业深厚，佛菩萨保佑的缘故，人力是做不到的。这个昏君愈益信佛，大造佛寺，此后吐蕃、回纥经常入侵，便令众僧讲《仁王护国经》，敌退，认为讲经有效，厚赏众僧，把郭子仪等众节度使和将士的功绩，轻轻放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

七六八年，唐代宗召李泌来京师，要李泌吃酒肉、娶妻、做官（宰相），为世俗人。李泌保持宾客身分，固辞宰相，却被迫娶了妻。唐代宗要他为世俗人，是完全不了解李泌的用心，也就是不会听从李泌的建议。七七○年，元载助唐代宗杀鱼朝恩，元载也开始被唐代宗厌恶。元载要驱逐李泌出京，唐代宗告诉李泌说，等我决意除元载，再找你回来。李泌就这样到江西去做判官。七七七年，唐代宗杀元载，籍没家产，单是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之多可以类推。七七八年，李泌又被召来京师。唐代宗说，好容易八年才杀这个贼，几乎不能和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早就该处置，何必容忍太过。唐代宗说，做事应该十全，不可轻发。从这些谈话里，显示唐代宗昏愚无知、自以为是的病根，是不可救药的。不多几天，唐代宗听宰相常衮的话，又使李泌出京去做州刺史。

唐肃宗、唐代宗都是昏君，唐肃宗拒绝采用李泌的用兵计划，急于回到西京做享乐皇帝，又猜忌功臣，不让郭子仪、李光弼等良将在军事上施展才能。史思明死后，唐军不出陕州东境，向洛阳进取，听任安史残部攻掠河南，稳占河北。唐中期的割据局面，在唐肃宗时形成了。唐代宗时割据局面已经固定，京西又出现紧张局面。唐用主要兵力到京西防秋（防吐蕃秋季入侵），对藩镇不得不从姑息转为忍辱退让，对其他野心节度使的控制力也大为削弱，到处出现半独立的割据者。关东紧张的形势移到京西来，是一个重大事件，但当时的主要矛盾仍是朝廷与割据势力间的矛盾，邻国侵侮并不曾改变这一基本情况。

三第二次斗争（七七九年——八○五年）

七七九年，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是不同于唐肃宗、唐代宗的昏君。肃、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现得尤其突出。肃、代都对强横者姑息，唐肃宗被史家描写为“温仁”，唐代宗也被称为“宽仁”，实际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个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肃、代都优待回纥，防备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视回纥，对劲敌吐蕃反而放松警戒。他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唐朝在他统治下，从肃、代的苟安局面转入危急的局面。

唐德宗初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免去一切军职，用他的部将李怀光（靺鞨人）、常谦光、浑瑊（音尖jian）三人分掌兵权。李怀光在七七九年初，乘郭子仪入朝，谋夺郭子仪的地位，伪造诏书，想杀死功名比自己高的大将温儒雅等，阴谋被判官杜黄裳发觉，李怀光流汗服罪。唐德宗要取消郭子仪的兵权，竟把最重要的军职分给这个谋篡者，使他代郭子仪镇邠州。这和唐肃宗用仆固怀恩代李光弼的作法完全一样，昏君是永远不会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七八○年，唐德宗罢免泾原（治泾州，甘肃泾川县）节度使段秀实，使邠宁（治邠州，陕西邠县）节度使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泾原诸将因李怀光杀温儒雅等宿将五人，治军暴虐，拒绝李怀光到任，唐德宗改任朱泚为泾原节度使。这些措施，后来都转过来危害唐德宗自己。

七七九年，唐德宗任用元载余党杨炎为宰相。七八○年，依杨炎的建议，行两税法，岁收比行租庸调法有改进。杨炎因之愈得信任，独任大权，专以报仇害人为能事。刘晏是唐朝最有名的理财家，自七六○年（唐肃宗上元元年）起，便以筹集财赋，供应军国，为朝廷所倚重。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杨炎要为元载报仇，七八○年，进谗言使唐德宗杀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七八一年，割据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的李正己（高丽人）和诸镇谋反，接连上表请问杀刘晏的罪名，使朝廷无话可对，陷于窘境。唐德宗用卢杞为宰相，准备杀杨炎（本年杀杨炎），卢杞非常阴狡，是李林甫、元载以后，又一个著名的奸相。他掌握着唐德宗猜忌刻薄的性格，顺着这个性格去伤害群臣，害人的伎俩，超过杨炎无数倍。唐德宗的急躁，加上卢杞的奸邪，造成一阵大混乱，唐朝遭到比安禄山入西京还要严重的危险。

七八一年，成德镇李宝臣死。李宝臣和李正己、田承嗣等议定，要在本镇确立传子制。七七九年，田承嗣死，田悦继位，李宝臣要求朝廷加以任命，承认田悦的继承权。唐代宗当然允许。现在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继位，请朝廷承认一下，也算是有例可援。唐德宗想革旧弊，坚决不允许，田悦替李惟岳代请，也不得允许。田悦、李正己、李惟岳结合起来，为争取传子制，出兵和朝廷作战。唐德宗调京西防秋兵一万二千人守关东，又任命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大发各路兵讨伐叛军。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大战争，如果战争胜利了，割据势力将大为削弱，可是，唐德宗并无用兵计划，也不设统兵元帅，诸将由朝廷亲自指挥。他以为用大军击三个叛镇，可以制胜，根本不想到这是统一与割据的斗争，关系不限于三个叛镇。果然，战争出于意料地愈来愈扩大，唐军方面虽有不少良将，但在腐朽朝廷的指导下，局部胜利丝毫不能补救整个局面的大破败。

七八一年，魏博田悦攻唐邢州（河北邢台县）和临洺县（河北永年县西），战争开始了。唐将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将李晟（音成chéng王忠嗣旧部）大破田悦军。田悦解围退屯洹水县（河北大名县西南），淄青军在东，成德军在西，互相呼应。唐将唐朝臣大破魏博、淄青军于徐州，江、淮漕运又通。七八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田悦收残兵千余人逃回魏州，守城自保。淄青李纳（李正己死，子李纳继位）战败，逃回濮州（山东鄄城县），唐军围濮州。唐德宗令卢龙节度使朱滔攻成德李惟岳军，李惟岳大败，逃回恒州。李惟岳部将王武俊（契丹人）杀李惟岳，投降朝廷。

唐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乱后，不曾有改善，朝廷应有的威信，它是缺乏的。它拿不出比藩镇较好的政治来振新耳目，一时的战胜，并不能挫折割据者的野心，改变分裂已久的形势。这一战争还没有结束，立即发生又一次战争。

唐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使，别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使。分给朱滔德、棣（治厌次，山东惠民县东南）二州。朝廷这个措施，意在分散旧成德镇的力量。王武俊自以为功大，地位反比张孝忠低，不肯接受朝命。朱滔要得深州，屯兵据守，拒绝交给康日知。王武俊反叛，接着朱滔也叛，田悦、李纳、王武俊、朱滔结合，声势又振。朱滔遣人密约朱泚同反，被马燧搜获。朱泚镇守凤翔，唐德宗召回长安，派宦官监视。马燧等围魏州，朱滔、王武俊救魏州。唐德宗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前往助战。李怀光击破朱滔军，王武俊又击破李怀光军，唐军失势，马燧等退保魏县（在魏州城西），抵御朱滔等。唐军与叛军相持，朱滔等看出唐军不能夺回优势，相约称帝称王，表示与朝廷断绝任何关系，不再算是唐朝的叛臣。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朱滔等向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李希烈接受推戴，先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兵强，派兵四出掠夺，围郑州，小队人马直到洛阳附近，东都大震骇。战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河南成为重要的战场。

宣武军（节度使驻汴州）是对抗李希烈叛军的主要唐军。七八三年，李希烈围襄城（河南襄城县）。宣武节度使李勉使部将率兵一万人救襄城，唐德宗也派兵三千人去助战。李勉奏称，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许州（河南许昌市，李希烈当时驻许州）空虚，使两部救兵袭许州，襄城围自解。唐德宗以为违反诏书，派宦官去斥责李勉。两部救兵离许州数十里，奉召狼狈退回。许州守兵追击，唐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勉分兵四千助守东都，被李希烈截断后路，不得退回。这都是唐德宗亲自指挥的结果，宣武军从此不振，襄城愈益危急。

唐德宗在讨伐三叛镇时，意气甚盛，一心要进攻。现在李希烈反叛，又转过来一心要退守。不让宣武军攻许州，因为襄城距离洛阳比许昌近些。李希烈小队人马窜扰洛阳附近，便调宣武军四千人去助守。显然，他只求固守东都，保障西京的安全，别的都顾不得了。但是，事情又恰恰出于他的意料之外。他抽调关内诸镇兵救襄城，泾原兵五千被调路过京师，因不给犒赏，兵士哗变。变兵声称琼林、大盈两库（皇帝私库）积金帛无数，应该拿来大家分。变兵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家属仓皇出走，随从只有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所率宦官约一百人。路上遇到郭曙（郭子仪子）、令狐建二人，率所部约五百人随行。唐德宗在这些人拥护下，逃到奉天县。过了三两天，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率家属到奉天。唐朝一部分官员也陆续来归。浑瑊是郭子仪部下大将，一向有威望，七七九年，唐德宗分郭子仪所管军州为三个节度使，浑瑊是三节度使之一。当年，内调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瑊失兵权，自然是由于唐德宗的猜忌。他是朝中唯一名将，李希烈反叛，曾派间谍来陷害他，唐德宗在这一点上还算明白，没有中计，浑瑊得保存生命。现在他来到奉天，人心才安定了一些。附近诸镇援兵入城，有浑瑊统率，唐德宗才幸免被俘。在这一紧急期间，浑瑊成了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朱泚曾任泾原节度使，泾原变兵拥朱泚为主。诸镇救襄城兵，有些还没有出潼关，也叛变回西京，投顺朱泚。朱泚有了兵力，便自称大秦皇帝，唐百官大都做了秦官，俨然立起一个朝廷来。朱泚立朱滔为皇太弟，与河北诸叛镇遥相呼应。唐德宗派人到魏县行营（攻田悦的唐军）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军回救奉天，李晟也沿路收兵来救，马燧等各归守本镇，李抱真仍留河北。这一行动是唐朝的转机，浑瑊坚守危城，使这个转机能够实现。浑瑊、朱泚都知守城与攻城的意义，双方态度都非常坚决。朱泚亲自督战，用全力围攻一个月，不能得城。城中食粮都用完，唐德宗自己也只吃些蔓菁和粗米，兵士更是困饿不堪。李怀光率兵五万到长安附近，李晟率兵万余人也到，其余各路援兵分别到达。朱泚集中兵力作最后一攻，守城兵力战，朱泚大败。李怀光击败朱泚别军，朱泚率兵退守长安。奉天围解了，群臣朝贺。军官贾隐林对唐德宗说，陛下性太急，不能容人，如果这个性格不改，虽然朱泚败亡，忧患还是会来的。唐德宗刚刚脱险，不便发怒，只好连声说对，事实上昏君决不能因忧患而悔祸改过。他对陆贽（音至zhì）说，我对人推诚不疑，却常常被奸人卖弄。我遭受许多患害，我看，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对人推诚的缘故。他是这样一个决不悔改的昏君！

果然，立刻又发生祸乱。李怀光性粗暴，从魏县来，一路上说卢杞等人奸邪，应该诛杀。唐德宗按照卢杞的计谋，令李怀光乘胜攻长安，不必入朝相见。李怀光自以为有大功，竟不得见皇帝一面，对人说，我已经被奸臣排斥，没有前途了。李怀光接连上表揭发卢杞等人的罪恶。朝臣们也议论纷纭，斥责卢杞等。七八四年，唐德宗被迫，贬卢杞等为南方远州司马。李怀光逼走卢杞等，心不自安，屯兵咸阳，与朱泚通谋，宣称，我已与朱泚连和，朝廷快快避开。唐德宗仓皇离奉天，避往汉中。李怀光反叛，唐朝形势又进一步恶化，许多朝官认为朝廷愈走愈远，不可能再回来。那些闭门不出观望胜败的唐官，纷纷投降朱泚，甚至河东节度使马燧也觉得绝望，撤回援兵，准备保卫河东本境。这时候，李晟成为挽救危局的决定性人物。

李晟率孤军驻东渭桥（在长安东北五十里），夹在朱泚、李怀光两强敌的中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开始时处境极为危险。他用忠义激励全军，在困境中保持锐气。他的决心增强他的威信，驻邠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唐军，都接受他的指挥，军声大振，唐德宗本想逃往成都，因此停留在汉中。李怀光被迫逃往河中，部属或投降李晟，或路上逃散，势力大为削弱。李怀光逼走卢杞，将要叛变时，唐德宗派人去吐蕃求救兵。允许割安西、北庭地给吐蕃。河西陇右失陷后，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率军民坚守，七八一年，使者间道入朝，朝廷才知道二镇还存在。二镇对抗吐蕃十余年，唐德宗竟私许割让，悖谬真是到了不能设想的程度！他和肃、代一样，不相信将帅有克敌的力量，实际是怕将帅力量太大，立大功不好对付，宁愿引进吐蕃兵来分功，什么损害是在所不计的。他使浑瑊率诸军自汉中出击，吐蕃兵二万来会。浑瑊击败朱泚兵，进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吐蕃大掠武功县，又受朱泚厚赂，全军退去。唐德宗想用吐蕃兵同取长安，听说退去，非常忧愁，询问陆贽。陆贽劝他信任将帅，用吐蕃有害无益，现在退去，正是好事。唐德宗的猜忌心不得不流露出来，要陆贽替他拟出指挥浑瑊、李晟等军的规划。陆贽劝他不要“决策于九重之中（宫中），定计于千里之外”。显然朝廷引外兵来，是要将帅不得居全功，朝廷亲自指挥，也是想自居首功，归根都是猜忌心的表现。陆贽拒绝做规划，他只好让李晟等自动用兵，正如陆贽所说，“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长安城，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杀死。七八五年，马燧、浑瑊等围攻河中，李怀光自杀。从七八一年三叛镇作乱开始，朝廷处理军事，一个错误接着又是一个错误，把战祸引到河南，又引到长安城内，不是浑瑊、李晟等人尽力反抗叛军，唐朝几乎有覆没的危险。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七八五年，取河中，战祸算是大体上告一结束。

七八三年，魏县行营解散，李抱真退屯临洺县，留在河北观望形势。李抱真利用王武俊与朱滔间的矛盾，说王武俊归唐。唐德宗困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允许赦他们的罪，并给大官爵。本来三人只要割据得到承认，名义上归唐并无不可，三人都秘密答应了。七八四年，陆贽替唐德宗起草一道罪己大赦诏，文字确实诚挚动人，据说，诏书颁发下去，四方人心大悦。七八五年，李抱真入朝，对唐德宗说，“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一个皇帝肯自认错误，愿意悔过，话又说得那样恳切，士卒感泣是很可能的。不过，陆贽的文章，首先没有感动唐德宗本人。赦书开头几句是“致理（治）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民），不吝改过”。唐德宗过去是后来还是最不推诚、最吝改过的昏君，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其次也没有感动田悦等三人，他们依然为割据而进行争夺，赦书只是给他们一个取消叛臣名义的借口。三人见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谢罪。唐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早已任节度使，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剩下幽州的朱滔和淮西的李希烈，朱滔于七八五年病死，将士立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希烈于七八六年为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来降，朝廷任为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说是为李希烈报仇，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即任为淮西留后。由传子制引起的一场大混乱，就这样可耻地结束了。

陆贽是唐朝卓越的政论家。唐德宗作太子时，已经听到陆贽的声名。七八三年，战祸蔓延到河南，需要大手笔替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陆贽为翰林学士。陆贽正直，唐德宗有问，总是剀切指陈，有过，总是竭诚谏诤。唐德宗逃到奉天，事事和陆贽商量，不可一日离左右，但重要议论却很少采纳。唐德宗逃到汉中，使人去召杭州刺史李泌。陆贽的严肃态度，与唐德宗刚愎的性格是不能相容的，陆贽尽管能发救时的宏论，遇到昏君，不免大部分化成空谈。李泌经历玄、肃、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经摸得够清楚了，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诱导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祸乱受到阻止，内忧外患多少有减轻的趋势。

为了仇视回纥，要与吐蕃和好，这是唐德宗一贯的主张。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长安，吐蕃来求安西、北庭两镇。唐德宗想召还郭昕和李元忠，割两镇给吐蕃。李泌说，两镇将士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弃，他们将来从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报私仇，一定很凶悍。朝臣赞助李泌的意见，两镇得保存下来。唐德宗刚进长安城，便猜忌功臣，七八五年李怀光死，猜忌心更不可抑制。吐蕃入寇，被李晟击败。吐蕃人说，唐良将不过李晟、马燧、浑瑊三人，用计去掉他们，可以取唐国。七八六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第二天退去。这是何等拙劣的离间法，唐德宗却信以为真，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唐德宗不许。七八七年，吐蕃又使人向马燧求和，马燧对李晟有嫌怨，附和张延赏（宰相），力主讲和。唐德宗以和吐蕃为借口，削去李晟的兵权。又令浑瑊为会盟使，临行时，唐德宗要他“推诚”对待吐蕃，切不可有猜忌心。显然，向吐蕃求和好，目的是在夺诸功臣的兵权，对外敌推诚不猜忌，正由于对功臣猜忌不推诚，他这样谬误地对待功臣，宜乎受吐蕃的侮弄。浑瑊到平凉结盟，吐蕃伏兵突起，杀唐官和唐兵，浑瑊夺马逃回。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创和议得罪，然后进兵攻取长安。现在浑瑊逃走，马燧虽已被唐德宗憎恶，失去副元帅、河东节度使等职位，却还没有治罪，进攻的计划因而停止。

和吐蕃几乎招来战争，更危险的是李晟失兵权，遭猜忌，武臣们如李抱真等都愤怒解体，不肯再为朝廷出力。宰相张延赏辞职，表明和吐蕃的责任，但君臣相疑，内外解体的分裂状况仍无法消除。这又是唐朝一个紧急关头，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险，任用李泌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职不可，居然允许做宰相。这时候，确实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为只有他能够说透利害，打动唐德宗的内心，使他多少听从一些。

李泌受任后，与李晟、马燧等进见唐德宗。唐德宗对李泌说，从前你在灵武时，就该做这个官，你一定不肯做。现在我用你为相，要同你定个约：你切不可报仇，你有恩要报，我替你代报。这几句话完全流露出唐德宗的猜忌心，他怕李泌报恩报仇，滥行职权，损害皇帝独掌的赏罚权。他用李泌，但并不了解李泌的为人。李泌说，我一向奉道教，不与人结仇，也没有什么私恩要报。今天，我倒要和你定个约。唐德宗说，可以。李泌说，愿你勿害功臣。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你万一害他们，内自宿卫，外至方镇，那个不愤怒，恐怕中外叛变，大乱立刻到来。你能诚心对待他们，他们自然也就安心，国家有事，他们出去征伐，无事在朝内任职，不是很好么？你不要忌二臣功大，二臣也不要因位高自疑，天下就无事了。唐德宗听说，答应不害李晟、马燧，二人也涕泣拜谢，表示感激。一个紧急关头就这样平稳地渡过去。李泌做了许多有利于国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国），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计划。唐德宗坚决反对和回纥，经李泌反复开导，才决定与回纥和亲。七八八年，回纥可汗得唐许婚，非常喜悦，愿为唐牵制吐蕃。七九三年，南诏国也脱离吐蕃，与唐恢复亲善关系。吐蕃的两个与国变成敌国，唐的两个敌国变成与国，唐与吐蕃形势大变，从此吐蕃势弱，不能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胁，到唐宪宗时，又有力量和关东割据势力作战，并取得胜利。李泌这一建议的实施，对唐与吐蕃两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李泌常与唐德宗进行有意义的争论。有一次，一个妄人对唐德宗说，白起（战国时秦国名将）告诉他，吐蕃将要来寇，白起能替国家守卫西边。本来，吐蕃侵边是常事，唐守边兵把它赶走也是常事。唐德宗把边上战胜看作白起的功劳，要在京城立白起庙。李泌说，我只听说过“国将兴，听于人（民）”（《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将帅立了功，你却赏白起，边上谁还肯杀身御敌？请外兵和请鬼神，都是贬低功臣的一种手法，李泌这一驳议，正打中唐德宗的隐情，白起庙只好作罢。有一次论到卢杞，唐德宗说，人都说卢杞奸邪，我觉得不是那样。李泌说，让你一个人不觉得，正是他的奸邪处。如果你早觉得，何至有奉天的祸难。唐德宗说，那是天命，术士早就说过，与卢杞不相干。李泌说，天命，一般人可以说说，只有君和相不可说。君、相是造命的人，君、相也说天命，那末，礼、乐、刑、政还有什么用？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就是这样亡国的。唐德宗说，卢杞小心，我说的话他都听从，他没有学问，不能和我辩驳，我常常觉得才能比他大得多。利用昏君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的弱点，按照昏君的意图来顺从，这是奸人得宠的秘诀。卢杞为相，出的主意没有一件不误大事，在奉天危城中还是如此，唐德宗却始终信任，原因就在卢杞的主意全是唐德宗的主意，事情坏了，宰相受朝臣们斥责，绝不推辞，唐德宗自然认为是忠臣，愈加信任。李泌反驳说，凭着言无不从，就得称忠臣么！“言而莫予违”，正是孔子所谓“一言丧邦”呵！唐德宗说自己为什么能接受李泌的谏诤，因为李泌说理深透，态度和顺，使人信服，不能不从。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欢谈神仙怪异，自称是道教徒，从反对立白起庙、反对信天命看来，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是“子房（西汉初张良）欲从赤松游之故智”，可谓能知李泌的心事。

唐与回鹘（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纥为鹘）、南诏讲和后，吐蕃不敢轻易入侵，各藩镇也因要求得到满足，名义上尊奉朝廷，唐德宗处在比较和缓的情势下，充分行施着他的恶劣政治，陆贽虽然做了两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但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恶政。这些恶政是：

（一）宦官专军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将，使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精壮人代替挂名军籍的小商贩。监军窦文场认为可疑，唐德宗贬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从此宦官兼管禁军，藩镇将帅多从神策军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门下。边上诸军，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归中尉统率，神策军因此扩大到十五万人。窦、霍势力盛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最初的端。

（二）大权独揽，亲理小事——陆贽因直谏，七九四年罢相。七九五年，贬陆贽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自从陆贽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净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员小至县令，都由他自己选用，宰相只管行文书的事务。他对那些拥兵并有反叛可能的人，却屈意姑息，一州一镇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触犯。他的大权表现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权力的。

（三）贪进奉、兴宫市——唐德宗在奉天吃过穷乏的苦头，回长安后，专心贪财物。他从穷乏生活中，没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经验，独取得贪财的经验，真是昏愚到极端。因为他贪财，节度使多以进奉名义来讨喜欢。名目有“税外方圆”（正税外周转）、“用度羡余”等等。节度使额外刻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分自吞，进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也有进奉，幕僚也有进奉。所谓进奉，就是鼓励地方官加紧剥削，皇帝坐地分赃。在京师，使宦官为宫市使。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在市上抢掠货物。所谓宫市，就是皇帝作窝主，宫中用物不买就会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对宰相李泌说，每年各地方进奉，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三十万缗，宫中用度不够，怎么办！李泌劝他不要求私财，国库每年供给宫中一百万缗，请从此不受进奉并停止宣索（随时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财物）。唐德宗答应了，可是还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许让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家，因为爱家，不敢过分剥削民众，这就成为好皇帝。唐德宗连京师街市都不顾，只顾宫中的家，私财积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来。有一次，禁军缺粮要哗变，恰好江、淮运到米三万石，唐德宗高兴，走到东宫对太子李诵（唐顺宗）说，米运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运米，连运费每斗值钱三百五十文，京师市上米价每斗不过数十文，他宁愿兵变，不愿拿出私财来籴米。七八三年，泾原变兵占据长安，给他的教训却是加紧充实琼林、大盈库，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发生第二次兵变，算是他的侥幸。

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个昏君。八○五年，这个昏君死了，唐顺宗继位。唐顺宗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亲信人王伾（音丕pei，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阴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名士，帮助王叔文议论政事。唐顺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减江淮海盐价，每斗自三百七十钱降为二百五十钱，减北方池盐价为每斗三百钱；取消宫市；召回陆贽和著名谏臣阳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史。这些，在当时都是善政。为夺取宦官的兵权，派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结合起来，拥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唐宪宗）为皇帝，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唐宪宗贬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党，贬到远州做司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没有声望，骤然掌握朝廷大权，引起众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夺宦官兵权，当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视。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四第三次斗争（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潜在的力量，实际上远胜割据者，只是唐肃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势力统治着朝廷，在和割据势力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

但是，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当朝廷取得一些胜利显出优势以后，腐朽势力又统治着朝廷，已得的胜利和优势，恰恰有助于腐朽势力的更加强固，后来连作为代表的唐宪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接着就开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进退，可以说明唐宪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过程，下面简单叙述这个过程。

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八○九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长子）死，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沿以嫡长子为副大使，父死便称留后，朝廷任命后，正式称节度使。唐宪宗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准备用兵，是合理的，但当时形势，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胜的，用吐突承璀为统帅，那就更荒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县）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统兵讨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对，极言宦官不得作兵马统帅，各道将校受宦官指挥，谁不感到耻辱，心既不齐，那能立功。唐宪宗固执己见，只是取消四道兵马使名义，改处置使为宣慰使，实际上仍用吐突承璀为统帅。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军到行营，威令不振，各道统兵将帅互相观望，无意立功，战局完全陷于被动。八一○年，唐宪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这次用兵，调动各道兵共二十万人，神策军还不在数内，军费共用七百余万缗，单是遣散诸道行营将士回本镇，就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朝廷耗费大量财物，所得的结果是威信大损，为天下笑。

唐宪宗力排朝臣们的公议，坚决对河北用兵，一个藩镇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谋略，使群臣畏服。事实上，唐宪宗这种做法，是有一贯性的。他即位时，不问是非轻重，驱逐所谓王叔文党。这次用兵，也是朝臣们的谏诤一概不听。他即位以来，虽然也鼓励朝官们直谏，直臣李绛、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视，可是，本质上他是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为另一起。对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谋略，也是想扶这一起压另一起。他这种一贯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着称为朋党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举行特试，要应试人直言极谏。应试人牛僧孺、李宗闵等指陈时政，无所避忌，考试官杨於陵等认为合格，列在上等。唐宪宗也承认杨於陵等的评定。宰相李吉甫对唐宪宗哭诉，说考试官作弊不公，唐宪宗不问是非，把阅卷有关的大小官都贬窜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长逢迎，善于揣摩唐宪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宪宗为李吉甫贬斥杨於陵、牛僧孺等，同样也是扶这一起压另一起的做法。唐后期南、北司之争、朝官中朋党之争，都在唐宪宗时显著地表现出来。

八一○年，吐突承璀归京师，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绛等力争，要求办他战败的罪。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贿事被发觉，出为淮南监军。唐宪宗对李绛说，这不过是个家奴，尽管给他多大的权力，要去掉他，轻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实，宦官势力已经养成，决不是轻如一根毛，唐宪宗也并不想去掉这一根毛，不过，这句话正好说明为什么亲信宦官、疏远朝官的原因。

唐宪宗想恢复唐朝的统一，与割据势力作斗争，比较有决心，这使他能够进取并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讨伐王承宗，结果不出李绛等朝臣的预料，战事以对王承宗忍辱而告结束。他得到教训，知道要有成就必须用李绛等朝臣。但是，李绛等朝臣与宦官势不并立，用李绛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宫作淮南监军，李绛被任为宰相，表示两个势力的消长，从此朝廷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李绛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势，朝廷颇有振作的气象。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朝廷。李绛预料魏博镇将发生内讧及处理归顺等事，都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唐宪宗却对他疑忌起来。有一天，唐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你们应当替我爱惜官职，不可给你们的私人。李吉甫、权德舆说不敢。李绛独说考察宰相用人，只问得当不得当，不必问是亲是故。唐宪宗口头上只好说，你说得对。八一三年，唐宪宗问宰相们（这时候武元衡已代权德舆为相），人们都说外面朋党大盛，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们，无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谓外面有朋党，无疑是指李绛为首的朝臣。李绛答称，自古人君总是深恶臣下有朋党，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总说有朋党。要知道，君子自然与君子合，难道一定要君子与小人合，才算非朋党么！辩论后不久，八一四年初，唐宪宗罢免李绛的宰相职，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压倒朝官中的鲠直派，李绛所提京西、京北神策军镇兵改归节度使统率，革除守边军积弊（如受降城兵额有四百人，实数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张）等建议，都被搁置，腐朽势力不怕再有人指责了。

自八一一年李绛作宰相时起至八一四年罢相时止，唐宪宗信任李绛，取得魏博镇，是他得称为明君的时期。

唐宪宗早就有意对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义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十六道讨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义阳，河南信阳）、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治汝阳，河南汝南）三州，四面都是唐州县，是诸藩镇中最容易攻取的一镇。唐宪宗这次算是接受教训，不用宦官作统帅，任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攻。严绶是个腐朽官僚，只会给宦官送厚礼，作统帅一年，毫无功绩。八一五年，唐宪宗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韩弘是个半割据者，不愿淮西镇消灭，诸军也互相观望，停滞不进。八一六年，唐宪宗不听朝臣谏阻，令河东、幽州、魏博等六道出兵讨伐成德镇王承宗。河南战场已经穷于应付，又添加河北一个战场，说明唐宪宗同唐德宗一样，刚愎自用，轻举妄动，根本不懂得如何用兵。只是由于藩镇本身已经衰弱，各取守势，不再象唐德宗建中初年（七八一年）那样强暴进攻，因而战事得免扩大。当时攻淮西各军约有九万人，攻战将近四年，朝廷支出大量军费，民众困疲不堪，唐宪宗也感到为难。八一七年，任用主战最力的裴度为宰相，到郾城（河南郾城县）督师，实际是代韩弘作统帅。裴度奏请取消监阵的宦官。原来各道主将受监阵宦官的牵制，进退不得自主，战胜被监阵冒功，战败被监阵凌辱，谁也不愿真正出力。这时候唐宪宗无奈，听从裴度的话，只好取消监阵宦官，各道主将因此都积极起来，战局改观了。将军李诉得裴度的支持，攻入蔡州城，擒获吴元济。淮西镇的消灭，使唐朝的东都洛阳和江、淮免去威胁，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唐朝用如此巨大的兵力，仅仅取得孤立的三州，唐宪宗的用兵无能也就可以想见。

河北战场上六道兵共十余万人，并无统帅，互相观望，朝廷输送钱粮，数量巨大，例如幽州镇，按兵不动，每月也要军费十五万缗。在攻破蔡州前几个月，朝廷已经无法支持，不得已撤销河北行营，令六道兵各归本镇，对王承宗又一次以忍辱而告结束。

淮西镇破灭后，其他藩镇恐惧。八一八年，横海镇程权（七八二年，程日华开始割据，节度使驻沧州）自请离镇做朝官；朝廷收复沧、景二州。幽州镇刘总也上表请归顺。成德镇王承宗上表求自新，献出德、棣二州，其余所部诸州，录事以下各官请朝廷任命。唐宪宗又命魏博镇田弘正等讨伐淄青镇李师道，八一九年，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淄青镇自七六五年李正己开始割据，传子孙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大、兵最多的一镇。唐灭淄青，藩镇割据基本上被消灭，唐朝的统一暂时实现了。宰相裴度在这次统一战争中，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自八一四年召回吐突承璀以来，唐宪宗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着昏君的面目。他勉强取得淮西的胜利，便骄侈起来，横海、幽州、成德、淄青等镇的归顺和消灭，更滋长他的骄侈心。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改善政治以求统一的巩固，可是，他一意推行的却是腐朽政治。他自即位到灭淮西以前，多少还能纳谏，这时候，任何谏诤都不听了。

这是宦官愈益被亲信，朝官愈益被疏远的表现。他依靠朝官取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这些胜利，使得他对朝官愈加疑忌，愈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家奴，结果是宦官势力得到大扩张，扩张到唐后期的宦官霸占政权。

唐宪宗自以为立了大功，该永远享受大福。八一八年，下诏求方士，宰相皇甫镈荐山人柳泌，说是能合长生药。八一九年，唐宪宗服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经常被斥责甚至被杀。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等拥护太子李恒（唐穆宗）。八二○年，宦官杀唐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唐穆宗继位，杀吐突承璀及李恽。一个皇帝被宦官杀死，朝官不敢追问，宫中朝上相安无事，说明宦官势力大到可以进退皇帝，从此掌握唐朝政权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宦官掌握政权，加上朝官与宦官间的斗争和朝官间朋党的斗争，构成唐后期政局的特征。作为唐中期主要矛盾的朝廷和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因唐宪宗的军事胜利，藩镇大为削弱，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第三节唐后期的政治概况

——八二一年——九○七年

唐宪宗死在八二○年二月，次年，唐穆宗改元，唐后期的政治概况，实际是从八二○年开始。

唐后期凡八十七年。八二一年到八二二年，河北三镇恢复割据局面，朝廷对三镇放弃统一的愿望，朝廷与藩镇间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贯穿在唐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内部南司（朝官）与北司（宦官）之争和朝官间朋党之争。朋党之争大体上是依附南北司之争而进行的。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唐高宗改称为《姓氏录》），定士族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家数不多，其中还有轻南重北、轻山东重关中的偏见，上上至下下九品的区别，同是士族中人，仕途上待遇是不平的。唐世重进士轻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升迁比较容易，同是科场出身，进士与明经在仕途上的待遇是不平的。至于有人通关节而及第，有人才学优而落第，得失之间，当然也是不平的。士族入仕，又有科场出身和非科场出身（门资）的区别，在仕途上非科场出身的人是被轻蔑的。士流（流内也称九流）以外，又有流外九品，都是门户寒微，在官署里供吏职的读书人（能写能算和颇懂时务）。唐玄宗开元年间，限制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得过一百人，流外出身，每年倒有二千余人，足见流外人数量很大。流外每年有成千的人被铨叙作官（入流），固然妨碍流内的仕途，但不得任清资要官（文武百官分清浊，清流中又分清望官、清官两种，都有明白规定），仕进前程仍不及流内的远大，流内与流外在仕途上是不平的。唐高祖定制，“工商杂类，无预士流”。经营工商的业主和杂类（类似北朝的杂户隶户），根本不得入仕，与流内流外相比，是一个更大的不平。南北朝以来士族制度的残留部分和隋唐科举制度所造成的不平，在唐中期已经暴露出来，到唐后期，相互间冲突变得愈益剧烈，表现为南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

宦官的出身属于所谓杂类，虽然也有官品，与士流、流外入仕情形不同。唐玄宗重用宦官，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神策军军士多是长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弟。例如唐僖宗时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祖先都是神策军籍，家产巨大，全国有名。

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禁军（神策军）派出去。禁军大将出重息向富家借钱，送给中尉，由中尉派作节度使，到镇后，加紧敲剥来归还本息，利息一般是本钱的三倍，当时人称为债帅。显然，工商家子弟从中尉和债帅得官是不难的。八二二年，唐穆宗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限制，允许神策等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因此大批商贾、胥吏（流外）用贿赂取得朝官资格。士流无法抵制，只好愤怒长叹。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宦官和朝官对立，也就是工商杂类和士族对立，宦官一方是官职的侵夺者，朝官一方是被侵夺者，南北司之争势如水火不相容，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士流的出路主要是做朝官，做朝官的门径主要是进士及第。自唐中期起，科场竞争愈趋于剧烈，举人（应考人）必须奔走名公贵卿的门下，设法取得公卿的赏识，公卿替他向知贡举（考试官）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及第后，新进士一起到主司（考试官）家通姓名，自称门生。门生们拜主司谢恩，行礼时，堂上有公卿观礼，这些公卿自然就是推荐者。崔群（唐宪宗时作宰相）曾知贡举，妻李氏劝崔群置庄田。崔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庄，良田遍天下。李氏惊奇。崔群说，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考试官看门生是自己的良田，门生看考试官是自己的恩师，再加上进士间的同年关系，以及进士与推荐者的关系，在仕途上很自然地会相互援引，到后来可能成为一个朋党。进士出身以外，门荫出身也是士流入仕的一条路，这两种出身的人，互相轻视，如郑覃的父亲郑珣瑜作过宰相，郑覃以父荫得官，到唐文宗时作宰相。他主张废进士科，认为士有才就可任用，何必有文辞。又如李德裕的父亲是李吉甫。李德裕不从科举出身，做官升迁到宰相职位。他也主张废进士科，以为朝官应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进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人头地的才干，总不及公卿子弟的熟悉政事。非科场出身的郑覃、李德裕二人是一个朋党，和郑李对立的一个朋党，首领是科场出身的李宗闵、牛僧孺。两个朋党各有大批徒众，一个朋党得势（首领作宰相），便尽量斥逐敌对朋党，让出官位给本朋党。为巩固本朋党既得的官位，双方都怀着杀机，要对方首领败死不能再起。大抵宦官侵夺官位愈多，朝官剩下的官位愈少，朋党之争也就愈益猛烈，科场出身与非科场出身的互相排斥，不过是争夺时若干借口中的一个，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唐后期朋党之争，一直延续到亡国，原因无非是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争夺官位，这批那批的形成却常常与科场有关系。及第的人骄傲轻薄，不及第的人失意怨恨，这两种人也结成深仇。失意人找出路，很多投奔藩镇作谋士，如李振屡举进士不第，后来，帮着朱全忠覆灭唐朝，教朱全忠杀唐残余朝官三十余人（多是进士出身），投尸黄河。唐后期，南司与北司相争，这一朋党和那一朋党相争，再加流内和流外相争，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争，唐统治阶级分裂成许多敌对集团，各为争夺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刻剥民众来满足大量狂斗者的贪欲。

按照这些矛盾发展的情况，唐后期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八二○年——八四○年）

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对宦官，他们的得势或失势，与皇帝对宦官的态度有关系，因之，朝官注意的是新皇帝有什么态度，至于皇帝的废立生杀，没有人敢持异议。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当时成德、幽州、魏博三镇相继叛变，朝廷不得已，承认三叛镇的割据。从此，河北三镇又脱离唐朝，唐朝也不再存收复河北的想望。唐朝廷要做的事，只剩下朝廷内部的冲突。

因为宦官势力极盛，朝官的分化也跟着激烈起来。八二○年，唐穆宗即位，首先斥退走吐突承璀门路的宰相皇甫镈，不久，由皇甫镈荐举的宰相令狐楚也被罢免，宰相换了一批新人。这些人有的走宦官门路，有的为宦官所满意，裴度为首的一部分朝官都受到压抑。元稹交结宦官，得做知制诰。元稹本是著名诗人，做知制诰是胜任的，只是官从宦官得来，被朝官们鄙视。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有苍蝇飞来，武儒衡挥扇驱蝇，说，这东西从那里来的！朝官对依附宦官的朝官当作苍蝇看待，双方的怨恨可以想见。元稹助宦官破坏裴度对叛镇的用兵计划，八二二年，河北战事结束，元稹达到求相目的，被任为宰相。宦官和元稹排斥裴度出朝，一批朝官力请留裴度在朝，结果是裴度、元稹同作宰相。两派继续争斗，二人做了几个月宰相，同时罢免。另一走宦官门路的旧相（唐宪宗时曾作相）李逢吉得到机会，又作宰相。八二三年，李逢吉引牛僧孺作相。牛僧孺是庸人，还不算是奸人，李逢吉荐引他，是利用他来阻止有作相资望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八二四年，唐穆宗服长生药病死。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比唐穆宗更荒淫无度，宦官王守澄、宰相李逢吉互相勾结，尽量排挤守正的朝官。翰林学士韦处厚上书劝唐敬宗重用裴度，并且说，管仲曾说过：“人离而听之则愚（《管子·君臣上篇》作“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治与乱并无其他道理，只是“顺人（民）则理（治），违人（民）则乱”。韦处厚说治乱的本原是对的，说给唐敬宗听，却是对聋人说话。八二五年，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要发生变乱，辞去相位，出任节度使。一部分朝官力荐裴度，八二六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贬，出任节度使。八二七年，宦官刘克明等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庸宪宗子）。枢密使王守澄等所谓四贵（两个枢密使、两个中尉是最有权力的宦官，称为四贵）发禁兵迎立江王李涵（唐穆宗子即位后改名昂）为皇帝（唐文宗），杀刘克明、李悟等。李悟已经接见过宰相以下百官，算是准备登位的皇帝，王守澄等杀死李悟，另立唐文宗，宰相以下百官不敢有异议。唐文宗感到本身毫无保障，想从朝官方面取得一些力量来和宦官对抗，皇帝有这种倾向，朝官也就敢于和宦官对抗，南北司的斗争在唐文宗时表面化了。

八二八年，名士刘蕡（音坟f6n）应贤良方正科，对策中公开反对宦官。他说，法应该划一，官应该正名。现在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政权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没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认为无罪，法出多门，是非混乱，原因在于兵、农（民）地位悬殊，中外各自有法。又说：现在兵部不管军政，将军（上将军、大将军）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全归中官执掌。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朝官）看作仇敌；足一登军门，便把农夫看作草芥。这些武夫，依仗宦官势力，只会擅作威福，欺压民众。宦官利用武夫的骄横挟制皇帝，又利用皇帝的名义驱使朝官，这难道是先王经文（以文为主）纬武（以武为辅）的意思么！他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官，政权交给宰相，兵权交给将帅，以为这样做，可以救皇帝和国家。刘蕡的对策，考官非常叹赏，因为怕宦官，不敢录取。许多朝官和士人替刘蕡抱屈，议论纷纭，准备上书给唐文宗。宰相裴度不让上书，以免双方冲突不可收拾。刘蕡虽然下第，却代表朝官发动了对宦官的攻击。唐文宗依靠朝官，作消灭宦官的准备，可是，他那种昏愚的行动，决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

八二九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作宰相。李德裕是唐后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裴度推荐他，是有意义的。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走宦官门路，取得宰相职位，排挤李德裕出朝去做义成（治滑州）节度使。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斥逐拥护李德裕的朝官，八三○年，连裴度也被排挤出朝去做节度使。他们还嫌义成地势重要，调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使离开朝廷更远些。李宗闵、牛僧孺这一朋党，依附宦官，唐文宗只好选用宋申锡为宰相，君臣间密谋诛灭宦官。

宋申锡秘密搜罗助手。八三一年，王守澄和他的亲信人郑注发觉宋申锡的密谋，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皇弟漳王李凑，王守澄据诬告奏闻。李凑有些声望，唐文宗一向防备他，怕有人拥立他为帝，看到奏书，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近人，到宫中严审。亲近人诬证宋申锡确有密谋。唐文宗自以为证据确凿，召集满朝大臣，宣布宋申锡罪状。朝官都知道是个冤狱，有些朝官力争将狱事移到外朝来覆按，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锡作了些辩护。郑注怕覆按暴露出真情，劝王守澄请唐文宗从宽处理，宋申锡算是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李凑也被贬为巢县公，表示放桀于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来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锡。他并不察觉自己是失败者，还想用同样的方法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当然，只能得到更大的失败。

八三二年，唐文宗罢免宰相牛僧孺，召还李德裕。八三三年，任李德裕为宰相，罢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得势，排斥李宗闵朋党，这自然是两个朋党间权利的争夺，但李宗闵朋党被排斥，宦官势力也就多少有些削弱，对唐文宗是比较有利的。八三四年，唐文宗得中风病，王守澄荐郑注诊治，郑注竟成了唐文宗的宠臣。王守澄又荐举一个叫做李训的妄人，唐文宗认为是奇士，要用作近侍官。李德裕坚决阻止，唐文宗不听。王守澄、李训、郑注憎恶李德裕，使唐文宗召还李宗闵为宰相，斥逐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员调动纷纭，朝廷为之不宁。唐文宗束手无策，只好叹息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李宗闵朋党依附宦官，两个朋党相争，其中也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对宦官的意义，唐文宗不知保持用来较为有利的李德裕朋党，却为了想去掉朋党，因而加强李宗闵朋党，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党的包围中，但是，他还在想望诛灭宦官。

八三五年，唐文宗将心事密告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二人认为有大利可图，都答应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给唐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中尉，分王守澄的权势，又斥逐李宗闵出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徒党，遭受贬逐，重要官职都换用二人的徒党。唐文宗任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为宰相。二人声威大振，杀死不少大宦官，又杀死王守澄，没有人敢出面反抗。二人密谋由郑注选凤翔兵数百人，作为亲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时，唐文宗令全部宦官去会葬，郑注纵亲兵杀死全部宦官。郑注去凤翔准备兵力。李训和徒党商议，以为如此行事，功劳将被郑注占去，不如先下手，杀了宦官再逐走郑注，可以独得大功。李训上朝，使徒党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训率众官去察看。李训回来说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惊讶，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再去覆视。仇士良等前去，李训先使徒党率部曲数百人潜伏在左金吾，准备杀宦官。仇士良等发觉有伏兵，逃回殿上，劫夺唐文宗进入宫内。李训见阴谋失败，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宫，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训和他的徒党，宰相李训、王涯等以下被杀千数百人，郑注也在军中被杀。李训、郑注原先商定的阴谋，唐文宗是同意的，后来李训自定的阴谋，也得到唐文宗的同意。这说明他只求杀死宦官，至于如何杀和杀了以后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虑的小事。他看宦官仅仅是若干个阉人，不看见宦官代表着一种社会势力，甚至不看见宦官与神策军的关系，以为用阴谋一杀即可成事。这种愚蠢的想法和行动，决不会让他获得什么好处，果然，他行事失败，成为宦官的俘虏。

经过这次所谓甘露之变，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北司压迫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视。一个宦官竟扬言要杀死京城内所有着儒服（士人）的人，宦官士流间关系一时变得异常紧张。八三六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声讨仇士良等罪恶。昭义是个强镇，宦官有所畏惧，南司才多少得行施一些职权。南北司虽然强弱悬殊，在强藩声援下，南司仍保持对抗的局面。

唐文宗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比周赧王、汉献帝两个亡国之君还不如。八四○年，唐文宗病死。

第二段（八四○年——八五九年）

八四○年，仇士良等立颍王李瀍（音禅ch2n）为皇帝（唐武宗）。唐武宗用李德裕为宰相，唐文宗时候的紧张形势，开始缓和起来。宦官与朝官冲突，朝官固然受损害，宦官也不是完全有利，极度紧张以后，双方都需要有一时的安静。当时朝廷对昭义镇用兵，边境上有回鹘的侵扰，也是朝廷内部需要安静的一个原因。李德裕处理藩镇和边境事件，都收功效，南司威望提高，北司也就相对地退缩，因而呈现暂时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自唐武宗至唐宣宗，前后保持了二十年，在唐后期中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期。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德裕富有政治才能，足以取得这种信任。会昌年间，唐朝声威颇有再振的趋势，这和李德裕的相业是分不开的。采取适当的态度对待宦官，是他相业有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待宦官——宦官与士族对立，又同为唐政权的构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势必不得士人心，触犯宦官，又势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监军杨钦义奉召还京，大家都说一定去做枢密使。李德裕接待他同平常一样，并无加礼，杨钦义很不满意。过了几天，李德裕请杨钦义宴会，情礼极厚，宴后，还赠送不少礼物，杨钦义喜出望外。杨钦义行到汴州，奉旨仍回淮南。杨钦义送还礼物，李德裕不受，说这不算什么。不久，杨钦义被任为枢密使。唐武宗用李德裕为相，与杨钦义颇有关系。李德裕不因杨钦义将作枢密使特加礼貌，也不因不作枢密使收回礼物，使杨钦义不敢以炎凉鄙态来看待李德裕。临行设宴送礼，使杨钦义感到同僚的情谊。杨钦义荐举李德裕，并非李德裕有求于杨钦义。这样对待宦官，在唐后期，应该说是较为适当的态度。

李德裕在相位，抵御回鹘、收复昭义镇，用兵都有功绩。立功的原因之一，是对待宦官得法。李德裕以为唐德宗以来，朝廷出征总是失败，原因有三个。一是诏令自宫内发到军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预闻。二是监军任意指挥军事，将帅不得自为进退。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监使选军中壮士为牙队（卫队），留老弱兵出阵战斗，战时，监使率卫队骑马在阵后高处观望，见阵势小却，便策马先走，阵上兵士望见，跟着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等商量，一请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二请监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牙队，有功一体给赏。牙队人少监使自然不敢到阵后观战，不观战也同样得赏，真是有利无害。杨钦义等赞成他的意见，奏准实行。从此诏令不从宫中发出，将帅得施展所长，战争都获得胜利的结果。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显有成效，因之对宦官不甚依重，宦官势力也就有些削弱。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枢密使商量，任命崔铉为宰相。老宦官埋怨杨钦义等，认为枢密懦弱，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杨钦义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势改变，不敢出面争老规矩。唐武宗憎恶仇士良，表面上却极为尊宠。仇士良自称老病，唐武宗允许他致仕。仇士良回家，给送行的宦官传授秘诀，说，天子不可闲着无事，要常常引导他纵情享乐，乐事一天比一天新，一月比一月好，忙得他别的事都忘了，这样，我辈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紧的是不可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到前朝兴亡的故事，心里害怕，我辈就要被疏远，仇士良说出了秘诀的前一半，不说出的后一半是用神策军威胁朝廷。唐武宗、李德裕在前一半范围内削弱了一些宦官势力，宦官所损极微，朝廷却获益不小。

防御回鹘——回鹘被西邻黠戛斯部落攻破，诸部逃散。八四○年，回鹘一部分贵族嗢没斯等各率所部到天德军（天德军使驻天德城，城在中受降城西北三百里。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附近）塞下，请求内附。天德军使田牟等谋立边功，请出击回鹘。李德裕力排众议，坚请唐武宗约束田牟，不许邀功生事。八四二年，嗢没斯等入朝，任归义军军使。回鹘乌介可汗率所部侵扰天德、振武（振武节度使驻金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两军边塞，八四三年，唐兵大破乌介所部，乌介逃走。回鹘衰弱，正是边将邀功生事的机会，李德裕约束边将，设计分化敌军，部署既定，一击成功，可谓善于用兵。

收复昭义镇——昭义军所辖有泽

（治晋城，山西晋城县）、潞（治上党，山西潞城县）两州，又有河北邢（治龙冈，河北邢台县）、洺（治永年，河北永年县）、磁（治滏阳，河北磁县）三州。节度使驻潞州。唐文宗时，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斥责仇士良罪恶。仇士良拥立唐武宗，刘从谏愈益愤恨，积极准备割据。八四三年，刘从谏临死，使刘稹继位。李德裕劝唐武宗用兵，说，泽、潞地近京师，如果准许节度使世袭，四方诸镇谁不想效尤，朝廷号令再不得行了。当时宰相和群臣都主张姑息，请唐武宗同意刘稹作留后。这确是唐朝廷的严重关头，李德裕独排众议，坚持收复昭义镇，对朝廷是一个大功绩。唐武宗问用兵的方略。李德裕说，刘稹依恃河北三镇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两镇不动，刘稹势孤，就难有作为。委两镇攻邢、洺、磁三州，并允许重赏有功将士，两镇比较利害，可能听朝命。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决心讨伐刘稹。

战事完全按照李德裕的预定计划进行。邢、洺、磁三州抵不住两镇的压力，八四四年，开门出降。朝廷派人作三州留后，防止两镇请地。泽、潞被唐将石雄等攻击，势已不支，失去河北三州后，内部更慌乱，泽、潞诸将杀刘稹来降，朝廷收复昭义镇。

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八四○年，李德裕任宰相，初次见唐武宗，便论及朋党。他说，要做好政治，必须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也指正人为邪，人主鉴别邪正，确是难事。他提出鉴别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专闹朋党。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来区别邪正，这个标准并不错，但自信正人不会闹朋党，这就使他不能发觉自己也在闹朋党，与李宗闵、牛僧孺辈同样排除异己，报怨复仇。事实上，李宗闵、牛僧孺是朋党的首领，不同于一般徒党；李宗闵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闵，二人情节也并不全同；至于一般徒党，各人情节更有多种的差别。一概看作邪人，予以排斥，朋党间的争斗，因李德裕自以为正人驱邪人而有加无已。八四二年，唐武宗想用白居易为宰相，李德裕说，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他的堂弟白敏中有才干也有文学，可以擢用。唐武宗任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居易是时已七十一岁，患中风病有三四年，不堪作相是事实。白居易妻族杨氏属于李宗闵朋党，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时，为避免朋党的牵连，力求作闲散官，无意仕进。李德裕答唐武宗问并荐举白敏中，似乎不曾疑忌他们有朋党。可是，不加区别地一概排斥的做法，连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见朋党相争，受伤害的人是很多的。

朋党积习使李德裕不免凭爱憎用人，日久积成众怒，宦官乘机进谗言，说他太专权。八四六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继位。唐宣宗用白敏中为宰相，君臣二人以更严重的朋党积习排斥李德裕朋党。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儿子，与唐穆宗为兄弟，按常例不可能继承帝位。因为他从幼年时起，很象个痴人，唐文宗、唐武宗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和对文、武二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他为皇帝。唐宣宗即帝位以后，宦官和朝官才知道他有心计，痴是伪装出来的。

唐宣宗的施政方针是尽量否定会昌（唐武宗年号）年间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徒党，说李德裕是奸臣。李德裕用是否依附宦官作区别邪正的标准，对李逢吉、李宗闵这些走宦官门路的首领来说，是适合的。唐宣宗区别忠奸，也有他的标准。他要表明自己是唐宪宗的直接继承人，诬郭太后（唐宪宗正妃）、唐穆宗母子与宦官同谋杀唐宪宗。唐穆宗既被指为逆，诸子敬、文、武三宗自然也是逆，李德裕得唐武宗信任，称为奸臣也就有理由了。以仇视奸逆的精神来进行朋党争斗，朋党积习更发展到最高点。

唐宣宗前后信任两个宰相，自八四六年至八五一年，白敏中为相，自八五一年至八五九年，令狐绹（音桃táo）为相。白敏中与李宗闵朋党有关系。令狐绹是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楚与皇甫镈、李逢吉同朋党，唐宪宗时为宰相。令狐绹本人是李宗闵朋党。白敏中、令狐绹逢迎唐宣宗，凡不被李德裕重视的人，一概重用，被李德裕排斥的那些朋党中人，自然更要重用；凡唐武宗时做成的事，如废除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如裁减州县冗杂佐官一千数百员，唐宣宗时改为复兴佛教、增设冗员。举这些例可以推知当时的朝政。

当时吐蕃内乱，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据秦（治成纪，甘肃秦安县北）、原（治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安乐（鸣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三州及七个关（原州有七个关）来归。三州士民千余人到京师阙下朝见唐宣宗，欢呼舞跃，庆喜得回到故国来。士民当场解除吐蕃服装，换上唐朝衣冠，观欢都感动得高呼万岁。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肃敦煌县）人张议潮，乘吐蕃大乱，率汉民众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来朝。唐宣宗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发兵收复瓜、伊、西等十州，使张议潭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湟土地上汉民众全部归唐。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节度使。唐肃宗时，吐蕃夺取西北州镇，唐国境退缩到凤翔、邠州一带，原因是安史叛乱。唐宣宗时，十一州来归，原因是吐蕃内乱。唐朝君臣不在这一点上有所戒惧，却早在三州七关来归时，宰相便以克复河、湟为理由，请唐宣宗加尊号，唐宣宗也认为河、湟克复了，给唐顺宗、唐宪宗上尊号“以昭功烈”。事实上，唐宣宗君臣这种浮夸不实的做法，正说明满足于三州七关的取得，并无勇气去收复河湟。河湟收复，是汉族民众的力量，唐朝廷并没有什么“功烈”可说。

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唐宣宗即位以后，就惩罚那些被认为杀死唐宪宗的人。他诛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杀唐穆宗作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被杀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罚。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诏说，长庆（唐穆宗年号）初年乱臣贼子的余党，现在已经惩治完毕，其余疏远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难知的罪名滥施刑罚以后，对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对宦官方面，却和唐文宗一样，杀了一批谋害唐宪宗的宦官，还想杀所有宦官。八五四年，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自唐肃宗到唐武宗，每个皇帝在位时，总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内战，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较最平静的一段时间。这是大震荡到来以前的短暂平静。在这段时间里，爆发大震荡的条件酝酿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党的失败和南北司争斗的再度紧张，使得唐朝统治又有进一步的削弱。统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败坏，久受剥削和压迫的民众，自然要起来反抗这个腐朽统治。但是，民众还没有养成取得胜利的力量，各种腐朽势力却乘机大扩张，这就出现了大震荡的局面。

唐宣宗反对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独不反对吃道士的长生药。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长生药病死，宦官王宗实等立他的长子李漼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严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马植与左军中尉马元贽认本家。马元贽送马植一条宝带，被唐宣宗发现，第二天就革去马植的宰相职位，贬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韦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补一个重要官缺。韦澳辞谢不做。家里人埋怨他，他说：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说我走什么门路得来，怎能辩白清楚！你们不知道时事不很好么？都因为我们这些人贪名位的缘故。照韦澳的说法，依附宦官仍旧是求官的一个门路，不过要做得非常隐蔽，否则就会遭受众人的攻击。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门路，另方面，多数人为表现自己，争夺名位，造成一种虚矫的风气。不管事情多么小，只要与宦官有些牵涉，便成被排斥的对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瓯县）进士叶京经过宣武镇，参与宴会，识监军面。叶京及第后，与同年出游，路上遇监军，彼此打了个招呼，大家喧哗斥责，叶京一辈子不得仕进。这种风气的盛行，是唐统治崩溃的一个标志。南北司相互仇视，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内部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发展着朋党积习，彼此寻找借口，互相排斥。唐中期以来构成统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状态，崩溃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来，雇佣兵成为支持唐政权（自神策军至京外各镇）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雇佣兵大体分三类。一类是骄兵（包括悍将），军事重镇的士卒多骄悍成风，尤其是那种受特别待遇类似部曲的亲信兵。例如唐穆宗时，王智兴作武宁节度使（驻徐州），募强悍兵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都（军）。这种骄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乱，群起附和，节度使只好从后门逃走。一类是弱兵。军事上次要的藩镇，兵将都有（未必足额），战斗力不强。一类是虚兵。军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数很少，根本没有战斗力。例如浙江东道设都团练观察使，治越州（治会稽，浙江绍兴），辖地有越、台（治临海，浙江临海）、明（治鄞县，浙江宁波）等八州。越州现兵不满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数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来维持统治权，因为弱兵容易调动，人数又多，一道有事，邻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镇压个别的民众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调动时，唐朝廷就难以维持了。

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众起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第三段可分前后两部分。自八五九年浙东裘甫起义至八八四年黄巢兵败被杀为前一部分，这时候，广大农民与唐统治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居于第一位，掩盖了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为后一部分，这时候，唐朝廷内部宦官与朝官间的冲突又居于第一位，藩镇起初利用这种冲突得到割据的利益，最后藩镇消灭这种冲突，转入五代十国时期。

前一部分八五九年——八八四年

农民起义将在另一节叙述，这里只说唐朝方面在起义军打击下加速崩溃的情形。

八五九年，宁国（安徽宁国县）人裘甫率众起义。攻取剡县（浙江嵊县），民众四面响应，八六○年，有众三万人。唐懿宗使王式率兵往攻，裘甫战败被杀。浙东农民起义，几个月就失败了，但是，唐朝的崩溃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动，都以这次起义为出发点，虽然失败，意义却很重大。

八七三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音喧xuān）为皇帝（唐僖宗）。八七四年的春季，翰林学士卢携给唐僖宗上书说：陛下初登帝位，应该想起老百姓。国家有百姓，好比草木有根柢，如果秋冬加以培植和灌溉，那末，春夏一定很繁荣。去年关东地区，西起潼关，东到海边，遭受大旱灾，贫家磨蓬实作面，采槐叶作菜，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些也没有。从前一个地方有灾，还可以散到邻境去求食；现在到处都有灾，找不到可投奔的地方，只好坐等饿死。事实上租税已经无法征收，可是州县借口租税中有上供及三司（户部、转运、盐铁）钱，催督极急，动不动用刑罚，逼得百姓拆屋砍树，嫁妻卖子，得到一点钱，只够吏役的酒食费，到不了官库。租税以外，还有其他杂徭。朝廷再不想些办法，百姓生计实在断绝了。卢携请求朝廷敕令州县官暂停收税，等待蚕事和麦收；一面发义仓米急赈饥民，以便等到深春时候，百姓有草叶木芽，接着有桑椹充当食物，目前几个月内，情势紧急，停税赈济切不可延缓。卢携的建议，朝廷根本不以为意，因为朝廷赖以生存的财赋，固然绝大部分来自江淮地区，但关东地区也不失为次要的来源，朝廷收入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如果还有活着的百姓，剥削就不会松手。

民众必须大规模起义来反抗这个极度腐朽的唐统治，关东民众首先负担起这个严重的任务。

八七四年，濮州（治鄄城，山东鄄城县）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有众数千人。关东民众纷纷起义，响应王仙芝。八七五年，王仙芝军攻取唐濮州、曹州，众增至数万。

八七五年，冤句县（山东菏泽县西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攻击唐州县，数月间众也增至数万。

八七七年，王仙芝使尚君长向唐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宦官）请降。唐将宋威派兵在路上捉尚君长斩首，算是战功。八七八年，唐军在黄梅（湖北黄梅县）大破王仙芝军，杀王仙芝。求降想做官，得到的结果是可耻的斩首。

黄巢攻亳州（安徽亳县）城，尚让率王仙芝余众来归。众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设置官属。黄巢在河南地区与唐军作战，互有胜败。河南是唐兵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起义军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困难的。东南地区唐兵力薄弱，又是财赋的供给地，打击这条唐朝的生命线，军事上有很大的意义。黄巢采取了攻弱的方法，八七八年，率军在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境渡长江。已经被赵义军打得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的唐朝，再也不能组织一支兵力去追击起义军。黄巢率起义军走遍长江、闽江、珠江三大流域以后，八八○年，回到河南地区。唐军望风溃逃，起义军取东都，又取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八八二年，黄巢部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大荔县）防御使朱温（降唐后赐名全忠）叛变，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任为同华节度使。八八三年，沙陀酋长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长安城。黄巢率众退到河南，又被李克用攻击。八八四年，退到兖州莱芜县（山东莱芜县）山中被杀死。

在起义军与唐朝的战争中，唐朝方面出现了各种割据势力，唐辖地几乎全部被分割。最后剩下一个长安城作为小朝廷容身的地方，一些有力的割据者，对着这个小朝廷展开了猛烈的争夺战。

后一部分八八四年——九○七年

这里先说一说八八四年以前朝官与宦官的关系。

八七三年，宦官杀唐懿宗的年长诸子，立十二岁的唐僖宗为皇帝。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田令孜教他夺取市上商人的宝货。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八七五年，邠宁节度使李侃为义父李道雅（宦官）请求赠官，谏官董禹上书表示异议，还带便说到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不满意，贬董禹为郴州司马。

八八○年，唐僖宗在田令孜保护下，逃出长安。八八一年，到成都。朝官陆续来归。唐僖宗不理会朝官，专依靠田令孜等宦官。谏官孟昭图上书说，去年车驾出京，事先不通知南司，宰相以下许多官员因而丧失生命，北司却独得安全。近日成都兵变，陛下与宦官守东城，并不让朝官入城。陛下如此对待朝官，道理在那里！要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皇帝是全国的皇帝，不是北司的皇帝。北司未必都可信，南司未必都无用。难道皇帝与宰相毫无关系，朝官全是路上人！这样做，收复京城怕不容易。田令孜贬孟昭图出成都，路上杀死孟昭图。宦官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官触犯宦官，就有贬官和杀身的危险，双方关系实际上是紧张的，只是整个统治阶级正在抗拒农民起义，内部的冲突不得不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

八八四年，黄巢起义军失败以后，唐朝廷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朝廷：第一，大小不等的割据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混战，朝廷一概承认强者的行动为合法，加以任命。谏官常濬说的话，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他对唐僖宗说：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无有差别，闹得天下如此混乱；如果不改变作法，恐怕大乱还在后面。田令孜等人怕割据者不满意，赶快杀死常濬。第二，割据者各在境内自收租税，有些割据者送给朝廷小部分财物，维持皇室、南北司官员及禁军的费用。第三，南北司各借割据者的力量来互相排斥，割据者也乐于利用南北司的互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南北司冲突因而变成战争的形式。当时宣武镇朱全忠和河东镇李克用是最强大的两个割据者，两镇冲突与南北司的冲突相结合，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归根说来，唐朝廷除了南北司互斗和割据者参加互斗，没有别的事可说了。唐朝原有的土地，化为割据者的战场并为割据者所占有，与唐朝脱离了实际的关系，所以，八八四年以后，唐朝只是名义上还存在着的一个小朝廷。

下面叙述小朝廷逐步消灭的情况。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有安邑、解县两盐池的利益。八八五年，田令孜要收回两池，调王重荣为泰宁（治兖州）节度使，王重荣拒绝调任。田令孜结合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和王重荣对抗。太原李克用率兵救王重荣，两人算是一伙，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也算是一伙。李克用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进逼京城，田令孜带着唐僖宗逃往凤翔。八八六年，又逼迫唐僖宗到宝鸡，准备再逃往汉中。朱玫、李昌符见田令孜败逃，改附李克用。大部分朝官憎恨田令孜，不愿去宝鸡，要夺唐僖宗回京城。邠宁、凤翔兵攻宝鸡，田令孜带着唐僖宗，还有杜让能、孔纬等一些朝官，跟随唐僖宗，一起逃往汉中。李克用目的在攻击朱全忠，无意参与唐朝廷内部的冲突，率兵回太原去了。朱玫、李昌符和朝官立李煴（音晕yūn）为皇帝。田令孜失势穷困，只好让位给宦官杨复恭，自任为西川监军使，到成都去依靠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令孜党羽被斥逐，杨复恭当了宦官首领。朱玫擅权，李昌符、王重荣又投到唐僖宗方面来，李克用也反对朱玫和李煴。朱玫失势穷困，部将王行瑜杀朱玫。朝官二百余人拥李煴逃往河中，王重荣杀李煴，又杀朝官将近一半。唐僖宗下诏杀所有投李煴的朝官，杜让能力争，许多朝官得免死。八八八年，唐僖宗回到长安，不久病死。这一次冲突，宦官方面只是田令孜换成杨复恭，朝官方面却死了许多人，朝官失败了。

八八八年，杨复恭立李敏为皇帝（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的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分掌兵权，号称外宅郎君，又养宦官六百人为义子，使作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恶杨复恭专权，宰相孔纬、张濬也劝唐昭宗削弱宦官的权力。皇帝加在朝官一边，冲突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八九○年，朱全忠在河南已经造成大势力，奏请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宰相杜让能、刘崇望等多数朝官不赞成对河东用兵，宰相张濬、孔纬等想借朱全忠兵力斥逐杨复恭，力主用兵。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行为，唐昭宗迟疑了多时，终于采纳张濬等人的建议，企图凭借战胜的威力来消灭宦官。

唐朝廷决定对河东用兵后，下诏革去李克用的官爵。任命张濬为河东行营都招讨使，孙揆为副使，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卢龙节度使）为北面招讨使。张濬率兵五万人出发，公然对杨复恭表示战胜回来要大有作为。杨复恭早就偷听了他和唐昭宗的密谈，知道所谓大有作为的意思是什么。张濬率兵守晋州（治自马城，山西临汾县），河东将李存孝来攻，张濬弃城逃回。八九一年，唐昭宗贬斥张濬、孔纬，下诏恢复李克用全部官爵，使归晋阳。这一次冲突，朝官又失败了。

朝官两次失败，再没有人敢出头反对宦官。唐昭宗恨极，直接和杨复恭冲突。八九一年，使杨复恭致仕。唐昭宗发兵攻杨复恭私宅，宰相刘崇望鼓励兵士进攻，杨复恭率义子杨守信等人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这一次冲突，杨复恭失败了，但西门君遂又成了宦官的首领。

八九二年，凤翔李茂贞、静难（即邠宁镇）王行瑜、镇国（华州）韩建等五个节度使上书，以讨伐杨复恭为名，要求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治汉中）招讨使。朝议以为李茂贞得山南西道，势力太大，不可允许。李茂贞、王行瑜出兵攻汉中，仍坚求招讨使名义。唐昭宗召集朝官会议，宦官与李茂贞有关系，宰相等不敢发言，唐昭宗无法，只得任命李茂贞为招讨使。李茂贞攻取汉中，杨复恭等逃往阆州（治阆中，四川阆中县）。八九三年，唐昭宗要李茂贞让出凤翔节度使，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治洋州，陕西洋县）节度使。李茂贞不从，上书辱骂唐昭宗。唐昭宗怒极，不顾朝议，决心出兵攻凤翔，使首相杜让能筹画军事，使宗室诸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宰相崔昭纬想排去杜让能，暗中勾结李茂贞、王行瑜，听到杜让能说什么话，立即通知李茂贞等。李嗣周率临时招募的禁兵三万人往凤翔，路上被李茂贞等截击，禁兵溃散。李茂贞等乘胜进逼京城，崔昭纬教李茂贞要求杀杜让能。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说劝用兵的是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李茂贞不肯退兵，唐昭宗只好杀杜让能。从此李茂贞、王行瑜作唐朝的主人，南司北司都依附他们来谋自己的利益。唐昭宗有什么主张，不满意的人就教他们来斥责。李茂贞兼凤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秦陇）四镇节度使，占有十五个州，成为关中最强大的藩镇。这一次冲突以后，唐昭宗脱离朝官和宦官，更陷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八九三年，唐昭宗杀西门君遂等三个宦官首领，说明宦官在朝官勾结藩镇的高压下，势力已经大削弱，不能再压迫朝官。朝廷内部的冲突，一时转化为朝官间的争夺相位。八九四年，唐昭宗要任命李谿为宰相，崔昭纬怕李谿分权，使党羽在朝上出面阻止。八九五年，唐昭宗任李谿为宰相，算是有了一个亲信人。崔昭纬使人告诉王行瑜，说李谿在朝，可能又学杜让能用兵。王行瑜、李茂贞逼迫唐昭宗免去李谿的相位。唐昭宗想大用宗室诸王作为自己的助力，南北司同起反对，这个计划又只好作罢。护国（即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军中立王珂为留后，王珙、王瑶出兵击王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得李克用的援助，王珙、王瑶勾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镇，双方争夺护国镇。王行瑜、李茂贞、韩建各率精兵数千人入京城，杀李谿和另一个致仕宰相韦昭度，又使唐昭宗任命王珙为护国节度使。三镇又谋废唐昭宗，另立皇帝。这时候，李克用发兵来河中，声称要保卫朝廷、讨伐三镇。李茂贞党羽想劫唐昭宗到凤翔，王行瑜党羽想劫唐昭宗到邠州，两批党羽（其中各有宦官首领）用兵互攻，唐昭宗出京城逃入终南山。李克用兵到同州，三镇和崔昭纬等畏惧退缩，唐昭宗乘机任用诸王李知柔为宰相兼京兆尹，并令李克用出兵讨伐王行瑜。李克用进攻邠宁镇，王行瑜被杀。李克用请转攻凤翔，唐昭宗怕沙陀太盛，不许进兵。李克用知道朝廷的用意，引兵归太原。这一次冲突，唐昭宗算是革去了崔昭纬的相位（八九六年，杀崔昭纬），宗室诸王得到任用，可是，另一次冲突接着就起来。

八九六年，朱全忠荐张濬为宰相，唐昭宗将加任命，李克用奏称，张濬早上为相，我晚上就到宫门。京城人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兵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恐慌，唐昭宗只好下诏和解。李克用与唐昭宗，彼此都不满意。唐昭宗自终南山回京，募兵数万人，分交诸王统率，诸王李戒丕、李嗣周又各自募数千人，宦官把持左右神策军的局面改变了。李茂贞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率兵进逼京城。唐昭宗派人向太原告急，自己也出京，要逃到太原去。路上听了韩建的劝阻，自愿到华州，落在韩建的手里。李茂贞入京城，大烧大抢，宫殿和商店，遭到极重的破坏。李克用因去年不许他攻凤翔，现在也就不准备来援救。唐昭宗在华州贬斥崔昭纬的党羽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书称崔胤是忠臣，不该贬斥。唐昭宗只好再让崔胤作宰相。从此，崔胤和朱全忠结合在一起。八九七年，韩建逼勒唐昭宗解散诸王所率全部禁军，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诸王，又禁止唐昭宗的亲信人入宫，事实上，唐昭宗也被拘禁了。韩建与枢密刘季述合谋，围十六宅，捕获诸王十一人，当时就杀死。韩建、李茂贞怕朱全忠来夺唐昭宗，八九八年，送唐昭宗回长安。这一次冲突，唐昭宗当作依靠的禁军和宗室诸王，全部丧失，朱全忠却在朝廷中得到崔胤这个代理人。

唐昭宗贬斥崔胤不成，却和崔胤商量灭宦官，南北司各结藩镇为援，互相倾轧。另一宰相王抟劝唐昭宗不要过于操切，激起变故。崔胤说王抟是宦官的党羽，唐昭宗就对王抟怀疑。八九九年，唐昭宗又革去崔胤的相位。朱全忠上书说崔胤不可革，王抟交通宦官，罪大该杀。九○○年，唐昭宗不得已又用崔胤为相，杀王抟和两个枢密使。崔胤两次保住相位，势力大盛，宦官恨崔胤，但更恨唐昭宗。

唐昭宗从华州回京城以后，性情变得更加暴躁，经常酗酒，随手杀死左右侍奉人。九○○年，宦官刘季述等所谓四贵合谋废唐昭宗，乘唐昭宗酒醉，率禁兵进宫，囚禁唐昭宗，一面令崔胤率百官请太子李裕即皇帝位。崔胤后面有朱全忠，刘季述不敢杀崔胤。

朱全忠在大梁，刘季述派人去通款，愿输送唐家社稷。朱全忠集僚会议，决定采用李振的建议，恢复唐昭宗帝位，挟天子以令诸侯。朱全忠遣亲信人蒋玄晖到京城，与崔胤谋事。崔胤结合神策军三个军官，九○一年，杀刘季述等。崔胤率百官迎唐昭宗复位。唐昭宗杀刘季述党羽宦官数十人，给三个神策军官极重的赏赐，使他们保卫宫廷，似乎自己又得到了什么依靠，照旧想一举消灭宦官。

九○一年，崔胤和另一个宰相陆扆（音以yǐ）主张夺取宦官的兵权。请唐昭宗任命二相分管左、右神策军。受重赏的三个神策军官都反对改隶南司，唐昭宗只好用宦官韩全诲、张彦弘为左右中尉。这两个人都做过凤翔监军使，与李茂贞有关系。崔胤请李茂贞给兵三千人，驻京城，意思是想用外兵制宦官，实际却为韩全诲增强了力量。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韩全诲等探知。韩全诲结合驻京凤翔兵的统率者李继筠，宦官势力大盛，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召见朝官。崔胤催朱全忠来夺唐昭宗，朱全忠带兵到河中（本年朱全忠夺得河中镇），上书请唐昭宗去东都（洛阳也是朱全忠属地）。韩全诲等大惧，劫唐昭宗和他的家属去凤翔。崔胤及百官留在京城。朱全忠率兵到关中，首先俘获韩建，取得华州，随后进入长安城。朱全忠令崔胤率百官迁徙到华州，唐百官成为朱全忠的部属。李茂贞、韩全诲在凤翔城中给唐昭宗配备了以宰相韦贻范为首的一套百官，皇帝的用人权完全被剥夺。唐朝廷分裂到只剩下一个仅拥空名的皇帝。

九○二年，朱全忠率大军到凤翔城下，派兵夺取附近诸州。就在这个危城里，官职还是很值钱。宰相韦贻范广受贿赂，许人官职，恰恰老母死去，韦贻范照例要免职居丧。出钱买官的债主天天去韦家喧闹，要求还钱。韦贻范力求宦官和李茂贞允许他恢复相位。他得到允许，立即出来办事，办的事自然是给债主做官。人有钱就能买官，做了官就更有钱，得钱的方法多式多样，归根都是剥削民众的脂膏，不管唐朝廷怎样破败，官总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李茂贞困守孤城，毫无出路，只好向朱全忠求降。条件是送出唐昭宗和杀死宦官。朱全忠接受他的投降。九○三年，唐昭宗听到这些条件，很喜欢，派人杀韩全诲等四贵及宦官共十六人。朱全忠、崔胤入凤翔城，继续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又密令京兆府捕杀九十人。唐昭宗回长安，顺从朱全忠、崔胤的要求，杀死全部宦官（逃亡的宦官是少数），又令诸道杀监军，除河东监军张承业等少数人得节度使保护，其余监军全部被杀。宫中事务都归南司掌管，左、右神策军和所属八镇都归崔胤统率。在凤翔城内任命的官职，一概取消，依附李茂贞和宦官的大朝官一概杀逐，从长安到凤翔追随唐昭宗的朝官三十余人，也一概贬斥，只剩下为朱全忠效力的朝官。朱全忠回大梁，留兵一万人驻神策军旧营（神策军已解散），使亲侄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派心腹人为宫苑使、皇城使、街使。自皇宫以至百官私宅所在的街道，都归朱友伦等诸使掌管，等候朱全忠的命令来处理唐昭宗和崔胤等百官。这一次大冲突，宦官被杀尽，南北司之争解决了，唐昭宗在凤翔城失去用人权，但还有少数可亲信的朝官，现在这些人被贬斥，完全孤立了。

九○三年，崔胤得到唐昭宗的同意，募精壮兵六千六百人，作为朝廷的卫兵，意思是想自己有些实力。朱全忠暗中使壮士去应募。崔胤不曾发觉，加紧训练兵卒，准备武器，事情都被朱全忠知道，开始对崔胤疑忌。朱友伦坠马暴死，朱全忠疑是崔胤的阴谋，决计杀崔胤并迁唐昭宗到洛阳，免得李茂贞等乘机劫夺。九○四年，朱全忠杀崔胤和他的亲信人，另用裴枢、柳璨等人作宰相。朱全忠引兵驻河中，使裴枢强迫唐昭宗和百官、长安居民迁往洛阳。唐昭宗路过华州，有人夹路呼万岁。唐昭宗涕泣告路旁人说，不要呼万岁，我不再是你们的主子了！在宿所对左右侍从人说，我这次漂泊，不知那里是归宿！说罢大哭，左右人也陪着痛哭。他到这时候才知道危险在眼前，总算还有一点知觉，其实早就是个亡国的皇帝。唐昭宗到陕州，秘密派人请求割据者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河东李克用起兵来拯救，这自然是绝望的请求。唐昭宗到洛阳，左右侍从人也全被杀死。李茂贞、李克用、王建、杨行密等人，虚张声势，说是要救唐昭宗。朱全忠知道留下这个废物，对自己不利，派人杀死唐昭宗，自己算是不预知，伏在棺材前恸哭流涕。朱全忠立李柷（音祝zhù）为皇帝（唐昭宣帝）。九?五年，朱全忠杀唐昭宗的诸子九人。

宰相柳璨自进士及第，不满四年，便登相位，其余裴枢等三相，自负资望高，轻视柳璨。柳璨竭力奉事朱全忠留在洛阳的心腹官员，因而朱全忠相信柳璨的话，贬斥裴枢等三相，另补充一些人作宰相。柳璨开出一张人名单，对朱全忠说，这批人喜欢成朋结党，制造是非，都该杀死。朱全忠的重要谋士李振，是个不第进士，痛恨朝官，因为朝官多是及第进士。李振也对朱全忠说，唐朝廷所以破败，都是浮薄士人紊乱纲纪的缘故。大王（朱全忠）要办大事（灭唐），这些人是不好对付的，不如一起杀掉为便。裴枢等旧宰相以及出身高门和科第的大朝官凡三十余人，都被加上浮薄的罪名，全部投入黄河死去。

朱全忠急于要唐昭宣帝禅位，柳璨等商议按照旧例，得经过封大国（国号）、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的次序。朱全忠嫌办事迟缓，大怒。九○五年，杀柳璨等。柳璨临刑大呼：负国（唐）贼柳璨，该杀该杀！柳璨发挥朋党积习，借朱全忠的威势，杀死许多不合己意的大朝官，朱全忠自然也不会放过他，等到临死的时候，才知道该杀，可见这种闹朋党的人，不见刀是不会知道自己该杀的。

唐朝除禅让这件事还有待完成，丝毫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九○七年，唐昭宣帝让皇帝位给朱全忠。朱全忠受禅称帝（梁太祖），国号大梁。梁太祖对唐昭宣帝为济阴王。九○八年，梁太祖杀济阴王李柷，唐朝这个残余也最后消灭了。

第四节唐朝经济（上）

唐是繁荣强盛的大朝代。这个大朝代的所以产生，原因是（一）在黄河流域，隋末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得唐前期生产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二）在长江流域，东晋以下，经济继续在上升，南朝末年，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使得统一的唐朝，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还有一个原因是唐前期的统治者，看到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一般还有所畏惧，政治上不敢过度放纵，社会得以保持长时期的安宁状态，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中期，黄河流域遭受战祸，朝廷依靠长江流域的财赋来支付巨大的费用。唐后期的末叶，长江流域发生割据战争，朝廷也就衰微以至于灭亡。长江流域在统一的朝代里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是唐朝才开始的新现象。这说明长江流域开发成为富饶地区，与黄河流域合并成一个基地，比两汉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自隋、唐开始，中国封建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大体上，唐前期的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兴盛上，自中期以下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兴盛上。由于统治阶级的大量消费，商业兴盛的另一面，正是农民遭受严重的剥削，农业不断在衰落。

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唐朝农业的兴衰，与均田变为庄田，以及租庸调变为两税是有关系的。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年）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两法各书所记多有出入，下面依据《旧唐书·食货志》所记，再参酌他书，略述唐均田法和租庸调法。

《旧唐书·食货志》说，男女自初生以上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账，三年造一次户籍。这是最重要的法令，均田法和租庸调法的行施都以这个法令为根据。唐中宗时，韦皇后请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三岁。唐玄宗时，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五十八岁以上为老。中男自十六岁改为十八岁，成丁自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三岁，老自六十岁改为五十八岁，都是减轻赋役，有利于广大民众。

均田法——男丁十八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八为口分。老男、残废人给四十亩。寡妻、寡妾给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受田人身死，世业田得由继承人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

租庸调法——唐赋役法：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絁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国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都免。加役连同正役，总数不得超过五十日。如水旱虫霜成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都免。

六○四年，隋炀帝即位，下诏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开皇制规定节妇得免课役，隋炀帝改为妇人全免，实是赋税制的一个大改革。唐租庸调法采用隋炀帝的新制，不再取妇人课役。北周武帝数次释放奴隶和杂户，但仍允许北周贵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人数不会太多。隋末平凉一带有所谓“奴贼”的一支军队，首领出身奴隶，兵士中自然也有不少出身奴隶的人。又唐军中有奴隶应募作战，立功后与普通人同样得赏，大概经隋末大战争，奴隶和部曲的人数更为减少，租庸调法废除奴隶部曲的课役，主要是因为所得有限，与废除妇人课役意义是不同的。唐刑部属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官奴隶。奴隶来源是俘虏和叛逆犯的家属。通年服役的人，称为官奴婢。免（朝廷下赦诏，官奴婢与普通罪人同得宽免）一次称为番户，每年服役三番，每番一个月。免二次称为杂户或官户，每两年服役五番。免三次成为良人（平民）。六十岁以上及残废的官奴婢，得为官户，七十岁以上得为良人。住在外州县的官奴婢，丁男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丁婢中男每年三百文，唐对官奴婢的待遇，是刑罚性质，没有经济意义。私家奴婢主要也不是用在生产方面，所以唐朝奴隶比起南北朝来，数量和作用都大大减少了。

唐租庸调法比前朝赋税制较轻也较合理，唐前期，在行施均田法的地区，对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

下面略述均田与庄田、租庸调与两税行施的情形。一均田法

封建朝代的制度，在行施上只能看作大致如此，其中一定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出入，均田法就是有很大出入的一个制度。

黄河流域，关东与关中情形不同。在关东，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经过隋末大战争，起义民众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由于地主武装的疯狂屠杀和破坏，造成地旷人稀的现象。六三二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禅，魏征谏阻，说：现在自洛阳以东到泰山，人烟稀少，荒草无边，让随从的外国君长看见中国的虚弱，有什么好处！六五七年，唐高宗到许（河南许昌县）、汝（河南临汝县）二州，对从官说，这里田地极宽，百姓太少。足见河南许、汝那种肥沃地，至少在唐高宗初年还很荒凉，至于河北、山东荒凉更不待言。荒地既然太多，行均田法对朝廷有利。官指一顷田地给民众，让他们去开垦，官每年收租庸调，事情很简易。同时，对民众也有利。民众领到田地，法律允许使用到身死，付出劳力有些保障，乐于开垦。当时地主阶级的兼并活动还不很显著，农业生产因而逐渐恢复起来。在关中地区，地主势力比隋时更有增加。六一八年，唐高祖即帝位，便下诏说，隋朝公卿以下百官以及普通民人，身在江都，家口在此（唐占领地区），虽然不参加义军（唐军），所有田宅，一概免其没收。这样，周、隋贵族官僚的田宅全部保留下来了。唐朝新起的贵族官僚，又占有大批田宅，例如唐高祖赐宠臣裴寂良田一千顷，甲第（一等住宅）一区。其他大臣也各有赏赐，例如六五六年，唐高宗赐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三人田地。于志宁（北周鲜卑贵族）奏称，臣世代居关中，祖先产业相传，不曾有变故。张行成等新建庄宅，田园还少，请将赐地转给张行成等。总的说来，从皇帝起，全部贵族文武官员，都要占有田地，主要占有京城附近的田地。

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刚即位，和朝官们商议，让狭乡民户自由迁移到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说，畿内（关中）地狭户殷（多），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迁移，一定都到关外去，关中空虚，很不方便。唐太宗被他提醒，不再议迁移事。六四四年（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到灵口（在陕西临潼县），问每丁受田数，当他知道每丁受田只三十亩时，感到有危险，令地方官查明受田尤其少的人，给与一些便利，迁移到宽乡。七四一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说，“京畿地狭，人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其实，自唐高祖开国以来，关中土地总是在集中，而且是规模愈来愈大的集中，均田法与民众的关系是很微弱的。

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情形也不同。长江流域自南北统一以后，士族势力衰落，又受隋初杨素的打击，不象关中地区贵族文武官员那样权力大、人数多，因之，土地集中的速度也比较缓慢。隋末大战争以前，长江流域人口原来比黄河流域少，连同初步开发的闽江、珠江两流域，人与地相比，是地旷人稀的局面，人口和农业都大有发展的余地。在不触动地主利益的情况下，官指定一些熟地或荒地给民众垦种，也算是行施计丁授田的均田法。得不到土地的人，只好自己觅地去垦种，官对这种人不谈均田法，但仍实行租庸调法。六九二年，狄仁杰为彭泽（江西彭泽县）令，上书武则天，请求免民租，说，彭泽地狭山高，无田百姓所经营的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照赋税制纳租，即使十足年成，缴官以外，半年缺粮。狄仁杰所称无田百姓，是指不曾受官田的人，但缴纳官租，仍照租庸调法。

一般地看来，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唐前期的农业生产，关东是由恢复走向发展，长江流域是在继续发展，总的趋势是上升，繁荣强盛的唐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唐敦煌户籍残卷》（武则天、唐玄宗、唐代宗时候的残缺户籍）所载授田情形：（1）永业口分两种田，多少无比例。如常■才（■音辩bian）户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实受只有永业田十八亩；又如曹思礼户应受田三顷六十四亩，实受只有口分田一亩，其余都是永业田。按永业田父子相传，为本户所原有，无口分田，实际就是官府对某些户不按丁授田。（2）不论永业田口分田，都割裂成许多碎段。如程什住户实受田六十四亩，共分十三段。各段亩数多少不等，最大的段不过二十亩（为数极少，仅见于程大忠户），一般都在十亩以内，最小的段是一亩。田亩分裂得如此细碎，说明耕地很缺少。（3）每户实受田数都比应受田数少得多，口分田一般比永业田少。民户坚守永业田，借以维持生活，口分田的分配，权在官府，大概不容易得到。（4）极少数民户有买田。如郑恩养户有十二亩买田，算在实受田数内。依据上列情形，每户受田不足，与均田制一丁一顷的规定距离很远。耕地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少人多，而是豪强和佛寺盛行兼并。《残卷》所列民户，都是下中户和下下户，当然，全部户籍中还有上等户和中等户。按《残卷》中有下中户索思礼户，父子二人都是上柱国勋官，本户共应受田六十一顷五十三亩，可是他们没有势力和财力，实得田只有永业田四十亩，勋田十九亩，口分田一百六十七亩，又有买田十四亩。如果有势力，照法定数就可得田六十一顷，如果有财力，用买田形式就可以永久占有田地。势力和财力愈大，在法定数外兼并更多的田并无限制。占户数最多的中等下等户，由少地逐渐到无地，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残卷》的受田情形，正反映兼并在进行，均田法在破坏。

均田法实际是引导农民开垦荒地的一个方法，农民辛勤地开辟荒地，地主阶级凭借权力，逐渐夺取这些田地，田地开辟愈多，地主掠夺也愈益猛烈，到了唐前期的末年，正如杜佑《通典》所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均田法实际上已经失效了。均田法废弃的过程，自然首先是关中，其次是关东，七二二年，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就是均田法失效的说明。长江流域在七八○年行两税法以前，均田法可能还多少保存一个时期。二庄田

唐前期行施均田法的时候，同时并存着三种土地占有的形式。一是地主占有永业田。这种占有，关中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东较少。二是按均田法农民占有田地，其中有永业田二十亩。这种占有，关东最多，长江流域次之，关中最少。三是无田百姓，得不到官田，自己垦种十亩五亩小田地。这种占有，随着地主占有的扩大，均田法的破坏，成为农民维持生存的普遍形式。等到半饥饿生活也不能维持时，才被迫投靠地主作佃客。农民坚守十亩五亩小据点，和地主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抵抗，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保存一些仅有的自由，避免作佃客的痛苦。

地主占有一片田地，也可以占有许多片田地，按照阡陌相连的一片，组成一个农业生产单位，通称为一个庄。庄有各种别名，如庄田、田庄、庄园、庄宅、庄院、山庄、园、田园、田业、墅、别墅、别业等名称，实际都是一个地主所有的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庄在东晋、南北朝也很盛行，如东晋王导有墅在钟山（在江苏南京市），田八十余顷。谢安在山墅会亲朋，与谢玄围棋赌别墅。宋谢灵运在始宁县（浙江上虞县西南）有祖传的宅和墅，谢灵运移居会稽，修营别业，依山临江，风景极美，作《山居赋》，描写墅内农产物的丰盛，自己生活的康乐。孔灵符广有产业，又在永兴县（浙江萧山县西）立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还有两座山。东乡君有园宅十余所。梁昭明太子诗“命驾出山庄”，梁简文帝诗“瞻鹤岭兮睇仙庄”。陈陈暄诗“功多竞买园”。可见南朝地主都拥有庄。北朝记载较少，但不是没有庄。唐高祖住宅在武功，庄在鄠县（陕西户县）。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平阳公主利用鄠县庄聚众响应唐军。于志宁有祖传的庄园。足见北朝地主也都拥有庄。上推到两汉、魏、晋，或称园、田园、田宅，或称坞、壁、堡，也都是地主的庄。东汉仲长统《昌言》，西晋潘岳《闲居赋》，都描写了庄园主人的优裕生活。再上推到周朝，贵族领主所有的邑，也就是后世地主的庄。唐人所写庄园主人的生活，与《山居赋》、《闲居赋》、《昌言》所写大体相同，庄并不是唐朝地主的新创。唐庄之所以值得重视，只是因为自唐中期起，均田法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

皇帝是地主阶级最高的首领，自然，他要领头来掠夺农民的田地。举些例来看。六五一年，唐高宗废玉华宫，改作佛寺，苑内及诸曹司原是百姓田宅，一概交还本主。七二四年，唐玄宗下诏说，所筑宫墙，可开些宫门，让本主进来耕种。足见皇帝造宫殿，任意夺取百姓的田宅。皇帝又有大量庄宅，特设内庄宅使（宦官）掌管。八○五年，唐顺宗即位，命令庄宅使说，从兴元元年（七八四年）到贞元二十年（八○四年），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音碍ài）、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诸色人拖欠租课、现钱、絁丝等，共五十二万余，一概放免。足见皇帝拥有大量的私有田地和建筑物。皇帝是最大的兼并者，他们颁布一些禁止兼并的诏令，无非是想欺骗失地民众，表示朝廷也在关心。这些诏令的颁布，只能看作兼并愈益紧张，不能看作土地掠夺有任何缓和。

唐自开国时起，法令规定凡官员都有占田权，所占田地数量是巨大的。官员占田的名目众多，大体如下列。

永业田——凡有爵、勋、官（职事官、散官）的人，得受永业田。自最高爵亲王起，下至男爵，都受永业田。职事官自正一品下至九品，也都受永业田。散官五品以上，受田数与同级的职事官同。王爵以外，又有命妇：公主正一品，郡主（皇太子的女儿）从一品，县主（亲王的女儿）正二品（《新唐书·百官志》作从二品），这些命妇自然也要受永业田。六二四年，唐高祖定官制，自三公以下，尚书、门下、中书等省下至公主的属官邑司，并称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下至将仕郎凡二十八阶，为文散官；自骠骑大将军下至陪戎副尉凡三十一阶，为武散官。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凡十二等，为勋官，这个官僚架子是很大的。六二七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并省官职，留用文武官凡六百四十三员。后来扩大为七百三十员。这些当是在京任职事的官员，其他文武散官和勋官，开国初期，一定有很大的数量。事实上，唐太宗并不能控制京职事官人数，当时正员以外，已有员外等名称。唐高宗显庆年间，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已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自三师以下有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有五万七千四敦煌石室唐户籍残卷百一十六员，吏员没有特别受田制，但可以设想，按均田法受田，有比普通民众较优的待遇。后来官数愈益增加，正如《新唐书·百官志》所说，唐前期已是“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唐中期起，更是“不胜其滥”。这样多的官，在均田法正式废弃前，都有权受永业田传授子孙，多一个官，若干农民就失去应受的田地。法令规定：六品官以下受永业田，以本乡收回的公田即从农民收回的口分田发给，这样，农民的口分田愈来愈减少。五品官以上受永业田，不得在狭乡，只许在宽乡接受无主荒地。这个规定是否生效，是很可疑的，即使有些官在宽乡受地，也不会是荒地，至少不会全部是荒地，熟田还不是夺农民的口分田，荒地还不是驱迫失地农民当佃客，替他开垦荒地成熟田。所以，官员受永业田，是地主据有庄田农民失去耕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职分田——这是作为京内外职事官一部分俸禄的田，与作为官员私人所有的永业田性质不同，但侵夺农民的熟田，迫使农民充当佃客是相同的。自唐高祖定职分田制，后世有时以“恐侵百姓”为理由，停给职分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升）。至七二二年（开元十年），唐玄宗收回内外官职分田，说是分给贫民，实际是兼并盛行，不得不废止职分田来满足权贵的兼并，所谓分给贫民，就是让贫民当佃客。在职分田废止以前，它是一种官庄，是夺取农民耕地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公廨田——这是官署所占有的田，也是官庄的一唐代贵族官僚永业田表品位亩数

亲王（正一品）10，000

职事官（正一品）6，000

郡王职事官>（从一品）5，000

国公职事官（正二品）4，000

郡公职事官（从二品）3，500

县公职事官（正三品）2，500

职事官（从三品）2，000

侯职事官（正四品）1，400

伯职事官（从四品）1，000

子职事官（正五品）800

男职事官（从五品）500

职事官（六品、七品）250

职事官（八品、九品）200

唐代勋官永业田表

勋级亩数勋级亩数

上柱国3，000上骑都尉600

柱国2，500骑都尉400

上护军2，000骁骑尉80

护军1，500飞骑尉80

上轻车都尉1，000云骑尉60

轻车都尉700武骑尉60

唐代内外官职分田表

京官外官

品级亩数品级亩数

一品1，200

二品1，000二品1，200

三品900三品1，000

四品700四品800

五品600五品700

六品400六品500

七品350七品400

八品250八品300

九品200九品250

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都护府亲王府官人职分

职分田准此田同

唐代兵府军官职分田表

官名亩数

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600

亲王府典军中府折冲都尉550

三卫郎将下府折冲都尉500

亲王府副典军上府果毅都尉400

中府果毅都尉350

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下府果毅都尉300

太子千牛备身

上府长史别将300

中府长史别将250

下府长史别将250

上府兵曹200

中府兵曹150

下府兵曹150

校尉120

旅帅100

队正、队副80

唐代公廨田表（一）

在京机关亩数

司农寺2，600

殿中省2，500

少府监2，200

京兆府、河南府1，700

太府寺1，600

吏部、户部1，500

兵部、内侍省1，400

中书省、将作监1，300

刑部、大理寺1，200

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1，100

工部1，000

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监900

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太子詹事府800

御司台、国子监、京县700

左右卫、太子家令寺600

卫尉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

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

门卫、太子左右春坊500

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史局400

宗正寺、左右千牛卫、太子仆寺、左右

司御率府、左右清道伞府、左右监门率

府300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200

唐代公廨田表（二）

京外机关亩数京外机关亩数

大都督府4，000下县、中牧、下牧监400

中都督府3，500司竹监、中镇400

下都督府3，000诸军折冲府400

都护府、上州3，000诸冶监、诸仓监、下镇300

中州2，000上关300

官总监、下州1，500诸屯监、上戍200

上县1，000中关、互市监200

中县800津200

中下县600下关150

上牧监、上镇500中戍、下戍、岳渎100种。唐高祖定制，凡京内外各官署都有公廨田，又有公廨园、公廨地，都由官署收租税供公私费用。后来废京官公廨田，改给俸赐。京外公廨田仍旧制。

僧寺道观——道士僧人每人给田三十亩，女冠女尼二十亩。寺观有常住田，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这个规定完全是空文。《通鉴》说，武则天时，天下公私田宅，多为僧寺所有。唐朝僧寺拥有大量庄田，是民生的大害之一。关于寺院庄田，当在另节作说明。

上述永业田、职分田、公廨田以及寺观常住田，如果都按令式（法律规定）占田，尽管占田数量很大，总还算是有些限止。事实却完全相反。大抵自唐高宗时开始，下至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盛行的结果，令式逐渐失效，均田法逐渐归于废弃。下面举出一些有关贵族官僚无限止占田的事例，说明这一时期里的庄田情形。

王方翼（唐高宗时人）幼年从生母居凤泉别业。王方翼督促佃客力耕，数年间辟田数十顷，修饰房屋，种植竹木，成为富室。王方翼的父亲王仁表，唐太宗时作岐州刺史（上州刺史从三品），按官品只有永业田二十顷，足见田可以任意扩大。

七一三年，唐玄宗没收太平公主的田园，官收取租息，几年还没有收完。

宋之问有蓝田山庄（在陕西蓝田），后为王维所有，称辋川别业。宋之问诗“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王维诗“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庄田多有水利，可见夺田先从水田入手。

李澄（唐玄宗时人）广有产业，伊川地方（河南嵩县、伊川县境）水陆上等田，多为他所有，别业一个接着一个。他和吏部侍郎李彭年，都被讥为有地癖。

张嘉贞（唐玄宗时人）多年任要职，有人劝他置田业。他说：我做过宰相，不愁贫穷，如果犯了罪，就是有很多田庄，也没有用处。我眼见朝官们广占良田，等到死后，都被无赖子弟用作酒色费，田业有什么意思。张嘉贞不置田业，算是稀有的见识，可知当时朝官无不广占良田。

官员以外，普通富人也有大量田庄，如：

富商郑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邺城人王叟，无儿女，积粟将近一万石。庄宅很广大，客坊中住佃客二百余户，王叟经常巡行客坊。

依据这些事例，开元天宝年间，兼并田地，确实是极其严重的现象。七五二年（天宝十一载），唐玄宗不得不下一道诏书来欺骗民众，至于实效当然是毫无的。诏书说：“听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人家，近来置庄田，不顾章程，尽量吞并。说是借用官府的荒地，其实是侵夺熟田，指山谷作牧地，不限地面的大小。百姓的口分田、永业田，也被违法买卖，或者涂改文书，或者托名典贴，逼得百姓无处安身，然后招作客户，使靠佃耕得食。这样，既侵夺居民的产业，又造成浮惰（竟说失地农民是浮惰）的习惯，到处都如此，相沿也很久。不加改革，为害将更深。”地主的罪恶行为，诏书里已经说出了一些，该怎样改革呢！诏书说：“所有王公百官勋荫等家，应置庄田，不得超过令式的规定数。”看来，似乎可以退还一些田地给民众了。诏书本来目的在欺骗，说了些责备地主的话并且提出办法以后，就把话头转到原封不动的地点上来。它说：“仍更从宽典，务使弘通”。所谓宽典、弘通，就是变通令式，承认已经兼并的事实为合法。最后，它说：“自今以后，再也不许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以及非法影射、借用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私留客户等事发生。”这些空话丝毫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企图使民欢受骗，以为朝廷在关心他们失地当佃客的痛苦。

七五二年诏书，等于均田法废弃的宣告书。自西晋开始的授田制，因均田法的废弃而告结束，从此，庄田制一直在盛行。

下列诸例说明自唐中期以后庄田的盛行。

郭子仪前后受赐良田、名园、甲馆极多，自置的田业数量更大。京城南有一所别墅（城南庄），林泉胜致，举世无比。孙樵《兴元新路记》说，自黄峰岭至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郭子仪私田。

马燧财产极饶富。马燧死后，宦官逼马燧次子马畅献田园第宅。

郭子仪、马燧都是良将，都占有大量庄田，其他武官可以类推。

裴度在洛阳午桥建别墅（午桥庄），种花木万株，筑凉台和避暑馆，名为绿野堂。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诗“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可见庄中有农田。

李德裕在洛阳南置平泉庄。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有奇花异草与松石。周围十余里的大庄，自然也有农田。

裴度、李德裕都是良相，都占有大庄田，其他文官可以类推。

司空图在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在山西永济县东虞乡南），周围十余里。山岩上有瀑泉，引泉水灌溉良田数十顷。司空图子孙，北宋时还住在司空庄。

司空图曾任礼部员外郎（从六品），算是不乐仕进的隐士，庄田却很大。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说，“强家大族，畴接壤联，动涉千顷，年登万箱”。陆贽《奏议》说，“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这都是说，到处有大庄主。至于普通士人占有小庄田，更是到处都有。许浑《题崔处士山居》诗“二顷湖田一半荒”。权德舆《送李处士弋阳山居》诗“不惮薄田输井税”。岑参《寻巩县南李处士别业》诗“且喜闾井连，灌田同一泉”。耿纬《东臯别业》诗“东臯占薄田，耕种过余年”。这些所谓处士，就是不曾得官的士人，也是占有不多田地、少数佃客的庄主。他们的优裕生活，可在储光羲《田家杂兴》诗里见到，储诗说“种桑百余树，种黍（酿酒米）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他们只要得到官，田产就变大了。

大庄小庄遍布在全国，都是地主阶级侵夺农民田地的据点，农民坚守着的小块田地，陆续被这些大小庄主夺去。固然，许多庄是庄主用钱买得的，但是，钱归根还是从农民手上侵夺来的。

陆贽《奏议》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说，当今京畿地方，每田一亩，官税五升（唐代宗改按丁收税制为按亩收税制，税额是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五升），私家收租，却有一亩收租一石的，比官税增二十倍。中等田收租五斗，比官税还多十倍。按上等田每亩产粟二石，中等田亩产一石，佃客纳租一石或五斗，仍是西汉“见税十五”的旧例。官税固然较轻，但加上徭役和额外科派，负担仍是沉重。佃客的身份是庄主的私属，可免官府的课役。陆贽说私属的生活是借庄主的种籽和食粮，赁庄主的田亩和住屋，整年劳苦，不得休息，全部收入，还债还嫌不够。陆贽以为农民种官田比种私田好，其实，农民无论种官田或私田，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

均田变成庄田，租庸调法自然也要变成两税法。

三租庸调法

《新唐书·食货志》说“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陆贽《奏议》说“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庸曰调。⋯⋯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贽所说田、家、身，归根仍是一个“以人丁为本”。因为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颁布的租庸调法，是以均田法的“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为出发点的。既然法律上认为丁都受了田，所以丁应该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关东地区有大量荒地，农民受田开垦，算是有个垦出百亩熟田的希望，虽然在开垦期间，按法令供给租庸调，也就觉得可以负担了。关中地区情形就不同。民只受三十亩或更少的田，一开始就有逃往宽乡的趋势。六二七年（贞观元年），朝廷为了避免关中空虚，禁止出关。随着兼并的逐渐剧烈，农民失地不得不逃亡的现象也就愈益严重。六九五年（武则天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书，说：当今天下民众，逃亡的很多，原因非一，有些是离开军镇，有些是出外求食，总不外是逃免租赋，躲避徭役。民众逃出本籍贯以后，可以不服官府的徭役，姓名不列入户口账。偶尔遇到检查，便转入他境（他州他县），仍能容身。李峤说了这些情况，提出主张说，现在朝议总以为军府所在的地方，户不可移，关中的民众，籍贯不可改，其实偷出关口，远离军府的人多得很，不如准许转移，户口还有个着落。李峤所说逃亡现象，主要是指关中地区，足见在武则天时候，关中民众已经无法负荷租庸调的重担。

自宇文泰攻取蜀地，西川地区成为关中地区的后方，经北周至隋、唐，总保持着这种关系。这就是说，唐朝贪暴的搜括，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西川地区。武则天末年，陈子昂上书说：蜀中并无重役，可是诸州逃户多至三万有余。土豪大族，收容逃户，压榨役使，获取厚利。一部分逃户进入山林，攻掠城邑。陈子昂指出：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的原因，实缘官人贪暴，不守国法，吏员游客，乘机侵夺，剥削得太残酷了，民不堪命，破产失业，只好逃亡。他要求朝廷严令州县长官，设法大招逃户，三万户回来，租赋可以富国。

李峤和陈子昂都说出了一个秘密，就是地主欢迎民众逃亡。地主成立田庄，就需要佃客，如果农民各守自己的耕地，庄田便无人耕种，因此，佃客的补充，对地主有重大利益。要农民当佃客，是从两个方面来驱迫的，一是官吏贪暴，二是田庄发达。田庄发达，使得农民耕地丧失或缩小，官吏贪暴，使得农民无法承担赋役，只好逃离本乡，出外求食。得食的地方，就是地主的田庄。李峤说：“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陈子昂说“土豪大族，阿隐相容”，都是说的这件事。当然，农民变佃客，数量过多，对朝廷不利。武则天末年，韦嗣立上书说，国家自永淳（六八二年，唐高宗年号）以来二十余年，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课减耗，国用不足。亡逃过半，自然是夸大的说法，但逃亡不限于关中、西川，却是事实。七一九年（开元七年）唐玄宗下诏说，民众“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惰，或豪人（土豪大族）成其泉（渊）薮（田庄），或奸吏（官吏）为之囊橐（包庇入境的逃户，即包庇本地庄主）⋯⋯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这里说出官吏庄主与逃户的关系，与李峤、陈子昂所说相同，不过，唐玄宗说的是全国一般的情况，足见逃亡现象影响朝廷的收入愈益严重。诏书所说“州县不以为矜，乡里实受其咎”，是指什么呢？州县官对民众逃亡，毫不关心，照旧户籍向逃亡户原住的乡里索取租庸调，留住乡里的民户，替逃亡户负担，也只好陆续逃亡，这就是所谓乡里实受其咎。七二一年，唐玄宗实行检括逃移户口和籍外田（不纳租税的隐田），派宇文融为劝农使，率领判官二十九人，在全国范围内检查逃户和隐田，结果是虚张成绩，或指实户（有户籍的民户）为客户，说是括得逃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当数量的田。大抵自垦十亩五亩的那种小农被检括了，对拥有庄田和佃客的地主却并无影响。官员本身就是庄主，与一般庄主利害一致。官员和一般庄主与朝廷在逃亡户上有矛盾，但朝廷检括得几十万户小农，损失有所补偿，矛盾也就算是得到解决，受害的依然还是农民。

租庸调法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亩的假设为依据的。事实上，唐开国时，丁男受田多少就很不一致。后来地主兼并愈来愈剧烈，官府贪暴愈来愈凶猛。农民受到租庸调法的压力也愈来愈严重。正如李峤所说：天下民户，多是贫弱，有的当佣工佃客，卖力求食，有的卖屋贴田，供官府征求。照李峤的说法，就是有田的人缩小田地，无田的人投身田庄当佣客。作为租庸调法对象的丁男，既然或失地逃亡，或地小难负一顷田的租税，对朝廷说来，也非改变剥削方法不可。《新唐书·食货志》说，开元以后（当是指天宝年间），天下户籍久不改造，丁口转（转移居地）死，田亩买卖，贫富变化，都不再调查。这是说，天宝年间，均田制度早不存在，调查丁口并无实际意义，也就无须造户籍。当时社会因长期安宁，除去逃户，各地户口一般确有增殖，官府不管真实丁口，只凭旧户籍向乡里索取租税，实行不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安、史大乱以后，户口削减，向乡里按丁收税已不能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按亩定税，改变以人丁为本的旧法，分夏秋两季收税，为两税法开先例。

七八○年，唐德宗采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

两汉赋税制，按亩收租，按丁口收算赋，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曹操改革赋税制，直到唐租庸调法，有按亩收租调，或按丁收租调两种，朝廷收入全部是实物。唐两税法改为按资产收税，实际是按田亩收税，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二○四年（汉献帝建安九年）曹操创新制到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法，实物税行施将近五百年，这里简括地作一叙述，说明这种制度的变迁。

东汉末年豪强大混战，社会遭受极大的破坏。曹魏杜恕说，现在魏国拥有十个州的土地，户口却不及东汉时候的一个州。陈群也说，现在人口太少，比西汉不过一个大郡。这都是说东汉末年人口大耗损。统治阶级的急务是如何对这个残存民众进行剥削，要钱是不可能的，要衣食（粟帛）还可以，这就是曹操改变汉赋税制的根据。

二○四年，曹操击溃袁氏势力，取得河北地区，黄河南北大体上统一了。他下令说，在袁氏统治的地方，豪强兼并，亲戚横暴，小民贫弱，被迫代出租赋，袁氏怎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现在规定制度，田租每亩纳粟四升，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此外，官府一概不许擅自征取。这个制度自然通行在黄河南北。据仲长统说，肥地和瘠地平均计算，一亩产粟三斛。曹操按亩收租四升，税率很轻，这时农民是鼓励多开垦荒地，对地主是不敢过多超出东汉百一之税的惯例。他兴办大量屯田，与田客对半或六四分租，专供军用，可以补民租的不足。户调取帛绵较多，可以补屯田的不足。曹操这一创制，对农民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免去了商人的一层盘剥。田租、户调的名称也从魏国开始，一直沿用到唐朝。

二八○年，晋武帝灭吴国，颁布赋税制。《晋书·食货志》只载户调及男女丁占田亩数（户主夫妻共占一顷）。《初学记》引《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晋故事》当即贾充等定律令，二六八年（晋武帝泰始四年）奏上的《故事》三十卷。屯田制每一田客课田五十亩。《晋故事》所说当是二六四年司马昭罢屯田官以后的情形，田客和普通民丁都按五十亩纳田租四斛，即每亩纳租八升。灭吴以后，通行占田制，按一顷纳租，加倍为八斛。西晋田租、户调都比曹操定制加重，但在废屯田制以及蜀、吴两国原来赋税极重的情况下，西晋赋税制还是可行的，因此太康年间社会较为安宁。

西晋行占田制和课田制，作为收取田租的根据。兼并者田多，农民被兼并，田少或无田，同样纳一顷的田租，显然很不均平。三三○年，东晋成帝改变旧制，开始行按亩收税制，称为度田收租制，取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斗。（《晋书·食货志》所说税米三升，疑是三斗之误）。三六二年，晋哀帝减田租，每亩收米二斗（《晋志》作升，仍是斗字之误）。三七七年，晋孝武帝废度田收租制，恢复按丁收租制，王公以下，丁男每口税三斛。三八三年，增为每口税米五石。这个制度对兼并者有利，许多农民不得不放弃田亩，投靠士族当佃客。南朝大体上沿袭东晋赋税制。

北朝赋税制从魏献文帝时开始有记载。魏献文帝规定民户按贫富分三等九品纳租。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送租到京师（平城），中三品户送租到别州重要官仓，下三品户租留在本州官仓。《魏书·食货志》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四八四年）以前，魏国赋税制是九品户混通，每户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调外帛一匹二丈。照《魏志》的说法，九品混通，负担相等，只是送租地点有远近，分品意义并不大。行三长制和均田制以后，规定户调，一夫一妇纳帛或布一匹，粟二石。北朝从此确立了按丁收租制。北齐租调：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北周租调：一夫一妇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或纳布一匹，麻十斤；粟五斛。隋租调：丁男一床，每年纳租粟三斛，绢一匹（后减为二丈），绵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唐租庸调制：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大体上说，历代赋税的趋势是逐步在减轻。

曹操施行两种赋税制，一种是普通的制度，即按亩收租，每亩四升，不管一户丁口的多少；又一种是特殊的制度，即招募农民当屯田客，每人种田若干亩，官与客对半分产品，屯田客免徭役。在大乱以后，荒地多民户少军事上急需食粮的情况下，屯田制对朝廷有利。到了情况变化，朝廷需要更多的徭役时，保存屯田制就不如废弃屯田制为有利。司马昭灭蜀，晋武帝灭吴，都紧接着罢屯田官，足见屯田制与普通赋税制是有矛盾的。自曹操兴屯田以来，魏全国有大量的屯田和屯田客，晋武帝依据废除屯田并免屯田客为普通农民的特点，创行一种假设每一作户主的丁男夫妇共占田一顷，按一顷田出租调的按丁收税制。这种制度，必须与占田制相辅而行，也就是必须一般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亩，破产失业还不是普遍现象，才能行这种赋税制。如果兼并盛行，农民丧失田地被迫当佃客，朝廷收入减少，就要改行按亩收租制。东晋、南朝不行占田制，按亩收租又行不通，所以，长江流域民众赋税负担较重。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后，历代都保持均田制，唐行均田制，地区比较广大，赋税也比前朝为轻，对黄河流域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起着推动作用。但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必然紧接着兼并的盛行，到唐中期，不得不改行按亩收租的两税法，并且改实物税为货币税。

四两税法

七八○年，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已经有若干措施为两税法作了准备。七六九年，唐代宗定田亩为两等，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税五升。次年，又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等田每亩税六升，下等田每亩税四升。秋税上等田每亩税五升，下等田每亩税三升。这是一年中按亩两次收田租的开始。七六九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百官每年税钱，分户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第八等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官准下下户。百姓如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工商），按照规模大小，在本户税上再加税。如一户有数人在各地作官，或数处有庄田，各按官品或田数在各处纳税。诸道将士的庄田，例应优待，一概按第九等户纳税。这是按财产纳户税的开始。上上户出四千文与下下户出五百文，形式上似乎相差颇远，实际仍是富户负担轻，贫户负担重，因为财产相差远远不只是九等。

唐代宗以前，唐玄宗也为两税法开了端绪。唐玄宗在租庸调外，又创资课。所谓资课，就是财产税。七三四年，敕令官府定户口时，凡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算入货财数内。非商户郭外居宅，当是官员居宅。显然，商户有郭外居宅，一丁有两牛，都是要课财产税的。七三七年，敕令地方官所收租庸调和资课，都变换为本地特产（轻货），运送到西京和东都。米、绢、布、绵、麻等物变换为各地出产的轻货，叫做变造。敕文里说“江淮等苦变造之劳”，就是指江淮等地百姓，将实物卖给商人，得钱交给官府，官府用钱向商人买本地轻货，漕运到京都。运脚费比轻货价高数倍，再加卖米绢买轻货时商人的盘剥，纳税民众负担极重，所以说是苦变造之劳。事实上，资课（南朝称资税）和变造（南朝有军国大事时行变造法）都是东晋南朝相沿的旧法，唐玄宗在北朝相沿的租庸调以外，又恢复东晋南朝的资课和变造，这种繁重的搜括正适合开元后期的骄侈政治。

资课、户税、变造、按亩收租，都说明租庸调法在崩坏，代替租庸调的新法在形成中。安史大乱以后，户口耗减，租庸调法更难以行施。因之两税法成为最适用的税法。

七八○年（建中元年），唐德宗行两税法。要点是：（一）量出制入。（二）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三）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四）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两税都按钱计算。（六）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七七九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七）保留丁额。（八）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九）最后加上一条欺骗民众的老手法，叫做“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初行两税法，朝廷收到实效是：第一，户有增加。据《新唐书·食货志》说，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经朝廷派黜陟使到各地检查，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一概在当地立户籍。据杜佑建中初年《奏议》说：开元、天宝年间，户有九百余万。现在人口耗损，天下只有户一百三十万，陛下派使官检查，才得三百万，比天宝仅三分之一。其中浮寄户还占五分之二。杜佑所说户数与《新唐书·食货志》相差一百一十万户。不论那一说近似（杜说较可信），户有增加总是事实。第二，钱米增加。《新唐书·食货志》说，一年得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供京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供京师。关中需要米粮，唐玄宗时，每年运米入关不过二百五十万石，转运已极困难。唐德宗时据陆贽说，近年来（七九二年前后）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河阴仓留四十万斛，陕州仓留三十万斛，输入京城四十万斛，足见一千六百万斛之说不可信，但京内外钱米足用却是事实。《通鉴》在建中元年末记本年两税所得数：天下税户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这个数字大概较为有据。

初行两税法，百姓也有些好处，安、史乱后，朝廷急需钱物，随意增设税收官，多立名目，旧税加新税，无有限制。富家丁多，或找个官做，或托名为僧，得免课役。贫家丁多，无处隐蔽，只好按丁纳租税，再加上胥吏的奸弊，贫弱的民众，除了逃亡作浮户，实在无法应付。两税法虽然对民众的负担丝毫不曾减轻，而且还加重些，但比起乱收税来，总算是有个统一的税制。可是，腐朽已极的唐朝廷，只知道要钱愈多愈好，从七八一年藩镇田悦等叛变时起，两税法又变成乱收税，民众受害与改制以前一样严重。

颁行两税法时所说的九条规则，在唐德宗在位时，已经是每一条都起残害民众的作用。

量出制入——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入，等于说要无限掠夺。杨炎依据七七九年（大历十四年）的“出”来定七八○年的“入”，已经是重税。七八一年以后，连年战争，军费浩大，统治者又贪欲无底，进行搜括，重上加重，都借口量出制入。七八二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加二百。唐德宗通敕各道都加税二百文。后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奏请加税十分之二，唐德宗也自然允许。每加一次是每千二百文，十分之二成为量出制入的常例。各道有事，得用权宜（暂加）名义加税，事毕，暂加变成永加。正式加税以外，还用“税外方圆”、“用度羡余”等名非正式加税。例如韦皋在蜀二十一年，重税百姓，分一部分作为月进，蜀地从此贫乏。全国各地都有进奉，实际就是朝廷让地方官非正式加税，皇帝分得一部分税钱。七九四年，陆贽《奏议》列举两税的弊害，说：用兵以来朝廷所加及各道私加的税请一概停止。足见加税是诸害中的一大害。

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七八八年，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审查等第高下。地方官的成绩按户口增加、田野开辟、税钱增长、先期缴纳四条评定。地方官迫令民众析户，奏报虚数，并且用些优待办法，互诱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说是政治良好，流民复业。税额全部摊派给土著户，催促严厉，不容短少。贫苦人家，或向富户借债，或出卖田宅。年景要是不好，想卖妻儿作奴婢，还未必能找到买主，常常被官府逼得无路可走，自缢求死。朝廷列四条考地方官的成绩，地方官以残害百姓来应考，所谓不分主客户，实际是主户（土著户）遭殃，也就是贫弱户遭殃。

按贫富定等级，即陆贽所说“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多的税重，资产少的税轻，似乎是均平的税法。可是，人有贵重的资产，可以不被人窥见，田地却无处隐藏，同样是田地，富贵人的田地，官吏未必敢详细查看，贫弱人的田地，却非查看不可，并且要用放大的眼睛来查看，归根说来，所谓以资产为宗，主要是以普通民众所有的小块田地为宗，陆贽说“敦本业者（农民）困敛求”，就是以资产为宗的实情。八三○年，剑南西川宣抚使奏称，“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文）”。种谷既有青苗钱（在两税外），种其他作物自然也会有税。蜀地税姜芋，可以推知别处有相类的税。看来，资产不限于田地，田地上种植的作物，也当作资产来收税。

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商贾的资产，三十税一，比农民轻得多，所谓负担均等，无非是骗人的话头。陆贽说，“挟轻资（容易携带的贵重物品）转徙者脱徭役”，就是说，有些商贾能够逃脱赋税。同是商贾，势力悬殊，纳税的自然是那些小商贾。

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农民刚夏收，官府就收夏税，刚秋收，就收秋税，农民被催促得如此急迫，正如陆贽所说，不是“敛获始毕，执契行贷”，收获物通过高利贷者，变钱转入官府，便是“丝不容织，粟不暇舂”，立即被官府夺去。白居易《新乐府·杜陵叟》篇说，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种薄田一顷，因旱灾不收，官府照常收税，种地少的人当然受害更大。可能是民怨沸腾引起某些官员的忧虑，向皇帝（唐宪宗）陈情。《杜陵叟》篇接着说“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免）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上自皇帝，下至里胥，贪婪狡诈的眼睛一致注视着农民，掠夺加欺骗，充分说明都是食人肉的豺狼。

两税都按钱计算——陆贽论两税按钱计算的弊害说，农民生产物只有粟帛，可是两税按钱计算，官府给粟帛定出价钱，按钱数收粟帛，例如初定两税时，定三匹绢的价钱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得一万钱，纳税人所出钱数不变，匹数增加一倍。《新唐书·食货志》也说，初定两税时，物重钱轻，后来物价愈跌，纳物也愈多。绢一匹原值钱三千二百文，逐渐跌价为一千六百文，官收钱似乎并不增税，民纳物实在是多了一借。此外还有巧取的方法，如度支（朝廷掌财政的长官）将征来的物品，本价外增价若干，作出虚价，发给各官司，使受物品者所受钱数不短，实物却打了折扣；对州县则以物品恶劣为理由，压低缴来的物价，使补足缺额，称为折纳。又如特别税叫做进奉、宣索（皇帝派宦官到某地指名要某物），强令民众服役叫做召雇，摊派物品叫做和市，表示官出钱雇役买物。到唐德宗末年，民众负担比大历末年实际增加了两倍。到唐穆宗长庆年间，钱愈重，物愈轻，民欢负担大致增加到三倍，八匹绢才抵得一万钱，豪家大商也大获厚利。巧取的方法，还有临时征收杂物，官府定出用粟帛折价的杂物价钱，而且还每年变换名目，使纳税人不知本年可准备何种物品。正如陆贽所说，农民“所供（杂物）非所业（耕织），所业非所供，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这是多么丑恶的一幅巧取豪夺图！朝廷利用农民没有钱，任意操纵物价，逼迫农民在变物为钱时吃亏受害，占便宜的首先是官，其次是商贾和地主。

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两税法既然按资产收税，资产多少随时有变动，为什么要保持大历垦田数？既然不分丁男中男，为什么要保留丁额？这是因为朝廷规定一个田和丁的基数，以便后来只许增多，不许减少。填补减少的方法是摊派。《新唐书·食货志》说，“税取于居者（土著户），一室空（有一户逃亡）而四邻亦尽（四邻代纳税）”。陆贽说“有流亡则摊出（派给别人），已重者愈重”，这都说唐德宗时用摊派来补逃亡户的税钱。这里举唐宪宗时候的事作例，具体说明摊派的祸害。八一九年，李渤上书说，臣路过渭南县，听说长源乡旧有四百户，现在只剩百余户，阌乡县（阌音文wén河南灵宝县）旧有三千户，现在只剩一千户，其他州县大抵相似。查考原因，都由于官府将逃亡户的税摊派给四邻，结果四邻也只好逃亡。这实在是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光知道竭泽，不管明年无鱼。请下诏书，禁止摊派。宰相看了很不满意。摊派是聚敛之臣的要诀，他们知道农民终究不是竭泽中的鱼，农民非到迫不得已是不会逃亡的，在一般情况下，逃亡是陆续发生的，只要有留存的民户，摊派就能生效，搜括也就得到满足。当然，泽总有一天是要竭的，那时候农民起义就必不可免了。

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民众赵光奇作了完全正确的答案。七八七年，是三四年来最丰收的一年，米一斗跌价至一百五十文，粟每斗八十文，朝廷下诏和籴（官府按市价收买）。有一天，唐德宗到新店地方狩猎，入居民赵光奇家，问：百姓快乐么？赵光奇答：不乐。唐德宗说，今年丰收，为什么不乐？答：诏令无信。先前说两税以外一切科目都废除，现在各种苛杂比正税还多。后来又说和籴，实际是强夺，民众何曾见过一文钱。起初说所籴粟麦送到附近地点就成，现在令送到西京行营，一走就是几百里，车坏马死，就得闹破产。民众愁苦到如此，有什么可乐。也常常有诏书说从优抚恤，无非是一纸空文！想来皇帝住在深宫里，不知道这些实情。赵光奇代表千百万民众作出正义的斥责，唐德宗是无话可答的，只好免赵光奇家的赋役，算是答了话。他免一家的赋役，再不问别的事情，因为根本不想改正弊病。这正好说明官吏所有罪行，来源就在这个住在深宫的人。

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剥削阶级用来统治民众的方法，不外乎暴力镇压与无耻欺骗两种。这两种相辅而行，但在平时总是用欺骗法，当一个朝代没落的时候，欺骗法使用得更为显著。陆贽说，“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又说：加税时“诏敕皆谓权宜，悉令事毕停罢。息兵已久，加税如初”。宣布以枉法论的是朝廷，无耻欺骗的也是朝廷，陆贽说得很明白。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比不上陆贽。白居易在《重赋》篇里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民），厥初防其淫（加税），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夺我身上暖，买尔（贪吏）眼前恩，进入琼林库（皇帝宫内私库），岁久化为尘”，诗里把皇帝说成爱民，重赋全是贪吏所为，不管白居易主观上是否有意欺骗，这总是欺骗法的又一种形式。民众受了诸如此类欺骗法的影响，对皇帝存有幻想，不能较快地识破统治者的骗局，起义常因此受到阻碍。

均田法已废除，按一顷田纳税改为按亩纳税，应该说是合理的；征收实物改为折价收钱，也未必不可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实在是自然的趋势。陆贽、白居易等人指出两税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夺等种种弊害，确是同情民众的正论，但主张恢复租庸调法不免是一种迂论。他们真意所在，是要求朝廷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针对着当时腐朽政治，迂论也还算有些意义。不过，迂论终究是无用的，两税法终究是不可废的，唐穆宗时元稹在同州均田，应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元稹《同州奏均田》篇说，同州所属七县，自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定税额，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民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耕地，多被填掩，田地逐年减少，百姓税额已定，都按虚额征收。还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纳税不过二三。民众负担过重，相率逃亡，州县收税着实困难。元稹说了这些情况以后，再说他均田取得的效果。他令百姓自报旧有和现有的亩数，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赋税，所报大体真实。元稹依据所报田亩数，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定出现存顷亩，然后取两税原额地数，通计七县田地肥瘠，贫富户一例按亩数和田地等级抽税。元稹说，从此贫富强弱，一切均平，租税可免逋（逃）欠。元稹所说均田，是均田赋，与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实异。按田亩实数和田地好坏均摊两税原额，朝廷收入照旧，纳税人负担算是比较均平些，这就成为元稹的著名政绩。

豪富纳税十之二三，其余税额全部压在贫弱户身上，同州如此，自然别州也是如此。《新唐书·食货志》说，唐文宗时，豪富侵吞产业，并不转户，州县官也不去查问，原主已失地，但仍负担赋税，至于给豪富当奴、客，服劳役受刑罚比州县还凶恶。这种情形，唐文宗时如此，在以前和以后也是如此。民众在残酷剥削下，只能拾橡实维持生命或在豪富家当奴、客。这里引皮日休所作《橡媪叹》，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的普遍现象，不言而喻，奴、客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诗里说“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还没有沦为奴、客的农民境遇，农民起义的完全正义性，也就一望而知了。

五盐茶等税

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财家，七五六年，正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唐朝财政非常困乏，唐肃宗任第五琦为度支使。第五琦作榷盐法，凡产盐地方，都设盐院，亭户（制盐户）生产出来的盐，统归官卖，严禁私盐，从此盐税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刘晏从七六○年起，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来又兼转运、常平等使。铸钱、盐铁、转运、常平都是敛钱的手段，不过，得钱最多的还是盐税，刘晏理财主要就是增加盐税收入。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钱六十万缗，刘晏改进税法，到大历末年，他所管各使事的总收入，一年多至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占大部分，比初创行时增十倍以上。刘晏理财不同于其他聚敛者。聚敛者只顾要钱，不管民众死活；刘晏却兼顾民众，让民众也得些利益，在民众还能容忍的限度内，谋取大利，这是刘晏理财的特色。他在诸道置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形，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能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刘晏掌握全国市场动态，在丰收地区用较高价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较低价钱粜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供官用，有多余再运到丰收地区去出卖。这样调剂的结果，物价大体上可免太贵太贱的危害，社会得以比较安稳，税收也就比较有着落。转运使的首要职务是运江淮米粮到关中，刘晏任职时，每年运米入关，有时多至百余万斛，通过砥柱，全部运到。他不仅在运输方法上能保证安全，更重要的是调剂物价，使入关米粮保证有来源，看来，贵籴贱粜，似乎对官府无利，实际是得了大利。刘晏改革榷盐法，尤其是大利所在。原来规定某些州用河东池盐，某些州用海盐，刘晏在产盐地设盐官，收亭户制成的盐转卖给商人，任令贩卖，各州县不再设盐官。海盐产量大，价比池盐低，运销地面极广，因之海盐和漕米以及茶叶集中地的扬州，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城市。起初江淮盐税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税每年只有八十万缗。扬州城市的繁盛，与刘晏兴盐利及运漕米是有关系的。

七八○年，唐德宗信杨炎的谗言，杀刘晏。此后理财的官员多是刘晏的旧吏，但没有人能比得上刘晏。

茶作饮料，唐时自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据封演（唐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说，开元时，泰山有僧大兴禅教。学禅首先要夜里不睡眠，因此禅徒都煮茶驱睡。后来俗人也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出卖，行人付钱即可得饮，极为方便。茶叶从江淮运来，名色甚多，堆积如山。僧徒生活是最闲适的，斗茶品条，各显新奇，因之在寺院生长的陆羽，能依据闻见，著《茶经》一书。《茶经》一出，更推动全国人饮茶。唐穆宗时李玨（音爵jue）上书说，人都要饮茶，税太重，茶价自然增加，贫弱人更感困难。足见唐德宗以后，茶是朝廷重要的利薮。七九三年，唐德宗开始税茶，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十分税一，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此后，茶税渐增，唐文宗时，特置榷茶使。《新唐书·食货志》说，开成年间（唐文宗年号），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要抽重税。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住宿税，称为搨地钱，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食货志》所说矿冶税抵不上一县的茶税，可能是指产茶的县，也可能是指销茶量大的县，不论是指那一种县，茶税无疑是重要的税收。

六户口

劳动人民是立国的根本。户口殷繁，自然人力充足，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公元二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据西汉最后一次的户口记录，中国人口已达到六千万。这个人口数，看来似乎不算小，但对当时的疆域说来，除了中原地区人口稠密，其余地区人口却是稀疏的。《汉书·地理志》说，垦田仅占可垦田的四分之一。事实也确是这样，广大的长江流域还远没有开发，更不用说岭南地区。自东汉末一直到隋末，由于战争破坏，人口遭受可骇的损失。统治阶级大量杀人的罪恶行为，就在他们的史书里，也无法掩饰。两汉统一后得到进展的封建社会，因此基本上停滞了四百年。唐社会保持一百几十年的安宁，人口才大体相当于汉的数字，接着又是唐中期到五代二百余年的战乱，黄河流域人口遭受惨重的损失，北方社会进展又基本上停滞了。

唐朝三个时期，户口数的升降，都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下面所举户口数，可以表示升降的趋向（数字不可拘泥）。户口下降，固然由于战乱和暴政，但流散终究多于死亡，自唐中期起，户口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原因之一是未沦为奴、客的流散户有时重新立户籍，有时逃走又成为流散户。

唐初期的户口

唐制：民自黄至老，都得编入户籍，户籍三年造一次。因为急需补充人口，《武德令》里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这种优厚待遇，自然会增加内附的人数。唐太宗初年，全国不满三百万户，到六五○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户部奏报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余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显然是在贞观政治影响下，大量流散户恢复户籍，并且吸收了边境外的非汉族人。此后，唐户口依靠人口繁衍、流散户复业、边境外居民内附等来源，一直在上升。七○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余。这是武则天结束执政的一年，户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上与贞观年间相同。七二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这是宇文融两次检括逃亡户以后的数字，其中不免有浮报，但速度仍不变，即二三十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有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七四○年（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七二六年至七三二年，仅仅六年间，增加到八十万户。七三二年至七四○年，仅仅八年间，增加到五十五万户，当时唐玄宗正在准备“大攘四夷”，谋兴边功，吸收大量边境外居民入境，作为主要兵源，十四五年户激增一百三十余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当是从边外迁来。此后藩镇叛乱，长期割据，自成风气，河北三镇被看作化外，三镇兵将多是非汉族人，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七四○年的户口数，是唐前期户口的最高记录。唐制，户分九等，丁多的普通民户，等级较高。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时别籍异居。七四二年，唐玄宗令州县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两丁徭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朝廷宁愿放免丁役，不许无故析户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继别户，新析户仍须与本户同等级，不得下降。供应徭役，与本户共计丁数，不得借口析居减免。朝廷重视丁多的民户，是因为这一类户能供给徭役和庸绢。假如一户有十丁，朝廷按户抽两丁服徭役，还有八丁出庸绢共十二匹。假如十丁分为五户，按户抽一丁服役，剩下五丁只能出庸绢七匹又二丈，再加因故减免，朝廷所得更少。唐制：封君所食真户，每户一定要有三丁以上。唐中宗时，太平、安乐两公主有势力，所食户都选择多丁的高户，足见不满三丁的小户，不能满足剥削者需求。朝廷所以重视多丁户的原因，也就很明白。

户分课户、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户称为不课户，不课户有多种：（一）贵族和外戚的亲属；（二）九品以上的职事官和勋官；（三）各级学校的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籍的人都免课役；（四）老（六十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指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五）有勋的百姓（从军有功，但非勋官）免课役；（六）新附户暂免课役，如春季来附，免役，夏季来附，免课，秋季来附，课役都免。以上各种免课役的人，在唐前期，大概为数不多，因之户口数中没有指明不课的户口数。

经过一百多年的安宁，开元末年户口数加上逃亡户口，人口总数大体上恢复到东汉末年的水平。

唐中期的户口

天宝年间，三年一造户籍的法令不再举行，户口数可能是从租税数推算中得出来的。安史作乱以后，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赋税等于公开的抢劫，百姓大批逃亡，户口数更难凭信。行两税法以后，户口又比较有些准则。这三种户口数，用来看当时政治与户口升降的关系，还是可以作据的。

（1）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2）七五四年（天宝十三载）——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唐朝户口的最高记录，但在数字上还不及西汉末年的户口记录。

（3）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天下户总数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其中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人口总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其中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通典》说这是“唐之极盛”，《通鉴》、《通考》都以七五四年户口为唐之极盛，三书所记户口数，疑同出于一个原材料。《通鉴》户数为九百零六万，《通考》为九百六十一万，《通典》为八百九十一万，九百与八百，六万与六十一万，六十一万与九十一万，必有传写的误字。按《通典》说，西汉末年户有一千二百二十万，唐比西汉少三百余万。按《通考》所记唐户数比西汉只少二百五十余万，显然有误。《通典》、《通鉴》所记唐户数都比西汉少三百余万，但《通典》、《通考》两书都作几十几万，《通鉴》独作几万，应以几十几万为是；《通考》九百六十一万不合少三百余万的说法，因之，七五四年或七五五年的户数当以《通典》八百九十一万有余为是。杜佑献《通典》在八○一年，上距天宝不过四五十年，《通典》所记一般说来应该较为可信。至于《通典》户总数与课户不课户的合计，口总数与课口不课口的合计，都小有出入，自然也是传写有误。《通典》所记不课户比课户少，不课口与课口相比，竟多至五比一，实难通解，只好存疑。杜佑估计，连同逃亡户，天宝户实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照杜佑的估计，逃亡户约有四五百万户，所谓逃亡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被贵族、官吏、地主、商贾、寺观所奴役的各种私属，其中庄客尤占绝对多数，唐朝这些统治阶级中人，无不生活优裕，尽量享乐，就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被奴役的逃亡户。

（4）七六○年（唐肃宗乾元三年），《通典》说，本年有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内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有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内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通典》又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余。损户加现存户只有七百九十一万，疑现存户应是二百九十三万，但不课户、课户的合计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不课户一百余万可能是二百余万之误）。不课户、不课口与课户、课口的比例，也同样不可解。书籍上数字大抵错乱难凭，乾元户口数只能表示安、史乱后，户口骤减，唐朝廷的地位非常危急。

（5）七六四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有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广德户数比乾元户数多一百万，余数大体相同，广德口数与乾元口数也大体相同，疑依据同一原材料，《通典》记在七六○年，《通鉴》、《通考》记在七六四年。

（6）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通考》说，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零七十六。《通典》说，主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共得三百一十余万。《通考》所记两税户本于《新唐书·食货志》，与《通典》不符，《通典》当较为近似。

（7）八○七年（唐宪宗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通考》所记户数）。本年，李吉甫献所著《元和国计簿》。据《国计簿》所记，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方镇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以上是朝廷所属边境八镇），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以上是藩镇割据的七镇）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报户口、不纳赋税。其余许多方镇也留用本境赋税，还要朝廷发给养兵费。朝廷每年收入，主要来自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国计簿》指出，朝廷每年收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等税共得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缗）、石，比天宝赋税短少并不太多，纳税民户却比天宝少三分之二以上。唐肃宗以来，江、淮民众负担奇重，统治者依然骄奢淫佚，有恃无恐，《国计簿》正好给这种现象作了具体的说明。

重税下民众被迫逃亡，有些确是逃亡到别州，有些就在本地隐藏，官吏从而大获私利。唐宪宗时吕温作衡州刺史，奏称本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去贫穷、死绝、老幼、单独等户，堪差科户有八千二百五十七。吕温到任后，查出官吏隐藏（私自收税的）不纳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吕温说“与其潜资（私利）于奸吏，岂苦均助于疲人”（与差科户同负担）。朝廷并不因此惩罚收私税的官吏，足见朝廷对地方官的控制力已经是十分衰弱。纳私税户多于纳官税户，以此为例，杜佑曾估计天宝年间户口，逃亡户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说，不是缺乏根据的。

战乱和重税，使得民众逃亡，户口大耗损。但在朝廷、官吏、庄主等剥削者方面，收入并不感到困难，因为只要民众还生存着，他们就有利可取，不逃亡户被剥削，逃亡户也同样被剥削。

唐后期的户口

（1）唐穆宗长庆年间，《通考》说，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新唐书·食货志》作三百三十五万。《通考》说，唐敬宗宝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河南河北三十余州，一向割据，不纳贡赋。唐宪宗连年用兵，取得暂时的统一，三十余州奉朝廷制度，申报户口。可是，八二二年（长庆二年），河北三镇又告割据，朝廷新增州县并不多。长庆、宝历户口激增的原因，似与唐暂时统一关系不大。八一一年，唐宪宗在制书里责备州刺史说，自定两税以来，以户口增损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一个标准，因此，地方官用析户的方法作出虚数，又招引逃亡户入境，作为新附户，“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反而使人心动摇，土著愈少。唐宪宗说税额没有增加，是贪得无厌的谬见，地方官申报虚数，却是实在情形。唐后期几个户数，其中一部分应是虚数。

（2）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有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3）唐武宗会昌初年，有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年，有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开成四年到会昌初年，不过两三年，为什么户数骤减。会昌初年到末年，不过四五年，为什么户数骤增。八五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上距会昌六年不过七年，为什么全年税收只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租税五百五十万余缗，榷酤（茶酒）八十二万余缗，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比元和初年税收，还不到三分之一，户数却比元和初年多一倍。这都说明唐后期的户数，是地方官任便增减的虚数，真实户数是在减少，也就是朝廷纳税户大量被官吏、庄主、商贾等人夺去。自唐懿宗时起，诸方镇连户口的虚数也不报了，唐朝廷成为架空的朝廷。

唐前期行均田制，农民一般都得到土地，当时赋税较轻，政治较好，因之，田野开辟，户口渐增，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国家声威通到遥远的四方。这种富强程度，对过去所有朝代来说，是空前的，但对中国具备着的富强条件来说，唐前期的成就还是很有限的。以州县等级为例，上州不过四万户以上，中州不过二万户以上，下州不满二万户；县是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可见上州、上县的标准并不高。照杜佑所说，天宝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一户以五口计，全国不过六七千万人，与土地相比，州县一般是地旷人稀，大有开发的余地。可是，剥削阶级贪欲的增长，比民众发展生产的速度高得太多，兼并愈来愈剧烈，赋税也愈来愈繁重，为争夺剥削权又发动战乱，战乱更加重了民众的痛苦。民众在残暴统治下，逃亡现象愈趋严重，生产力逐渐萎缩，到后来竟至无法再生产，最后爆发大起义，惩罚剥削者。唐中期和后期，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厉行兼并、重税、战乱三件事，使得唐前期的繁荣社会遭受大破坏。

第五节唐朝经济（下）

唐前期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农民与工商业者关系较少，统治阶级的搜括也还不是过度残酷，工商业因而受到一些限制，发达是较缓慢的。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整个统治阶级的骄侈浪费，再加以战乱频繁，南北物资更需要流通，自唐中期起，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行两税法以后，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刻剥民众，取得大量财物，工商业得到空前的兴盛。官商搜括获厚利，另方面，自然就是民众被搜括得无以为生。不过，商业的发达，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间，经济上的联系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对社会的发展也还是有些积极作用的。

一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供宫中或朝廷使用，私营手工业生产商品，供商贾贩卖致富，但商贾借以致富的商品，主要还是广大农民农妇生产出来的谷物和布帛。官营手工业

宫中、朝廷的用具以至军需、营造，凡属于百工的事业，都设有专官掌管。少府监、将作监是各工官的长官。下面略举两监及所属各工官的职掌，可以推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

少府监（尚方监）——总的职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务。除了率领五署等属官，本监还掌管（1）供给天子和后妃常规的器物、服饰以及祭祀用的玉器、朝会用的仪仗。（2）训练工匠。训练期各工不同，精细刻镂工四年，车舆、乐器工三年，刀矟（音朔shuò）工二年，矢镞、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传授家传技艺，每季由官考试一次，年终大考一次。工匠制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所用艺术品和美丽服饰。附设有金银作坊院。

左尚署——掌制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妇的车辇，兼领刻镂、蜡烛等作坊。

右尚署——掌马辔加工以及制造刀剑、斧钺、甲胄、纸笔、茵席、履舄（音戏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领皮毛作坊。

织染署——掌织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组绶及织染锦、罗、纱、縠、绸、絁、绢、布。特织品有瑞锦、宫绫，织成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形状，文彩奇丽，织法是唐初贵族窦师伦所创。这些特制品，设专官监视，不许流传到外面，一年中用费和织成的匹数，都得奏明。每当掖庭织锦，特给酒羊，七月七日（夏历）祭杼乞巧。唐代宗时，下诏说，在外所织造的大张锦、独软锦、瑞锦等并宜禁断；义绫锦花文织成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羌样文字（梵字）等也应禁断。照诏书所说，瑞锦宫绫的织法也流传在外面，并且花样繁多，技巧不比内作差。织染署所领作坊有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杨贵妃得宠，专为贵妃院作工的织工绣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织锦巧儿。

掌冶署——掌熔铸金、银、铜、铁，造成器物，兼领涂饰琉璃、玉等作坊。

将作监——总的职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务。类似建筑工程师的高级匠人称为长上匠，州出钱雇用，因而也称为明资匠，名额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传》，说“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这种长上匠。将作监率领下的各官有：

左校署——掌木工。宫室有定制，凡官修的宫室，都归左校署承办。

右校署——掌土工。杨贵妃的二姊虢国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后，召工圬墁，工价二百万（二千缗）。工匠要求特赏自己的技艺，虢国夫人赏红罗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说，请取蚂蚁蜥蜴若干，放在堂中，过些时查点，如果短少一个，连工价也不敢要。大建筑物不许有蚂蚁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艺。

中校署——掌舟车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兽并制造碑柱、碾硙及瓶缶，又制造各种明器。

军器监——掌制造弩与甲，有弩坊、甲坊。

据《唐六典》说，少府监有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匠一万五千人。两监挑选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县专立户籍，按番到两监服役，称为短番匠。也有在家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织锦曲》说：“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按限日缴纳织物，大概是对待女匠的一种办法。如工程不多，工匠无须上番，或两监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户出钱交给两监。技艺最高的工匠称为巧手，选入两监所属各署供职称为供内，被选后不得纳钱推辞。供内工匠有缺额，先补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铸匠中，如有巧手，可补为正工。两监工匠从全国工匠中选拔出来，尤其是供内的工匠，选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贵族需要的工艺品，两监能够全部供给。两监是手工业的精华所在，虽然对民众生活毫无益处，但制成的物品，足以代表当时手工业技巧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少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织纴，将作监最重要的业务是建筑，下面举一些例，说明当时技艺上的成就。

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的毛裙两条，料用百鸟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看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上。每条值钱一千缗。又令尚方取百兽毛织成鞯（音煎jiān，鞍垫）面，呈百兽形状。自安乐公主作毛裙，贵官家里妇女多使织工仿制，南方奇禽异兽被猎获，几乎绝了种。

武则天在洛阳用铜、铁铸天枢，高一百零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有铁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铜制蟠龙、麒麟萦绕铁山。天枢上置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罗造模。又铸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图画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又铸十二时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则天在洛阳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层，上层作圆盖形，用九龙捧圆盖。顶上置一涂金的铁凤，高一丈。堂中有十围的大木，上通顶，作为明堂的总柱，各种结构都依大木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级，到第三级，便可俯视明堂。上列三例，说明织纴、冶铸、建筑在技艺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少府监属官有铸钱监，分散在产铜地区，是一种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合宜。隋文帝时铸五铢钱，实重五铢，与汉五铢钱重量相同，形状也相似，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铢钱一千重五千铢，二十四铢为两，五千铢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两。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古十三斤有余等于隋四斤五两，每一五铢钱重六分九厘余。唐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累（十累为一铢）。这里所说一铢、一累，等余古三铢、三累，二铢四累等于古七铢二累，比汉、隋五铢钱加重二铢二累。开元通宝钱一千重六斤四两。每钱一枚重一钱。自唐高祖创制一枚重一钱的开元通宝钱，下至清朝，基本上相沿不变，与五铢钱成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系统。全国铸钱炉最多时（天宝）有九十九处，每炉每年铸开元通宝钱三千三百缗，全国每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唐肃宗铸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十。又铸一种乾元重宝钱（一缗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钱五十。钱法紊乱，物价腾踊，米一斗价至钱七千，贫民大批饿死。唐代宗时两种乾元钱罢废，专用开元通宝钱，一直到唐亡。铸钱要有技艺，官出重价募工匠。天宝年间每一炉用工匠和丁役共三十人，用原料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工本值七百五十文，足见铸钱赢利是朝廷很大的一宗收入。

私营手工业

唐朝私营手工业，比以前朝代都有显著的发展，南方手工业特别显出它的重要地位，南北技艺交流，推动整个手工业前进。

七四三年（天宝二年），韦坚引浐水到望春楼下，积成广运潭。唐玄宗登楼看新潭。韦坚聚江、淮漕船数百艘，使一个官员坐第一船作号头，口唱《得宝歌》，船上有盛妆美女一百人和歌，鼓笛及外国音乐齐奏，来到望春楼下，后面漕船各写郡名，依次衔尾前进。船上满载本郡特产，如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船载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江苏镇江市）船载京口绫衫段，晋陵郡（江苏常州市）船载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浙江绍兴市）船载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广东广州市）船载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市）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县）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船载蕉葛、蚦（音南nan）蛇胆、翡翠。吴郡（江苏苏州市）船载方丈绫。漕船来自数十郡，驾船人都南方装束，戴大笠子，着宽袖衫、草鞋。漕船排列在楼下，京城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船桅，看如林的桅竿看呆了。韦坚奏上诸郡轻货，府县乐队和教坊（宫中乐队）相次奏乐，唐玄宗大喜。这是一次盛大动人的南方手工业品和特产的水上展览会。这里只记载几个郡的手工业品和特产，想见其余各郡，产品种类也不少。例如纸，据《唐六典》所载，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婺（治金华，浙江金华）、衢（治信安，浙江衢县）、越等州的上细黄白状纸，均州（治武当，湖北均县北）的大模纸，宣、衢等州的案纸，蒲州的细薄白纸。韦坚献轻货，只宣城郡（宣州）有纸，《唐六典》则有许多州产名纸。以此为例，说明全国各州都有好产品，南方诸州产品更多。七三七年，唐玄宗令各州租税改用土物送京城；七四八年，又令各州租税变为轻货送京城，土物即轻货，足见朝廷对轻货有很大的需要。李肇《国史补》说，天下通用的物品，多得不可计数，如丝布作衣，麻布作囊，毡作盖，革作带，内邱（河北内丘县）白瓷瓯，端溪（广东德庆县）紫石砚，天下人都通用。

（1）织纴业

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唐六典》记载全国各地织物的质量，大抵北方诸州长于织绢，南方诸州织布较多，看下页所列表，可知大概。

《国史补》说，越州（会稽郡）人向来不擅长丝织，薛兼训为浙江东道节度使，募军中未曾娶妻的人，多给财物，到北方娶织妇回来，每年得数百人。从此越俗变化，竞添花样，绫纱精妙，在南方有名。这是交流技艺的一个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业技艺提高的重要原因，南北互相需要和对外贸易的扩大，是唐朝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劳动妇女无不从事织纴，绢和布与农夫所生产的唐代各州纺织品等级表

质量绢纻火麻赀布

第一等宋、亳州复州宣、润、沔州黄州

第二等郑、汴、曹、怀州常州舒、蕲、黄、庐、和、晋、

岳、荆州泗州滑、卫、陈、魏、相、冀、扬、湖、沔州徐、楚、庐、绛、楚、滁州

第三等德、海、徐、泗、濮、徐、寿州兖、贝、博州沧、瀛、齐、许、豫、仙、苏、越、杭、澧、朗、潭州泽、潞、沁州

第四等棣、郓、深、莫、洺、邢、蕲、庐州恒、定、赵州颍、淄、青、沂、密、寿、衢、饶、洪、京兆、太原、

第五等幽、易、申、光、安、唐、

婺州汾州随、黄州益、彭、蜀、梓、汉、剑、郢、江州

褒、洋、同、

第六等遂、简、绵、襄、褒、邓岐州

州资、眉、邛、雅、嘉、陵、台、括、抚、唐、慈、坊、

第七等阆、普、壁、集、龙、果、睦、歙、虔、宁州洋、渠州吉、温州通、巴、蓬、金、均、开、泉、建、闽、登、莱、邓州

第八等合、兴、利，泉，律，闽袁州

州

第九等金、均、合州米同为社会的基本财富，固然，很大一部分绢布被统治阶级搜括去耗费了，但还有一部分，唐朝用来对邻国进行赠送或贸易，发生政治上商业上的重要关系。中国在唐朝时期呈现的盛大景象，织妇与农夫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在一般技艺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特技，显示民间卓异的创造力。敦煌千佛洞发见唐朝薄绢，并绣有精细的佛画。据记述这种实物的人说，千佛洞所有的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挂在穹门或到佛堂去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幡两面都有绘画，风中尽管摇摆，人们总可以看见绘画。美丽的挂幅是用丝线彩绣的，人物如生，绣工甚精。唐时织纴和刺绣的技艺，既有实物作证，因之，下列文字记载的诸例，也应该可信。

缭绫——白居易

《缭绫篇》说，“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这是用青白两色丝织成的花绫，丝细质轻，费功极大，宫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随便浪费了。统治阶级中人只求快心悦目，民众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中，缭绫作舞衣，对他们说来，不过是最小的一种浪费。

八梭绫——邺中李母村人织绫，必三交五结，号八梭绫，一匹值米五筐。三交五结，是说一种特殊的织法，费功自然很大。

轻容——无花薄纱，是最轻的一种纱。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出轻纱，入手似无重量，裁作衣服，看去象披轻雾。一州只有两家能织，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传入别人家，说是从唐朝传来已有三百余年。亳州纱可能就是轻容的一种。

轻绢——一匹正够四丈，称起来只有半两。《太平广记》记载此物，小说容有夸张处，极轻当是事实。

红线毯——白居易

《红线毯篇》说，“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据诗人说，织造这种广十丈余的大地毯，要用丝一万多两。同情民众的白居易，禁不住慨叹“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桂管（广西桂林）布——布质粗涩，厚重可以御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时，夏侯孜着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着桂管布，满朝官员都仿效，布价骤贵。

唐朝织纴业的发达，也可以从下列的一些事例看出来。琼山郡（广东琼山县）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织花缣文纱的女奴。定州大富豪何明远，在驿站旁开设旅店，专住外国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这种规模甚大的织造，显然与对外贸易有关。由于织纴普遍发达，原料的生产也随着发达。唐高祖时，梁州野蚕成茧，百姓采用野蚕茧。唐太宗时，滁（安徽滁县）、楚、濠（安徽凤阳）、庐等州都采用野蚕茧。唐玄宗时，益州献三熟蚕。唐代宗时，太原民韩景晖养冬蚕成茧。野蚕被利用，又是织纴业的一个进步。

（2）染色业

染色业中新技术，有柳氏女所创印花法。《唐语林》说，唐玄宗时，有柳氏女，性巧慧，使工镂板为杂花，印在织物上。柳氏女献一匹给王皇后。唐玄宗看到，很喜欢这种新制，令宫中依样仿造。当时秘惜印花法，不许外传。后来逐渐流行，成为极普通的衣料。

（3）坑冶业

唐制：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矿税。《新唐书·食货志》概举坑冶数：“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六）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从文字看，似一百数十处坑冶，都在陕、宣等六州，事实上，他州不能不有坑冶，疑这是唐初收税的矿，不曾收税的矿不在此数中。此后矿数常有增减，大抵以收税与否为准。六三六年，权万纪上书说，宣、饶二州银矿丰足，派官开采，每岁可得数百万缗。唐太宗革权万纪官，使还家。足见官是不采矿的。唐高宗时，废陕州铜冶四十八。这里所谓废，当是采矿的业主因矿竭报废，官不再收税。七二七年，初次收伊阳县（属河南府）五重山银、锡矿税。这也是私人采矿官府收税的一个说明。七七九年，唐德宗下诏说，邕州金坑，任人开采，官不得占。唐德宗时，规定天下坑冶统归盐铁使收税。从此，在征收矿税上，朝廷与地方官发生了矛盾。唐文宗大和年间，盐铁使王涯奏称，今兖郓、淄青、曹濮等三道私自占采坑冶，出产铜铁甚多。王涯要求朝廷勒令三道长官还给盐铁使，以便照例收税。王涯又免采炼民户的其他差役，实际就是立坑冶户，朝廷直接占坑冶。开成年间，朝廷退还诸坑冶给州县，朝廷收得的矿税，总数不过七万余缗，比不上一个县的茶税。这是因为朝廷有甘露之变，宦官对地方官让步，换取对宦官势力的承认。唐宣宗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请收回坑冶收税权，当时朝廷还有些威望，算是收回了一部分。唐宣宗以后，朝廷大概连七万余缗也收不到。

《新唐书·食货志》载有两个采得的矿物数字。唐宪宗元和初年，每年采得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唐宣宗时，每年采得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这种数字未必真实，实际产量可能还要多一些。

唐朝采矿业规模不大，因为缺铜，豪富人家销毁开元通宝钱，取铜铸恶钱并制铜器（包括铸造佛像），唐德宗时市价，销钱一缗，得铜六斤，每斤值钱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钱愈益稀少，农民很难得到现钱。八○四年，唐德宗令市上交易，可用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并行。八二一年，唐穆宗令两税改收布、丝等实物，惟盐、酒税用钱。所谓两税改收实物，只是允许纳税人免缴现钱，用实物折合税钱，并非废除两税收钱的定制。唐文宗时，又宣布交易可钱谷并用。这都说明行两税以后，钱重物轻的现象特别严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新唐书·食货志》），官在收税时用物折钱，也大获轻重的利益。只有生产实物的民众，永远处于物轻的地位，被有钱有势的人抑价操纵，肆行敲剥。市上钱少对剥削者反而有利，因之朝廷急于要钱，但不急于铸钱。

钱重物轻的原因，一是铸钱太少，二是私家囤积和佛寺用铜造像。唐宪宗曾下诏，禁止积钱，富家积钱过五千贯，处死刑，王公大臣积钱，受重罚，钱没入官。原来京城市上所积钱，很大部分是方镇将帅的钱，一个将帅名下，至少也有五十万缗；一部分是富商的钱，富商与左右神策军有关系，私人钱托名为神策军官钱，得到宦官的保护。京兆尹想执行这个严诏，但根本行不通。唐文宗又禁积钱，允许富家积七千缗，余钱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三大都会，也照京师例禁积钱。结果还是行不通。唐武宗时，废灭各宗教，铜像钟磬炉铎全部销毁，州县得到大量的铜，又令各州按开元通宝钱模型自铸州钱，与朝廷铸造的京钱同样通行。要改革钱重物轻的积弊，这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可是，唐宣宗即帝位，以否定会昌年间的一切措施为施政方针，销州钱改铸铜佛像，恢复钱重物轻的积弊。官商利用轻重的差别获取厚利，发生官商与民众间的矛盾，民众因贫穷不能满足朝廷收税的要求，发生朝廷与积钱者间的矛盾。唐宪宗、唐文宗禁积钱，唐武宗铸州钱，都是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但都没有成功，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继续到唐亡。

金银产量远比铜少。除了岭南地方钱与金银丹砂象牙同用作货币，其他地方只是当作一种宝，可在市上买卖。《新唐书·食货志》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这是唐宪宗元和初年的禁令，意思是督促采矿人专心炼铜。但金银既然是宝，统治者首先是皇帝自然也要搜括这种宝。一九五六年西安市发现天宝时银铤四个，各重五十两。银铤上刻呈进的郡名和官名。郡名是信安、宣城、郎宁和南海。信安郡即衢州，宣城郡即宣州。衢、宣二州在采矿六州数中。郎宁郡即邕州，南海郡即广州。邕、广二州在岭南，本是用金银的地方。往年发现的唐宣宗时端午节进奉银铤一个，重五十两，进呈官是浙江西道都团练等使兼润州刺史。润州也在采矿六州数中。据这些少数银铤的呈进地看，似乎有土贡的性质，不产银的州不一定要贡金银。八八八年，朱全忠派人带银一万两到魏博镇籴米，用银作货币来使用，值得注意。八九四年，浙东威胜军（治越州）节度使董昌大肆搜括，向朝廷贡献财物，每十天发一纲：金一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一万五千匹。董昌曾发若干纲，史无记载，但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银。可以想见，有了相当数量的银，随着交易上的需要，就会出现用银当货币的趋向。

（4）造船业

建造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舰，历朝相沿，造船工匠积有丰富的经验。唐太宗想再伐高丽，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刘晏做盐铁转运使，在扬子设十个造船场，造漕运船只。这都说明唐朝造船能力是强的。在一般造船技术外，还有一些新的创造。

唐德宗时，荆南节度使李皋造战舰，用人力踏两轮，速度象奔马。

刘恂（唐昭宗时人）《岭表录异》说，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缚船板，用橄榄糖涂抹，糖干后船极坚固，船底如涂漆，便于速进。橄榄糖是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采来与橄榄树皮、叶同煎调和，制成象黑饧的膏，涂海船极坚滑。唐朝航海大船，举世无匹，可能就是刘恂所说的贾人船。

（5）制瓷业

唐朝制瓷技术，已经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瓷器普遍使用，各地多有制瓷窑，其中还有不少是名窑。陆羽（唐肃宗时人）《茶经》所举越、鼎（陕西泾阳县）、婺、岳、寿、洪等州，都是当时著名的制瓷地方。邢州窑（包括《国史补》所说通行天下的内丘窑）与越州窑是唐朝南北诸窑的代表窑，瓷器品位不相上下。陆羽按照瓷色与茶色是否相配来定各窑优劣，说邢瓷白盛茶呈红色，越瓷青盛茶呈绿色，因而断定邢不如越，甚至取消邢窑，不入诸州品内。天宝时，韦坚献南方诸郡特产，豫章郡（洪州）船载名瓷，足见洪州瓷一向著名。陆羽因洪瓷褐盛茶呈黑色，定洪瓷为最次品。瓷器应凭质量定优劣，陆羽以瓷色为主要标准，只能算是饮茶人的一种偏见。

中国最优良的瓷器产地江西景德镇市，唐时属饶州新平县，唐玄宗改称新昌县，又改称浮梁县。《浮梁县志》说，唐高祖时，昌南镇（景德镇）民陶玉献瓷器，称为假玉器，昌南镇瓷由此名闻天下。昌南镇有制瓷业（《江西通志》载陈后主曾令昌南镇制陶础，巧而不坚），唐时制法有改进，但未必已能生产名瓷。韦坚所献南方轻货，名瓷独举豫章郡；陆羽比较越、邢两种瓷，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如果昌南瓷类玉，而且唐初已名闻天下，陆羽似不会遗忘。昌南制瓷技术提到高度是在北宋时，在唐朝还未入名瓷之列。

唐三彩也是名瓷的一种。所谓三彩，就是在无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铅黄、绿、青等色画成花纹，烧制成瓷器，因是唐朝创制，称为唐三彩。

（6）磨面业

磨坊一般用马牵硙，有水力处，设水磨。不过，普通民众是不能有水磨的。水磨的所有者都是权豪、富僧、大贾等有势力的人。这些人霸占河道，筑高堰阻水，利用水力推动碾硙，妨碍河道两岸农田的灌溉。例如郑白渠（在陕西泾阳）本来溉田四万余顷，到唐高宗时因水磨大增，只能溉田一万余顷。唐代宗时，只溉六千二百余顷。足见富贵人的水磨是农民的大害。

《旧唐书·高力士传》载高力士在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每天磨麦三百斛。这是筑特别高的堰，使水力大到能并转五轮，农田受害自然更大。不过，单从制造水磨的技术上说，一轴能转动五具磨，却是一个新创制。

（7）印刷业

唐初已有印刷品。《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施给四众（僧、尼、善男子、善女子）。后来逐渐流行，见于记载的也渐多。八三五年，唐文宗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里说，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历日，在市上发卖，每岁不待司天台奏准颁下新历，私印历本早已通行天下。佛像和历本都是大数量发行，利用印刷术是很自然的。纥干泉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司空图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说印本逐渐散失，想再雕印版。柳玭《家训·序》说，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在成都市上看书，多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一类书，又有字书小学，雕版印纸，模糊不很清楚。依据这些事例，唐朝印刷业在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发展着，印刷技术也自然在继续改进。现存唐朝印本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全卷长十六尺，高一尺，卷首刻佛像，下面刻经文全部。又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印本陀罗尼经咒一方，约一尺见方，中刻佛像一尊，环绕佛像刊印梵语经文，四边印各种小佛像。这两件仅存的实物，足以证明印刷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为五代北宋的印刷业准备了条件。（8）造纸业

造纸是极普通的一种手工业。因原料和制法不同，各地多有特产，如萧诚（唐玄宗时人）善造纸，用山西野麻及虢州（治弘农，河南灵宝县）土谷，五色光滑，称为斑石纹纸。又如薛涛（唐宪宗时人）侨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深红小彩笺，用来写小诗，时人称为薛涛笺。用纸写字印书以外，还有糊窗的纸，专包茶叶称为茶衫子的纸和作纸钱的纸。《封氏闻见记》说，送葬用纸钱，从魏、晋时开始，现在自王公至于庶民，通行纸钱，葬时焚化。纸的用途极为广泛，足见造纸业的发达。

（9）制糖业

六四七年，唐太宗遣使人到天竺摩揭它国学熬糖法，令扬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汁，如法制糖，色味远胜西域糖。《元和郡县图志》载蜀州贡沙糖，青州贡糖，足见制糖法已经流传。《幽燕记异》说，茅草地冬季烧去枝梗，到春季掘取土中洁白的余根，捣汁熬制，得糖味极甘，称为洗心糖。又有糖霜（一名糖冰），制法是唐代宗时人邹和尚所传，原料用甘蔗，遂宁（四川遂宁县）产最有名。

上列手工业只是许多种手工业中的一小部分，唐朝手工业生产确是超过以前各朝代。唐朝农业生产不见显著的提高，据各种记载，田有地势高下、土壤肥瘠、年景丰耗的区别，平均计算，一顷田不过得粟一百斛或米五十余斛，这和东汉仲长统所说平均一亩产粟三斛（隋唐一斛等于东汉三斛），北宋范仲淹所说“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上资政晏侍郎书》），产量相等，农业的进展，比不上手工业的进展。凡是精美的手工业产品，总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统治阶级从农民得到米绢布或钱，转向手工业者取得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之，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物的增加是联系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朝代，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剥削者取得大量的财物，借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后，手工业比两汉大进一步而且继续进步着的原因在此。这种情形对唐朝说来，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关系较密的商业也一直在上升。

二商业

商业在交易有无、加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与四邻各国进行贸易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商人对农民和手工业工匠，剥削的残酷，并不次于以皇帝为首的官吏。官与商各有一套剥削方式，韩愈说官商卖盐事，可以当作一个例。

八二二年，有一个官替唐德宗想括钱法，建议官自己卖盐，可以获利一倍。韩愈逐条驳斥，说，乡村居民，很少有现钱，他们买盐，多用杂物交易，盐商什么东西都要，也有人一时没有杂物，先赊贷得盐，日后偿还。这是商人的剥削方式，居民得到一些必需品，仅有的一点杂物却被商人拿走了。韩愈又说，现在，如果吏人坐店铺卖盐，不得现钱，决不敢卖，贫民无钱买盐，官怎能获利一倍？又，贫家吃盐极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盐，如果官吏按户强迫买盐，势必用威刑逼勒民众出钱，这样，到处会发生骚动，对朝廷很不利。这是官府的剥削方式，用威刑要钱，不顾民众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夺，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尽民众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获利，官府用威刑获利，剥削的范围，同样广泛。商人所凭借的商品生产者自然是农民和手工业工匠。特别是行两税法以后，农民所有的米和绢布，必须先变钱才能纳税，商人因而有更多的获利机会，商业也就大大发达起来。

下面略述唐时商业的一般情况：

（1）市

两京市

全国最大的市是西京、东京两市，两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条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东有五十四坊，属万年县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属长安县管。每坊广长各三百余步。东市（隋时名都会市）在朱雀街东，西市（隋时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两坊（两坊太小，恐有误）的地面。东市是四方财物的聚集处，有二百二十个行。贵族和官员住宅多在朱雀街东，因之东市商业尤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东市，居民多是浮寄流寓，人口比东市多。

东京市称为南市（隋时称丰都市，又称东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个邸和六十六个行）。南市占两个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个行，三千多个肆，四百多个店（《唐律疏议》“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旅舍也称为店，这里所说四百余店，当包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临德坊，唐高宗对立市。

州县市

下列诸市，也是较大的市。广州从来就是中外贸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广州贸易更盛。李肇《国史补》说，“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师子国（斯里兰卡）舶最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热闹）。”《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西江中有波斯、波罗门、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广州市规模自然远不及两京市，但在州市中与扬州同属第一等。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江、淮盐茶漕米和轻货，先汇集在这里，然后转运到关中和北方各地。扬州有大食、波斯贾人居住，多以买卖珠宝为业，朝廷在广、扬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见扬州也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诗人张祜（唐宪宗时人）《纵游淮南》诗，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句，商业大概比广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晋江，福建泉州市）唐时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愈德音》说，南海外国船来到中国，地方官应优礼相待，岭南福建及扬州的外国商人，除舶脚（船税）、收市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福建与岭南、扬州并列，足见泉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阳，江苏淮安县）、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荆州（治江陵，湖北江陵县）、明州（治鄞县，浙江宁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称扬一益二，就是诸州市中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各县也有市，如富阳（浙江富阳县）县市在县城西北隅，周围二里五十步。盐官（浙江海宁县）县市在县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盐亭县》（四川盐亭县）诗：“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县市商业，一般比州市小，山县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离州县城较远，在交通便利的地点因商业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称为草市。陈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县》（四川崇庆县）《建德草市歇马亭并天王院等记》，可以说明草市的情形。《记》中说，从前商人往来，苦无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乡立起一个草市。现在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山东陵县）与齐州临邑县（山东临邑）接壤处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里说，凡江、淮草市，都设在水路两旁，富室大户，多住市上，近十几年来，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抢劫，只有三年遭两次劫，没有一个五年得安。唐人诗文和小说中，多说到草市，想见州县市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这种草市与当地的大庄主有关系，杜牧所说富室大户，就是兼营商业的大庄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庙会

某地有大集会，商贾来会地出售货物，称为行市。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间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庙定期举行交易，称为庙会，性质与行市相似。

自两京到乡村，都设立大小不等的市，说明唐朝有比较发达的商业。

（2）行

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行有行头。《周礼》地官司市职：“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划分市地成行列，同类的货物陈列在同一行列内称为一肆。一肆立一肆长，贾公彦疏说，“若今（唐时）行头者也”。肆长由司市指派，是服徭役的性质，并非官吏。唐时行头也是服徭役的商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载中，市确是划分行列，如“伯有死于羊肆”（《左传》襄公三十年），“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

“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史记·循吏·孙叔敖传》），“曾不如索我于枯鱼之肆”（《庄子·外物篇》）。这里所说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汉书·食货志》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班固《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左思《吴都赋》“混品物而同廛”。这里所说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战国以下，尽管名目不一，市上同业商店开设在同一地点却是定制。隋、唐时肆专指各个店铺，行是若干同业店铺的总称。隋丰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数增加，显示唐商业比隋更盛。行有行头，又有牙人（也称牙子、牙郎、牙侩）。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

诸书所记行名，有金银行（又称金市）、铁行、太衣行、绢行、织绉锦行、秤行、肉行、鱼行、药行、鞦辔行等。以此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种类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长生药，道士献药方，内开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鸡膜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药行寻找，所有药店都说没有。一个大官要用白牛头作药，果然在肉行买到。大抵难得的物品，在行里总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开出的那种药方，药行才无法供应。

行是商店的组织，自然也是商人的组织。为商人制造物品的工匠，附属于商人，本身并不组织成行。如果工匠自己制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为有商人身分。唐时手工业工人没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为主、工匠为从的商业组织。隋、唐以前，行的意义仅仅是同类的货物须在市上同一地点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绝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权利，例如织宫锦巧儿李某，要求加入织锦行，行中人借口如今花样与前不同，拒绝李某入行，显然，行有行会的性质，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对政治、经济、文化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唐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就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交通仍保持畅达状态，这给商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陆路交通——全国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四条干线。东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长安至岐州（陕西凤翔县）以至成都（中唐以来改由郿县经汉中入成都），夹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丰足，每店备驴供客租用，称为驿驴。南路自长安至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再南入长沙经广西达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远行数千里，无须带兵器。上列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枢纽，从这些枢纽再到其他城市，同样安顺。例如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河西节度使驻在地，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

以上陆路交通是安、史作乱前情形，安、史作乱后，行路有时会遇到危险，但交通并未阻塞。唐玄宗时，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唐宪宗时，陆庶开福建陆路四百余里，两条新路的开辟，主要是为商业上的便利，想见其他地方也会有新开辟的商路。

水路交通——东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运多用船舶。唐宪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灾，谷价上涨，有人主张平抑谷价，观察使卢坦说，宣歙地狭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输入，如果抑价，商船不肯来，粮食将更困难。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运的作用自然更大。长江中大船，载重量不超过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驾驶工数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来往一次，获利很大。凡是大船都为富商所有，他们以船为家，居柂楼下，奏乐歌舞，使唤婢仆，生活非常安适。至于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谋生，大抵从事商业或运输业。

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通济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总干线，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所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元和郡县图志》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唐朝人特别感到通济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多在三门峡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改走陆路，两斛要运费一千文。民间苦于漕运，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经常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三门为害，漕运不畅，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陆驿——兵部属官有驾部，专管驿务，全国有官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七），其中水驿（备有船只）二百六十所，陆驿（备有马驴）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设一驿（不在通路上的驿称为馆），每驿有长，管理本驿，招待旅客。官驿馆在全国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对商业有很大的便利。

对外海陆交通——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所录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为数不少，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最为详备。《新唐书·地理志》采贾耽书，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七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陆路：（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自夏州（陕西横山县）通大同云中道；（三）自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东蓬莱县）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业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4）对外贸易

《唐律疏议》引《关市令》，说：“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西边、北边外诸邻国，向来有侵扰边境的惯习，唐禁止铁出关，显然是防止铸造兵器。其余禁物，衣料是要控制进关货物，目的在换取以马匹为主的各种牲畜，真珠、金、银、牦牛尾，国内稀少，不愿外流。少府监属官有互市监，在边境上掌管外国贸易，可见唐对西北边市，商业与军事兼顾，不许商人任意谋利。

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远国，不会发生军事行动，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收税，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织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进的资格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的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可以设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货。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据当地考古学者的论证，铸铁技术自中国传入，对当时还在铜器时代的社会，起着推动作用。依据这些事例，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商人曾对海外诸国作出了贡献。

（5）大商业和商人

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当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唐德宗借长安富商钱，仅得八十余万缗，搜括僦柜的钱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万缗，足见柜坊是大商业。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里说：自今以后，如有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发觉后，钱物没收。柜坊明知事情，代为隐瞒，不来告发，要严加惩罚。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店。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诏说，近来公私放债，取利息颇多，自今以后，天下放债或收息，私人只许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规定四、五分，实际收息当高于规定。

开设柜坊的人，自然是巨富，还必须与权贵有关系。长安大商小贩多列名神策军籍。求官人通过柜坊等富商向宦官买官职，宦官也通过柜坊等富商成为工商业者的政治代表。

次于柜坊的大商业有盐商、茶商及波斯珠宝商。八八○年，侯昌业上书斥责唐僖宗和田令孜，说“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杨师立《数陈敬瑄十罪檄》里说，“搜罗富户，借彼资财；抑夺盐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盐铁转运使高骈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夺取。田令孜强夺富商，失去作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与富户胡商的关系，高骈却说得很清楚，即这种人受朝廷保护，与官吏相辅而行，刻剥民众使陷于饥寒的绝境。黄巢在广州为什么杀胡商，理由就在这里。

隋炀帝时商业已很发达，唐高祖时富商郑凤炽（一作邹凤炽，说是唐高宗时人），家产不可计数，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与权贵往来，势倾朝市。曾对唐高祖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里还有余绢。这种记载未必可信，郑凤炽是隋、唐间巨富，却是事实。唐太宗时，安州（湖北安陆县）人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赐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唐高宗时，安州人彭志筠愿献出绢布三万段助军费，赐奉议郎（从六品上）名号。武则天时，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内殿赌博。唐玄宗时，京城富商王元宝，被称为天下至富，也称为王家富窟。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来往，但除两个姓彭的人，得低级文散官名号，其余都没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时辛替否《陈时政疏》说“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势，更便利于剥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士族称为清流，作官称为清资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下面举出士流兼营商业的事例。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当是上字之误）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诏书说，近闻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东西两市及近场（市场）处广造店铺出赁，妨害商贾的利益。自今以后，凡出赁店铺，每间每月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依法令清资官不许置产，已造的店屋准许出卖。开元末年，朝政已极腐朽，这种诏书，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谓高尚，并不求有实效。唐肃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千万当是万缗钱，她在短期内成巨富，自然是凭借贵族势力。其他官员势力较小，获利也会少些。商业与官势相依附，才能获更多的利，是很显然的。唐代宗时，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不得与商人争利，在扬州所设邸店，一概禁止。原来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托名军用，派人到扬州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官势再加军势，不仅普通商人受损，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敌。唐代宗下令禁止，据《唐会要》说，诸道的店铺“至是乃绝”。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拥护，但地方长官势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暂时的禁绝。

京城大商业多使用地方长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大将出身。大将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给中尉，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自身还私蓄一大批钱存放在商店。足见唐中期以来，极大部分的钱是在神策军系统的内外各级军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业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说听说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归根说来，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剥削民众以外，还利用商业作为另一种剥削手段。商业特别是高利贷业和奢侈品业的兴盛，正说明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和合流了的官商贪得无厌。

京城有大量的方镇存款，大商业也多是方镇所经营，因此，唐宪宗时，出现一种称为“飞钱”或称为“便换”的汇钱法。商人在京城，送钱到诸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出京，在当地凭券取钱，购买货物，运回京城。飞钱法可免带现钱行路，对商业大有便利处。朝廷想取得飞钱的利益，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没有一个商人肯来三司飞钱，朝廷只好允许免收汇费，结果还是没有人肯来。飞钱是官商合流的产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钱，不准备再付出，自然不会得到商人的信任。

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还保持着，到北宋才废除，这在科举制度里表现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继续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但官商合流却使官僚和商贾都增加了剥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农民。自唐中期起，农民破产流亡愈来愈普遍，反之，庄田和商业一直呈现殷富气象，显然，官商的殷富是从农民的穷困中得来的。

第六节唐朝与四方诸国的各种关系

自秦、汉时起，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游牧人的国家称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象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是有足够的抵抗力。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借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掠，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深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遭受到苦难。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复地表现着。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形。（一）政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自然，造成胜败的局面，还有许多原因，诸如国势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强弱，谋略有成败，这些都足以影响中外势力的消长，但政治上统一，却是取胜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统一的，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根源就在这里。唐太宗采用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当时黄河流域人口稀少，国力远不及隋朝，可是，长江流域的财赋，有力地支援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能够调动一部分人力，来保卫边境的安全。唐太宗对外取得大胜利，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自安、史作乱，中国内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胜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因此，行国疆域尽管扩大到遥远的西方，它的最高统治者（单于、可汗），一定要统率本部主力军居住在中国的北境外，借以满足掳掠财物以至侵入中国的愿望，不遭受严重打击，决不肯西迁。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不论属于那一种关系的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动。

一北方

东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启民统率东突厥部众，为隋守卫北方边境。六○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这时候，隋炀帝正在掀起大乱，割据势力纷纷出现，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国陷于分裂状态。始毕利用这个形势，招收大量中国的避难人，征服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作属地，拥有近百万的部众。割据者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毕称臣献媚，请求援助，始毕给他们一些支持，助长割据势力。隋炀帝曾企图用小计谋分裂突厥，结果都被始毕识破，归于失败。隋文帝时，中国因统一而强，突厥因分裂而弱，现在恰恰倒过来，突厥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强敌。

唐高祖起兵太原，准备进取关中，先向始毕称臣，借以防止刘武周引突厥兵袭击太原。六一九年，始毕死，弟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相继为主。颉利立始毕子什钵苾（音剥必bobì）为突利可汗，使统率东面诸属部。颉利勾结诸割据者，连年入寇，深入唐国境，攻破城邑，掳掠人口和财物，甚至长安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六二二年，颉利引骑兵数十万人分路入侵，一路到晋州（山西临汾县），一路破大震关（在甘肃陇西县），唐全力抵御，又遣使者郑元■（音孰shú）去求和。郑元¦对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夺得唐地，也不能永久占领。被掳掠的中国人，都归掳掠者私有（充当奴隶），你有什么好处。你不如收兵回去，唐每年送给大量财物，全入你的库藏，这才是你的好处。颉利为唐兵所阻，听了很满意，退归塞外。郑元¦这些话，说明唐朝有责任消灭这个侵略国，因为无论入侵或谋和，都是中国的大害。颉利讲和后，依然连年入侵。六二四年，有人建议说，突厥所以经常侵掠关中，目的在夺取长安积聚的财富，如果焚毁长安，突厥也就不来了。这是多么怯懦荒谬的见解，唐高祖居然听从这个建议，派人到樊（樊城，在湖北襄阳县北）邓（河南邓县）一带寻求可建都的地方。太子李建成等赞成迁都，唐太宗劝阻，说，给我几年的期限，一定捕获颉利，听朝廷发落。迁都算是停止了。当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国兵力深入到豳州（陕西邠县），唐太宗率兵抵御，双方兵力，多寡悬殊，唐将士惊惧，不敢接战。唐太宗亲率一百骑出阵，在阵上离间颉利、突利二人，使自相疑忌。颉利要战，突利不从。颉利使突利到唐营讲和，突利与唐太宗私结为兄弟，突厥开始趋于分裂。

六二四年，唐已消灭诸割据者（朔方郡割据者梁师都除外），中国得到统一，开始对突厥采取主动，准备进攻。六二五年，唐高祖告朝臣们说，突厥贪婪无厌，我要用武力征服它，今后不再用平等国礼，给突厥文书改用诏敕。突厥在边境上到处入侵，唐兵到处抵御，形势仍是对突厥有利。六二六年，唐太宗即帝位，唐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与突厥对抗的形势才有根本的改变。

唐太宗刚即位，颉利率大兵进到渭水便桥北，离长安只有四十里路程。唐太宗表示镇静态度，率兵到便桥南，隔渭水与突厥对阵。颉利望见唐军容齐整，知道有备，不敢轻率决战，要求讲和。唐太宗允许讲和，在便桥上与颉利会盟。颉利取得大批金帛，心满意得地引兵退去。唐太宗对朝臣说，我不打突厥，反送给金帛，为的让他们骄惰，以便一举消灭，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就是这个意思。突厥利在掳掠，专靠防守是不能阻止掳掠的，唐太宗决心灭突厥国，这确是唯一可行的自卫法。

唐太宗每天引十二卫小将和士兵数百人到显德殿前练习射术，告诉他们说，外国入侵，本是常事，可怕的是人主安佚忘战，寇来束手无策。现在我不让你们掘池筑花园，专教你们学弓箭，平时我做你们的教师，战时我做你们的将帅，这样，中国人也许可以得到平安。唐太宗亲自考试诸卫习射人的技艺，好技艺得优赏，诸卫的长官也得上等考（成绩）。在唐太宗和诸卫长官督促下，几年间诸卫府兵都成了精锐。唐太宗是善于将将和将兵的大军事家，他在内战中积累起极丰富的经验，一看敌阵，就知道敌阵强弱处所在。他常常用己方的弱兵当敌方的强兵，用己方的强兵当敌方的弱兵。己方弱兵受敌强兵压迫，后退不过数十百步，己方强兵已经突破敌弱兵阵地，进入阵后再反过来攻击敌兵的后背，敌兵前后被击，无不溃败。他的部将李靖、李勣等人，都是百胜名将，诸卫兵又都是精锐，灭突厥的力量是具备了。

突厥方面情形恰好相反。唐朝边境有备，突厥不能从掳掠中获利，国内的利害冲突因而强烈起来。颉利要增加自己的权力，信任汉人赵德言，采用一些封建专制制度的措施，违反游牧族的惯例；又信任胡人，疏远宗族，颉利与部属不和了。突厥国内连年有灾，牲畜多死，民众饥寒，颉利过惯了奢侈生活，自然要加重对民众及附属诸部的剥削，颉利与突厥人及属部都不和了。六二七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属部脱离突厥的统治，颉利使突利往击，反被诸部战败。颉利处罚突利，突利怨恨，六二八年，突利上表请求入朝，两可汗不和，突厥分裂的时机更迫近了。突厥北方诸部多弃突厥归附薛延陀，推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怕颉利，不敢接受称号。唐太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唐册封，遣使入贡，为唐属国，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都受薛延陀统治，在漠北建立与突厥为敌的大国。六二九年，颉利感到形势危急，派人来请求和亲，愿意称臣，作唐朝的女婿。自然，提出这种请求都是徒然的。

六二九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六路出击，兵力共十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愈益孤立。六三○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如何处置突厥人，一时成为严重的问题。

唐太宗令群臣讨论处置突厥人的办法，最后采用温彦博的意见，使降众居边境上，分突利原辖地为四个州，置四州都督府，分颉利原辖地为六个州，置定襄（治宁朔，陕西榆林县南）、云中（治朔方境，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两个都督府。任命突利、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等为都督，统率部众。其余酋长五百余人都给将军、中郎将等名号，五品以上军官有百余人，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

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被灭，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附。六三○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六三九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改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十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啜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七四四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七四五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东突厥故地全为回纥所有。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七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二十万。六四一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六四六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六四七年，在回纥等部置六个都督府七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六府七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内附诸部有总称为铁勒的回纥、拔野古、仆骨（仆固）、同罗、浑、契苾、多滥葛、思结、阿跌、跌结、斛薛等十一部，以及葛罗禄、骨利于、白霫等部。又有黠戛斯（结骨、坚昆）部，游牧地在铁勒的北面，有众数十万。六四八年，黠戛斯酋长入朝，唐太宗置坚昆都督府，任酋长为都督。

二东北方

高丽——隋炀帝攻高丽，引起国内民众大反抗，对中国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唐高祖曾和高丽国交换本国流亡人，高丽送还中国流亡人将近一万，足见高丽对唐朝的态度是友好的。唐太宗灭突厥，高丽愈益表示友好。唐太宗却滋长了侵略野心，自恃国大兵强，企图加害弱小的邻国，以为一定能得到胜利，事实和愿望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是悔不可追的失败。

六四二年，高丽西部酋长泉（姓）盖苏文（名）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高藏为国王。泉盖苏文专擅国政，用严刑立威望，高丽内部自然不能相安。唐太宗觉得有隙可乘，六四四年，决定亲自率兵往攻。群臣多上书劝阻，褚遂良建议说，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出战，即可成事，不必亲往。唐太宗不听。唐太宗和外国作战，都是命将出师，这一次独违常例，一定要自己去，原因是（一）隋炀帝侵高丽大败，唐时群臣和兵士还留有疑惧的心理，唐太宗宣布五条“必胜之道”，就是要解除疑惧，事实上疑惧确是被解除了；（二）唐太宗自以为有必胜之道，发生骄傲轻敌的心理，要亲自去炫耀“老人”的本领，后来用兵失败，主要是因为骄傲轻敌。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战争的正义性不在唐太宗这一边而是在高丽那一边。

六四四年，唐太宗派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战舰五百艘，载士兵四万三千人自莱州泛海向平壤。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兵六万及一部分西北方胡兵向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六四五年，唐太宗率诸军自洛阳出发到幽州。李勣、张亮两路都获有战果。唐太宗亲到辽东城下督战，唐兵破辽东城，又取白岩城（辽宁辽阳市东北）、盖牟城（辽宁盖平县）。唐太宗进军攻安市城，高丽将高延寿、高惠真率兵十五万人救安市，唐太宗看到大量敌兵，高兴得亲自上阵指挥。李道宗献计说，高丽全国兵都在这里，平壤守备必弱，请给我五千精兵，直攻平壤，这样，数十万敌兵必然溃败。唐太宗似乎不曾听见，一心指挥作战。唐军大破高丽军，高延寿、高惠真率残兵三万余人到军门投降。唐太宗对二人说，东方年轻人，在海边跳来跳去，说到打仗，那能比得上我老人，今后还敢同皇帝打仗么？又写信给太子（唐高宗）和留守大臣高士廉说，我做将官，本领怎样？这都是骄气十足的表现，他当然知道李道宗献的是好计，只是以为击破高延寿主力军后，率大军到平壤城下受降，更能满足自己的骄心，因此当作不听见。唐军百计围攻安市城，守城人坚守不屈，这时候天气寒冷，草枯水冻，粮食又快用完，兵马无法久留，战无不胜的唐太宗只好从安市城下退兵回国。唐军夺得十个城，掳获辽、盖、岩三州居民七万人，算是这次战争的收获。唐太宗深悔不该出兵，叹道，魏征如果活着，一定不让我走这一趟！唐太宗行施欺骗高丽军民的手段，确是用尽心计，但是他终于失败了，百战老人并不比东方年轻人强多少。

唐太宗当然不肯认败。六四七年，又谋攻高丽。朝臣建议：派遣偏师，轮番攻击，使高丽民众不得耕种，几年以后，田野荒废，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以不战而得。这是非常险恶的计谋，唐太宗采取了，派出海陆两军，在高丽境侵扰。六四八年，唐太宗大造船舰，运送军粮，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人灭高丽。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去，战事暂时停止。六六○年，唐高宗派遣苏定方等率兵十万渡海，与新罗国合力攻破百济国，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一年，百济人起兵抗唐，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六六三年，百济国王引日本国救兵与唐军相拒，刘仁愿、刘仁轨等击败日本兵，烧日本船四百艘，百济国境全部被唐军占领。唐兵联合新罗兵，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境更困难了。

六六六年，高丽泉盖苏文死，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争权，泉男生遣子泉献诚到唐求救。唐朝廷得到这个机会，以援救为名，派遣大将契苾何力率兵攻高丽。接着，又派遣李勣统率大军往攻。六六八年，攻破平壤城。高丽全境被唐占领，分置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行施唐朝的统治权。

唐对高丽用兵，比对别国显得费力，足见统一团结的小国可以对抗统一的大国。泉氏兄弟争夺权位，内部分裂，泉男生为唐军作向导，引唐军灭自己的国家。分裂的小国为统一的大国所灭，那是很自然的。但是，高丽民众以及一些不甘心亡国的统治阶级中人，就在六六九年起兵反唐。此后大小战事不曾停止，唐朝廷利用高氏子孙来和缓民众的反抗，都不能生效，武则天时，唐势力退出高丽，侵略者终于被高丽民众战胜了。

百济——百济是在马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扶余。百济与新罗为邻，互相攻击，新罗较弱，对唐朝要求更多的保护，唐朝也常为两国和解，不许百济、高丽等国夺新罗土地。六六○年，唐灭百济国，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六六三年，唐兵击败百济抗唐军。唐高宗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唐军撤退，扶余隆受新罗压迫，也退回长安。百济土地被新罗占据，百济亡。

新罗——新罗是在辰韩、弁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金。新罗与唐朝一向保持友好关系。新罗得百济，七三五年，又得唐允许，占有高丽浿水以南土地，对唐更表示友好。唐统治阶级允许新罗人口贩子运奴婢来中国出卖，新罗不敢禁阻。八二三年，唐穆宗下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这个禁令，并无实效。唐文宗时，新罗人张保皋、郑年二人都有勇力，在唐禁军中作小军官。郑年技艺比张保皋强，二人各不相下。后来张保皋回国，告国王说，全中国都有新罗奴婢，请让我镇守清海，使掳掠人口的贼徒不得出海口。国王给他一万人守清海，自此人口买卖被禁绝。郑年在中国穷困，回到新罗见张保皋。这时候新罗国大臣杀国王作乱，张保皋分兵五千人给郑年，使到京城平乱。郑年杀叛臣，立国王。国王召张保皋作国相，使郑年代守清海。新罗统治阶级允许被掠人口出境，唐朝统治阶级允许奴婢入境，双方都是利用两国友好关系来取得可耻的私利。张保皋、郑年为保护新罗民众，放弃私嫌，合力禁止人口买卖，无愧为新罗国的英雄。

高丽、百济、新罗立国在一个半岛上，因为互相攻击，招来唐朝的侵略。因为唐军侵入，百济灭亡，新罗扩大，形成南北两国对立的形势。高丽民众反抗强大的唐朝，表现出坚强的斗争精神，统一全半岛的事业终于由高丽国来完成（五代后唐时，高丽大族王氏重建高丽国，灭新罗国），趋势是自然的。三个国家都有接近汉文化的本国文化，新罗国尤为接近。汉文化唐时从百济、新罗间接传入日本，在文化流通上，百济、新罗是有贡献的。

日本——西汉时，中国与日本已有往来。东汉光武帝给予日本国王金印。两国正式往来，应当从东汉初年算起。三国魏时，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日本与魏又有正式往来，据《魏志》所记，日本使者来魏凡四次，魏使者到日本凡两次。至南朝时，日本使者来中国，次数大增。儒学、佛教以及手工业者从中国、百济、新罗进入日本，对日本文化起着启蒙的作用。

隋统一南北，国威大盛，日本从隋吸取汉文化，也表现高度的热情。自六○○年（开皇二十年）至六一四年（大业十年），日本使者来中国凡四次，隋使者去日本一次。六○七年，日本使者带来僧徒数十人，隋炀帝命裴世清到日本报聘。六○八年，裴世清回国，日本派留学生、学问僧八人随裴世清来中国。这些留学生学问僧到唐初才先后回日本，成为推动日本文化前进的有力人物。

日本大规模吸收汉文化是在唐朝。据史书所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总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附使船同来中国。如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日本派出两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七一六年（开元四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五十七人。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九十四人。七五九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九十余人。八三四年（唐文宗大和八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六百五十余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学生和僧徒，为数也不会少。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体上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唐后期商业发达，唐商船经常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多至数十次。足见两国经济上也有重要的关系。唐与日本往来，态度都很友好。例如开元初年，日本使者请儒生授经学，唐玄宗使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寓邸传授儒经。七七五年（唐代宗大历十年），日皇授遣唐使节刀，告诫使者说，“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唐玄宗变通“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惯例，选名儒就寓邸授经，满足使者的要求，不因国家强盛而表现骄吝。日皇因唐丧乱而预戒使者，不许有非礼行为。两国统治者彼此以善意相待，反映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是值得表扬的。

东北方内附诸族如下：

奚——东胡种，游牧地在契丹西面。唐太宗时奚内附，唐在奚地置饶乐都督府，改五个部为五个州。任大酋可度者为饶乐都督，改姓李。又任各部酋长为州刺史。安、史作乱以前，奚常起兵抗唐，原因也是唐边将故意制造战事。唐末，契丹渐强，奚被契丹王钦德征服，逐渐融合在契丹族里。

室韦——狩猎地在黑水靺鞨的西面，契丹的北面。室韦分二十余部，小部一千户，大部数千户。每部有酋长。酋长已行世袭制，在继承人断绝的时候，才推选部内勇健人充当酋长。各部酋长定时会猎，猎后散去，不相统属，比起奚、契丹能够推选大酋长号令诸部，室韦显得更落后。室韦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猎，畜牧业正在开始，知道养犬豕，还不知养羊，有牛不会用，有马不多。这样低级的经济生活，也就不会有推选大酋长的要求。《新唐书》说室韦各部，“不相臣制，故虽猛悍喜战，而卒不能为强国”。六三一年（贞观五年），室韦开始对唐朝发生“朝贡”关系。唐中宗时，室韦表示愿助唐攻突厥。唐玄宗时，入朝十次。唐代宗时，入朝十一次。唐德宗时，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十人来朝见。唐文宗时，室韦大胜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见。唐懿宗时，大酋怛烈遣使者来朝。室韦与唐往来，唐朝文化多少要影响室韦，有助于室韦社会的前进。

靺鞨——两汉时号挹娄，北朝魏时号勿吉，隋、唐时号靺鞨。靺鞨分为数十部，不相统属。各部有酋长，父子世袭。隋末，酋长突地稽率部千余家内附，居住在营州。唐初突地稽立战功，唐太宗使突地稽改姓李。子李谨行，唐高宗时为唐守边名将。诸部中黑水部最强，唐玄宗时，在黑水部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酋长为都督，赐姓李，名献诚。以诸部酋长为州刺史，受都督统率。此后，靺鞨对唐发生“朝贡”关系，唐朝文化也自然要影响靺鞨社会，都督刺史的设立，有助于靺鞨诸部趋向于统一。

渤海——本是靺鞨粟末部，附属于高丽，受高丽影响，比别部有较高的文化。高丽灭亡后，粟末部酋长大祚荣据挹娄的东牟山，建国称王。唐睿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任忽汗州都督。唐玄宗时，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继位。大武艺扩大疆土，成为东北方强国。渤海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学习唐朝制度，渤海在东北方又成为文化最高的盛国。九二六年，辽灭渤海国。

流鬼——流鬼国在堪察加半岛。六四○年，国王遣使来朝，唐太宗给使者骑都尉官号。

三西北方

西北方有西突厥，是统治西域诸国的强国。西突厥射匮可汗，建牙在龟兹北方的三弥山（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北），领土东北至金山（阿尔泰山），西至西海（咸海），玉门关以西诸国都被征服作属国。唐朝要通西方，首先必须战胜西突厥。下面叙述（1）唐灭西突厥；（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夫系；（3）唐失西域。

（1）唐灭西突厥

古代中国的强敌通常在北方大漠南北。这些强国以漠北为根据地，向西占领西域天山北路作为属地，从而征服西域天山南路诸农业国，取得赋税来补充游牧国经济上的不足。拥有这种疆域的国家，必然成为中国北方边境上的大敌，因为即使被中国战败，退到漠北休息一时，又可以回漠南继续寇边。中国要击破北方强国，必须取得西域，所谓断匈奴右臂，就是汉武帝战胜匈奴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对突厥与汉对匈奴，情况不同。突厥在隋时，已分裂为东、西两国，彼此怨恨，不相援救，因此，唐朝得先后灭两突厥国，不费较多的兵力。自然，灭一个敌国，决不是轻易的事，唐太宗时，西突厥发生内乱，连年不息，强盛的唐朝得到这个最大的便利，这才分两步消灭西突厥。

取得西域天山南路诸国——六二八年，西突厥内乱，西域震动。六三○年，西突厥属地伊吾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主举所属七个城内附。唐置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出发点。六四○年，唐大将侯君集率兵灭高昌国（鄯善、吐鲁番两县地），置西州（治高昌县）。在交河城（在吐鲁番西北）置安西都护府。六四四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三千灭焉耆国（焉耆回族自治县）。唐置焉耆都护府。六四八年，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率大军灭龟兹国（都伊逻卢城，库车县）。疏勒国（都迦师城，喀什市）于阗国（都西山城，在和田县治西）与唐有“朝贡”关系，唐高宗在疏勒国置疏勒都督府，在于阗国置毗沙都督府。唐取得天山南路诸国，是和西突厥多年斗争的结果。六五八年，安西大都护府移置龟兹城，统辖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又统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驻兵镇守，唐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了。唐玄宗时，设安西节度使，职务同安西都护。

灭西突厥——西突厥射匮可汗死后，弟统叶护可汗继位。统叶护善战，国势甚盛，领地东北起金山，南逾阿母河与波斯相接；东起巴里坤湖，西至里海，成为中亚细亚的霸国。六二八年，统叶护被伯父莫贺咄杀死，莫贺咄自立为可汗，统叶护子肆叶护也自立为可汗。两可汗率兵互攻，都遣使来唐朝求援助。唐太宗拒绝两可汗的请求，劝各守分地，勿再动兵。西域诸国及铁勒诸部脱离西突厥的统治，有内附倾向，唐向西域进取的阻力减少了。肆叶护战胜莫贺咄，西突厥又暂时统一。六三二年，肆叶护被部众攻击，逃到康居，西突厥人立咄陆可汗为主。咄陆遣使来求内附，愿去可汗名号。唐太宗封咄陆为西突厥可汗，赐给旗鼓和大量财物，表示支援。六三四年，咄陆死，弟咥利失可汗（咥音叠dié）继位。咥利失分西突厥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号为十设。每设给箭一枝，因此又号为十箭。又分十箭为左右厢，一厢各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五咄陆部居碎叶川（楚河）以东，五弩失毕部居碎叶川以西。左右两厢，合称为十姓部落。分一国为左右厢，显示一国将分裂为两国。此后，五咄陆部与五弩失毕部各拥立可汗，互相攻战，唐利用时机，逐步取得天山南路诸国。

六四八年，五咄陆部可汗战败，所属酋长阿史那贺鲁率残部数千帐投降唐朝。唐太宗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瑶池都督，居住庭州（治金满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莫贺城（阜康县东）。六五一年，贺鲁拥众西走，在双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建牙。贺鲁击破弩失毕部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有众数十万，入寇庭州。唐高宗命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率汉兵三万、回纥骑兵五万击退沙钵罗军。六五五年，唐高宗命程知节为葱山（葱岭）道行军大总管，率前军总管苏定方等攻沙钵罗，沙钵罗兵败逃走。六五七年，唐高宗发大军分南北两道攻沙钵罗，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骑兵自金山进兵为北道，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自西州进兵为南道，约定两军在双河会师。苏定方大破沙钵罗军。五弩失毕部投降苏定方，五咄陆部归附阿史那步真等。唐南北两军在双河会合，再进击沙钵罗。沙钵罗大败，渡伊丽河向西逃到石国，被石国人擒获，送给唐追兵，西突厥亡。

唐置昆陵（在碎叶川东）、濛池（在碎叶川西）两都护府。任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落。任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落。各部落酋长按资望给刺史以下官号，西突厥领土全部为唐所有。七○二年，武则天置北庭大都护府，治设在庭州，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唐玄宗时，设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诸强部的侵入。

唐太宗曾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对唐太宗说，李靖将要造反。唐太宗问缘故。侯君集说，李靖只肯教粗的，精深处不肯教，因此知道他有异心。唐太宗问李靖。李靖说，我看，侯君集想要造反。现在国内已经平定，我教他的兵法，足够制服四裔，侯君集硬要我全部教给他，不想造反想什么！侯君集灭吐谷浑、高昌两国，是善于用兵的，后来果然谋反。李靖这段话也含有一些道理，因为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兵法是智慧的最高表现（当然，只是最高表现的一种），在内战中取得的经验，对付境外落后国，确是绰有余裕，唐前期大拓疆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国，唐将无力灭突厥；西突厥如果统一，不分裂为东、西两部，唐也将无力灭西突厥。西突厥自己制造内乱，唐才有机可乘，运用战争经验，先取天山南路，然后出主力军夺取天山北路，一举扩境到里海。唐武功比西汉（汉武帝时）更盛，原因是西汉的敌国是统一的匈奴，唐的敌国却是分裂的东突厥和西突厥。

（2）灭西突厥后唐与西北方诸国的关系

唐灭西突厥，政治势力越过葱岭，同许多国家发生关系，成为诸国的保护者。早在六三一年，康国遣使来求内附。唐太宗不肯接受，说，康国内附，如果遇急难，中国有责任去救援，行军万里，岂不疲劳。当时西突厥还很强盛，唐不可能接受康国的请求，是可以理解的。在势力进入西域以后，情形就有变化，葱岭以西诸小国，先后都成了唐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不少是文化较高的农业国，被游牧的西突厥威胁和征服，当然不如依附唐朝，对本身有利，因之，唐朝势力的向西延展，在经济文化交流上，唐与诸附属国都得到益处。

内附诸国按地区可分为三大地区。

帕米尔高原地区：

识匿国——在唐葱岭守捉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西五百里。六四六年，识匿国与似没等国各遣使者来朝。唐玄宗时，授国王以大将军官号。

俱蜜国——六四二年来朝。唐高宗置至拔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

护蜜国——唐高宗置鸟飞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唐肃宗赐国王姓李。

以上诸国都在帕米尔高原内，地当葱岭内外的交通要道，吐蕃、大食都想夺取，但诸国倾向唐朝，愿受唐保护。

锡尔河以南至阿母河地区：

康国——两汉时康国称康居国。国王的祖先是月氏人。月氏原住在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高台县境），被匈奴压迫，向西迁徙。西汉时康居与大月氏本是两个游牧国，后来月氏人统治康居，成为隋、唐时的康国。唐太宗时，曾遣使来求内附。六五八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康国王为都督。康国的附属国即所谓昭武诸国都随同内附。昭武诸国名如下列：

安国——贞观初年，安国遣使来朝。唐高宗置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又在东安国置木鹿州，任东安王为刺史。

曹国——曹国在康国东，分东曹、西曹、中曹三国，都附属于唐。

石国——唐初，石国，遣使来“朝贡”，唐高宗置大宛都督府，任石国王为都督。

米国——米国在康国东南。唐高宗置南谧州，任米国君为刺史。

何国——何国在康国西。唐高宗置贵霜州，任何国君为刺史。

火寻国——火寻国

（《元史》作花刺子模）在阿母河下游，与唐通“朝贡”，史书不载置州事。

伐地国——伐地国是否内附，史书未载。

史国——史国在康国西南。唐高宗置佉沙州，任史国君为刺史。

以上是昭武九姓国，其中康国、石国最大，康国又是诸国的宗主。康国最先要求内附，是想得到唐朝的援助，抵抗大食的侵入。内附后，其他诸国也有相同的要求。唐和这些国家结合，同抗大食，应该说，在葱岭外是可以立足的。

拔汗那国——拔汗那国即西汉时的大宛国。唐高宗时遣使来“朝贡”。六五八年，置休循州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七三九年，国王助战有功，唐玄宗封他为奉化王。七四一年，改国号为宁远。七四四年，国王娶唐和义公主为妻。七五四年，遣王子入朝，留长安学习华礼。宁远国地当葱岭北道的要冲，唐朝特加优礼，因之，两国间有更友好的关系。

阿母河以南地区：

吐火罗国——吐火罗国即西汉时的大夏国。都城

在阿缓城。六六一年，唐置月氏都督府，任国王为都督。分全国为二十五州，隶都督府。

波斯国——波斯

（伊朗）是西方大国，西汉时称为安息。六三三年，大食侵波斯，波斯战败，国王伊嗣候逃亡。六四七年，伊嗣候遣使来朝，请求援助。因道路遥远，唐太宗不允出兵。伊嗣候死，子卑路斯逃亡到吐火罗，又遣使来求救，唐高宗仍因路远不允出兵。大食兵退，吐火罗护送卑路斯返国。六六一年，卑路斯奏称屡被大食侵扰，请唐援救，唐高宗置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为都督，算是表示了援救。事实上波斯土地已被大食占领，都督府只是个空名。咸亨年间，卑路斯入朝，死在长安。六七九年，唐高宗使裴行俭护送王子泥涅师回去，泥涅师不得入国，客死在吐火罗。大抵波斯还有些残余部众，对唐朝有好感，到唐代宗时还用波斯名义来“朝贡”，不少波斯人（主要是商人）居住在中国。

罽宾国（罽音计jì）——罽宾国唐初来“朝贡”。唐高宗置修鲜都督府，任国王为修鲜都督。

阿母河以南区，共有十六国归入唐版图。六六一年，唐高宗以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唐在十六国都城置都督府，各国属部置州县，凡有州八十八，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唐朝经营西域，先在天山南路置安西大都护府，武则天时，在天山北路置北庭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府。下面列举两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安西大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东。月氏、大汗、条支、天马、高附、修鲜、写凤、悦般州、奇沙州、姑墨州、旅獒州、昆墟州、至拔州、鸟飞州、王庭州、波斯共十六个都督府。以上葱岭以西，阿母河以南地区。

北庭大都护府所属昆陵、濛池两都护府及都督府：

昆陵都护府所属都督府：

匐延、盐泊、双河、鹰娑、嗢鹿州、洁山六个都督府。以上是西突厥五咄陆部，又称左厢五箭。

阴山、大漠州、玄池州、金附州、轮台州、金满州、凭洛州、沙陀州、咽面州、盐禄州、哥系州、孤舒州、西盐州、东盐州、叱勒州、迦瑟州、答烂州共十七个都督府，合五咄陆部共二十三个都督府。二十三个都督府都在天山北路西至楚河的地区。

濛池都护府所属五部：

阿悉结阙部、哥舒阙部、拔塞干暾沙钵部、阿悉结泥孰部、哥舒处半部。以上是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又称右厢五箭。五弩失毕部都在楚河西至里海北的地区。

唐朝的政治势力到达了里海的东岸和北岸，它的声望却传播得更远些。下面略述唐朝对亚美尼亚和东罗马的一些影响。

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国（在南高加索）史家摩西著《史记》（书成于四四○年以后），其中有涉及中国的事情，说中国是世界最东的国家，人民富裕，文化灿烂，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平和之友”，而实也可称为“生命之友”。此国产丝甚多，自上至下，都有丝衣。在亚美尼亚，不是王侯巨富是不能有丝衣的。摩西又记亚美尼亚国王梯格伦斯六世（一四二年——一七八年，当东汉顺帝汉安元年至灵帝光和元年）在位时，有外国移民数队来奔，内有中国人甚多，国王使移民居住在边疆上。又记亚美尼亚世家大族中有些来自中国，如奥配良族，自称祖先系出中国皇族。马密哥尼族，自称祖先名马姆康，三世纪初半（当东汉末三国初）从中国避难到波斯，又转到亚美尼亚。中国人因避难出国，史书上多有记载，马姆康等人来自中国，当是事实。玄奘《大唐西域记》说石国怛逻斯城南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原是中国人。从前被突厥掠获，迁到西域，后来集合同国人共保此城，在城中居住。服装礼节，已同突厥；语言风俗，还保存中国人本色。以此为例，中国有人迁居到亚美尼亚或更远的地方，并不是异事。唐时，亚美尼亚人称西突厥诸属部中最西的可萨部人（哈萨克）及其他部落人为中国人。可萨部于六二六年（唐高祖武德九年）进入欧洲东部，占有里海与黑海的北岸，它与唐朝的关系，中国史书无记载，亚美尼亚史书称为中国人，当是指西突厥土地并入唐朝，因而泛称西突厥人为中国人。这种称呼虽然缺乏依据，但中国为西方较多的人所称述，对中西相闻相知，总是有益的。

东罗马（拂菻国、大秦国）——七世纪初期，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著《莫利斯皇帝（五八二年——六○二年，当隋文帝开皇二年至仁寿二年）大事记》一书，其中记载中国隋朝事，当是从西突厥方面得来的传闻。大意是说，陶格司（中国）国君号为上天的儿子。国内安宁无乱事，因为威权都归国君一家世袭，无人争夺的缘故。陶格司崇拜偶像，法律严明，公正不枉。人性温和，技巧异常，物产丰富，善于经商，多有金银财帛。黑衣国渡河灭红衣国（指隋灭陈）后，国家统一，户口众多，天之下，地之上，没有一国能和它为敌。国中有蚕，丝就是蚕吐出的。隋文帝时，中国统一富强，比起当时突厥、拂菻两个大国来，《大事记》所说大体上合乎实际。隋朝也留意拂菻，除了文字记载，还有西域僧迦佛陀画的《拂菻国人物图样》二卷。东罗马因受大食的威胁，对无敌的中国，自然抱有相助的希望。六四三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来聘，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发玺书答礼，并回赠丝织品。六六七年、七○一年，拂菻国使者先后来朝。七一九年，两次来朝，一次是委托吐火罗大首领来献狮子、羚羊，一次是派遣大德僧（总主教）来“朝贡”。《册府元龟》又记有七○八年，“拂菻国献方物”，七四二年，“拂菻国王遣大德僧来朝”两条。在唐前期，东罗马来聘凡七次。据《新唐书》、《旧唐书》所记拂菻国事，可信中国也有人到过东罗马。东、西两文明古国的接触，比东汉时期两国相知仅凭一些传闻，显然是前进了一步。

（3）唐失西域

唐朝政治势力虽然到达了里海东岸，但对西突厥余部并不能适宜地调和相互间的关系，吐蕃、大食两国又都想夺取西域，因之战争经常发生。唐前期自唐太宗死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逐渐在增长，国家的武力逐渐在削弱，在西域的斗争场面里，唐朝原有的优势逐步衰退，最后西域全失。这种形势的造成，强敌进攻自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唐朝本身逐渐增长的腐朽性。

唐与突厥余部的斗争：

六五七年，唐灭阿史那贺鲁的西突厥，立兴昔亡、继往绝两个可汗，分西突厥为东、西两国。六六二年，两可汗率兵随■海道（■音曰yu5）总管苏海政攻龟兹。继往绝进谗言，苏海政信以为真，杀兴昔亡。诸部落不服，各有离心。不久，继往绝病死。十姓（十箭）没有首领了，昆陵、濛池也没有都护了，任意杀死一个可汗的苏海政却没有受到唐朝廷的惩罚。这一类的昏暗措施，就是唐在西域逐渐失去优势的原因。七○二年，武则天任阿史那献为兴昔亡可汗、北庭大都护。七○四年，又任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濛池都护。当时突骑施部（属五咄陆部）兴起，招抚诸部，建立起以碎叶川为中心的大国。七○六年，唐中宗时，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死，子娑葛继位，唐封为金河郡王。娑葛与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互相攻击。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准令忠节入朝，部众迁居瓜、沙等州。唐经略使周以悌教忠节停留在半路上，使人送贿赂给宰相宗楚客等，请发安西兵，并引吐蕃攻娑葛。宗楚客等受贿赂，竟按照忠节的要求部署军事。娑葛发觉唐阴谋，七○八年，自立为可汗，发兵攻破安西（龟兹城），唐将或被擒，或被杀，娑葛上表要宗楚客的头，朝廷只好宣告娑葛无罪，封为十四姓可汗。七○九年，又封娑葛为归化可汗。娑葛退兵，安西四镇算是又得到安宁。娑葛与弟遮弩不和，遮弩逃归东突厥默啜可汗，请作向导攻娑葛。默啜发兵擒娑葛，对遮弩说，你们兄弟还不能相容，能忠心为我办事么！把二人都杀死。娑葛死后，突骑施属部车鼻施部继起。七一九年，唐玄宗封酋长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又封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为交河公主，嫁给苏禄。苏禄娶唐、吐蕃、东突厥三国女为可敦（皇后），是想在三国间取利。七二六年，交河公主派人驱马一千匹到安西城互市，使者宣读公主教书，安西部护杜暹发怒道，阿史那女，那配来宣教！杖责使者，放马在雪地，使全部饿死。这是多么骄横无礼的行为。苏禄不由得大怒，发兵攻四镇，这时候杜暹已入朝作宰相，苏禄捉不到杜暹，大掠四镇人畜储积才退去。此后，苏禄被部属杀死，突骑施分黄姓（娑葛部属）黑姓（苏禄部属）两部，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唐朝发生内乱，也就不再过问突骑施的事情。

西突厥余部对唐朝，一般是愿意内附，取得唐的保护；唐朝对西突厥余部，一般是贪虐骄横，以征服者自居。这样，双方都不免有时要使用武力，虽然唐总是占些优势，地位却愈趋于孤立。吐蕃、大食来侵夺，孤立的唐不可能作强有力的抵抗，只好退出西域。

唐与吐蕃的斗争：

下面略述吐蕃与唐争夺西域天山南路的经过。

吐蕃是唐太宗时新兴的强国。六七○年，吐蕃攻取西域十八州，唐无力相争，只好退出西域四镇，让吐蕃占领。六七二年，灭吐谷浑（青海）国，威胁着唐通西域的道路。唐出兵攻吐谷浑故地，不能取胜，优势转到吐蕃方面。六九二年，武则天使唐休璟、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等率兵大破吐蕃兵，收复四镇，在龟兹再置安西大都护府，屯兵镇守。六九六年，王孝杰在素罗汗山被吐蕃战败，吐蕃向唐朝廷提出讲和条件：（一）唐兵退出四镇，（二）唐割西突厥五弩失毕部给吐蕃。武则天使郭元振到吐蕃商议，要求吐蕃退出吐谷浑故地。郭元振回朝，对武则天说，吐蕃民众，久已厌战，早愿和亲，只因论钦陵专权，想立军功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拒绝讲和。为朝廷计，不如每年派出和亲使去讲和，让论钦陵每年拒绝，这样，吐蕃人对论钦陵愈益不满，对朝廷愈益亲近，吐蕃内部将发生变乱。果然，不出郭元振的预料，六九九年，吐蕃赞普杀论钦陵的徒党二千余人，论钦陵自杀，他的兄弟论赞婆，原来镇守吐谷浑，专扰唐边境，现在率所部来投降，唐西边暂时得到安静。

唐中宗时，吐蕃又在青海和西域对唐作战。七一○年，唐睿宗置河西节度使，七一五年，唐玄宗置陇右节度使，都是防御吐蕃从青海方面来进攻。七四七年，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击败吐蕃兵，收复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国等二十余国。七五五年，安禄山反叛，吐蕃乘机夺取陇右河西和西域四镇。

唐与大食的斗争：

大食国在西汉时称为条支国。大食、条支都是波斯语Tajik的译音。五七○年（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摩诃末（也译作谟罕默德）生于阿拉伯都城麦加。后来创伊斯兰教，信徒渐多。六二九年，摩诃末率兵攻取麦加。六三一年，统一阿拉伯半岛。摩诃末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被推为摩诃末教主地位的继承人号称哈里发。六五一年（唐高宗永徽二年），第三代哈里发遣使来朝聘，中国与大食开始有正式往来。哈里发历代相传到六六○年，摩维亚即位，改行子孙世袭制，是为乌梅雅朝，衣尚白，中国称为白衣大食。七四九年（天宝八载），阿拉伯人别立摩诃末族裔阿拔斯为哈里发，是为阿拔斯朝，衣尚黑，中国称为黑衣大食。乌梅雅朝哈里发逃到埃及，不久败死。阿拔斯朝建都于底格里斯河旁的报达城（巴格达）。

唐高宗时，大食灭波斯国，占有伊朗高原，波斯王卑路斯入朝，其他小国急于内附，都是想得到唐朝的保护。可是，唐无力出大兵到葱岭以西，西域四镇又被吐蕃侵扰，尽管设置羁縻府州，并不能抵挡大食的北进。唐玄宗以前，大食势力向北发展，阿母、锡尔两河流域的诸国，先后被大食征服。诸国原奉佛教、祆教或其他宗教，大食迫使改奉伊斯兰教，再加上不可忍受的横征暴敛，诸国对唐朝确是抱着迫切的希望。

唐玄宗时，国势又振。七一五年，大食立阿弓达为王，攻拔汗那国。国王战败，逃来安西求救。监察御史张孝嵩对都护吕休璟说，不救，从此不能号令西域了。张孝嵩率兵万余人出龟兹数千里，大破阿弓达兵，唐声威又伸到葱岭以西。七一九年，安国王上表称“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慈泽，救臣苦难”。同年，康国王上表称“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贼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同年，俱蜜国王上表称“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七二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称“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七四一年，石国王上表称“今突厥已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伏乞汗恩不弃突厥部落，讨得大食，诸国自然安贴”。这些表文说明唐在葱岭外并不孤立，但天宝年间，朝廷上愈益抬头的腐朽势力，既在国内制造祸乱，自然也要在边境寻找绝路。七五○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王和好，引兵袭击，俘获国王及部众，惨杀老弱人，掠夺珍宝黄金，石国及昭武诸国都大怨愤。石国王被送到长安，唐玄宗不问曲直，处以死刑。石国王子引大食兵谋攻四镇，昭武诸国合力相助。七五一年，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出击，到怛逻斯城（怛音特tè，江布尔城南），遇黑衣大食兵，相持五日，葛罗禄部叛变，与大食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乘黑夜率残兵数千人逃回安西。葱岭外诸国本依唐反大食，现在依大食反唐，当时大食国正在内乱，仅派出一支不大的军队，便大破唐军，取得葱岭外诸国。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战争，从兵力说，唐战败是意外的，从政治说，唐既失人心，就必然要得到失败的后果。

杜佑《通典·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即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七五一年），至西海（地中海）。宝应初（七六二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环是怛逻斯战败后被俘的一人，在大食十余年，被释放自海路回广州。《经行记》已亡佚，《通典》引用若干条，想见杜环对西方诸国事闻见颇广。杜环称同时在大食的唐人有“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大抵俘虏中有技能的人，大食要使用他们的专长，所谓起，就是待遇比一般俘虏好一些。杜环所记仅四人，事实上决不只此数。例如纸，也是大食使用这一次战争的俘虏在康国开始制造，由此造纸术传布到伊斯兰教诸国，再传布到西方诸国。怛逻斯一战，胜败对双方都不关重要，中国制纸术传到西方，却是一件有益的大事。

阿拔斯朝自哈里发诃论（七八五年至八○九年）时起，文化昌盛，吸收希腊天竺等国文化上的成就，也吸收中国文化，如中国道教的炼丹术，传到大食，再传到西方，成为后世的化学；又如哈里发摩哈普德（八三三年至八四二年）建年号，大概也学中国法。大食处在中国、天竺与希腊、罗马的中间，有条件创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此后，大食与中国一直保持着商业上和文化上的往来，唐时是良好的开始。

四西方

吐谷浑——隋炀帝灭吐谷浑国，设置郡县。隋末，吐谷浑伏允可汗收复故地，攻击隋边境。唐初，伏允仍经常扰边境。六三五年，唐太宗使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分六路进攻吐谷浑，伏允大败自杀。唐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吐谷浑国可汗。六六三年，吐蕃攻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率部属逃奔凉州，吐谷浑亡。从此唐与吐蕃接境，军事接触以外，还有更多的文化和经济接触，有利于吐蕃社会的发展。

泥婆罗国——泥婆罗

（尼泊尔）在吐蕃西南。唐太宗时，使官李义表往天竺，路经泥婆罗，国王大喜，优礼相待。此后，泥婆罗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

五天竺——天竺分中、东、南、西、北五部。唐高祖时，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戒日王。六○六年至六四八年）征服四天竺，为天竺著名的国王。六三六年，中国名僧玄奘到中天竺，曾得尸罗逸多隆重的奖励。六四一年，尸罗逸多以摩伽陀王名义，遣使来朝聘。唐太宗也遣使厚礼报聘。王玄策出使到天竺，四天竺诸国都遣使从王玄策来聘。六四八年，王玄策等在中天竺，尸罗逸多病死，国内大乱。叛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击王玄策，夺诸国聘礼。王玄策逃到吐蕃。吐蕃出兵一千二百人，泥婆罗出兵七千余人，从王玄策击败阿罗那顺。这是王玄策向掠夺者收回诸国聘礼，不是唐与中天竺发生战争。

唐与五天竺诸国，聘使常有往来，到唐玄宗时次数更多。七一四年，南天竺国王请唐攻大食、吐蕃，南天竺愿出兵助战，并请唐给军名。唐玄宗给予怀德军名号。

唐太宗分唐本部土地为十道，唐玄宗分为十五道。本部以外，与四方诸国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内附关系。唐在内附国置都督府或州，任国王为都督或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对唐朝有“朝贡”及出兵助战等义务。这种府州，统称为羁縻州，受本部边境上诸道的都督府及本部边境内外的都护府统率。一种是“朝贡”或朝聘关系。这种国家有些与唐仅仅是使者往来，有些虽然受唐封号，实际上并无隶属关系。

当唐朝全盛时期，羁摩州数量很大。《新唐书·地理志》总计羁縻州数目说“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羁縻州土地如此广大，居民种族如此繁多，就经济文化说来，多数是落后的游牧部落。他们内附的原因，除了战争失败，一般是想得到唐朝廷的保护，也想得到经济文化上交流的益处。唐朝廷接受内附的原因，主要是要表示国家声威的远扬，其次是允许内附部落迁徙到本部境内，作为本部户口的补充，此外并无更多的要求，所以羁縻的意思，就是来去任便。羁縻州的来去，对唐朝廷利害不大，但国力的盛衰，却由此体现出来。唐前期羁縻州先后来归，唐中期以后，在剑南、岭南等道还保留一部分，其余都被强国夺去或自动离去，来是盛世，去是衰世，原因是明显的。

第七节藩镇割据

封建统一的国家里，必然含有封建割据的因素。每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割据势力便要乘机发动战争，占领土地，形成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唐时有两次割据。第一次自安、史作乱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内附诸部落结合成反唐力量。第二次自农民起义军失败时开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起义军被反动武力压倒，不能成长为统一全国的力量，各个割据者得以毫无制约地进行混战。两次割据战争，黄河流域遭受严重破坏，第二次尤为惨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据战争中，也遭受破坏，只是比北方轻得多。这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割据者混战的情形相似，但战争规模唐末比东汉末更大，东汉末混战的结果，只出现三个割据国，唐末却出现五代十国。

汉族从传说时代起，就显出雄伟的气度，与各族相处，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过分在族类上立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情形愈益确实有征。两汉是强盛的大朝代，不断地吸收大量的外来居民。特别是东汉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许，迁入边境内居住，大部分游牧人逐渐转化为农民。在融合过程中，极度腐朽的西晋朝发生内乱，内徙诸族的统治阶级乘机发动战争，造成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最后，由于诸族融合过程的完成，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唐朝同东汉朝一样，也是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内居住，河北道容纳内附人尤多。因为河北河南是隋末战争的中心地区，人口损耗极重，唐朝廷开放河北，主要是想补充人口。六三○年，唐灭东突厥，得内附户十余万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议，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生活习惯，不宜居内地，宜使居边境内诸州，充实空虚的地面。魏征主张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以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灵州（关内道）一带。唐高宗时，突厥人陆续内附，都住在河曲六州（丰、胜、灵、夏、朔、代）内。七一六年（开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内附人谋逃归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长史王晙（音俊jùn）主张迁徙内附人到内地，说二十年后，旧俗改变，可以变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采取王晙的建议，仍让突厥内附人居沿边诸州。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处理内附人大抵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对游牧人，指定居住在边州，仍保持部落旧俗，只要能耕种，自边州徙居内地诸州，也并不禁阻。一种是对农业国人，可直接迁到内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丽民户三万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徙高丽民户到内地，分居在河南、陇右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残余突厥人（居边州已久，从事农业）五万余口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一种是对商人及诸族酋长，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说来，唐对内附人迁居内地，是不设什么禁限的，因之，沿边诸州以及接近这些州的内地，居住着不少内附人。

唐玄宗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边镇军队却大扩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应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内附人，充当骑兵更是内附人的专业。将校中也有许多称为蕃将的内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蕃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叛乱就从此发生，并且长时期继续下去。

大量内附人居住在高度发展的唐社会里，经济上、文化上都要经过一个融合过程，天宝年间的腐朽政治，使得融合过程表现为战争的形式。已经融合的内附人，以李光弼（契丹酋长李楷洛的长子）为代表，成为保护唐朝的重要力量，立功不少于汉将汉兵。未曾融合的内附人即蕃人以安禄山为代表，一直保持着割据势力，占有河北三镇。唐末，又有内附的沙陀部落参加割据战争，五代中唐、晋、汉三个小朝廷，都是沙陀统治阶级建立的割据国。最后，由于内附人融合过程的完成，北宋内部不再有汉族与游牧族的斗争。

唐两次割据，第一次的发动者是内附人的统治阶级，第二次是汉族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沙陀成为分裂活动的重要参加者。

一第一次割据

安禄山是杂胡（父胡人，母突厥人），史思明是胡人。二人都居住在营州，充当互市牙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二人为小将，使侵害奚、契丹。二人凭着狡猾和勇力，逐渐得到张守珪以至唐玄宗的重用。七四四年，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两镇节度使，统率兵马比别镇都多。七五○年，安禄山又被任为河北道采访处置使，黄河以北军政、民政都归一人掌握。他收集一批徒党，其中蕃汉文武全有，以高尚、严庄为首，积极策划叛变。七四九年，王忠嗣暴死；七五一年，武库起火，烧兵器三十七万件，也可能是安禄山阴谋的一部分。七五五年，安禄山以惩罚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叛，在军中宣布：谁敢持异议动摇军心，查获后，灭三族。这说明很多士兵并不赞成反叛。安禄山攻入洛阳，留史思明守河北。七五六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分兵攻入长安，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在灵武继位。七五七年，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为燕帝。唐军收复长安，出潼关击洛阳。安庆绪弃洛阳逃归河北邺郡。七五九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进兵到河南，取得洛阳城。七六一年，史朝义杀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七六二年，史朝义被唐军击败，弃洛阳逃到河北，七六三年，逃到范阳。范阳守将李怀仙杀史朝义。安史叛乱形式上算是结束了。

安禄山用来作乱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安庆绪失败后，曳落河、六州胡带着大批掠获的人和物，逃到范阳投史思明。史思明为安禄山攻河北诸郡县时，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物、妇女都被掠夺，壮男被迫当役夫，尤其野蛮的行为是用刀枪刺杀老幼病弱，作为游戏；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杂有监视汉兵的蕃兵。史朝义逃奔到范阳，随从不散的只有胡骑数百人。这些事例，说明安、史叛军主要是以杀掠为目的的蕃兵，将领是野心更大、行为更恶的蕃将和一些蕃化了的汉将。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尽管死去，留下来的军队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与唐朝处于对立的地位。

史朝义逃到河北，唐军追击，史朝义部将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李宝臣）、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及田承嗣等人先后投降唐朝。七六三年，朝廷任命这些降将为节度使。河北名义上归还朝廷，实际是朝廷承认安史叛军的割据为合法。

藩镇叛乱的经过，已在唐中期的政治概况节作了些说明，这里只说各镇内部劫夺的事情，显而易见，以杀掠为目的的军事集团，内部是不可能相安无事的。

实行割据的藩镇，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取得唐朝廷的官爵，表示不是叛镇。在本境内，招集徒党，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用文武官吏，尽量保持独立的权利。藩镇境内养大量军队，用来箝制民众并出境作乱，民众的痛苦可以想见；唐朝廷因抵御藩镇，也养大量的军队，加重搜括财物作军费，唐境民众特别是江淮地区的民众，痛苦又可以想见。腐朽的唐朝廷和以杀掠为业的藩镇，配合起来构成了全国民众的大祸害。

下列三镇是割据河北的强镇。此外，还有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和短期割据者，这里不再叙述。

魏博镇——田承嗣是安禄山的死党，是蕃化的汉人。他是诸叛人中最凶狡的一个，投降唐朝作魏博节度使后，积极准备永久割据。他强迫本境内壮男当兵，只留老弱人耕种，数年间兵多至十万；又选强悍人一万充卫兵，称为牙军，给养特别优厚。节度使依靠牙军的支持，到后来，牙军操纵节度使的进退。八一二年，魏博镇内讧，牙军废田氏继承人，拥立牙将田弘正（非田承嗣子孙）为节度使。当时唐宪宗在位，朝廷颇有威望，田弘正懂得归朝有利，举魏博镇反正。田氏割据魏博镇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算是告一结束，但割据势力依然存在。

八二一年，幽州、成德两镇叛。八二二年，魏博牙兵拥牙将史宪诚（奚人）反叛，节度使田布（田弘正的儿子）被迫自杀。唐穆宗即任史宪诚为节度使。魏博联合幽州、成德两镇，又恢复割据。八二九年，牙军杀史宪诚，拥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八七○年，牙军杀何氏继承人（何氏割据四十二年），拥立大将韩君雄为节度使。八八三年，大将乐彦祯废韩氏继承人（韩氏割据十四年），自立为节度使。八八八年，牙将杀乐氏继承人，立罗弘信为节度使。当时已进入第二次割据时期，罗弘信依附朱全忠，参加朱全忠、李克用二人争夺河北的大战，相、卫两州民众大部分被杀死。九○六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感到牙军的威胁，借朱全忠兵歼灭牙军，凡灭八千家，连婴儿都杀死。魏博镇从此衰弱，受朱全忠支配。九一二年，梁将杨师厚灭罗氏（罗氏割据二十五年）。魏博镇自田承嗣至罗氏灭亡，割据凡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李宝臣原是奚人，擅长骑射，范阳将张锁高养作义子，得姓名为张忠志。安禄山反叛，又作安禄山的义子。他投降唐朝较早，朝廷任为成德镇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宝臣。七八一年，李宝臣死，子李惟岳继任。七八二年，王武俊杀李惟岳（李氏割据二十年），举成德镇投降唐朝。

王武俊原是契丹人，善于谋划，得李宝臣信任。杀李惟岳后，唐德宗即任为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怨朝廷不给节度使名义，起兵反叛。七八四年，王武俊又投降唐朝，得到成德军节度使名号。唐宪宗灭淮西、淄青两叛镇，成德镇孤立。八二○年，王氏继承人王承元自请归朝（王氏割据三十九年）。唐穆宗任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八二二年，王庭凑鼓动牙兵杀田弘正，又恢复割据。

王庭凑原是回鹘人，非常阴险狡诈，得王武俊喜爱，被养作义子。杀田弘正后，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三传至王熔，正当唐末大乱。王熔依附李克用，成德境成为梁（朱全忠）晋（李克用、李存勗）两军互攻的大战场。九二一年，部将张文礼杀王熔（王氏割据一百年）。九二二年，李存勗杀张文礼。成德镇自李宝臣至王氏灭亡，割据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幽州镇是安史叛军的巢穴，也是河北三个叛镇中最为强大、内部劫夺更为剧烈的一镇。李怀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后来加入安禄山叛军，做一个偏将。史朝义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死，唐朝又任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七六八年，部将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李怀仙，朝廷任朱希彩为节度使。七七二年，部属杀朱希彩，拥立朱泚，朝廷任朱泚为节度使。七七三年，朱泚使朱滔率五千精骑到京西防秋，对朝廷表示恭顺。唐代宗给朱滔重赏。朱滔归幽州，劝朱泚也入朝，说是得天子喜欢，可以保子孙富贵。朱泚听信他的话，七七四年，入朝。朱滔拒绝朱泚回镇，朝廷任朱滔为留后。七八一年，朝廷任朱滔为节度使。七八五年，朱滔死（朱氏割据十四年），将士拥刘怦为节度使。刘怦将死时，唐德宗任刘怦子刘济为节度使。

八一○年，刘济次子刘总杀刘济，又杀长兄刘绲，唐宪宗任刘总为节度使。刘总见河南、北叛镇都被削平。八二一年，奏请弃官为僧。唐穆宗任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代刘总。当年，将士逐张弘靖，拥立朱克融。朝廷任朱克融为节度使。八二六年，将士杀朱克融，拥立李载义。八三一年，杨志诚逐李载义自立。八三四年，将士逐杨志诚，拥立史元忠。八四一年，偏将陈行泰杀史元忠自立，牙将张绛又杀陈行泰自立。唐武宗用李德裕策，破例不加任命，别任幽州旧将张仲武为节度使，张绛被逐，张仲武与朝廷发生较好的关系。八四九年，将士逐张仲武的继承人，拥立周綝。八五○年，周綝死，将士拥立张允伸。八七二年，张公素逐张允伸的继承人自立。八七五年，回鹘人李茂勋（唐武宗时回鹘国破败，李茂勋等内附）逐张公素自立。八七六年，李茂勋传位给儿子李可举。八八五年，李可举约成德镇王熔共同防御太原李克用进兵河北地区。李可举使部将李全忠攻易州，被守军击败，李全忠收败兵回攻幽州，李可举自杀。李全忠作节度使。八八六年，李全忠死，子李匡威作节度使。八九三年，李匡威率兵救王熔，弟李匡筹据幽州城自作节度使。李匡威谋夺取成德镇，被王熔杀死。蔚州守将刘仁恭攻李匡筹，战败，投奔李克用，劝李克用攻幽州。

八九五年，李克用攻破幽州，李匡筹败死。李克用任刘仁恭为节度使。刘仁恭得幽州，不再听李克用调遣。八九七年，李克用攻幽州，大败，兵士死亡过半。刘仁恭依附朱全忠，发大兵步骑十万，攻魏博镇，屠贝州（治清河，河北清河县），投尸于清水，清水被壅塞不能流。朱全忠发兵救魏博镇，大破刘仁恭军。朱全忠军追击，自魏州以北数百里，沿路都是刘仁恭军尸体。九○六年，朱全忠率兵攻沧州（守将是刘仁恭长子刘守文），刘仁恭发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全部男子当兵，面上刺“定霸都”三个黑字，文人在手臂上刺“一心事主”四字。沧州城被围百余日，城中人吃泥土甚至人相食，居民大半饿死。刘仁恭向李克用求救，出兵三万供李克用使用。李克用攻朱全忠的潞州，朱全忠才解沧州围退兵到贝州。九○七年，刘守光（刘仁恭次子）拘禁刘仁恭，俘获刘守文，自作节度使。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杀刘仁恭、刘守光。幽州镇自李怀仙至刘守光，割据凡一百五十一年。

以上河北三叛镇，是野心蕃人、汉族豪强、失意文士的结合体，割据一百五六十年，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破坏力，三叛镇实是唐时社会的毒瘤。三镇割据，大体上有三个动向。在唐中期，三镇主要是和朝廷对抗，要确立割据者子孙世袭制。在唐后期，朝廷承认世袭制，有人夺得节度使，即照例任命，魏博、幽州两镇转为剧烈的内部劫夺。在唐末、五代，三镇加入梁、晋两国的混战，河北遭受更严重的摧残，但割据状态也从而结束，黄河流域又合成一体，自唐前期以来，内附人的融合过程基本完成了。

藩镇割据是一幅群盗劫杀图。前面一个又一个的强盗拿着刀在劫杀，背后又是一个个强盗暗藏着刀准备劫杀前面的人，忽得忽失，以暴易暴，丑恶不堪入目。朝廷拥有巨大的兵力，足以消灭割据者，但本身已经腐朽，养兵多，只能支出更多的军费，使民众负担更重的赋税，对割据者却并无实际作用。宰相李吉甫劝唐宪宗取淮西，说，淮西是一个孤立的小镇，国家经常置数十万兵四面防御，军民劳苦，费用浩繁，实在不是久长之计，如今不取，以后将更难下手。唐宪宗用兵，果然收效。这说明不是叛镇太强而是朝廷太缺少进攻的决心。大抵朝廷对叛镇，平时聚兵防御，无积极进攻的准备；有时进攻，无切实有效的办法；河北叛镇一时归顺，无消除隐害的措施。藩镇纷起叛乱，河北割据竟至一百数十年，归根说来，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朝廷本身的腐朽。

二第二次割据

唐后期，朝廷放弃河北，不再对三叛镇用兵。淮西镇消灭后，河南地区完全受控制，江、淮赋税到长安，路上通行无阻，唐朝廷也就愈益奢侈腐朽。黄巢起义军发动以前，唐在河南地区的诸镇，兵力薄弱，江南地区更是兵备空虚，因之，起义军纵横南北，受唐兵的阻力并不大。但是，一大批新起的反动势力，借对抗起义军的机会，纷纷拥兵割据，从此出现一幅比第一次割据更凶暴、更丑恶的群盗劫杀图，全国民众都直接遭受劫杀的大灾难。

下面叙述八个割据者，其中李克用、朱全忠两人最强。从这伙人开始，后来演变为五代十国。

（一）李克用（晋国）

沙陀是西突厥的一个小部，唐德宗时内附，居定襄神武川的新城（在山西大同市西南），有骑兵一万，号沙陀军。八六八年，庞勋据徐州叛变，唐发十镇大兵攻徐州，酋长朱邪赤心率沙陀军在义成节度使康承训部下充先锋。八六九年，唐懿宗任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改姓名为李国昌。八七八年，李国昌子李克用杀唐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治云中，山西大同市），公开反叛，攻夺州县。八八○年，唐军击败沙陀军，李国昌、李克用率亲属逃入鞑靼部（靺鞨别部，在阴山一带游牧）。八八一年，黄巢率起义军进入长安。河东监军陈景思请朝廷招李国昌父子，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八八二年，宦官杨复光又去招请。李克用野心得到唐朝廷的支持，即率沙陀、鞑靼兵一万七千人向长安行进，沿路增兵，到河中已有四万人。八八三年，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两个宦官拥着一个沙陀酋长，互相依仗，声势颇盛。长安附近唐各镇兵，也因沙陀来到，气焰又张。李克用与各镇合力进攻，起义军战败，退出长安。唐朝廷得救，任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作为酬谢，从此李克用据有河东，以太原为出发点，积极参加割据战争。

八八四年，黄巢退到河南，攻唐诸镇，唐宣武镇节度使朱全忠等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得到招请，就出兵到河南。起义军战败，黄巢逃向兖州。李克用入汴州城，几乎被朱全忠杀死。李克用大怒，与朱全忠结成深仇，两人间发生一联串的恶战。李克用、朱全忠都算是唐臣，都必须利用唐朝廷。唐后期的朝廷，为宦官所把持，朱全忠利用在朝士族来反对宦官，李克用是新得势的沙陀人，在唐境内缺乏根基，利用宦官来反对士族，使朝廷在沙陀人保护下得以存在一时，对自己较为有利。两人都想掌握唐朝廷，恶战的根本原因在此，报私仇并不是重要原因。唐朝廷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已经迫近崩溃，经两人恶战，加剧了南北司的冲突，宦官消灭，唐朝也就崩溃了。朱全忠灭唐以后，李克用始终不放弃拥唐的名义，这说明李克用是有谋略的，所以成为朱全忠的劲敌。

李克用回河东，招募国境内外游牧部落人当兵，扩展属地，谋攻朱全忠。朱全忠正与别一割据者秦宗权对敌，处于劣势。李克用要求出兵，朝廷竭力劝阻，朱全忠因此得在河南立足。八八九年，朱全忠消灭秦宗权，军势大盛。八九○年，朱全忠上表请朝廷讨伐李克用，宰相张濬等附和朱全忠，力主出兵。唐昭宗任张濬为统帅，率兵五万入河东境，朱全忠也发兵来会攻，结果是唐军大败，朱全忠军也败退。八九一年，李克用出兵攻成德镇王熔，幽州镇李匡威来救，两镇合兵十万，被李克用战败。八九三年，李克用攻王熔，王熔献帛五十万匹求和，成德镇附属于李克用。八九四年，李克用灭幽州镇，使刘仁恭为幽州节度使。八九五年，唐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承认李克用永远占据河东地区。朱全忠攻割据者兖州朱瑾、郓州朱瑄，八九六年，李克用出兵救兖、郓，路过魏博，被魏博击败。魏博镇从此附属于朱全忠。此后，李克用、朱全忠连年攻战，李克用失势，成德、义武（节度使驻定州）两镇都归附朱全忠。九○一年，朱全忠灭河中镇。李克用失去三个附属镇，只好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出兵五万乘胜围太原城。九○二年，朱全忠大举进攻，又围太原城。朱全忠两次围太原，显示兵力强大，李克用急于自保，不敢再出兵攻朱全忠。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位。李克用所部亲军都是沙陀等部游牧人，不论在河东境内或境外，专爱掠夺，毫无纪律。李克用大败后，不敢出境，河东民众受害更甚。李存勗曾劝李克用整顿纪律。李克用说：这些人跟我攻战数十年，我没有钱养他们。现在四方诸侯都在出重赏招募勇士，我要是治军太严，他们走散了，我同谁来守河东！李克用是这样一群掠夺者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群劫贼建立起来的。

（二）朱全忠（梁国）

朱全忠原名朱温，父亲是乡村塾师。父死，随母王氏到萧县刘崇家当佣工。朱温凶悍狡诈，懒惰不肯作工，屡被刘崇笞辱。黄巢率农民起义，朱温投入起义军，随黄巢转战南北。这是一个乡村流氓，后来叛变，屠杀起义军，就是他那种流氓的本色。八八二年，黄巢任朱温为同州防御使。朱温看到起义军形势不利，举同州投降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说母亲姓王，拜王重荣为母舅。唐任朱温为同华节度使，赐名为朱全忠。从此这个朱全忠算是唐将，专力与起义军为敌。

八八三年，唐任朱全忠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并加任东北面都招讨使，要他堵塞黄巢的退路。他得到这个名号，用兵的地面就很广泛，凡是长安的东北方，都有权去招讨。当时黄巢在河南还保有强大的兵力，唐感化军节度使（驻徐州）时溥、忠武军节度使（驻许州）周岌和朱全忠都力弱不能支持，共向李克用求救。八八四年，李克用到河南，黄巢军被击败，起义军将领纷纷叛变，大将尚让投降时溥，别将葛从周等多人投降朱全忠。朱全忠是起义军叛徒的首领，他的割据势力，主要是依靠这批叛徒建立起来的。

朱全忠只是许多割据者中间的一个，宣武镇起初也不是强镇，朱全忠能够逐渐吞并诸镇，变成最强的一镇，是和他的流氓本色分不开的，也就是和他的凶悍狡诈分不开的。但黄河流域得到基本统一，不能不说是他的成绩。

割据者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派部将四出攻掠，一路侵淮南，一路侵江南，一路陷襄阳，一路（孙儒）陷洛阳，一路陷汝、郑，一路攻汴、宋，各路共攻陷二十余州，有些州城未被攻破，乡村却毁坏无遗。这群野兽，出行不带粮食，只用车载盐渍人尸当作军粮。只是走到的地方，大烧大杀，千里无炊烟，鸡犬声不闻，居民几乎被灭绝。八八七年，秦宗权集合精兵从郑州进攻汴州。朱全忠大破秦宗权军，斩首二万余级。秦宗权屠郑州，孙儒屠河阳，弃城逃走，同率兵往攻扬州。唐僖宗任命朱全忠兼领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要他追击秦宗权。八八八年，秦宗权又攻陷郑州。唐僖宗任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统率诸镇兵，在名号上，他成为关东最高的统帅了。当年，蔡州将囚秦宗权，举蔡州投降朱全忠。

朱全忠灭蔡州，军势更盛。八九一年，击败魏博镇，魏博镇求和，成为朱全忠的附属镇。朱全忠连年攻击时溥、朱瑄、朱瑾，双方军民都大量死亡。八九三年，杀时溥，取得感化镇。八九七年，杀朱瑄，取得天平镇，又取得泰宁镇。朱瑾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投奔淮南割据者杨行密。朱全忠拥有宣武、天平、泰宁、感化、忠武、宣义等镇，还有一些附属镇，兵力强大，继续兼并诸镇。九○三年，入关击败李茂贞，夺得唐昭宗，消灭宦官，受封为梁王，达到了掌握唐朝廷的目的。九○五年准备灭唐时，朱全忠共有宣武（汴州等四州）、宣义（即义成军，汝州等三州）、天平（郓州等四州）、护国（河中等五州）、天雄（即魏博镇，魏州等六州）、武顺（即成德镇，镇州等四州）、佑国（京兆及商、华二州）、河阳（孟、怀二州）、义武（定州等三州）、昭义（潞、泽二州）、保义（邢州等三州）、戎昭（均、房二州）、武定（洋州）、泰宁（兖州等三州）、平卢（青州等六州）、忠武（陈、许二州）、匡国（同州）、镇国（陕、虢二州）、武宁（即感化镇，徐、宿二州）、忠义（襄州等七州）、荆南（荆州等三州）等二十一镇。诸镇中天雄、武顺是附属镇，武定是蜀王建属地，其余诸镇割据者都被朱全忠消灭。从群盗分割变为一盗独据，对民众说来，终究还算是较好的事情，如果说朱全忠在历史上多少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就是他独据了一大片土地。

（三）杨行密（吴国）

杨行密庐州合肥人，长大有力，能举重一百斤。凡是黄巢起义军经过的地方，本地人多起兵响应，杨行密就是一个响应者。后来被唐兵捕获，庐州刺史令充当州兵，逐渐提升为庐州牙将。八八三年，杨行密杀都将，总统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庐州刺史被迫让位，唐朝任杨行密为庐州刺史。杨行密部下有刘威、陶雅、徐温等三十六人，号称三十六“英雄”，杨行密在淮南的割据势力，就是依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

八八七年，割据者淮南节度使高骈被部将毕师铎（原是王仙芝部将）围攻，令杨行密率兵来救。毕师铎攻入扬州，大烧大掠，高骈多年搜括的财物全部消失。宣歙观察使秦彦率兵三万入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杨行密沿路收兵，得一万七千人，围攻扬州。秦彦兵在围城中杀人当粮食。杨行密围攻半年，城中居民被秦彦兵几乎吃完。杨行密攻入城中，残存居民只有数百家，饥饿得不象人形。秦彦等吃人野兽刚逃出城，秦宗权使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一群吃人野兽又来到夺扬州城。秦彦、毕师铎与秦宗衡、孙儒合在一起，杨行密守空城不敢出战。不久，孙儒杀秦宗衡，又杀秦彦、毕师铎，合并各部兵来攻扬州城。杨行密弃城走回庐州。八九一年，孙儒烧扬州城，驱迫丁壮及妇女随军，杀老弱充军粮，渡江攻杨行密。八九二年，孙儒战败，被杨行密擒获斩首。胡三省《通鉴注》评孙、杨胜败，说：光启三年（八八七年），孙儒开始与杨行密交兵，孙儒兵比杨行密多十倍，但终于死在杨行密的手中，原因是孙儒专务杀掠，人心不附。杨行密虽为孙儒所困，对饥民却有些接济，多少得点人心，所以最后获胜。胡三省说的是对的。同是害民的盗贼，为害较轻的就会得到民众的一些支持。任何战争，兵力强弱，只能决定一时的胜败，决定胜败的关键还在民心的向背。小的如两军相斗，大的如列国相持（如五代十国），都不能有例外，这也就是说，割据总是不得民心的，谁能够多得些民心，谁就能够消灭割据，统一全国。

扬州是最富庶的城市，唐时号称扬一（第一）益（蜀）二，经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六年攻战，民众死去或逃亡，江以北淮以南，东西千里变成白地。

八九二年，杨行密率兵回扬州，唐朝任为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节省费用，选用地方官，招徕流民，减轻赋税徭役，奖励农桑，又运茶、盐与邻镇通商，几年以后，民力逐渐恢复起来。杨行密选孙儒降兵五千人作亲军，称为“黑云都”（着黑衣），专用来冲锋陷阵。八九七年，朱瑾、史俨、李承嗣率骑兵投淮南。杨行密得到蔡州兵和河东、兖、郓兵，加上长于水战的淮南兵，按兵力说，是一个强镇。北起海州，南至虔州（江西地九○六年入淮南），东起常州，西至沔口（汉口），淮水南部、长江东部诸州都为淮南镇所占有，按土地说，是一个大镇。朱全忠三次进攻，三次都失败。这个镇的存在，阻碍着北方势力进入南方，使统一成为不可能。但占据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晋、汉，都是野蛮统治者，如果进入南方，只能给南方民众带来更大的破坏和痛苦，因此，淮南镇隔离南北，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王建（前蜀国）

王建是许州舞阳（河南舞阳县）人，在乡里宰牛偷驴贩私盐，乡里人叫他“贼王八”（排行第八），公认他是个流氓。后来他投忠武军当兵，升迁作队将。黄巢进入长安，唐僖宗逃入蜀，忠武军派兵八千助朝廷，归宦官杨复光统率。杨复光分八千人为八都，每都置一都头，王建是八都头之一。八八三年，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唐僖宗大喜，号王建等都为随驾五都。宦官田令孜认王建等为义子。八八六年，唐僖宗避李克用兵锋，逃到兴元（陕西汉中），田令孜逃入蜀，依母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杨复恭掌权，斥退田令孜党羽，使王建离开禁军，出为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县）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得众八千，沿嘉陵江袭取阆州，自称阆州防御使。八八七年，王建得东川（治梓州）节度使顾彦朗的援助，进击陈敬瑄，西川所属十二州，都遭受王建的杀掠。八八八年，唐昭宗任韦昭度为西川（治成都）节度使，想依靠王建的兵力驱走陈敬瑄。王建利用韦昭度名号，攻取西川诸州，陈敬瑄困守成都，军士饥饿，多谋出降。八九一年，王建要韦昭度先走，使部下捉韦昭度的亲信人，在韦昭度门前，一块块割下肉来吃。王建说，没有粮食，只好吃人。韦昭度大惧，赶快逃回长安，王建也就攻入成都，自为西川节度使。八九七年，王建攻破梓州（治郪，四川三台县），灭东川，占有全部蜀地。九○二年，王建乘李茂贞被朱全忠围困，出兵攻破汉中，取得山南西道，同时又得武定镇（洋州）。九○三年，王建攻荆南，取得夔、忠、万（四川万县）三州及施州（湖北恩施）。唐封他为蜀王。九○六年，取荆南的归州（湖北秭归）。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形势稳固了。

（五）钱镠（吴越国）

钱镠（音流liú）是杭州临安（浙江临安县）人，从来不爱生产劳动，专以贩私盐和掠夺为业。八七五年，浙西狼山守将王郢叛乱，攻掠浙东、西诸州。临安人董昌等组织土团抵御王郢，钱镠在董昌土团中当偏将。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县土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为八都长。八七九年，黄巢军经过临安，钱镠用诡计骗黄巢军，临安不曾被攻。这算是有功。八八一年，镇海节度使（驻润州）周宝任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八八二年，浙东观察使（驻越州）刘汉宏出兵二万谋夺取浙西，被钱镠击败。八八六年，钱镠攻破越州。董昌自杭州徙驻越州，使钱镠驻杭州。八八七年，唐僖宗任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当年，镇海军将士叛变，逐走周宝，拥薛朗为留后。钱镠以伐叛为名，出兵取得苏州。八九三年，唐任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驻杭州，有兵十三都，成为浙西强镇。八九五年，董昌在越州称帝，钱镠得到机会，出兵攻董昌。八九六年，攻破越州，杀董昌。唐任钱镠为镇海（浙西）镇东（浙东）两军节度使。钱镠据有浙东、西，地小兵弱，受到淮南镇的威胁，因此，对北方统治者始终表示恭顺，借以牵制淮南，在诸割据者中，与下列三个割据者都属于弱小的一类。九○七年，梁太祖（朱全忠）封钱镠为吴越王。

（六）马殷（楚国）

马殷是许州鄢陵（河南鄢陵）人，在秦宗权军中当小将。八八七年，秦宗衡、孙儒率刘建锋、马殷等夺淮南。八九二年，杨行密杀孙儒。刘建锋、马殷率残兵七千人，逃往洪州，在江西聚众数万。八九四年，刘建锋等攻入湖南，取得长沙。唐僖宗任刘建锋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八九六年，军士杀刘建锋，推马殷为节度使。马殷陆续攻取州县，占有湖南全境。九○○年，马殷攻取桂管五州，桂管全境并入湖南。近邻淮南镇强大，马殷对朱全忠表示恭顺。九○七年，梁太祖封马殷为楚王。当年，马殷击败淮南兵，夺得岳州。九○八年，出兵攻岭南，击败岭南割据者刘隐，得到六个州。马殷拥有颇为广大的土地，闭境自保，湖南民众遭受兵祸比较少一些。

（七）刘隐（南汉国）

刘隐的祖父是蔡州上蔡（河南上蔡）人，住在广州做商贾。父刘谦作封州（治封川，广东封川县）刺史。八九四年，刘谦死，子刘隐继任。八九六年，岭南东道节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所，走到湖南，广州牙将叛变谋割据。刘隐起兵杀叛将，迎李知柔入广州。李知柔任刘隐为行军司马。九○五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徐彦若死，众推刘隐为节度使。九○七年，梁太祖封刘隐为大彭郡王。刘隐占有岭南及容管（广西容县）、邕管（广西南宁）诸州，不参加战争，境内较为安静。

（八）王审知（闽国）

王审知是光州固始（河南固始）人。寿州人王绪攻据固始，使王潮、王审知兄弟为军官。八八五年，王绪被秦宗权攻击，率众南逃，入江西，转入福建，沿路抢掠，聚众数万。王绪性猜忌，任意杀人，部属人人自危。王潮因众怒囚禁王绪，受推为军主。泉州刺史贪暴，泉州人见王潮军纪严肃，请代为除暴。八八六年，王潮攻入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任王潮为泉州刺史。八九一年，陈岩死，都将范晖自为留后。王潮使王审知攻福州，民众送粮食助攻。八九三年，王审知攻入福州，唐任王潮为福建观察使。境内割地称雄的群盗二十余股或散或降，王潮占有福建全境。八九七年，王潮死，王审知继位。九○七年，梁太祖封王审知为闽王。

以上八个割据国，按强弱可分为三类。晋、梁是强的一类。两国势力相当，梁被晋牵制，不敢出全力攻吴，这就使得割据的形势固定下来。吴、蜀是次强的一类。两国占据最富庶的扬、益地区，有自守的力量，给长江流域筑起了屏障。吴越、楚、南汉、闽是弱小的一类，有一天屏障撤除，四国自然归于消灭。归根说来，割据局面的造成，由于晋梁两个残暴国在北方的对峙。

第八节农民大起义

唐前期，由于剥削还有些限度，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比较缓和一些。安、史反叛，黄河流域战乱频繁，原来朝廷租税主要来自江淮，现在江淮更成为唯一的租税榨取地，民众负担骤增，农民起义第一次在浙东爆发了。

七六二年，台州（治临海，浙江临海县）起义首领袁晁率众攻浙东州县，取得衢、温、明等州，有众二十万。

七六三年，李光弼派兵击破袁晁起义军，浙东又为唐所有。袁晁一号召，就得到浙东广大民众的拥护，虽然被李光弼镇压，起义符合民众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唐朝廷还拥有强大的武力，足以保持它的腐朽统治，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不得不暂时失败，但腐朽统治终究不能逃避农民起义的打击，到了八五九年，浙东又有裘甫率领的起义。

唐朝廷向江、淮以及岭南搜括大量财物，民众已极困苦，官员为谋求大利，也争着到这些地方去做官。名士薛保逊作文讥斥当时的州县官，说，我送客到灞桥，在旅店休息，看见几个似乎象人的东西。试问来历，这些东西居然会说话，说是江、淮、岭南的州县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为什么受这些东西的鞭挞！官吏贪虐成风，南北原是一致，薛保逊特别指斥江、淮、岭南的官吏，足见南方民众困于勒索尤为严重。裘甫起义，影响比袁晁更大，因为裘甫得到民众更大的拥护。

八五九年，正是唐宣宗死，唐懿宗继位，唐朝廷开始趋于大崩溃的一年。裘甫起义标志着唐朝廷崩溃的开端，尽管裘甫失败了，起义的潮浪是不可能阻遏的。

浙东起义首领裘甫率众攻破象山县城，又进攻剡县（浙江嵊县）。裘甫起兵时众不过一百人，八六○年，起义军增至一千人，取得剡县，众增至数千人。浙东道以及别道民众，纷纷来归，众骤增至三万。还有不少起义小帅，派人来联络，请作属部。起义军推裘甫为天下都知兵马使，又推刘暀（音旺wang）为副使，刘庆、刘从简为大将，废弃唐朝皇帝年号，自建年号为罗平（越民间相传有罗平鸟，管越人祸福，裘甫用为年号。八九五年，董昌据越州称帝，以罗平为国号），铸印，印文为天平。裘甫以平（太平、公平）为号召，这就是起义军旺盛的原因。起义军在剡县积聚粮食，制造器械，声势大振，分兵攻越、衢、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明、台等州，取得唐兴（浙江天台县）等若干县城。浙东唐军屡战屡败，宰相推荐前安南都护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王式要求朝廷多给兵马，说，如果发给兵马太少，战事迁延不决，江、淮民众一定要起兵响应。国家用度完全依靠江、淮，那时候道路阻绝，上自宗庙，下至禁军，都得不到供给，事情将非常危急。唐懿宗和宦官听了这番话，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归王式统率，兵力上唐处于优势地位。

在起义军方面，裘甫保守剡县等几个县城，并不想积极进攻，没有号召各地民众起兵去打破唐朝廷的用兵计划。刘暀对裘甫说：我军如此旺盛，方略却至今未定，实在可惜！王式所率大军，不要四十天就来到，兵马使应该乘敌军未到的时机，急出兵攻取越州城，再派兵五千守西陵（浙江萧山县西兴渡口），沿浙江东岸筑垒拒敌。大集船舰，乘机出敌后，攻取浙西州县，过大江攻扬州，夺取财物，还军修石头城（江苏南京市）固守，宣、歙、江西民众自然响应。另派刘从简率万人从海路袭取福建。这样，唐朝廷赖以生存的贡赋，都为我所有，只怕子孙不能守，我们这辈子可以无忧了。刘暀这个有限度的进攻计划，总还算是一个计划，裘甫连这一点想法也没有，说：今天醉了，明天再议。进士王辂献计说：刘副使说的乃是孙权的故事，那时候天下大乱，所以能占据江东，现在中原无事，占据是不成的，不如拥众守险，大势不好便逃入海岛，这是万全的良策。裘甫犹豫不定，实际上是采取王辂的所谓万全良策。王式坚决进攻，裘甫束手无策，不待战斗，胜败已经决定了。

王式到越州，用浙东兵和称为土团的地主武装作向导，又用居住在江淮的吐蕃、回鹘降人充骑兵，督诸军分路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与唐兵十九战，不能取胜，占有的土地先后被唐兵夺去。刘暀对裘甫说，早用我的计谋，先取越州，事情不会这样危急。王辂等几个进士在军中，都着绿衣。刘暀杀王辂等，说，都是这些青虫坏事。王辂等只是计谋不合，并非背叛起义军，刘暀轻率杀人，显得计穷谋竭，与裘甫一样束手无策。起义军最后退守剡县城，坚决抵抗唐兵，三天中出战八十三次，唐兵受挫，但不肯撤围退走。城中妇女组成女军，助起义军守城。裘甫、刘暀、刘庆率壮士百余人夜间突围，被唐兵杀死。刘从简弃城守山，也战败被杀。

裘甫率领的浙东起义，前后凡六十六日，在战斗中，民众反唐的决心，表现得十分清楚，女军投石块击敌，就是明证。唐朝廷因王式得到暂时的战胜，以为无忧了，事实是更大的忧就紧接在后面。

安南民众遭受残酷的剥削，至少同江淮一样。民众无法生存，八五八年，引南诏兵攻唐安南守军，战事连年不停，到八六三年，唐懿宗撤回诸道援安南兵，专守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八六四年，唐朝廷发八道兵守邕州，南诏来攻，唐兵大败。朝廷选募徐州军士三千人往邕州防守。八六八年，徐州兵在防地作乱，拥庞勋为主，自动回徐州。朝廷发十道兵攻徐州，八六九年，才消灭庞勋所率的叛军。

浙东起义后，唐朝廷搜括军费，民不堪命，到处聚众反抗。八六○年，薛调上书说，“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唐战胜裘甫，反唐的民众却更多了。安南起义后，唐内部引起庞勋叛乱，搜括军费愈益迫急，再加关东连年有水旱灾，民众穷极，聚众反抗，规模比浙东起义时，又增加无数倍。唐统治地区，不分南北，民众普遍反唐，爆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八七四年，王仙芝率众数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县）起义。次年，黄巢率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王仙芝、黄巢起义符合当时广大民众的意愿，因而声势浩大，成为大起义的首领。

王仙芝、黄巢都曾贩卖私盐。唐末割据者如王建、钱镠以及吴国权臣徐温，也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私盐与这些人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时，盐价每斗十钱，唐肃宗加一百钱，每斗一百一十钱，盐利成为朝廷重要的收入。盐是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贫民总得购买一些。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因之专在盐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税收，从每岁收入四十万缗开始，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岁竟增至六百余万缗。朝廷岁入，监利占半数。宫庭费用，诸军饷需，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朝廷对盐利的重视，可以想见。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时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盐，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一斗以上，处以杖刑。私刮碱土一斗，等于卖私盐一升，也要处罚。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剧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计谋和勇力，足以对抗盐官。贩私盐的规模愈大，这些条件也愈益具备。黄巢就是这样的一个贩私盐者，一旦与起义民众结合，就成为有能力的首领。

黄巢是曹州冤句县人，祖先几辈子相沿贩卖私盐，黄巢继承祖业，富有财产。黄巢长于骑射，爱扶危救急，收养各地来投奔的逃命人；也爱读书，屡次应进士考试，被抑不得及第。他是失意士人，又是有势力的豪侠，看到唐朝廷极度腐朽和民众普遍反唐，离开原来的阶级，走起义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八七四年，王仙芝在长垣县起义，立名号为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檄文，声讨唐朝廷任用贪官，赋税繁重，赏罚不平等罪恶，切中当时的弊病。八七五年，王仙芝率尚君长等攻破濮、曹二州，众增至数万，又击败唐天平节度使兵，攻入郓州。黄巢就在这时候起兵，与王仙芝共同行动，数月间也有众数万。

王仙芝、黄巢统率的起义军，行军都采取流动的方式，不据守城池，这在起义初期是必要的。因为唐统治阶级固然内部分散，势力衰弱，但对起义民众，却是一致仇恨，为消灭起义军，他们可以结合起来，协力进攻。起义军如果守城池，必然被唐军围困，很可能被消灭。反之，寻便利处流动，使唐军陷于被动的境地，各地民众起义响应，更使唐军被牵制在本镇境内，这样，起义军活动的区域愈扩大，力量愈增强，唐朝廷的崩溃也就愈迫近。当时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镇地方，民众纷纷起义，大部有千余人，小部也有数百人，攻击州县城。唐朝廷令五镇节度使加意防守本境，抽出一部分兵力交“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宋威指挥。行营步骑兵总数不过五千人，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更掌握主动权，往来山东一带。八七六年，唐朝廷令天下乡村各备弓刀器械，组织地主武装来抵御起义民众。起义军在沂州城下战败，转入河南地区，攻下郏城（河南郏县）等八县，唐朝廷恐惧，调关内诸镇兵守陕州和潼关，昭义等镇兵守洛阳（东都），山南东道兵守汝、邓二州重要路口。起义军攻破汝州，东都大震动，百官多携家属逃窜出城。起义军攻郑州，被唐守军击败，转向南方唐、邓二州进攻。关以东各州县守城自保，不敢出战。起义军行动自如，攻破郢、复二州，又攻申、光、卢、寿、舒等州。淮南镇危急，唐朝廷怕失去扬州，江南贡赋断绝，君臣惶恐，束手无策。

起义军攻蕲州（治蕲春，湖北蕲春县），唐蕲州刺史请王仙芝黄巢等进城，允许为王仙芝奏请官位。唐朝廷经一番辩论后，给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这样一个空名。王仙芝居然叛卖起义军，无耻地接受这个空名。黄巢大怒，责骂王仙芝道：起初大家立重誓，要齐心协力，横行天下，现在你去左军做官，起义军该到那里去！捉住王仙芝痛打，众将士也群起责骂，王仙芝无奈，只好不受唐官，夺取蕲州。黄巢原想得个节度使一类拥有实权的官职，占领若干州县。这自然是放弃起义旗帜企图割据称雄的错误想法，不过，比起王仙芝来，还算是不肯放弃军队，因之还可以率领起义军。王仙芝、黄巢已经破裂，起义军分为两部，王仙芝、黄巢各率所部分路去活动，势力削弱了。

八七七年，王仙芝攻破鄂州城（湖北武昌县），又攻破安、随二州城。据唐宰相郑政说，王仙芝曾七次求降，都被招讨使宋威搁置，不转奏朝廷。王仙芝完全变成起义军的叛卖者，宋威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不如在战争中杀死他，可以得大功，因此拒绝受降。招讨副使宦官杨复光使人招王仙芝，这个无耻叛徒得到门路，即遣尚君长率一批人来接洽条件。宋威派兵在路上捕尚君长等，奏称在战场上擒获；杨复光奏称尚君长等确是投降，并非阵上被俘。唐朝廷反正不再害怕王仙芝，降与不降无足轻重，竟下令斩尚君长等。八七八年，王仙芝率众到荆南，攻入江陵城，又转到申州（治义阳，河南信阳县），被唐军击败。唐军追击到黄梅，大破王仙芝军，杀数万人。王仙芝逃走，被唐军杀死。王仙芝初起时，宣布唐罪恶，与唐为敌，符合民众的愿望，起义军因而迅速壮大起来。王仙芝、尚君长等这伙人，却以为自己有了什么本钱，可耻地想交易个唐官来做。在这伙人率领下，军心自然要涣散，唐军也就转弱为强，更不会允许敌对阶级武装的存在。凭借起义军而又叛卖起义军的这伙人，先后被唐杀死，是应得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一路起义军遭受惨重的杀伤，大大削弱了对唐的攻击力量。

蕲州分裂后，黄巢率所部北上。八七七年，攻破郓州，杀唐天平军节度使，又攻破沂州。王仙芝部将尚让（尚君长弟）屯查岈山（河南遂平县西）。黄巢在山东势孤，率众来会，与尚让合力守山。黄巢又与王仙芝合攻宋州（治宋城，河南商邱县），击败唐兵，围宋州城。两路起义军会合，军势就有振作气象，可是，王仙芝别有用心，宋州城下战败，即与黄巢分离，引所部向安、随等州活动。八七八年，王仙芝败死，尚让率残部归黄巢，推黄巢为王，又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设置官属，开始建成一个国家的形式。起义军自立国家，明白表示与唐朝对立，是有意义的，但元称王霸，也表示黄巢缺乏坚定的反唐决心。王是统一天下，以新朝代替旧朝，霸是在旧朝下割据称雄。黄巢所谓王霸，意思是求王不得，求霸也可，统率者如此打算，起义军很难有好的前途。黄巢攻破沂、濮二州城，唐集合大军来攻，黄巢被迫向唐天平军求降。唐朝廷给右卫将军（从三品）名号，令在郓州解散军队。当然黄巢不比王仙芝，知道放弃军队的后果是什么，因此拒绝接受唐朝的诏令。

黄巢在山东不能取胜，转到河南攻宋、汴等州。唐调兵防守东都并攻击起义军。事情很明显，唐朝廷固然极度腐朽，但在镇压起义军时，还能够调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或守或战，到处阻遏起义军，尤其是江淮赋税，照常供应，使唐朝廷能够用来养兵，保护北方州县城。起义军在乡村不能对民众多所取求，攻破州县城又很不容易，在这种形势下，开辟新的活动地区，实有必要。江南是唐朝军备最薄弱的地区，起义军到江南活动，这在起义军是打开新局面，在唐朝廷是遭受致命伤。八七八年，黄巢引兵渡江，起义军转入了大发展的阶段。

黄巢所率起义军，受生活必需品的限止，在北方，多时不过数万人，通常只有数千人，一到江南，人数就有很大的增加。王仙芝余部王重隐等早在江南活动。八七八年，王重隐攻破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曹师雄攻宣、润等州，黄巢入江西境，与王重隐等相呼应，一举攻下虔、吉、饶、信等州。曹师雄攻浙西，唐朝廷用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抵御曹师雄军。黄巢攻浙东，自衢州至建州，开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夺得福州。黄巢得福州，可以北攻浙东，南攻广州。八七九年，写信给唐浙东观察使崔璆（音球qi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要求代向唐朝廷请给天平节度使官职。二人怕黄巢来攻，向唐朝廷恳切请求，唐朝廷不许。黄巢自己直接给唐朝廷上表，请给广州节度使官职。唐朝廷认为广州是通商口岸，也不许。黄巢既来求官，唐朝廷给予率府率名义（皇太子属官，正四品上）。唐朝廷对起义军认定叫做“贼”（阶级敌人），除了屠杀、解散、给投降的首领一些空名以外，绝对不允许妥协（可以用来攻击其他部分起义军的人，自然要收留和利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判度支杨严再三哀求免职，朝廷不许，因为没有人敢来继任。尽管如此，还是坚决要消灭起义军，统治阶级的态度多么顽固而明白。作为起义军首领的黄巢，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个节度使，态度多么动摇而怯懦！相形之下，黄巢是不能战胜唐统治阶级的，黄巢接到率府率的任命，发怒大骂唐宰相，率兵攻破广州。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祅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广州是外国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贩卖珍宝等奢侈品，供唐统治阶级享用，是中国民众的间接剥削者，又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是中国民众的直接剥削者；黄巢军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意思是杀儒生，战争一定要失败。黄巢出身不第进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国人，如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众受害更大，那末，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

八七九年，黄巢军在岭南发生大疫。将领劝黄巢离岭南，北上图大事，得到允许。黄巢军中收容不少失意士人，他们替起义军起草一篇入关檄文，指责唐朝廷的罪恶，其中有宦官擅权、朝臣勾结宦官、科举不公、官吏贪污等条，都切合实情，但主要是失意士人鸣不平，并未着重为民众伸义愤，事实上民众痛恨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管他什么科第的得失。起义军自广州出发，攻取桂州，乘大栰沿湘江攻取衡（湖南衡阳）、永（湖南零陵）等州，又攻取潭州（治长沙，湖南长沙市）。尚让率一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黄巢、尚让合兵进取襄阳，在荆门（湖北荆门县）被唐军击败，起义军损失极重。起义军渡江向东进击，攻鄂州，转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兵士又多至二十万人。

八八○年，唐朝廷任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集合各镇兵七万，派部将率淮南兵入江西，进攻起义军。黄巢屯兵信州（治上饶，江西上饶市），又遇大疫，兵士多病死。黄巢寄书给高骈，声称愿意投降，并求节度使官职。高骈想诱起义军到淮南，一举歼灭，满口允许代请官职，又想独得歼灭起义军的大“功”，遣诸道援兵各归本道。恰好黄巢这一次是假降，乘高骈力弱，大破淮南兵，起义军声势大振。起义军攻破睦（治建德，浙江建德县）、婺（治金华，浙江金华市）等州，又攻破宣州（治宣城，安徽宣城县），声势愈盛，有众号称六十万。起义军自采石（在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离扬州城不满五十里。高骈大惧，自称得中风病，不敢出兵应战。唐朝廷一向当作靠山的高骈，现在变成融化了的冰山，满朝恐慌，不知所措。宦官田令孜早作逃往成都的准备，使同母弟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只等起义军入关，唐朝廷就退出长安。

八八○年，唐守淮河诸军，互相杀夺，相继溃散。起义军渡过淮河，攻破申州，分路攻河南诸州，史书称起义军“所至吏民逃溃”，“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事实是起义军本来不虏掠民众的财物，对聚集在州县城中所谓“吏民”的官商富户，破城后却必须惩罚，或杀戮，或没收财产作为军资。因此，唐吏民守城甚坚，破城也很不容易。这次起义军从南方来，不惩罚吏民，这些人无守城必要，自然纷纷逃避，结果是减少了对起义军的阻力。

起义军将要渡淮的时候，唐朝廷还在作绝望的挣扎。一个宰相主张任黄巢为天平节度使，等到就任后，发兵合围杀黄巢。又一个宰相主张调诸道兵坚守泗州，使起义军不得前进，只好退回南方，那时候再出兵追击。不论那一种主张，都是想消灭起义军，虽然唐朝廷本身快要被消灭，但仍死抱住绝对的阶级仇视。唐僖宗听从后一种主张，调兵守淮，在起义军盛大声势的压力下，诸道兵溃散，唐朝廷计穷力竭，再也找不出什么办法。

黄巢用天补大将军名义，发布檄文告唐诸道说：你们应该各守本营，不得犯我兵锋；我要进东都，再转到长安，向罪人问罪，与你们不相干。诸道防备民众起事，自保还来不及，谁也不敢出兵救唐朝廷。起义军向东都顺利进军，唐将齐克让退守潼关，东都唐官迎起义军入城。起义军纪律严明，史书也只好承认“闾里晏然”。田令孜使左右神策军助齐克让守潼关，起义军一部从称为“禁坑”的小路进到关后，夹攻潼关，唐军大溃。起义军的向导兵先入长安，唐僖宗、田令孜带着少数眷属逃往成都。

黄巢率起义军数十万入城，民众夹路观看，尚让宣告民众说，黄王起兵，原来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爱惜你们，你们照常安居，不要害怕。起义军兵士是受尽残酷压迫的民众，所以遇到贫民，即赠送财物，表示同情；对唐朝留下来的一大群民贼，表示义愤，尤其憎恨官吏，捕获就处死。黄巢下令军中：禁止杀人，兵器都纳入官府。《新唐书·黄巢传》说

“然其下本盗贼，皆不从”。黄巢入长安，不曾择尤惩罚民贼，让兵士自行处理，后来又要缴纳兵器，为兵士所拒绝，这些措施显出黄巢是缺乏政治才能的。

黄巢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仍照旧留任。固然，他也杀了不少唐大官，但标准是降不降，不问害民的轻重。他以尚让为首相，组成了起义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的大齐朝廷，对民众该颁布些什么革新政治的诏令，史书上未见记载，看黄巢尚让等急于享乐，大概不曾颁布过这种诏令。

起义军渡淮以后，一路无阻，取得长安，这自然是好事，但经过的重要地方象东都那样的大城，也不留兵防守，数十万人全部进入长安，实际是全部陷入袋中。入长安后，使人守商（治上洛，陕西商县）邓（治穰县，河南邓县）等州，作退走的准备，但并不能改变坐困的形势。长安在唐军四面包围下，粮食困难，起义军兵士是纯洁的民众，目的在推翻罪孽深重的唐朝，现在被引到不是饿死就是败死的道路上，统率者该负多大的责任！八八一年，唐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据盩厔（音周至zhoūzhì陕西周至），号召诸镇合力攻长安，诸镇响应，出兵来会。泾原镇兵据渭北，河中镇兵据沙苑（在陕西大荔县南），易定镇兵据渭桥，鄜延、忠武二镇兵据武功，邠宁镇兵据兴平。八八二年唐僖宗任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率荆襄兵驻盩厔，统率诸镇兵，伺机进攻。起义军仅有长安附近一些地方，形势非常不利。

黄巢也曾想打开局面，八八一年，使尚让等率兵五万攻凤翔。尚让等自以为势大，行军不列行伍，遇伏兵，大败逃回，损失兵士二万余人。有人在尚让官署门上写嘲笑诗，尚让羞怒，拘官署内官吏及看门人，一概挖眼珠倒挂而死，又搜杀城中能作诗的人。唐军一部乘胜进攻长安，黄巢以为唐大军来了，率众仓皇出城。唐军入城大掳掠。黄巢停在霸上，看到唐军不整，又无后援，率众还城，杀死唐军十之八九。他的地方守将同州（治冯翊，陕西华阴县）刺史王溥、华州（治郑县，陕西华县）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出城，也各弃城率众逃往邓州。当时朱温守邓州，斩王溥、乔谦，令宋岩回商州。唐军来攻，黄巢便弃城逃走，地方守将也照样出逃，事实证明黄巢和部将们已经泄尽了起义军的胆气，化为得乐且乐偷安旦夕的一小群懦夫。同、华二州被唐军占去，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朱温自力去取。唐同州刺史逃走，朱温据有同州（华州由李详取回）。自力去取的意思是得地就做刺史，不得就做不成刺史；反过来说，得地的人可据地自有，与齐朝无关。大抵将领各拥所部，自立门户，起义军分裂成许多碎片，黄巢的号令失去作用，也就失去战斗力。八八二年，朱温为抵御唐河中镇王重荣的压迫，屡次请求援救，黄巢全不理会。朱温知黄巢将亡，投降王重荣。黄巢不救同州，很可能是没有受调遣的军队。同州降唐后，李详也要降唐。黄巢杀李详，任命弟黄邺为华州刺史。李详旧部属逐走黄邺，自立军主，投降王重荣，这说明部将自成势力，连黄邺去继任也不被接受，黄巢是个孤立的首领。

起义军在长安前后三年，暴露如此严重的弱点，罪过全出于黄巢、尚让等一群统率者方面，起义军兵士成了这群人的牺牲品，除了寄以深切的同情心，谁还能对士兵有什么非议。当然，统治阶级毁谤起义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史书说当时一斗米价贵至三十缗，起义军向唐军买人作食粮，唐军捕捉山寨居民卖给起义军，按肥瘦论价，一人值数百缗。起义军统率者不让兵士吃三十缗一斗的米，却让吃数百缗的人，这是讲得通的话么？不过，史书既然说了，唐军应该确有卖人的事。那就是起义军兵士不满统率者的腐化，纷纷散走，统率者要补充兵卒，出重价招兵，唐军是盗贼，捉山寨居民按强弱来换钱，这就成为史书所说按肥瘦论价的人肉买卖。

尽管起义军存在着过多的弱点，但包围长安的唐军，弱点也并不较少于起义军。唐军利在各据屯兵地点，号称进攻长安，向唐朝廷讨重赏，同时也向起义军谋利益，卖人就是其中的一例。双方形成相持的局面，谁也不想进攻谁。真正急于消灭起义军的人，是那些宦官。因为唐后期的朝廷，实际是宦官的朝廷，唐朝廷不能回长安，当然是宦官的大害。八八二年，由宦官杨复光倡议，招野蛮的沙陀酋长李克用来攻起义军。李克用接到唐朝廷的诏令，立即率沙陀兵从晋北出发到河中。八八三年，渡河入同州（朱全忠所据地）。李克用联合唐河中、易定、忠武等镇兵，与尚让所率起义军十五万人大战，尚让大败。李克用进逼长安，黄巢率残部自蓝田经武关走入河南境。李克用等军入城，大肆掠夺，长安宫殿民房和居民，被烧杀后所存无几，统治阶级称为立“大功”的“官军”，就是这样凶残的一群强盗。

农民起义军，开始时必须流动攻击敌人，腐朽朝廷的统治区，空隙是到处存在着的。但在流动作战中，统率者必须逐渐建立起军事纪律，并且学会正式的攻守战。只有能攻能守，才能取得立足地，逐个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有些新气象，争取广大民众的拥护。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始终是流动行军，不守城，也不打硬仗，更不知作些政治措施，单凭兵多（入关时号称六十万），以声势取胜，决不能持久。起义军在江西击败淮南兵，唐最著名的将帅高骈便称病不敢出战，守淮诸镇兵便不战而溃，逃回本镇，事实证明打硬仗的重大作用。起义军渡淮回来，势力比被迫渡江南行时强大数十百倍，入河南境特别是取得东都以后，有力量占领河南州县，消灭唐河南诸镇，建立起以东都为中心的立足地。整顿军队，发布政令，收揽民心，然后入关灭唐朝廷，不过数年，起义军很有可能取得胜利。黄巢不立后方，一心想做皇帝，带着几十万人进入长安，皇帝名号是得到了，起义军却被这些统率者断送了。归根说来，统率者本身腐化，前途只能是失败。

八八三年，黄巢逃到河南，使前锋将孟楷攻击蔡州，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移兵攻陈州（治宛丘，河南淮阳县），战败，孟楷被杀。黄巢忿怒，与秦宗权合兵猛攻陈州，不能取胜。据史书所记，当时河南大饥荒，黄巢用人当食粮。一说，取死人置臼中捣碎，连骨粉带皮肉一起吃；一说，捉活人投臼中捣碎食用，称发“粮”的处所为“舂磨寨”。这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毁谤。秦宗权后来作乱时，曾车载盐渍尸体充军粮，统治阶级用后来秦宗权的野兽行为横加在黄巢身上，并且描写得更加恐怖，其实，围陈州时，不用说黄巢，连秦宗权也还不曾食人。

起义军兵士，在长安开始大量散走，尚让与李克用决战，兵数不过十余万。黄巢逃到河南，兵士散走更多，起义军事实上已经结束，残存的不再算是起义军。投降唐朝的黄巢部将，例如朱全忠，本拥有一支大的军队，八八三年，自同州去宣武镇作节度使，所部只有数百人，可见原来的起义军兵士都散走了。黄巢率领一些残余兵将，在河南还算是最强的一个。唐将周岌（忠武镇）、时溥（感化镇）、朱全忠都抵敌不住，请李克用来援救。黄巢、尚让等攻汴州，李克用击破黄巢军，杀万余人，黄巢军溃散。尚让率所部投降时溥，葛从周等多人率所部投降朱全忠。李克用追击黄巢，黄巢率余众不满千人，逃往兖州。时溥使部将率尚让追捕黄巢。黄巢带着一些家属逃入泰山。外甥林言杀黄巢、黄邺、黄揆及这些人的妻和子，取首级要到时溥处献“功”，路上遇唐兵。唐兵杀林言，取林言和黄巢等人的首级献给时溥。尚让是首相，林言是侍卫军长，都是黄巢的亲信，到最后，做的是这些事，黄巢部下一群统率者，大抵多是这一类的丑恶人，起义军为这群人所统率，怎末得免于失败！

民众起义的力量，终究是最大的力量。起义军固然被黄巢等人引导到失败的路上，但支离破碎的唐朝廷，经起义军的冲击，崩溃更加速，再也不能支持多久了。

简短的结论

长江流域（附浙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文化都逐渐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继续在上升。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使得继起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阶级多少作出一些让步，政治措施有所改善。这样，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经济基地的、社会安宁持续到百余年的唐朝，出现在历史上。

唐朝比以前的统一朝代——两汉，更显得强盛而繁荣。唐前期，奠定了这个雄厚的基础。唐中期，藩镇叛乱，战争连年不息；唐后期，朝廷内部愈益分裂，统治力大为削弱。虽然如此，唐中期以至后期，在国外，声威还是很崇高，在国内，经济和文化还是在发展。这是因为唐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免于战乱的情况下，一直在上升。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总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孔、孟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剥削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这在封建时代，应该说是进步倾向，因为农民迫切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夺去过多的生产品。另一种是腐朽势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贪得无餍，用来填无底的欲壑。进步倾向和腐朽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发生斗争，如果进步倾向得势，阶级矛盾就比较缓和，出现“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势力得势，制造各种祸乱，毒害民众，最后爆发农民起义，打击以至推翻腐朽统治。从表面看，一“治”一乱若循环，似乎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治”是农民起义的产物，没有起义的威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求“治”的。在这个“治”的时期里，社会生产力主要是农业生产力就得到一些发展的机会。

农民起义推翻隋炀帝统治，给唐统治者一个严厉的教训。唐前期三个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

（开元年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进步倾向，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在全国行施租庸调制和主要在关东地区推行均田制，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农业生产从而发展起来。与均田制相关联的府兵制，自然显出了它的实力。唐前期国内安宁，四裔宾附，富强无比，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获得土地。

唐前期，政治上进步倾向占优势，但腐朽势力也在滋长着。以士族为首的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庄田制逐渐代替均田制，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不得不改为募兵制，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上腐朽势力占有优势，强盛的唐前期也就开始转入外强中干的唐中期。唐前期因军事胜利，疆域扩大，自东北到西北边境上，以及边境附近的内地州县，居住着当时称为蕃人的大量内附诸族人。募兵制行施后，蕃人应募当兵，特别是当骑兵，成为唐边镇兵的主要组成部分。唐玄宗重用蕃将，兵权实际上落入蕃人手中，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几乎推翻腐朽的唐朝廷。此后，一联串的反叛、讨叛战争，使得唐朝统治力愈益衰弱，腐朽势力愈益得势，剥削愈益苛暴，庄田愈益发达，农民遭受战争和赋税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腐朽势力占优势的唐中央政权和蕃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进行长期的战争，是唐中期的特征，唐宪宗暂时统一，结束了唐中期的局面，但结果并不是恢复唐前期的统一，而是转入更腐朽的唐后期。

庸初定制，政权归士族（贵族也在士族内）执掌，工商杂类，不得入仕。士族过着腐朽生活，需要大量奢侈品供浪费。以商人为首的工商业，和农业逐渐衰萎的情况相反，一直在发展。工商业者要求参与政权，出身杂类的宦官，从唐玄宗时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自然成为工商杂类的政治代表。唐中期，宦官已是士族的对抗力量。唐后期，宦官掌握皇帝本人的生杀予夺权，唐朝廷实际是宦官政权。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与宦官争夺权利，这就出现南、北司之争，也可以说是士族与工商杂类之争。士族活动范围缩小，得官职不易，因而相互间争夺加剧，这就出现朋党之争。朋党的一方往往依附宦官，朋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南、北司之争的附属品。唐后期，朝廷承认河北三镇独立，不再有战争。朝廷内部尽量进行着这些争夺，可以无所顾忌。争夺的得胜者就是得官者，得官的意义是无所顾忌地敲剥民众。民众被迫走到死亡线上，除了发动起义战争，再也没有其他可走的路。

起义首先在浙东爆发。由于起义的统率者裘甫等人，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起义很快被唐朝廷镇压下去。王仙芝、黄巢在北方起义，规模比浙东大得多，唐朝廷终于被黄巢起义军驱逐出长安。由于黄巢等统率者，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结局不能不是失败，但唐朝廷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崩溃也加速了。

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割据势力乘机混战，各霸一方。九○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唐后期结束，五代十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