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支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附乐语》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零一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
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材料。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资料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新传，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一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
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懂他的诗意。
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
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
二
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合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又：“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至于“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次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还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祐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位置，也都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
“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情况，更不容易窥测。”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
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
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1102—1107）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有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已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非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但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
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两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晬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
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地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
三
东坡事迹之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宋人笔记。
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是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
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
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的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遗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资料，自然值得重视。
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廌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
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
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祐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彧，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延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君孚与东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麈前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
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闻见前后录》，一个主王（安石），一个主苏（轼），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
邵书中有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的腔调，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
又如费衮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真，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
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资料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四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纪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形；赋颂所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传记兼收图录，要以传主的画像为先。
东坡名满天下，生前死后，流传人间的画像，原不在少。
宋代民间风习，州郡长官稍有善政者，老百姓们就会在当地祠庙里，留像供奉，以表示他们的感激和怀念。东坡第二次在杭州时，竟然家家供像。《宋史》本传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祝之。”至其身后，人们为崇敬他的忠节，欣赏他的文学，凡他住过的地方，尝游的名胜，几乎都有留像。据前人著录，单是杭州西湖一地——孤山竹阁、苏堤三贤堂、灵隐眉山祠、龙井方圆庵、葛岭智果院，都曾奉藏过苏像。
这些画像，有的且出自同时代画像名家苏州何充、南都程怀立传写的真迹。如镇江金山寺、江西双井所藏，更是画坛宗匠龙眠李公麟的大手笔，可惜经历几次改朝换代的战火，到了明朝，已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所能见的原本画像，只有赵孟頫于其所书《赤壁赋》册子卷首，有一帧他所摹写的立像，旧藏南熏殿，为内府珍秘，幸免劫火，大家认为个是硕果仅存的东坡真像。
此像，东坡面貌略显清癯，气度却甚从容，眉宇间别有一番逼人的英气，虽非觌面传真，毕竟是画有所本的、一代高手的杰作。
王文诰根据旧摹本，用简单的木刻线条，将东坡面貌勾勒出来，作成特写，印在他所编撰的《苏诗编注集成》里，显然见出东坡两颊颧骨特别丰隆的这个特征。东坡在《传神记》里自述：人于灯影下见其颧颊，即知是他，不必定是目睛。又《表弟程德孺生日》诗中，也说：“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
德孺是苏母程太夫人的内侄，诗自注曰：“余与君皆寿骨贯耳，班列中多指余二人，不问而知其为中表也。”可见东坡这个得自母家遗传的生理特征十分显著，则此木刻面像，确然能传其真，十分珍贵。
此外，李公麟有一东坡坐像，《嵩阳帖》中，传此石刻。周必大《益公题跋》记黄山谷之言曰：
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
元祐朝时，东坡与公麟同在京师，往来密熟，他有机会充分掌握东坡一动一静间的神情笑貌，所写之“真”，当然不同凡手；所可惜的，龙眠真迹，早已湮灭。所幸翁方纲据石刻摹出的这个复写本，却画得非常细腻，连右颊上几点黑痣，都清晰可数，使我们于千载之下，还得见东坡凝眉敛目的酒后情态，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欣赏。
东坡是不大热心为自己留像的，如何充要求为他“写真”时，他说，唐明皇挂箭横弓的神武，孟东野耸肩苦吟的寒酸，而今“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赠写真何充秀才诗》）。东坡认为人的形体，是终将随浮云以俱逝的“外物”，朽与不朽，不待留像而得。
诚然，人不能借“留像人间”而致不朽，但在后世的我们，诵其言，景其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望其风采与仪容。所以，真正不朽的人，还是需要留像的。
五
我开始写这本新传，时间还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头上几年。其间人事牵扯，时作时辍者好多次。直到1979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家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叠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飘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寄存他人的地方，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
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的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风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
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志谢。
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198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