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客东园
熙宁十年（1077）正月，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苏轼一家冒着寒风大雪行路，将至济南，知齐州的李常，先派急足来迎，苏轼次韵答诗，有“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句。苏轼常尊公择为太白，而自比为北海牧羊的苏武，可能是酒间的玩笑话，成了惯称。
三个侄子，迟、适、远都在雪中迎候，带领他们回家，虽然苏辙去冬赴京，还没有回来，但兄弟两家，阔别多年，一朝团聚，“酒食淋漓浑舍喜”，真是无比欢庆。
苏辙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意去作一番观察，寻找活动的机会。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阴谋既完全失败，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陈州。
神宗凛于水旱失常，灾祸频仍，这时候，又有彗星出轸的异象发生，帝权虽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安石进曰：“天道茫远，未免妄诞。先王虽有官占，所言者，却还都是人事。”
神宗就盯着他道：“闻民间殊苦新法。”
“祁寒暑雨，民犹咨怨，此毋宁恤。”安石对答。
皇上显然有被蒙蔽的愤怒，诘曰：“老百姓莫非连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没有吗？”
安石碰了这个钉子，郁郁不乐，就此称病不出。但是，神宗没有其他办法，还是再三慰勉，促令复起视事。殊不知安石此时，曾、吕皆去，无人为助，只可依赖他的儿子王雱，而王雱虽有才干，到底是个狂率少年，他要彻底打击吕惠卿，却被惠卿反告一状。安石知道了，非常责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发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后，眼前情况，已与从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无可作为，屡次称病求去。到这个独子忽尔病亡，老人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力请解职，神宗知道留他无益，才命以使相判江宁府，归居金陵（今江苏南京），时在熙宁九年（1076）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头既皆罢出，帝以吴充、王珪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充，字冲卿，与王安石进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儿女亲家，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安石的提拔，熙宁间得越两制三十余辈旧人，擢为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要职；但在政治上，吴充却并不赞同安石的作为，屡次向皇上陈说新法种种不便，神宗也因为他一向中立无与，所以用以为相。
他一上台，处处要显示与安石不同。他请帝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力荐因与安石论事不协而遭贬斥的李常、程颢诸人，又稍变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将安石家兄弟间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讲了。
无论从皇帝的意向上，还是吴充的作为上来看，这都是政治上一个转变的关键。其时，苏辙适罢齐州掌书记的职务，他想捕捉这个变局开始的机会，就匆匆上京，上书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为“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今者皇天悔祸，启导圣意，易置辅相，中外踊跃，思睹宽政”，所以请求朝廷即行罢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顾虑，迟迟不决，以失天下民心云云。
苏轼不大现实，对于王安石之再度罢相，认为是一个迷信古书、不达世务的学者，出来操持实际政治，不自量力，终告失败，借《赠钱道人》诗，致其无限的悲悯：
书生苦信书，世事仍臆度。
不量力所负，轻出千钧诺。
当时一快意，事过有余怍。
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
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
静观殊可喜，脚浅犹容却。
而况钱夫子，万事初不作。
相逢更何言，无病亦无药。
政治波浪中，难得出现一个机会，在这个时机中，苏氏兄弟表现不同，苏辙是个行动者，而苏轼只是个言论家而已。
苏辙在京，寄寓郊外范镇的东园，蜀公与苏家是乡里世旧，留辙在京度岁，所以至今未回。李常邀苏轼游济南名胜——大明湖，临水设宴，举行折花盛会，公择又取出他的外甥黄庭坚一束诗文稿来，请轼指教。其时，庭坚仍在北京国子监当教授，虽然还是无缘相见，但对苏轼这位学养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层的印象。
苏轼在济南弟弟家住了个把月，日与李常纵谈剧饮，他说喝得几乎把头都浸到酒里去了。二月上旬，才离济南，苏辙出京来迎，相遇于澶濮之间的道上，自苏轼赴杭，后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见者，已经七年了。
苏轼约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陈桥驿，奉到诏告，又被改知徐州军州事。相将至京师的陈桥门，却为门官所阻，当时有旨，外官非奉诏，一律不许入国门，于是，只好同回东园，《栾城集》诗《自南京寄范景仁》，有云：
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
…………
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
…………
我兄东来自东武（密州），走马出见黄河滨。
及门却遣不得入，回顾欲去行无人。
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
…………
留连四月听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浑。
…………
苏氏兄弟在东园一住两个多月，说是为苏轼长子迈娶妇于京师，恐亦不尽为此。其时迈年十九，娶的是同乡王宜甫的女儿。当时通行早婚，苏轼也是十九岁结婚的，苏辙更早，只有十七岁。
苏轼到后不久，东园主人范镇忽有嵩洛之游，苏轼作诗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句，盖从前新政派逼迫范镇退休，王安石又剥夺一切应与的恩礼，苏轼心颇不平，此时才敢一吐。
范镇行前，设宴东园道别，似有不少叮咛，所以苏轼作《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的话，其间蛛丝马迹，都可看出他们三人正在进行一个计划，蜀公此行就是为鼓励那位在洛阳闭户纂书的司马光，出山来匡救时弊，抚慰苍生。
这些元老们，虽然身在江湖，心当仍存社稷，今则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关切。范镇与司马光交谊非常深切，在朝时议论如出一口，司马光信为笃诚君子，所以，要说动君实出山，范镇是第一人选。
范镇到洛阳后与司马光的讨论如何，虽不清楚，但司马光曾自洛阳贻书吴充，书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瘤疾矣。
司马此函，与苏辙上神宗皇帝书里的建议，如出一辙。
当此“曙光一现”的转变期中，苏轼回到别已七年的京城，心里却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检点变法之初，在京时所作言论，大都出于狂热的意气，缺乏冷静思考，也有很多不尽合理之处，至安石已去，反而觉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勇者，痛自检点，颇有悔意。
宋至熙宁年间，国家处境，非有一番彻底变革，无以救危图存。荆公变法，原是适应时势要求的产物，并世诸贤，亦莫不抱有求新求变的意图，即使苏轼，努力揭发陈弊，亦未始不是力主变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见，也有与荆公不谋而合之处。如朱熹论曰：
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 1
朱熹论苏，不免门户之见，并不公平，如苏轼评骚新法，早在变法之初，岂是看他狼狈，才落井下石的。不过争论当时，出言落笔，太过意气用事，却是事实。苏轼今自回顾，当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么偏执，依神宗目前之能从善如流，情形绝不会如现在这样糟糕。这次离京后，在与老友滕达道（元发）书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欧阳修次子欧阳奕来访，亦曾劝他。
奕字仲纯，时官光禄寺丞，听说苏轼住在东园，他就襆被来访，对床夜话，直到天光大白。他们有说不尽的话题，谋道忧时，无所不谈，而仲纯所关切的，是政治场中，人情险恶，劝苏轼必须保身远祸。苏轼十分感动，他说：“仲纯说这话时，那副恳挚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样。”
二苏住在东园，等待主人归来，这期间，苏轼忙于为长子完婚，为次子医病。
苏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后来虽然会走，但身子依然单薄，常常生病。苏辙少时也是一样，夏则病脾，食欲不振，秋则病肺，畏寒，后在陈州做学官时，得道士李若之传授服气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药自愈。苏轼认为学道养气，至足有余者，便能以气与人，气足，即百病不侵。其时，李道士适在京师，就将他请来，与苏迨对面坐了，为他“布气”。苏迨觉得脐腹间如被初日所照，温暖舒服，以后，他果然日渐健壮起来了。
苏轼忽接驸马都尉王诜折柬邀约，定期于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见。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开国元勋王全斌的后裔，尚英宗之女贤惠公主，而公主与今上神宗，是出于宣仁高后的同胞兄妹，他是金枝玉叶的皇亲国戚。
王诜是当代山水画的名家，继承李营丘（成）后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师，他与苏轼在绘画艺术上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节，苏轼应约前往，只见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骏马，排列成行，仆从无数，往来祗应，行帐间香雾蒙蒙，一派豪华气象。
晋卿设酒待客，带来六七个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个个长得像画中美人一样艳丽，苏轼觉得周昉 2 画的美人还嫌太肥一点，而眼前这几个侍姬，却都娇小玲珑，光彩照人，苏轼自认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的绝色。酒过三巡，管弦随作，清歌曼度，如闻仙乐。
两年后，苏轼还怀念此日的北城之游，走笔为诗寄晋卿云：
北城寒食烟火微，落花蝴蝶作团飞。
王孙出游乐忘归，门前骢马紫金𩉜。
吹笙帐底烟霏霏，行人举头谁敢睎。
扣门狂客君不麾，更遣倾城出翠帷。
书生老眼省见稀，画图但觉周昉肥。
…………
酒酣，倩奴求轼作曲，便为当筵歌唱，苏轼作《洞仙歌》一首、《喜长春》一首与之。但今存元本、毛本《东坡乐府》，皆无此二词，疑《喜长春》即是《𣨼人娇》的别名。《𣨼人娇》题作《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
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
蜜意难传，羞容易变。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
苏轼自认穷书生少见多怪，要如贵族们司空见惯，任她国色天香，也不会神魂颠倒。
翌日，王诜送来韩幹画马十二匹，共六轴，求轼题跋。苏轼论马（画）之作甚多，他总坚持一个信念，“生命，只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养尊处优的厩马，金羁玉勒，尽失本性，养得太肥了，就显不出马的俊骨来。韩幹这幅牧马图上，十二匹马，在平沙细草上，争先恐后地争驰，才有人马相得之趣。诗略曰：
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
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
金羁玉勒绣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
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
王良挟策飞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辕。
“何必俯首服短辕”，苏轼哀马，亦所以自哀。
范镇去洛阳打了一个来回，费时不过一月，可谓来去匆匆，然而他们三人的想望，都落了空。
吴充拜相之初，曾请朝廷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而帝不答，神宗不认为习故安常的老臣，能够匡救时艰。司马光贻书吴充，所说各点，吴充亦不能用，盖皇上用兵复耻之念未息，而用兵需财，凡是含有财政目的的新法，也就不能停罢。
东园主人一回来，二苏立刻告辞，他们在京逗留已经过久，苏轼要赶往徐州到任。范镇从洛阳带来司马光写寄苏轼的《题超然台诗》，苏也不及作复，到徐州后才写《与司马温公书》曰：
春末，景仁丈自洛还，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寻以出京无暇，比到官，随分纷冗，久稽裁谢，悚怍无已。某强颜苟禄忝窃，所愧于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为国自重，谨启。
五月初，司马光又将所作《独乐园记》写寄徐州，苏轼报书曰：
某再启：《超然》之作，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奖与则过矣。久不见公新文，忽领《独乐园记》，诵味不已，辄不自揆，作一诗，聊发一笑耳。
彭城（徐州）嘉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但朋友阔绝，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司马温公洛阳所筑独乐园，规模不大，难与洛阳其他名园相比，只在尊贤坊国子监旁，买了一块二十亩大的土地，辟以为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说：“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弄水种竹轩尤小。公自撰《独乐园记》，略云：中有堂，曰读书堂，堂北为沼，沼上有庐曰钓鱼庵，沼北曰种竹斋，沼东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栏北曰浇花亭，又于园中筑台作屋，曰见山台，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所以，苏轼作诗，题曰《司马君实独乐园》，意不在园，而以霖雨苍生，寄望温公。诗曰：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
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
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
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司马温公退居洛阳，“绝口不言事”（王称《东都事略》）；而东坡诗言其“年来效喑哑”，可见温公之老练与东坡之天真。
二 谏用兵书
熙宁中，张方平以宣徽北院使召京陛见，其时群臣殿议，都说：“天子以修贡为辱，岂能永远岁输大量币帛与辽夏，而凋丧国力。陛下神武，可以一战而胜。”方平知道这班官僚，只会迎合皇上用兵的意愿，而不顾国家安危，实在按捺不住，进曰：“陛下谓宋与契丹战，凡几战，胜负若何？”
西府八公，一时间都回答不出来。神宗回头问方平，方平说：“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太原之战这一次胜利而已，陛下视和与战孰便？”
神宗与盈廷朝士，霎时间被说得喑默无言。
但是，神宗此志不移，熙宁三年（1070），已接受了建昌军司理王韶所上的平戎策。王韶建议：“西夏可取，不过欲取西夏，当先收复河湟；而收复河湟，又必先招抚诏边各色种族，孤立夏人。”王安石对于此策，大为赞许，神宗就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经略，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招抚洮河诸部落。
五年八月，王韶引兵进击吐番，大胜，置熙河路，继谋进取河州、洮州和岷州。不料此后战事，就像捉迷藏一样，在这三州之间打转，旋得旋失，并无收获。
熙宁九年（1076），西夏骁将青宜结鬼章又聚兵洮、岷二州，胁迫已经归附宋朝的羌人，结合一起，将谋大举，情势可虑。十二月，神宗派遣内侍押班李宪，乘驿往秦凤洮河，措置边事，下诏沿边诸将，皆须服从李宪的节制。言官以为用宦官领兵挂帅，后患甚大，竭力反对，帝皆不听。
就在此后不久，熙宁十年的四月，苏氏兄弟，行过南都，来谒方平。
其后，张方平刚奉旨任为宣徽南院使（即南京留守），兼判应天府。苏辙尚无出处，在京时，虽得人荐举，改官著作郎，但无实职，尚在候补中。方平一见大喜，就辟举苏辙为签书应天府判官。
方平深恨朝臣以逢迎为能，边将启衅为功，大家儿戏国家命运，务虚名而忽实祸，这情形实在十分危险。他们三个局外忧时的人，反复讨论，认为佳兵不祥，自古以来，因为人主好战，致令国家灭亡者，指不胜屈，假使听任这年轻的皇帝这样做下去，将来如何得了。
当此时也，神宗临御已久，群臣畏其威严，即使有见识的也不敢规劝，方平慨然道：“总得有人肯说逆耳之言，我已七十一岁，老且将死，祸福在所不计。死后，见先帝于地下，也有话说。”
就此决定，由张方平出面，苏轼主稿，撰《谏用兵书》，略曰：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中间说到，历史上好动干戈的人主，因兵败而亡国的，固不必说。即使每战必胜，如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虽然扩大了版图，但是兵连祸结，国力凋残，战争所导致的后果，也都历历可数。
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僚，窥见此指，多言用兵。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师徒丧败，财用耗屈。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
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横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他说：战胜之后，皇帝只见奏凯朝贺，远方人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目盲臂折的惨状，陛下必不得见，孤儿寡妇的哭声，陛下必不得闻。……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内府储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上供殆尽，公私交困，无以善后。
结尾说：
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这篇犯颜极谏的大文字，奏上之后，立即传布宇内，万人争诵。据说神宗读后，亦极感动，但也并不因此就改变他的决策。至永乐兵败后，果然“哀痛悔恨”时，即使念及此文，亦已无可挽回了。
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达徐州，进谢上表。
徐州城东，有条泗水，今呼为清河，出城二里，有百步洪。这段水中，如有石块随水下奔，乱石激流，白浪迅飞，过此则又恢复平静，澄碧可爱，为徐州一大名胜。
苏轼第一次与老弟和朋友颜复同游，出城沿着河边漫步，觉得这条河岸边极适于筑亭种柳，跃马于河滨柳荫下，应是一桩非常快意的事情。但他立即转念，这种少年时代的狂兴，已经不该有了，日夜都望还乡，怎么又想在徐州筑室种柳，矛盾得自个儿想笑。
苏辙须赴南京新任，住不了几日，而苏轼下车伊始，公事繁忙，又不能陪他，心里很难过。心想只要能退休，这种烦恼就都没有了，退休也应该不是难事，朝廷里人才济济，绝不缺少我们兄弟两个：
君虽为我此迟留，别后凄凉我已忧。
不见便同千里远，退归终作十年游。
恨无扬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
闻道鹓鸿满台阁，网罗应不到沙鸥。
七月，已是早秋时节，一个风雨之夜，兄弟二人同宿逍遥堂，苏辙想起在怀远驿准备应试时的旧事，回头一看忽已过去十六七年了，至今四顾苍茫，还是一事无成，禁不住也有漂泊无归的感怆，作《逍遥堂会宿二首》，诗前有引言曰：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苏辙为人，心不异口，口不异心，是个朴实厚重的君子，凡事随遇而安，不大自寻烦恼，这次却是例外，所作二诗，流露了无限的凄凉。如曰：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冷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苏轼读了这两首诗，心里很是难过，想对老弟解慰一番，他说：“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因和其诗（录一）曰：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
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
怀远驿读书当时，兄弟都还是二十出头的惨绿少年，如今则皆步入中年，历经忧患，鬓发早都白了。
坚留老弟在徐州同度中秋，苏轼特地邀了许多朋友，设乐置酒，同游吕梁和百步洪，以当送别。苏辙作《水调歌头》词：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夜已很深，兄弟二人兀是同坐观月，不愿就寝，苏轼作《阳关词》送别：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游宦生涯，真是萍踪浪迹，漂浮无定，明年今日，连自己将到哪里去都不知道，遑论兄弟对床的旧梦。
八月十六日，苏辙买舟别去，赴南京留守签判任。
苏轼送弟归来，逍遥堂里突然变得空洞可怖，进门就吃了一惊。老弟一向沉默寡言，不见面时，总只担心坦率的老兄，说话不小心会惹祸；得在一起，他也不大说话，但是，即使相对无言，也令人心里有种踏实满足的感觉。
苏辙有六个女儿，三个儿子，幸亏夫人贤慧，荆布裙钗，藜藿自甘。开不出伙时，苏辙还能倒头大睡。苏轼赞叹道：一个人能够这样过日子，“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
不过，南都是个潜龙卧虎的大都会，人事之争，一定很激烈，要他闭阁静坐，装聋作哑。老弟在身边时，这些话，都顾不得说，人走了，却又心潮起伏，拉拉杂杂想起一大堆叮咛，作《初别子由》诗，寄往南都。
徐州在往古，即为九州之一，包括现在江苏省之西北部，山东省的南部以及安徽省的东北部。自汉以来，虽治所屡迁，疆土日狭，但上则控制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下则贯穿淮泗之水，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就是由于地位居此冲要，所以这地方，经常遭受战争的祸害，民生非常困苦。
徐州出产花岗石和铁，冶金技术已很发达，徐州打造的刀剑，闻名全国。冶铁需要强大的火力，而“彭城旧无石炭”，烧木炭炼铁，常苦火力不足。苏轼听说徐州地下蕴藏石炭，就开始遣人各处勘寻，于元丰元年十二月访获煤矿于徐州西南白土镇之北，从此有铁有煤，打造出来的兵器，犀利更胜往常，苏轼作《石炭》诗曰：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
煤的火力当然非木炭可比，苏轼高兴得预期道：“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徐州为京东屏障，自古为用武之地，民风非常强悍，盗贼纵横。距州七十里的利国监，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当地三十六个冶场，是生产兵器的地方，而驻军微薄，万一发生盗警，吏兵弃地而逃，则强盗既得财帛，足以啸召无赖，壮大人力，更有精良的兵器，不啻如虎添翼。苏轼心所谓危，一面状奏朝廷，请求开放利国监铁团冶户组团自卫的禁令，并请命令南京新招骑射指挥，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以充实地方的军力。又说，京东恶盗，多出于逃兵，所以政府若能加恤部送配军的军士，使不逃亡，便可清盗源而肃军政。拜发奏疏后，终不获得朝廷的重视，苏轼认为事须当为，应有勇气担待，即下令三十六冶，每户点集冶夫数十人，各人配给刀枪，组成自卫队，练习枪刃，统于官署，每月两衙于知监庭前，以示有备，使悍盗猾贼，不敢轻起觊觎之心。权力有限的知州，能做的只有如此。
苏轼又尝关怀到在狱中患病的囚犯常因不得医治而死，觉得非常不忍。上医疗病囚状，请求军巡院及各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生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生一名，专责医疗病囚，任期以一年为限。
医疗经费各按州县囚犯人数，专立佣钱，可从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中拨充。治疗病囚每十人中死一人者为上等，死二人者为中等，失三者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等。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等科罪，自杖六十至杖百止。
苏轼说，如此则人人用心，治囚病如疗其家人，全活者不可胜数。但他这个建议，依然不被政府重视。
三 徐州大水
苏轼到任不过两个半月，忽传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口于澶州之曹村。澶州地在河南濮阳市西，距离黄河只有三十五里，决口之水，一泻千里，流入山东巨野，首灌东平。
黄河决口，大水奔腾而至，一倏时可以吞没整个城市。这个巨大的灾变，其恐怖的程度，与无法抗御的强势，宛如末日到临人世。水至东平，当地的吏民群情惶急，不知怎么办好。幸有一个叫应言的僧人，建议凿开清冷口，引导大水流入已废的旧河道，使由东北入海。
官吏们还不立刻相信他的建议，应言竭力申述有效，他所说黄河决水的情形，也非常明白，姑且照他的建议做了。这浩瀚东来的大水，果然有了去处，东平赖以无事。
河决澶州，历时月余，汴河还一直保持着秋季干旱的常态，所以大家都没想到水会涨到徐州来。不料八月间梁山忽然泛滥起来，二十一日南清河水暴涨，时又大雨，水急涨到徐州城下，“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情势非常可怕。
徐州城南，两山环绕，又有吕梁和百步洪抵挡于下，所以水就汇集在东、西、北三面，触山而上，满眼是一片汪洋，大水无处宣泄，便一直往上高涨，俯视城下，忽尔就比城中平地，涨出一丈九寸的大水，水漫城壁，若是城墙一倒，则整个徐州城就淹在水底了。
情势这样危急，城中富民争出避难，苏轼当机立断曰：“富有者都出城，民心立刻动摇，我跟谁来守这个城？有我在，决不任水败城！”下令劝阻逃离的富户，回到城里来。苏轼穿上雨靴，带了手杖，亲入武卫营，对该营的首领说：“河将坏城，事情已很急迫，你们虽是禁军，也应该帮我们出一份力量。”
那首领慨然道：“太守也不避水，这正是我们效命之秋。”
苏轼立刻到队伍里去，派出奉化、牢城的兵卒，短衣赤脚，各持畚锸之类的工具，会合民夫，一同抢救。
徐州父老说：“天禧年间，徐州曾筑两条防水的堤岸：一条从小市门外沿城壕而南，接到戏马台的山麓；一条自新墙门外，沿濠西折，接到城下南京门之北，防水有效。”苏轼认为父老们的经验可贵，事实上也只有抢建防水堤，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苏轼便紧急征召民夫五千余人，会同武卫军的兵丁，日夜不停地赶工，从戏马台起，至城而止，筑造一道长堤，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两丈。几百艘的公私船只，因有风浪，本不能行，下令集中系缆城下，以减轻冲击城壁的水力。
至九月二十一日，测量水高已达两丈八尺九寸，幸而堤工已成，水自东南隅来，都被这道长堤挡住了，害不及城，民心始定。但是大雨还是日夜不停地下，河水之势更强，城墙不浸水者，只剩三版。
苏轼自堤工开始，日夜在城上巡视，随时派遣官吏，分头堵守，夜晚他就宿在城上，并不回家。
这次大水，经历七十余日，至十月初五，水才渐见消退。十三日澶州发生一场大风，吹啸整日，风止，黄河一支流却已复入故道，水患就此得止。苏轼高兴极了，写了《河复》一诗，叙曰：“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庥，盖守土者之志也。”
有人建议，可在荆山下筑沟容水，苏轼便与同僚二人前往实地勘察，发觉这个地方全是乱石，无法施工而罢。苏轼认为在城外加造外小城，创建石堤，确有御水之功。议定，就上奏朝廷，请准兴建，并乞于十二月内下旨。
但至明年（元丰元年）正月，尚无消息，苏轼猜想也许因为经费太大之故，所以再紧缩预算，请求改筑“木岸”，同时致函时任国史院编修官的刘攽，托他就近协力通过这项计划，书曰：
某曾擘划作石岸，于十月内申诏使，仍乞于十二月已前画旨。今已涉春，杳未闻耗。又闻有旨下淮南、京东，起夫往澶州，其势必无邻郡人夫可以见及，以此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
今相度作木岸，工费仅减一半，用夫六千七百余人，粮四千三百余石，钱一万四千余贯，虽非经久必安之策，亦足支持岁月。若此策又不行，则吾州之忧，未可量矣。今寄奏检一本，奉呈告贡父力言之，此事决不可缓，若下所属相度，往返取旨，则无及矣。某岂晓土功水利者乎？职事所迫，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鳖也。
元丰元年（1078）二月初四，皇帝降敕奖谕，敕曰：
敕苏轼：
省京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奏：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
河之为中国患久矣，乃者堤溃东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屡以言，朕甚嘉之。
同时诏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犒奖夫役四千零二十三人。
又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准予募夫三千零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建木岸四条，大坑十五处，尽加堵塞。
工程中，发现子城的东门，当水之冲，而府库即在是处，地甚狭窄，不能作城。苏轼就将城门扩大，护以砖石，城门上建一大楼。
徐州府廨内，旧有一座厅堂，俗传是项籍所造，称“霸王厅”，没有人敢去里面坐，据说谁敢冒犯使用，必有祸害，所以久成废置。苏轼恶其淫名非实，下令将这霸王厅一举拆毁，拆下来的材料，用在东门上建造大楼。这件事，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率领健仆，拆毁茅将军庙的故事，到底是苏序的孙儿，有他一样豪迈而正直的勇气。
东门上新建大楼，垩以黄土，名之曰“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之意。
苏轼将这次抢救水灾的经过，记其大略为《奖谕敕记》，连同皇上诏书，刻石志于黄楼，其详细情形，别卷藏于有司，谓之《熙宁防河录》，备为后人参考。
四 秦七黄九
李常齐州任满，徙官淮南西路提点刑狱，趁这机会，于元丰元年三月寒食节，从济南到徐州来访。至则苏轼还在城外督工，公择作三绝句派人招他回家。苏轼急急慌慌赶来，身上还穿着布衫，满身尘土，执手相见，分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风尘仆仆的远客。
李常是个非常严肃的学者，但却好酒又好伎乐，苏轼要一洗书生酸气，设非常豪华的寒食宴，召伶演剧，亲撰“宴提刑学士致语”来欢迎这位老友。苏轼座上作诗自谓“醉吟不耐攲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结习渐消留不住，却须还与散花天”。一日，听说李常在傅国博家大醉，因为傅家声伎出众，公择抵挡不住红袖劝酒的殷勤。苏轼笑他说：“不肯惺惺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紫云有语君知否，莫唤分司御史来。”
李常将去，苏轼送他笋和芍药花，作《送李公择》诗，深感故人虽多，而出处不尽相同，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有数得出的几个，而又天各一方，“有如长庚月，到晓烂不收”。十日欢聚，每天都聊到深夜，侍仆们瞌睡得倒下来了，他们还在痛饮高谈不倦。
李常去后不久，就有两位与公择有关的杰出后辈，到苏轼门下来投贽请益，一是秦观，一是黄庭坚。
当时，苏轼文名满天下，欧阳文忠既逝，学者间几已公认苏轼传承了宗师的地位，士人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仰赞。
秦观，初字太虚，后改少游，扬州高邮人。生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时年三十，不得意于场屋，尚未得解。是时，他将赴京应举，途遇李常，公择便为他作书介绍，往见苏轼，秦观投诗为贽：
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
故人（李常）持节过乡县，教以东来偿所愿。
天上麒麟昔漫闻，河东鸑鷟今才见。
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
苏轼先在济南李常座上，已经看过秦观的文字，称赞他的文章，有珠圆玉润之美。如今看到他这个人，外表虽然不修边幅，而为人方正不苟，风神倜傥，语言婉转，印象很好。
不过，那个时代，读书人只有科举一条出路，无论如何必须先通过这段狭窄的瓶颈，否则就一辈子陷于泥涂了，所以苏轼当时最大的关切，是他的考试，赠诗说：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无忧。
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翘关负重君无力，十年不入纷华域。
故人坐上见君文，谓是古人吁莫测。
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
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
谁谓他乡各异县，天遣君来破吾愿。
一闻君语识君心，短李（常）髯孙（觉）眼中见。
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鸣惊倒人。
纵横所值无不可，知君不怕新书新。
千金敝帚那堪换，我亦淹留岂长算。
山中既未决同归，我聊尔耳君其漫。
所谓“不怕新书”，是指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当时考试的国定标准本。
秦观也因考期迫近，不能久留，苏轼约他考后再来徐州。是年重九，黄楼落成，秦观写了一篇《黄楼赋》来，苏轼作诗为谢，称其清新婉丽，有屈宋之才，如南山之石一样清润柔滑，又如摹刻朱蜡，细腻得不失毫末。
不料榜发，秦观又再落第，百无聊赖，径回高邮去了，苏轼大为不平，愤然道：“回看世上无伯乐，却道盐车胜月题。”
不久，接到黄庭坚从北京（今河北大名）寄来《古风二首》，道其倾慕。
黄庭坚，字鲁直，晚号山谷道人，原籍浙江金华，上溯五代的先祖宦游分宁（今江西修水），子孙就落籍于此。庭坚生于庆历五年（1045），时年三十四岁，比苏轼只小九岁。
庭坚的父亲黄庶，庆历朝的进士，诗学韩愈，在康州（今广东德庆）任上逝世时，庭坚还只十四岁。家贫，他曾开个草药铺来维持生活。稍长，从母舅李常为学，尽读李常的藏书，初娶谢师厚的女儿为室。黄庶和谢师厚的诗，皆宗老杜，庭坚得其传承，学杜为主，兼得韩愈和孟郊的长处。
苏轼是从孙觉那儿，初知世有庭坚其人，孙觉是庭坚继室的父亲。后来又经李常推荐，在他那里读过庭坚更多的诗文旧稿，对他印象很深，只因山河暌隔，无缘识面。这次也许仍是舅父李公择的鼓励，庭坚遵后辈礼，投诗请益。诗是《古风二首》，兹录其一：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
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
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
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
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
终然不可口，掷弃官道傍。
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庭坚此诗，托物引喻，认为像苏轼这样冰雪高超的人，应是国家宰辅的人选，现在却被羼于众人之中，但是，士人立身，自有根本，即使终被捐弃，而风骨仍在。第二首诗则以小草欲依青松为喻，他很坦诚地表白：“小大才则殊，气味固相似。”
苏轼也和作两首回赠，诗说现在是嘉谷倒卧风雨中，而稂莠登场的时代，但是宇宙运行不息，才德君子总有出头的一天，希望他是三千岁一结实的蟠桃，苏轼自喻是全生路旁的苦李，“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除报诗外，苏轼更有一函给庭坚，书云：
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座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
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
《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聊复次韵，以为一笑。
其时，苏轼之访识人才，也确是声应气求，以交朋友的态度为主，如答黄庭坚和其密州旧作诗，说：
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
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
阴求我辈人，规作林泉伴。
宁当待垂老，仓卒收一旦。
苏轼在徐州所赏识的青年朋友，还有王迥、王适兄弟。王迥，字子高，有个神秘的传说，说他曾有与仙女周瑶英同游芙蓉城的艳遇，故事情节完全与唐人传奇相似。苏轼好奇，一见就问他果有此事否，子高娓娓陈述经过，苏轼为作《芙蓉城》长诗。其弟王适，字子立，为徐州的州学生，贤而有文，朴实厚重，喜怒不见辞色，与苏辙很相像。苏轼就看中他这一点，后来出面介绍，将苏辙的一个女儿嫁给了他。
这王氏兄弟，从此就被苏轼照顾，住在官舍里。明年二月，苏轼有个同乡张师厚赴京赶考，顺道先过徐州来谒，其时庭中杏花盛开，月下置酒共饮，二王在花间吹洞箫助兴，苏轼作《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诗：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
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苏轼与三个青年后辈，饮酒花下，其乐融融，何以忽然会有最后这两句诗语，当时不大容易索解。但是后来，距此不过四个多月，就发生乌台诗狱这场横祸，“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莫非这就是所谓“诗谶”？
五 黄楼之会
黄楼将成，苏轼原想将起建黄楼的始末，自撰一篇记文，后来看到苏辙撰寄的《黄楼赋》，已尽其大略，就不再写，决定亲自书写此赋刻石，弟作兄书，亦是很好的纪念。
苏轼写此碑时，官伎马盼盼侍侧。盼甚慧丽，为苏轼所钟爱，她平常学苏的书法，颇能得其仿佛，她在一旁看着苏轼落笔挥毫，颇有会心的样子。苏轼书写中间，有事走开，盼盼一时兴起，就代他接下去写了“山川开合”四字，苏轼回来看了，哈哈大笑，替她略为润色，不再更写，所以后来流传的《黄楼赋》碑帖中，“山川开合”这四个字是马盼盼写的。 3
党祸发生时，诏毁天下苏轼碑文，当时的郡守，不忍下手破坏，将这碑石沉入城濠水底，易楼名为“观风”，报销公事。到了宣和末年，这个禁令已经渐渐松弛，而豪门富户，不惜千金，争购苏轼墨迹，即使碑石拓片，也很卖钱。不过碑石尚存者，拓取无穷，价总不高。时有苗仲先者，为徐州太守，他派人将这《黄楼赋》碑石从水底捞了起来，雇工日夜拓印，既得拓片数千本，忽然一本正经地对僚属道：“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命捶碎。人们知道此石已毁，则拓本的价格就扶摇直上了。仲先任满回京，将这批墨拓以高价卖出，发了财。 4
黄楼于元丰元年（1078）八月十一日草成，这几日，苏家接连有两桩喜事：十一日苏辙嫁女与文同的次子文逸民，苏轼派长子迈前往帮忙，而十二日，他的长孙箪出生，苏轼《与李公择书》曰：
某辄有一孙，体甚硕重，决可以扶犁荷锄，想公亦为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
迈往南京，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与文与可子，呼去干事。
客中又逢中秋，就更怀念离去的亲人。想起最近这六年来，只有去年中秋，得与老弟会合于此，其余五年，都分在两地别离之中，作《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中说：“六年逢此月，五年照离别。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何况今年中秋，苏轼身体又不好，患病咳嗽，诗说：“殷勤去年月，潋滟古城东。憔悴去年人，卧病破窗中。……白露入肺肝，夜吟如秋虫。坐令太白豪，化为东野穷。”他再细数去年今日一同饮酒赏月的朋友，现在都已散如浮萍，仰头看月，月光如水一样清寒，穿越房栊，抚枕叹息，心里非常寂寞。
约了好友王巩（定国）于今年重九到徐州来晤，苏轼一直盼望他来，作诗催他道：“我虽作郡古云乐，山川信美非吾庐。愿君不废重九约，念此衰冷勤呵嘘。”
王巩，字定国，名相王旦的孙子。他的父亲王素知成都时，曾将这个儿子托付苏轼，教导他做学问，后来他又做了乐全老人张方平的女婿，两人的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
定国为人，好为夸诞的议论，不脱贵介公子的习气。在两三年前赵世居谋为不轨的政治案子里，王巩牵涉在内，被追两官、勒停（降官两级，勒令停职）。苏轼非常记挂这个失意的朋友，一再托人邀他到徐州一游，散散心。定国情绪不好，去年没有来成，今年则约在重九，会于黄楼。
王巩将来，先有诗至。他故意刁难苏轼，声言向来不饮外酒，并且自称“恶客”。苏轼答他道：你既不饮外酒，不妨自载家酿来，“子有千瓶酒，我有万株菊”。随便你高兴要插多少就插多少，菊花的重量会压断你的车轴——他们开着这样的玩笑。
苏轼尽量要使定国高兴，定国果然带了家酿美酒。主人却怪他为何不带侍妾同来，诗曰：“但恨不携桃叶女，尚能来趁菊花时。”
重阳节那一天，苏太守在新落成的黄楼上举行盛大酒会，当然以远来的王巩为主宾。是日，宾客杂沓，红粉成行，衣香鬓影之间，笙歌不绝，笑语声喧，苏轼非常高兴，定国兴致更好，闹酒不休，苏轼喝得酩酊大醉，说他酒已满至脐下，次王巩韵作诗曰：
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从事（酒）到青州（脐）。
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
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定国文思敏捷，任何题材皆可入诗，苏轼称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这次到徐州来，留住不过十日，往返之间，成诗几达百篇，可以算得是个多产作家了。
苏轼不一定有时间可以陪客游山玩水，就请颜复自代，看他们一瘦一胖，泛舟河上，觉得非常有趣。王巩是个颜面丰润，身材短小，体形清癯的诗人 5 ，而颜复则是个腰腹便便的大胖子，载酒船中，仍有红袖侍饮，不禁使苏轼追怀起昔日西湖旧游来，《次韵王巩颜复同泛舟》诗说：
沈郎清瘦不胜衣，边老便便带十围。
躞蹀身轻山上走，欢呼船重醉中归。
舞腰似雪金钗落，谈辩如云玉麈挥。
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
又一日，定国和颜复带了马盼盼、张英英和卿卿三位丽人，棹一小船，往游泗水，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玩到夜分才乘月而归。这一日，苏轼还是不能同游，置酒黄楼，等他们回来。他穿了一件羽衣（仿古人以鸟羽为衣，满足神仙飞翔的幻想），伫立在黄楼上，遥望一舟容与，冉冉而来，月照水上，而笛声响彻山谷，舟行渐近，隐隐可见各拥丽人，相视而笑，苏轼欣然道：“自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事，已三百余年矣。”
按《新唐书·李白传》：“白浮游四方，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矶至金陵，着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轼言当即指此。
苏轼后来回忆此日情事，作《百步洪二首》之一，寄王巩云：“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舆欲语防飞梭。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摩。……不知诗中道何语，但觉两颊生微涡。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织女初斜河。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酒器）。……”
终于找到一天空闲，苏轼陪王巩同登城东云龙山之黄茅冈，从游者还有颜复和云龙山的道士张天骥，玩得非常痛快，《登云龙山》诗：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
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王巩因家中有事，不能久留，苏轼很感激他不远千里地跑来访晤。可惜定国此行，似乎有所钟情，却未成功，苏轼觉得很是遗憾，《次韵王巩留别》有句曰：“蛾眉亦可怜，无奈思饼师。无人伴客寝，惟有支床龟。”
六 诗僧参寥
王巩既去，於潜诗僧参寥，又自杭州来谒。
苏轼在杭三年，数往於潜，游径山诸寺，从未言及参寥，当时似尚未能相识，参寥与秦观交好，这次，似为秦所引见。
参寥曾有《临平道中》一首，苏轼十分欣赏，诗为：
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
二人一见如故，馆于虚白堂，苏轼次韵僧潜见赠诗，对他高洁的风标，非常倾倒，如言：
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
独依古寺种秋菊，要伴骚人餐落英。
…………
云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剪儿童惊。
公侯欲识不可得，故知倚市无倾城。
参寥，原名昙潜，苏轼为改道潜，字参寥，浙江於潜浮溪村人。俗家姓何，幼不茹荤，父母听其出家，以童子诵《法华经》，度为比丘，受具足戒，于内外典无所不窥，能文章，尤喜为诗。既为苏轼之客，每于座上赋诗，援笔立就，一座嗟服。
一日，苏轼宴郡僚，酒罢，他对座客道：“参寥虽不与此集，但不可不给他一点麻烦。”遂与众客同往虚白堂去看他，红妆多人，簇拥甚至。苏轼叫马盼盼持纸笔向他索诗，参寥笑作一绝句：
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苏轼大讶道：“我亦尝见柳絮落泥中，心想可以入诗，偶未收拾，乃为此老所先，可惜，可惜。” 6
参寥虽然自幼出家，但性情偏执尚气，多与人迕，看不顺眼时，常常面折人过，给人难堪。他哥哥的儿子，不大长进，参寥嫉视如仇，许多人对他不大谅解。 7
参寥诗最大的长处，一点不带僧诗常有的“蔬笋气”，但有时候，却就不免犯起“绮语戒”来，如：
去岁东风上苑行，烂窥红紫厌平生。
如今眼底无姚魏，浪蕊浮花懒问名。
士论以为参寥好作诗，是其一病，而好骂人，尤不应该，但是苏轼为他辩道：“参寥是性情中人，骂人并无心机，如虚舟触物，未尝真怒。”
苏轼与参寥坐在虚白堂里闲话，有人送活鱼来，苏轼不喜杀生，就命人放到百步洪去，参寥赋《放鱼》诗：
嘉鱼满盘初出水，尚有青萍点红尾。
银鳃戢戢畏烹煎，崛强有时俄自起。
彼客殷勤赠使君，愿向中厨荐醪醴。
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终年食甘美。
传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边放清泚。
回首无欺子产淳，谩道悠然泳波底。
苏轼和作，从鱼想到水灾后老百姓的困苦，身为民牧，不觉额头上出汗，句有“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不料后来这也算是反对新法的证据。
王巩去已一月，苏轼怀念定国当日此游之乐，再与参寥放舟洪下，小舟一叶，投入南下的急流中，像飞梭一般擦过乱石，随流而下，疾如兔走，势若鹰落，如骏马下注千丈高坡，如断柱之箭离弦飞逝，苏轼说：“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如此险中得乐，虽然痛快，但他立刻联想到我们的生命，也像这百步洪的河水一样，不舍昼夜地流逝，这样虚浮的人生，又何必纷纷争夺。他指着岸边石上像蜂巢一样密密麻麻的篙眼，对参寥道：“人生千灾百劫，总要过去，只要此心无所执着，造物也奈何我们不了。”
十月将尽，参寥欲去，与苏轼散步园中，苏轼看到老楮树上生着黄耳蕈，觉得一向没有美味的素斋请他这位方外朋友，很是歉疚，这黄耳蕈本来甚合待客，只可惜参寥即将“萧然放箸东南去，又入春山笋蕨乡”。他将不在乎这点木耳了。
参寥和诗曰：
铃阁追随半月强，葵心菊脑厌甘凉。
身行异地老多病，路忆故山秋易荒。
西去想难陪蜀芋，南来应得共吴姜。
白云出处原无定，只恐从风入帝乡。
苏轼作诗送参寥行，照一般人的见解，以为诗人骋其忧愁不平之气，发而为诗，如上人者，求空寂灭，百念灰灭，颓然淡泊，该已失掉了发动诗意的气势，胡为乎作诗不倦？苏轼认为“不然”，诗与禅可以结为一体，演成妙谛。他说：
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
苏轼此一见解，扩大了诗学的领域，用禅的意境来丰富诗的内容，为一重大的创意。
得参寥为友，苏轼十分得意，书告文同说：“其诗句清绝，与林逋（和靖）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肃然。”后来与秦观书中也说：“参寥真可人，太虚所与之，不妄矣。”
十月十五之夜，苏轼梦登徐州名迹燕子楼。
唐徐州尚书张愔，有妾关盼盼，色艺冠绝于时，初纳时，设乐宴客，三日不绝，宠爱逾常。白居易为校书郎时，游淮泗间，曾经参与张尚书家宴，亲见盼盼，称她能歌善舞，丰姿娴雅，赠诗落句有“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语。
张愔逝世，盼盼感激深恩，誓不再嫁，还居徐州尚书旧第内之燕子楼，凡十余年。白居易非常称赏，作感旧游二绝句，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又作《感故张仆射诸伎》诗：“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闭门燕子楼中的关盼盼，读到白诗，知道他在讽刺自己，答诗曰：“自守空房恨敛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遂绝食而死。
苏轼梦登燕子楼后的次日，迷惘于这个凄艳的故事，亲自往寻其地，在园中徘徊甚久，作《永遇乐》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緌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苏轼说梦，常为有所避忌的托辞，如此词前半阕，固是凭吊燕子楼中的唐朝美人关盼盼，而后半阕则明白说出自己的心境，“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他虽不必如张愔那样做“空锁楼中燕”的傻事，但亦不能真个忘情，天涯倦客归去后，还希望有人能对黄楼夜景，为他一叹。苏轼胸中这一片缱绻柔情，恐怕只为怜取眼前的“新怨”马盼盼而发。
七 文同
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同（与可）殁于陈州。
苏轼在密州时，熙宁八年秋冬间，文同自京徙知洋州，即今汉中市洋县。文同将洋州园林池湖之胜，一一歌咏，得诗三十首，寄与苏轼，苏轼乃次韵唱和，恍若同游。文同是画竹名家，所以这三十个胜迹中，有竹者为多，如竹坞、霜筠亭、筼筜谷、此君庵等皆是。
文同在洋州，因论茶事，与提举、转运使意见不合，被迫罢任，次于陈州待命，非常贫困。上年正月，苏轼还写信去劝慰他，有道：
与可抱才不试，遁道弥久，尚未闻大用。公议不厌，计当在即。然廊庙间谁为恤公议者乎！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米珠薪桂）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
苏轼论文同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引为知己，尝曰：“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
文同在洋州，于筼筜谷上，筑一亭子，朝夕在亭中观赏漫谷的翠竹，所以虽是文人水墨作画，以抒写性灵为主，但却仍是非常认真地下过写实工夫，潜观默悟，“胸有成竹”，写出其潇洒的风貌。
苏轼亦好画竹，从凤翔开元寺王维的壁画得到启示，从文同的教导得到技法，《筼筜谷偃竹记》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
文同画竹，以淡墨为叶青，以深墨为叶面，此一技法，不但苏轼、米芾（初名黻，元祐六年改名芾，下文径称米芾），都遵为宗范，即使元代那么多的画竹名家，也都执此不变，称文湖州派，而文同则说：“吾墨竹一派在徐州。”固已心许苏轼得其真传，而苏轼也坦然道：“吾墨竹尽得与可法。”不过后代的画评家却说：“笔酣墨饱，飞舞跌宕，虽派出湖州（文同）而神韵魄力过之。”（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又有论两人画竹之不同者，如“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兴酣之作，如风雨骤至，笔歌墨舞，窃恐文与可不能及也”。（方薰《山静居画论》）此盖由于两人天生的性情不同，所表现于画面的精神，遂各有不同的境界。不过，文同筼筜谷上筑亭看竹，是实物写生，苏轼则独创新法，于月下取韵画竹，文同为之大惊。明清之际的画家恽南田在画跋中赞叹道：“盖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复过矣！”
文同画竹，初不自重，然而声名日盛，四方之人，捧了白绢登门求画者，户限为穿，与可应接不暇，厌烦极时，将素绢扔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士大夫间将这句话传说开来，引为口实。
与可致书苏轼说：“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书一诗，有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苏轼抓他毛病道：“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老实认错，复道：“吾言妄焉，世岂有万尺竹者。”哪知苏轼此时，却又说“有的”，答诗曰：
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
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得诗，大叹苏轼之辩，但他说：“如真有二百五十匹绢，我将买田归老，再也不在这里等派官了。”随将得意作双钩着色的《筼筜谷偃竹》一幅，寄赠苏轼。而苏轼也作了首《筼筜谷》回赠他：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文同得书时，正在晚餐。这一日，恰与他的夫人同游谷中，烧笋佐餐，发函读得上诗，竟被苏轼料到，失声大笑，喷饭满桌。
苏轼得“偃竹图”后，并不满足，还写信去向与可讹索，致书曰：
近屡于相识处，见与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说（题）字，说润笔，只到处作记作赞，备员火下，亦合剩得几纸。专令此人去请，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
宋以前绘画，没有题诗画上的风尚，有则始自文同。文同不但自己题诗，还常常留下空白，嘱求画者道：“勿使他人书字，须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
如为京师道师王执中画墨竹一幅，即是如此。艺术真赏不易，知音难得。
不料可以如此放诞笑乐的朋友，音容笑貌都在眼前，忽尔讣告一到，突然人天永隔了，叫人怎能相信这是事实？苏轼说他整整三日三夜，不能睡觉，只是默坐，后来实在倦极了，偶然睡去，也没有一次不是梦醒，醒来，枕席上皆是泪痕。他想：人生百年，总有死亡的一日，但有文传世为不朽，有子嗣后为不死，世上富贵寿考的人，未必能二者兼有，所以文同是不死不朽的，而文同曾说：“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那么，不死不朽，也都渺不足道了。
他们两人的情谊，不但是文学绘画等艺术上的知音，更重要的则是人格和为人风度的共鸣，如《祭文与可文》说：
……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呜呼哀哉，孰能纯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辞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
苏轼每一回想文同生平，常常心为不平，他是那么一个宽厚平和的人，却到处受人打击，遭人排挤，诗赋造诣那么高超，而世人短见，只看重他画的墨竹，生前被人嫌弃，百般委屈，死了，忽又人人惋惜起来。说到他自己，更是凄怆：“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遗文付来哲，后事待诸友。……”文同身后萧条，全家侨寓陈州，无力归丧还蜀，苏轼致函在舒州的李常，因他也是文同的生前好友。略曰：
与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寿，又哀其极贫，后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颇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贤而有文，久远却不复忧，惟目下不可不助他尔。
八 重游江南
元丰二年（1079）三月，朝廷告下：
“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
苏轼将行，徐州吏民依照俗例，举行一套“攀辕”挽留的表演，如将他座骑的鞭镫割破，发动一批老百姓来挡在马前，表示不肯让这位贤太守离去。也许有人会因此而沾沾自喜，苏轼则认为真是“儿戏”，自知无恩于民，老百姓涕从何来？大道旁的石人，看见过多少次太守的来来去去。
但是，父老们说：“前年，没有太守，我们都做了水里的鱼鳖了。”苏轼举鞭道谢，说：“正因为我命穷，到处都遭凶灾，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
苏轼有《别徐州》词，调寄《江城子》，语意十分萧索：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苏轼别去徐州，走马南都，往访弟苏辙。
在马上，想了许多要对老弟说的话：“前年到南都来时，麦老樱桃熟，今年重来，樱麦已半黄绿。岁月如旧，而人事则已几次反复，你那里已经换过三个太守，送往迎来，像车轮一般盘旋的生活，实在毫无意思。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还乡，我不知道，但我已经想好，决定住到眉山县南的石佛镇去，过田农生活，岂不很好。”
又是这番旧梦，说过无数遍了，依然是个梦想。
三月十日，抵南都，兄弟相晤，过乐全堂谒张方平。因病，在苏辙家住了半个月，二十四日离去，舟行至灵璧镇，徇张硕之请，为作《张氏园亭记》。
张氏历世显宦，造此园，费时五十余年，不但有花木池台之美，兼有畜牧、纺织之类的设备。大凡生事所需，百物咸备于一园之中，它不是一个普通但供游赏的花园。苏轼称羡张家先人治园之意，论曰：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如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
张氏为其子孙，筑室艺园，使其出可以仕，退可以隐，得从容进退，无适而不可之乐云云。
这是归乡无计的苏轼，触景所生的感慨与歆羡。他如要回眉山去，连住到哪里去，都还要大费一番周章，遑论生计所需的取给。所以他要赞佩张氏先人为子孙设计的周到，如此而已。
过扬州，老友鲜于子骏（侁）在做知州，设盛宴于平山堂，招待苏轼。平山堂是欧阳修知扬州时所修造的名建筑，苏轼身临其地，不免怀念先师，作《西江月》词：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这次宴会，湖州张大亨（嘉父）亦在座，僧德洪《石门题跋》记嘉父言：“东坡登平山堂，怀醉翁，作此词。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耳。”此是苏轼当年的丰采。
四月渡淮，至高邮，秦观、参寥俱在，就坐上苏轼的船，一路同行。过金山，遇大风，访宝觉禅师。至无锡，同游惠山，惠山的水有“天下第二泉”之誉，他们就在山上汲泉生火，煎茶共饮，苏轼有咏曰：“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
这几日相伴，苏轼益发觉得参寥这个人，坦率天真得可人。秦观发现苏轼已经有点重听，又以为他在装聋。苏轼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人生的贼病。现在一病先去，只怕此心未了，即使不见不闻，还是障碍。”
五年之前，在此一带，结伴同游的刁约（景纯）和张先（子野）两老，皆已先后物故，人琴俱亡，只剩得一抔黄土，空帏鹤唳而已。苏轼追怀昔游，无恨怅惘，都一一前去祭奠。
至秀州（今浙江嘉兴），往白牛村哭祭陈舜俞之殡。
仁宗一朝四十一年，中制科者仅十五人，苏氏兄弟亦在这十五人中，舜俞比他们早，且是那次科考中的第一名。苏轼在祭文中说：以令举学术的深厚，更得科甲的发扬，声名远播，天下莫不期之以大器；但是同辈中有不少人飞黄腾达的，他却一生困于仕途，不得大用。熙宁三年，他还不过是个山阴知县，为了拒绝施行青苗法，上疏抗论，被贬为监南康酒税，一斥再斥，终于放归田里，郁郁病死于白牛村。
苏轼想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令他十分惶惑。他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想来想去，不出三种情况：一是天所赋予令举的才能，只是一个无意中的偶然，所以并不安排他的用与不用；二是天确有意作成这个人才，而人事不足以辅成其大；三是天生斯才而人不用，所以天又夺回去了。苏轼惶然道：三者必居其一。否则，以令举之贤，何为不立？何又立而不得其用？
苏轼的惶惑，实是知识分子的穷途之恸；哭令举，亦苏轼之要搔首问天的自伤。所以陆放翁题跋说：
东坡前后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贤良陈公，辞指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其言天人予夺之际，虽若出愤激，然士抱奇材异识，沉压摈废，不得少出一二，则其肝心凝为金石，精气去为神明，亦乌足怪，彼愦愦者固不知也。绍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泽陆某谨书。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抵湖州任。
1 〔宋〕朱熹：《朱子语类》。
2 周昉：唐代仕女画名家，唐人以妇女丰肥为美，如杨贵妃即是。
3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5 本集：《王定国真赞》。