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始作俑者——沈括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人，博学善文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不通晓，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有张衡后，他是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
虽然是科学史上成就极大的学者，但在那个时代，士非从政，即无其他出路，而他在现实政治里所表现的角色，却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与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极大的关系。沈括家贫，迟至三十一岁才中进士，自入仕途，即被冠盖荣华所眩惑，使他热衷利禄，竭力营谋进用。
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沈括也曾参与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当时，王安石权势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安石初亦相当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将行时，神宗有意委任沈括专主其事，而安石对曰：“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熙宁六年（1073），沈括才开始得意起来，先是入馆阁，为集贤校理，奉诏详定三司令敕，继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口衔天宪，出为钦差大臣了。
陛辞请训时，神宗面论中，有道：“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交往论旧，非常热络。将去，要求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留为纪念，这也是朋友间的常事，苏轼也不疑有他，就写了送他。
其实，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神宗的殿论，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了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 1
神宗置之不问，但是满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诉苏轼。苏轼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倒在写给刘恕的信上，自嘲道：“不忧进了也。”意思是不愁没有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这出把戏，经过五六年，一直没事。不料元丰二年，李定、舒亶等人媒孽诬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从沈括学的。苏辙为兄下狱所上书中提到：“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指的就是他，所以说，乌台诗狱案的始作俑者，实是沈括。
王安石二次罢相，举吴充自代。这时候，沈括官已升至掌理全国财政的三司使，他要走新相国的门路，又看出吴充的作风，事事欲与荆公为异，就秘密条陈常平役法不便诸端，献与吴充，吴便袖在衣筒里，密呈神宗。
事为御史知杂事的蔡确所闻，上疏言：
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可信。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
疏入，神宗甚恶沈括的反复无常，落翰林学士，以本官贬宣州。 2
所以，乌台诗狱发生时，沈括已不在京师。
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进谢上表。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不料这篇表文，也会惹祸。
二 被台谏围剿
宋朝的谏官制度，与唐代不同。唐代的谏官，隶于门下省，辖属宰相，所以常为宰相执言，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宋初，为防大臣专擅，产生侵主的权臣，所以定制谏官皆由皇帝亲自选擢，不得由宰相荐举，于是台谏的地位，就超然独立，越出执政之外，同时畀以重权，不但有权纠绳大臣，并且可以随时弹劾执政。
朝廷更许谏臣“风闻言事”，说错话可以不负言责，这固然是皇帝欲依谏官为耳目口舌，鼓励言论的方法，但使台谏的权势，变成毫无统驭的野马。苏轼从前上皇帝书中，就曾说过：“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不料今日，竟然身被其祸。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台谏官的人选，就非常重要，必须个个都是公忠体国之士，否则，如轻付小人以凌驾执政的地位和权力，他如滥用权力，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神宗确然是个勇于有为的英王，后世史家批评他尚义而好名，本来这也不是大缺点，问题出在他只知要维护尊重舆论的立场，而不深察言事官党争的私心和奔竞利禄的私欲。他接受了台谏们的“控”状，还以为不过找苏轼来问个明白而已，并不觉得事情有那么严重，后来才觉察到台谏们是有计划的结伙陷害，而苏轼实陷冤诬，再图救赎，但这场出死入生的文字狱，却已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专政十余年的王安石已经黯然离京，吕惠卿阴谋败露，一时决难再起；帝以吴充为相，不过地位中立；王珪是个乡愿式的老官僚，虽然竭诚拥护新政，依附安石，但其政治上的声望地位，实不足以领导群伦，能力上也不太能够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他们虽然接下了荆公所遗的重担，但却显得十分吃力。
另一方面，天下所瞩目的“真相”，却在洛阳，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时雨，是妇孺皆知的司马光。
万一有一天，神宗觉得无人能为国家做事，念头一转，真让司马复出的话，以他那种只一不二的脾气，这批由王安石选拔出来的“新进”，连现有的禄位都不保了，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
何况王珪侥幸登上相位，急需干部，所以李定等人就攘臂而起，愿为打手。
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闭户著书，绝口不谈国事，没有办法议论他；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讥讪朝政”的老药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杀鸡儆猴。于是，倒霉的苏轼，祸从天降，就做了新旧政争中的“代罪羔羊”。
他们又以集体围剿的方式，使尚义而好名的神宗无法回护。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继起者，亦为监察御史里行的舒亶，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这一段冒头，显与何正臣互为呼应，其下正文，则独选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苏轼于“大不敬”的杀头之罪，用心非常狠毒，文略曰：
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忘解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布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
伏望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以上两件，神宗批交中书复议。
舒亶，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初为县尉，坐手杀人罪，已被停废多年。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 3
舒亶得张商英的推荐，始从废籍中钻出头来，重入仕途，办了苏轼诗狱案后，他就得意起来，接了张璪知谏院的后任。其时，商英为中书检正，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之的课业，送请察看，总不外是私人之间请托的小事。谁知他翻脸无情，立即上章举发，曰：“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将各件缴进。”商英因此降为馆阁校勘，监江宁酒。
舒亶之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为士大夫所不齿，非仅苏轼一案。
其间，有个国子博士李宜之，初得提举淮东常平，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奏状说：
昨任提举淮东常平，过宿州灵壁镇，有张硕秀才称：苏轼与本家撰《灵壁张氏园亭记》，内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以乱取士之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显涉讥讽，乞赐根勘。
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的压轴戏，七月二日上札言苏轼有可废之罪四，略曰：
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古人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矣，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此三可废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取进止。
李定这件札子，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是皇帝陛下，极富挑拨性，神宗当时也不免被激怒了，要勘问一个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此事原不重大，但竟掀起政海风波，无他，借李定以攻击王安石，他做了党争的箭靶而已。 4
苏轼与李定初无个人嫌怨，有人以为轼作贺朱寿昌得母诗，有“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句，是暗讽李定，今为报复。其实，以当时朝士作诗称美寿昌者之多，岂仅苏轼一人，即此一言，亦非“必欲置之死地”的深仇，而今李定如此狠毒，无他，以苏轼为党争的箭靶，意在司马光而已。
御史台奉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这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是进士同年。轼任凤翔签判时，张已先在凤翔为法曹，曾为同事，当他离职时，苏轼还作过一篇《稼说》赠行，与共勖勉。
谁知这位同年，素性奸邪，往往以危机陷人。这些年来，在京城十分活跃，初奉王安石，旋附吕惠卿，又与舒亶深交，数兴大狱。轼案发生时，他已位居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甚得右相王珪的倚重。奉派这个差使，正是他表功的机会，遂与李定联手，杂治狱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了。
他因王珪的竭力援引，元丰四五年间，就当上了参知政事、中书侍郎，俨然执政矣，其后跟着朝局转变，党章惇，谄蔡确，无往不利。王文诰说：“数人之性不同，而璪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以这样一个奇才，掌握典宪大权，苏轼的性命，岂不危乎殆哉!
李定奏请先罢苏轼知湖州的现职，并请差员“追摄”（追捕），神宗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马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罢湖州的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于是，就派了太常博士皇甫僎（遵）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
三 追捕
苏轼到湖州任，是五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即被御史台所派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不过两个月又八天。
七月初七那一天，秋阳杲杲，天朗气清，苏轼趁此大太阳，在家曝晒书画，无意间看到亡友文同送他的那幅双钩着色的“偃竹图”，追念昔游，忽尔人天永隔，不禁悲从中来，废卷而失声痛哭。殊不知这两个月间，京中群小已经编织好一重天罗地网，即将迎头罩来，此日之悲，也许就是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灾祸的先谶。
御史台将要派人赴湖州逮捕苏轼，在京的王诜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一干仆赴南都通知苏辙，苏辙即派人往湖州告知老兄，让他有个准备。不料皇甫僎带了一个儿子，两个台卒，倍道疾驰，其行如飞，追赶不及。幸而到润州时，他的儿子病了，求医诊治，耽搁了半天，苏辙派的人才能比他先到一步。但只为此，王诜在本案中落了一个“泄漏密命”的罪名，成了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人犯，他若不是驸马，恐亦难免牢狱之灾了。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突然闯进州衙来了。是日，苏轼先已在告（假），通判祖无颇权代州事。皇甫僎径入州厅，穿着靴袍，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全衙人心惶恐，以为将有不测的大祸，立刻就要爆发。
苏轼是个书生，从未见过这等阵仗，惶恐不敢出见，与祖无颇商量，该怎么办。无颇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
苏轼问：“该当穿什么衣服出见？”自以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无颇说：“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罪名，当然仍穿官服出见。”
于是，苏轼也穿了靴袍，秉笏与皇甫僎对立庭下，祖无颇及职官都戴小帻，列于苏轼身后。
看到这两个台卒的衣服里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装模作样，许久，都不开口说话，人心更加疑惧，逼得苏轼只好开口问道：
“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至此，皇甫僎才说：“不至如此。”
无颇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状）？”
皇甫僎问：“你是什么人？”
“无颇是权州。”
皇甫乃命台卒从怀中取出，原来只是“台牒”，交给了祖无颇。
打开台牒来看，不过是寻常的追摄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随即催促苏轼速行，两个台卒走过来，将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出门。 5
一说：“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郡人为涕泣。” 6
不论哪一说对，祖无颇所目击的，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王夫人得讯，急忙追赶出来，家人号泣相随，苏轼无话可说，突然想起前在洛阳，听李简夫讲过一个故事：
从前真宗东封还都，沿途访寻天下隐士，知有杞人杨朴，就请他来朝相见。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只有臣妻一首：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皇上大笑，放他还山。
这故事，王夫人是听说过的，所以轼就顾谓老妻道：“你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吗？”
王夫人凄然失笑，苏轼就此快步出门，只有长子苏迈一人，徒步相随。 7
这时候，州衙内外，都被皇甫僎所故意营造的恐怖气氛所笼罩，权州事祖无颇都畏避一边，不敢相送，亲戚朋友都惊吓得倏时星散，只有王适、王遹两兄弟不去，一直送出郊外，劝慰苏轼道：“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
他们回去后，就帮忙苏家整顿行李，将苏轼一家二十余口，送往南都苏辙家寄寓。
同僚中，只有掌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秘书主任）陈师锡，赶来饯别，并且帮忙安辑苏轼的家眷。师锡字伯修，建安人，少游太学，颇有文名。元祐朝，苏轼三上章荐其学术、德行、文章。李之仪论其为人曰：“特表见于东坡老人赴狱之际，天下识与不识，已想见其人。”即指此日之事。
皇甫僎奉命追取苏轼，曾以安全理由，请于途中每夜所至之处，将人犯送往当地官署寄监，竟如押解江洋大盗一样。此议，神宗不许，以为只是根究吟诗的事情，不消如此。 8
苏轼被置舟中，船行至太湖鲈乡亭下，停舟修舵。这一晚，风涛倾倒，月明如昼，苏轼独自沉思，如此仓卒间被拉而去，祸不可测，将来发下审理，一定会连累很多亲朋好友，不如现在闭上眼睛，纵身入水，顷刻之间，可以一了百了。心里这样暗自打算，但是前后左右，吏卒监守严密，苦无脱身机会。至扬子江边，苏轼趁渡江上落的机会，便欲投江自杀，但是仍被监守的吏卒拉住，从此将这钦犯，看守得更紧，苏轼求死亦已不能。
鲜于侁，时为扬州太守，苏轼这件案子发生时，就有人劝他将与苏轼往来文字，即速烧掉，以免后患，子骏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八月初，苏轼解至扬州，侁独求见一面，但为台吏所拒，惘惘而归。
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友人杜介家纸窗竹屋，清静萧散，自己则已成了罪犯，真有天上地下之别，不禁生出无限的羡慕。后在黄州，《与杜几先》云：
八月初，就逮过扬，路由天长，过平山堂下，隔墙见君家纸窗竹屋依然。想见君黄冠草履于药墟棋局间，而鄙夫方在缧绁，未知死生。慨然羡慕，何止霄汉。
行至宿州，得御史台的命令，要所在州郡，搜索苏家。其时他家眷口，已在赴南都的船上，州郡官望风承旨，居然派遣大批吏卒坐船追赶，中途将王夫人等的船只拦截之后，团团围住，细细搜索。苏轼于黄州《上文潞公书》中说：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皆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始入台狱。
四 勘问
苏轼在御史台狱，被关在“知杂南庑”一个独居的囚房里。这囚房，非常狭窄而且阴暗，据他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这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死生莫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要人坐罪，需有证据，要兴大狱，需先掌握丰富的资料，所以御史台人，在这方面，做了甚多努力。何正臣随状缴进了坊间出售的木版印本，舒亶所缴进的是“印行四册”，另又检会送到题名“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全册”，这三种都是市上的通行刊本。其余，散落在有关人士手上，尚未刊印的，一定还有很多，不能遗漏，所以御史台复行文州郡，收取境内苏轼所遗诗文，如诗集自注说：“仆顷以诗得罪，有司移（文）杭取境内所留诗，杭州供数百首，谓之诗帐。”即是一例。
如此大力搜索，然后一条一条取来勘问，堂下的罪人，自然有避讳的，也有遗忘的，就三番四覆地寻根究底，逼得你非承认他们的曲解，否则就没个完结。
苏轼八月十八入狱，二十日开始问案，苏轼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勘状指责他“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于是御史台就移文有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向各关系人问证。在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有何人敢于隐讳，即使片言只纸，也都一一缴纳。兹就勘状中所说的，举二事为例。
关于王诜部分，据说苏轼曾将“开运盐河诗”寄与王诜，起初隐讳不答，于是他们就委任其他人员向王诜问证，王诜不敢隐瞒，就将此诗缴出，为此一诗，苏轼于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间，被足足问了五天，“方具实招”。
如寄黄庭坚诗、书信及祭文同文，问官根据目录查询，认为苏轼口供，“其间有隐讳未尽”，就行文北京留守司向黄庭坚取问、根验，弄到苏轼手书原件，当堂叫苏轼自认，然后轼方“尽行供认”。诗中苏轼自比为道旁苦李，以无用自全。祭文中“道之难行，哀我无徒。岂无友朋，逝莫告予”。都被勘证是谤讪朝政的证据。
苏轼在杭州时，八月十五观钱塘潮，在安济亭上题有一诗：“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取到了，苏轼在台供称是说盐法为害，而他们则判认为讥讽皇上好兴水利，而事不可成。唯有指他“谤讪君上”，才能将他陷入“大逆不道”的死罪中去。状称“逐次隐讳不说情实”，足足问了两天，“再勘方招”。
勘查“司马光独乐园”诗，指苏轼前供，“不合虚称无有讥讽，再勘方招”。而御史老爷认定：四海苍生希望司马执政、陶冶天下，即是讥讽现在执政者，不得其人；又说司马光反对新法，与苏轼意思相合，所以他说新法不便，朝廷终当起用司马，希望不要如此喑哑不言，要如以前一样起来攻击。这段解释，煞费苦心，充满强烈的挑拨性，不但要使苏轼坐罪，且欲激怒皇上和宰辅，把司马光也拉扯出来。
如“送范镇往西京”诗“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说苏轼意在讽刺今时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暗于事理，以进为荣，以退为辱。又说“言深听者寒”是赞扬范镇昔日反对新法的激烈言论，使听者恐惧，蓄意鼓励反动，这也是想把范镇一起拉出来的一个伏笔。
像这样一条一条的勘问笔录，都辑录在南宋人编印的《乌台诗案》一书中，其第一部分举名条录者，有王诜、王巩、李清臣、章传、周邠、苏辙六人，共六项，其余杂举三十余条，多不胜举，详见《施注苏诗》每诗的注中。
以苏轼写作的丰富，像这样一字一句、追根究底地勘问，为日不足，继以夜审，只差当时还没有的探照灯外，简直就是“疲劳审问”，任你铜筋铁骨，到头来只有一概招认，苏轼能不精神崩溃，还幸是天赋独厚！
而且，这批忠贞无比的台官们，技不止此，你若不认，他们还要大声辱骂，甚至扑打，用来逼供。这是苏颂传说下来的。其时，苏子容为开封府尹，治陈世儒狱，言官们诬为宽纵，是年秋，亦自濠州逮赴台狱，尝自赋诗十四篇，诗前有序曰：
子瞻先已被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
所以声息尽闻，整夜听到隔墙拷问逼供的吵闹，诗曰：“遥怜北户吴兴（湖州）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9
硬的不肯就范，还有软的“诱供”，同时人的孙升传说：
子瞻得罪时，有朝士卖一诗策，内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狱。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论，谓苏曰：“学士素有名节，何不与他招了。”轼曰：“轼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 10
在此酷虐的勘问阶段，李定是奉诏的主审之一，以为像苏轼这样的人物，今也落入我手，不禁气焰万丈，飞扬跋扈起来，盈廷朝士，都不敢问及此案，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李奉世告诉王巩道：有一天，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门外，大伙儿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员道：“苏轼确是奇才！”
别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他自言自语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11
语毕，他独自叹息久之，空气非常凝重，众皆默不作声。
五 审理
御史台根勘所就其两个月间酷烈的勘问后，作成“勘状”，性质类似现在司法检察机关的起诉书。首先记录苏轼的五代和仕历，历官的举主。再记述苏轼任凤翔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任杭州通判日，不举驳王文敏盗官钱，官员公按，罚铜八斤等两次过失记录外，别无前科。
宋制，一般罪犯，只问三代，而苏轼一进台狱，首即讯问五代，并问有无誓书铁券 12 ，只有死囚才如此问法，他们显然是故意恐吓。被捕前，皇甫僎的态度也是如此，可见是有计划这样做的。
论苏轼的犯罪动机与目的，则曰：“登科后，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乌台诗案》）换句现代话来说，则是替他安上了一个“写作并传播反国谋叛的语言文字”的罪名，其责不轻。
其次，列举与苏轼相识的张方平、王诜、司马光、范镇等二十四人，认为“其人等与轼意相同，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而这些人收受苏轼的讥讽文字，又不申缴有司官署，也该一并问罪。
最有趣的是状内详细叙述王诜与苏轼往来的事实，如王诜累次送酒食茶果与苏轼，又送弓一张、箭十支、包指十个，苏轼托王诜令人裱背画幅三十六轴，没有付钱；苏轼赴杭州通判任，王诜送他茶、药、纸、笔、墨、砚、鲨鱼皮、紫茸毡、翠藤簟等；如赴徐州任时，送他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都一一详列如清账，都是罪状。苏轼为嫁甥女，向王诜借钱二百贯，后又续借一百贯，自后未曾归还；又苏轼代相知僧人，托王诜代求师号、紫衣、祠部度牒等，也全列入罪状之内。
其实，他们预定王诜为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号打击目标，只因没有可以罗织的材料，就堆砌了一车废话，说明一点：与苏轼交往亲密，即是“罪行”。
如勘状引王巩言：“真宗时，朝里尊礼杨大年，时人称之。今王诜尊礼子瞻，亦同大年。”这也是苏轼遭人嫉视的原因之一。
王诜从前因赵世居谋叛案被牵涉案内，也曾登殿应讯，问完话，他向神宗抱怨道：“今后不敢与人往还了。”皇上论曰：“如温良之士大夫，往还亦自无害。”
苏轼后来听说，曾取笑王诜道：“次第自家是不温良的也。”原来他又误交了不温良的苏轼。
与王巩关涉的，乌台诗案只能举出王巩至徐州访苏时，带来张方平诗稿一卷，封面题作《乐全堂杂咏》，苏轼题诗卷末被指为以荒林废沼比朝廷新法，致有人物衰谢，风俗虚浮之叹，皆是胡牵乱扯。本来亦不关巩事，但后来处分，王巩得罪独重，远贬广南，盖因他们原想打击张方平，而方平三朝元老，敢做敢说，不是一个好惹的人，所以就将他的女婿王巩，做了代罪的羔羊。北宋政事的混乱与腐败，至熙丰之世，处处暴露无遗。
李清臣奉差编修国史，苏轼赋诗赠行，有“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谓苏轼于仁宗时，曾进史论二十五首，指他妄以贾谊自比，意欲清臣于史中著载其事。
与苏辙诗，举“至今天下事，去莫如子猛”，称其辞卸制置条例司职务之勇决；又“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说自己才力不胜，也都是“谤讪”或“讥讽”。
赠孙觉诗“若对青山谈世事，直须举白便浮君”，指苏轼叫人莫谈国事，亦成罪状，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诛心曲解，何所不至。
他如与章传、刘述、周邠、刘攽、李常、僧道潜（参寥）、陈襄、刘恕、曾巩诸人唱和之作，送钱藻、蔡冠卿，扬州赠刘挚、孙洙诗，为僧居则作《大悲阁记》，为王巩作《三槐堂记》，为王安上作《公堂记》，作《灵壁张氏园记》《后杞菊赋》等，说苏轼俱已招认，“有此罪愆，甘服朝典”，云云。
苏轼在狱中，日被群小肆意虐侮，又遭那么残酷的勘问，自问决不能堪。一说，他曾将常服的青金丹，埋藏土内，以备有一天必须死时，则一次服下，足可自杀。
有一狱卒，叫梁成，极富仁心，苏轼日常生活，他都非常帮忙。苏轼有寝前洗脚的习惯，梁成每天夜里都为苏轼烧壶热水。苏轼看他诚恳，托他道：“轼必死，有老弟在外，我写成两诗，托你送给他，以当诀别。”梁成安慰他道：“学士必不致如此。”轼说：“假使我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能送到，则死不瞑目矣。”
梁成就慨然接了下来。 13
那两首诗，冠以长题曰：“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入狱后，杭州父老感念这个好官，为作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苏轼深受感动，自以为生不能再至杭州，希望死后能够葬在西湖山上。
梁成将此二诗，秘藏枕内，到苏轼出狱时，送还说：“还学士此诗。”苏轼抱头伏案，自不忍读。
苏轼在台狱，受尽折磨，熬过两个月，总算勘问审理完毕，御史台于十月上旬，撰成勘状，奏请皇帝批示。
六 论救
苏轼被逮赴狱，苏辙即上书皇帝，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通篇文字，非常谨慎，但情实融会，很能使人感动，真是《栾城集》中上乘之作。其大要曰：
……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不可救止。
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在京的朋友，以吏部侍郎致仕的范镇，得讯最早，御史台也知道他和苏轼之间关系非常亲密，以为必可从他那里得到许多资料，首先向他索取往来文字。来势汹汹，急如星火，景仁不顾一切，上书皇帝论救，他家子弟怕这老人会被连累，竭力劝止，他都不肯，可惜书稿没有留传。
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于苏轼被解送过南都后，也立即上疏皇帝，虽“僭越上言，自甘鼎钺”，也要老不忘国，论救苏轼，其辞略曰：
……早尝识其为人，起自远方孤生，遭遇圣明之世。然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由是材誉益著。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缺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而尤轼狂易轻发之性，今其得罪，必缘故态。但陛下于天下生灵，如天覆地载，无不化育，于一苏轼，岂所好恶。……
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谪，敢不甘心。……
方平撰写此疏，原欲附在京递的公文中一并进呈，而府官不敢承受，就叫他的儿子张恕亲赴京城向登闻鼓院投进。不料这位相公，愚而且懦，到得鼓院门前，徘徊瞻顾，畏缩不前，终于未曾呈进。后来，马永卿传其事曰：
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无用处。元丰二年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张安道在南京，愤然上疏，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东坡出狱，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或问其故，子由曰：独不见郑崇之救盖宽饶乎？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时急欲救之，故为此言耳。
仆（永卿）曰：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先生（安世）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14
当时的情势是言官代表舆论，媒孽于下，皇上要做个尊重舆论的明主，不敢置之不理，只好诏令勘问。案狱既兴，就险不可测，凡与苏轼平日交好的朋友，个个都怀着“株连入案”的恐惧。除了退休的范镇、张方平外，谁还敢出头讲话？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士大夫中到底还有“仗义执言”的少数，当朝的左相吴充，即是其一。
据传，有一天，吴充问皇上说：“魏武帝何如人？”
皇上曰：“何足道。”
“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神宗惊曰：“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而已，行将放出也。” 15
吴充这番话，说得非常有技巧。名士，代表一个国家知识文化的巅峰，倘如皇帝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放言高论也不能容忍，竟至滥使政治权力而杀士的话，则后世的批评将是如何，不言可喻。这顶帽子比“尊重舆论”还要大，难怪神宗要大吃一惊了。
王安石的几个弟弟，都是很有学问的。安礼，字和甫，为人非常豪爽，也稍有点玩世不恭，从来不怕什么。苏轼祸作时，他为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日与皇上接近，李定就怕他说话，先曾警告他道：“苏轼那么锐利地讥议新法，反对的是你家大哥，你可别说话。”安礼根本不理睬他，一日，对神宗非常率直地进谏道：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以为爵禄可以立取，但自来碌碌如此，心里不免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帝曰：“朕本来不欲深谴，将为卿赦之。但去，勿泄漏此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官们要为此加害于你。” 16
此外，苏轼的最大救星，是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
苏轼陷狱之初，太皇太后已在病中，接连几日，看到皇上神色颇不愉快的样子，便问：“官家何事数日不怿？”
“更张数事，皆未能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甚至形于文字。”
“莫非就是轼、辙兄弟？吾尝记仁宗皇帝当年策试完毕后，回到宫来，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虽我老矣，已不及用，朕将留遗后人。” 17
太皇太后问这二人现在何处，皇上对以苏轼现方系狱，曹太后说：“以作诗系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攈至于诗，其过甚微，吾已病矣，不可再有冤滥，致伤中和。”说着，这病中的老太太流下泪来。
神宗天性纯孝，事两宫，晨昏定省，必恭必谨。听了太皇太后的话，心中一震，一边恭答道：“谨受教。”一边也流下泪来。
十月间，太皇太后的病势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 18
十月十五日，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药”，降诏：“死罪囚流以下，一律开释。”
在狱中的苏轼听得这个消息，恍如黑室中透进一线曙光，作诗曰：“汉宫自种三生福，楚客还招九死魂。”但是，即使真能生出狱门，“纵有锄犁及田亩，已无面目见丘园”，仍是不知如何是好。
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光献曹氏崩逝，苏轼以罪人不许服丧，“欲哭则不敢，欲泣则不可”，故作挽词两首，其第二章自维身世，非常沉痛。如曰：
未报山陵国士知，绕林松柏已猗猗。
一声恸哭犹无所，万世酬恩更有时。
梦里天衢隘云仗，人间雨泪变彤帷。
关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
勘问已毕，苏轼在狱中，日对四壁枯坐，偶得望见铁窗外杂植的榆树、槐树和竹、柏，默默苦吟，以遣时日。咏榆曰：“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咏竹曰：“萧然风雪意，百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诗中对于身受的冤酷，毫无怨怒之意，认为只要立身坚强正直，任何摧残打击，都会过去，他是那么坚忍不拔地坐待春风之至。唯有高槐树上哀鸣的寒鸦，不免给他带来惊心的凄楚，咏槐诗曰：“栖鸦寒不去，哀叫饥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
牢狱，固然有生命被强制停滞的悲哀，但是贫穷本身却是更大的罪恶，破巢之下，一家老幼的饥寒，茫茫来日，不堪设想。夜间，听着树上的饥鸦，声声聒噪，心寒的苏轼，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七 定谳
御史台勘状奏上后，十月十五日奉御批：“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讪政事者，该取会问验看若干人，闻奏。”
但是，在此同一日，因太皇太后患病，肆赦天下的诏令也发表了，假如不问死罪，苏轼至少已无生命之忧，大家松了一口气。而中书省复奏：该案内收受苏轼有讥讽文字，不申缴入司者，计有王巩等二十九人；承受无讥讽文字者，计有章传、苏舜举等四十七人。
十一月三十日结案，御史台具状申奏，神宗派遣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赴狱录问。
杭州有王复秀才，世代业医，家在候潮门外，大门前有两棵桧木，枝叶繁茂，数百年的古树，苏轼在杭时，为王复赋此诗。群小于勘状外后又搜获得此，先于台狱里，问过苏轼：“蛰龙有无讥讽？”
轼回答得非常巧妙：“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
狱吏就不敢往下再问。 19
这时候，李定、舒亶辈功败垂成，非常着急，只有再想办法激怒神宗，要把他搞到大逆不道的死罪，就不入赦免之列。于是就想用双桧诗这条新证据，由右相王珪（禹玉）于进见皇上时，忽言：“苏轼于陛下确有不臣之意。”
神宗改容道：“卿何以知之？”
王珪就举出轼作双桧诗内，有“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句为证，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神宗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章惇在旁，接口疏解道：“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
神宗也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
王珪语塞，退朝后，章惇诘问王珪道：“相公乃欲覆人家族吗？”
珪曰：“这是舒亶说的。”
章惇气愤得大嚷道：“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的吗！” 20
即此之故，苏轼非常感激章惇，后在黄州致章子厚书，有曰：“一旦有患难，无复相哀者，子厚平居遗我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与世俗异矣。”即是指此。
王珪，字禹玉，四川华阳人，一向盘踞在翰林院里，受知于英宗，掌内外制者十五年，为诗文好用金玉锦绣字样，时人讥之为“至宝丹” 21 ，而他自以为文章独步天下，不料后起的苏轼，文名掩盖了他的光彩，非常嫉视，一定不能让他出头。
政治上，他只是一个庸俗的官僚，只要高官厚禄。王安石势盛时，他就竭力逢迎他，传说有这样一个笑话：
一日，珪与安石同侍朝，有一只大虱子从安石的襦头上，爬到须上去了，皇上看到，笑了一笑，安石并不知道。
退朝后，王珪指以告安石，安石命侍从来捉它，珪说：“不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
“如何？”安石问，珪应声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 22
现在，安石退休了，他所推荐自代的吴充却事事要与他为异，所以依附王安石的这一辈丧家之犬，就群归王相国之门，他也利用他们，增进自己的政治地位，原是非常自然的情势。
诏派陈睦复审，录问无异，罪名是以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该处徒刑二年，案在大赦期中，应蒙恩赦。
这个结论，使李定、舒亶等大为着慌，于是李定再进言道：
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报上之恩。而乃怨未显用，肆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犹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轼之奸慝，今已具服，不屏之远方则乱俗，再使之从政则坏法。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
御史舒亶则已迹近疯狂，不但认为牵连入案的王诜、王巩都罪不容诛，甚至因收受讥讽文字，不申入司的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也都该杀头，其言曰：
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遗轼钱物，并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窃以轼之怨望，诋讪君父，盖虽行路，犹所讳闻。而诜恬闻轼言，不以上报，既乃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至若巩者，向连逆党，已坐废停（定国曾被牵入赵世居谋叛案，被追两官勒停）。诜于此时，同罣论议，而不自省惧，尚相关通。按诜受国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议罪，实不容诛，乞不以赦论。
又言：
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人，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邠辈，固无足论。乃若方平、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当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神宗不失为一个颇有理性的人主，对于舒亶这番狂言，极抱反感，置之不理。不过，他自来听多了毁谤苏轼的话，心中不能无疑，但他相信凡人做了错事，心里总有愧疚，不免恐惧，这种内心的罪恶感，亦必将有焦躁不安、言行失常的形迹流露于外，若能一切坦然，即是问心无愧之人。他又想，一个喜欢谤讪他人的人，身陷狱中，必多怨言，所以到了这件案狱必须决定处分时，神宗就秘密派遣一个小黄门去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
这件事太戏剧化了，不容易使人相信，但《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是根据他的父亲何去非亲耳闻于苏轼的记述，而去非又是宋代杰出的兵学家，是苏轼谈兵的好朋友，去非撰《备论》一书，也由苏轼具状进呈朝廷，这父子二人都不是编造故事的人，似乎可以信有其事。
据何去非说，元祐中苏轼出知杭州，邀去非与刘景文（景文也是武官）同游西湖，亲聆苏轼对景文道：“某今日余生，皆裕陵（神宗）之赐。”景文问其故，轼续言道：“某被逮系御史狱，审理毕，案已奏上。这一晚上，夜鼓打后，某方就寝，忽见一人排闼而入，投箧于地，就席地枕箧而卧，到了四更时分，某熟睡中，被人摇醒，他连声道：‘贺喜学士，贺喜学士！’我转侧间，问是怎么，他说：‘安心熟寝就好。’此人即匆匆挈箧而出。后来我才知道，狱案结奏后，舒亶这帮人还在皇上面前竭力攻讦，非欲置之死地不可，而皇上却并无深罪之意，秘密派遣一个小黄门来，察看某起居情状，适某熟睡，鼻息如雷，他就以所见驰报皇上，皇上顾谓左右道：‘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 23
于是，神宗就自禁中特遣冯宗道赴御史台覆按本案，归报后，即行定谳。所为处分是：
一、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二、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勒令停职）。
三、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
四、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京城，督促赴任。
五、收受有讥讽文字而不申缴官司者，二十二人，各罚铜有差（宋制，犯罪官员可纳铜赎罪）：计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刘攽、李常、孙觉、曾巩、王汾、刘挚、黄庭坚、戚秉道、吴琯、盛侨、王安上、周邠、杜子方、颜复、陈珪、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
六、收受无讥讽文字者，不罪。
苏轼于八月十八日入狱，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四个月又十二日。
据南宋诗人周必大说：元丰己未东坡所供诗案，南宋时已经有印本行世，题为《乌台诗案》。原供真迹，在靖康之变时台吏随驾携至扬州，张全真时为御史中丞，南渡后，取而藏之于家。
全真死，其子乞张丞相德远撰写墓志，割其半赠与德远为润笔。全真家余存的一半，周必大曾借来观看，全部都是苏轼亲笔所写，凡有涂改，皆一一画押于下，而每页纸幅上端，都盖有御史台的大印，是正式的公文档卷。 24
历时千年，此一档卷真迹，当然早已泯灭，即印本的《乌台诗案》，亦不易得见 25 ，而施（元之）注苏诗，逐一系于诗下注中，可以寻绎，但是宋人喜欢穿凿附会，其间杂说甚多，不见得都是真实。
不过，此案本身，原是基于曲解和罗织，故入人罪，所以如何取证，如何判断等，也就并不重要了。
元祐时，苏轼为避谤乞外，状奏平生，溯述此事的前因后果，则非常鲜明平实，引以为结。
……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议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臣得罪下狱，定等选差悍吏皇甫遵（遵通僎）如捕寇贼。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知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
1 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引王铚《元祐补录》。
4 〔宋〕魏泰：《东轩笔录》。又见《邵氏闻见录》。
8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9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12 〔宋〕朱彧：《萍洲可谈》。“誓书铁券”乃皇帝颁与功臣享受某种特权之铁契，左颁功臣，右藏内府，取券合之，推其功而赦减其罪。
13 〔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14 〔宋〕马永卿：《元城语录》。
15 〔宋〕吕本中：《杂说》。
23 〔宋〕何薳：《春渚纪闻》。
24 〔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