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储粮防灾
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元祐四年七月三日到任，进谢上表中，有曰：“仰荷至仁，曲从微愿。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皆为实言。苏轼回忆当年被陷御史台狱，死生莫卜，其时距他离开杭州，且已六七年了，而当地士民，还在追念这位离职久已的好官，为他设置解厄道场，祈求上苍保佑他消灾免祸。 1 主管这件案狱的当局，移文杭州索取境内所留苏轼的诗作，杭人坦然提供数百首，心里则颇鄙薄此种为文字兴狱的作风，诮为“诗帐” 2 。他们对被迫害者的同情，不言而喻。
不仅此也，苏轼后来谪放黄州，杭州的故人还相约凑出钱来，一年两次，派人遄程到黄州去问候他，还带来许多杭州土产的食物——荔枝、螺酱、茶叶。见于苏轼黄州所作《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诗：
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
朝来闻好语，扣户得吴饷。
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
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
故人情义重，说我必西向。
一年两仆夫，千里问无恙。
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
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杭州桥名）。
回溯熙宁七年（1074）十月交卸通判职务离杭，到这次元祐四年（1089）七月重来，别已一十五年，苏轼所满心喜悦的，并不完全为了西湖的湖光山色，而是杭州人对他这份深厚的情义，使这天涯游子，如有归乡之乐。
北宋当年，杭州还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城，不能与京城开封相比，要到南宋建都于此，改名临安，它才繁荣热闹起来。祖居钱塘的周煇，在南宋时听故老传说从前的杭州：“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巨，更无障碍。……” 3 所以苏轼作《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诗，也说：“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可见虽号地上天堂的地方，人口并不甚盛，但这对于一个刚从汴京十丈红尘中逃避出来的苏轼，毋宁是个非常理想的住处。
做知州的有官邸称“州宅”者可居，但在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另有一座为屋五间的建筑，系熙宁年间赵清献公抃知杭州时所造，以钱塘旧城的城闉为基地，所以房屋虽然并不高大，但因建地高，特别超出在州宅及园圃之上，可以俯瞰虚白堂，历来为州者多居之，称为“高斋”。苏轼用以招待他的宾客居住，和黄州的雪堂一样。
苏轼自己住定后，首先注意到的是杭州的廨宇官屋，都已非常破败。这些建筑，本来都是吴越国主时代所造，虽然建材都是珍材异木，然而历时皆在百年以上，大部分颓败倾斜，随时有倒屋伤人的危险。苏轼到任前一个月，使院屋倒，压伤两个书手；八月鼓角楼坍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因此，遇大风雨时，职官们都不敢在正堂里值宿。苏轼派人检查，计有官舍、城门、楼橹、仓库等二十七处，大段隳坏，亟须抢修。他于九月间，上《乞赐度牒修本州廨宇状》，状请给赐度牒二百道，并请依照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用来应付修缮的经费。
状中，他还插述一段感慨。说他的前任，虽也有“果于营造”者，如孙沔造中和堂，梅挚造有美堂，蔡襄造消暑堂等，然而“皆务创新，不肯修旧”，听任实际需用的廨宇在风雨中东倒西歪，因循支撑，苟延岁月，只是不修——当官的爱做门面事，自古已然，而今为烈。
初到任时，苏轼还曾感叹过杭州的“人经丰岁尚凋疏”，不料丰岁无常，就这时候，他所辖属的浙西七州——杭、湖、秀、睦、苏、常、润，已经雨旸失调，正在酝酿凶年的灾荒了。因为这些地方，有一部分从上年（元祐三年）冬季开始，到今年春天，一直霪雨为患，田中积水不退，无法施种早稻；至五、六月水退后，才再补种晚稻的秧苗；不料插秧后，又遇上干旱之灾。两次稻作，全遭损害，所以市上米价先已腾贵，每斗要卖到九十足钱。江南水乡，麦产甚少，照这情形，可以预见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
苏轼下车伊始，正是干旱严重的大热天，立刻有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待他解决。一是如何平抑米价，筹措粮源，准备赈济明年的缺粮；二是如何疏通运河，恢复水运交通，并使城中的居民有足够的水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苏轼把有关当地的粮食需要，调查清楚，就目前的收成预测来年缺乏的数量，然后于十一月间，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向朝廷提出请求：一是减收本路上供钱斛一半或三分之二，俟年成丰熟时，分年起偿；二是请即诏令停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购常平、省仓、军粮、上供米、封桩钱等各项名目的钱米；三是乞将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绸绢，以免钱荒。
这个状子奏报去京后，久久未得诏答。他知道地方监司有报喜不报忧的官僚习气，不肯实事实说；而更多的人，非到灾荒临头，饿殍载道，不见得会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他心里非常不安，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写信呼吁，促请他们注意和支持。
苏轼非常了解杭州风俗的浮薄，上吕仆射（大防）论浙西灾伤书中，特别申述了这一点。因为大防是北人，不甚了解南方人的生活习俗，与朴实的北人不同，抵御灾荒的能力也就非常薄弱，所以必须由政府预为筹谋，准备赈济。否则，饥荒一经发生，社会就难免动乱不安。
苏轼书中说：
……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自经熙宁饥疫之灾与新法聚敛之害，平时富民，残破略尽。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倒；商贾不行，市井萧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时仅自支持；更遭风寒暑湿之变，便自委顿。仁人君子，当与意外将护，未可以壮夫常理期也。……
经过这样多方呼吁，终获朝旨许可，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办理平籴。
来年正月，粮食供应果已青黄不接，苏轼便下令减价出籴常平米，把骎骎欲上的粮价压了下去。
宋朝的救荒政策，法有政府办理贷款的规定，地方官可以不必入告朝廷，专权自办。但是苏轼不愿意放贷官款，顾虑贷放容易，将来与租税同时催收时，民不堪命了，此与从前反对青苗的原则一样。他决心专用平籴法，不使遭灾的百姓贻留后患。
随后苏轼又想到九月间为了修缮廨宇，乞赐度牒那个案子，认为如得朝廷给赐，即可征召苏湖常秀各州富户，照市价纳米购买这批度牒，然后可以将这批米以低价卖与缺米县份。这一进一出，虽然政府在米价上要吃一点亏，但可疏解米荒，平抑粮价。而出籴所得价款，即使短少一点，依然可以挑紧要之处修葺官屋。照此做去，政府给赐一份度牒，就可以派上两种用场，“先济饿殍，后完破产”。
他把这个构想，也奏报了朝廷，对于先前乞赐度牒一案，抱着极大的期望。
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宋朝，度牒由中央政府专卖，一个人要出家做和尚，须先买好度牒，才由寺院剃度。政府出卖度牒，在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时竟超过朝廷岁收的十分之一。
一道度牒的价格，因时因地不同。神宗时的官价，每道卖钱一百三十千；但在夔州路则卖到三百千，广西路卖到六百五十千（《宋会要辑稿》）。如依米价每斗九十文计算，一纸官价度牒折合白米一百石以上。
老百姓要买度牒，因为和尚道士可以逃避兵役、劳役，不出身丁钱和其他苛捐杂税；法律规定，属于寺院的田产免付租赋，所以部分地主也要买张度牒，用来逃避租赋的负担。
苏轼七月到任，正是铄石流金的炎夏时节，干旱之灾已成。他最先注意到的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命脉——运河干浅所造成的交通瘫痪，因而货运阻塞，使谷米薪刍全面涨价。
解决水的问题，是拯救干旱的根本，也是疏通货运、平抑物价的唯一办法。苏轼前任杭州通判时，曾与当时的知州陈襄共同擘划过杭州的水源，在这方面他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很快接受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商税苏坚（伯固）的建议，第一步浚治杭州的两条运河：一是南抵龙山浙江闸口，北出天宗门的茆山河；一是南至州前碧波亭下，东合茆山河而北出余杭门的盐桥河。
他先调集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千余人，浚治这两段河道，各有十余里。以茆山一河，专受钱塘江的江水；以盐桥一河，专受西湖淡水。因为若不把这两道运河的水源分别隔开，则每天江潮来时，随着潮水带进大量泥沙到运河里来，不出三五年，河道依然要被淤塞，前功尽弃。所以这次工程不但河分两道，又在钤辖司前创建一座水闸，每天江潮上时，关闭闸门，使龙山江潮只能从茆山河出天宗门而去；等过了一两个时辰，潮平水清，才开闸门，则江潮中挟带的泥沙，就不会流入穿越市内的盐桥河，大部分流经城市的运河也就不会淤塞了。茆山河流，全在市区外的乡野之地，浚治淤积，便无碍城中的商市和居民。
此一工程自元祐四年十月开工，不到半年，即已完成。两河河床受水的深度，都在八尺以上，于是客货船运，顺利通行。杭州的父老们都一致赞颂，说三十年来，开河未有如这次那么深、那么快的。
治水救旱，浚河通航是解决问题的一半，而另一半的任务则为充裕人民日用的水源。根据苏坚的建议，原来西湖淡水贯城进入清湖河者，大小共有五支水道，但却都从清湖河直下，径出余杭门，不复与城中运河相灌输，未加利用，最为可惜。因此他们在涌金门内小河中，造一座小堰，使暗门和涌金门二道所引湖水，注入法慧寺东沟中，沿此添凿四五道新沟，引入市内猫儿桥河口，由猫儿桥河口流入新水门而至盐桥河——这就是盐桥河专受湖水（亦即淡水）的导流工程。
盐桥河的下流，容纳江潮的清水，上流有西湖活水流性，有此两大水源，则城中居民便永无缺水之忧了。这湖水所过曲折之处，分别设置石柜贮水，老百姓可以汲用洗濯,并可为救火消防之备。苏轼与苏坚商定了这个计划，再叫仁和知县黄僎去实地相度，又亲率僚吏躬自验视，认为确凿无疑，就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将这小堰和凿沟的工程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日开工做了。
苏轼原来请求留上供米一半或三分之二，用以赈灾，而朝廷所许只有三分之一。照他的估计，还差三万石，他只引领期待朝廷能够如数给赐二百道度牒，可以让他先用来调节粮米，再修官屋。
其时淮南路也报灾伤，朝廷将它并成一案办理，准了两浙、淮南路，各赐空名度牒三百道，付各路转运使，命与提刑、两路钤辖司洽商分配。
这宗公事的主管是转运使叶温叟，他在出巡各州勘灾途中，奉到圣旨，却不会商有关官署，擅自作主，把它分配了，杭州只配得度牒三十道。
这使苏轼大为不平，立刻上奏《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状言：度牒的分配，应该依州郡大小、户口众寡、灾伤程度的深浅来定配额，现在叶温叟不经会商，擅自分配，已经违背了诏令，而他独出私意，只分与杭州三十道，更不公平。如润州人户，仅为杭州的十分之三，而且并未报灾，他却分与度牒一百道；其余或多或少，任意支配，漫无准则，致使“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将谓圣恩偏厚润州，不及杭州”。 4
苏轼在状中再度详申杭州缺米的严重，乞赐指挥于三百道度牒内支一百五十道与杭州。
叶温叟与苏轼是进士同年，两人议事每不相合；不过，公事虽然要争，但不妨碍私谊。此事之后的元祐六年（1091）正月，叶温叟以主客郎中被召还京，行前还与苏轼一同视察新河。将行，轼作《浣溪沙》小词为他送行，还希望将来再在杭州相逢：
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作洞霄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西湖知有几同年。
这段度牒公案，卒于五年五月获得解决，由朝廷加赐两浙、淮南度牒六百道，其中杭、扬二州，各得百道。
于是，杭州且有钱余，可作开湖的部分经费了。 5
二 吏治
苏轼生性刚直，善善恶恶，毫不假借。他固然有出尽全力，争取粮米备赈的仁心，但也有不顾常度、法外惩暴的勇气。
浙西诸郡，产丝织绢，全国第一。每年年初，政府拨出库钱贷放民户，约定于蚕熟后，以织成的绢抵还贷款，实即政府预购，一千输一缣，称“和买绢”。这批收购绢例须纲运上京，供中枢配给军公人员之用。
近些年来，民间故意织造一种“轻疏糊药”的劣绢，拖到期限迫近，蒙混缴纳，煽合众人拒绝官方挑剔，习以为风。但是送到京里以后，受配的官吏军人，都说两浙衣赐不好，年有估剥，使原纳专典的职官，被枷锁鞭挞，典卖竭产，还不够赔偿。
苏轼认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纳官吏，必须认真挑选，不受威胁。七月二十七日，受纳场前，就发生纳绢的民户二百余人齐声叫嚣的骚动事件，同时拥入州衙，向知州喧诉。苏轼一面依理晓谕，一面责令仁和县丞调查，此中必有凶奸为首的人在幕后煽惑群众，要挟官府。
果然查出是颜巽的两个儿子——颜章和颜益，他们纳和买绢五疋，全是轻疏糊药、丈尺短少的劣品，受纳官拒不接受；这颜姓兄弟立刻就号召到数百人，在受纳场上包围监收的官吏，大声叫喊示威，秩序大乱。苏轼即时下令，差人将这颜章、颜益逮捕到案，枷送右司理院（法院）勘查。
逮捕了首恶二人的第二天，人户缴送的都是好绢了，而且更无一人再敢喧闹生事。
苏轼继续追查这颜家父子的素行，原来他们是犯罪世家，地方恶霸，故意打击官府的威信，达到横行闾里的目的。颜巽原是土豪，他曾在衙门里当过书手，熟识胥吏，因犯赃私和逃税，两次刺配本州和滁州的牢城，而两次都托病保释出来，即在地方上为非作恶，父子凶奸，使老百姓望之如虎，不敢不听从他的号令。
这次事故，就案件的本质而论，不过触犯税法而已，所以右司理院的判决，只能予以行政处分，对这种凶狡的人，毫无用处。苏轼认为：“以匹夫之微，令行于众；欲以众多之势，胁制官吏。”这个样子的社会恶霸，实在不能姑息；右司理院只可依法判处，但显然不足收惩儆之效，除恶即是保良，苏轼别于法外加判曰：
颜章、颜益，家传凶狡，气盖乡闾，故能奋臂一呼，从者数百，欲以动摇长吏，胁制监管，蠹害之深，难从常法。
径将颜章、颜益二人，“法外刺配”（脸上刺了花，充军到远恶州郡去）。苏轼一面上奏朝廷，乞状下本路转运使遍行约束晓示外，而自于法外作此处分，实已超越了知州的权限，同时引咎自请朝廷重典。
章上，朝中御史论苏轼为违法，贾易尤累章攻讦不已。朝廷无奈，一面诏许苏轼“放（免）罪”，一面将颜章也放了。苏轼心里很是不平，觉得州郡官的责任与权力，不成比例，很难做事，上《杭州谢放罪表》，有言：
伏以法吏网密，盖出于近年；守臣权轻，无甚于今日。观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责成于人，岂有不择师帅之良，但知绳墨之驭。若平居仅能守法，则缓急何以使民。……
这段话骂尽乡愿式的官僚政治，对于朝廷的处置不能坚持原则，也深表遗憾。该表还有一段自述个性的话，非常坦白而且沉痛。如言：
早缘刚拙，屡致忧虞。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虽知难，每以为戒，而临事不能自回。……
“临事不能自回”这句话，活画出一个严别是非、疾恶如仇的勇者的面相。
然而事情并未了结，朝廷虽已放罪，御史们还是不赦。后来总攻击时，这也是罪状之一。
北宋当时，最大的敌人是北方的辽国；而东北滨海之地的高丽，是臣属契丹的一个毗邻小国。契丹人阴蓄跃马中原之志，有政治预见力的人，都有“心所谓危”的警惕。他们利用高丽人来中国做间谍工作，“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契丹”（《论高丽进奉状》）。所以这些年来，有很多高丽人用各式各样的名义到中国来，朝贡的、通商的、拜佛的，络绎不绝。
他们通常都利用商船上的人来做内线，一则求财利，一则要情报，互相勾结，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实。前几年有个王子和尚义天来华访谒各大丛林，即是一端。
明州，即今浙江宁波府，唐宋时代最大的贸易港。高丽人来华，大都是从明州入境，他们如欲到中原各地去游历，则杭州是旅程中第一个大站。
因此，苏轼到任才三四个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丽僧人请求进贡的案子。
这事情起源于已死的杭州惠因院僧静源。这静源不是一个佛门清净的出家人，从前曾在滨海地方的寺庙里住过，惯与出海的舶客交通牟利，那些舶客们在高丽替他做宣传。因此，元丰末年，高丽王子和尚义天来华时，也曾往拜静源。
今年，静源死了，他的门徒和一个叫徐戬的便想出花样来。那徐戬曾为高丽雕造夹注《华严经》板两千九百余片，公然运往，得到白银三千两的报酬。他食髓知味，乘此机会便鼓动静源的门徒，带了他师父的画像，搭了商船去高丽往告义天。义天就派他的门徒寿介、继常、颍流和院子金保、斐善五人到杭州来祭奠亡僧静源。苏轼令本州将他们送往承天寺安置，选职员二人，兵十名，妥善照管，不许随意出入。
祭毕，寿介才呈状称：临发日，高丽国母交他两尊金塔，命他进奉宫廷，祝皇帝和太皇太后的万寿。苏轼一面令主管部门退还他的书状，答复道：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一面奏报朝廷道：“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以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渺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
苏轼虽然已将这批高丽使者管在承天寺住，但是仍不放心，特别甄选了西湖下天竺的净慧禅师思义，来当高丽僧人的馆伴，赋予监察的任务。这净慧学行很高，通达世故，每日与他们讲论佛法，词辩之外，又复步步跟踪，弄得那些高丽僧人毫无办法。思义从谈话中，把寿介此行的动机和经过问出许多破绽，报告苏轼。 6
旧例，外国使至，吴越七州政府所费的招待费，要花二万四千余缗，民间所费还不计算在内。苏轼认为不值得如此靡费，命令所属州郡酌量裁减。
高丽僧经他奏准，从福建泉州遣送归国。苏轼认为刁商招诱外夷，为国生事，必须严惩；同时奏奉朝廷准许，将徐戬发配到千里外的州军编管。
苏轼对这方面的警觉性很高，元祐五年八月泉州纲首检举商客王应年等冒请高丽公凭，发船入大辽买卖。他便上《乞禁商旅过外国状》，此是当时情势下必须做的“保密防谍”措施，而执政大臣们，由于和平日久，十分颟顸，对之漠然。
苏轼治大恶，务严峻，绝不姑息；但是对于轻微罪过而事足同情者，他的宽厚，却又常常出人意表。
有件债务案子，某人欠绫绢钱二万不偿，被债主告到官里。苏轼把被告传来讯问，供曰：“我家以制扇为业，父亲刚死，又遇今年入春以来，连雨天寒，所制的扇子卖不出去，并非故意不还。”苏轼看了他老半天，然后说：“姑且把你所制的扇子拿来，我来替你发个利市。”
一会儿扇子取到，苏轼就中选取白色夹绢团扇二十柄，就拿起判笔来各写行书、草字，画枯木竹石，顷刻而尽。给他道：“拿去，赶快变钱还债。”那个人抱扇泣谢而出。一出府门，就被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立刻卖光了，到后一步的还懊恨不置。这故事传说出去，阖郡称嗟。 7
苏轼对于偶犯罪失的士人，爱护尤甚，因为他经历过一个寒士的困难，非常同情他们。
一次，所属都商税务查获了一个逃税的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带了两大包私货，包面上写作“杭州知府苏某封至京师苏侍郎宅”。不但逃税，而且冒名。苏轼问他内中所装何物？此人实说道：“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资为赴京盘缠。我以一百千钱买得建阳小纱二百端，如沿路抽税，到京就不剩一半。以为当今负天下重名者莫逾先生，所以假冒台衔。不料先生已临镇于此。罪实难逃，乞求宽恕。”
苏轼叫笔吏另加包封，上写自己名衔送“京师竹竿巷苏学士收”交给吴味道，且说：“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过，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而去。 8
苏辙于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后改翰林学士兼吏部尚书。味道不知，所以称苏侍郎；而苏轼改写包封，称苏学士。
苏轼治郡，对于鱼肉人民的豪强，虽然绝不放过，但是那个时代，国家承平日久，社会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奸大憝，并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鸡摸狗，迫于饥寒而起的细事。在苏轼人道主义的观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权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实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这里做官，恋恋于这份俸禄，也不过是为了生活。二十年前 9 ，他初来杭州做签判，那年除夕，在都厅当值，例须点查囚系的人犯，看到黑越越的一大堆人挤满了监狱，点到天黑还不能回家，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曾在厅壁上题过一首“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的诗。
二十年后，苏轼重来，苛酷的新法已经革除了，现在情况，已与从前不同。元祐五年除夕，检点狱讼，竟是“庭事萧然，三圄皆空”。
苏轼听到这个报告，欢喜满足之余，认为此“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和前篇韵作诗呈公济、子侔两通判：
山川不改旧，岁月逝不留。
百年一俯仰，五胜更王囚。
同僚比岑范，德业前人羞。
坐令老钝守，啸诺获少休。
却思二十年，出处非人谋。
齿发付天公，缺坏不可修。
三 治六井·开西湖
古代社会缺乏公共卫生设施，任何地方水旱灾荒之后，一定会发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
果然，杭州于干旱之后，翌（五）年三月间，气候转暖，疫病随即大作，照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之区，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
苏轼立即实行两项救济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一是施药。
他拨出结余官钱两千贯，自捐私款黄金五十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的工作。规定每年从钱粮（即田赋）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经费，三年内医逾千人者，对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赐与紫衣。 10
既设病坊，他又自费修合药剂——圣散子，施送贫病。这圣散子的功效，苏轼自记：
昔尝览千金方三建散云：风冷痰饮，症癖痎疟，无所不治。而孙思邈特为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仆所蓄圣散子，殆此类耶？
据他说，此药表里虚实，一切不问，凡阴阳二毒状至危急者，连续饮服数剂，立即汗出气通。如遇时疫流行，于天明时用大釜煎煮，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饮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济世之具，卫家之宝”。
这圣散子药效如此神奇，简直就是万应灵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药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钱。所以苏轼劝人施药，必曰“千钱可救千命”。四年春间杭州这场时疫中，苏轼自费修合此药，广事施舍，据说，“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这个秘方，苏轼得来不易：
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与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一千多年前的苏轼，就反对家传秘方，认为应将验方公开，博施济众。
苏轼初从巢谷手上得到这个秘方的时候，他在黄州贬所，经济情况很不宽裕，然而还是合这个药，施舍别人。 11
疫病期间，失时旷业，饥民必然骤增，苏轼又命人设厂煮粥，普施贫病。
苏轼去任后，所设病坊，改名“安济”，从城中众安桥迁至西湖上，办了没有几年，就停废了。南宋周煇言：四十年前见到祥符寺一老僧，称其先师曾隶安济坊，现在杭州虽为陪都，却不见官府再办这种拯民疾苦的社会事业。
饮水，与人们的健康和防止疾病传布，关系非常密切。苏轼为解救杭州旱灾，费了半年功夫，浚治了茆河、盐桥两道运河，疏通了航运，供给了居民洗濯用的水，但还不能解决人民日常饮水的问题。
杭州，本在水底，由沧海变成桑田，故虽渐为城市，而水泉咸苦，居民还甚稀少。唐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应民饮；白居易继复治湖浚井，筑石函隔绝江水，饮水问题才获充分解决。
至熙宁五年（1072），钱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够饮。时陈襄来知杭州，苏轼为通判，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等负责修整，自擘划以至工程的点验，苏轼亦均参与其事。钱塘六井对于杭州居民饮水的关系，苏轼有极深的了解，当时并应陈襄之请，为撰《钱塘六井记》一文，石刻于相国井之亭上。 12
十六年后，沈公井又告淤塞了，时又灾旱，军民皆苦无水。苏轼想起前事，就各处寻觅熙宁年间负责修井的这几个和尚。四人中只剩下子珪一僧尚在人间，虽然已七十，但幸精力未衰。苏轼问他：“沈公井何以又坏了？”他说：“熙宁中虽已修好，但当时系用毛竹来做水管，所以容易腐坏。”于是改用瓦筒作管，又将瓦筒盛在石槽中，两边以砖石培瓷固护，底盖力求坚厚，锢捍周密，费时不过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复，则西湖淡水，几乎遍于全城，家家都有可饮之水了。
子珪僧从前已获朝廷赐予紫衣，这次苏轼又上状为他请得“惠迁”师号，用以酬谢他两次修井的营干劳苦。 13
然而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钱塘六井虽然修好了，但是六井的水源则在西湖；若是西湖的水源不足，不但六井归于无用，即辛苦浚治的运河，不得不取给于江水，江满必挟泥沙以俱来，仍将三年一浚，劳民伤财事小，为患闾里之害更大。
西湖湖水不但供给居民饮用而已，白乐天治湖，做石函泄水，湖水灌溉附近的田亩，达千顷之巨。吴越王时代，特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入宋朝以后，西湖被定为皇家放生池，就疏忽了浚湖的工作，每年干旱时节，水草丛生，横长蔓出，在湖面上出现了一块一块的葑田，葑田占据了湖面，湖水无所容纳，便越来越少了。苏轼说，他做本州通判时，湖上葑田还只占十之二三，到现在相距不过十五六年，湖面已经堙塞了将近一半。
开浚西湖工程，先由杭州父老农民一百一十五人到帅府来请愿，他们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苏轼奋然道：“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钱塘县尉许敦仁也建议“西湖可开”，他说：“议者欲开西湖久矣，自太守郑公戬以来，苟有志于民者，莫不以此为急，然皆用工灭裂，又无以善其后。……”
所以始终无人办好。但看西湖形势，三面环山，一角通江，虽以风景名胜腾誉天下，其实却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潭，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干旱时期的农田灌溉和全城居民的饮水，莫不取给于此。西湖堙塞了，山水无所容蓄，稍遇干旱，即成灾害。所以开湖是民生乐利的水利工程，并非只为“游观之美”。
苏轼和各方面商议决定，既是为民兴利的事，必须克服任何困难，说到做到。苏轼遂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乞开杭州西湖状》，请再赐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赈饥余款，就可将湖面葑草二十五万丈清除干净，使西湖复唐之旧。照宋朝立法，本州节余款项，知州有权动用。苏轼就利用手头现有一万贯钱、一万石米的节余，足够支应十万人工。以每工开葑一丈计算，就可添得十万丈的水面，全湖积葑二十五万丈，已可消除十分之四。所以拜发奏状前一日——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已差派捍江船务等兵士五百名，先已动手铲除葑草，搬载湖泥；一面再分派民工参加作业，这些民工都是仰赖救济的灾民，以工代赈，减少政府的负担。
自开工之日起，苏轼闲日一至湖上，亲自督察工事的进行，奔走于砾石泥淖之中，甚至忘记回家吃饭，好在他生活习惯简率，就便与堤工同吃。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说：“筑新堤，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
他借钱塘门外大佛头山，即石佛院的十三间楼，作他的临时办公处。这石佛头山旧称始皇缆船石，僧人思净刻山为佛，筑院，与寿星院为邻，都在万松岭山麓。开工后七日即是端午假日，游人都出钱塘门到十三间楼来玩，苏轼也在那里督工，看到湖上游人如织，那样热闹，心里好不高兴。作《南歌子》词，题为“杭州端午”：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辅佐苏轼主持开湖工程最力的，一是驻杭州的两浙兵马都监刘季孙，所用的兵工，完全靠他调度和督率，他每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往来奔走，不辞劳怨；第二个是监杭州商税的苏坚，他娴习水道工程，故能担当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个是钱塘县尉许敦仁，他首先建议西湖可开，且又是他所辖属地区的分内公事。所以此一工程中，这三个人的贡献都很大。
治湖所需最重要的条件：一是人力，二是船只。
人力方面，工兵自有常业，调拨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以工代赈的夫役，还是不够，船只缺乏的情形更严重，等到奉准全面开湖之日，这两项短缺，就成了非常困扰的问题。苏轼亲自写信给秀州的章致平求救，要他集合秀州人船前来助役，语气迫切，可见当时工程紧张的情况：
公见劝开西湖，已动手成伦理矣，想不惜见助。赃罚船子，告为尽数刬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驾来，本州诸般，全然阙兵也。至恳！至恳！
湖中刬下来的葑草，挖出来的湿泥，往哪里放呢？苏轼周视良久，口中喃喃：“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后来他从西湖原有自西至东的长堤和白乐天筑堤得到灵感。那两道湖堤是这样的：
西湖原来有道自西至东的长堤，历史非常久远，长庆年间白居易浚治西湖以前，便已存在。堤岸西边，密植垂柳，自钱塘门至西泠桥止。《临安旧志》说此堤“不知所从来”，又曰堤“径三里余，唐称白沙堤，宋称孤山路”。因为原有白沙堤名，所以后人往往误会这道湖堤为白乐天所筑，其实白诗“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带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堤谁所开筑，则非乐天之功可知。
不过白居易确也筑过一堤，起自钱塘门水闸，过昭庆寺，沿宝石山麓北行，至松木场止，是《西湖志》所说“白公堤在钱塘门外，由石函桥迤北至余杭门”，即今武林门止的那一条，现已久废。
湖上葑田面积有二十五万丈之多，一旦刬草剜土，这刬剜出来的大量葑草湖土，除了取之于湖，用之于湖，没有比此更为经济的办法。湖上东西有堤，但是环湖一周，达三十里，南北往来，必须绕湖步行，非常不便，苏轼因此定计，废物利用，增筑一条自南徂北的长堤，则行人便而葑草湖泥都有用了。
历时四个月，占据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刬除了，南北相通的长堤也将筑成，苏轼续与章致平书云：
葑脔初无用，近以湖心叠出一路，长八百八十丈，阔五丈，颇消散此物。相次开路西葑田，想有余可为田者，当如教，揭榜示之。
这条堤，起自南屏，止于曲院。苏轼并未赋予堤名，到他离杭州任，林希来接事后，才榜之曰“苏公堤”。堤上跨筑六座桥梁，本亦无名，旧称第一桥、第二桥……这六桥各通沿岸港埠，目的是疏导诸港之水。后人自南山第一条起，名映波桥者通赤山港（埠），名锁澜桥者通麦岭港，名望山桥者通花家山港，名压堤桥者通茅家埠港，名东浦桥者通曲院港，名跨虹桥者通耿家步港。 14
堤工完毕后，两岸遍植芙蓉和杨柳，而不是后来的桃花，利用树根的生长盘曲，巩固堤岸，又建九个凉亭，便于行人歇脚。南宋时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记曰：“自西迤北，横绝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建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但这都是苏轼离任后的景色，苏轼和赵德麟诗，他的喜悦，只在湖葑空去，南北路通：
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
前揭致章致平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相次开路西葑田，想有余可为田者。”后来钱塘县尉许敦仁建议将葑地作田，不如变为菱荡。他看到吴人种菱，每年春天，一定要将水中荇藻杂草芟除涝漉到寸草不遗，然后下种。现在如将路西部分开葑以后的湖面，辟为菱荡，以一定租额放给民户租领种菱，则葑草就无从生长了。
苏轼接受这个建议，但划定界限，沿界立小石塔做标记，种菱不许侵入界外的湖面，并命钱塘尉司管勾这一公事。苏轼前作《南歌子》词里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
佳节连梅雨，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
开湖大功告成，苏轼于寄林希诗中说：“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只以湖中游鱼之乐，来比拟他胸中充溢着的欢欣和安慰。
明朝的大名士杨升庵（慎）说：
宋修六塔河、二股河，费百十万钱谷，溺死数十万丁夫，迄无成功；如东坡杭湖、颍湖之役，不数月间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岂止什伯时流乎？
苏公堤这名字，是苏轼去后，接他后任的林希题的。杭人在堤上也为苏轼立过生祠。后十年，吕惠卿来守杭州，被他奏毁。
四 僚友
苏轼出知杭州时，与陈传道书曾言：
某以衰病，难于供职，故坚乞一闲郡，不谓更得烦剧；然已得请，不敢更有所择，但有废旷不治之忧耳。
然他料想不到，岂仅平常的烦剧，竟遭逢雨旱疾疫等一连串的灾荒。虽然比在京师，少受精神上的煎熬，但救灾如救火，身为地方首长，为一方人命所仰赖，其间操虑之苦，工程之繁，日不暇给，该是可以想象的情况。
所幸者，他有好些友善的同僚，得力的部属，帮他达成工作，相处非常愉快。
按照宋朝的政制，州郡通判皆由京朝直接委派，所有文书，非经通判副署，不得签发，并且握有对部属的监察权，目的在于削减州郡长官权力，但也造成州郡长官与通判不相合作、往往失和的流弊。
苏轼这次任内，先后调过三个通判，却都相处得很好。初为世交梅子明（灏）学士，苏州人。他是为了便于事亲，才自馆阁调来通守杭州。苏轼曾将得自文登海上的小白石，赠与其父作枕，寄诗有“爱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的话。可惜在任未久，调职他去。
次为袁毂，字公济，一字容直，四明人，则是开封举人试的同年。
当时，袁毂考第一，当解元；苏轼考的是第二。但至省试，他却后于苏轼四年，才成进士，以后在宦途上又一直不得志。公济是个秉性淡泊、与世无争的人，苏轼与他过去曾在南新县一度相逢，看他景况似乎非常潦倒，现在却得共事于杭州，苏轼和诗说：“……却思少年日，声价争场屋。文如翻水成，赋作叉手速。”又说：“今年复为僚，旧好许重续。升沉何足道，等是蛮与触。共为湖山主，出入穷涧谷。……”这位长得清瘦如鹤的袁公济，与他是“青鬓共举，白首同僚”的老朋友。
后来袁毂调知处州，第三个来做杭州通判的是杨蟠，亦字公济，章安人，他是个有名的诗人，而且非常喜欢梅花，题《金山》诗“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脍炙人口。欧阳文忠在世时，读杨蟠的《章安集》，题诗曰：“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称许异常。他以奉议郎出为杭州通判，大约已是元祐五年之冬，其时距苏轼去任，为日无多，他曾两次各作梅花诗十首求和，苏轼也每次步韵和作十首，四十首咏梅诗，要无一句意思重复，要无一字落入俗套，实为不易，成为诗坛佳话。
帮助苏轼在杭州治水的苏坚，字伯固，博学能诗，他的本职是临濮县主簿，派监杭州在城商税。苏轼自京来任时，他专程到吴兴迎候，所以是“后六客”中的一人。苏轼疏浚盐桥、茆山二河，就是采用他的建议，所谓“参酌古今，而用中策”者是也。开西湖工程中，监工督役，得其助力亦多。
由于这份友谊，他们认了本家。伯固曾带他的儿子苏庠来谒，苏轼一见，大为欣赏，送他一方端砚，亲为制铭。苏轼慧眼识人，这少年即为后来南宋时期气节高尚的一大名士——后湖居士苏养直。
苏轼特别欣赏一个开封祥符籍的将军诗人刘季孙（景文）。莅任之初，在有美堂宴会同官，景文以西京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驻杭州，参与宴集，席上作诗曰：
云间猎猎立旌旗，公在胥山把酒时。
笑语几番皆湛辈，风流千载与吴儿。
湖山日落丹青焕，楼阁风收雨露滋。
谁使管箫江上住，胸中事业九门知。
苏轼大为称赏，以后同游又共同工作，益发敬重他的人品，称之为英伟冠世的慷慨奇士，将他比作孔文举一流的人物。景文是刘壮闵公平的少子，有兄六人，皆已亡去，而景文时亦五十八岁，垂垂老矣。苏轼名诗：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这并非闲吟花草，而是书赠景文之作。盖“荷尽”者谓其诸兄皆已物故，而景文独如冬菊孤寒的枝干，借物喻人，赞其品格和节操。湖工完毕后，苏轼复上《乞用刘季孙状》，荐他可膺边疆重寄，但后来还是换用文官资历，出守隰州。
季孙和苏辙一样，个子长得很高，苏轼在离杭别宴上，步韵和诗，把他们二人比作西湖上的南北二高峰，几已视为昆弟。集存杭州与友人唱和诗篇，以与景文唱和者为最多，交好之深可想。
法曹毛滂，字泽民，他的父亲毛国镇，就是苏辙谪江西时的筠州太守。泽民曾至黄州谒轼问学，住过东坡雪堂，亲见当时苏轼穷困的境况；现在做了他的部属，又眼见他坐拥节旄的气概。所以苏轼在《次韵毛滂法曹感雨》诗中，特别重提旧况：“我顷在东坡，秋菊为夕餐。永愧坡间人，布褐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下无筦。时时亦设客，每醉笥辄殚。……”这番描写，有其深意，泽民年轻，似乎有点少年得志的轻狂，所以诗尾用李泌和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记此味，芋火对懒残。”出于一个父执辈诚挚的期勉和爱心。 15
签书杭州节度判官郑遵彦，字之邵。他是熊本奉命知杭州时带来的帮手，谁知到任数日，熊又改知江宁，由苏轼来接手了。遵彦被留在杭州幕府两年，精勤吏事，帮助很大，苏轼为此很感谢熊本，诗言：“贤哉江东守，收此幕中奇。无华岂易识，既得不自随。”遵彦是事母有过人之处的大孝子，苏轼更是敬重，得到最好的新茶，先送遵彦的母亲。
马瑊，字中玉，荏平人，来得较迟，元祐五年八月始自淮南西路改两浙路提刑。他是黄庭坚的朋友，很能填词，唱和甚乐。苏轼筹议救济两浙灾伤事，得助很多。
事务工作虽有得力僚佐帮助，但自接事之日起，那一番预筹赈济、疏导运河等计划工作，一切皆须自己作主，颇费心力。这年冬天，苏轼忽患寒疾，告假在家，其时妻弟王箴（元直）和同乡仲天贶远从眉山来，秦观的弟弟秦觏（少章）自京师来杭州，一起住在高斋。苏轼因病得闲，即在家与元直等作伴，记夜饮云：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与王元直饮酒，掇荠菜食之，甚美，颇忆蜀中巢菜，怅然久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假，记夜坐事云：
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与王元直饮姜蜜酒一杯，醺然径醉；亲执枪匕，作荠青虾羹，食之甚美。他日归乡，勿忘此味也。
王箴送他一副拍板，轼家却无歌姬。记云：
王十六见惠拍板两联，意谓仆有歌人，不知初无有也。然亦有用，当陪傅大士唱《金刚经颂》耳。
苏轼今已入为近从，出为方面，而他家生活依然淡泊如在黄州；照当时社会习尚，如他这样门第，竟不蓄养歌姬，是出人意外的事。
苏轼的寒疾，缠绵了一个多月，至元祐五年（1090）正月，才销假视事，作《临江仙·疾愈登望湖楼赠项长官》词，则身体恢复健康了，湖上春色撩人，不免有点绮思：
多病休文都瘦损，不堪金带垂腰。望湖楼上暗香飘，和风春弄袖，明月夜闻箫。
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佳人不见董娇娆，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
同年初夏，他的眼病又发，杨杰送他径山龙井水，据说洗眼有效 16 ，袁毂送他芎䓖和椒。前者药性行上，治头脑之疾；后者味辛香，气下达，可以去湿，发脚汗。不过他只眼昏旧疾而已，一般的健康情况还是很好，诗言：“幻色将空眼先暗，胜游无碍脚殊轻。”
随在苏轼左右问学的青年人，除秦觏（少章）外，还有一个钱勰的儿子钱蒙仲——穆父时任越州太守，与杭为邻。
苏轼自幼养成读书的习惯，尤其欢喜夜读。但是秦少章说：“某于钱塘从公学二年，未尝见公特观一书也。”如遇撰著或赋咏中须用典故时，则虽眼前烂熟事，必命少章或幼子叔党诸人检视原书后，才敢使用。 17
人之为学，本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须广泛吸收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思想，应自勤读中求取；到得成熟阶段，必须把自己从别人的知见中解放出来，用自己的头脑，作独立的思考，然后才能建立自有的创意，发挥自有的感情。这第二个“不观一书”的阶段，正是运用想象力的创造时代，秦少章此一忠实记录，非常重要。
地方政务繁杂，苏轼有个很好的治事方法，他把每天要做的事条列在历纸上，做完的，当晚勾销，事无停滞，则心里就很舒坦，毫无牵挂地一觉睡到天明。所以他虽政事丛脞，但是还有余闲可从诗酒之适。 18
费衮在南宋绍兴末年，听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和尚对他说：苏公游西湖，常命旌旗随从，出北山路的钱塘门，他自己则带一两个老兵，从南山路的涌金门泛舟绝湖而来，在普安院吃午饭，再到灵隐、天竺随便走走，吏人抱牍相从，到了冷泉亭，他就据案判事，详研双方纷争辩讼，然后落笔如风，判定了积案。公事既毕，便与僚吏痛饮。薄暮，骑马回城，老百姓夹道来看太守。当时，这老和尚还在寺里做苍头，亲眼所见如此。 19
苏轼平常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他在湖上督工时，常到祥符寺琴僧惟贤房间去休息。到了，马上脱巾褫衣，露两股于榻上，叫虞候（侍仆）替他抓痒。他头上岸巾，只用一根麻绳压发。 20
但他也有约客挟伎，纵游湖上的豪举。王明清《挥麈后录》说：
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伎，任其所适。哺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内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盛事也。 21
苏轼兴会所至时，常会任性任情，做出非常天真可笑的事来。如晁以道为宿州教授，特意到杭州来看他，那晚，一脚踏进他的书室，只见壁上挂满了古画，苏轼独自坐在那里一一欣赏。谈到其中一轴钟隐的《雪雁》，他忽发雅兴，要在这画上题几个字，但这幅画轴挂得很高，他用两张桌子叠起来，亲自爬上去取画（大约他已忘掉可以叫仆人做的），失脚坠地，摔了一跤，幸而没有受伤，他还哈哈大笑。 22
传说中有个诗伎琴操，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颇有捷才。某一杭州通判，自唱秦观名作《满庭芳》，误举一韵，唱作“画角声断斜阳”时，琴操在旁，便纠正他道：“是画角声断谯门，不是斜阳。”——“门”和“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韵，错一字则全篇韵脚都乱了。
那人便作难她道：“你可依阳字韵改作一遍吗？”
琴操毫不为难地接了下来，改得天衣无缝，不输原作。
据传，琴操曾侍苏轼游湖。舟中，轼戏与琴操说：“我作长老，尔试参禅。”随即问曰：“何谓湖中景？”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琴操答。
“何谓景中人？”
“裙拖六幅潇湘水，髻挽巫山一段云。”
“何谓人中意？”
“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
“如此意究竟如何？”
琴操不及作答，苏轼猛拍小桌，脱口道：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如此对口问答，不知不觉说到这个女孩黯淡的前途，苏轼是一片同情，而聪明的琴操则顿时感悟，便求落籍。一说她落籍后，就削发为尼了。 23
据清人谈迁的《枣林杂俎》说：明万历十七年于杭州邻邑临安县玲珑山，发现琴操墓残碣，为东坡所书，真伪莫辨。现代文人郁达夫曾往游访，墓在玲珑山寺之东；他在墓前翻阅新旧《临安县志》，都不见载有琴操事迹，作诗曰：
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
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
诗意似言东坡曾赴临安访问琴操，不知所据，记此聊存一说而已。
杭州是东南交通要会之地，往来的朋友很多，如福建路转运判官曹辅（子方），先后提点两浙刑狱的杨杰（次公）、王瑜（忠玉），知越州的钱勰等，以及很多老友如文勋（安国）、杜介（几先）、徐大正（得之）、张天骥和贾收（耘老）也都跟他到杭州来了，共享湖山，留连诗酒，好客的苏轼，应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快乐。
苏轼再度来杭，前后相距十五六年，人事情况已有显著的不同。第一，同僚间觥筹交错的机会，不如第一次来作通判时热闹。现在做通判的袁毂，便有过这样的抱怨：
东坡倅杭，不胜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后袁毂倅杭，适郡将不协，诸司亦相疏，袁曰：“酒食地狱，正值狱空。”传以为笑。 24
一个人的生命中，十五六年，已是一段甚长的时间。苏轼再度来杭，不免有“湖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感触。当年过从的旧侣，忽然都已不见，现在相与的，大多是些年轻后辈，使这半老的诗人太守，有忽惊年华老去的悲哀。
苏轼莅杭之初，重游湖上，题名作记云：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与曹晦之、晁子庄、徐得之（大正）、王元直（箴）、秦少章（觏）同来，时主僧皆出，庭户寂然，徙倚久之。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况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对，但有怆恨。
人到中年以后，朋旧逐渐凋零，讣音倏至，谁也禁不住要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元祐五年（1090）二月，他的老友李常、孙觉都先后逝世，使他发出“早知身寄一沤中，晚节尤惊落木风”的悲叹。十月原在真定河东治边的老友滕元发（达道）忽又薨逝，苏轼感念金山的旧游，恍如昨日，而今却已幽明异路了，不禁老泪纵横，用张方平的名义，替他写了墓志。
元祐五年春，仲天贶、王箴都要回眉山去了，秦觏也要回家探亲，作《太息》一篇送少章；作六言绝句五首送天贶、元直，兹录其二：
三人一旦同行，留下高斋月明。
遥想扁舟京口，尚余孤枕潮声。（《送别三人》）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国弥年。
空使犀颅玉颊，长怀髯舅凄然。（《送王箴》）
五 方外交
西湖僧寺之多，殿宇相望，苏轼自言：“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亦是事实。但看他在杭州两年，相与往来的方外之交，确是不少；而且往还之多，也许甚于士大夫间的交游。这似乎不是偶然的现象。
十八年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人地两疏，欧阳文忠公特地为他介绍西湖诗僧惠勤。到官三日，苏轼就冒着腊月严寒，往孤山访晤，抵掌深谈，交契非常。 25
此番重来杭州，惠勤虽然已死多年，苏轼下车之初，仍然首访孤山，为要往拜文忠遗像。惠勤的弟子二仲告诉他说：
“这僧舍里本无泉水，在您来之前数月，忽在讲堂后面，孤山脚下，流出一注甘洁的清泉来。我们即在这地方凿岩架石为室，只待您老为它题个名字。”
“欧公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我们为纪念他，就叫六一泉好了。”苏轼说。
唐宋时代的孤山，林木深蔽，其中楼阁参差，有如仙境；山后则花圃罗列，幽美居全湖之最，而六一泉即在此山之麓，地当现在的西泠桥堍。苏轼为作《六一泉铭》，并于泉后凿石作室，名曰“东坡庵”。
孤山建一智果精舍，苏轼邀约参寥从於潜天目山来住持该院。参寥上人虽然籍属於潜，但他自认杭人，时有乡思，所以苏轼招之以诗说：
涨水返旧壑，飞云思故岑。
念君忘家客，亦有怀归心。
…………
智果精舍只是三间新造的僧寮，起建于元祐五年，屋宇虽小，而景物幽寂，似是苏轼特意为诗僧参寥所造。
到苏轼快要交卸时，智果院里忽然也发现有一泉，出自山岩缝石间，甘冷宜茶。元祐六年二月寒食后一日，苏轼带了他的朋友王瑜（忠玉）、张璹（全翁）从孤山坐船来向参寥告别，参寥汲泉钻火，烹黄蘗茶飨客，并且告诉大家，这是院内新发现的一注泉水。苏轼忽然想起七年前，在黄州，梦与参寥吟诗，有“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之句，当时不能解说泉如何新法，不料这个梦兆，却都应验于今日。座中人听他讲说这节故事，都怅然有事皆前定，各怀知命无求之感。苏轼名之为“参寥泉”，作《参寥泉铭》。
苏轼为杭州通判时，祥符寺可久、垂云、清顺三僧，都是他的诗友，现在似已只剩清顺一人，住持葛岭寿星院。
清顺所居曰藏春坞，门前有两株巨大的古松，松树上盘络得满满的凌霄花。这和尚年纪老了，常在树下打瞌睡。有一日，苏轼摒去骑从，独自去藏春坞看他，一路上松风骚然，落花满地，至，则清顺正在树下昼寝，手指落花，乞苏轼作一韵语，为赋《减字木兰花》：
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
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飐红轻，时上凌霄百尺英。
这年春天，寿星院垂云亭所种的新茶可采了，清顺知他爱茶，特来相赠。春暖花开了，清顺又以诗代简，邀他去赏花，可惜苏轼因病，错过了花期。
西湖北山多竹，孤山、葛岭又都在比较静僻的北山路上，所以苏轼偕友游湖，最常去的是寿星院和智果精舍，访的是清顺和参寥，诗曰：“……云深人在坞，风静响应谷。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竹间逢诗鸣，眼色夺湖渌。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指同游的王瑜与张璹）。故应千顷池，养此一双鹄（指清顺与参寥）。”
五年夏日游寿星院，有咏寒碧轩诗，为后人评价甚高的一首名作，说它“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句句扣着“寒碧”二字 26 ：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
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
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苏轼爱竹又好茶，而植茶在宋代为寺院经营事业之一。西湖群山如宝云山产者为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产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山产者名白云茶，轼诗所谓“白云山下雨旗新”者是也。寿星院垂云亭茶，产量甚少，更负盛名，清顺每以新茶相赠。苏轼方外之交多，茶的供应不绝，诗谓“妙供来香积”，即是指此。
和尚中不乏精研茶道者，更特别“设茶”招待。
苏轼重来杭州之初，那年岁暮，往游落星寺。南屏寺僧谦师，远从南山赶来，为他“设茶”。谦师是湖上茶道名手，据他说：“此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苏轼深感其意，作诗相赠。
寿星院也有个梵英和尚，葺治堂宇，精洁无比，烹茶供客，芳洌异常，饮后齿颊生香，与一般的茶味不同。
苏轼问他：“这是新茶吗？”
“烹茶，必须新茶旧茶配合了用，香味才透得出来。”
这使苏轼连带想起，有个懂琴艺的人曾经对他说过，琴之制作，不满百年，桐木的生意尚未绝灭，故其缓急清浊，还会与气候的晴雨寒暑相感应，所以琴以古者为贵。此理与梵英所言，茶须新旧相交，香味始见，其理正同。 27
苏轼另有一个特别嗜好，就是蜂蜜。他在黄州时曾经用蜜酿酒，颇自得意，其实是失败的酿造。这次到杭州来，遇到了同好的和尚——仲殊。
这个和尚，是个传奇人物。
仲殊俗姓张，名挥，安州进士，但他风流成性，游荡不羁，他的夫人恨透了他，在食物中投了毒药要害他，几乎中毒而死，食蜜得解。医生警告他，若再食肉，毒发不可救，他从此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和尚。 28
仲殊为承天寺僧时，苏轼与之相识。苏轼说他做诗，落笔很快，而又工妙绝时，如所作过润州绝句，实甚清丽：
北固楼前一笛风，断云飞出建昌宫。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蒙蒙细雨中。
仲殊虽已为僧，却余习不改，欢喜作艳词，有《宝月集》，今已不传。所以苏轼作《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还调笑他道：
禅老复何为，笑指孤烟生。
我独念粲者，谁与余目成。
此时仲殊在杭州，已经辟谷，但吃蜂蜜，所以苏轼叫他“蜜殊”，说他的诗是从百花酿成的蜂蜜中化出来的。
据陆游的伯父说，仲殊所吃食物，不论豆腐、面筋之类，一律要在蜜中渍过，他人都不能下箸，只有苏轼可与之共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29 轼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说：
东坡先生取人廉，几人相欢几人嫌。
恰似饮茶甘苦杂，不如食蜜中边甜。
苏轼引用佛典：“佛言：譬如食蜜，中边皆甜。”这是他经验人生的感喟。世俗朋友还有是非爱憎，利害关涉，不如方外之交，完全超脱于凡尘浊障之外，纯情可喜。
吴越诸僧中，苏轼最敬重二老：一是现在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的方丈大觉禅师怀琏；二是本在天竺，现已退居龙井的辩才，他是禅门临济宗的一代宗师。
皇祐年间，怀琏为庐山大德，诏往京师住持十方净因禅院。仁宗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并赐龙瑙钵盂一个给他。怀琏当着皇帝使者的面前，将这钵盂烧了，对使者说：“我们崇奉佛法的人，穿坏色衣，用瓦铁器盛食物，此钵不是我们佛门弟子用的。”使者归奏，仁宗大为嘉叹，亲笔写颂诗十七篇赐他。怀琏后在广利寺起造宸奎阁，即为奉藏仁宗御书之所。苏轼为写《宸奎阁碑》，还再三写信叮咛，要如何制作碑石，方如古制，十分郑重。 30
苏轼一到杭州，即以张方平所遗鼎甗献寄赠怀琏，作《大觉鼎铭》，借致敬意。后来听说大觉为小人所谗，几乎不能安居于阿育王山，大为惊忧。四明太守本是王汾（彦祖），为苏轼的同年，不巧甫于四年十一月调职离去，接任者王文渊似不相熟，所以只得写信托赵令畤转达，函曰：
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望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
其时大觉禅师已经八二高龄，宸奎阁落成未久，元祐六年正月，他就圆寂四明了。
辩才法师与苏轼兄弟，有二十年以上的交谊。轼之次子苏迨且是皈依在辩才座下的弟子。沈遘知杭州时，命他住持上天竺法善寺，经他竭力经营，弘开法宇，增屋几至万间，重楼杰阁，冠于浙西。
苏轼重来杭州，辩才早自上天竺，过风篁岭，退居龙井之寿圣寺，不再出山了。
龙井，本名龙泓，又名龙湫，有一山泉出自石罅，甃为方池，中生赤蜥蜴，寺僧以为小龙。据秦少游所作《龙井记》：“地当西湖之西，浙（钱塘）江之北，风篁岭之上。深山乱石中之泉，蟠幽而踞阻。岭之左右，大率多泉，龙井，其尤者也。” 31 山上一路苍松翠竹，并以产茶闻名四海，风物幽静无比。
这时候，辩才法师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但是神闲气静，精力犹甚矍铄。苏轼常常屏去随从，入山与老师坐谈终日，有忽尔跳出尘网的舒坦。
苏轼往访龙井，辩才亲自送出山门，两人话兴正浓，不知不觉间翻过了龙井后山的风篁岭。此岭高越西湖群山，路径最为深峻，漫山皆竹，故俗称莨筜岭。
辩才自从退居龙井后，十余年间，从来不曾出过此一山区，这次，不知不觉间过了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顾谓苏轼道：“杜子美不是曾经说过‘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吗？” 32
后来，乡人就在此岭上建了一亭留念，名曰“过溪”，亦曰“二老”，都是用的庐山慧远法师与陶渊明虎溪三笑的故事。
自此一别后，翌年（元祐六年，1091）九月，辩才法师无疾而逝。其时苏轼已在京师，命参寥代为致祭，要作《龙井辩才师塔铭》，自知谈佛不如其弟，特地叫苏辙执笔，此文今见《栾城集》中。
宋朝制度，知州对于辖属寺庙，有绝大的监管权力，也负有处理寺庙重大事务的责任，苏轼对于甄选僧官，颇具魄力。
径山寺的住持僧死了，照该寺祖师成约，后世甲乙轮值，从无例外。苏轼认为继任人应于山门内选用有德者，祖师成约，毫无意义。他便径以知州权力，派僧维琳嗣事。寺庙隐藏多方面的势力，这种破坏传统的举措，很多人不敢做的。起初，部分僧侣心甚不服，啧有烦言，经过一段时间后，心悦维琳的人日益加多，苏轼高兴得叹口气道：“今则大定矣。”（《东坡志林》）
若干年后，苏轼易箦时，临终及送的朋友，只有维琳长老和晚辈钱世雄二人。
九曜分支的南屏山，慧日一峰，巍然独耸，山麓有净慈寺，为五大丛林之一，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钟”即是净慈寺山门外钟楼的钟声。
净慈方丈圆照禅师请丛林中有名的高僧善本法师来为本寺上座，设堂讲经。杭州僧俗，奉事甚谨，他也戒律森严，信众非斋戒沐浴，不敢随便登他的禅堂。苏轼认为他既属禅宗，就不该如此装模作样，注重形式，决定开他一个玩笑。一天，苏轼故意带了伎女闯进他的讲堂。善本见了，自然不免愠形于色，只因他是太守，不便发作。苏轼作《南歌子》一阕，命伎在禅堂上大师面前唱将起来：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 33 ?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佛教中的禅宗，讲究的是明心见性，要在自由解放的精神里，求取心灵的顿悟，不像律宗那样注重戒律的形式。净慈是禅寺，善本是禅师，所以此歌首问袭卢陂长老问延沼禅师语，问他“师唱谁家曲？传承哪家的宗风？”实在有点挖苦的意思。
善本对此，无可奈何，只得为之破颜一笑。于是，苏轼高兴得大嚷道：“今日参破老禅了。”
元祐五年（1090）八月，旨召善本赴京住持皇族家庙的法云寺，杭州的信众认为善本一去，净慈僧俗一定会跟着星散。苏轼认为未必，他就邀约越州的楚明长老来接掌净慈寺。后来事实证明，法众非但未散，反而增多至五千余人。
一个地方长官，每天有堆积如山的案牍待他判行，每天有多少无聊的人事要他应付，苏轼之所以“欲将公事湖中了”，无非要借清净的环境，做冷静的判断。
苏轼暇日，宁愿到西湖群山寺院里，和世俗利害无关的僧侣谈禅说诗，亦不过求取心情轻松，洗涤尘俗而已。
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艺术家气质特重的智者，必须在有限范围内，与凡俗隔离，置身于利害得失之外，但却又抱持着一腔入世的热情，与无怨无悔为民服务的真诚。
六 救灾和水利
元祐五年（1090）六月初，苏轼读邸报，知朝廷因各路旱灾，内出手诏两道，广征言事。他便于同月初九日，怀着悲悯的心情，就地方所见病民的弊政，奋笔疾书《应诏论事状》。
他首先说：陛下即位改元，于今五年，已经三出此言。虽圣人不惜罪己，而臣子实不忍闻。因是出守外服，不能尽知朝政，所以只能就亲眼目睹的人民疾苦，州县官吏日夜在做那些伤残人民肌体，离散人民父子，破坏老百姓的生业，为国家敛怨而又毫无裨益国家财用的四事：
一、人民现欠市易被籍纳的产业，朝廷准许给还或收赎，而有司另创籍纳折纳法，使十之八九，不能还赎。
二、积欠盐钱，朝廷已许照产场本价归偿，余俱除放，但提举盐事司官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
三、登极大赦前人户以产当酒的欠款，应该只纳官本。
四、元丰四年拣选剔除的上供和买绢，抑勒配卖与民，不住地鞭笞催缴，请依今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
状末言：“以上所有四事，伏乞出敕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服罔上误朝之罪。”
不料进呈此状后，经过一百零八天，杳无音讯。苏轼于九月二十七日上状查问，直至六年一月才接到尚书省札子，方知三省并未进呈，甚且说：“不曾承受前状。”事情揭穿后，三省同奉圣旨，令别具呈奏。苏轼于同月九日即上《缴进元祐五年六月应诏所论四事状》，为时已经拖过半年多了。而且，即使这是奉旨补呈之件，仍如石沉大海，渺无下文。
元祐后期的政事，已经颟顸到了这种程度，官僚只会争夺权位，粉饰太平，对于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关心，甚至是他们的忌讳。太后诏求直言的结果，竟然如此，史言“元祐之治”，亦不过尔尔。
旱荒的善后救济工作，刚刚放下，而元祐五年之初，浙西数郡，忽又大雨成灾，太湖泛滥，淹没两岸的农田，灾害的情势，甚于去年的干旱。太湖区域是两浙主要的产米地区，太湖一闹灾荒，两浙的粮食全都失了调剂，来年的饥荒，是可以明显预见的。
苏轼早于七月十五日就首上《浙西七州灾伤状》。他说，今年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举债播种，力事农作，原来希望今岁能够丰收，弥补去年的灾荒。不料一场淫雨风涛，全部冲光。他叫将官刘季孙往苏州沿路勘访，不单是豪雨成灾，又多大风，鼓动潮浪，冲坏堤堰，水势泛滥的范围一扩大，就更不可收拾了。湖州水入城中，民家浸水尺余，受灾更重。转运判官张璹自常、润回来，亲见吴江、平望、八尺间，合家田苗没在深水底里，父子聚哭的惨象。
继说：“救灾恤患，尤当在早，救之于未饥时，用物约而所及广。”何况，“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岁之灾，如病再发。病状虽同，气力衰耗，恐难再持”。所以他请求朝廷行下户部及本路转运提刑、两路钤辖司及早相度准备，于秋冬间不惜高价，多籴常平米，以便明年平籴救荒。
十日后，即七月二十五日，续上第二状。
盖因拜发第一状后不过六天，忽又风雨大作，一连数日，昼夜不停。苏轼于风雨声中，绕室彷徨，恍如眼见州民男妇老幼在一片汪洋中，被狂风豪雨所摧残，老百姓的产业和作物，被大水所吞没，一阵阵战栗呼号的声音似从耳边响起，他推窗望雨，忧心如焚，不管前状之发，不过数日，忍不住于七月二十五日，又挑灯夜起，手写第二状，如言：
前乞下户部及本路提转钤辖司相度，未蒙施行。本月廿一至廿三日，昼夜大风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复大雨。料苏、湖等州风涛所损，必加于前，若不早作擘划，必有流殍之忧。
如这类事，在后来台谏官的弹章中，指他虚报灾情，都是罪状。
苏轼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再以私人名义，分函有关地方监司守令，劝他们广籴备灾，合议救灾方策，等等。如《寄新任秀州太守胡深父书》云：
浙西数郡，例被霪雨飓风之患，而秀之官吏，独以为无灾，以故纷纷至此。公下车，倍加绥抚，不惜高价广籴，以为嗣岁之备。宪司行文，欲收籴米，此最良策，而榷户专斗所不乐，故妄造言语，聪明所照，必不摇也。
救灾恤伤，提刑司是主管单位。当时两浙提刑马瑊（中玉）初自淮南路调来，苏轼迫不及待，要和他觌面商讨。函招不至，他只好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越州太守钱勰，代他促驾。书言：
浙西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风，几至扫尽。灾伤既不减去岁，而常平之备已空，此忧在仆与中玉。事有当面议，不可以尺书尽者，屡以此意招之，绝不蒙留意云。冬初方过浙西，虽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以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
事隔一个月后，灾势已成，缺粮的情形已很严重，价亦高涨，九月初七始奉旨将此案交由都省关牒本路转运提刑司相度施行。
苏轼焦急不堪，认为现在再从调查开始，时已不及，而且事情交到这班本位主义的官僚手里，调查也不会确实，上状力争说：
……深恐转运司官吏，职在供馈，所有宽减额斛，难于自言，伏乞圣明以一方生灵为心，决自圣意，指挥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复勘当施行。
苏轼先在本州价购粮米，历时一月，无人赴仓卖米；原想提高收购价格，却怕刺激粮价上涨，而且进价太高，官本遂重，明年出籴为难。所以唯一希望，只能请求朝廷，准向年成丰熟的近便州军购粮五十万石，储为明年平籴救济之用。此项购粮的经费，则可以从本路常平钱项下拨偿。
——这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是九月十七日拜发的。
四天后的二十一日，续上第三状，控告提刑司吝惜两三钱，不肯遍行公文，禁止抑价收购。抑价收购，必然买不到米，他举例说：指挥杭州依旧作斗米七十文收籴，亦不过籴得三万余石，其余辖属诸郡，也不敢有违，闻得苏、秀出米地方，现今不过籴得二三万石。照此情形，本区收购存粮，现在已经不易，务请诏下于收成好的近便州军籴买五十万石，储备救济来年饥荒之用。
到元祐五年（1090）的十一月间，苏轼七月间所上浙西七州灾伤状才蒙圣旨行下，令发运司兑拨钱一百万贯，趁时籴买斛斗封桩，准备移用，余依所奏施行。然而，发运司官吏奏称：淮南江东，米价高昂，不肯收籴。苏轼痛心疾首地叫喊道：“使圣主已行之命顿成空言，饥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但是官僚政治的本位主义牢不可破，再怎样力竭声嘶地呼吁，也是徒然。
十一月下旬，苏、湖、杭、秀等州的米价开始上涨，官价籴购计划显然已经行不通了。苏轼清查杭州义仓存米四万余石，遇上灾荒年份是准许俵散的。苏轼上相度赈济七州第四状，就在报告他的计划：“开春米价增涨，即将义仓常平米贱价出粜，则一郡之民，人人受赐。所收钱并用填还常平所亏官本。仍下浙西诸郡，依此体例施行。”——这是他职权范围之内可以做的事，虽区区四万石，还不足原定赈济所需的十分之一。
苏轼与水有缘，他在杭州，十足只有一年半的时间，疏运河，筑堰闸，治六井，开西湖，最后还遇上一场遍及所辖七州的大水灾；他的最大政事，几乎无一不是与水有关。及至六年二月，已经有内召为吏部尚书的消息时，他还在孜孜兀兀地和同官商讨、勘察、计划于钱塘江上流的石门，开一运河，以避浮山之险。
钱塘江为天下之险，而浮山是险中之最。浙东温、台、明、越诸州往来者，虽从西兴直渡杭州，可以不涉浮山，但自浙东的衢、睦、处、婺，皖之宣、歙，赣之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都须从龙山进出，因为江滩水浅，必须候潮水来时，方能乘潮而行。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浮山峙立江中，与鱼浦诸山犬牙交错，挡住了奔腾的潮水，乱了流势，洄漩怒射，状如鬼神。往往在深水中忽然涌出十数里的陵阜，旦夕之间，又忽然消失了。纵使是熟练的船老大、潜水夫，也不能预测航道的深浅，冒险乘潮行驶的船只，就无法逃避翻覆的命运，每年溺没人货，不计其数，公私坐视，无可如何。
衢、睦等州，地旷人稀，粮食生产不足，仰赖苏州、秀州运米到桐庐，散销各地；而杭州一带居民所需燃料（薪炭），都取给从上江运来：两者都因浮山之险，覆溺阻碍之故，数州的柴价米价都较别处为贵。
其时有个前任知信州军州事的侯临（敦夫），为葬生母于杭州的南荡，往来江滨，注意到这个问题，乘便实地考察地形，访问当地的父老和船家，反复研究，写成一本《开石门河利害事状》，送请苏轼参考。
苏轼根据侯临的建议，邀集前任转运使叶温叟、两浙转运判官张璹、创议人侯临以及张弼等同往江上，实地踏勘，再经共同商讨，拟定开石门河的计划：
从浙江上游，地名石门的地方开始，沿山向东，利用斥卤弃地，开凿一条运河，引入钱江及鸡谷诸水，凡二十二里，通至大江。
再沿江筑岸，面对潮水来向用石块砌筑；潮水不及之处，用竹子筑成泥岸，约八里长，到达龙山的大慈浦。
从大慈浦北折，抵小岭下，凿岭六十五丈，通达岭东之古河；将古河稍加浚治，东南行四里许，即至龙山闸，与运河相衔接。
此河开凿完成，即可永远回避浮山之险了。
计划既定，即派观察推官董华估计所需工料，预算全部费用为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两年可以完工。
苏轼遂上《乞相度开石门河状》，附呈侯临所撰《开石门河利害事状》一本，董华《预计合用钱物料状》一本，地图一幅，请求朝廷命令本路监司派官共往勘验，如所言不妄，请由朝廷支赐钱物，即派侯临督办这一工程。石门河开，不但可以救活无穷的性命，完惜不赀的财物，更利于数州柴米运销的流通，使田野市井，同歌圣泽。
此次“相视新河”一行中，张弼有诗，苏轼次韵 34 说：
…………
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
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
坐陈三策本人谋，惟留一诺待我画。
…………
苏轼在杭，兴作水利工程三项，都由博采众议而成，认为自己不过“画行”而已。即使在上报朝廷的奏疏中，他也一一陈明计划创议者是谁，监工督役者的现职和姓名，不论官职如何卑微都不抹杀他们的劳绩。长官不攘功，足以使人人乐于效命，使一切人才皆得出头。看似一个起码的条件，但是古往今来官僚社会中具有这种气度的人，似乎也不多见。
前状是二月上旬拜发的，但至同月二十八日，京师诏下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了。苏轼当将此事，寄望于他的后任林希会来实施，不料朝廷倒是准了他的奏请，而林希却听信小人谰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竟将此一关系人民生命财物安全的航运工程计划，束诸高阁了。 35
苏轼应召还京，特意绕道苏州、湖州、常州一带水灾严重的地区，亲自考察太湖、松江一带，但见水波浩淼，无异成了大海。
江南地区的水患，由来已久，仁宗朝的名臣范仲淹，最先提出治水的方略，但未触及泛滥之根本原因；熙宁年间，王安石用郏亶的治田说，为大地主们猛烈反对而罢；苏轼做杭州通判时，曾往湖州督察松江堤防的改修工程，对这问题，有过研究；今次再度考见泛滥的实况，认为这样浩大的水势，绝对不是数月霪雨所能造成，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出口淤塞，若能海口通畅，吴中即无水患。
松江海口之所以淤塞，是由于庆历以来，江上行船，改用陆挽，陆挽必须先筑挽路，建长桥，植千柱于水中，公私漕运虽然称便一时，但是挽路侵占江面，桥柱阻留泥沙，于是松江渐次淤积，海口终于扼塞，大水不能入海，一定会在沿江两岸泛滥成灾。
习用的长桥和挽路，固然不能废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即开凿旧桥外的挽路，另筑千桥，桥拱各加大为两丈，使松江的水流能够加速通过；然后公私协力浚渫海口，如此则江水有力，泥沙不再沉积，而水患也就少了。
苏轼听说常州宜兴县进士单谔 36 ，颇精水利之学，特别向他请教。单谔面陈所撰《吴中水利书》一卷，苏轼细读后，认为确有精辟独到的见地，所以到京后，上《论三吴水利状》，即将单氏原书随状进呈。
苏轼说，三吴水利的重要，在于两浙之富，为国家财政所依恃，每年漕运京城米一百五十万石，其他赋税供馈，不可胜计，如果听任它十年九涝，必致公私凋弊。乞朝廷将此状和单著一并发交本路监司，躬加按察；或差懂水利的干练官吏，认真研考这个计划，详陈利害，商讨进行。
苏轼水学，是综合范仲淹的治水说与郏亶的治田说，两者加以折衷而成论，后世专家们的批评，认为并无太大的创见。其实，苏轼的研究只为实用，此来眼见太湖沿岸，田庄尽成泽国的凄惨景象，即使他已身返廊庙，重归玉堂了（奏状于元祐六年七月二日），依然寝食难安，亟望朝廷能够饬令地方，做好这件解决百年来江南水患的疏导工程。不料此状奏上后，仍为群小所弹，宰执所格，当时并不果用。直至数百年后，明人治三吴水利，却从苏集中检得这份资料，认为有用，付诸实施。苏轼为政论学的实用精神，不是高谈阔论的后人所能菲薄的。
七 奉召还朝
宋自开国以来，厉行中央集权制，所以士大夫社会的观念中，一向重京卿而薄外官；京卿得罪者常外放州郡，视为责降，几成通例。苏轼初至杭州，不知底细的陈传道，写信来安慰他的“不遇”，苏轼大为不安，复书言：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
尽管苏轼自己，有此不同流俗的胸襟，可是宣仁太皇太后却也并不同此想法，她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准了苏轼乞放外郡的请求，心里抱着满腔遗憾，无时不在考虑弥补。
苏轼一离京城，元祐四年六月即除苏辙为吏部侍郎；三天后，改翰林学士；不久，又命权兼吏部尚书。纵然说苏辙自有进用的条件，但是晋升的速度那么快，时间又排得那么凑巧，令人不得不信，这未始不是太后的弥补手腕。
元祐五年（1090）正月，距苏轼莅杭不过半年，范祖禹即疏请召轼还朝，以为在中枢政治的重要献替上，不能没有像他这样一个耿直敢言的大臣。疏言：
臣伏见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其立朝多得谤毁，盖以刚正嫉恶，力排奸邪，为王安石、吕惠卿之党所憎，腾口于台谏之门，未必非此辈也……伏望圣慈早赐召还，今尚书阙官，陛下如欲用轼，何所不可？
然而其时杭州正在灾荒之中，苏轼勠力从事于救灾工作，不便中途换人，只得暂时搁置一下。五月间，遂有再除苏辙为御史中丞的诏命。
这次诏命，系由宫中直接以中旨颁发，出于太皇太后的宸衷独断，事先未与宰执商议，因此引起自宰相以次，满朝的不悦。
不但宣仁太皇太后如此惓惓于苏氏兄弟，而年方十五，尚未亲政的哲宗皇帝，也很惦念这位曾任侍读的老臣。据王巩说，苏轼自杭召归途中，曾亲口告诉他说：在杭时，一日，宫里派中使下来，交代公事既毕，地方监司官集合在望湖楼上公宴饯行。席终，他迟不动身，问苏轼道：
“某未行，监司莫可先归。”
诸官告退，他密语苏轼道：
“某出京师时，往辞官家，官家说：辞了娘娘再来。某往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谕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
取出来的赐物，是茶一斤，封题皆是御笔亲书，苏轼赶忙写了札子称谢，托他代为进呈。
说完这个故事，苏轼慨然言道：
“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头出来，自家门打一解。” 37
元祐五年底，太皇太后两次面谕执政，要召苏轼还朝。翌年正月，就有召轼为吏部尚书的消息。
苏轼闻讯，大为惶惑，因为范袓禹上年曾经论荐，所以复函淳父说：
奉书不数，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为慰。某凡百粗遣，闻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复堪此。即当力辞乞闲郡尔。侧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间，千万以时自重。不宣。
同年二月，朝廷以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苏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太皇太后这次径擢苏辙居辅政之地的诏命，便没有以前几次那样顺利了，命下中书，右司谏杨康国拒不书读，奏曰：
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安石无异。
其言与反对派向来所说的无异，指三苏是苏秦、张仪的策士之学，毫无新鲜内容。章上，不报。改诏范祖禹书读行下。
太皇太后的旨意，虽然贯彻了，但苏氏弟兄之为朝臣侧目的情势，也益发深重了。
正月间，原拟召苏轼为吏部尚书，即前函所说的“天官之除”，后来既任命了苏辙为尚书右丞，兄弟同朝执政，总有不便。所以，二月二十八日诏下杭州，就改为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了。
苏辙对于尚书右丞这一新命，内则不敢超迁于老哥的前面，外则凛惧于同僚的忌嫉，连上四状，辞不接受。状言：
伏念臣幼无他师，学于先臣洵，而臣兄轼与臣皆学，艺业先成，每相训诱。其后不幸早孤，友爱备至，逮此成立，尝兄之力也。
顷者，兄弟同立侍从，臣已自愧于心。今兹超迁，丞辖中台，与闻政事，而臣兄轼适自外召还，为吏部尚书，顾出臣下，复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实不遑安。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远慕古人，内举亲戚，无所回避。只乞寝臣新命，若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
苏辙求与老哥一同退守侍从，使与现实政治权势，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确实是个比较安全的处置。无奈太皇太后之重用苏辙、召还苏轼，用意本在牵制执政，所以仍然诏示不许。
苏轼在杭州奉诏，也立即奏请辞免翰林学士承旨，拜发了第一状。他的立场，亦是亲嫌理应回避，如言：
……窃睹邸报，臣弟辙已除尚书右丞。兄居禁林，弟为执政，在公朝既合回避，于私门实惧满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
将来接替知杭州事的，是苏轼的老友，与他同应开封举人试，在仕历上亦步亦趋的林希（子中）。他以天章阁待制知润州，调知杭州。苏轼很高兴林子中来接他的手，有许多地方未完的心愿，希望子中能来完成。
苏轼奉诏还朝，杭州是无法留恋的了。一向乐观的他，以为既有苏辙在朝辅政，而他的处境，太皇太后也很明白，只要表示坚定的心，请求再行外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心里还很轻松。
不过，杭州的朋友，西湖的山水，即使是堤边的一草一木，行路的男女老幼，处处都似连系着感情的脉动，一时真不容易放开。所以，自有内召消息以来，苏轼湖上漫游的行脚，更加勤快了。
二月，杭州的天气，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福建路转运判官曹辅来了，陪他雪中游湖。过些日子，龙山真觉院的瑞香花开了，他们又一同去赏花。
这瑞香花，有黄紫两种，有紫瓣而金边者，初产于庐山，后来广植于各处。据（咸淳）《临安志》：“东西马塍，瑞香最多，大者名锦熏笼，色香清远。”然而，这已是南宋时事，苏轼为守时，却以真觉院的瑞香花为最胜。轼诗篇首言：“幽香结浅紫，来自孤云岑。”可知这是紫色而传自庐山的那一种。
曹辅和其他坐客都说这不是瑞香，是紫丁香。苏轼笑子方不识：“公子眼花乱发，老夫鼻观先通。”连作三阕《西江月》，其第三阕专为瑞香辩证：
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
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秾，怕见此花撩动。
作为一个中国旧诗人，必须通识草木虫鱼之名，原非易事。现在插入这段闲话，实欲见出苏轼的性格，认真而又好胜，即使是这种细碎的花名之争，他既不肯含糊混同，而又那么恣肆地调侃他的朋友。
越州太守钱勰（穆夫），几于同时被召，从班再知开封，苏轼作《临江仙》送他先行。对于仕宦生涯的奔走四方，他深有感慨。如言：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即将离去杭州的苏轼，只有尽量抽出时间来，山南山北地跑，身在春日二、三月的西湖风光里，山寺闻钟，湖边策马，消解无可奈何的离情。苏轼胸中久已蕴积一个极大的愿望，追寻白乐天所能得到的悠游林下的那个旧梦，忽又在心廊回荡起来。
当元祐元年（1086）九月，苏辙得除起居郎，兄弟同侍皇帝迩英阁读书时，苏轼就曾有过这个想望，留着“子由服侍娘娘”，自认“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希望就可抽身退出这个现实政治的圈子，其时，距他起复还朝，还不满一年，而且正在扶摇直上青云的时期，他已抱有怀退之想，“世缘终浅”，苏轼自知他终究不合是一个富贵场中的人物。
苏轼在杭州，曾遇善于看相的程杰，作诗为赠，也说：
书中苦觅元非诀，醉里微言却近真。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白乐天做过杭州和苏州两地刺史，后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其后遂以刑部尚书致仕。宦游三十年，退居洛阳，疏沼种树，构石筑楼于香山，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与和尚结香火社，文酒自娱者二十年，以七十五高龄逝世。
苏轼非常羡慕白乐天这“水畔竹篱边”的闲居生活。现在他从杭州太守召还，行年五十六岁，倘能及此告退，如与乐天一样能活到七十五岁，则也一样可有二十年的闲居之福。在这美丽的幻想里，苏轼自言不如乐天者，他还有个樊素，名花伴老，然而，苏轼岂不自有一个深爱的朝云？
离杭三日前，往别西湖南北山诸道人，下天竺的惠净和尚赠他一方丑石，作三绝句，诗题也说：“余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诗之一曰：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
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善相的程杰似乎也没能看出他以后还有那么大的风波，还有那么一段九死一生的艰危。即以目前而论，好不容易逃出九陌红尘的火坑，到西湖边来透了一口闷气，如今又得硬着头皮回去，能不能够再逃出来，实在也很难说，虽然他自己似乎还很乐观。
杭州的同僚，在西湖上设宴饯行，刘季孙有诗，马瑊有词——赋《木兰花令》送别，苏轼各有和作。兹举中玉词，以见僚友对他的感情：
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
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
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
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
苏轼自别西湖，不论何时何地，惓惓难忘。不幸的是此别以后，果然再也无缘重到杭州。
苏轼决心不愿留京供职，所以单身一人上京，一面上章力辞，只望途中就能得到朝廷别给一郡的恩诏，他就可避过汴京城中无谓的麻烦。
元祐六年（1091）三月初九，苏轼自杭州西郊下塘乘船离杭，因为这次水灾以苏州和湖州的情况最严重，所以他要从水路绕道灾区，亲自勘察一个明白。于是决定先赴湖州，溯吴淞江，再至苏州。
八 破琴之梦
舟行途中，苏轼整日蜷曲在船舱里，耳边只是单调的橹声，夹着船夫的吆喝，怀着满腔心事，如波涛起伏，动荡不宁。
三月十八日夜，船泊吴淞江。五更时，苏轼梦见仲殊长老，在弹一张十三弦的破琴，弦音非常怪异。苏轼甚为诧异，便问仲殊：“琴，何为十三弦？”
仲殊口诵一诗代答：
度数形名岂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
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
梦中，对此诗意，好像还能了解似的。醒后，这四句诗也记得很清楚，不过意思转为模糊。饭后午睡，不料竟又重复这一梦境，心里觉得奇怪，就取过纸笔将它记录下来，预备到苏州与仲殊见面时给他看。不料尚未写毕，殊老已经扣舷求见。其时，距离苏州，还有五里路程。
这个“破琴之梦”，实非无自而至。
苏轼在船中，长日无事，不免回想往事，觉得刘挚这个人，最最不可思议。王安石当国时期，他原是个不向权势低头的硬汉；而今，一旦执政，忽然就要援引小人，党同伐异，无所不为，竟然完全变为另一个人了。
司马光逝世后，刘挚乘时崛起，招徕羽翼，排除异己，成了官僚集团朔派的领袖。任何政治制度，只要一有派系存在，为了维护集团利益，政治上一切夺权现象，都是免不了的，尚非国家之患；但是大处不该违背立国的原则，小处不该违背个人立身的本末。
刘挚所领导的夺权运动，是非常成功的。朝廷里面，现在已经尽是朔派的天下，不但占尽要津，而且把持了言路；戆直的吕大防，已经孤立，不足顾忌；只是与元祐政治对立的，那批旧被司马光罢废在外的政客们，各处散布谣言，窥伺机会，阴谋东山再起，最为可虑。他们大多是老手的职业官僚，极善运用政治技术；即使官廷内部，也有照顾的人事，为达目的，什么手段都敢使，什么谣言都敢造，挑拨离间，动摇在位的大臣。
宋朝的制度，君权至上，即使是宰辅之臣，进退均在君主一念之间。所以，刘挚为了贪恋既得权位，对于那些在野政敌，就不得不畏惧，不得不联络。
刘挚和他们之间发生联络，都由邢恕牵线，最先与蔡确通声气，然后不惜叫自己的儿子刘斯立与章惇的儿子致平相交结，内外勾通起来。到了上年协调成熟，刘挚便蒙着老实人吕大防，共同提出了“调停论”，公然主张对于前被排斥的新法用事诸臣，不妨“稍加引用，以平宿怨”。
果然如此，则司马光那一番努力，罢废新法，分别邪正，辛苦建造的这个贤人政治的架构，岂不完全搞垮？元祐更化的人治原则，岂不完全破灭？太皇太后对于刘挚此论，迟疑不决。苏辙时为御史中丞，站出来说话了，两上《分别邪正札子》 38 ，有言：
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睎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
又说：
顷者一二大臣，专务含养小人，为自便之计，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确、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众。……故臣愿陛下谨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坚；慎用左右之近臣，毋杂邪正。
此所谓“一二大臣”，意指刘挚，并明言蔡确、邢恕，与之有关联，幢幢鬼影，皆已呼之欲出。
对于吕大防、刘挚的调停论，苏辙斩钉截铁言道：“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
宣仁太皇太后命宰执将苏辙这两道札子，于帘前公开诵读。听完，她乃降口谕说：
“苏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
所幸刘挚道行尚浅，不能一手遮天，朝臣中还有多人反对此议，“调停论”始被攻破。
苏辙所说的邢恕本来就是不折不扣的诡诈小人。恕，字和叔，郑州原武人，洛学程颐的门生。元祐初，由程颐荐于吕公著，得为起居舍人。他教唆太后的内侄高公绘，上书请求尊礼太妃，为高氏异日之福。太后大为气愤，叫他侄子来问：“谁为汝作此书？”公绘不敢隐瞒，对曰：“起居舍人邢恕。”
太后以神宗顾托之深，天下责望之重，自临御之初，即先限制对于自己母家的恩荫，所以示天下以至公。而邢恕竟敢挑拨她母家子侄，作此逾分的请求，必欲严惩。因此命他出知随州。
邢恕本来就是小人，且不说他；而苏轼最早记忆中的刘挚，却完全不是现在这副嘴脸。当权前后的刘挚，判然不同了。
苏轼回想熙宁年间，初任监察御史的刘挚，他那正气凛然的声音风貌，竟是如在梦里。犹忆他到任之初，入见神宗时，帝问：“卿从学王安石耶？安石极称卿器识。”
刘挚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
从此极论新法弊害，中丞杨绘原亦与他同声抨击。安石使曾布作《十难》反诘，声势汹汹。杨绘怕了，当廷谢罪，而刘挚独能奋然作色道：
“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若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
如此直搏当朝的宰相，这是何等激昂的烈士声口，不料到他自己要做权臣时，竟然变得如此丑恶。私欲使人堕落，权力使人腐败，现在的刘挚，已是隔世的另外一个人了！苏轼在船舱中思前想后，感慨沉吟，心里充满了迷惘，充满了悲悯。
这份迷茫、悲悯的情绪，化作了三月十八之夜，舟泊吴淞江上的破琴之梦。
苏轼心想：小人真有本事，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而原来的铮铮铁汉，只因邢恕一番播弄，便要援引群小，认是同调的了。
旧时传说唐朝的房琯，于开元年间，作宰卢氏。一日，与道士邢和璞出游，过夏口村，入一破寺，坐古松下暂息。邢道士使人凿地，掘得一瓮，瓮中藏有娄师德与智永禅师书一幅。和璞笑谓房琯道：
“还记得这件事吗？”
邢和璞从地下捡出一张破纸，使房琯从此相信他前生是智永禅师。
现在的刘挚，经邢恕一番勾串，即使他相信被司马光打出去的一批“秦筝”，个个都是“佳琴”，但他自己高踞在政治舞台上，已从正派的须生，变成一个大白脸了。
苏轼抵京，寄住在兴国浴室，亲戚柳仲远来见。他想起柳家旧藏有宋迪（复古）临唐人本（邢和璞、房琯前世事）的一幅画，便向仲远求取。既得，遂将吴江琴梦事记于其上，又题《破琴》诗于后曰：
破琴虽未修，中有琴意足。
谁云十三弦，音节如佩玉。
新琴空高张，丝声不附木。
宛然七弦筝，动与世好逐。
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
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
琴，本来只有五弦，周文王、武王各增一弦，所以正规的是七根弦；筝，渊源于瑟，有十七弦。而现在则如人事一样颠倒，琴有十三弦，而筝却是七根弦了。然而，十三弦的破琴，形象虽然怪异，而音节总还是响铮铮的佩玉之声，一如旧日的刘挚，不失大丈夫立身的本末；现在虽然变成拱张高处的新琴，但却声不附木，宛然是具随波逐流、追求时好的筝了，实在可惜；至于那些依草附木之辈，只是替房太师招揽纳贿的董庭兰，微不足道了。
柳仲远将宋迪摹本那幅画送了苏轼，自己托王诜临出一本，题为“邢房悟前生图”，苏轼再题《书破琴诗后》：
此身何物不堪为，逆旅浮云自不知。
偶见一张闲故纸，便疑身是永禅师。
苏轼奇怪人如贪恋权位，便迷失了本性，竟不想人生如逆旅，富贵皆浮云？又何苦这个样子做人呢？
吴淞江上的破琴之梦，只是苏轼难言的感慨，心头的鄙薄。
像邢和璞与房琯这类道家故事，平凡得俯拾即是；而苏轼托诸梦境，一再题咏，长跋记事，即使是那条诗题，也故意将许多不相关联的人与事扯在一起；一则赞柳瑾善草书，一则称宋复古的画艺，梦里梦外的仲殊长老，梦中所见的破琴！邢和璞的“邢”姓（影射邢恕），唐朝的“宰相”房琯（影射刘挚）……构成光怪陆离的一重烟幕，跳掷起落，令人目迷，显然是诗外有事，只因“时忌”，不能不这样故作神秘。
苏轼自吴淞而至苏州，目睹大水所造成的毁败和破坏，灾区人民的饥荒惨状，深恨去年奏请朝廷，拨放钱一百万贯、买米平籴这个案子，虽然已获圣上旨许，却被发运使诿称淮南江东米价昂贵，不肯收籴，以致造成目前饿殍载道而无可救援的惨局。官僚的误国殃民，实在可怕。
于是，苏轼满怀悲愤地上《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报告他实地勘察的灾情如次：
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弱，日夜车水，而淫雨不止，退寸进尺。现今春晚，并未下种，乡村缺食者众，至以糟糠杂芹莼食之；又为积水占压，薪刍难得，食糟饮冷，多至胀死……流殍疾疫必起。……今亲见数州水灾如此，饥殍之势，极可忧畏……岂敢为已去官，遗患后人，更不任责。
苏轼不能像个官僚，无视于泡在深水中的民命，虽然他现在实际上已无这个职守。一路遍与接任的林希、淮南转运毛渐（正仲）、两浙转运使和提刑马瑊等讨论救灾的方策。两年前，他初到杭州时，米价每斗九十文，现在京口米已涨到每斗百二十文，贵上三分之一，人心已是惶惶，而且四月天气，阴冷得像正月一样，蚕麦收成，皆已无望，他要林希继续与上述诸人合力，早做储备，迟即无益。
苏轼一路勘灾留滞，到润州已是四月。他的后任林希还在润州，马上举行盛大欢宴，但苏轼此时，心头眼底，尽是一片荒寒的水潦灾象，决然食不甘味。
再至扬州，答诏已至，其中有“兄弟同升，朝廷盛事”的话，不允所请。苏轼再上辞免第二状，很有预见地说：
……而况清要之地，众所奔趋，兄弟迭居，势难安处。正使缘力辞而获谴，犹贤于忝冒而致灾。
他为表示坚定的决心，暂缓赴京，转往南都去等候朝旨。
到达南都乐全堂张家，已经是五月了。张方平致仕家居十五年间，苏轼这回是第六次到南都来谒候。从这次相与晤聚二十余日之后，一别便成永诀，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在南都，奉到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旨，对于他前上辞免第二状，太皇太后降诏依然不允所请。苏轼再上第三状，举一前朝成例为必须回避的理由，请求在扬、越、陈、蔡各州中，随便给予一郡。其例为：
窃见仁宗朝王洙为学士，以其从子尧臣参知政事，故罢。臣今来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
中古时代政治上，援引前朝典故是不成文法中最具强势的理由，十足表示辞意的坚决。然后他静静地住在张家，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撰写《滕元发墓志铭》。
然而第三状仍然不能“遽回天意”，奉诏不许。苏轼徘徊斗室，自己从头检点，从治平二年（1065）自凤翔签判任上得替还朝，至今二十七年来经历的仕迹，一片心血，遭遇无穷的侮辱与不停的迫害，真如遍体陈伤，一一隐痛，可以覆按，他本来不愿再提这些往事，但是事到如今，若不从头细说，尽露本心，又绝不能够获得太皇太后谅解，也不会准他辞免；倘若贸然到京供职，则现在由刘挚独揽政柄的朝局下，原本在朝的苏辙且已栗栗危惧，不可终日，在他赴京途中，听说因荐王巩除知宿州事，已遭台谏安鼎攻击，在家待罪了。小苏尚且如此，何况大苏是众所忌嫉的目标，他若要来，那些刘相御用的台谏们，怎会放得过他，早已磨刀霍霍，等他送上去听凭宰割了。
再三考虑，只有向太皇太后从头诉说过往一切，归结为此行必然要被毁败的结果，恳求曲赐保全。
状中叙述英宗和神宗两朝，因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所以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因此激怒王安石，招来谢景温的弹奏和冤诬，牵连发生乌台诗狱和黄州贬谪的经过。
哲宗立，起复还朝，因论差役雇役利害，得罪了司马丞相，又为程颐党人侧目，致被朔洛两派交相攻击；在经筵因论黄河不可回夺，开罪了执政，只好力求外放。而现在遭逢众怒的情形，并未消解，留朝，不过徒作牺牲，无裨国家。
苏轼原状最后一段话，说得非常沉痛：
臣之刚褊，众所共知。党人嫌忌，甚于弟辙。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烦渎，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
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虽蒙二圣深知，亦恐终不胜众，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
苏轼甚至说：“若朝廷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宣仁太皇太后虽然宽和仁厚，但却是个大事精明的女主。眼看范纯仁被刘安世劾罢以后，吕大防质朴无能，容易受人操纵利用，朝局将被朔党头子刘挚所独占，尤其内外奔竞爵禄的政客，如万流归壑，有一起归附刘相门下之势，所以太皇太后不次擢升苏辙，目的是用他来辅助吕大防，原欲建起一道权力制衡的堤防，防止刘挚独揽政柄。
刘安世久在谏垣，又收揽了一批丧家之犬的洛学门人，朱光庭、杨畏、贾易等人做他的羽翼，把持了言路。那个时代的政治结构中，台谏本是帝王的耳目，假使台谏官都成了宰相的附庸，为执政所用，则太皇太后岂不孤立于上，耳目尽蔽了吗？因此，她必须有个公忠体国、忠诚可信如苏轼者，依以防止权力下移，抵制刘挚辈的野心。
所以苏轼请辞，愈是说得呕心剜肺，太皇太后愈是紧紧抓住不放。
苏轼逗留南部，总不能永远趑趄不前，落个抗旨的罪责，遂于五月二十四日别了张方平，继续晋京。
苏轼为了表示决心请辞，所以单身赴京；到京之后，仍然保持外官的身份，也不住到苏辙的官邸——东府去。汴京有东府西府八座官邸的建筑，是神宗创置给政府执政所居之所。 39
所以他便寄寓于开封城内第三条甜水巷里兴国寺的浴室院中，院僧慧汶招待他在东堂住下。
苏轼于五月二十六日上殿报到，二十九日赴阁门受诰命，但仍继续上疏，恳请于贺坤成节（七月十六日宣仁太皇太后诞辰）上寿后，仍乞外放。
六月一日供奉官梁迪奉旨宣召再入学士院，四日又奉诏兼侍读，至六月中旬才搬到西阙角附近的东府，去与苏辙同住。
苏轼住在兴国寺时，求退不能，心情沉重，无聊中翻阅寺中名人留题的诗卷，也看了自己当年的旧题，引起许多回想，顾念平生，无穷感慨。想到自己第一次到兴国寺来住时，还是个年轻的应举士子；经历三十余年的艰危困苦，一事无成，而今仍然还住东堂；当年的住持老僧德香早已死了，而自己也已是一个急欲归休的老翁，不禁对这空虚的人生，发出满含悲悯的一笑，作诗三绝：
半熟黄粱日未斜，玉堂阴合手栽花。
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饭钟时已饭茶。 40
梦觉还惊屧响廊，故人来炷影前香。 41
鬓须白尽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尺一东来唤我归，衰年已迫故山期。
文章曹植今堪笑，却卷波澜入小诗。
九 竹寺题诗案
短别两年，京朝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
虽说是吕大防与刘挚分任左右二相，而大防这个老实人，却听由刘挚翻云覆雨，一手摆布。刘安世领袖谏垣，声威赫赫；王岩叟签书枢密院，主掌军事；梁焘为礼部尚书，管领文教。朔派大将，个个位居要津。更可怪的，原是洛学弟子的朱光庭、杨畏、贾易诸人，既失靠山，一起归附了刘相门墙，刘便利用他们做政治打手。
所以，苏轼一至宫门报到，贾易立即擢升，当上了侍御史。这是谁都明白的安排，是个鹰出鞲、犬突围的阵势。可怜的苏轼，已经成为目标中的猎物，是无可置疑的情势。
苏轼也很警觉，索性揭穿这个阴谋，细数从前他与贾易之间的嫌怨，留京定要遭殃，据此坚乞外放州郡，避免发生纠葛。七月初六所上札子，是这样说的：
……贾易，（程）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既得罪，易亦坐去。乃于谢表中诬臣弟辙漏泄密命，缘此再贬知广德军，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而易志在必报，未尝一日忘臣。
其后召为台官，又论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颜章等。今既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升沉进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须言臣并及弟辙。辙既备位执政，进退之间，事关国体，则易必须扇结党与，再三论奏，烦渎圣听。
苏轼的结论是：
朝廷以安静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若喜怒爱憎，互相攻击，则其初为朋党之患，而其末乃治乱之机，甚可惧也。
因此，苏轼“血恳”太皇太后赐予一郡，以免发生轇轕。“贴黄” 42 说：“与其将来徇众多党与的谤议而被出，不如现在用回避亲嫌的理由，便与一郡的好。”这已不啻是自求保全的哀辞。然而，宋朝的传统，君权至上，太皇太后不信她不能庇护一个苏轼，依然坚执不放。
自杭州闻命之日就上疏恳辞起，到此苏轼已经七上封章，两进札子，请求外放，仍是难回太皇太后心意。
苏轼来时，特意实地勘察灾情，到京之后，就上札子，报告浙西灾伤，他说：“浙西诸郡，接连两年发生天灾；而今年的大水，比熙宁年间的水灾还要严重。……”就他这两年在浙中实施救灾的经验，只用籴售常平米这一个办法，就可以使米价不涨，使人民免为流殍；所以请求朝廷令两浙运使，估计浙西诸郡到明年七月应籴粮米斛数，在其辖下诸路封桩及年计上供钱斛内擘划应付，接续籴卖就可，不需其他济助。
札上，太皇太后诏准赐米百万石、钱二十万缗。
侍御史贾易即与杨畏、安鼎联衔疏论：“苏轼所报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
贾易只说“乞行考验”，朝廷不能驳他“毋须再查”。幸而诏旨的词头降下中书省时，给事中范祖禹以其职权“封还”，录黄奏曰：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因此惩责，则自今官司必以为戒，将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一波折，使苏轼大为忧急，因为他深知官场的弊风，事情一经行文地方考验，地方官为推卸责任，为观望执政当局的风旨，一定掩饰灾情，不敢实奏。果然如此，苏轼枉坐“奏报不实”事小，而浙西亿万生民，流离沟壑，不得救援，如何得了。
台谏与给事中意见不一，苏轼急切之间，想起有个朋友可以相助，那是现为御史中丞的赵君锡，以他中丞的地位，有资格讲一句话而挽救灾区百万生民。所以立刻派王遹去见君锡，求其一言以助。苏轼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个交谂朋友，现在已经变了，他要出卖苏轼，别求进阶，使苏轼几乎陷入“离间风宪”的大罪。
七月廿八日，苏轼再上札子，请求回避贾易，札尾预言：“若不早去，不过数日，必为易等所倾。”
果然不出所料，四日后的八月初二，太皇太后已有贾易、赵君锡联衔的弹章，秘密封交吕、刘二相，要他们两人先行研商，同时还特别叮咛：“不得遍示三省官。”
贾、赵这份弹章，兼攻二苏，大部分的内容，尽是多人说过的那套陈腔滥调，重施舒亶、李定故技，新作料只有所举竹寺题诗一节，诬陷苏轼闻先帝之丧而心喜，实犯悖逆大罪。
指劾苏辙者，说他为中书舍人日，泄密命于吕陶；荐王巩为不当；张耒不俟朝参，先许供职。所责虽皆细事，但给他戴上一顶大帽子，曰：“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
劾苏轼的主要罪状，则为书于扬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诗。被检举的原诗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贾状说，先帝崩逝，人臣泣血号慕，苏轼却作诗自庆。原题“山寺”两句在前，“此生”两句在后，已经播于四方；后来迹不自安，才另增别诗两首，颠倒先后两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调换诗板，欲自掩饰，其为悖逆，“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
又指轼撰吕大防左仆射麻制，用了一句“民亦劳止，庶几康靖之期”。认为是将熙宁、元丰间的治道，比作周厉王时代的民劳板荡，“闻者股栗”。
另又拉扯一大堆废话做陪衬，说他差免役问题上的反复变乱，在杭州决配颜章兄弟为横暴立威；说他浮报灾情，虚言水利；说他西湖筑堤，科借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厢卒，只为自己游观之乐。
八月初三日，辅臣奏事延和殿，依次论及台谏交章，论及苏轼题诗竹寺一案时，苏辙即先代奏：
臣兄乙丑年（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闻裕陵遗制，成服后，蒙恩许居常州，既南去至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门外道傍，见十数父老说话，内一人合掌加额曰：“闻道好个少年官家。”臣兄见有此言，心中实喜，又无可语者，遂作二韵诗，记之于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锡等加诬，以为大恶；兼日月相远，其遗制岂是山寺归来所闻之语？伏望圣慈体察。今日进呈君锡等文字，臣不敢与。
苏辙奏罢，表示不敢参与讨论，遂先下殿。
竹寺题诗，倒是一个新鲜材料，而且这罪名若是成立，是可以杀头的“大逆不道”。不过小人作伪技术非常拙劣，既谓轼诗已经播在四方，又说题尾日月是后所抽换，如朝廷根究，要见佐证，其言立败。事后，叶梦得游山光寺，还亲见该诗的“当时志刻”，叶梦得《避暑录话》有一条说：
子瞻山光寺诗……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都）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都），事不相及，尚何疑乎！
此案未了，贾易接连又上一章，根据御史中丞赵君锡言，苏轼曾派秦观、王遹往说君锡，诬指苏轼“交通言语，离间风宪”。
这件事，确是苏轼的冒昧行动，贻人口实。
贾易弹章，引赵君锡的话说：“昨日（七月二十七日）傍晚，从（御史）台回家，秦观来见，谢我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又说：‘贾御史的章奏（即言不可以秦观污辱文馆）中说“邪人在位，引其党类”，此意是在倾陷中丞，中丞应该赶快补进一状，其事可解。’”君锡认为苏轼仗势颐指御史中丞与侍御史自相攻击，阴险已极。
君锡说，他之举荐秦观，是因为秦的文学好，现才知道此人品行浮薄，所以要撤回前荐。
赵君锡又说，同一天的晚上，苏轼又派他的亲戚王遹来见，说两件事：
一、秦观为公所荐，今反如此，要加注意。
二、两浙灾伤如此，贾易、杨畏却说传言过当，要朝廷察其虚实。朝廷已从其奏，而给事、两谏官以为当听其账恤，不能先下核实之旨来阻碍赈济。台谏的议论不同如此，中丞岂可不为一言？
于是，贾易述赵的结论为：“君锡乃以为（秦）观与（王）遹挟轼之势，逼臣言事，欲离间风宪，臣僚皆云奸恶。”
秦观和王遹分别往见赵君锡，传苏轼的话，确有其事，苏辙曾奏：
“昨见赵君锡章，言臣兄轼交通言语事，晚间臣兄云：实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宋朝的制度，政务官不得与台谏往来，苏轼谓所传言，是这样的：一是希望荐主维护秦观；二是赈济浙西灾伤案，台谏与给事中持论不一，希望御史中丞赵君锡说一句话，以救两浙的灾民，绝无离间风宪之意。
秦观得除秘书省正字官，系王巩托由赵君锡认荐；而贾易反对说“不可令秦观污辱文馆”。秦观为了此事，要赴诉恩门，求救于举主，原是常理，苏轼不过顺便带了一句话：“秦观已被贾易言了，宜为朝廷珍惜人才。”
令王遹传语君锡，所说是“台谏、给事中互论灾伤，公为中丞，坐视一方生灵陷于沟壑，欲其一言以救两浙亿万生齿”。此言与七月二十八日所上乞回避贾易札子中所说的完全一样，但是忽于行迹，就被赵君锡冠上“交通语言，离间风宪”的罪名，卖与贾易。
人情诡诈，宦海尤甚。天真的苏轼万万没有想到赵君锡会是出卖他的反复小人。其实，官场中只有利害，本无友谊。当苏轼外放杭州的时候，赵君锡时任给事中，眼见太皇太后对苏轼恩礼特别厚重，猜测不久将有还京大拜的可能，所以上章请求太皇太后留轼在朝，他那时是这样两面讨好的人：
苏轼之文章，追攀六经，蹈籍班马，知无不言，壬人畏惮，为之消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请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而利博矣。
其计果然得售，同年九月，苏轼出使辽国，君锡就当上了副使。从此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官位升到吏部侍郎、御史中丞，但他并未餍足。
苏轼自杭还朝，二人相遇于殿前，苏轼述当时的情形道：
臣与君锡，初无疑间。近日臣召赴阙，见君锡崇政殿门，即与臣言：“老缪非才，当此言责，切望朋友教诲。”臣既见君锡，从来倾心，以忠义相许，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义，尽言无隐。
其实所谓“从来倾心”者，二苏都上了“阿谀”的当。现在时移势易，赵君锡觉得大苏已无利用价值，而小苏不去，适成自己前程的障碍，所以他要勾结贾易，以为投靠刘相门墙铺路。
赵君锡接替苏辙的遗缺，从吏部侍郎升上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例是执政大臣的后补者，赵君锡得陇望蜀，他现在所觊觎的是苏辙现职尚书右丞这个地位。
苏轼应召还京，口口声声要避亲嫌求去，他是不会当政的了，用不着再趋奉他。苏辙被刘挚所憎恶，贾易正以全力攻两苏，他便供给秦观、王遹两访的资料，合力围剿。第一目标，虽是大苏，而弹章的字里行间，却暗示身居执政的苏辙，有泄露朝廷机密之罪。去掉苏辙，则御史中丞之进为尚书右丞，水到渠成，稳稳到手的了。
小人唯利是图，利之所在，六亲可以不认，何况朋友。
赵君锡一石二鸟，果如定计。苏辙有奏自咎：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实缘臣退朝多与兄因语次遂及朝政，臣非久当亦引咎请外。
君锡的期望，就是这样。
八月初四，苏辙已递辩状，部分执政们在延和殿太皇太后帘前进言：
“详细研究贾易的疏状，前后矛盾。贾易为王安礼所赏识，荐应十科之选。现在那些失职在外的人，都在江淮一带，无不与今日执政为仇。今日这个疏状，不但动摇朝政，暗中则在发泄失职大众的怨愤，伏望圣慈详察。”
执政奏事毕，太皇太后愤然降谕曰：
“贾易排击人太深刻，须与责降。”
当时，吕、刘二相的“调停”主张，虽因迫于众论，暂被压制，但在野政客们兴风作浪的压力，并未减轻。大防认为如留苏轼在京，更加不得平靖，所以，他接着奏道：“不如并苏轼两罢为便。”
太皇太后不得不准此奏，遂愤然谕曰：“贾易责降不能太优。”老太后的愤怒，如闻其声，如见其色。
右相刘挚接口道：“两罢甚为公平，且可以息事，容后进入文字。”奏罢，遂退。
以上帘前面对，只有吕、刘二相独留，他人不得闻见。但赵君锡当日便知道了两罢的消息，即日连上两章：一是救贾易，曰：“易有何罪？”二则曰：“蔡确无礼于太后，与苏轼无礼于先帝，其罪一也。”——小人为恶务澈，非要陷苏轼于恶逆重谪之罪，不肯罢手。
翌日（八月初五）诏定：
翰林学士承旨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
侍御史贾易以本官知庐州，后改宣州。
宰执原拟以南部留台安置苏轼，然而这时候，王巩自被攻罢宿州，仍任管勾太平观，住在南都，苏轼认为有所不便，叫苏辙去向吕大防说：
“诸公欲以南都处之，固甚幸，然定国在彼，恐与之友善，必与公家难为。”
因此，改知颍州。
政治迫害的力量，使原是一个豪迈不羁的性情中人，变得胆小如鼷。
关于赵君锡，太皇太后降谕：
“君锡莫须罢中丞？所言轼事，怎生行得？此与蔡确事全别，蔡确自以奸邪为恶，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远为朝廷大患，故贬之。作诗亦是小事。”
刘挚对曰：“君锡旧为吏部侍郎，欲令还旧官。”
太皇太后谕曰：“还他旧官甚好。”赵君锡欲升反降，弄巧成拙。
“轼诗亦须取一文状。”吕大防说。这是老官僚的手段，有一件认可的解释文字，省得以后再起波澜。
太皇太后说：“莫不消？”
刘挚对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苏轼分析因依。”
太皇太后同意了。
于是，苏轼于初八日上《辩题诗札子》，指明三月初六在南都闻遗诏，至五月初，始在扬州竹西寺题诗，时间相距两个月。因为“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故诗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故诗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解释完了，苏轼始愤然结曰：“君锡等辄敢挟词诬罔，加以恶逆之罪，乞正国法。”
这场风波，以两罢来作解决，正是元祐朝一贯的作风。司马光逝世后，职业官僚当位，一切以巩固利禄为先，以和光同尘为手段，再也没有政治原则。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挡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拼。垂帘听政的宣仁太皇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夫人一样，凡事但求平静，碰上争执，不问是非，一味平抚，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业，太平无事，只等皇帝长大，便可以还政。因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贤奸杂进，一切都不是司马当年的理想了。
不过，太皇太后对于苏轼，维护周至，仍以求避亲嫌的理由，除授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军州事，诰词中且有“不为朕留”的话，所以苏轼作进上谢表：“……虽所向之奇穷，独受知于仁圣。力求便郡，盖常怀老退之心；伏读训辞，有不为朕留之语，殊施难报，危涕自零。”主恩深厚，在“不为朕留”四字中，表露无遗。
苏辙继以“缘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顺”，上状请求与兄同出。不许，留任尚书右丞。
当兹扰攘初定，苏轼写信给王巩说：
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纭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
续又一书云：
上状知已达。风俗恶甚，朋旧反眼，不可复测。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
此是苏轼对于这场风波的感慨，所遗憾者，只是他所尊重的朋友之道，如今已经荡灭无存。至如贾易之流，本来只是政治打手，除了怜悯之外，没有什么好说的。
十 东府感旧
苏轼出知颍州，太皇太后恩礼不衰，诏赐对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鞍辔马一匹。临到要作谢表，使他想起儿时的一段故事——上了年纪的人，喜欢回忆旧事，苏轼也不例外。
当他还只十几岁时，父亲在念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他在一旁听得非常出神，老苏就叫他效作一篇，其中有两句是：“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很高兴地称赞道：“你这孩子，留这两句将来可以自用。”现在他已五十六岁，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军州事，谢表上正好用得上去，只要略加头尾。如言：
臣衰不待年，宠常过分。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徒坚晚节，难报深恩。
苏轼这次再度还朝，在京时间，虽然不满三个月，却使他看清楚了现在的朝局和刘挚这班政客的面目。这汴京，已被这帮有办法的时世儿大力霸占了，正如这条驰道，车走雷鸣，风驰毂击，一片噪音，都是他们驰骋，再也容不得外来的人了。即使你本来无意逗留于此，即使你钳口结舌，没有说过一句话，也逃不过无端的风雨。
苏轼之所以有这个譬喻，是因为寄寓苏辙的东府，确在西阙角相近的驰道之旁，夜中屡被车声骚扰，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怀远驿的旧梦来了。时光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当时兄弟同下誓言，做几年官，稍为积点衣食之资，便该及早求退，回乡去重寻风雨对床之乐。苏轼认为自己现在还有希望就从颍州溯江回乡，重尝家乡名产的石蜜与柿霜；但是苏辙地位不同，执政官不能轻言求去，不知何时可了。想到这里，这一生忧患劳瘁，五十六岁的老人，不禁有无边寂寞之感。作感旧诗（并叙）：
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盖三十年矣。元丰中，谪居黄冈，而子由亦贬筠州，尝作诗以纪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诗留别子由而去。
床头枕驰道，双阙夜未央。
车毂鸣枕中，客梦安得长。
新秋入梧叶，风雨惊洞房。
独行残月影，怅焉感初凉。
筮仕记怀远，谪居念黄冈。
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
扣门呼阿同（辙，一字同叔），安寝已太康。
青山映华发，归计三月粮。
我欲自汝阴，径上潼江章。
想见冰盘中，石蜜与柿霜。
怜子遇明主，忧患已再尝。
报国何时毕，我心久已降。
虽然明知苏辙位居执政，不能随便抽身与他同归，但自个儿心里，总还痴望，明年此日，可以相将还乡，像两只鸥鸟没入烟波浩淼的大海里一样，不再被人记忆。题《子由书王晋卿画山水》诗，写出他这一份期待的心理：
此境眼前聊妄想，几人林下是真休。
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万斛舟。
看画题诗双鹤鬓，归田送老一羊裘。
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沧波没两鸥。
苏轼既出，同时，他的长子苏迈得授河间令，也要走了，现在只剩苏辙一人在京，继续留任尚书右丞。刘挚及其打手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心腹杨畏，那个世称杨三变，向与邢恕狼狈为奸的现任殿中侍御史，便会合谏官郑雍、安鼎全力向苏辙进攻了。
无奈苏辙谨言慎行，让人抓不着他的短处，说来说去只是举荐王巩除知宿州为不当这一节旧话而已。
政坛里的打手，打人成了习惯，不论何时，都须有个攻击的目标，倘若没有敌人可打，就打自己的同伙。他们没有是非，没有道义，凡是挡在路前面的都是障碍，都是攻击的靶子。玩火的刘挚，不幸终于得了引火烧身的报应。
问题出在邢恕谪官永州时，曾经写信给刘挚，挚复书中，有“第往以俟休复”这样一句话。有个叫茹东济的人，将这封信抄了下来，被杨畏、郑雍二人弄到手，便加笺注道：“休复者，语出《周易》。以俟休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也。”他们又攻击刘挚的儿子斯立与章惇诸子（章致平等）往来甚熟，刘挚也常接近他们，指为“延见接纳，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福”。
此不啻直接诬言太皇太后有意改立她的亲子，如京外的谣言一样。太皇太后非常生气，当面诘责刘挚道：
“言者谓卿交通匪人，为异日地。卿当一心王室，若章惇者，虽以宰相处之，未必乐也。”
这句话非常沉重，语意双关，骂章惇亦所以骂刘挚。刘挚惶惧，上章自辩，几个执政同僚也替他说了话。然而，太皇太后说：
“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
于是，权倾一时的尚书右仆射刘挚便罢相了，出知郓州。时在同年十一月间，距苏轼离京，不过两个月，正应了《书破琴诗后》的话：“逆旅浮云自不知。”
2 诗自注：“仆顷以诗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内所留诗，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帐。”
3 〔宋〕周煇：《清波杂志》。
4 叶梦得《避暑录话》亦详记此事，盖梦得为叶温叟之侄孙，得闻于其叔祖，所述殊不正确，如诋苏轼为“自私其州”。其实润州亦浙西路所辖属，何私之有。
5 本集：《元祐五年五月奏户部拘收度牒状》。
6 〔宋〕苏轼：《东坡志林》。
8 〔宋〕何薳：《春渚纪闻》。又周煇《清波别志》所记，事同而略简，其结语曰：“倘遇俗吏苛刻，必断治伪冒，没入其物，还有此气象乎！”人治国家，重教化而轻刑罚，宋朝更是一个特别尊重士人的时代。苏轼此举，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批评他。
9 苏轼于熙宁四年辛亥（1071）六月签判杭州，至元祐五年庚午（1090），恰为二十周年。
10 〔宋〕周煇：《清波别志》。
11 本集：《圣散子前后叙》。
12 本集：《钱塘六井记》。
13 本集：《乞子珪师号状》。
14 〔宋〕周密：《武林旧事》。
15 沙门慧皎《高僧传》：“唐李泌读书衡岳寺，察懒残所为非凡人，聆其中夜梵唱，响彻山林，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中夜潜往谒焉，懒残命坐，发火取芋以啖之，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后拜而退。”
16 集有《次韵杨次公惠径山龙井水》（自注：龙井水洗病眼有效）及《次韵袁公济谢芎椒诗》。
17 〔宋〕何薳：《春渚纪闻》。
18 周煇《清波杂志》：“番江寓客赵叔简编修，宣和故家，家藏东坡亲书历数纸。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销。惟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
19 〔宋〕费衮：《梁溪漫志》。
20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
21 王明清《挥麈后录》：“望湖楼一名看经楼，乾德五年忠懿王钱氏建，去钱塘门一里许。”《临安志》：“竹阁在孤山。”吴自牧《梦粱录》记杭州夜市，亦言：“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早起者又开店矣。”所言与记相符。
27 〔宋〕赵令畤：《侯鲭录》。
28 本集：《安州老人食蜜歌》诗注。
29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0 本集·书简。
31 引自（咸淳）《临安志》。
33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风穴延沼禅师有卢陂长老问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延沼禅师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翘足徒劳赞底沙。”
34 本集《奏开石门河状》：“臣与前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躬往按视。……”而诗题则为“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秉道为杭人张弼字，张弼亦即诗中所说的“髯张乃我结袜生，诗酒淋漓出狂怪”者。璹，字全翁，二张绝非一人。也许两张都是同行的人，张璹原为两浙转运判官，此事与他前任职务有关，所以可在官文书的奏状中列名；张弼只是临行的诗友，官守不及，所以不见状文。然而何以诗题又遗漏张全翁呢？殊不可解。
35 何薳《春渚纪闻》载工程计划内有二案，除龙山一案（即奏状所陈之计划）外，尚有一条自富阳新桥港经余杭至郡北关江涨桥一节。因无确切根据，于正文中删去。
36 单谔：常州宜兴人（1031—1110）。嘉祐进士。不乐仕进，独留心于吴中水利，尝乘船往来苏、常、湖州，勘查水利，积三十年而著《吴中水利书》。
37 〔宋〕王巩：《随手杂录》。
38 〔宋〕苏辙：《栾城集》。
39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峙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东府掌文事，参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屋而居。元丰初始置东西二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为四位，俗谓之八位。东府与西阙门相近，西府正值右掖门。”
40 唐代王播，少贫，客扬州木兰院，随僧斋饭。僧厌之，饭后始击钟，播至，斋堂已空矣。后二十年，播出领是邦，见曩所题字，已碧纱笼护矣，乃题二绝，一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东坡颇厌薄其人，此即反其事为言，对当年兴国寺主持僧德香，志其感激之情。
41 礼该院故主持僧德香遗像。
42 贴黄：宋奏状，札子用白纸，意有未尽，用黄纸，书写贴于上之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