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家融融
苏轼元祐还朝，虽然被人强迫戴上党派的帽子，被官僚集团围剿得遍体鳞伤，身心交瘁，但是同一时期的私人生活，却是百花齐放，灿烂非常。
汴京比较高级的朝官，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这皇城的城门，朱漆金钉，非常辉煌；城壁砖石间，甃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雕甍画栋，峻桷层榱；城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烁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气象，帝阙风光。 1
沿着皇城城墙，整整齐齐地种着高槐古柳，浓荫覆地，宁静有如山居。杨奂《汴故宫记》：“登闻鼓院之西，曰右掖门。翰林知制诰者，多居西掖。”黄庭坚有《雨过至城西苏家》诗，颇能写出当地的如画景色：
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
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
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
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
苏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但是苏轼退朝，常常先到苏辙家盘桓一番，然后回家，相距应不甚远。
二苏自分别出仕以来，已有二十余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现在虽然还不能达到“同归林下，夜雨对床”的乐境，但比两地分居，动辄要三五年才得晤叙一次，却要好得多了。两兄弟公余之暇，日有过从，可以元祐三年十月作《出局》诗为证。那一天，苏轼局中早出，天色阴晦欲雪，而苏辙在户部因公未归，苏轼便在家里煮酒等他，作《出局》诗，亲密地写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并称他的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于宝元二年己卯之故。诗云：“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
二苏友爱之笃，固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而彼此互爱子侄，也是毫无异致。如元祐二年除夕，苏辙被派在办公厅里值夜（省宿致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们过年不见父亲，当然很失望。第二天元旦，苏轼朝贺一毕，帽子上插了御赐的银幡，立刻赶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们玩耍。作诗三首，录一：
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
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
轼家二十余口，除出长子苏迈尚在江西当德兴县尉外，余自王夫人以次，十七岁的苏迨、十五岁的苏过、侍妾朝云等，一家团叙，其乐融融。《次韵和王巩》诗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夫人不妒忌，儿子个个好学，使他觉得比汉朝的冯衍、晋朝的陶潜幸运得多。
王夫人出身青神农家，她有农家妇女刻苦耐劳的习性，是治家能手；虽然教育程度上有点隔阂，因此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谨守传统的妇德，一切依从他，敬爱他，尊重他的一切爱好，包括容纳朝云在内。
朝云冰雪聪明，善解人意，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
例如，有一日，苏轼退朝还家，食罢，按照他的养生法，在室内扪腹徐行。旁有侍儿，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她们道：“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 一婢说：“都是识见。”主人摇头不以为然。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苏轼捧腹大笑——果然是个红粉知己。 2
全家抵京半年后，苏辙上《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大约未久，长子那一房也已来京团聚。苏迈照当时大户人家早婚的风习，十九岁即已娶妇，娶的是同乡世交王宜甫的女儿。翌年，元丰元年，苏轼就已有了孙儿苏箪。此时，他家一个屋檐下，已经三代同堂，儿孙绕膝，充满了笑语和喧阗。
苏轼抵京不久，即往晋谒师门，拜见师母——欧阳太夫人，欧阳修的长子发（伯和）已经过世了，遂与欧阳斐（叔弼）、辩（季默）兄弟时常交往。欧阳家托苏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苏轼则入见太夫人，为他十七岁的次子苏迨求婚于欧阳斐的千金，太夫人说这是“师友之义”，一口允诺。从此与师门又成了儿女姻亲。
苏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众多，趣味广泛，所以很少会有在家空闲的时光。不过他对于儿子的学业还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苏迨虽然长大了，但是身体还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对稚子苏过则常亲自督教。叔党天生性分，最像父亲，非常努力于诗赋的学习，诗赋是当时科举的主科，又是苏门光辉的家学，苏轼手写一则《评诗人写物》给他，开导他作写物诗的诀窍：
诗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昏，决非桃李诗也。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工。若石曼卿红梅诗：“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盖村学中语。
有一次，苏过念《南史》，父亲睡在床上听。读到一个段落时，苏轼便对儿子说道：“王僧虔家住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当时人称誉马粪王家都是长厚的人。东汉赞论李固，有句话说：‘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土本是秽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来比胡、赵，则粪土有时而不幸。”
——前者是修辞的技法，后者则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两者皆不偏废。
苏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讲究养生之道。他在家晨兴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门：
每日五更初起床，梳头数百遍，盥洗后，就和衣还卧另一干净榻上，假寐数刻，据说“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齐集，他即起身换朝服，冠带上马，入宫早朝。
夜眠，苏轼颇以“自得此中三昧”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体，使无一处不稳；如有一处未稳，即重新安排，务令稳贴。身体上如有任何轻微倦痛的地方，则略自按摩，然后闭目，静听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匀，心也跟着静定，如此一顿饭时，四肢百骸，无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梦，虽寐不昏。 3
苏轼的个性，乐与朋友群居，而不昵妇人，即使家中妇女，他也很少和她们说话。 4 宋代士大夫社会里，饮宴的风气甚盛，高等门第，家有伎乐，但以只应宾客为主。苏家虽也不能免俗，养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侍儿，不过苏轼接待宾客，却有各别的对待：凡遇“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来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候”来，以丝竹和歌声来逃避乏味的言语；若遇佳客临门，则屏绝声色，只备清茗佳酿，相与坐谈累夕，兴会淋漓。 5
苏轼推托不掉应酬，他也乐意欣赏女性的明慧和美丽，他会用最美的辞章来赞美她们，赠诗作曲之外，甚至还为她们作画，但都是过眼云烟，从不轻付感情。
所以，苏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岁后，有诗曰：“已将镜镊投诸地，喜见苍颜白发新。历数三朝轩冕客，色声谁是独完人。”
固然，这是苏轼“不昵妇人”的性情，但与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关系，黄州的“雪堂四戒”中，有一条即是“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斧”。他认为四戒中“去欲”最难，以苏武为例，他身陷胡地，啮雪吞毡，死生一线，但仍不免与胡妇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词人秦观、风流成性的杨绘和雅好声色的王巩，都经他再三劝告“戒之在色”。如定国（王巩）谪宾州，致书有曰：“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深愿以道眼看破。”
饮茶，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乐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当年，茶的种植制作，还在推广时期，好茶不多，如丁谓于真宗朝所制的“龙凤团”茶饼，每年仅产四十饼，只够宫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奢望的；至庆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种，另创一种“小团茶”，欧阳修《归田录》记述：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纯精，谓之小团，凡廿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嗣后，植茶事业不断推广，至元丰年间，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云龙”，质量更是超越小龙团而上，官廷赍赏，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苏轼珍视异常，自己偶尔品啜一瓯，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他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专门歌颂这“密云龙”，调寄《行香子》：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镂，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能够分享这珍藏的，据说仅限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所谓“苏门四学士”来时，他才吩咐家人：“取密云龙。”
一天，苏轼在外厅会客，忽命取密云龙，苏宅内眷总以为当是黄、秦、晁、张中的哪一位来了，屏后偷觑，却是晚登苏门的廖明略（正一）。 6
二 苏门六君子
元祐之初，由司马光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但当面对现实政治，利害不同时，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变脸色。苏轼对于人情的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苏轼的友谊生活中，真能与他义气相投的，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他如有所汲引，也只这几个惯坐冷衙门的书生而已，此外，两三个书画名家，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说到晚辈朋友，立刻就会想到大家习闻的“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
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诗文往还已有多年，而从未识面。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甫于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来谒苏轼，以洮河石砚为贽。
秦观登进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
晁补之，字无咎，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都是第一。神宗亲阅其文，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入京为太学正，后迁秘阁校理。
张耒，字文潜，少年时在陈州游学，苏辙时任学官，深爱其才，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致。”张耒感切知己，因从轼游。以进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师。文潜虽自及第以来，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长得躯干魁伟，大腹便便，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陈后山咏文潜曰：“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刻画得非常传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苏轼主试馆职。宋制，凡除馆职，必须进士及第，历任成资（符合一定的年资），经大臣保荐，学士院考试入等（合格），才能授职。
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凡在三馆者，皆谓馆职；职居校理、检讨、校勘以上者，皆称学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
这次学士院举行馆职试，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晁补之以李清臣荐，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五人，并擢馆职。黄庭坚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张耒、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秦观未与荐试，因为他的“历仕成资”还不够格。
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一日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所以并称“苏门四学士”。
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几人当年的风姿，如言：
“长公（轼）波涛万顷陂，少公（辙）巉秀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 7 虽是一门之言，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
诗中所说的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又号后山居士，先由苏轼会同李常、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后用梁焘荐，除太常博士来京，从苏轼游，踪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称“苏门六君子”。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有句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禄甚薄，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苏门这几位学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说元祐初期，他们都还官小禄薄，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依然还是穷酸。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已官黄本校勘，住东华门之堆垛场，与时官户部尚书的钱穆父（勰）为邻。某年春日，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作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诗曰：
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
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赒济他的困境。 8
晁无咎也是一样，苏轼诗《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说：“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诗曰：
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
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
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
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
如陈师道，清寒耿介，一丝不苟，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国初年的事，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时值严冬，非重裘不能御寒，他只有一袭旧皮袍，他的夫人与赵挺之的夫人是嫡亲姊妹，就向赵家借了一件，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他夫人不敢隐瞒，从实说了，师道说：“你岂不知道，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 9 得年才四十九岁。
元祐当时，苏轼位高，禄亦较厚，而且依照惯例，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润笔”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赐牌子金一百两。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要好得多。
不过苏轼向不看重金钱，毫无积蓄，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实是悭吝的别名。这时期，收入虽然丰厚，但他还是四壁萧然，室无长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顾。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
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10
苏门中以李廌为最穷，苏轼常常赒济他。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便将它送与李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一定要卖的，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证明来源，才能脱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委婉，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马券”给他，原文是：
元祐元年，余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骍；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 11
这马券，后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传。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极饶风趣，跋曰：“天厩马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予书示之。”
苏轼的仁厚，不在赠马，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
不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不足以压倒他们。
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
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赵翼论之曰：“坡诗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
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与徐师川书说：“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另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
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叶梦得《石林诗话》传述道：
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意，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头，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犬猫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持至邻家。
作诗如此呕心沥血，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 12
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
张耒为诗，自然清新，务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而苏轼对他们两人，则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
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
李廌文词肆放，苏赋称之“有飞沙走石之势”，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
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予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
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只比苏轼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
鲁直诗文如蝤蛴、江珧拄，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
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
意亦暗指轼诗。 13
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 14 但是苏轼并不在乎。
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
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
“某虽无学，亦不至于如此。”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还不像柳七的口吻吗？”
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雕毂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用了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
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据李廌《师友谈记》）：“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
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
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
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耒）、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及方叔、履常，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益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觉于后也。 15
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
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就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即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
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
——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三 王巩
乌台诗狱案内，因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而牵连受罚的二十九人中，太原王巩（定国）是第一名，处分居然重过主犯，谪官监宾州酒盐税。宾州（今广西宾阳）为广南滨海烟瘴之地，比黄州、筠州都更远、更荒僻。苏轼获罪之初，不暇自哀，耿耿于怀者，是那些被连累的朋友，尤其对远谪的王巩更加担心。怕他会心怀怨恨，又不敢写信去问询，成为心理上一个极其难堪的重压。
幸而定国于启程前先已来了信，使苏轼有机会倾吐自己的歉疚。复书曰：
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介，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幸甚，幸甚。
苏轼认为王巩是两代宰相家的贵族子弟，一向娇生惯养，怕他吃不了远谪南荒的辛苦，谁知定国却很坚忍刻励，和苏辙在筠州一样，晨起到税局去做盐税酒税的杂事，下班后，穷经著书或则诗酒自娱，生活得还很安宁。
在黄州的第三年，王巩自宾州寄诗来，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写出他的歉疚，要为他祈祷的沉重的心理：
况子三年囚，苦雾变饮食。
吉人终不死，仰荷天地德。
…………
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
苏轼在黄州，最常挂念的，也是远谪广南的王巩。那年重九，登栖霞楼，凄然歌《千秋岁》词，所念即是定国：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此词末句，特为引用从前在徐州逍遥堂中，夜与定国和诗的旧句，缱绻的旧情与无凭的人事，交织成寥落无归的沉哀，自有一种震撼感情的力量，使当日同座诸人，不论认不认识王巩的，都为之想望这位漂泊岭外的朋友。
所幸元丰六年，王巩先自宾州放归，苏轼欣慰非常，作《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对于定国“归来貌如故，妙语仍破镝。那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平安度过一场因他牵累而起的灾难，庆幸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在这三年中，定国的遭遇很坏。“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王定国诗集·序》）但是王巩从来不怨苏轼，还时时和他谈论昔日徐州从游之乐的旧事，苏轼一面欣然见他“十年冰蘖战膏粱，万里烟波濯纨绮”的新境界，一面则怅然对他说道：“却思庾岭今何在？更说彭城真梦耳。”新近度岭的痛苦经验都已悄然过去了，那里还有徐州游乐的梦痕。经历忧患的苏轼，深深体认了人生的虚幻。
写上述诗时，苏轼也已离开黄州，在江淮一带求田问舍，预定明春去南都谒见王巩的岳父，乐全老人张方平。后来王巩去了汴京，所以苏轼到扬州、到南都，似乎都未曾与他相见。
定国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丽，颇善应对。其家世住京师，从定国南迁，苏轼后有一次问她：
“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回答。
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在一个体验过忧患的人听来，却如针刺要穴，凛然感到语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慧，特地为她填了一阕《定风波》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元丰八年（1085），宣仁太皇太后听政，下诏求直言，一时上封事者五千件，司马光看详，以孔宗翰居第一，定国第二，因此得早两年“磨勘”，司马光荐为宗正寺丞。元祐元年八月，本来已有颍州通判的新命，尚未赴任，苏轼荐举他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的制科试，不料为台谏们斥为奸邪，斥为谄事苏轼。这句话非常刺激苏轼，不得不大声驳斥道：“臣与王巩，自幼相知，从我为学，何名谄事？台谏要攻击的是我，王巩受我连累而已，这样无理诬陷，能不令人悚惧？”一阵扰攘之后，王巩终被出为西京通判，他又是苏门中第一个代罪的羔羊。
因此，苏轼和王巩元祐初同在京师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王巩在西京通判任上不过七八个月，二年秋间又转任扬州通判。其时，京师的党争已很激烈，苏轼自己正在进退两难的煎熬中，所以并不希望他回到这红尘滚滚的京朝里来，因作《次韵王定国倅扬州》诗，劝他不要再落红尘，在扬州好好写书：
此身江海寄天游，一落红尘不易收。
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
又惊白酒催黄菊，尚喜朱颜映黑头。
火急著书千古事，虞卿应未厌穷愁。
然而，定国在扬州不到一年，又被人打下来了，三年秋后，回到汴京。
朝中大老韩绛的母亲，是王巩的姑母，他们两人是姑表兄弟。这几年间，定国命运乖舛，三年瘴疠，万里生还，适逢元祐政局初变，他鼓勇上书，极欲有点作为，自见于世。韩绛身为门下侍郎不是没有汲引定国的能力，但他非常自私，不仅借口亲嫌，不予推荐，眼看他被台谏们斥为奸邪，排挤出京，甚至连个通判的位置都坐不安稳，转徙靡常，无异江湖流落，韩绛也毫不顾问，苏轼很是为他不平。《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诗，通篇都是为定国痛惜，讽刺韩绛的话，流露他对宦途中人的冷酷无情，投出无限的鄙薄。
定国从扬州回来后，十二月初七，是哲宗皇帝的诞辰，提早退衙，天降微雪，苏轼兄弟退朝后，“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就乘马踏雪往访清虚堂，去看定国的近作。苏轼认为巩作五言，好得出奇。苏辙则追忆十年前，与孙洙（巨源）同访定国，饮酒笑谈通宵，就醉卧他家的旧事，现在巨源且已作古，往事皆非，为之无限感慨。小苏诗说：“兰亭俯仰迹已陈，黄公酒垆愁煞人。”但是大苏对人生已有其突破的观感，却用平静乐观的口吻说道：“九衢灯火杂梦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门外，共看银阙暾朝霞。”
明年（元祐四年，1089）三月，王巩升了官，出知海州。苏轼非常高兴，要以世故的经验来劝定国：“好词工书，都是病癖；做官应该稍微曲徇一点流俗才好。”作《呈定国》诗：
旧病应逢医口药，新妆渐画入时眉。
信知诗是穷人物，近觉王郎不作诗。
四 画友
贵族画家王晋卿（诜），与苏轼原是老友，在御史台狱案内，与王巩一样，同是遭受惩处最重的人，因为他与苏的关系，还不止“收受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一端，且有私人间的财物往来、僧牒请求和其他馈贻之类，一时都成了罪状。结果，王诜自绛州团练使，坐追两秩，宣告停废。
这还幸亏王诜的夫人是英宗的女儿贤惠公主，今上神宗皇帝的胞妹，才得免于远谪。不料公主还是经不起这样的打击，积郁成疾，神宗在她病中，赶忙又将王诜起复原官，可惜为时已晚，不久，贤惠公主终于撒手尘寰了。她的生母——宣仁太皇太后崩驾前，还曾泣语宰辅道：“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引为终身憾事。
公主既薨，王诜失了靠山，遂被外放均州。元丰七年春，徙颍州。至哲宗即位，才许自登州刺史还居京师，复文州团练使、驸马都尉。苏轼被召入京，与诜于宫殿门外，两人同经这场劫难，不相闻问者，已经七年，执手唏嘘，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晋卿原是武官，工于绘画，也好吟诗，值此际会，觉得不写诗不足以宣泄满腔的感情，自写一章五古，求轼和作，苏轼《和王晋卿》诗叙言：“……作诗相属，词虽不甚工，然托物悲慨，阨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欲使诜姓名附见余诗集中，然亦不以示诜也。”王诜诗不甚工，有事为证。他一日忽得耳疾，痛楚不堪，向苏轼求药方治耳，苏轼答复他道：
君是将种（诜是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裔），断头穴胸，当无所惜。两耳堪作底用，割舍不得。限三日病去；不去，割取我耳。
晋卿得书顿然开悟，果然三天后耳痛已愈，作诗谢苏曰：“老婆心急频相劝，令严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聪君不割，且喜两家皆平善。”词果鄙俚，但是他画《挑耳图》，却是出色当行之作，后被王巩收藏。 16
王诜本是山水名家，受当时艺术风气的影响，继李成（营丘）、郭熙而后，画云林清旷、荒寒苍茫的《寒林图》而负盛名，早年画《烟江叠嶂图》，使苏轼读后顿怀武昌樊口的景色；王定国藏他所画着色山，苏轼题曰：
君归岭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见春。
寄语风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识山人。
定国谪宾州，苏轼谪黄州，而晋卿稍后亦谪均州，所以说“三人俱是识山人”，题作同难的纪念。
晋卿对于苏轼的书法，爱好成癖，他们虽是知交，但也不能予取予求，需要有点技巧。当时大家知道，要向苏轼求书，最好赠送笔墨纸砚中的佳品，几乎无不立时应命。晋卿懂得这个诀窍，他曾一次赠送苏轼佳墨二十六丸，凡十余品。苏轼用来混合研磨，作数十字，试验色泽的深浅。他说：假使合研的成绩很好，他将捣合使成一墨，仿“雪堂义樽”之例，可以称为“雪堂义墨”。 17 据说这批古墨的成分非常名贵，内含金屑和丹砂，所以色泽光亮照人。不用说，晋卿必然借此获得不少苏书。
苏轼在黄州，醉后作《黄泥坂词》，原稿久已藏失。一天晚上，与王直方、张耒、晁补之等夜谈，说起此稿，他们三人便翻几倒案，搬箧索笥，居然寻了出来，不过稿字甚草，半已不能辨认。苏轼寻绎当时的意思，补成全文。张耒从旁手录一份清稿，呈与老师，乘便乞去原稿真迹。第二天，王诜得闻此事，写了信来抗议。书言：
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
于是苏轼用澄心堂纸、李承晏墨，写了《黄泥坂词》一通赠与晋卿。
元祐在京，苏轼交往的画友，都是一流高手，旧友王诜外，还有曾来黄州作客雪堂的米芾（元章），京师初交的李公麟（伯时），余如山谷的字，无咎的画，也都是一代作手。
米芾，字元章，本是吴人，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所以又自称“襄阳漫士”。他的母亲曾侍宣仁太后于藩邸，因此得补涵光尉，做过长沙县掾，现在京师当太学博士。生得眉目轩昂，人物英迈，独步翰墨场中，自视甚高，不肯随人俯仰。又因有这天生的傲骨，虽有那么好的宫廷欢迎，仕途上却极不得已，然而他并不在乎，自称：“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绝不改变他的“洁癖”。 18
元章的书法，最为沉着飞扬，自出新意，不宗一派，与苏轼相同，故被誉为超逸绝尘、不践陈迹的大家。自言：“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19
米字于端庄中寓阿娜流丽之美，除二王外，于古人书法，概无好评，骂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骂张旭草书只配挂到酒肆去。他是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字如其人，他的行草，放逸天真，无拘无束，笔墨秀劲圆润，有云烟舒卷的自然姿态。苏轼对他评价甚高：“海岳平生篆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元章本不作画，至李公麟右手得病后，他才画山水。伯时的画艺始得之于吴道子，元章则取顾恺之的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他说，山水画古今师法相承，还没有人能够跳出此一尘俗的风格。所以他画山水树木，信笔挥洒，不求工细，烟云掩映，意似便好，与他儿子友仁都擅“泼墨”，意亦在于突破古画的技法，意趣天成，独成一格，人称“米家山水”。
元章学书甚勤，苏轼说他“日费千纸”，而其收藏之丰，尤其叫人眼红，据说“收晋、六朝、唐、五代画至多，所藏晋唐古帖多至千幅”。所以名其室为“宝晋斋”。
苏轼常偕同好的朋友到宝晋斋去借看他的收藏，但却发生一种怀疑，以为像米芾这样一个大家，决不至于没有鉴识，何以他的收藏中却又真伪参半，不尽可靠呢？元祐四年（1089）六月十二日，苏轼偕门生章致平同访宝晋斋。致平看元章取画，必亲自开锁，取出画件后，站离观者丈余之外，两手捉纸供观，不令接近；如走近去看，他便收了起来。显然示人者皆是赝品，这个秘密被章致平揭穿了，元章大笑，然后才把二王、长史、怀素辈十几件精品拿了出来。 20
米芾酷嗜书画，常常向人借阅，一取回家，他即用心临摹，然后把真假两本，一起送给原主，听其自择，而原主则又常常真赝莫辨。如此巧偷豪夺，聚藏书画日富。苏轼对他这种行径，不免有点轻视，所以《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诗一则曰：“秋虵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又曰：“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对于米芾的作伪工夫，也不禁叹赏起来。
元章伪作出了名，真还有书画迷求他伪作，王诜即是其一，《书史》载其事：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学。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
然而仿造古书画，必须具有非常高超的技能、乱真的本领，在艺术上虽然没有正面的价值，但如果对传统的书法书技没有过人的造诣，对前人的笔墨没有精深的摹写功夫，谁又能够达到莫辨真赝的境界呢？
元章恃才傲物，行动不羁，故意装疯作傻，一种是强烈的表现欲望，一种是对凡庸世界无言的抗议。他常穿着奇装异服，自谓是唐人规制，好戴高檐帽，因为帽子太高，轿顶矮，坐不进去，他也不愿脱帽，叫把轿顶拆了，他就坐在没顶的轿子里，招摇过市。一天，出保康门，路遇晁以道，以道看了大笑。
米芾下轿，拱手问道：“晁西，你道是甚底？”
“我道你似鬼章。” 21
然而，放开这些不讲，就凭元章的才气和绝顶聪明，都为苏轼所敬爱，成为他非常亲密的画友。
另一鼎鼎大名的龙眠居士李公麟，是苏轼元祐时期的初交。李之仪最初介绍公麟所画地藏像给苏轼看，复书说：
某本无此学，安能知其所得于古者为谁何，但知其为轶妙而造神，能于道子之外，探顾（恺之）陆（探微）古意耳。公与伯时想皆期我于度数之表，故特相示耶？……
公麟，字伯时，舒城人，南唐先主李昪的裔孙，举进士，元祐初在京为承议郎。
公麟的父亲酷好书画，收藏甚丰，所以他自幼见多识广，渐能解悟古人使笔用墨的法门，作画气韵高远，意造天成；又能做诗，更识奇字；尤好三代鼎彝古器，博学精鉴。他以传统的佛画、人物画打好根基，特别擅长画马。这也是唐人遗留下来的风气，绘画雕塑等艺术杰作，大都与马有关，所以公麟作画，也以人物与马画为多。
元祐二年（1087），苏轼知贡举，公麟以承议郎为小试官，也曾在试院画马，苏黄以次，并有题咏。元祐初，西域贡马，首高八尺，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为一罕见的神骏；明年西羌温溪心赠文潞公马，亦为名驹；蒋之奇为西河帅，乞受西番贡马称“汗血”者。苏轼心爱这三匹名马，特请公麟各为写真，还请青宜结鬼章详加审定。他不能自有这样贵重的异国名驹，就只好一直珍藏这幅马画。至被谪惠州，还随身带着，作《三马图赞》，可见他的宝爱。
后来公麟遇名僧法秀劝他道：“你日夜画马，殚精竭虑在马身上，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马胎无疑。”伯时大为惊慌，从此不再画马，改画大士像，兼写人物和画“真”。 22
中国的人物画，一向由六朝的顾恺之、唐朝的吴道子轮为主宰，后人不论如何变法，画风不脱这两家的范围，非吴即顾。北宋前期，吴道子被大家奉为画圣，所以，那一时期的壁画，大抵都是笔力雄放的吴派。老苏生前，也酷好吴道子画的佛像，苏轼初仕凤翔，曾化钱十万，买过四版幸逃兵燹的道子画菩萨和天王像，归献老父，成为苏洵一生收藏中的弁冕。
苏轼少时，对于吴道子那种“吴带当风”的笔势气魄，深为倾倒。后来见到王维的真迹后，开始获得诗画一体的启示，单纯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至与米芾、李公麟相交，在人物画的鉴赏方面，他更欣赏顾虎头以有限的画面，朴素的笔墨，写出形神相融的人物来，认为气韵高于道子远矣。
苏轼盛倡诗画一体，首称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转而赞誉公麟为：“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诗。”龙眠的画更印证了苏轼诗画一体的理论。
在这几个人互为影响之下，顾恺之的画风，重被复兴起来，最有力者，就是李公麟。公麟所作《孝经图》，就带有非常浓厚的六朝风味，受恺之《女史箴》和《烈女图》影响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现在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所藏顾恺之《洛神图》二幅之一，即是李公麟用白描笔法摹绘的。（《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此时，苏轼受龙眠的影响，已很服膺顾恺之，《赠李道士》诗有曰：
世人只数曹将军（霸），谁知虎头（顾恺之）非痴人。
腰间大羽何足道，颊上三毛自有神。
平生狎侮诸公子，戏著幼舆岩石里。
…………
这诗里，包括顾恺之写真的两个故事：一为裴楷画像，画成，再三默自观察，后在颊上添画三根毫毛，便觉神明活现；二是为谢鲲（幼舆）作“真”，将他画入岩石丛中，说：“此君宜置丘壑。”
人的品格不同，神情即异，画家不能把握其人品格精神的特征，便不得“神”。
人的体貌上，精神所聚之处，顾恺之认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所以他画就一帧人像，搁置数年，不点目睛，因为尚未观察到、把握到如何表现这神聚之处的缘故。
眼睛固然最能表现个人的性格与精神，而苏轼则以为颧颊亦很重要，他作《传神记》说：“传神之难在目颧。”这话并非空口议论，他还做过实验。《传神记》说：
传神在于颧颊，吾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
他认为画家要把握对象的“神”，必须潜观默察，留心他于自然流露时，迅速捕获到画面上去（前揭书）：
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
伯时画真，当然不同凡响。
陆放翁听他父亲说，李伯时画王荆公像于金陵定林庵的昭文斋壁上，著帽束带，神采如生。斋屋平日严加锁闭，贵宾来谒，寺僧才肯开门。客忽见像，无不为之惊耸，盖因感觉此像竟有一股生气逼人，写照之妙如此 23 ——放翁后去金陵，庵已遭火，像不复存。
现在尚存人间的伯时所作轼“真”，乌帽道服，坐在磐石上，左手执一藤杖，横置膝前；两颧高耸，大耳长目，右颊黑痣数点，清晰可数。黄山谷说：“极似子瞻醉时意态。”
他们这一伙朋友最大的娱乐，不是诗酒之会，即作书画雅集。元祐二年（1087）五月，在王诜家的西园里，即曾举行一次盛会。西园幅员广袤，小桥流水，林石清森，实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园林。我们上距当时，几已千年，还能看到这次雅集中，风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艳，真还不得不感谢龙眠居士所画的《西园雅集图》和米元章所写的图记。
参加这次雅集的，图上共有十六个人。一石案的左前端坐着，头戴黑色高筒帽，身穿黄色道袍的，便是苏轼，他正端坐捉笔写字，有一童子对案俯身为他持纸；沧州李之仪（端叔）捉椅立视，只见一个侧面；幅巾青衣、据案凝伫着为丹阳蔡肇（天启）；蔡与苏间，站着两个盛妆的侍姬，服饰神态还是唐代美人丰容盛鬋的风仪；案之右上角，戴仙桃巾，着紫裘，斜坐静观者为主人王诜（晋卿）：这一组人都在凝神注视苏轼如何挥毫落纸。案后假山一角，小桥流水，景色明媚。
另一石桌，上方坐着龙眠居士李公麟（伯时），幅巾野褐，案上平铺素纸，他正据横卷，持毫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旁立黄庭坚（鲁直），团巾茧衣，持扇当胸，凝眸熟观。案之两端，分坐苏辙（子由）和张耒（文潜）：子由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文潜捉石观伯时画。一童子磨墨，一童子侍立苏辙身后。晁补之（无咎）披巾青服，抚肩而立。郑靖老（嘉会）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伯时作画。
远处林翳间，秦观（少游）幅巾青衣，趺坐在一棵古桧的盘根上，袖手静聆戴琴尾冠、穿紫道服的琴师陈碧虚凝神摘阮 24 。
爱石有癖的米芾，唐巾深衣，站在一方高大石壁前，昂首持毫，意欲题壁，前有蓬头童子捧砚而侍。在他身旁的则为秘书少监宋城王钦臣（仲至），袖手仰观。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密茂中，一僧——圆通大师坐蒲团上说《无生论》，刘泾（巨济）幅巾褐衣，坐怪石上，侧耳静听。
米芾所作图记，结末说：“后之览者，不独图书之可观，亦足彷佛其人耳。”确为至言。北宋士大夫家朋友雅集，例设歌筵，驸马邸第的酿酒美人，益发鼓舞宾客的画意和诗兴。晋卿有一后房宠姬，名啭春莺，见过的人都说，确是罕见的国色，苏轼曾被她的美艳所颠倒，即席为制《满庭芳》一阕，老实招供道：她是你家家伎，朝夕相见，不会觉得怎样；但是有个狂客，则已被她艳光所照，意乱情迷，如何是好？原词是：
香叆雕盘，寒生冰箸，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
但这啭春莺，王家亦不能久据。绍圣初，政局大变，晋卿再度贬谪，她便流落为客县马氏所得。待晋卿重返京师，虽知她的下落，但是已经飞去的堂前紫燕，再也不能重返旧巢，空缱绻而已。 25
苏轼与米芾、公麟的交谊，结局则有不同。他自海外北归，与元章书云：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
苏轼谢世前，还和他频频函札往来，诉述病苦。
至于李公麟，元祐时期，与苏家极为密熟，甚至为苏家遍画家庙的神像。但至苏轼得罪南迁，公麟即不相闻问，途遇苏氏两院子弟，他也以扇障面，装作不曾看见。一个艺术家而如此势利，晁以道非常气愤，将平日所藏李公麟画，全部送了别人，他不愿再看了。 26
五 文字生涯
苏子由说：“东坡黄州以后文章，辙虽驰骤从之，而常出其后。”苏轼自言写文章是他生平一大乐事：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27
自述创作过程中“文思潮涌，触处生春”的乐趣，尤其动人：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可知也。
他这枝天生健笔，虽然能够给他带来痛快淋漓的快感，但也给他惹上无穷的灾祸，然而这是思想家的武器，艺术家的工具。“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是生命相与的事业，无可言说。而且，文字的创作，即是个人性情的表露，丝毫勉强不得，即如二苏自幼为学，本出同一源头——“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 28 。但因兄弟赋性不同，表现在文字上的风格和品评文字的态度，也就完全相异。苏辙是个朴实厚重的人，所以他所仰赞的欧阳文章，着眼于“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苏轼不然，他看评文章，首重气势，所欢喜的是笔锋精锐、议论英爽之作，看到一篇好文章，即拍案称快，如欧阳文忠初见他的文字一样，连呼快哉、快哉！又如他欣赏李廌的文字，即在于它有飞沙走石之势，所以，夏均父诗说：“栾城去声色，老坡但称快。呜呼二法门，近古绝伦辈。” 29
苏轼作文虽求快意，笔墨淋漓，看似平易，但也有工细的一面，非如后世那些斗方名士，兴到为之，随手挥洒，自称才子。他也一样有句斟字酌的过程，细针密缕的工夫，和欧阳文忠一样。
欧阳修作完一文，便将稿子贴在墙壁上，坐卧之间，随时复看，随时修改，必至自认完美无疵，方肯脱手示人。苏轼虽然才思敏捷，落笔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见他文不加点的才气，但他自己腹内经营，并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灵感来得快，他又敏于捕捉，不着痕迹而已。
前人于苏轼诸孙处，得见数幅诗稿真迹。有一幅和欧阳叔弼（棐）诗，“渊明为小邑”句，初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改作“县令”，凡三改才成现在这个句子。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作“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句，确有语病，仍须涂抹再三，改而又改。 30
蜀中石刻东坡文稿，改窜之迹累累，费衮《梁溪漫志》里，具注两篇，颇堪玩味。
不过他读书多，记忆力强，一笔在手，左驱右转，无不如意，确也是罕见的才能。
苏门中人，常有旁观苏轼当众写作的机会。一日，苏轼与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人会于私第，忽然有旨，令撰《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银合茶药诏》，他便磨墨伸纸，落笔写下开端“于赫神考，如日在天”八个字，适遇外间有事，苏轼搁笔暂出，诸人拟续下句，都猜不出他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苏轼回来，马上援笔续写道：“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
诸生大为叹服。 31
这段时间里，苏轼有《鹤叹》（一作《病鹤》）这一首名作，虽欲以鹤自况，但结果则又不免感叹“愧不如鹤”，而以“难进易退我不如”来自嘲，写尽身不由己的悲哀。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
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鵩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
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
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
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 32
另一他身后的传说，尤为有趣。
洪景庐（迈）在翰林院日，公闲，到庭院中去散步，见一老叟在花丛前晒太阳，随便问他是哪个地方的人。老叟说：“京师人，几代都在翰林院里当院吏。现在八十多岁了，年轻时还见过元祐朝的各位学士；目前子孙仍在本院作吏，所以养老于此。”接着又说，“听说今日文书甚多，学士才思敏绝。真不多见”。
景庐面有得色，便说：“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
那老人点点头，然后叹道：“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他不曾检阅书册。”
景庐大为惭赧。 33
这景庐即是著《容斋随笔》《夷坚志》的洪迈，是一位学问渊博、究极群书的学者，官至敷文阁待制、端明殿学士，终亦不如苏轼记忆力的特强。《容斋随笔》里指责苏轼诗中用事错误的地方很多，也许是老吏一言的刺激使然，其实，些许小节，亦不足为大诗人病。如太后以金莲烛送他归院那一晚，苏轼连撰吕公著平章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三制，必须于顷刻之间写成，才能于当夜呈核，翌晨宣麻。而读者以为：“三制成于顷刻之间，撷史粹经，悉出吐属，可见其奋疾如风。”到底不完全是苦学所能达到的天才境界。
苏轼元祐在京师，先后不过三四年间，除奏议外，所作《内制》集有十卷，附《乐语》一卷，《外制》集有三卷，文繁体备，内容有朝廷典制、宫禁仪文、宰执恩例、馆阁掌故、寺观致祷、原庙告虔、外藩部落与边臣使客间的朝聘燕飨、抚绥存问，另有修省哀慕、节序令辰的应景文字，包罗万象，竟有八百余篇之多，可见他工作之重，下笔之快。
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有若干皇皇巨制的大文章，如二制官公祭司马光文，范镇取以志墓者；《司马温公行状》；敕撰《富郑公（弼）神道碑》《赵清献公（瞻）神道碑》《范蜀公（镇）墓志铭》：凡此皆是一代伟人，言行要作天下的模范，事功要作国史之根据的，岂是等闲文字。又如《张方平文集叙》《欧阳文忠公文集叙》，为范纯仁作其父《文正公（仲淹）文集叙》，也都关乎一代政事、文运流变发展的历史，只有苏轼才有资格撰写文章；而且在私人关系上，张方平、欧阳修、富弼、司马光对他的提掖，范镇对他的关爱，知遇之感，奖掖之恩，使他不能不竭尽心力，记述他们的事功行谊，以不朽的文章才配记述不朽的人物。
只有作诗，他自己也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与王定国书》）这虽是黄州后期的话，但很明显，他的兴趣集中到书画上去后，诗情便偏枯了；同一理由，苏轼元祐在京，政务忙碌，稍有公退余闲，则朋友往来多，宴饮聚会多，谈玄说艺，把所剩的精力时间都用尽了，这段时间里，诗词方面，几近曳白。
赵翼《瓯北诗话》说得不错：“东坡自黄州起用后，扬历中外，公私事冗，其诗多即席即事随手应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烦，故遣词或有率略，押韵亦有生硬。心闲则易触发，而妙绪纷来；时暇则易琢磨，而微疵尽去，此其诗之易工也。”
所以苏轼元祐前期的诗作，不但数量很少，而且竟无一篇可与黄州名作相提并论的。
至于苏轼作词，历来最受批评，大抵指他以诗为词，不协音律，不可歌唱而已。南渡女词人李清照作《词论》，目空前古，持论甚严，她说：
……至晏元献（殊）、欧阳永叔（修）、苏子瞻（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不但易安居士如此说，如苏门陈师道亦言：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晚唐五代之际，词之初起，它的生命是音乐，原不过供人歌唱的艳曲，写景则不出闺阁园亭，写情则不外伤春怨别，所以填词必须协律，意境限于温柔婉约一路。
以后经过多少词家的努力，词的意境才扩大到可以抒写自我的情意，成为有鲜明个性的文学创作中之一体；但各家表现的风格，总还拘束在浓丽的色泽和纤细柔婉的意致中，跳不出这个狭隘的范围。而胡寅（致堂）《酒边词叙》说：
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
这自是最高的称誉，王灼《碧鸡漫志》亦说：“东坡先生非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便是说，苏词虽然不谐旧格律，却能创出新道路。自唐、五代以来，苏轼首先跳出向来低吟浅唱的调门，以轶尘绝俗的豪气，高唱他胸中激荡的感情。高亢处出神入天，率性而行，音韵格律再也不能约束，甚至连词调句法的限制，他也不管，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照词调应为五、四、四断句，但他写的却是“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依凡理，这是一阕破坏格律的坏词，但是王国维说这阕和韵词的才情境界，反而凌驾章楶原唱之上，“才之不可强也如此”。
东坡词只有三卷，共三百余首，是全部著作中分量最少的一种，然而他是扩大词的境界，变婉约为豪放的第一人。王鹏运《半塘遗稿》说：“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苏轼自憾平生三不如人，即是着棋、吃酒与唱曲。他因自己不解唱，怀疑所作的词付诸檀板，到底唱不唱得好。一日，在翰林院，问一善歌的幕僚道：
“我词何如耆卿（柳永）？”
“郎中哪比得学士！公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为之抚掌大笑。 34
所以晁无咎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比陈师道的见识高明得多。而且苏轼并非真不能歌，晁以道说：
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35
当此时也，大局鱼烂，苏轼被远谪岭外，心情十分沉重，非引吭高歌无法尽吐胸中的块垒，只是一个特例而已。
再说，《东坡乐府》中，也有清丽舒徐之作，如《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偶作小记，偶书小简，以些许文字写出无限清思，美不可言。杨升庵（慎）颂曰：“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萧散容与，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行徐婉转，纤纤如抽茧之丝。恐学者所未到也。”
兹举数例：
一、小记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二、小简
《书赠何圣可（黄州）》 36 ：
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想当一笑也。
《冬至节日与孔平仲》：
日至阳长，仁者履之，百顺萃止。病废掩关，负暄独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诲谕过重，乏人修写，乃以手简为谢，悚息。
《儋耳致秀才姜唐佐》：
今者霁色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然早来市无肉，当相与啖菜饭尔。不嫌，可只今相过。
以上偶录小简三则：一写寒夜灯温的佳趣，二写醺然曝日的自得，三写吃菜饭后饮茶一盅的怡逸。风神飘逸，如见诗人萧然自得的音容笑貌；但是由此可见，苏轼这人总不是个十丈红尘中的冠盖人物。
六 书法
子由述苏轼书学渊源说：“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仿佛近之。”可见苏轼从小就喜欢书法。少时开手学写，所经过的一段临摹功夫，苏过作《书先公字后》：
公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
其实徐浩书法，也是出于二王，苏轼学过兰亭，就会有几分徐浩的面目；苏轼自言写字稍得意处，则似杨风子，风子上承唐颜，其传承如徐浩之与兰亭一样。所以论苏书渊源，以黄庭坚的说法，最中肯綮：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37
书法自来分两派，一派是王羲之，一派是颜真卿。王字劲逸，颜字雄浑。苏轼兼通其意，如其自言：“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形成苏书独有的特点。
前人论中国书法，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意言晋人重自然，襟怀雅达，所以顾盼风流；唐人拘泥古法，刻画临摹，虽然典型宛在，而生气遂失；宋人书风，大都以意为之，莫顾陈式，率由胸襟，所以能够充分见出自我，表现出极为自由的特色。
颜书陶铸万象，隐括众长，苏轼倾倒万分，他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行者，殆难复措乎。”（《书唐氏六家书后》）学颜者出沈传师、柳诚悬的瘦硬通神，苏轼中年以前的作品，时有此意；五代杨凝式（景度）虽亦师法鲁公，但他自有精神气魄，表现一流天真的风神，而且笔笔敛锋入纸，兼有兰亭的笔法。
杨氏的书法，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而苏轼字学的基础，完全与他相同，所以庭坚每赞轼书，就常常提及杨氏，苏轼自己也说过：“仆书作意为之，颇似蔡君谟（襄），稍得意则似杨风子，更放则似言法华。”师承和气质交互影响，相辅而成一家之法，像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
“宋人尚意”，亦须至北宋中叶以后，始成风气，前于此的蔡襄，还是“笔有师法”，不能完全自由创意。欧阳修与蔡襄论书：“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其实并非“忽不为尔”，还是因为当时的人墨守《淳化阁帖》迹和古贤遗法，无法跳出唐人的传统窠臼之故。
苏轼经过初步的学书阶段后，他首先扬弃的，就是束手缚脚的石刻碑帖。他不取石刻，不临碑帖，认为书经镂刻，神气总不完全，他不要那些遗神袭貌的东西，独重古人真迹，每有所得，将它悬诸壁间，行起坐卧，随时注目，心摹手追，但求得其大意，领悟笔墨间的精神，再不措意于点画的形似。他是从学书旧法中获得解放的第一人，所以有一首《与子由论书》诗曰：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所以他绝不规规矩矩临摹点画，也不以一家一体为满足，而所见墨迹日益丰富，解悟也就随时增进，从此肆其雄健的笔力，千变万化，写出他自己胸中的学问文章之气。
他一面说：“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但语舒尧文有言：“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任何学问都要有根柢，要能“通”，书法也不例外。
他对专工临摹者，非常轻视。章惇元祐间被逐居颍，闲来无事，日临兰亭一本。苏轼听人传说，笑道：“工摹临者非自得，从门入者非宝，章七终不高耳。”
书须出自己意，意则包括见识学问，除此之外，还需有极其熟练的技法。苏轼少年习字，则与常人不同，他以抄经史练字，一举两得。
北宋中叶，雕版印书虽已相当发达，但像他这样一个生长眉州偏鄙之地的寒士，得书不易，还是需要手自抄写的，而这抄书的习惯，他复终生不懈，即使在黄州行年五十了，仍以抄书为日课。晁补之说：“苏公少时抄书，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后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
由此可知，苏轼抄书，不单为了便于记诵，同时亦即习字，而且习以己意为书，随时变化，因此，他的书法，时时不同，李之仪跋苏书曰：
余从东坡游旧矣，其所作字，每别后所得，即与相从时小异，盖其气愈老，力愈劲也。
又曰：
东坡从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观之，几不出于一人之手。（《姑溪集》）
苏轼自跋诗卷，也说：“观此真迹，如觉伪者，甚可笑也。”则如时日久远，连他自己也真赝莫辨起来。
书法学者常将苏轼书法分为三个时期。自少至贬谪黄州以前为第一期，以学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黄庭经》为主，多写小楷和小行书，笔致华丽而刻意求工过甚；后期学颜真卿，元丰元年书《表忠观碑》，就有东方先生画赞的气象。第二期从黄州开始，历元祐一朝为止，这时期身遭挫折，以笔墨发泄感情，如《寒食帖》写得笔飞墨舞，既遒劲，又飘逸，纵横变化，痛快淋漓，黄山谷说：“此书兼有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元祐八年书《李太白仙诗》则酒酣放浪，神游八表，纯以神行于笔势墨气之间，已经到了化境。第三期则是海外东坡的晚年时期，笔力雄健无匹，纵笔所至，无不惬意，到了精纯圆熟的巅峰。
苏轼执笔近下，且取斜势，像操刀治印的姿态一样，固然有顿挫深入、笔笔有力的好处，但非正轨的执法。有人说他写字腕著笔卧，所以左低右高，左秀右枯，作戈（斜钩）多成病笔。山谷替他辩护道：“此则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写字，爱用浓墨，墨浓必须有极大指力，才能笔不凝滞。苏轼之所以要以侧笔多用中锋，盖求力透纸背；要运侧笔，使浓墨，则又非紧握笔管的下方不可，都是互相关联的。李之仪跋《孙莘老寄墨四首》诗说：
东坡捉笔近下，特善运笔；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浓研几如糊，然后濡染。
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书真迹，幅幅都是墨色如漆，虽历千年，而光彩照人。有人评议苏书太肥，本来字肥易俗，杜甫就认为瘦字好看，苏轼不服，作《墨妙亭诗》说：“少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度，玉环飞燕谁敢憎。”又云：“余书如绵里铁。”但如肥得有力，有何不可？
明董其昌评苏书《赤壁赋》：
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此赤壁赋庶几所谓欲透纸背者。乃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真迹在王履善家，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琲，非石刻所能传耳。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画禅室随笔》）
说到运笔的方法，历来书家，多重悬腕，谓悬笔始能力聚毫端，笔笔中锋；而陈师道《后山谈丛》说：
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其实，苏轼这种运笔方法，却得之于欧阳修的传授，《东坡题跋》云（“记欧公论把笔”）：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语良是。
使指运而腕不知，正是以手抵案、腕著笔卧的写法，书多偃笔，当是不能悬腕之故，不能悬腕，当然更不能悬肘，运笔的幅度小，放不开，所以苏轼自认他写不好径尺以上的大字，即是此故。
苏轼认为学书须以端楷为基础，他说：“真（楷）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38
关于各种书体的写法，苏轼按他自己的经验说：“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患无法。……”
苏轼因以抄书习字，所以擅于写小字和行书，而自认“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与谢民师推官书》）。但是山谷说：“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如小字，以余观之，信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意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
一般人的见解，认为草书的功用在于简便快速，苏轼非常反对这个说法，他喜欢草书，在于草书的体势得以自由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作者的个性，抒写作者的感情，使书法更为接近艺术的境域。所以，《再和潜师》诗：“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另有《书赠徐大正》一段颇含禅意的话：
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 39
其实，他是很喜欢草书的，本意在求书写时的自由流走之乐，不在写得好与不好。有一则草书题跋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他作草书，是假借笔势的挥洒，自求创作的快乐，所以说：“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 40
苏轼所谓“不践古人”者，已通古人之法而不践一家之谓，否则任性乱涂，还成什么书法，所以他说：“草书患无法。”有个黄庭坚学草的故事，可以参看：
元祐间，山谷与东坡、穆父（钱勰）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为称赏，旁观的穆父说：“鲁直之字近于俗。”
“何故？”山谷问。
“没有别的，只因没有见过怀素的真迹。”穆父说。
当时，庭坚心里很疑惑，不过从此也就不敢再替人写草书。到绍圣年间，庭坚谪居涪陵，才得见到怀素《自叙帖》真迹于石扬休家，借了回来，专心临摹，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悟出草法。所以，草书要有法，也非易事。 41
气势是苏轼作书的动力，因此，他有个特殊的习癖，无论写字作画，都非于酒后不可，尤其是写大字或草书，更须醉后才作。苏轼自言酒后作书的快感：“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 42
自题草书云：“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无择法师求他写大字，复书说：“吾师要写大字，特为饮酒数杯。……”若不喝酒，他即不能写字，与李廌（方叔）书说：“暑中既不饮酒，无缘作字。”
黄庭坚是目睹他此一特癖的人，记曰：
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仑，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者。
艺术家而有这种习癖者，不止苏轼一人。吴道子“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 43 。张长史的草书，苏轼称其“颓然天放，恣态自足，号称神逸”者，他也是必须酒喝够，才能写，苏轼讥评他：“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醒醉之辨。若逸少（王羲之）何尝寄于酒乎？”他不自觉察，这话也说着了自己的毛病。
苏轼鉴评他人书法，也很严格，不轻许可，论前人者，如欧阳率更，体貌寒寝，便说他“劲险刻厉，正称其貌”。于褚河南，则曰：“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同时代人中，他最佩服的是蔡襄（君谟），于欧阳修则字以人重，兹不具论。
评米元章、王定国曰：“自君谟殁后，笔法衰绝。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亦必有传于世也。”
黄庭坚类于苏轼的书法，再三再四地赞叹，苏轼也很欣赏山谷书的功力，但以为与其为人不类，题山谷草书《尔雅》后曰：“鲁直以真实心出游戏法，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磊落人录细碎书，亦三反也。”实则他们两人的书道，完全不同：苏宗晋唐，黄追汉魏；苏才浩瀚，黄思邃密；苏书势横，黄书势纵。因为有这么许多异处，即使字形，一个横出，一个纵长，所以留传一段轶话：
苏轼论山谷书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反唇相讥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 44
这当然是互相调笑的话，不是正评。但你如有兴趣将苏、黄二帖，放在桌上，对照来看，相信你也定会莞尔一笑的。
苏轼成名后，所至之处，向他求书乞画的人，从无休歇，他亦不甚矜惜，纵笔挥染，随纸付人。但乞者亦必须有术，如纸墨不佳，或指定尺寸大小，或托书的文字不雅，则他亦一定拒绝，这是书画家的通例，不足为奇。宋画习用细绢，有以绫绢求书者，苏轼便说：
“币帛不为服章，而以书字，上帝所禁。”这是他惜物的本性。
黄庭坚曾将求苏书的诀窍教与王立之，致柬云：“来日恐子瞻来，可备少纸，于清凉处设几案陈之，如张武笔，其所好也。”
纸笔精良，墨佳汁稠，他必乐于挥洒。不过，更不能忘记准备好酒佳肴。
苏轼在翰林院日，有个朋友韩宗儒，常常托故写封信来换取他手写一纸复帖。苏帖到手，便拿到殿帅姚麟那儿去，换十几斤羊肉来饱餐一顿。黄庭坚听到了这个秘密，便对苏轼说笑道：“从前王右军写的是换鹅书，如今二丈书，可名为换羊书了。”苏轼大笑。
一日，苏轼在院，圣节撰制甚忙，宗儒连来数简，派来的人立庭下催索复信，苏轼便到庭前对来人说：“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45
苏轼不耐空闲，得闲而又兴致来时，不待求他亦会一口气写好多张，分与身旁的人。某日在翰林院，清闲无事，忽令左右取纸笔，写渊明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两句，大字小楷，行书草书，各体皆有，连写七八张，掷笔叹口气道：“好，好！”恰似热渴者饱饮了凉水一样痛快。既已发泄，便将这些字幅，分赠左右给事的幸运者，毫不矜惜。 46
但如苏辙那样，将他写赠的书件，随便送人，他却大不满意，跋所书《清虚堂记》云：
世多藏余书者，而子由独无有。以求之者众，而子由亦以余书为可以必取，每以与人而不惜。昔人求书法，至拊心呕血而不获，裸雪没腰，仅乃得之。今子由既轻以余书与人，何也……
黄山谷说：“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又曰：“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者，例不工书，而东坡则例外，故为世所重。” 47
大文豪的蜀人苏轼，岂仅工书，而是融会二王和颜鲁公的字艺，建立宋人自由创意的书风之一大家。
轼书名重一代，但在元祐党祸时期，摧碑断石，被人珍藏的墨迹，也尽归隐没，灭失甚多。至徽宗好苏书，群又贡书作为进取官爵之用，一时成为风气，谁藏苏书多，谁就可以夸耀于人，因此便产生了许多赝品。苏过说，从此“朱紫相乱，十七八矣” 48 。
七 绘画
苏轼爱好绘画，一半由于天性，一半由于家庭熏陶。老苏是个“燕居如斋，言笑有时”，态度严肃的人，于物一无所好，独喜收藏绘画。他的门人弟子为讨他欢喜，争相赠送他所嗜好的画件，希望能看到他解颜一笑。所以苏轼虽然是个布衣，但藏画之富并不输与公卿人家。 49 苏轼自幼耳濡目染，养成他在这方面深厚的兴趣与鉴识的能力。
但在同一家庭里生长的苏辙，却完全没有这个兴趣。苏轼说：“子由之达，自幼而然。当先君与某笃好书画，每有所获，真以为乐，唯子由视之漠然，不甚经意。” 50 苏辙非但没有这个嗜好，而且根本否定绘画，充分表现他的天分中毫无艺术细胞。苏轼在《石氏画苑记》里，曾记其言。
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笥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
年长一辈的苏洵，心理上不免向往盛唐时代富强灿烂的文化，所以也就特别喜爱代表这一时代精神的吴道子的画风，年轻时期表现欲望非常强烈的苏轼，对于笔力雄放、气势蓬勃的吴道子，盛赞曰：“道子实雄放，浩然海波翻。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几句话如移来称扬苏轼自己的诗文字艺，正也非常恰当，可以说是异代人之间性情与气谊的十分投合。
苏轼曾于凤翔东塔夜观王维壁画，残灯影下，恍惚觉得画上僧人踽踽欲动，徘徊观摩，久久不能离去。古来画人，皆是职业画家，都不读书，与诗人气息不通，而王维则“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他是个出生早于杜甫的唐代大诗人，兼工绘画，曾颇自豪地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即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于这位融诗画于一身的大师，寻到了自己美感的归宿，不禁顶礼膜拜：“吴生（道子）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苏轼是诗人爱画，摩诘的画使他觉得气血相通，如相知心；但他对于吴道子大气磅礴的画艺，依然非常向往。元丰八年《书吴道子画后》将吴画比颜字、韩文和杜诗，备极倾倒，如言：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苏轼激赏吴道子者，是他绘事的气魄；倾倒于王摩诘者，是他画中的诗情；非但毫无低昂二人之意，并且承认他们各有千秋的地位。苏轼自许：“平生好诗仍好画。”（《郭祥正家醉画竹石》诗）认为吴道子的笔力气势，王摩诘那种诗不能尽，溢而为画的艺术精神，则是他于绘画的最高理想。
在西洋，虽然公元前的罗马批评家贺拉斯（Horace）在其《诗艺》中已经揭出“诗即是画”的理论。后来须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艺复兴史专家佩特（W. H. Pater, 1839—1894）才指出“诗是有声之画，画是无声之诗”。文艺复兴时代，此论在欧洲方才大为盛行；而在中国，唐朝的王维创之于先，苏轼发扬于后，他明白说出诗与画是不分的，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无形的画，如读杜甫诗和观韩幹画马，本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然而他说：
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
此画此诗真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韩幹马》诗）
他在精神上，已将诗画融合一体，认为诗与画的表达功能是可以合一的，其目的同为追求一种脱离尘俗的意境，为人们在混沌的世俗生活中带来清新的感受。因此诗、书、画是一个思想整体之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哪一种表现，都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互相呼应出作者的憧憬和追求，作者的思想抱负及其为人之基本态度。诗画之理一律，所以在情绪反应上，诗画之趣也当一致。
苏轼自幼好画，全集中题画诗统计约有六十一题，一百零九首之多。他观画作诗，多数出于一种品赏的态度，只从画中景物下手，直接抒写画面所给予他的感受，因此深得画中之趣。读这类诗，常会忘记他是在题别人的画，误以为这正是他自己用文字（诗）来描写同一题材，将诗与画的表达方法揉而为一，也可以说是“画不能尽，溢而为诗”者。
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又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之一：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如前者，陈善《扪虱新话》便谓：“此便是东坡所作的一幅梅竹图。”
苏轼深爱杭州西湖，作诗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千年来写西湖景色最好的一首诗。诗中所写的西湖，同时有阴晴浓淡两种景色，则又不是一幅画面的空间所能容纳的了。
苏轼似乎有意要证明“画即是诗”，如题《王伯扬所藏赵昌花四首》之一（黄葵）诗，简直要使在夏日下的那一丛折枝黄葵，色彩鲜明、风姿绰约地活现在读者的眼中：
弱质困夏永，奇姿苏晓凉。
低昂黄金杯，照耀初日光。
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
古来写生人，妙绝谁似昌？
晨妆与午醉，真态含阴阳。
君看此花枝，中有风露香。
苏轼读画，不但深得画趣，而且常借画中形象，抒述自己的怀抱：如《韩幹画马赞》，说画中这四匹“丰臆细毛”的厩马，虽于山林间悠游自得，萧然如贤士大夫之临水濯缨，但终不如野马之无拘无束、得遂自由的天性；如《李潭六马图赞》，强调“络以金玉，非为所便”之可悲；如《戏书李伯时画御马好头赤》诗，则以为御厩之马，养尊处优，毫无贡献，不如山西战马，吃苦耐劳，勇于赴险，更为可贵。
以上虽论画马，实是苏轼自述其志。
苏轼诗作中，有一绝大特色，即最爱用颜色字，在他集中，不胜枚举。不但用颜色渲染境界，而且更常使用颜色增加读者视觉上的享受，加强事物的观照，与画家使用颜料涂抹画面，毫无二致。现在摘录数则，以证苏轼“诗亦是画”的理论。
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黄菊为谁开？（《九日寻臻阇黎》）
日上红波浮翠巘，潮来白浪卷青沙。（《次韵陈海州乘槎亭》）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鸣。（《溪阴堂》）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
碧玉碗盛红马脑，井花水养石菖蒲。（《赠常州报恩寺长老》）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望湖楼醉书》）
上述几个例句，岂不每联都是色彩缤纷的图画？再举一首全诗，其笔下的强烈色调，竟像是凡·高（Van Gogh）的画作，通幅燃烧着生命热情，强烈奔放。那时他在惠州，和朋友野外散步，望见有一人家，篱间杂花盛开，他便叩门求观。出来的主人林姓老媪，白发青裙，独居已经三十年了。苏轼便用他的诗笔来作画道：
缥蒂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春忙。
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桑。
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香。
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娘。
苏轼用文字画的是浅绿浅黄色的缥蒂花苞从大红的花萼里绽露出来，绿树丛中结着青色的果子，紫色的含笑花，如火如荼的红棉杂生在篱落间，落日红霞里有缕袅袅青色的炊烟，短篱破屋衬出高洁的白发青裙。最妙的是他能利用杜诗“黄四娘家花满蹊”来做结语，以“黄四娘”对“青裙袂”，真是神来之笔。 51
诗不如画者是画面上的线条和色彩，画不如诗者是形象上的轻重疾徐，感官上的冷暖，性分中的理趣。所以画是静态的，诗可以写动态。德国的莱辛（G. E. Lessing）指出视觉术中，绘画的范围是空间，诗歌的范围是时间。 52 而苏轼作画，尝欲突破这两大缺憾。苏诗多用颜色字，是要用此来掠取图画之美，又如画风竹即欲加强诗中的动态。守湖州日，游山，途遇大风雨，他便到朋友贾耘老（收）筑于苕溪上的澄晖亭去避雨，画兴忽至，令官伎执烛，画风雨竹一枝于亭壁上。我们今日固已无缘亲见此画，但读他所题诗：
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筱。
美人为破颜，正似腰支袅。
从经验意识上想象一个笑得弯腰婀娜的女郎，那种摇曳生姿的动态，岂不就是竹在风雨中掀舞摇晃的姿势。《说文解字》：“笑字，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故苏轼以女郎的娇笑来比喻画中的风竹。诗耶？画耶？归于圆融一体了。
黄山谷题苏轼画《竹石图》：“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又为苏轼与李公麟合作的《枯木道士图》撰赋，说他们的画是“取诸造物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莫不说他的画即是他的诗篇，即是他的文章，以文学的修养，直接移入画面的创造。这创造，就是中国美术史上文人画派的成熟。
照西洋美学家的说法，美感的经验，当为形相之直觉，所以美感应该诉诸人的感觉，而非诉诸人的知识。轼诗：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形似”只能传达知识概念，画虎不可类狗，画马不可似骡，单是形似，不能发生美的感觉，亦即不是艺术。我们在生活的各种形相中，吸收若干知识概念，要将这种概念用艺术方法表达出来，以经过美化创造的形相来触发他人的感情，而不直接诉诸人的知识。这种表达的工具，在绘画即是形色，在音乐则是声音，在诗歌则为文字。
形色不是图画，文字非即诗歌，苏轼所以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事物有一定的形相，固不可失，而事物形相有其一定的常理，尤不可违。《净因院画记》言：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水石、竹林，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亦有不知。……
苏轼读画，观察敏锐，他评同时代最有名的花鸟画家黄筌画雀，说他所画飞鸟，颈足皆展，是违背常理的，因为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鸟飞时绝不两展颈足。《东坡志林》里他又记载一个故事：以画牛独步晚唐的戴嵩，有幅斗牛图，被一牧童见到，大笑道：“牛斗，力在角，尾当搐入两股间。这幅画上的牛，掉尾而斗，错了。”
伟大的画家李龙眠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某一暇日，黄、秦诸君在馆中观画，庭坚取出一幅龙眠画的《贤己图》来看。图中聚博者六七人，围据一局；骰子在盆内旋转，已定者五枚，都是六点，一枚还在转；其中一人俯首盆边，张口大叫，余人注视，神情画得惟妙惟肖。苏轼从外来，在众人同声赞叹中，看了图，便说：“龙眠天下士，怎么学起闽语来了？”
众皆不解所谓，轼曰：“四方语音，说‘六’都是闭口音，只有闽语才张口的。现在盆内都是六点，只有一子未定，法当呼六，而呼者张口在叫，却是为何？”
皖人李公麟本来不解闽语，听了这个批评，只能笑服其言。 53
苏轼既承王维诗画的影响，纯粹的画技已经不能使他满足，要更进一层追求形理以上的自我精神的发挥，达成形神两全的艺术创造。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称顾恺之“格调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意者，是画人把自己内心世界的生命感情（即神或气）表现出来。立意是画之始，是全画的灵魂，建立意境是绘画的基本原则。
创作必先通过“实对”的阶段，实对即现代所说的写实功夫，其中包括形和理。经过画家形象思维的过程，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被画的客观事物做有机的联想，通过外部的形相，传达出内部蕴涵的精神，古人称为“迁想妙得”。
苏轼论书法：“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他对绘画也持同一意见，作《次韵水官诗》：
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
譬如善游者，一一能操船。
这是说写字作画，要有学问的根柢，精神的修养；若无精神学问的修养，一味讲求技术，刻画求工，最多只能画出形象的皮相；或者因袭古人的成法，不成其为创作，画中没有画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修养，只剩形相的空壳，即是画工的俗笔。书“宋汉杰画”说：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许便倦。
意即精神，气则为势、为力。作用必须自有创意，在题材的形象之间，悟出可以寄托精神的所在，以形写神，即是借外部的形相，抒写自己内在的思想感情，才能表露画的生动性和真实感；以纯熟的笔墨，纵横挥洒，使机无阻滞，才能将画者的生命感情注入这幅画件。意气所到，则此画便气韵生动，神完意足，成为一幅“真士人画也”的艺术品了。
被画的对象，常是块然无情的外物，必须使无情的山水、竹石、花鸟等等题材，化成我的生命感情所寄托的有情天地，于是画者与读者才能获得感情的沟通，从而得到情绪的解放与满足，此即苏轼称文同画竹所说的：“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欣赏一幅好画的趣意与欣赏一首诗的美感就自然趋于一致，诗情画意融化浑成为一时，即已达到中国文人画的最高境界。
文人品画，脱离不掉文学欣赏的习惯，以鉴赏文学的观念来评量一幅画作的价值。诗画既成一体，则当代文学的风尚，便领导了美术思想和绘画发展的方向。
宋诗的理想，一反唐代富丽的词藻和激烈的感情，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当代文宗欧阳修对于诗的主张是：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54
如将上面的这个“言”字改成“画”字，亦即当时画学的主流。
中国的文学传统，在于追寻自然。敏感的知识分子要逃避痛苦的现实，只想把这无限烦恼的人生，安放在大自然中去，期求心志的宁静，精神的解放，使人与自然在精神上得到美的合一。因此田园诗和山水画成为诗与画之主要的内容。
从王维开始，才有完全排除人物或故事的，纯粹以山水为内容的水墨画出现；后与宋代疏易平淡的诗风互为呼应。李成创枯木寒林图法，王诜是继承营丘的高手之一；苏轼虽以画竹为主，但在黄州，也画寒林，而且颇自得意，与王定国书说：“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这种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寒林图》，正如萧散淡泊的诗境，同为宋代文人所特别爱好的境界。
苏轼本是文同后一人的画竹名家，受了《寒林图》的影响，便加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蘖，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苏轼自负此一画格，是他的“创造”。在黄州时，他作枯木一帧，又竹石一帧，寄章楶（质夫）：
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张，思我者，当一展观也。
后又书云：
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前者未有此体也。
在苏之前，未有此体，而苏轼为此创格，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本画竹，不过把所画的领域略作扩大而已。重要的是苏轼所作，性与画会，能把内部生命中满溢的感情、高洁的品格和迈往的豪气，完全贯注到简单平易的画面中去。山谷说：“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此即是他所鼓吹的“意气所到”的成就。
苏轼性好尝试，许是受了李公麟的影响，也曾戏作人物画，画乐工一幅，作乐语以汉隶题曰：“桃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拦浪，藕花却解流连。” 55 又画过应身弥勒像，相传是南迁途中寄与秦观者，原录是“东坡居士游戏之作”，实在太不了解流人心理上的痛苦和祈求解脱的迫切。 56
最有趣的是苏轼南迁后，画一背面人像，举扇障面，上书“元祐罪人写影，示迈” 八字，人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中，只有自嘲能够轻减心理负担，这也是苏轼所惯用的。 57
据著录说，兰陵胡世将收藏过一张苏轼画的螃蟹。蟹是那么细琐的小动物，应非惯于大笔挥洒的苏轼的题材。胡托夏大韶持请晁补之鉴定，补之还特地做了一篇文章大论苏轼奇文高论，大处固然豪放不羁，但也有细针密缕的功夫。 58
据说，苏轼曾试以蔗渣画石，松煤作枯木。 59 主张画与书法相通的赵孟頫曾说：“石如飞白木如籕。”按汉之飞白书，今已不得见，似为渴笔健锋之作。苏轼用这新工具画石，当是利用它易作渴笔，易着腕力；以松煤作枯木，效果或许像今之石炭画，不知何以后不继作，亦无记述。总之，苏轼无处不用他的聪明而勇于尝试。
苏轼写字用墨，浓研如糊，作画亦然。方薰《山静居画论》记所见：“老坡竹石，石根大小两竿，仰枝垂叶，笔势雄健，墨气深厚，如其书法，所谓沉着痛快也。”吴修说：“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说：“东坡墨竹，干粗如儿臂，墨色浓润沉郁。”——这些都是后代书画家所见真迹之共同认识。我以为苏轼书画用墨浓厚，与作诗喜用颜色字，完全由于他性喜沉着痛快和一种强势发挥的表现欲望所造成的。
另一特色是无论书字作画，都以醉笔为胜。酒能解放精神上的束缚，助长笔墨的气势，可以将他郁积在内部生命里的感情，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画中的精神意气，即是其人肝肺所生的牙角。
即使一向对苏轼存有成见的朱熹，也不得不说：
东坡老人英俊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百世之下，尚可想见也。 60
八 书斋文物
书画家没有不讲究笔墨和纸张的，其中尤以佳墨为最重要。盖因古画，本重设色，宋以前的图绘，几乎无一不是色彩秾丽之作，故称“丹青”；至文人画兴，彩绘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水墨画，使用材料只有水和墨两样，所以不能不重佳墨。
墨，原是单纯的一种黑色，完全靠溶合的水分多寡和画家运用的技巧，产生浓淡、干湿、深浅等不同的色调，产生多种色泽层次的效果，所谓“墨分五色”，正是中国画人运用墨色之最高的技法。
苏轼书画，墨色深厚，是其特色，几乎所有著录，皆作此说，但如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说：
东坡竹横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满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层。余转疑东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
墨分七层，也许有点夸张；但苏轼画竹，浓面淡背，对于画面光暗的处理，使于浓淡之间穷其物理，互相映照，各有天趣，却是他卓荦的才能。然而此非佳墨不办。
墨色于层次之外，必须彻底清澄，不见一丝污浊渣滓。倘若墨色沉滞，怎么能使画面有光色照人的神采——苏轼以浓墨画竹，叶皆肥厚，假使用墨不佳，岂不满纸尽是“墨猪”。所以，他爱墨成癖，并非无故；他认为佳墨的条件，必须黑而有光。《书张梦得所赠墨》即言：“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废物；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
他替宋汉杰写了画跋，汉杰以李承晏墨为赠，他以少女头发的光亮乌黑来比喻李墨，诗曰：
老松烧尽结轻花，妙法来从北李家。
翠色冷光何所似，墙东鬒发堕寒鸦。
所谓“北李家”者，是指中国制墨工艺第一个名家——唐朝的李超、李廷珪父子，他们是易水人，流亡到安徽歙州，因为其地多松树，就留居下来，以松制墨，据说“其坚如玉，其纹如犀”。父子俩以为江南李国主造墨而成名。后二十年有李承晏，承晏后二十年有张遇。苏轼同时代人中，以潘谷造墨最负盛名。
苏轼从黄州回来，飘泊江淮间时，唐坰（林夫）送他端砚一枚，张遇墨半螺（丸）。以唐家数代收藏之富，有张遇墨也只半丸，珍贵可想。
后来黄州的庞医安常，替人治愈了一场垂死的重病，他治病例不收钱，那个人家无以为谢，将祖传一锭李廷珪墨送了给他，安常即托人持至汴京赠与苏轼，有“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烈士”之意。其时苏轼收藏中号称廷珪墨者，已有数丸，形色虽然异众，但是年代久了，愈是名品，赝物也就愈多，无法肯定哪块是真，哪块是假，只有庞安常所赠这一锭，苏轼说：“决然无疑。” 61
孙觉送他的潘谷所造墨。苏轼心仪其人久矣，恨不相识，知道这位墨客的人品，绝非寻常市井儿可比；制墨精妙，但不二价，如遇士人真个没钱但却很想要他所制的墨时，他也不计多少，都卖给他。苏轼心里欢喜这样的人，身上虽然垢污，胸中却无尘滓，所以作《赠潘谷》诗云：
潘郎晓踏河阳春，明珠白璧惊市人。
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
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
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
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媸妍。
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
苏轼所推重的是潘谷的人品，对他所造的墨，认为杂用高丽煤，并不最纯。谷墨卖价，当时每笏不过百钱，用胶一次限于五十两以下，所以遇水从不软败。
黄庭坚与潘谷很熟。有一天，庭坚存心试试潘谷的本领，将他家收藏的墨混杂在一个古锦囊里，要他伸手入囊揣摸，说出是什么墨。潘谷先摸一块，说：
“此是李承晏软剂，今不易得。”
出视果然。再摸一笏，他说：
“此是谷二十年前造者，今已无此精力。”
取出来看，果是潘谷旧制。 62
元祐初，潘谷在京师卖墨。一日，忽将人欠墨钱的债券悉数烧掉，独自饮酒三日，发狂浪走。家人各处追寻无着，最后发现他趺坐在一口枯井中，已经死去，手中还握着几颗墨丸，而尸体并不僵硬，有人便说他是“解化”。苏诗：“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原意不过推许他为“墨隐”，不料成为语谶。 63
北宋士大夫，大都精于翰墨，所以墨的嗜好非常普遍，如苏轼的前辈欧阳修、司马光都很爱墨。
欧阳修《与蔡忠惠公书》，谢他赠墨，很坦率地说决不嫌多。全集书简卷五：
辱惠撄宁翁墨，多荷、多荷！佳物诚为难得，然比他人，尚少其二。幽斋隙寂时，点弄笔砚，殊赖于斯，虽多，无厌也。烦聒，计不为嫌矣。
司马光好茶又好墨，忽然想到这两项书斋生活中的密友，其性质恰巧完全相反，觉得非常有趣。公退与苏轼闲聊时，便说：“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
好辩的苏轼答道：“二物之质，诚如公言。然而亦有同者。”
“谓何？”温公问。
“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士君子，妍魏黔晳虽有不同，但其德操韫藏，实无异致。”
司马温公笑以为然。 64
一样以书法名世的黄庭坚，大家以精纸妙墨求他的法书。他习惯把藏墨放在一个古锦囊中，随身携带，可与朋友共同欣赏。一日，他去苏宅也带着这个锦囊，苏轼知这囊中尽是好墨，伸手摸到李承晏墨半锭，硬要据为己有，庭坚想：你自己家藏已很丰富，何必再夺我的，嘴里便连连反抗道：
“群儿贱家鸡而嗜野鹜！” 65
但是没有办法不给他。所以《墨史》作者讥嘲苏轼道：
“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
一向超然不为物好所囿的苏轼，而且深慨“非人磨墨，墨磨人”的他，不能抗拒癖好，尚且如此。
苏轼爱用诸葛笔，始于黄州，仍是唐坰寄赠的。自记：“唐林夫以诸葛笔两束见寄，每束十色（式），奇妙之极，非林夫善书，莫能得此笔。”
时在元丰六年，苏轼非常热衷于写字作画的时期，此后他即习用这种安徽宣城诸葛丰所制的毛笔，山谷曾说：“东坡以宣城诸葛齐锋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那是元祐在京的时候。郭畀读苏轼遗墨，也说：“东坡先生中年爱用宣城诸葛丰鸡毛笔，故字画稍加肥壮。”
但至出知杭州，他发现杭州笔工程奕所制，十分称手。他说：“近世笔工，不经师匠，妄生新意，择毫虽精，但是形制诡异，不与人手相谋。”意谓不能得心应手，只有钱塘（杭州）程奕所制鼠须笔，却仍保持着三十年前的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笔”。这是他最大的痛快。到他离杭北上时，还买了一批带去使用。 66
此外还有一种“张武笔”，亦为苏轼所好，但不知产地。
后来，苏轼还是用诸葛笔的时候多，他在颍州对赵德麟称誉此笔道：“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难得其仿佛。”
德麟模仿他的口气，接着说道：
“上閤衙香，仪鸾司椽烛，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
主僚相与大笑。 67
北宋用纸，普通都以竹浆制造，剡溪藤纸，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大书画家所最珍视的，则是南唐烈祖李昪（937—943年在位）时候的澄心堂纸，据《文房四谱》说：“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则是产于黟、歙，南唐时进贡御用，故称“澄心堂纸”。这种纸坚滑如玉，细薄光润，北宋时已是稀有的珍品，如欧阳修曾以两幅赠与诗人梅圣俞，梅诗曰：“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名贵可知。
刘攽诗说：“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此那复得，就使得之当不识。”元祐间，向苏轼求文字、书画者都以名贵纸墨相赠，他所得的大概也不少，宋懋宗就送过澄心纸，集有《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
纸墨笔砚号称“文房四宝”，恰巧全部产于安徽，如龙尾砚、李廷珪墨都在歙州（今安徽歙县），诸葛笔和宣纸都是宣城的名产。虽然砚以广东端州（肇庆）羚羊峡斧柯山的水岩为最佳，有青花、蕉叶、冰纹等各种名目，采取甚难，须俟退潮时，一面将洞坑里的水汲出，一面开凿。端砚石质，津润嫩滑，抚摸起来，细如婴儿皮肤，呵气可以研墨，苏轼所藏似已不少。歙砚石质较粗，但比端砚锋利，适于磨大墨，写大字，有龙尾、金星、眉子等品名，苏轼书斋中，兼收并蓄，不厌其多。
九 宴游和谐谑
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类，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又曰：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
苏轼寄身于这样繁华的社会之中，生活在这样奢靡的风尚之下，且自元祐还朝以后，他已是位高望重的名流，不复当年清寒学人的身份，交游遍朝野，士夫争迎迓。于是，饮宴在他日常生活中，也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苏轼着意饮食，讲究口味，酒量虽然不大，却是喜饮，尤其欢喜于微醺中击拍听歌，欣赏筵边莺燕的旖旎风光。席间若是熟人，则又可以大大发挥他诙谐的个性，谑浪调笑，非意识地用来发泄他过人的聪明和机智，早已把一句谑言得罪了洛学大师，惹来满身是非一节，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韩康公（绛）于元祐二年（1087）以司空、检校太尉致仕。秋冬间，从颍州进京来陛辞，皇帝留他在京过年，观赏上元灯景。韩绛曾经接替王安石为相，与吕惠卿二人同守安石成谟，继续推行新政，人称“传法沙门”者是。在元祐更化政变中，他是下场最好的一人。苏轼是韩康公省试的门生，依礼往谒，康公殷勤置酒留饮，但是苏轼作《次韵韩康公置酒见留》诗，只是称誉韩家的富贵气派，反面看出这勉强侧身贵族之家的诗人，落落寡合之无可奈何：
庭下黄花一醉同，重来雪巘已穹窿。
不应屡费讥安石，但使无多酌次公。
钟乳金钗人似玉，鹍弦铁拨坐生风。
少卿尚有车茵在，颇觉宽容胜弱翁。
至元宵节后一日（十六日），韩康公于私第邀宴从官九人。这些被邀的门生故吏，当时都已是政治社会上的名流了，如傅尧俞、胡宗愈、钱勰、苏轼、刘攽等人皆是。
钱穆父（勰）时为开封府尹，地方官事务繁忙，所以到得较晚，韩康公不大高兴了，苏轼便说：“今日本殿烧香人多，故被留住。”
座客都知道这句话中的故事，阖堂大笑。盖因穆父风姿甚美，生有九个儿子；恰巧都中有一“九子母祠”，祠之西庑，供一巾纻丈夫，俗以为是九子母的丈夫，所以大家戏称穆父为“九子母夫”。本殿烧香人多，正是情实皆当的解颐妙语。 68
二月间，时已春暖，韩家更有一次宴会，席设花园中的水阁里。主人出家伎十余人歌舞娱客，檀板金樽，衣香鬓影，好不热闹。酒至半酣，家伎中有一康公的新宠名鲁生者，忽为游蜂所蜇螫，主人疼她，颇觉扫兴，叫她进去敷药，过了好半晌，她才出来，手持白团扇，向苏轼乞诗。苏轼写道：
窗摇细浪鱼吹日（鲁），舞罢花枝蜂绕衣。
不觉南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
首句记姓，次句写蜂事，苏轼即事成诗，使康公转忧为喜。他还解释道：“惟恐他姬厮赖，所以如此。”众客大笑。
其实这种嵌字诗，只是博人一笑的文字游戏，苏轼用来凑趣而已。本集《韩康公坐上侍儿求书扇》诗，共有二首，倒是另一绝句，写女人身上的衣香，带给他感官上的享受，却真清新可诵：
一一窗扉面水开，更于何处觅蓬莱？
天香满袂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来。
官场酬酢不免，朋友小叙有兴，如经筵官会食，乃例定的聚餐，地点在宫中资善堂。苏轼席上盛称河豚鱼之美味，吕光明问到底怎样美法，苏说：“值那一死！”又一次，苏轼又称猪肉之美，范淳甫（祖禹）说：“奈发风乎？”苏轼笑道：“淳甫诬告猪肉。” 69
苏轼生活中，朋友相聚谈天说地，是他的一大嗜好。而生性好动，不大坐得住，公事完了，若是没有客人到家里来，他便跨马各处访友，谈到兴高采烈或灵机触发时，喜欢卖弄聪明，和刘贡父（攽）有同好，两人相遇，常常针锋相对，互相作难。
一日，贡父宴客，苏轼有事要先走一步，刘向他挑战道：“幸早里，且从容。”这六个字，谐音，包括三果一药（杏、枣、李，苁蓉），苏轼脱口对曰：“奈这事，须当归。”（柰、枳、柿，当归）
对酒令，他最出色当行。一次，他与姜至之同在宴席，姜先出令说，坐中各要一物，药名。就指苏轼说：“你就是药名。”问其故，曰：“子（紫）苏子。”苏轼应声道：“你亦是药名，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诘其故，苏轼说：“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这样子的说笑，原是文人的通习，如不及人事，亦不足为病。有一次张文潜和他老师抬杠，他问：
“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
“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轼答。
“白堕既是一个人，莫难倾否？”
苏轼笑道：
“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
“毕竟用得不当。”
张耒这话并不错，苏轼不耐烦了，便道：“君且先去与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磨。”曹家那汉，看似指的曹操，实则，其时文潜家有曹姓仆人偷了酒器，正送往官府究治，尚未招承，所以借此喻彼。
苏轼天真坦率，有时会将惯常的戏谑流入文字，而他的文字是会流传众口的，因此使人难堪，得罪了人。
如顾子敦（临）与他是进士同年，三十年的交好。元祐初顾在京为给事中；二年，朝廷开回河，要派他出去做河北都转运使，苏轼上疏称他慷慨中立，有古人风，宜置左右。疏上不报，顾临只得走了。苏轼也很怅然地说：“上书苦留君，言拙辄报已。”
顾子敦是个大胖子，很爱睡觉，熟悉的朋友常常取笑他体貌酷肖卖肉的屠夫，公然叫他“顾屠”。这次苏轼作诗《送顾子敦奉使河朔》，不该在诗中也开他玩笑，道：“我友顾子敦，躯胆两俊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书史。……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归来如一梦，丰颊愈茂美。……”苏诗是会传播天下的，“磨刀向猪羊”这样的文字，顾临怎么受得了，当时非常生气。到朋友们公饯那一天，苏轼自知闯了祸，称病不敢参加，只好次前韵作诗道歉说：“……后会知何日，一欢如覆水。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
轼与刘贡父（攽）更是惯常彼此嘲谑的熟朋友，有一天，贡父说个故事：有一老父送一败子出外游学，临行告诫曰：“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仔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这是嘲笑苏轼诗狱案中连累了很多朋友。
贡父晚年身患风疾，须眉皆落，鼻梁断塌，所以苏轼立刻还他一个故事，说颜渊、子路同出市中闲逛，遥见孔老夫子来了，惶恐匿藏在路边一座塔后。孔子既去，颜子问：“这叫什么塔？”子路曰：“这叫避孔子塔。” 70 （“鼻孔子塌”谐音）
朋友说笑，如有一方认真起来，便会不睦。有一天，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苏轼又嘲弄贡父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一座大笑，他这样恶谑，贡父感到很难堪，非常生气。 71
苏轼不但在朋友间喜欢说笑话，兴致来时，对后辈也一样要开玩笑。秦观是个于思满面的汉子，这是读他倩丽婉约的词曲者所料想不到的。一天在苏家聚会，座中一人就调笑少游胡子太多。少游解嘲道：“君子多乎哉。”苏轼立刻接口道：“小人樊须（繁须）也。”恰如一副现成的对子。 72
苏轼是个非常豪阔的人，以为男子汉、大丈夫而怕夫人，是很可笑的。他在黄州时，有个同乡——嘉州犍为人王天常，向来乔寓武昌，是他来对苏轼说起陈慥惧内的故事。
据他说，季常的夫人柳氏，非常凶悍善妒，每逢季常请客，如招歌伎侑酒，柳氏就操起木杖，从内室击打厅堂的照壁，蓬蓬作响，还夹着大呼小叫，吓得宾客纷纷离座逃走。
这话是否可靠，很成问题，因为季常本是一个放意自恣的豪士，怎能臣服在夫人的石榴裙下？然而后因苏轼有一首《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为柳氏郡名，狮子吼则见于《涅槃经》，以无边的法力，喻夫人的威风，则季常怕夫人，似乎也是不假的了。所以一千年来陈季常是惧内的名人，中国人一提起怕夫人，马上就说有“季常癖”。
虽然轼作《方山子传》，有“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有自得之意”。柳氏夫人不像是个凶悍的妇人，不过黄庭坚也知道她很善妒，与陈季常二简（洪迈《容斋三笔》），一曰：
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
又一帖：
示喻老境情味，法当如是。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放任不解事耶？
则柳氏妒名，固已昭著于外，因苏诗而传千古是矣。后来同在京师的朋友中，有个孙公素（贲），原是风流倜傥的人物，说话非常俏皮。有一次，在京师大病，赵德麟与他比较接近，时往探问，因此苏轼问德麟道：“孙公素病，如何？”
“大病方安。”德麟答。
苏轼忽发雅兴，随口微吟道：“这汉病中，瘦则瘦，俨然风雅。”
德麟把这话，传给公素听，公素便续道：“那娘意下，恨则恨，无奈思量。”
孙公素是怕夫人出名的，单凭他口齿如此佻𠉂，就已具备应该“惧内”的条件。苏轼很注意他这续联的俏皮。不久，公素来求苏轼替他写把扇子，机会到了，他就写一绝句，《戏孙公素》，每句各引一个惧内的历史名人：
披扇当年笑温峤，握刀岁晚战刘郎。
不须戚戚如冯衍，但与时时说李阳。 73
温峤，以玉镜台聘姑母的女儿为媳，洞房之夕，被他那年轻的表妹新娘手披纱扇，笑指“我固疑是老奴”！这样毫无顾忌的夫人，不怕何待？
第二个指的就是甘露寺招亲的刘备。新房内外，露刀环立的侍婢百余人，怎不教他望着孙尚香觳觫不前？第三句举的是不堪妻子虐待，忍痛离异的汉朝的冯敬通。第四句所说李阳，原为京东大侠。时任幽州刺史、惧内的王夷甫，只要在夫人面前一提到他的朋友李阳，她就不敢胡闹了，李阳是惧内者的救星。
苏轼这样逢人便说笑话，见公卿各给诨名的脾气，如遇范祖禹在一起，祖禹定会非常认真地劝诫他：“戏谑不可过分。”苏轼甚感其意，所以每次与人说过戏言，便一定要求他“勿令范十三知”。祖禹排行第十三，苏轼所怕者是他的真诚和善意。 74
苏轼喜欢取笑别人，但也会被别人取笑。他出了一个“人不易物赋”的题目叫门人辈作，其中一人，继承师法，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此因苏轼曾自设计了一种筒高檐短的帽子，常常戴它，京师士大夫群起仿效，谓之“子瞻样”。
李方叔把这一联妙文说给苏轼听时，苏轼笑道：前些日子，扈从皇上宴于醴泉观，观赏流行宋代的杂剧。那是一种歌舞、竞技和游戏的综合演出，常以优伶的机智与幽默来取娱观众。这一天滑稽短剧中，两个优伶相与自夸文章，一个叫丁仙现 75 的伶人，头上戴有高筒檐所谓“子瞻样”的帽子，说道：“吾之文章，汝辈不及。”别人不信，他说：“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皇上也为之破颜一笑，顾视苏轼甚久。 76
苏轼热爱生活，好谐谑外，更好奇，乐于一切神秘感觉的新奇经验，所以他也迷信神仙道术。当时与他朝夕作伴的朋友中，如黄庭坚好读道书，自称“山谷道人”；李龙眠是怕轮回堕入畜道，所以不再画马，致全力于绘制大士像和菩萨像的画家；米元章更喜神怪，他做地方官，如欲祷雨求晴，则设宴席于城隍庙，自己东向坐于神像之侧，举酒相酬，状如主宾，据说还往往得获应验。 77 苏轼有这么许多同道，所以大家一起“探奇搜怪”，也常在他们多彩多姿的文酒生涯里，加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如苏轼自言：元祐三年二月廿一日夜，他与黄鲁直、莫寿朋、蔡天启会于李公麟斋舍，录鬼仙所作或梦中所作的诗词。前者大概就是流传到现在仍未完全消歇的乩坛扶乩，可以问休咎，也可以请降坛的神鬼作书画或唱和诗词，都由乩笔在沙盘上作的为多。民国初年，还有不少遗老乐此“人神交通”的游戏。苏轼尝言鬼诗亦有佳者，他立刻可以背诵一篇出来：“流水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 78
蜀人多迷信，苏轼的生活中、人生理解中，更随时闪烁着神秘知觉的光芒。他知道唐末五代，有个靖长官和贺水部都曾得道长生。靖长官得道，是根据前为秘书监，元丰年间致仕的刘几所言：曾于嵩山幽绝处，见有一人，眼光如猫，疑是长生不死的靖仙。后者是听张方平说的：章圣皇帝东封出巡时，有个人谒于道左，谒板上书“晋水部员外郎贺亢”，再拜而去。上本不知为谁，待看到谒板后，方才大吃一惊，所遇竟是神仙，多方寻觅不得。仁宗天圣初年，贺仙派他的弟子喻澄诣阙，进呈佛道像，值数千万。其时张方平亲与喻澄往来，曾为苏轼讲过这件故事。
元祐二年冬，京师来一东人乔仝，年已八十，体貌行动，健如壮夫，自称二十岁时，本是一个非常俊美的青年，不料患上大风恶疾，须眉尽落，丑怪不堪，于是弃世入山，从贺亢学道。现在则已须长垂胸，上山越岭，步履如飞。不知何人介绍，苏氏兄弟，都很信他。他对苏轼说，有一年随师东游，在密州道上曾经见过这位当时的知州，贺师似曾有意相与闻问。
这话含有很大的诱惑性，天真的苏轼听了，大为兴奋，要留乔仝多住一些日子。乔仝说：“贺师与我约于明年上元节会于蒙山，现在已是十二月中旬，不能不赶快离京前往了。”苏轼看他很穷，送了二十缣绢给他，作了《送乔仝》诗一首，相约明年秋天，希望他能回到京师来。所谓：“秋风西来下双凫，得枣如瓜分我无？”另作《寄贺君》诗五首，托乔仝转致，其中曾说他的愿望：“闻道东蒙有居处，愿供薪水看烧丹。”苏辙也信有其事，一同作诗寄贺。
不料乔仝去后，杳如黄鹤，原来遇着的是个骗子。这也因为他那套说辞，刚好凑上诗人头脑中原有的幻想，不仅“君子可欺之以方”而已。 79
元祐朝，苏轼在政治迫害中，痛苦得无以自解时，甚至想逃回黄州去，时常怀念在那儿手自垦辟的东坡和在黄州的众多朋友。元祐二年岁暮时，作书与潘丙（彦明）：
东坡甚烦葺治，乳媪坟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计安，宝儿想见颀然矣。郭兴宗（遘）旧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韩氏园亭曾兴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可以小图示及，当为作名写牌。何亲必安，竹园复增葺否？
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也。愿遍致此意。
京朝不如穷邑，衣冠不如市井。苏轼内心的感觉，真是冠盖如云，而一身孤寂。
想到黄州，更不能不恋念岐亭陈慥的风义。本集《与陈季常书》云：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
元祐三年（1088）五月，季常遄程到汴京来看望他的老朋友，因为身是林下之人，不愿居住京城，寄榻于城外兴国浴室，苏轼、范百禄、黄庭坚等多次往访。苏轼并为他的父亲陈公弼所藏的《柏石图》题了诗。
这兴国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画的达摩西来六祖画壁，还是苏轼发现的。此寺井泉甘寒，而寺中住持和尚汶师又是碾造建溪茶的好手，陈慥来住于此，当是苏轼的安排。黄庭坚作《太平兴国寺浴室院题名》，二苏早年读书于此，苏轼写“书后”，回首前尘，深有人事无常的感慨：“后五百岁，浴室丘墟，六祖变灭，苏、范、黄、陈，尽为鬼录，而此书独存，当有来者，会予此心，拊掌一笑。”
十 重结西湖缘
苏轼获知太皇太后允准给予一郡，而且给的是他“魂牵梦萦”的旧游之地，不禁有鸟出樊笼之喜。因为他是称病请郡的，所以作《病后醉中》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病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脑声。
堪笑钱塘十万户，官家付与老书生。
在此元祐前期的四年中，虽然别人忌妒他飞黄腾达，在他自己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已体验尽了政治社会的冷酷无情，看透了攘夺政权者不择手段的丑恶面貌，蜚言满路，谤书盈箧，他终于明白，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喑，也一样要遭忌，要挨骂。所遗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却不能一尽才识报国的心愿。
但从个人生活言，这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天伦乐聚，家庭生活非常完美，更得那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从游门下，辇毂之下，人才济济，他更不愁没有朋友，谈诗论画，日子过得非常热闹。
苏轼离京后，首赴南都晋谒张方平，问候这个寂寞多病的老人。另一前辈范镇（景仁）于上年十二月，以耆年溘逝。讣告至京，苏轼感念平生，不禁大恸，除设位祭奠外，他有责任要了一件心愿，这心愿，他就在南都张家住时完成了。
范镇为老苏的同乡好友，非常欣赏苏轼这个晚辈。熙宁年间，诏举谏官，首即推荐苏轼可当此选，再举孔文仲为贤良。两遭压抑，范镇上疏力争，不报，他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坚请致仕，多年来一直家居许昌，不再闻问政事。
元祐初，天下人皆以为司马光和范镇一定会同时出山的，朝廷也竭尽礼遇地征召这位国家的元老。但是范镇说：“我六十三岁致仕，是因老退休（宋称引年），而七十九岁再来，岂合于礼。”坚决辞谢。 80
从前，苏轼得罪下御史台狱时，主持者正在多方搜索苏轼与人往来的文书，作为罗织的资料，人人怕得不敢说话，范镇却不顾一切，上书神宗，竭力保救。谣传苏轼在黄州死了，他便掩袂大恸，要立刻派人恤慰他的家属。……苏轼本以为这次可以同在京师相聚了，不料他初则坚卧不起，现在则又忽尔薨逝。追念两世深交和深切的知遇之感，苏轼决心要为蜀公志墓，以践宿诺，无如在京时，乌烟瘴气里，静不下心来写这篇大文章，心里总是不安。
李廌来说：范蜀公将薨前数日，“须发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苏轼说：“蜀公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所以发于外者，才能如此。” 81
苏轼不肯如韩愈一样，随便为人写“谀墓文字”的。元祐中，朝廷敕令苏轼撰《赵清献公（瞻）神道碑》，他复奏道：“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因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此是苏轼自负的地方，尝言：“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那是富弼、司马光、赵瞻、范镇和张方平，其中赵清献公一碑还是辞谢不了，勉强写的。
现在，他在南都静住了快一个月，一面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聊聊天，一面专心撰述范蜀公的墓志铭，这两老都是最早识拔苏氏兄弟的前辈。
在此期间，受他荐举以布衣而为徐州教授的陈师道（履常，一字无己）邀同王子安要到南都来看他，先向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觉请假，莘老不许，陈便托疾私行。这是违背官常禁例的行为，但是师道不顾这些。
两人晤叙甚欢，苏轼行时，他又一直陪他坐船到宿州，本来打算送到灵壁，因为部役沂上，不便再送，遂在宿州分手。船上，这位后来开江西诗派的大诗人作诗呈轼曰：
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
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
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
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 82
后来师道已除太学博士，便遭言官弹劾，指责他违法越境访苏，再出为颍州教授，依然做他那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
苏轼泛江而下，渡淮河，过山阳，至浙西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润州太守黄履远来迎迓。黄履于元丰年间为御史中丞，是审理诗狱案的群凶之一。那个时候，他是高坐堂上的问官，苏轼是觳觫堂下的罪囚，深文周纳，必欲置之死地的人，现在却毫不在乎地堆满一脸笑容，鹄立江边。苏轼心里明白，这是因为浙西路管辖六州，以钱塘、扬子二江为界，润州在杭州所部中，既是他的顶头上司，怎能不恪恭伺候？小人趋炎附势，无耻竟至如此。
至润州，更料想不到当年第一个举发苏轼诗中意存谤讪的沈括（存中），目前闲废在润，他亦往来迎谒甚恭。苏轼觉得这真何苦，心里更加厌薄其人。
既至润州，立即往访金山寺的了元禅师。这和尚，前年（元祐二年）已得朝廷敕封“佛印”的师号。
当他悄悄来到金山寺，佛印正高坐堂上，为大众僧侣说经，苏轼直趋座前，佛印见到，戏言道：“学士何来？此间无你坐处。”
“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
“山僧有一转语，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请留以镇山门。”苏轼便将玉带解下，置于几上。于是，佛印朗吟道：
“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
苏轼不及应答，佛印便急呼侍者：“收此玉带，永镇山门。”
两人相对大笑，佛印并以衲裙一条回赠。以苏轼的捷才，还是输给了禅门的机锋，所以次韵诗有这样的话：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机锋。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五灯会元》载此事：“东坡居士作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或为事后所作，无补于胜败，聊记于此。
了元之得赐号“佛印”，因为元祐二年间，高丽和尚法名“义天”者，航海至明州，疏请遍谒中国丛林，问法受道。据传，义天本是高丽国的王爷，诏令朝奉郎杨杰为馆伴。所至吴中各寺，都以王臣之礼来接待。到金山寺求见了元，了元却坐在禅床上直受义天的大拜，馆伴杨杰大惊，问故于了元，和尚说：“义天既已出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异邦的和尚，丛林规矩如此，不能为他改变。”朝廷认为了元颇识大体，赐号“佛印”。 83
据《金山志》：了元佛印禅师，字觉老，饶州浮梁林氏子，出家，遍参禅宗名僧庐山圆通寺的居讷禅师等；先住江州承天寺，继迁淮上斗方寺，庐山的开先和归宗寺；与苏轼结交是苏在黄州，他住持归宗的时候，苏曾赠他怪石供；后即住持金山、焦山；出家四十年，缙绅多与之游，名动朝野，曾蒙神宗赐予高丽磨衲金钵。他是一个极有地位的禅师，据释惠洪《冷斋夜话》所记，亲见元公出山时驺从之盛，说：“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聚观，喧吠鸡犬。”岂是传说中的酒食和尚？宋朝的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个特殊阶级，虽然不是贵族，却是贵族的高级附庸。
明人把佛印、东坡和杭伎琴操扯在一起，造作许多故事。其实苏轼第一次在杭州，尚未认识佛印；第二次在杭州的两年间，佛印在金山，亦从无来游西湖的文献可征。说故事的人把一僧一俗一名伎凑成一组，人物本身就已非常富有传奇性了，何况以一个和尚或一个伎女的才情，就能打倒天下的大文豪，给人一种痛快的发泄，如此而已。
旅程中，路过湖州，“伤心旧地，罪官重来”。苏轼心里，不免有无限的感慨。但他这些年来，饱经风霜，祸福兴衰，只把它当作过眼云烟，再也不愿重提那些旧事。
只是吴兴有几个后辈，开筵欢宴这位前辈先生。他们是故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妻舅福建路运使张仲谋、福建转运判官曹辅（子方）、以左藏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景文），临濮县主簿、监在杭商税的苏坚（伯固）和杭人张弼（秉道）等，主客共是六人，相与欢谈剧饮，非常高兴。
席间，苏轼说起十五年前（即熙宁七年），他自杭州通判移守高密，与杨绘（元素）同舟，张先（子野）、陈舜俞（令举）也要一同去访时知湖州的李常（公择），他们一共五人，后来又有刘述（孝叔）参加进来，同游松江。夜半日出，置酒垂虹亭上，当时，除出词人张子野已经八五高龄外，其余的人都在壮年，闹酒的兴致很好，有人喝得烂醉如泥。子野即席作了一阕《定风波》小令，末章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 那样的话。
这次会后，六人重聚不易，苏轼时常怀想。元丰四年在黄州听人传说松江桥亭已被海水冲坍，他还感慨：“追思曩时，真一梦耳。”不料再过八年的今日，六客中的五人都已死亡，只剩苏轼一人尚在人间，寿命无常，人生如寄，那时候年纪最轻的他，现在代替了张子野的位置，做了座中的老人星了，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凉。
张仲谋请作《后六客词》，苏轼便写了如下这阕《定风波》：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配月独凄凉。
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啸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84
其时，消息传来，范纯仁为了反对将蔡确流放岭外，被言官围剿，指为蔡确之党，力求罢相，出知颍昌府。苏轼听到此讯，不寒而栗，恍然有幸已逋逃之感。所幸杭州已经很近，只望西湖的山光水色，能够冲淡他“风雨京华”四年中一切痛苦的回忆。
1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2 〔宋〕费衮：《梁溪漫志》。
3 〔宋〕李廌：《师友谈记》。
7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8 〔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
10 〔宋〕苏轼：《东坡志林》。
12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有所谓“一祖三宗”者，一祖为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13 《山谷外集》六十，史容注引《王立之诗话》。
15 〔宋〕李廌：《师友谈记》。
16 〔宋〕赵令畤：《侯鲭录》。
17 〔宋〕苏轼：《东坡志林》。
19 〔宋〕米芾：《海岳名言》。
21 语见《何氏语林》，其时想在西师生擒番将青宜结鬼章槛送京师时，故有此语。
22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
23 〔宋〕陆游：《入蜀记》。
24 阮者，乐器名。《旧唐书·元行冲传》：“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令易以木而弦之，其声清亮，乐家遂谓之阮咸。”
26 〔宋〕邵博：《闻见后录》。
28 〔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31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又杨万里《诚斋诗话》。
32 唐庚《唐子西语录》：“东坡居士作《病鹤》诗，自写‘三尺长胫瘦躯’，缺其一字，使任德翁（伯两）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
3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4 〔宋〕俞文豹：《吹剑录》。
35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36 编者注：考《苏轼集》，应为《与毛维瞻》。
37 〔宋〕黄庭坚：《山谷集》。
38 本集：《书唐（坰）氏六家书后》。
39 〔宋〕苏轼：《东坡志林》。
41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赵令畤《侯鲭录》略同。
42 〔宋〕赵令畤：《侯鲭录》。
43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44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45 〔宋〕赵令畤：《侯鲭录》。
46 佚名：《道山清话》。
47 〔宋〕赵令畤：《侯鲭录》。
48 〔宋〕苏过：《斜川集·书先公字后》。
49 本集：《四菩萨阁记》。
50 〔宋〕苏轼：《东坡志林》。
51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52 〔德〕莱辛：《拉奥孔》（Laoccon ），论绘画与诗的界限。
55 〔宋〕何薳：《春渚纪闻》。
56 释德洪《石门文字禅》：题东坡画应身弥勒。
58 〔宋〕晁补之：《鸡肋集》。
59 〔元〕王沂：《竹亭集》。
60 〔元〕王沂：《竹亭集》。
61 本集：《书庞安常见遗廷珪墨》。
62 〔元〕陆友：《墨史》。
64 〔宋〕赵令畤：《侯鲭录》。
65 本集：《记夺鲁直墨》。
66 〔宋〕苏轼：《东坡志林》。
67 〔宋〕赵令畤：《侯鲭录》。
68 〔宋〕赵令畤：《侯鲭录》。
69 〔宋〕邵博：《闻见后录》。
70 〔宋〕何薳：《春渚纪闻》。
72 〔宋〕邵博：《闻见后录》。
73 〔宋〕赵令畤：《侯鲭录》。
75 范公偁《过庭录》：“丁石与刘挚同里发贡。后失途流落教坊，艺名丁仙现（又曰线见），亦才子也。”叶梦得《避暑录话》曰：“仙现非为优戏，则貌俨然士大夫。”
76 〔宋〕李廌：《师友谈记》。
78 〔宋〕赵令畤：《侯鲭录》。
79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80 〔宋〕邵博：《邵氏闻见录》。
81 〔宋〕朱弁：《曲洧旧闻》。
82 〔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录》。
83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84 末句设想甚巧，正面是为“谈锋之健”设例，当指曹操与刘备（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苏张则指苏秦、张仪。实则为与后六客的姓氏相合，喻曹辅、刘景文、苏坚、苏轼、张仲谋、张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